中西医思想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及启示

中西医思想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及启示

中西医思想之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一)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哲学以元素论和原子论为基础,追求的是通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实现对客体的不断认识,并最终对客体实现改造,以满足主体的要求。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当人体出现疾病时,医生以其为客体,在不断的实践中对其逐渐了解,并最终找出治疗的方法。所以,西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躯体有特定形态学表现的正常与异常状态,躯体形态组织的完整一致性是其追求的健康标准。中国哲学以元气论为核心,认为作为客体存在的“天”、“地”是作为主体的“人”产生的根源。《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由于人为天地所生,天地中有人类存在所需要的各种元素,所以,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够生存。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医追求的不是如何改造外部的客体,而是主体的行为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并最终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因此,中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完整的人”(与天、地合而为一)的正常与异常状态。由于中医有这一特点,所以不像西医那样追求的是治疗“已病之病”,因为只有当疾病出现时,西医才能找到需要改造的客体,而对于中医来说,只要主体的行为不符合自然的“道”,必然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所以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的观点。西方经济学与西医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追求在认知客体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保罗•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6]

在此定义中,客体是资源、商品及劳务,主体则是作为有自主思维的人。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不要过分追求改变自然,以希求自然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要努力适应自然的规律,这样人类的生存环境才能更加和谐。在医学中,中医的追求目标是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只有在违背自然规律的时候,人体才会出现西医所努力诊治的疾病;同样,如果人们不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出现自然界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情况,这时试图认识并改造自然资源的“经济学”便会出现。“事物是一分为二的”这一经典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体现。在对经济学的批判上,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对于资源的配置起到了优化作用,使得作为主体的人类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最大化只是以人类某一时段、某一群体而言的最大化。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某一部分利益的获得必然带来另一部分利益的损失。如果某一时段、某一群体利益的获得超过整个永续人类可以接受的最大利益,便可能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在西方经济学中,研究者认为,某一地区GDP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越高,同时人们就会感到越幸福。因此,GDP成为人类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201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在以GDP作为官员升迁重要评判标准的时代,中国地方政府出台了升级版的“四万亿”,旅游文化产业、海洋经济产业等以前鲜有问津的领域成为投资热点,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预示着我国的自然环境及海洋环境将开始或已经遭受大规模的破坏。这种对环境进行大规模改造以追求使国人“幸福”的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实际上,完全可以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以幸福指数作为官员施政的评判指标。相对于GDP,这一指标更加关注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更加符合自然规律,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永续幸福的人类社会。

(二)中西医方法论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还原论认为,①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因此高级形式的物质是可以由低级形式的物质构成的;②生命这种高级的运动形式是可以由机械、物理、化学等低级的运动形式组织起来的。如笛卡尔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机械系统,生物也被描述为自动的机器,可以用一般的物理规律作出解释。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医不断把人体分解成更为微小的组成部分。

随着科技的发展,研究从器官、组织、细胞等层面进一步缩小到分子、病原体甚至基因等层面,同时在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之下,治疗的手段也越来越微观。这种各方面互相割裂进行治疗的方法产生的现象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得到的结果是治愈已有疾病的同时,可能由于副作用又感染上了其他疾病。中医的整体论认为,①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的组织结构及各种器官都可以纳入到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系统中,通过经络,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②不但人体本身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环境也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时间、环境变化对人的身体也会产生影响[7]1。《黄帝内经•灵枢•邪客》曾云:“人与天地相应者也。”由于中医具有系统论中整体性、联系性、有序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在此思想指导下,医生必须对疾病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思考,并结合内部与外部环境综合诊断予以治疗,所以治疗疾病更加彻底。中西医方法论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应开阔视野,看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需要解决的个别问题甚至是个别问题的细枝末节上。目前来看,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性是以某种角度来讨论资源分配问题或具体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来体现的,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整体性应该是从各种因素以及动态的观点来解决问题。影响经济的因素,既有社会的、政治的,也有文化的甚至是自然条件方面的。在遇到某一经济问题时,应该也可以采用经济学之外的方法来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的外汇储备降到低点,而且短期内尚有大批外债需要偿还。危难时刻,韩国广大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主动捐献黄金和美元给国家,换取政府公债,成功帮助政府稳定了韩元币值,共同渡过了经济危机。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在韩国,一方面体现了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广大民众能以整个国家的大局为重。这就是从社会方面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个案例。我们不但要看到现时各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当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迅速在全球蔓延的时候,我国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在此投资计划的刺激下,我国没有出现如其他国家那样的经济衰退,经济增长仍保持了高速发展。随着外部经济的复苏,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为了缓解通胀压力,我国又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四万亿投资项目大部分建设周期较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项目成了半截子工程,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又破坏了环境。这是没有以动态眼光考虑问题所产生的结果。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到,在解决经济问题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原本没有“经济学”这门独立的学科,在古希腊时期,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三者是一体的。在古代中国,“经济”有“经世济民”之意,它既包括国家应如何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又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军事、法律等各方面的问题,后来由于学科的分化才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学科。虽然经济学科的专业性增强了,但始终与其他学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p#分页标题#e#

(三)中西医研究对象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研究对象来界定其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围的。从表面来看,中西医的研究对象都是同一个人类,但两者之间的内涵却有着天壤之别。西医关注的是人体组织形态的结构变化,因此研究对象主要是无生命的“人”以及已经失去生命的器官。随着生理学的发展,动物又成为了人的替代品。从临床上来看,虽然研究对象仍然是活着的“人”,但是此“人”是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存在的“人”,而非存在于社会自然环境中的“人”。在西方哲学思想指导下,人类成为了和其他事物一样的机器,———这种观点实际上割裂了人类与之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继而通过物理、化学以及数理的分析推理得出治疗方案。由于在与自然割裂情况下诊治的标准是一个个量化的指标,所以有人认为西医培养模式下的大夫也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机器。

与西医不同的是,中医研究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此人生活在具体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而非实验室里设定的种种假设条件。由于生命活动的复杂性以及生存环境的多变性,中医不可能像西医那样细致地研究影响机理变化的每一个因素,他只能通过人类外在的形体及情感表现来进行求证。大夫通过四诊合参全面获得疾病的信息,然后结合周围的环境确定治疗方案。因为中医的很多东西是无法量化甚至观察到的,如神、气等,所以对生命的感悟、经验成为中医体系的有机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大夫的培养成为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得到中医的真谛。中西医研究对象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不要过分追求研究独立的经济行为,而要把研究对象置于自然存在的社会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根据一定的假设条件,列出“优美”的数学公式,然后通过繁琐的计算,得到人们应该遵守的结论。这种范式的重点是需要找到对问题研究影响最大的指标。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这些假设条件绝大部分都是在生活中已经存在的现象,所以当新的问题出现时,人们又会列出新的假设条件,重新得出结论。例如,随着金融危机的一次次爆发,解释这一现象的模型已经推出了第四代。由于西方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源如何最优配置时,只根据某一地方甚至凭空提出了一些假设,而这些假设并不能够适用于任何地方,所以得出的结论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得到了看起来耀眼的成绩,但在俄罗斯却无论从表面还是本质上都遭致失败。

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全面了解和掌握疾病情况,为进一步治疗提供依据。在经济学研究中也可应用相应的方法,从直观上,“望”就是到实地去考察当地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等情况;“闻”是通过听、说或者阅读,了解当地各方面的情况;“问”是通过询问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了解和掌握当地各方面的情况;“切”是查看当地各方面的指标。通过这四种方法,就能够对当地情况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从而做到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四)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治愈疾病是西医和中医的共同目标,而对疾病的认识无疑是治疗的核心环节。因为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两者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西医对疾病的认识过程遵循的是辨病论治。西医学者认为,疾病是机体在致病因素下发生的一个完整过程。在实验室中,通过物理、化学手段可以再现或“复制”致病的机体,然后相比较正常机体在物理、化学上的差异,从而得出“病”的模型。这个模型体现了该疾病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某一共同特征。在临床中,将通过物理、化学方法搜集到的多种指标与正常指标进行比较,就可以确定出疾病之所在,继而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手段进行治疗。中医在治疗中讲究的是辨证论治。中医起源于长期的临床实践。通过历代医家对临床经验的不断总结、归纳、演绎,逐渐升华出中医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医所描述的机体是一种抽象的实体。“证”是在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等本质变化的有机联系的反应状态,表现为临床可被观察的病状与体征。辨证论治的过程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以及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然后确定治疗方法。

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病”关注的是疾病认识的基本矛盾,在疾病发作的整个过程中,致病的异常因子贯穿始终;而“证”注重的是疾病认识的当前主要矛盾,对于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以及发病者因体质、年龄、性别及生活环境等不同因素可以产生不同的征候,于是出现了“同病异治”这种情况。当然,不同疾病由于影响因素的不同也可以产生同样的征候,即“异病同治”。“病”与“证”两者的比较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在研究经济问题基本矛盾的同时,也要关注经济问题的当前主要矛盾。不可否认的是,基本矛盾始终引导着问题发展的方向,但还要认识到问题在同一性中的多样性。以金融危机为例,由于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的经济、社会、自然禀赋各异,或者金融危机应对时发展情况的不同,应该考虑相应的方法进行解决。因为“证”这个概念不像“病”的概念那样直观、易于接受,所以在经济问题中对应“证”这个概念的体系无法比较容易地构建出来,但是我们应该理解同一经济问题解决的针对性,这样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由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有着不同的起源,所以它们属于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通过对这两种思想体系在医学方面的差异比较,认为经济学研究范式需要关注四个方面,即①顺应自然规律促进经济发展;②解决经济问题要注重各因素间的普遍联系;③把问题放到具体的环境中进行考察;④弄清楚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

本文作者:于永阔 潘佳 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北京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