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在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上，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也走过一些弯路。三中全会以前，曾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积累、盲目扩大经济建设的规模，忽视人民生活的提高，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设，造成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党的三中全会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提出了在经济工作中肃清“左”的错误影响，从而使我国国民经济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近几年，经济计划部门和理论界的许多同志，对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作了大量研究，有许多看法和建议，已经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工作，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重视和进行深入的探讨。
实行经济调整以来，整个经济形势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财政存在赤字，货币发行过量，市场不能平衡，物价出现波动。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究其远因，主要是长期经济失调造成的后果。究其近因，主要是近几年国民收入分配一再突破计划的结果。国民收入分配的计划性明显地削弱了，一是国家能够集中使用的那部分国民收入不断下降，从而削弱了国家统筹安排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能力;一是消费基金总额一再突破计划，出现了过头分配，造成了国民收入生产和需求之间严重的不平衡。
在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安排是经过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的，而且这种分配和再分配主要又是通过国家预算来进行的。因此，国家财政预算收支状况直接关系着国家经济生活的协调。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五”时期为33.6%，“二五，，时期为38.6%，1963年至1965年为34.2%，“三五”至“五五”一般在31%至35%之间，其中1978年是37.2%。1979年以后这一比例急剧下降，1979为32.9%，1980年为29.6%，1981年下降为27.4%，1982年预计可能降至27%以下。不仅比例下降了，而且财政收入的数量也下降了。1979年下降1.6%，1980年下降1.65%，1951年又下降1.93%。1971至1975年间财政收入共增加458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7亿多元。而1979年至1981年三年财政收入却下降了117亿元，平均每年少收4州乙元左右。同其它国家比较，苏联和东欧各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般都比较高，苏联占60%左右，匈牙利占70%以上，其它国家一般也占50%以上。西方一些国家社会制度与我国不同，国家职能也不一样，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般也占30%以上。因此，无论与我国历史比较或同别国比较，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都是偏低的，这一比例同我国当前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很不适应的。
与此同时，在进行经济调整中，我们比较注意降低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但对于防止消费的盲目扩大却注意不够，消费方面出现了过头分配。本来国家增加消费的步子已经偏大，但执行中又一再突破。近三年来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始终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1981年全民职工平均工资比1978年增长36.6%，平均每年递增8.1%。而同期劳动生产率仅增长20.6%，平均每年只递增4.8%。奖金等工资性的支出失去控制，1979年至1981年三年，仅从银行提取的奖金支出即达180多亿元，而且一年高于一年，1980年比1979年增加34%，1981年又比1980年增加12%。如果加上各种巧立名目的部分，总额超过200亿元。以全民所有制单位为例，1979至1981年，工资和奖金的总额分别比上年增长12.8%、18.7%、4.5%，而劳动生产率比上年仅增长6.4%、2%、一1.1%。另外，通过价格和税收进行再分配中，又把一部分国民收入转移给了农民。从1979年以来，由于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实行超购加价和议购，以及减免部分地区农村税收负担，共计有520亿元收入转到了农民手中。由于职工工资、奖金的突破，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近三年消费基金增加了近千亿元，比这三年国民收入增长总额870亿元还多100多亿元。由此引起了社会购买力的猛烈上升，这三年社会购买力共增加912亿元，平均每年增加304亿元，为1971至1978年平均每年增加94亿元的3.2倍。购买力增长过快，一方面造成了市场商品供不应求，给经济稳定带来了威胁，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产品的成本，降低了企业盈利，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双重冲击作用。
从今后看，由于我国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还没有形成正常的良性循环，经济效果还比较差，国民经济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整，“六五”时期我们还要把主要力量用在调整经济结构，整顿现有企业，和对重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上。因此，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还不能要求很快。在进一步提高经济效果的基础上，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虽有可能等于或略高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但国民收入生产总的增长规模不会很高。而在国民收入的需求方面，由于调整农轻重之间经济关系，发展科学文化，加强国防、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继续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要求有更多的国民收入使用额，整个国家的财力还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有限的国民收入进行统筹安排，合理分配，保持积累基金和消费墓金总额与国民收入使用额的平衡，才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得到稳定发展。
生产是国民收入的基础。解决国民收入分配中的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收入，使国民收入有一个稳定的增长。以保证积累和消费都能够得到不断的扩大。但是，就当前来说，在有利于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兼顾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利益的前提下，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作某些合理的调整也是完全必要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搞好了，就可以为社会集聚更多的财富，把有限的资金更好地利用起来，提高国民收入的使用效益，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
从当前看，国民收入的分配应当着孟注意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必须坚持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兼顾企业和劳动者利益的原则。目前，我国的财源主要集中在工业，工业上交的税收和利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80呱以上。因此，工业企业税利上交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同别的国家相比，我国工业企业纯收入的集中程度过去是偏高的。为了改变财力过于集中的状况，适当放利于企业，对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当前财政仍有赤字，经济尚不稳定的情况下，这种放利的步子还不能迈得太大。在安排‘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利益时，应当首先保证国家集中的这一部分国民收入有稳定的增长。而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中，企业留成部分逐年增加，国家所得部分逐年减少。1978一1980年的利润分成比例，企业分别占5%、13%、18%，国家分别占95%、87%、82%。另外，在工业企业的税利总额中，国家所得部分也是逐年减少的，1978年占97.5%、1979年占93.2%、1980年占90.7%。这种下降趋势如不迅速扭转，势必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一业财经纪律松弛，财务制度混乱，跑冒滴漏严重，经济效益下降，有的甚至肆意蚕食国家财力，损大公肥小公。鉴于这种情况，要保证国家财政有稳定的增长，关键是要抓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这一环节。从集中财力来说，不管是增加税收，还是增加上交利润或者减少损失浪费，堵塞收入漏洞，企业都是主要环节，因此，必须抓好企业的整顿。要通过整顿，把企业管理混乱，财经纪律松弛、财力物力浪费的状况迅速扭转过来。并要结合企业整顿，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扎扎实实地开展一个为国家多做贡献的活动。把该上交的收一入，尽可能都汇集上来。#p#分页标题#e#
其次，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基金仍然需要继续控制。目前“高积累”的危害已被许多人所认识。但是，在积累率由1978年36.6%，降到现在30%以后，还要不要继续控制积累规模，还有不同看法。不少部门、地方和企业对扩大积累的要求仍然非常强烈。由于国家投资拨款搞基本建设受到限制，而通过银行信贷和各方面筹款集资搞墓本建设的状况还在发展。计划内大中型项目压下来了，而某些计划外重复建设的中小项目又造成了新的浪费。在我国国民经济还没有完全摆脱不良循环，经济效果还不高，物资消耗仍然较高，某些长线产品过长，积压还在继续的情况下，如果重新提.高积累的比重，必然会造成经济上新的不平衡，这对稳定我国经济是十分不利的。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在一定的积累水平下，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好更快。这就要在用财上狠下功夫，即在用好建设投资，提高经济效果，节约流动资金等方面取得成效。要做到在重效果中求发展，就要在资金运用上，坚持先生产、后基建;先内涵、后外延的原则。今后除了某些新矿井、新油田、新电站、新铁路、新港口以及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进行必要的新建外，一般不应再搞新的企业。应当把基本建设的主要部分和主要精力，转移到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工作上来，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这样做不仅周期短、见效快，可以节省大量建设资金，而且可以取得促进生产发展的巨大效果。当前，要特别注意节约流动资金，应当在改进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加速资金周转的基础上，提高流动资金的利用率;并要以节约流动资金为重点，进一步降低积累率。如果我们在短期内能从现有3，000亿元流动资金中压缩100亿元，那么积累率还可以下降3%。上述几项工作做好了，在积累率下降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建设仍然能够获得蓬勃发展。
再次，严格控制消费需求，防止消费基金继续膨胀。从当前看，要保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总额与国民收入总额的平衡，必须严格控制消费需求。关心群众生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党和国家一贯的方针。近几年来，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总的方向无疑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在执行中一再突破，大大超过了国家财力所能承受的程度。职工工资奖金几乎全部形成社会购买力，农民从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减免税收负担中多收的部分，除了小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外，大部分也形成为消费需求。由干上述两项消费需求的迅速扩大，引起了社会购买力的严重失控。尽管这三年社会商品可供量增长了34%，但由于同期社会购买力增长了56.8帕，因此，仍然远不适应购买力增长的需要，造成了商品供不应求，市场货币过多，物价发生波动。在这样情况下，如果消费基金继续扩大，市场状况就有可能恶化，从而给经济生活带来严重威胁。压缩消费墓金，除了要下决心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把一切可以节减的费用节减下来，要特别注意来自奖金、津贴、各项福利以及收购农副产品中不合理的加价和补贴等方面所引起的消费基金的膨胀。
从国家宏观经济平衡考虑，国民收入的分配必须坚持国家、企业、劳动者“三兼顾”的原则，对合理的既得利益，即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要保护，对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应当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国经济稳步前进。对企业和职工来说，正当的奖金、分成应当保护，但对肆意蚕食国家财力的不正之风，如滥发奖金和巧立名目的增加各种津贴、福利和分成等现象，要坚决纠正。今后职工生活的改善，一定要在生产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进行，应当坚持职工工资、奖金等各项收入的增长幅度，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这一消费极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目前已有明显缩小，但还不能完全消除，只能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加以解决。农民生活的提高，主要应当依靠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应当依靠提高价格或其它补贴来实现。
我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国民收入分配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做到统筹兼顾。不考虑国力的可能，不作统筹安排，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还必须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积累要以消费为条件，积累基金的增长应以消费基金的相应增长为前提;积累增长了，如果消费不增长，积累的扩大必然要受到限制;如果消费无限制地提高，积累没有相应地增加，那么消费最终也要受到限制。总之，应当按照陈云同志提出的，第一要吃饭，第二要建设。一个国家吃光用光，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只有吃饱饭后，国家还有余力来建设，这才有希望这样一个重要原则来筹划国民收入的分配，安排积累和消费恰当比例，才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和人民生活得到不断的提高。
本文作者：陆百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