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恰慈是20世纪西方重要的理论家，他的语义理论影响深远，为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20世纪30年代，瑞恰慈利用语义理论分析解读了儒家经典《孟子》，写就《孟子论心》一书。本文首先介绍了瑞恰慈语义理论的重要部分———符号情境理论，然后分析在此理论的关照下，《孟子》出现了怎样的新的解读，得出瑞恰慈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特征有着怎样新的发现和认识。 一、情境理论 对语言符号的解释依赖于情境。瑞恰慈在《意义之意义》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语义三角理论。他认为，语言符号本身不存在意义，它和事物之间只有间接关系，把词语和事物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情境。 语言的意义是在情境中产生的，语词从一开始就被看做是某些情境的结晶。所以要研究符号的意义必须寻找那个特殊的情境。 情境具有相似性。从构成来说，情境包括事实的部分和记忆的部分。前者是外部的，是生活中的实际发生的事件，它们多次出现。记忆的情境与心理有关，是指有些事件在头脑中的印记，这些事件曾经在不同时间出现，具有某种相似性，留存在记忆中。当生活经历中再次出现事件的某个部分时，如果这个部分跟记忆中的事件有某种相似性，那么这个局部就可以指代其他的部分，成为一个指代符号。 情境具有多变性。当词语从一个场合应用到另一个场合时，它的意义同时也在发生改变，当然，每一次改变的方式不同。意义的差异有时是态度改变引起的、有时是目的的改变引起的，有时是感情、意志变化引起的。语言的多义性给人们顺利交际带来障碍，导致人们产生误解。因此把句子放到一个更大的整体中去考虑非常重要。 符号情境理论后来发展成为了语境理论。语境概念更为丰富，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上下文”，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它不仅包括词语在文本中的具体语言环境，还包括外在的风格、情理、习俗等，而且这个词语符号此前被使用的其他文本记录也包括在内。至此，语言符号成了复杂组合的替代物，可以指与语境相连的约定俗成的所有东西。 二、《孟子》与符号情境 瑞恰慈与一般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有所不同。 他不赞成武断地按照西方的逻辑思维去解释孟子，他希望找到孟子欢迎的理解方式。所以，他一直试图从《孟子》文本内部寻找方法论上的提示。 首先，要悬置西方的那些最宝贵的区分，放弃那种清晰式的理解。因为那与孟子的主张恰恰相反。 瑞恰慈注意到了《离娄》中的一句话:“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孟子对智者提出了批评，“不要做任何精细入微的解释”。这也可以看做对西方学者发出的警告，理解孟子不要深究任何确定的意义。这跟中西两种思维有关。西方人处理意义问题时，意义的成分是有明确区分的，单一地使用某一种意义。但中国人相反，词语常常是多义的，而且永远不会把意义拆解分析之后再运用。如果还是依靠西方的那种抽象分析的方式去解读孟子的思想，结果只能是再造出一种新的思想，这种思想跟真正的孟子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想要真正意义上接近孟子，必须抛弃西方的下定义的方式和抽象逻辑的方式，改用孟子的方式去理解孟子。孟子的方式是什么呢?瑞恰慈认为是一种具体的想象方式。 同样地，《离娄》中:“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也是孟子暗示的一种理解方法。孟子不喜欢繁复的、一味追求细节的做法。在孟子看来，有智慧的人总是纠缠于细枝末节是一种恶习，普通人一味执著于不重要的琐事也是不明智的表现。充实的学问和详细的言说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能够在这个问题上简约地说。 其次，不要把字符当做独立的、固定的单元。 因为在汉语中，单个的字符非常依赖于对段落、篇章甚至整个文化风俗，这种密切的程度要远远大于英语。瑞恰慈甚至认为，儒家在语言的观点上表现出了一种机会主义倾向。比如，下面三句，第一句是:“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第二句是:“君子不亮，恶乎执?”第三句是:“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这三句话来自不同的章节，分别是《离娄上》《告子下》和《尽心上》，但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即不必信奉文字表达上的精确或忠实。一旦出现新的情况，不必执拗于从前，词语意义可以变化，只要恰当就可以了，只要考虑到照顾到整个情境即可。在瑞恰慈看来，语言的机会主义是儒家最主要的优点，也是它最大的缺陷。再次，理解《孟子》是一个向于内的过程，是探求思考内心，而不是寻求对外物的“知识”。也就是说，《孟子》的目标是心理学意义上，是对民众的道德劝说，而不是知识的获取。从目的本身而言，东西方也是截然相反的。 三、《孟子论心》的比较文学价值 《孟子论心》出版后，当时的批评界和汉学界对其评价不高，他们认为《孟子》本来是一部中国古代经典，他运用中国语言的方式，阐述中国古代思想，但瑞恰慈没有关注这些，而只是把它当做验证自己理论的手段。 这样的质疑不无道理。瑞恰慈并不通汉语，在华期间曾经自学，但非常有限。写作《孟子论心》前，通过与中国学者的讨论，他只了解了一部分中国传统的解释，《孟子论心》一文的很多内容只是他一厢情愿的猜测。《孟子论心》的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孟子》完全属于道德劝说，不存在哲学性的思考吗?孟子的目的只是提醒人们应当怎样做，而不关心存在等更为本质的问题吗?孟子仅仅是讨论语言、心理的话题，没有更终极的诉求吗?“这样的儒家不是太孤寡了吗?”我们同意牟宗三先生的论见。众所周知，《孟子》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部分，它跟宗教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它的意义不仅仅是道德劝诫。#p#分页标题#e# 但是，瑞恰慈的可贵的地方是，从新的角度提示我们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认识。比如对儒学研究方法的认识和对语言文化相互关系的认识。 符号情境很可能是潜藏在中国儒学传统中的一个研究法则。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说过，中国的古代文献比较零散杂乱，没有西方哲学那样完整系统，表述也没有那么明晰清楚，所以研究古代文献必须非常熟悉，不能孤立地看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否则面对那么多种讲法，你无从判定。这是中国儒学难倒西方学者的地方。更进一步，他指出中国的儒学的义理是上下相通的。当你对一个文献的一句话不理解时，依赖这个文献还不足够，还要联系其他儒家文献经典。任何孤立都是不可取的。 也就是说，《论语》《孟子》《中庸》《易传》等儒家的各文献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内部联系。 中国的古代训诂学和瑞恰慈的符号情境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早就有意识地运用互文性来表达思想或者研究思想，而西方学者似乎并未意识到这样的方法。现在这种方法被发现了，并且引起了重视。原来，在表面上没有关系的文学作品中，也存在着某种关联，这为文学批评打开了新的途径。同样地，我们一直在传统框架下研究中国经学，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符号情境理论的角度来挖掘，也许我们可以对中国的训诂学传统有新的认识，这是现代意义上对传统的新阐发。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瑞恰慈特别强调的，这种关注富有启发意义。他认为中国的语言方式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理，同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影响了中国的语言方式，这是一个新鲜的角度，我们不妨可以深究，除了传统的孟学研究，《孟子》中是不是透露着更深层次的命题呢?《孟子论心》在比较文学方面的努力令学界振奋。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充满兴味地肯定了它对于多元文化共存的意义，认为它是“一种真正的多元论”，挑战了西方文化原有的一元论、中心论，是平等的、尊重的，有利于“根除西方界定系统中所存在的争强好胜的心理”。D．W．哈定(D．W．Har-ding)肯定了论著对于文化之间相互认知的意义。异质文化可以成为有力的参照，帮助西方人更好地审视自己。 正如大家认同的，比较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异质文化的“他者”角度。海外汉学从自身的需要出发，从“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问题意识上。海外汉学所提出的问题可能恰恰是我们忽略的，是我们中国学者所不大可能提出来的。 其次，瑞恰慈的分析方法在学术意义上也颇具启示。 与中国传统的孟学研究相比，瑞恰慈运用了科学化方法，如语义学、心理学等实证主义方法论。他抛开了社会、政治、经济等文献，将《孟子》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从语言出发，逐字逐句地细读去发现和解析问题。其次，研究的关注点不同:中国传统研究把《孟子》当做儒家经典学说研究，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考察孟子的言论和思想，而瑞恰慈别出心裁，从语义学角度、心理学角度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许多问题，如语言与科学的关系，科学与价值的互补等。他的研究富有前瞻性，对当今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