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现代化小说的文化研究分析

老舍现代化小说的文化研究分析

摘要: 老舍的创作集中体现了典型的北京文化精神,他的“文化小说”既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精神底蕴,又有现代化的特质。本研究围绕老舍都市小说书写,并聚焦作品中的文化因素,主要从北京的风俗文化、老北京市民的文化性格,以及北京书写的东西方文化视角三个方面,探讨老舍是如何在传统和现代文化中达到一种平衡,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北京的,对现代北京的都市文化研究和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城市文学; 现代化;北京研究

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北京作为古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而在向现代化都市过渡阶段保留了很多乡土性特征,是很明显的半现代化城市。作为京味文学的代表作家,老舍在都市书写的创作中,创造了一种“文化小说”,既突出了传统市井文学题材,着意描绘北京的遗风遗韵,又融合了现代人文主义的思想意识,极尽现代文化批评精神。在描写市井平民和民俗风情时,他秉持的是一种“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①的态度。他赞美着北京城的一树一木、北京人的气质风韵,同时也跨越文化的界限反思国民劣根性,指出传统文化之病根,在东西方文明的比照与分析中,试图探索出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北京的风俗文化

北平是老舍挚爱的故乡,这里的风土人情和世态习俗皆成为他创作的灵感和源泉。老舍的“京味”小说主要以日常生活为根基,取材于老北京市井生活的种种场景,而那些上演在小胡同、茶馆和四合院里的故事,犹如一幅幅斑斓多姿的画卷,承载着古城的记忆,也照见了市民的灵魂。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古都北京尽管在现代转型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冲击,但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传统文化基因,有着某种皇城的乡土性,这一点从老舍小说中热闹的民俗场景可见一斑。比如《四世同堂》里提到的端午节,家家必要准备粽子、桑葚等,还有那名噪一时的“满汉饽饽铺”,街头巷尾这时也会摆出应节的点心——五毒饼。光这还不够,过节这一天,人们还要在门楣上贴上神符或佩戴“葫芦”以辟邪,似乎这样才算是过节的样子。过春节更是有传统的一套规矩,如不能煮破饺子,正月初一至初五不可动刀,还要虔诚地向灶王爷祭拜,期盼来年一家能平安顺利。老百姓的生活虽贫寒而不忘诗意,这些五光十色的节日礼仪,给他们庸常暗淡的日常生活增加了生命的亮色,似乎只有照着这样的方式生活,才能深感活着的踏实和人生的意义,生活也才有乐趣。像《二马》中老马没事在伦敦大街上溜达,看着忙碌的人群,心中就会不由得想起北京:“我要是在中国多么好!过年的时候,咱也是这么忙!在外国过节,无论人家是怎么喜欢,咱也觉不出快活来!”②除了对节令习俗的细致描写,老舍还着力刻画了北京城独特的建筑景观,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合院胡同结构,甚至有“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这样的说法,如《四世同堂》一开头便是那“名不见经传”的小羊圈胡同,在这里各路主角陆续出场,祁老人、钱默吟、冠晓荷……与西方现代社会不同,“胡同着重街坊关系,这是一种以‘家’为中心的辐射状人际关系”③,在这里可以看到没有血缘的亲人凑成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彼此宽容、融洽,邻里互相帮忙也都是真挚诚恳的。尽管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地缘关系是难以想象的,“最奇怪的是这些各有不同的人还居然住在一个院子里,还都很和睦,倒仿佛是每个人都要变,而又有个什么大的力量使他们在变化中还不至于分裂涣散”④。有人认为胡同文化里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界限模糊,邻里间也较少尊重隐私权,但事实上,胡同人家的情感关系是热烈而又不过分、亲热而又适度,他们极重人际关系,却也懂得分寸、平日莫论别人是非。总之,四合院体现着一种人生境界,是安分温和、耽于和谐的北京人创造出来的文化特质。老舍通过他所熟悉的节令风俗,以及诸如胡同、大杂院、茶馆等独特的地域景观,描绘出北京市民生活的横截面,也以独特的视角向读者表现出北京特有的文化,充满浓郁的地方特色。

二、北京市民阶层的文化性格

(一)礼仪文明

礼仪文明是构成北京文化精神的重要元素,老北京曾被誉为“礼仪之邦”的“首善之区”,而“最令老北京人骄傲的,就是比别处人更懂礼节”⑤。这种性格气质既源于满族、旗人文化,又离不开皇家官场礼仪文化的熏陶。一方面,旗人有许多繁杂的规矩礼数,在与汉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把传统的礼仪文化进行同化,变成旗人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据史书记载,满族人“平时相见曲右膝,右手沿膝下垂俗称‘打千’。亲故相见,行抱腰接面大礼,男女皆然”。甚至平日里的请安动作和语言都要恰到好处,分寸得当,简直变成一门为北京人津津乐道的艺术,“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另一方面,皇城根畔的地理位置,赋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北京人以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尊贵气质,皇家官场有比别处更精致讲究的生活方式,处处讲究排场、气派,维护皇族的体面,这种思想下传到民间,自然而然也成为老北京市民性格气质的一部分。如在《二马》中老舍所描写的北京市民请客送礼的学问,马家父子刚到温都太太家,就送上上等的茶叶,茶筒上标有“嫦娥奔月”的商标。“从北京带来点茶叶。伊牧师一筒,温都太太一筒,不成敬意!”⑥这是北京人待人接物的传统礼节。还有一次,玛丽救了马老先生一命,病好之后,马老先生“显着特别的讨好。吃完早饭便到后院去浇花,拿腻虫,剪青草”⑦,即使自己的店再怎么亏钱,也要讲究人情,买礼物谢谢人家。就算是天下乱得不可收拾,北平人也不会忘了礼节,这已经成为浸透在人物风度中不可丢失的东西,具有鲜明的北京文化地域特色。

(二)生活艺术

老北京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找乐子,在酒足饭饱、茶余饭后,北京市民会自行寻找消遣,诸如养花、遛狗和斗蟋蟀,一些文人还会作画,吟咏写诗。而唱二簧、大鼓、时调,对于一些人来说,更是不在话下。不管生活多么艰苦,北京人都会注重这种“精神享用”,达到近乎于一种“物我为一”的境界。比如《四世同堂》里的钱默吟,“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到特别高兴的时候,他才喝两盅自己泡的茵陈酒”。他按着自己的理想方式生存,“有时候挨饿,挨饿也不出一声”⑧。以钱默吟为代表的市民阶层便有一种“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优雅雍容而又闲散慵懒,突显出北京人的精神修养。又如表演时全身心投入的小文夫妇,势必“把每一音都吹得圆,送到家……用着全份的精神把自己的生命化在音乐中,每一个声音都像带着感情、电力与光浪,好把若霞的身子与喉音都提起来,使她不费力而能够飘飘欲仙”⑨。这是一种生命快乐的沉酣,是庸常生活中迸发出的活力四射的生命之光,饱含着北京市民独有的气韵风度,由此可见北京人那“洒脱而又认真,闲散而又慎重”的玩乐态度。

(三)官本位和轻商思想

然而,这种散漫神情在西方经济的冲击下逐渐显得脆弱。老马来伦敦继承古玩店,却因疏散成性,以致成了伦敦第一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 叼着小烟袋,把火添得红而亮,隔着玻璃窗子,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享受着老年的舒服和有所依靠。他从不关心铺子的买卖,甚至有很多空闲时间帮温都太太养花种草。老马这种得过且过的态度,一方面是源于北京人一贯闲适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老马深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即使他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经营古玩生意,但他“天生来看不起买卖人的”,只有做官才有奔头,做买卖是永远没有出息的,太不高明。所以他鄙视经商,即使生意亏本,也不想法子来解决,反而对前来救场的李子荣横挑鼻子竖挑眼,极尽嘲讽。事实上,老马所保持的是传统社会中比较保守的商业经营方式,注重德行自我管理,这种经营模式往往以非商业的手段,如以信义、人情等道德评判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商业作风带有强烈的宗法社会的特质。很多北京城的老字号招牌,都是依靠人情信托而非商业契约,如《四世同堂》中祁天佑的小布铺,一向是言无二价,而且他积累的信誉就是最好的广告。而传统社会里,人们也只会为商贩的信誉而买单,古城处处弥漫着一种古旧悠闲的商业情调。但这种过于道德化的商业模式导致了传统商人现代管理经验的缺乏。与之相反的是老舍笔下的理想市民李子荣,他出国留学获得了商业学士,极具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认为发展工商业才是救国之本。李子荣十分照顾店铺的生意,他会给马老先生传授经商经验,比如怎样摆放货物吸引主顾的注意,怎样印写说明书,以及搭配颜色的技巧,都有讲究学问。但马老先生总觉得李子荣俗气,是黄脸的洋鬼子。老马对经商的鄙夷和对入仕的执着,深刻反映出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荼毒国人精神的一面,揭示出传统与现代文化观念的矛盾。

三、北京书写的东西方文化视角

老舍的北京文学创作深受西方现实主义“城市小说”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知识分子急需救国的良策,因而在创作中,老舍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改良,其小说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和批评精神。但在城市书写中,他并非在西方文学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始终站在中华民族这个基点上,以一种东西方文化视野,思考中国文化在西方价值观冲击的大背景下,应该如何自处,并表现出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文化期待,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学,带有醒目的民族文化特质。旅居英国的经历,让老舍的文化视野中始终存在一个英国文化的参照系,他在东西方文化的比照中传达出对传统本位文化的理性怀疑与批判,并试图平衡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一方面,他有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肯定;另一方面,对于文化糟粕和旧社会瘤毒,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其弊端,进行猛烈的抨击。《二马》中,老舍试图以英国国民性为参照,审视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国民劣根性。他感受到了当时的英国人之进取精神、独立的国民意识,在那里,无论男女老少,都各司其职,靠自己的积极拼搏以实现自己的目标。玛力一从学校毕业,就在传习所学习卖帽子,靠自己的努力工作一周就可以赚十六个先令。六十多岁的伊牧师,虽然拿着丰厚的养老金,却没有想着过老年的安逸日子,而是满心里希望成为一个大学中文教授,这样他又可以工作个五六年。年过古稀的西门爵士,虽不做事,却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花着心力研究陶土。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人却守旧、重面子、轻实际,有着根深蒂固的君父思想和等级观念,如以老马为代表的旧派市民。老马认为,家里巨细都应由自己说了算,他从不征询儿子马威的意见,还执着地想让儿子也走上仕途之路,谋个一官半职,甚至最后一意孤行,把爷俩赖以生存的铺子卖掉。他身上有着浓重的为官意识和等级观念,爱虚荣,讲面子,常常表现出皇城市民的天然优越感,并发展成为盲目的自大与自负。老舍不无沉痛地指出:这种“过熟”老化的北平文化正是产生大量“出窝老”的“老中国儿女”的巨大温床。老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样貌,是旧中国传统文化荼毒国人精神理念的真实写照,揭示了现代社会思想与保守愚昧的传统文化观念之间的深刻矛盾。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在对比中老舍也肯定了中华民族的固有美德: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平等待人等。对于敬业奋斗、自尊自爱的北平良民,老舍总是情不自禁地大加赞叹,如《二马》中的李子荣和《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老舍也在很多作品里尽力渲染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刚毅精神。像诗人钱默吟,虽然过着闲适无为的生活,不问柴米油盐,有着超越生存功利的爱好,但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却爱憎鲜明、立场坚定,拼尽全力与侵略者斗争,宣传抗日思想,甚至还支持儿子为国捐躯。在这部作品中,还有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形象,如祁瑞全放弃学业,参加抗日队伍,后来也抛弃儿女情长,亲手掐死当了汉奸的女特务招弟,而之前他曾深爱过招弟;还有司机钱仲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另外,老舍也赞美着北京人“温雅自然”的性情,比如落魄的小文,总是那么从容不迫,尽管曾经也显赫一时,却也没有骄气,总是客客气气、和和气气的;如今虽然家道中落,但不见其自卑,也不费心巴结别人。街坊邻居有难,他也总是尽其所能予以帮助。老舍也是这么写知识分子祁瑞宣:“不知从何处学来的,或者学也不见就学得到,老是那么温雅自然。”他们都生活得泰然、怡然,温煦而又沉静,与古城合为一体。这也大概是与古城合致的性情之美,是人的性情也是城的性情。同时老舍还发现了英国根深蒂固的民族弊病,那就是妄自尊大、偏狭的民族意识、顽固的殖民观念、狭隘的民族歧视等。老舍在散文《英国人》中说道:“他以为天下没有会讲英语的,除了他们自己,他干脆不愿搭理一个生人……英国的是一切;设若别处没有那么多的雾,那根本不能算作真正的天气!”⑩老马出去遛狗,竟被一群毛头孩子叫老黄脸、哈巴狗;买戒指时也免不了受到歧视,差点被店员报警抓走,原因是他们觉得身上有超过二十镑钱的中国人必定是强盗。老舍始终坚持民族性,并以西方文明为镜,对东方的文化传统进行客观性的反思,而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剖析也使他一再超越笔下的人物,反映出那个时代中知识分子的自觉担当。

四、结论

老舍的创作集中体现了典型的北京文化精神,他的“文化小说”在保留鲜明传统文化印记的特色下,还带有现代化追求的特质,以独有的宽容和温情对传统文化的病根进行审视与批判。在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中,老舍竭力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他对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都没有绝对地肯定或否定,因其二者皆有合理性和价值弊端。老舍以自身文化创造的冷静和自信,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超越,而他创造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北京,也由此焕发出有别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魅力。

作者:孙小惠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