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现实主义重构与民族文化的询唤

探讨现实主义重构与民族文化的询唤

摘要:《主角》以全景式的笔法描写了1976年至2016年的历史沧桑图景,凸显了现实主义美学风格:《主角》对社会生活、人情世态,以及时代转变时期人们的心理都给予了忠实的描摹。小说还涉及了民族文化共同体建构问题。在《主角》中,以忆秦娥为代表的艺术家凭着辛勤的努力和深厚的艺术功底,让秦腔艺术走向世界,中国文化被西方价值认同,从而打破了“西学东渐”以来的文化僵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单向度发展的倾向,建构了一种平等共享的世界文化空间。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保证。陈彦以自己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冷静观察,书写了一部中华文化赓续传承史。在《主角》中,秦八娃、忆秦娥、胡三元、薛桂生等人都为秦腔艺术的传承和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使秦腔重新焕发艺术魅力,成为三秦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

关键词:陈彦;《主角》;现实主义;民族文化

一、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

现实主义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美学范畴,它要求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进行描写,力求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纵观20世纪的中国文学,现实主义表现出了多元的美学形态,五四以降“为人生”的文学观代表着现实主义的肇始。在新的文学消费观的影响下,文学承担了表达人性和唤醒人性的功能。1928年文学论争后,作家更多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创作出现了概念化的倾向。左翼作家受无产阶级文艺观影响,文学笼罩上了政治色彩。这些都偏离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放号角的响起,现实主义重新回归,先后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如《班主任》《李顺大造屋》《乔厂长上任记》等。这些作品重返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直面社会人生问题。新世纪以来,一批作家把笔墨移向了社会底层,形成了底层文学,文学反映现实的力度也不断增强,从关注个人命运到关注时代变迁,进行深度的人生人性思考。文学巨匠巴尔扎克说,我只是社会的书记员,要用小说进行社会研究。当代作家陈彦正担负起了这样一个使命,他的《主角》以全景式的笔法再现了1976—2016年的历史沧桑和社会巨变的图景。历史的变迁为人物搭建了舞台,社会变革的节点丰富了人物形象。小说主要描写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市场经济时代,歌舞娱乐文化盛行,传统受到冲击,演员只能走穴谋生。小说写到,秦腔演员忆秦娥十一岁学戏,学戏不成反被舅舅胡三元牵扯沦为烧火丫头。也许是命运相同,也许为质朴感动,上天安排了老艺人对忆秦娥的悉心教导,使忆秦娥初登舞台就脱颖而出。后又走西京,闯北京,展风采于国际舞台,逐步完成进阶之路,显现出无限的艺术生命力。《主角》赓续了现实主义风格,描写的人物无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黄正大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传声筒,他对开会、批判别人似乎已习以为常,在他身上,官僚主义习气极为浓厚。单仰平生活在改革的关键时期,业务精,作风好,借改革的春风繁荣了秦腔事业,戏唱到了中南海,踏出了国门,为秦腔事业献出了生命。文学作品如一面镜子反映着现实生活。《主角》对40年间百姓的世俗生活进行了广视角、全景式再现,从对人物的吃喝拉撒,到人情世态以及时代转变时期人们的心理都进行了细腻的描摹。忆秦娥、楚嘉禾、胡三元、胡彩香、苟存忠、刘红兵、石怀玉等人物形象饱满且个性鲜明,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主角》情节围绕“争角”来展开:忆秦娥和楚嘉禾、胡彩香和米兰、刘红兵和封潇潇、胡三元和张光荣、大厨和二厨,都处在一个二元对立的悖论中[2]。

二、民族文化共同体建构

众所周知,精神消费是一种复杂的消费活动,它要求消费主体具有一定的文化消费审美层次,并且要求消费主体和消费客体之间建立正相关的消费关系。戏曲是一种大众化的消费文化,它利用听觉、视觉等使消费者达到感官审美愉悦,进而上升到精神的审美怡情,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3]。中国文化具有民族特色的可识别性,这种可识别性不仅表现在感官上,更表现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中国戏曲已经是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主角》中,忆秦娥正是凭借自己扎实的功底、出色的表演,让秦腔走向国际化舞台的。欧洲七国巡演取得了圆满成功,无疑是秦腔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古罗马、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人类文明的早期记忆,千百年来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不断地对话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构建了人类文化共同体。秦腔走向美洲文化圈,“百老汇的演出成功,故事剧情的完整展示,文戏和武戏的结合,两场演出一场比一场精彩,五次谢幕,时间长达十六七分钟,第二天,美国媒体报道了中国古老剧种秦腔,百老汇表演的盛况,忆秦娥的剧照,甚至都有媒体是用整版推出的……”[4]829这是秦腔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志。百年前,梅兰芳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曾经走向了国际舞台,中国戏曲被西方认可。但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是殖民主义体系下的东方文化因子,还没有真正走出西方现代性运作的逻辑框架。《主角》中以忆秦娥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被西方认同,打破了“西学东渐”以来的文化僵局,突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艺思潮单向度的影响。建构一种平等的共享世界的空间,传统型与现代性在这一空间中表现出二元思维和张力结构。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尽管文学作品是一种审美想象,但这种审美想象亦极具现实意义,尤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这种建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美学想象将不断达到融合。

三、传统文化的聚合与赓续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千百年来,经历时代变迁和文化积淀,中华文化可以概括为道、德、仁、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民族心理结构的集中体现,离开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就失去了土壤,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古代社会到当代社会,优秀的中华儿女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演绎着民族精神,谱写着爱国篇章,中华文化在不断地被书写中得以定型。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华文化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优秀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华文化被纳入时代价值体系,中华儿女与中华文化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鲜活的标志,中华文化的传承需要中华儿女与历史契合,激活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因子,完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延宕。陈彦就是一位这样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以自己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冷静观察,书写了一部中华儿女的奋斗史,一部中华文化的聚合传承史。中华文化自古以来以“大”为其美学风格,“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都是这种美学的集中体现。《主角》中的秦八娃身上集中体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所谓“天道”就是肩负着民族文化的传承,所谓“人道”即高尚的道德情操。秦八娃初见易青娥将她的名字改为忆秦娥,并且解释了名字的文化渊源,脱去了几分俗气。秦八娃以观众的身份欣赏《游西湖》,他这样评价道:“戏曲就跟这老城墙、老城砖一样厚实。我为啥说你把《游西湖》搞得花哨了,就缺了这古城墙的感觉……你的火吹得太多、太溜……你应该朝回扳一扳……”[4]449这种道统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动力。秦八娃带着他为忆秦娥而创作的《狐仙劫》来见她,并对团长说,“忆秦娥不上,本子我收回……我就是冲着忆秦娥来的”。当忆秦娥遭受一连串的生活打击时,八娃老师以智者的角色开导她:“秦娥,照说我是无权干涉你的生活的……但你似乎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应该把你的爱,还有你所理解的爱,通过唱戏,传递给更多人……”[4]558他又写了剧本《同心结参》,参加全国调演,一举成功。《梨花雨》的推出让忆秦娥失去了主角色。秦八娃这样说:“秦娥,培养这帮孩子,是秦腔事业的需要,推举宋雨,我觉得是省秦的需要,更是你的需要,你的艺术生命,走到今天,唯有依托徒弟的演进,才能延续下去……我觉得在为你赓续生命哪!”[4]857“秦娥,你把主角唱到这个份上,应该有一种胸怀、气度了……”[4]841每当忆秦娥遇到生活的困难或者转折点,秦八娃总能以智者形象点化,总能以超然姿态使人获得顿悟,从此意义说,他就是一个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智者,是一个被抽象化的民族文化符号。可能生活中没有如此经历艰难困苦的忆秦娥,也没有引导忆秦娥超脱的秦八娃。文学是虚构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多多少少能看到忆秦娥、秦八娃的影子,或许他们就在你我的身边,书写着自己的人生。如果说秦八娃是智者的化身,那么胡三元则恰恰相反,为了艺术,他甚至到了癫狂的地步。他将自己的外甥女带进了演艺场,并且一路呵护,无私付出,让忆秦娥在艺术之路上登峰造极。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只要一登上司鼓位就完全沉浸在其中,俨然艺术大师。只要有人亵渎了艺术,他就会敲掉亵渎者的门牙,即使为此“割地赔款”或遭遇牢狱之灾,他也心甘情愿。在他的世界里,书、帽子、鞋、石头、别人的背,一切都是展示才艺的“鼓”,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艺术。前辈竭力地传承秦腔艺术,甚至为艺术献出了生命。薛桂生任省秦团长后,为振兴秦腔事业,从大西北各角落请出来十多位老艺人,把秦腔多年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秦腔以自己特有的艺术魅力慰藉着三秦儿女,经历千年不衰,它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深深地打上了三秦的烙印。然而,在文化传播方式多元化的今天,秦腔戏曲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正在受到挤压,作为一种审美范畴的文学形式如何在多元文化传播的今天走到传播的前沿,《主角》正回应着当代文化的思考。秦岭绵延千里,将中国分为南北两个地理单元,气候的多样性必然使文化呈多元化特点,因此,书写这种多元化文化的文、史、哲就会呈现多样化特点。经过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秦岭文化可以大致概括为儒家的人文化成、道家的道法自然、释家的明心见性。而且在不同时代,依据这一时代的社会主体价值观不断地被解构,这就使秦岭文化具有了神秘主义色彩。在《主角》的结尾,忆秦娥、胡三元又一次问道秦岭,他们的举动,也许在文化自信的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金胜.现实主义总体性重建与文化中国想象:论陈彦《主角》兼及《白鹿原》[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4):162-180.

[2]杨柳岸.大时代个人命运和社会生活的巨幅长卷:读陈彦长篇小说《主角》[J].新西部,2019(9):83-85.

[3]张涛.“总体性”叙述中的“秦腔”与“名伶”:读《主角》[J].小说评论,2019(3):121-125.

[4]陈彦.主角[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作者:牛永华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