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范文1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2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3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最为繁荣发达的历史阶段，文章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通过在课堂教学中发掘、阐释、激活宋代文学中的爱国情怀、立志成才、社会担当、批判创新、诚实守信、乐观豁达六大人文内涵，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
关键词：
宋代；文学与文化；人文教育
0引言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蕴藏着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对学生形成健康的价值取向、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肩负起文化传承和人格养育的双重使命和职责。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最为繁荣发达的历史阶段，尤其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将通过解读文学家独具面目的遭遇与追求、气质与个性、情操与人品，以优秀的文学作品涵养身心，用伟大的人格力量开拓胸襟，触及耐人深思的文化命题和人生命题。同时，在当代意识之下，创造性地发掘、阐释、激活古代诗文中多元的人文内涵，使之与现实世界发生积极生动的意义联系。
1爱国情怀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爱国主题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每逢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这类主题就会异常突出、光彩夺目，从先秦屈原绵延至唐代的文学史已经清晰昭示了这一规律。宋代300余年，民族矛盾始终不断，整个王室一直处在风雨飘摇、动荡不安之中，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得士人群体的人生体验异常丰厚，民族正气、爱国强音成为了这一时代文学的重要特色，也是两宋文学中最值得称扬的历史性贡献。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侵扰边境，王室无力抵抗，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政策，守内虚外，每年供给巨额财物以求妥协，这种屈辱的处境成为正直文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重负。“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1]80（《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北宋末年，时局江河日下，岌岌可危，金兵长驱直下，最终导致了靖康之难，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金兵迅速占领了北部，南宋统治者逃过长江、偷安东南。当此之际，李清照看到种种丧权辱国的伤心之事，写下了千古绝唱《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2]气势雄健、气魄豪健，词人直抒胸臆，表现出忠心爱国的英雄气节，振聋发聩，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随后北宋南迁，偏安一隅的国势，和战之争的政局，成为了作家生存的鲜明生态环境。岳飞是南宋出类拔萃的抗金统帅，绍兴六年（1136年）率军从襄阳出发北上，陆续收复了洛阳附近的州县，前锋直接逼近了北宋故都汴京，大有一举收复中原之势。然而，此时高宗一心议和，下命岳飞班师。岳飞痛感坐失良机，收复失地、洗雪前耻的志向难以实现，百感交集中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满江红》词，表现了扫荡敌寇、还我河山的坚定意志和必胜信念，反映了深受分裂、隔绝之苦的南北人民的共同心愿，感人至深。陆游诗歌触及到了南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处处闪耀着爱国思想的光辉，回荡着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和万死不辞的牺牲精神，不胜枚举。即使是到了八十二岁的高龄，诗人的爱国热情依然没有一丝衰竭，高唱“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因为灾难深重、国破家亡的现实政治环境，宋代爱国主义主题成为了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文学作品中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患表达处处可见。以史为鉴，当学生阅读这些饱含血泪、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走进这些正气凛然、无私无畏的历史人物，汲取到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教育者应抓住这一契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可谓不辜先人。同时，掌握尺度，与时俱进，针对社会转型时期以及国际竞争格局的新形势，引导学生理国，以理智的方式表达爱国情感。
2立志成才
宋代崇文抑武，优待文人，全国范围内大力兴办各类学校，选贤任能，继承并改良了唐朝科举制度，规范考试规则，增加录取人数，为天下士人提供了公平进取的可能性，实现了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的广泛开放，待遇之高，前所未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类出身贫寒的士子勤奋苦读、改变命运的事迹屡见不鲜，群体呈现了好学深思、刻苦磨砺的精神品质。宋代初期诗人王禹?家中世代务农，以磨面营生。修身苦读成为了其人生的第一课，贫苦的家境磨砺了意志，自强不息，勤学不辍，一举中第，闻名后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四岁而孤，家贫无资，“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篇章，使学为诗，及其稍长，而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抄录未毕，而已能诵其书，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3]（欧阳发《先公事迹》）自幼胸怀大志，手不释卷，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了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断齑画粥”的故事也颇有激励意义，父亲早逝，贫苦力学，读书长白山僧舍，每日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凝结，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各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酢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日复一日，心无旁骛，昼夜攻读，终成一代名臣。学风是大学精神的灵魂，目前，在校大学生面临着繁重的学习压力和就业压力，对自我未来信心不足，眼高手低，感到茫然和无助，多数选择了抱怨和怀疑，亟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引导。“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类立志高远、矢志不渝的古圣先贤对于当代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学习动力严重不足、学习纪律涣散的大学生来说，具有巨大的激励意义，增强了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勇气，号召更多的青年学子扬帆起航，追逐梦想。唯有在艰苦的环境中迎接挑战，毫无怨言，锤炼意志，全面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方能挣脱困境，实现高远的人生追求。这无疑有助引导成长成才，以养成执着勤奋的学习态度，塑造奋发有为的精神气质，营造健康向上、乐观进取的校园文化，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3社会担当
责任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强调个体对群体承担的责任、义务。儒家提倡积极入世、干预现实、齐家治国的社会担当，这在宋代士人群体中得到了积极响应。宋代文人在统治者以文德致治的政策导向下，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大为加强，充分调动起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孕育了一批富于淑世理想的士人群体。文人们当仁不让，进退皆忧，进入到政治权利中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入世精神。范仲淹是宋代士风演变的关键人物，“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4]以天下为己任，富贵贫贱、毁誉欢戚皆不为念，心忧天下，志济苍生。其“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情怀极大发展了儒家“仁以为己任”的精神，凸显了士大夫对社会事务的责任担当，开启了宋代文人崭新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王安石胸怀社稷，在“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感召之下进行变法，敢于担当，独立不移，九死未悔，以期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宋代士大夫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表现为高远恢弘的志向抱负，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是春风得意的顺境，还是风雨兼程的逆境，鼎新时政，敦风化俗，始终坚持国家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和使命感，这成为了大多数文人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失，没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呈现出价值主体一己化、价值取向功利化、价值目标短期化的特点。宋代士人群体留下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引起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共鸣和践行。这对当代大学生也极具启迪意义，开拓视野，胸怀天下，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批判创新
宋代文人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5]（欧阳修《镇阳读书》），代表了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反思时政，倡改革新，以图变革自强，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各个领域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创新精神。一是经学领域。经过晚唐、五代的纷乱动荡之后，宋代士大夫将前代分裂割据的根源归结为礼教的衰落和儒家道统的不振。为了恢复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学术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儒学创新运动。北宋初期，疑古思潮蔚然成风，孙复、刘敞、李觏、欧阳修、范仲淹等几乎对所有儒家经典持怀疑态度，不迷信权威，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意义深远，整个北宋疑古思潮贯穿始终。这一可贵的批判精神，打破了儒家经传注疏不可议论、不可动摇的神话，推陈出新，主要以心性义理阐发儒经，从而形成了“义理之学”，学界百家争鸣开启了儒学创新和繁荣的局面。二是史学领域。两宋时期，我国古代史学出现了总结与反省的趋势，以编年体为主的通史型史著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随着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成功问世，编年体史书成为宋代史学撰写的基本体例，一直持续到元明清时期。此外，孙甫《唐史论断》、范祖禹《唐鉴》、宋痒《纪年通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朱熹《通鉴纲目》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这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三是政治领域。北宋庆历年间，国家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各地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改革派领袖人物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苏舜钦等，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变革思想，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吏治、农业、徭役、选拔等十项改革主张，对富国强军、改善吏治、休养生息起到显著作用。虽然这些改革因为多种因素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虽败犹荣，可歌可泣，留给今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第四是文学领域。宋代文学求新求变，开拓出迥异于唐代的审美观念和美学境界。宋文主要是朝着更加自然生动、更加贴近生活的方向发展，文从字顺、行云流水的散文更切于实用，也更易为作者和读者接受。从宋代开始，古文成为用途最广的散文文体，确立了以古文为主、骈文为辅的文体格局，延续至元、明、清诸代。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继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可谓双峰并峙。在题材方面较成功的开拓，是向日常生活倾斜，从浪漫到朴实，平易近人。艺术技法上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开启了独树一帜的审美范式。宋词流派众多，名家辈出，完成了词体建设。同时，通过“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等方式，不断开拓了题材领域和审美观念，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代文学与文化中表现出鲜明的批判与创新主题，可对当下的大学生能力培养提供借鉴。以课堂为依托，营造氛围，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提出问题，敢于想他人之不敢想，敢于为他人之不敢为，发掘潜能，勇于探索，追求真理，培养独立思考的品质和人格，这是目前大学生培养的当务之急。
5诚实守信
诚信是中国最古老的道德规范之一，回顾古代社会生活，无论经济上的经营策略，还是政治上的为政方针，无论伦理上的养成之道，还是为人中的基本准则，诚信都是历代大力提倡的根本前提和通行规则。宋学家对“诚”的内涵作了大量的哲学思辨的演绎，形成了一套完整自足的理论体系。周敦颐认为“诚”是判断人行为善恶最根本性的价值标准，提倡真实无妄。程颐、程颢天将诚定位为理的根本属性，更是人伦道德的理想境界。朱熹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其诚信观，将之纳入了理学范畴和完善人格之中，纳入到治国安邦之内。既是指道德信念上的虔诚忠贞，也意含处理人际关系包括经济行为上的诚信不欺、表里如一。不仅如此，宋代士人更落实到日常生活交往之中，多处可见守信践约的楷模人物，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言必行，行必果。太平宰相晏殊14岁时，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皇帝召见之后，要求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结果晏殊发现考试是自己十天前刚刚练习过的，如实向真宗报告，请求改换其他试题。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赐给他“同进士出身”。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高度繁荣的时期，商人经营恪守商道，普遍以诚信为本。陶四翁将买到的假紫草付之一炬，宁可一己受损也不去坑害别人，沈?擅长制墨，为人讲究信义，闻名一时。姜八郎婚后家事衰败，随后勤劳致富，迎接故妻返家，昔日各处债务双倍偿还。诚信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是大学最基本的伦理期望。大学是时代精神的象征，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和民族文化的守护者。遗憾的是，面对形形色色的各种社会诱惑，当代高校大学生中存在着种种失信现象，不择手段谋求不正当利益。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简历造假、恶意拖欠学费、私自毁约等，折射出大学文化的曲折和异化，这也成为社会舆论批判与质疑的焦点，大学生诚信教育问题可谓迫在眉睫。实际教学中，循名责实，梳理传统，活化传统道德资源，彰显古代诚信的时代价值，对学生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引导，养成自立和诚实的品格，切实推动我国大学诚信教育的开展，以维护现代大学正义。
6乐观豁达
人生处境可分为顺境、逆境、绝境，古往今来的人们都在探寻一种有意义的生命境界。宋儒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佛、道理论思维的精华，最终以理学完成对三教的融合，形成了三教合一思潮的主流。影响所至，宋代士人在处理立身出处之时，采取超脱旷达的态度，既不汲汲于富贵，也不戚戚于贫贱，超然面对人生的荣辱得失，以实现对人生的最终安顿与终极关怀。错综复杂的党争格局中，苏轼一生刚正不阿，坎坷不平，饱受政敌残酷打击，颠沛流离，壮志难酬，但从未被痛苦和悲伤所压倒，善于排解，随遇而安，逐渐做到不为世俗的祸福苦乐所拘牵，不为得失生死所烦扰，表现出达观旷放的人生态度。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初来之际，流露出被贬后的牢骚和不平。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也为了避祸，便在大自然中寻求寄托，消解痛苦。“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1]190（《临江仙》）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之中，表现了渴望得到精神自由和灵魂解脱的心境。随后，宦海沉浮，无论惠州、儋州，苏轼顺其自然，以圆融通脱的心境面对恶劣的环境、艰辛的生活，安土忘怀，珍视生活，热爱生命，以坚毅刚强的意志克服困难。这种超旷的艺术境界和精神境界中，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其坚韧不拔、卓尔不群的人格魅力。黄庭坚被贬宜州，寄居于城南破败不堪的戍楼之内，虽然风雨无遮，市声纷扰，依然读书作文，自得其乐。认为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照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身处贬谪之所，现实中的苦闷与悲哀无处不在，黄庭坚能以心性的修养抵御困境中的磨难，通过禅定的方式强化这种信念和力量。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旷达心态面对人生的得意与失意，这种人生范式为后世创造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普遍存在，心理敏感，意志脆弱，焦虑浮躁。遭遇挫折和失败时困惑由于不能及时有效疏导调适，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学习，甚至酿成了一幕幕悲剧。教学中应该充分挖掘这些人文素材，以文布道，对学生进行人格意志教育。在风云变幻的社会和人生中，遇到困难挫折不气馁，得到荣誉不骄傲，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同时，充分联系学生的人生体验，与古人引起强烈的心理共鸣，避免疏远和隔阂，从而在精神上得到滋养、历练和升华。
7结束语
古代文学教学对于人文素质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教育者可以充分发挥语言文学的优势，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拓展阅读视野，增强当下学生和古代文人的精神对话，有机进行德育渗透。课堂中超越基本知识的简单讲解，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和陶冶，可以达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培养人才的双重目的。
作者：陈晓峰 单位：南通大学范曾艺术馆
参考文献：
[1]苏轼.东坡乐府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李清照.李清照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7.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4
为增加财政收入，宋朝自始至终实行专利榷酒政策。关于榷酒政策中官酒务问题，杨师群《宋代官营酒务》、闫明恕《论两宋时期的官营酒业》提出北宋在各州、府、县、镇城中设置都酒务、酒务，后期增置了比较务，南宋还增加了各类酒库并设置各级主管官员。魏天安《宋代的官监酒务与官酤法》认为宋代官酤法允许私家卖酒，但私家酒店无酿酒权，要从官监酒务批发零售，成为官酒务的”脚店”和”拍户”。买扑制同官酒务并行，在北宋的榷酒政策中占有重要位置。杨师群《宋代榷酒中的买扑经营》详述了两宋酒业中的买扑经营情况，肯定了酒务的买扑在宋代经济中有重要地位。李华瑞《论宋代榷酒制度中的买扑形式》认为酒类买扑经历了”募民掌榷”、包税制和实封投状三个阶段。就买扑酒务在宋代榷酒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杨师群和李华瑞有不同观点，李华瑞《关于宋代酒课的几个问题要要与杨师群同志商榷》认为宋代官府实行酒务买扑的条件有两种：一是官府自营酒场亏本，二为多在酒利微薄的地方，买扑酒务在宋代榷酒体系中只是一种补充形式。杨师群《宋代酒课几个问题的再商榷要要答李华瑞同志》指出买扑酒坊场的经济效益很高，认为北宋民营买扑酒务成分大于官营酒务成分。漆侠《宋代经济史》认为熙宁年间买扑制采用”实封投状”，这种投标竞争的办法对国家酒利的增长是有利的，但在买扑制和各路中占的比例不大。黄瑞玲《试论宋代酒务买扑中的若干问题》认为引入自由竞争的实封投状买扑是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除官酒务和买扑制，宋代还存在其他榷酒形式。李华瑞《宋代榷酒、特许酒户和万户酒制度简论》认为宋代特许酒户有两类即用官曲酿酒酤卖、纳课获取卖权，并指出万户酒有不榷不禁不税放任自由、均摊榷酒钱和税酒等三种形式。魏天安《宋代的万户酒》提出宋代在两广、福建、夔州路十二州军地区实行万户酒法。黎世英《宋代的酒政》指出四川地区从南宋初年起实行隔槽法。关于宋代榷酒的管理，李华瑞《论宋代酒业产销管理体制》认为宋代酒类产销的管理机构中三司、户部要要漕司要要州县镇所形成的管理系统是宋代酒业管理的主干。在《宋代非商品酒的生产和管理》中李华瑞认为宋廷不仅干预商品酒的生产、销售和分配诸环节，而且对非商品酒的生产和使用也实行严格的管理。
酒课征收及作用
学术界对宋代酒课的征收及其在国家财政中的作用作了深入的探讨。酒课是宋代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有关酒课的多少问题，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认为宋朝征收酒税往往视财政需要而定其课额多少，宋初财用充足，故酒税数少，随着冗官、冗兵、冗费日多，酒课征收越来越多。漆侠《宋代经济史》统计了北宋初到宋仁宗时、宋神宗到宋徽宗时、宋徽宗到南宋时三阶段的酒课及其在总税收入中的比例，认为酒课不论在城市、经济发展区，还是在边远地区都有增长。杨师群《宋代的酒课》认为宋代酒课主要来自各级榷酒机构的收入，官营酒库收入占主导，其次是民营酒店课税的曲引钱。李华瑞《试论宋代酒价与酒的利润》和《宋代酒课的征收方法析论》考察了宋代酒价等问题，认为宋初酒价低廉，为增酒利，宋廷从庆历二年开始提价，但浮动不大，南宋酒价上涨较快。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对宋代酒课收入的榷酒添价进行列表统计，认为宋初榷酒收入不多，真宗时达到最高水平，南宋榷酒系统繁多、收入分配复杂。关于宋代酒课与军费关系，杨师群《宋代的酒课》、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钟立飞、宋燕辉《宋代的酒利与养兵问题初探》等指出酒税收入是宋代军费的重要来源，南宋养兵所需之费主要仰仗酒税。姚培峰、任银丽《南宋临安酒业简论》认为南宋初由于战乱和财政困难，军队酒库课利成为解决军资的有效手段。杨丹《宋代权研究》认为宋收的酒利课额除扣除生产成本及营利性开支外，主要用于官僚机构和军费开支。
赵开酒法改革
南宋初年的赵开改革酒法是宋代酒业研究中的重要事件，对此学者展开了深入研讨。关于赵开酒法改革的目的。漆侠《宋代经济史》、杨师群《也评赵开酒法要要与杨倩描同志商榷》认为金兵入侵，宋室南渡，为保证川陕军队和地方日益激增的开支，赵开大变酒法，创造了隔槽酒法。关于赵开酒法改革的过程。漆侠《宋代经济史》认为赵开从成都府开始推行隔槽法，要求酒户到官府所置的隔槽去酿酒，同时大幅度地提高酒价，建炎四年隔槽法推行于川陕四路。胡宁《论赵开总领四川财赋》指出赵开推行隔槽法的同时还扩大了禁酒地区，在原不征收酒课的夔州路地区也征收酒课。关于改革结果，杨倩描《赵开酒法评述》、赵欢《赵开茶盐酒法研究》认为从绍兴五年起，隔酿法由自动生产变成了强制生产，到绍兴二十九年由于百姓不堪其苦，隔酿法被压缩直至废止。对赵开酒法改革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学界讨论较多。漆侠《宋代经济史》认为赵开酒法变革加强了官府对酒户的管理，提高了酒价，使官府酒利大增，但最终恶化成为川陕民众的重负。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认为赵开酒法是买扑制的一种变通形式，它与买扑制时序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是在买扑制的基础上加以变革的。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认为新酒法使四川酒课大幅增长，但随着征收日久出现诸多弊端，但对川陕战区而言，军费开支浩大，征收酒税势在必行，因此一直坚持进行。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杨倩描《赵开酒法述评》、杨师群《也评赵开酒法要要与杨倩描同志商榷》等认为赵开酒法成功解决了官营酒业中诸如贪污谋私、收益低微等问题，但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不应过高地评价其作用。高飞《赵开茶盐酒法变革浅探》、赵欢《赵开茶盐酒法研究》、胡宁《论赵开总领四川财赋》认为赵开的举措在不增加地税、户税和农民负担的情况下，使四川财政收入连年增长，保证了川陕驻军的军需供应。
酒文化
宋代有发达的酒文化，其内涵丰富，涉及酒楼、广告、文学、酒俗及酒礼等诸多方面。关于宋代酒楼、酒店与酒广告的研究，李华瑞《酒与宋代社会》认为宋代的酒楼、酒店不仅讲究装潢修饰，还讲求艺术的韵味。伊永文《宋代酒的”广告”要要商业文化摭拾之一》指出南宋为了使城市居民买酒，增加政府的收入，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对美酒的宣传。宋代酒文化集中而生动地表现在文学创作上，梁建民《苏轼与宋代酒文化》认为苏轼的酒诗体现了宋代酒文化的意蕴。王少良《宋代酒文化与宋人的饮酒词》指出宋词在酒文化的背景中浸透多种美学元素。关于酒俗与酒礼问题，董瑞华《<水浒传>酒描写研究》概括出酒与民俗的关系，如酒与结义，酒与接风、送行，酒与节庆等。徐贤妍《从酒词看两宋酒文化》认为酒词中反映出来的岁时节令表现了宋人的生活状态，酒词中寿词折射出宋人珍爱生命、祈福长寿的生活观。侯彦喜《北宋宫廷酒文化探析》认为北宋宫廷酒事活动主要有皇寿宴、皇帝圣节、皇太后圣节赐宴、赐?和内宴等。#p#分页标题#e#
结语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烧酒起源、酒专卖、酒课征收及作用、赵开酒法改革等问题对宋代酒业研究进行了多角度的集中探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主要表现在：一、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宋代酒业从生产、销售直至酒课征收与使用的各个环节，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如此全面论述宋代酒业经济的专著；二、学界除了对宋代酒的课税及国家对酒利的分配问题深入研究外，还探讨了酒的管理制度；三、从目的、过程及影响诸方面探讨了赵开酒法改革；四、利用诗文资料与文学作品展现了宋代酒文化。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5
如何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正确的解读？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今天，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情况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以后，要向学生介绍当年的文学，单纯分析文本更是行不通的，学生会产生诸多的疑问。例如，魏晋隐逸山林的诗人们为什么要去谈“玄而又玄”［2］的玄言诗？词为什么鼎盛于宋而非唐？宋代士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牢骚，使得一代诗风出现“以议论为诗”的鲜明特色？这些问题，如果只是就文学论文学，很难解释得清楚，必须把文学作品还原到其产生的历史年代当中，引领学生把思维回退到当时的情境之中，去体会作家在独特的政治背景、风俗习惯、社会准则、人生经历之下，创作出独特文学作品的必然性，以及作品因此在当时具有的难能可贵的开创性或代表性的文学价值，即其文学史价值。这样文史结合的古代文学教学，能够使学生深刻地理解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并在头脑中真正形成文学“史”的脉络，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的古代文学史教学效果。而这一效果的实现，仅仅依靠教师口述或文字课件来评说，效果往往不佳，制作精良、融汇心血的多媒体课件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例如，我们可以使用画家范曾的《竹林七贤》图，让学生直观感受魏晋隐逸山林的诗人们的放荡不羁，在学生惊讶于诗人们的衣冠如此不整时，解释其原因在于他们服用了很多的“五石散”，需要解衣“发散”［3］，而这种类似吸毒的行为背后，是他们对黑暗政治的惧怕与失望。那么，同样由于对黑暗政治的惧怕，本来用于“言志”的诗到此时便不敢再做，于是，只能做“玄而又玄”的玄言诗聊以排遣。这是玄言诗产生的根源。一幅《竹林七贤》仿佛带学生回到了那个貌似纵情洒脱实则苦闷难言的时代，使学生从根本上理解和接受了即使在当时也是晦涩难懂的玄言诗［4］。讲到宋代词体的兴盛原因，我们必然会提及宋代城市经济的大繁荣，酒楼妓馆的遍布使得当时用来佐酒的宋词吟唱这样一种表演形式兴盛起来，因而使得“词”这一文学样式随之兴盛了。此时学生的疑问是，我们历来所熟知的大唐盛世，经济空前繁荣，为什么唐人就不需要在工作之余的午夜聚会中唱“词”助兴呢？我们可以在课件中用《唐代都市城坊图》与《清明上河图》两幅图的对比来让学生一目了然地明白这一点。唐朝的城市“坊市封闭”，即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封闭式的，不准沿街设立商铺，首都长安、洛阳商业活动只限于东市和西市两个规模不大的市场里，且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受到限制，夜色中的长安城坊市关门，人声绝迹。宋朝的城市“坊市合一”，宋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开放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不受限制，酒楼妓馆通宵达旦。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人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这样的清晰对比之下，差别立见，而“词”这种文学样式，依靠着城市繁荣的需要在宋代应运而兴，并因此具有诸多区别于传统诗歌的当行本色。文史结合的讲解，容易为学生所理解，这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多媒体课件可以带给学生的学术享受。再如宋人的牢骚议论，固然因为宋代的宽待文人，允许其发言，也更因为宋代政治的积弱，使得宋文人多愿深思，故其诗多议论。到底大宋朝羸弱的程度如何，口说无凭，北宋版图回缩与南宋偏安一隅的地图可以带给学生震撼的感受。学生在课件中观看这两幅地图后，往往恍然大悟，进而表示，若是自己生而为当时文人，版图零落，朝廷退让，自己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向内自省，故发而为诗者，多为议论，表现出与唐诗截然不同的艺术特色。这样直观地感受历史，品味文学，进而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也是精致的多媒体课件带来的优质教学效果。
二、添加有效音视频，为古代文学融入审美体验
文学与艺术的关系密不可分，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在当时的年代就是艺术表演的底本，如上文所述的宋词，如消失得只剩文本的元杂剧。音视频欣赏的有效加入，图、文、音、像四位一体的古代文学课堂，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文学作品的全貌，并以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带给学生美的熏陶与享受。这里强调音视频添加的“有效性”，绝不单单为了使课堂有趣起来，而是要精选音视频材料，使每一分钟的播出都对学生理解作家作品具有切实的效果。讲到《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时候，为学生播放古筝配乐朗诵，以古筝悲凉凄楚的音色衬托李煜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讲到岳飞《满江红》的时候，为学生播放1983年港版《射雕英雄传》中罗文的歌唱演绎。学生每每联想剧情，心潮澎湃，与文学作品深度共鸣，久久不忘。讲到元代杂剧的时候，由于年代久远，学生总会觉得对这种文学样式雾里看花，不甚了了。在课堂上引入京剧《窦娥冤》《西厢记》选段播放欣赏，配合杂剧内容行当特点进行讲解，告诉学生不同剧种之间的差异更多在于唱腔，著名剧目的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多数已经较完整地传承下来，因此，虽然元杂剧的唱腔已经失传了，如果仅从文学的角度考量戏剧底本的人物塑造与情节冲突，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欣赏当代其他剧种的同题故事来增进对元杂剧的理解。同时，这种剧种间的文学传承关系反而带给学生更多的启示，也让我们的青年学生直观地走近传统文化，接受一次心灵的震撼和洗礼。这些良好的教学效果，都是简单的文字课件所无法比拟的。
三、绘制结构性图表，使古代文学呈现发展轨迹
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会带给学生文学艺术美的体验，但作为中文系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课堂教学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此，同样重要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很好地了解文学历史的传承和发展的轨迹，把握其演变的脉络和规律，进而清晰地认识文学的发展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密切关系与相互作用。在这方面，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往往不是见诸教材，而是来源于教师自身教学及科研经验的积累，清晰地显现于教师自己的头脑之中，文字和语言难以诉清，可以借助多媒体课件绘制结构性图表，清晰直观地将其展示给学生。讲到谢灵运与谢朓，其重要的氏族背景极具时代特色，对其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影响深远［5］。在讲授中，可以为学生绘制谢氏宗亲文学图谱（如图1所示），帮助学生理解那个独特的时代背景对作家及作品风格产生的影响。讲到元杂剧的时候，为了突出其作为中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的重要地位，以线路图的形式为学生展示：原始歌舞→春秋战国的俳优→汉代百戏→唐代参军戏→宋代杂剧、金代诸宫调→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昆曲）→京剧这些结构性图表，展示直观，清晰易懂，课上效果明显，其优势为简单的文字课件所无法企及，而课前资料积累分析和绘制准备工作也相当繁重，往往耗时甚多，需要教师精心准备。#p#分页标题#e#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6
唐代文学风气之盛,成就之高,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很突出的。除了诗歌的巨大成就外,文章创作也有很大的收获,其中古文创作传统的形成,无疑是最重要的大事之一。但是学界在讨论古文乃至于古文运动的时候,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仅取一面,对于这种文体兴起的背景和具体内涵,揭示并不多。笔者以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出现,是文坛对于当时疑经学风的一种回应,而古文则是在传统经学体系动摇之后,延续早期经解的一种尝试,但这种初衷在唐代求文的风尚中被湮没了。本文拟从唐代的疑经之风、古文运动的讨论出发,来探讨《左传》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及《左传》自身文学之转机。 一、疑经之风与《左传》文学关注的兴起 《左传》的文学性,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①但是历代对于该书都是从经学的角度来处理,即便涉及文学讨论大都也是只言片语。 直到唐代,对于该书文学性的论述,才频繁出现在古文派的言论中。中国文学的独立成熟是在经学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经学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前提。文学与经学是彼消此长的,经学的衰微在某种程度上为文学的兴盛提供了契机。当然这是就初期文学尚未独立时而言的。经学是干政求实的,关乎社会民生;而文学是艺术的,更多是近于娱乐了。虽然儒家也讲礼乐教化,但这种文艺仍然是经学思维的,如汉代对《诗经》、《楚辞》等的政治化理解,虽然也存在着自生民以来的娱乐的传统,如汉代的文学,许多研究者看到了其中的娱乐性,但这并非主体。文学在这时并没有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远没有独立于经学的范围。从这个层面来看,前人以为魏晋时期文学开始自觉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只有在这时期为文学而文学的人群才大量的出现,形成了一种时代普遍认可的潮流。当然这种独立是相对的,文学并不能完全独立于经学之外。但是在文学之内,又由于经学干预程度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就《左传》而言,文学与经学的矛盾就表现在经学身份的松动。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讨论《左传》文学的自觉。 学术界一般以为疑经运动与唐代啖助学派所倡导新《春秋》学,有着直接的联系。对此,研究者也多有论述,但是他们往往忽视传统,夸大了该派的开创之功。笔者以为啖助学派的兴起,是长期以来今古文之争的延续,并不是孤峰独立的。区别即在于,他们较之前代更为激烈,影响也更大。 啖助学派,是唐代中期研究《春秋》的一个学派,形成这个学派的主要人物,是啖助、赵匡和陆淳。该学派的主要成绩在于,打破了自汉代而下治《春秋》“弃经信传”的传统,倡导“经义为主,不以传害经,义以时立,学术为政治服务”①。并质疑三传,大开怀疑之风,如其论《左传》云:“《左传》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而多,辞义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② 啖助学派因其主张经世致用,而为当时大量士人所接受。“凡尊奉啖助学派学术者,几无庸碌懵懂之辈。尤其是顺宗永贞革新的重要人物,无不是陆质的弟子或私淑弟子。后来被称为‘八司马’的,几乎家有其书,试读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春秋〉书》,可以说是某些中晚唐士大夫的施政纲领了。继承啖学派学术思想的重要人物,有柳宗元和吕温。”③“啖助学派,不但影响了唐代中晚期的政治、学术,而且也影响到宋代,一直到清末,有意思的是,啖派学术在宋代兴起的时代背景,和在唐代有并非偶然的相似。”④ 刘氏描述啖助学派对于唐宋学术乃至于社会的巨大影响,基本上是合乎史实的,但就唐朝的这种疑经之风的渊源来看,似乎还可以往前追溯。笔者以为对于经典的质疑是东汉末年以来,经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啖助学派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的经学体系,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时人从文学角度来关注经学。晁说之说:“自啖、赵谓公谷守经,左氏通史之后,学者待左氏如古史记,美文章纷华而玩之,不复语经于斯矣!”(《赵赡春秋经解义例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传》的文学性才开始被大量关注。 唐人在具体讨论《左传》文学性的时候,是从不同的层面进行的。传统上经学是作为整个文化的基础而存在的,采经学以补文艺是很传统的作法,但这毕竟是的,意义并不大。 此时最值得注意的是改变《左传》的经学身份,视之为史书,在史书叙事体例的讨论中介入对其文学的看法。在韩柳等人在倡导古文之前,刘知几的《左传》态度很值得关注。 刘知几对于《左传》的态度很复杂,他一方面以之为史学典范,备加称赞。《史通•六家》中分辨六种史书体例,即《尚书》家(记言)、《春秋》家(记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史记》家(通史)、《汉书》家(断代史),将五经中的《尚书》、《春秋》和解经的《左传》、不解经的《国语》、《史记》、《汉书》并列,沈玉成先生以为这本身就是把“经”降而为“史”。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学者具有这样的胆识。⑤另一方面他在具体的史学论述时,又将之经学的地位提出以示区分。他在不少的地方表示出《左传》解释《春秋》的观点。《鉴识》云:“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古今正史》云:“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形于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他虽然也在尊经,但并没有从经学的角度来对待,讨论的还是作为史书的《左传》。在这里经学与史学发生了有趣的分离。 然而在讨论史书的书写,他又将《左传》变为文学典范了。《左传》从经学转变到文学,刘氏借助了史学这样一个过渡,其中“叙事”是关键。“盖左氏为书,叙事为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摹,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摹拟》)刘氏虽然从史书书写的角度来谈论《左传》,但是距离文学分明是很近了。#p#分页标题#e# 二、古文运动与“古文”身份的置疑 历来考察唐代古文运动都语焉不详,大体上或者是强调古文与时文的差别,或者是将之联系时政,作为复兴儒学的手段来加以考察。 但是在何者为古文,乃至于联系到后人所推崇的唐宋的古文家的作品,往往是很杂乱,越发不可解。笔者以为唐宋古文运动与啖助学派的兴起也有莫大的关系,是啖助学派的疑经之风,使得经典尤其是《左传》成为文学典范。这种风气也大大改变了世人的经学观念。 韩愈等人的创作,并不能简单地以古文来界定。毕竟古文在韩柳也只是部分的作品,远非全部。古文并非只是形式上的散体,也不只是与骈文对应的概念。它应该是关乎经学的,也就是儒学的,是一种新的儒学解经方式的尝试。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标志即是散体文压倒了骈体文,成为文坛的主流。但这只是表象,就其本质而言,唐代古文是经学的而不是文学的。这种古文的解经方式的成功,又与唐代传统经学的衰微,有密切的关系。而整个的机缘就在于啖助等人的新春秋学的兴起,是他们冲击了传统的经学体系,使得新的经学体系得以产生。这正是唐代古文兴起的重要原因。 方苞就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辩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肆也。”(《古文约选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集》卷四)刘师培也说:“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论文杂记》)都注意到了古文与经学的密切联系。 《新唐书•韩愈传》云:“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黄甫湜从而效之,遽然不及远甚。”只是将“数十篇”归为古文,其特征在于“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其他大量的文章只是其技巧的成熟。但韩愈之于文章的看法又很令人不解,将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等并称,不知何意。这些人并非是纯粹的经学家,或者在韩愈看来他们正是在文章之中,来传道的,较之单调的传统经解,更加的具体生动,因而为他所激赏?这也体现出韩愈与传统不同的经学观念。 韩柳等人还创作了不少的寓言作品。“按唐代当时的观念,并不以传奇为小道,不在小说与古文之间分雅俗。李肇云:‘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毛颍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两篇真良史才也。’(《唐国史补》卷下)从中可见当时人对传奇文的看法。”①这也是时代的新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这里对于文字作品的表达方式的讨论,除了时代、文学等或外或内的原因之外,还需要考虑一个从古至今都存在的问题,就是读者的接受。作品的功能决定了它在表述的时候,必然要考虑其行文的安排。孔子就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先秦诸子的寓言譬喻等等手法的运用,无非是出于读者接受的考虑。慧远总结译经经验说:“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出三藏记集》卷十《大智度论抄序》)僧佑也说:“文过则伤艳,质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第四》)①孙昌武将韩柳等人的大量寓言的使用归结为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唐人的寓言文以及散文中的善用比喻,显然受到佛经譬喻的影响。”②但笔者以为还不如说是复古了先秦时期的诸子譬喻之风,至少这与整个唐代诸人努力倡导先秦之文风是相吻合的。唐代古文派诸人的经学观念也影响了他们的《左传》观念,事实上他们较之其他作者对《左传》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古文与《左传》,在韩柳诸人的身上实现了统一。 三、《左传》文学转换的完成及其对唐宋文坛的影响 唐代的疑经风气,使人们对于《左传》的文学较之经学更为关注。清代姜炳璋云:“读传者莫不曰:左氏之传,史家之宗也。马得其奇,班得其雅,韩得其富,欧得其婉,有其一体,皆赫然文名于后。而抑知:传非文也,传圣人之经也,文极其工,正以发为经义为工;传,非史也,传圣经之义也,事极其备,正以阐明经义为备。貌取而遗其神,可乎!”(《读左补义纲领下》)虽然是出于批判,但正反映出《左传》研究的文学化转向,对于《左传》文学的关注已经是很普遍了。 韩、柳等人都有对《左传》文学的评论。 “萧颖士云:于谷梁师其简,于公羊得其覆,于左氏取其文。(引自《艺概•文概》)盖左氏尚礼,故文(同上);此谓于左氏取其文,乃就其艺术手法而言也。唐至萧颖士、元结辈始解散六朝俳偶,推重古文。自萧颖士取文于《左传》,可见一斑矣。唐文于韩愈之前,变排偶绮靡之风,毅然自为者,自元结始。高似孙谓其文章奇古不蹈袭,皇甫湜题其《浯溪中兴颂》曰:长于指叙,约结有余态。然近人陈衍石遗室论文曰:元次山《大唐中兴颂序》最工,盖学左氏传而神似者。可见元结为文,非所谓绝不蹈袭;其长于指叙处,正乞灵于《左传》也。”③韩愈《进学解》云:“春秋谨严,左氏浮夸。” 《史通》浦起龙注释云:“此篇所论,前论书法,后论笔法也。六朝著述,率趋模拟。子玄就彼风尚,析出形神两途,顿使仙凡立判。貌同心异,学古合离,秘方尽此。愚于左氏,读贾辛适县,悟韩柳赠行体;读薳启疆对楚灵,识欧苏论事诀。亦所谓貌异神同者乎?若六朝之拟汉,貌同而已。”(卷八《模拟》)清徐世溥则径指:“韩愈文章出于《左传》特其合处,无一笔相似耳。如《原道》、《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送石处士序》、《送齐皋下第序》、《书回纥李怀光二事》、《争臣论》、《祭鳄鱼文》、《为人求荐书》、《上于襄阳书》、《毛颍传》、《董晋行状》、《平淮西碑诸什》,其文章之语意句法,桐城诸子多以为模范于《左传》者。”(《古文词通义》卷八页六引)此外俞宁世《左选》、唐荆川《文编》、王源《左传评》、方苞《古文约选序例》等都对韩愈文章效法《左传》有所论述。④#p#分页标题#e# 柳宗元《报表君陈秀才书》:“稍采取《左氏》、《国语》之辞。”《非国语》:“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上《卜》)韩柳受到了《左传》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雷士俊《答陈伯玑书》曰:“唐宋大家诸文佳者,验之两汉以至唐虞,皆无不合。如韩《平淮西碑》、《南海神庙碑》,则典谟训诰;柳《桐叶封弟辨》、《晋文公问守原议》,则《左传》、《国语》。”(《古文词通义》卷五页三)是柳宗元为文,亦有法于《左传》者。① 唐人之后古文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其影响更大。韩、柳也以其自身的优秀表现而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这种学习行为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后人对于唐宋诸家的学习,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一是直接效法韩柳诸人,因为他们是学习《左传》等秦汉典籍成功的例证,这即是所谓的唐宋派;一种是通过分析唐宋诸家的作品来体会《左传》行文中的“义法”,这里唐宋诸家只是一种经由上达《左传》的一个台阶,是工具,其目的要直追秦汉,这就是所谓的秦汉派。 后人在讨论这两派的时候,往往将他们对立化,其实细加分析,观点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并非不可调和。明代艾南英在《答陈人中论文书》中云:“足下谓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谓欧曾苏王之上,有左氏司马氏,不当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为左氏司马氏则已,若求真为左氏司马氏,则舍欧曾诸大家,何所由乎?”“彼以为韩欧曾深得秦汉之神气,故欲就粗以求精,就欧曾以求左史,此与唐顺之所谓之‘法’同义也。”②“唐顺之有文编之选,辑周至宋之文,颇示文章法度。又有左氏始末之作,纪传之体也。其文大从唐宋门庭,沿溯以入秦汉。”③不管是秦汉派还是唐宋派,他们都不否认《左传》的文学成就,差别只在于终极目标的差异。宋代之后直接从《左传》中汲取营养,已经被看成是很自然的一种共识。唐宋古文的传统也在逐渐形成,到明代“八大家”谱系的完成,不过是水到渠成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之后人们之于《左传》的关注,虽然仍然是尊其为经典,但实际上已经逐渐地淡化了它的经学而更重视它的文采了,至少对于古文派来说是这样的。如苏辙,朱熹云:“苏子由教入,只读《左传》。”(《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林纾云:“余则私意苏氏,必先醉其文,而后始托为解经之说,以自高其位置。 身在尊经之世,断不敢贬经为文,使人目其妄。”(《左传撷华序》)其说与刘知几正同。(参《史通•自叙》、《载言》)事实上这种因爱好《左传》文采而转而习经的自汉代而下就很多,只不过是限于经学传统的约束,而不敢张扬罢了。唐宋而后,《左传》经学地位的动摇,就为后人谈《左传》分途,提供了契机。明清之后文学的讨论就变得很普遍了。 当然这些影响应该是文学层面的,即所谓的“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是文采技巧层面的,柳宗元所说的“稍采取《左氏》、《国语》之辞”,就是例证。他们是在文学的章法技巧上从《左传》中吸取养分。至于他们的那些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古文”,反倒不是来自《左传》的系统,就韩愈而言,他自认为是继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而下的。他看重的是这些人的文章之中的“佐佑六经”,推崇的是这样一种自然的经学阐述方式。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7
一、经典建构与文学进步的内外动因
中国古代文学有其特定的产生、传播环境，其发展、变化也有特定的内、外因。从文学发展、演变与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来看，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流思想。中国古代不同时期都有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这是社会政治的需要。文学，包括各种学术，也是社会政治思想的表现形态之一，与政治密切相关，甚至在某个时期是政治的附庸。因此，政治意识形态对经典建构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思想开放的时代，往往有利于经典的建构。相反，思想禁锢往往不利于经典的建构。在中国古代被官方以各种理由禁毁的书目中，既有糟粕性的，也有一些叛逆性的、与正统思想不一致的文学作品。古代官方为了适应当时的思想统治而钦定的作品，在今天看来既有许多糟粕性的东西，也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经典。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一些重要的文学典籍不断扩大传播范围，成为经典。因此，即使是一些不符合当时正统思想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价值也会逐渐被读者认可接受，进而成为文学经典。第二，文化政策。一个时代的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时代思想的风向标，对文学观念、文学活动、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比如汉代把读经与文人仕途关联起来，体现儒家思想的著作便被当作经典而得到认可。为了统一经典，熹平石经的刊刻，对儒家经典的传播和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又如先秦以来官府实行的采诗制度，尤其是乐府机构的不断扩大，使得许多优秀的民间诗歌作品被保存下来，逐渐成为诗歌史上的经典。再如唐代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并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从制度方面有力促进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著作的广泛传播。唐代诗赋取士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前代诗歌、辞赋经典的学习，也推动了当代文学经典的形成。第三，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书写载体与形式的变化以及文学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是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对文学传播具有重要影响，而文学传播又是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因素。由简帛到纸张，由手抄到雕版，尤其是印刷术的发明，使文学的传播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代由于印刷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文学传播、文学评点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文学评点著作，诗歌、散文、辞赋、小说、戏曲的经典作品大多有评点本，有些经典作品还不止一种评点。除书面形式传播外，还有口头形式的传播。有些作品还传播到域外，说明这些作品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经典建构与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主要体现在文学思潮的发展上。文学思潮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体现，对经典的建构有促进作用。古代中国文学是在不断继承和革新中发展的。当然，每个时代的文学思潮都与当时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先秦两汉散文学习的旗帜，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宋代。这场运动使得先秦两汉散文得到高度重视。古文家对《史记》《汉书》的推崇与学习也使他们自己的文学地位得以提升。宋代诗坛的江西诗派，以杜甫等人为榜样，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人员众多，影响广泛。明代由于文学复古运动的反复出现，前代许多文学家和文学经典被树为典范。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这一散文流派，把前代的散文经典如《左传》《史记》以及唐宋八大家等作家的作品树为榜样，不仅在创作中学习，而且选编和评点这些作家的作品，这无疑巩固了前代经典著作、经典作家在散文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二、文学批评与经典建构
中国古代文学在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始终离不开阅读者的鉴赏、评论，这其实也就是文学批评的过程。文学家作为创作者，也有自己的文学认识与文学批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提出“发愤著书”说，一方面说明了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前代众多经典的学习，尤其是对经典内在精神和情感的学习。西晋左思《咏史》云“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三都赋序》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说明他在创作中学习过贾谊、司马相如和张衡的作品。古代小说中有许多模仿《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的作品，说明这些经典小说被作家广为认可和接受。古代诗歌中有大量的“拟体”“效体”，如《拟咏怀》《拟古诗十九首》《拟行路难》《效陶诗》等，甚至有些诗歌直接化用前代作品，这也说明被拟作品具有榜样的力量。古代作品还有大量的“续作”，如《续红楼梦》等，说明这些作品得到了文学家的普遍认可，这是经典影响史的重要体现。文学评论家对前代作家作品的意义阐释，是文学经典建构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推进古代文学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要途径。文学作品中隐藏着作者设置的“密码”，读者理解作品的过程就是解密的过程。评论家对经典作品的意义阐释，能引导读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的思想感情。这类意义阐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古代文学理论在先秦时期就已萌芽，发展至汉代，逐渐有了一定的思想体系，如这一时期的“美刺”说、“讽谏”说等。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等开启了较为系统的文学评论的先河。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是唐前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性著作，丰富了古代的文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并且对后来的文学评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以后的文学理论，出现了诗话、词话、文话、赋话等多种形式。在诗文评传统进一步深入的同时，文学批评涉及的文体也在不断扩展。古代的一些赠序、题跋、书信、墓志铭等，也包含着丰富的理论思想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历代正史中的文学传论，对文学演变发展的评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基本勾勒出不同时代文学发展的线索。另外在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史论著作中，也有许多关于作家作品的评论，值得重视。在古代还有独特的论诗绝句，以诗论诗，很有特色，或提出理论，或评价作品。二是文学点评。宋代形成评点风气，到明代达到鼎盛。点评是在原文本上的标记与评论，并形成一种新文本。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不同符号的“点”和各种形式的“评”，对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是读者阅读的引导者。古代的评点著作众多，甚至一部作品有多种评点，如《史记》《杜工部诗集》《红楼梦》等经典著作的评点超数十家。一些古诗文选本，虽是作品精选，但往往也有评点。评点家对作品的评点，大到思想、感情、段落、起承转合，小到章法结构、辞藻、对仗、用典、音韵等，深入细致。三是文学赏析。文学赏析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是进入文学审美、文学评论的前提。古代的评论鉴赏大多是感悟式的，也有较详细的分析。进入现代以后，系统的文学鉴赏之作陆续出现，唐诗、宋词等也都成为了人们赏析和学习的典范。在古代，一些名人的序言对作品也具有推介作用，尤其是一些文坛领袖、著名人物的序言、评价，往往影响读者的选择。在文学批评层面，还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就是古代的帝王。他们掌握着政治权力与话语，尤其是喜爱文学的帝王，往往对一些文学家及其作品有一定推崇。这种推崇，有些具有政治因素，如汉武帝对司马相如辞赋的赞赏、唐玄宗召李白入翰林等，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作家的影响，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有促进作用。
三、文本保存方式与文学经典建构
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存在一种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需求与方式，同时，从经典文本保存的外部方式看，古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古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就在于经典文本的多样化保存，并为经典的传播和研究、学习和接受提供了多种途径。首先，是大量的文学总集。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历代编纂的各类作品总集众多，不仅给读者提供了学习、选择文学经典的基础文献，也对保存经典作品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作家个人的集子（别集），往往保存了作家创作的诗、词、文、赋等作品。有些别集是作家自己编纂的，有些别集是亲朋好友编纂的，而大部分作家的集子都是后人编纂的。再次，是大量的文学选本。由于古代作家、作品数量众多，一般人很难全部阅读，所以就有选择精品的选本出现。古代还有大量的类书，在分类介绍具体条目的同时，也收录或摘录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是文学选本的特殊形式。文学选本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传播范围往往更加广泛，历代的文学经典大多和选本有密切的关系。选本不只是选作品，也往往和注释、点评等结合在一起。虽然不同的选本有不同的选择标准，但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会被多个不同的选本选中，这体现了选编者共同的审美追求。一般而言，同一作品在不同时代的选本中出现的频率越高，说明该作品的影响力越大，生命力越强，越可能逐渐成为不朽的经典。与文学选本相关联的是文学教育。古代的文学教育对于经典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代的文学教育是大文学教育，也就是文化教育。古代的文学教育途径与整个古代教育相一致，主要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文学教育的读本，经过不同层次、不同受众、不同范围的传播，人们会对它们进行经典化选择。一大批有价值的选本，经过一代一代的流传，逐渐成为经典。因此，可以说，文学教育的过程就是经典形成的过程。文学教育离不开文学教材。近代以来大学的文学史教材，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开始，对文学经典的选择各有不同，但总体上对经典还是有共同的认识。最后，古代文学作品的改编，也是文学经典化的特殊方式。改编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直接取材，一种是不断累加。文学作品的改编，有的改变了作品的文体形式，有的改变了作品主题，有的改变了作品结局，有的深化了作品思想，有的增强了艺术效果，等等，使得接受的群体进一步扩大。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史书对作家生平的记载和对作品的评价、收录、保存，对经典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四、文学接受与经典建构
从中国古代文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际来看，文学经典的建构始终与读者的参与紧密相连。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读者的认可与接受是经典形成的关键所在。作家（生产者）创作的作品（产品），只有被读者（消费者）消费和接受后，才是一个完整的文学过程。文学消费的关键是阅读，只有被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才能进入接受的阶段，作品的价值才得以实现。作家的品格、人格往往是读者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屈原高洁的人格被司马迁等人称为“与日月争光”，但班固认为屈原是露才扬己。尽管从历代文学评论来看，对作家作品都有不同的声音，但总体上说来，重要作家作品被“点击”的次数较多、频率较高，说明他们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读者对作家作品的接受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从东晋开始，经过漫长的时间，到宋代对他的接受才达到高潮，他的人品和诗文才被逐渐推到典范位置上，成为理想人格和理想诗美相统一的作家。当然，也有许多作家和作品在当时就被认可，如司马相如的作品即被汉武帝欣赏，作为天才诗人的李白，其作品经典地位的确立当在盛唐，至迟不过中唐，在宋代又得到进一步强化。文学接受也受民族心理的影响。中华民族处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中，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受此影响，中华民族形成了面对现实、注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因此，在古代反映现实的作品往往更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可。与此相关的是，文学接受也受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有一些民族心理，如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名人崇拜等，也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认同与接受。另外，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对不同民族乃至于异域的文学作品也能吸收接纳，并加以融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包容心态。文学接受，重要的是读者要进入文学作品所创造出的艺术境界，在情感上能引起强烈共鸣。古代诗歌理论中所倡导的“性灵说”“神韵说”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强调这种境界，不只是形式上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启迪。如果说宋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主要强调作者如何作诗、作文，那么宋代以后的理论更多的是强调读者如何读诗、读文，注意引导读者的阅读，甚至在评点著作之前示以“读法”。被认可与接受的作家作品，往往被长期研究、大量阐释，乃至于成为一门学问，如诗经学、楚辞学、左传学、庄学、史记学、杜诗学、红学等。能成为“学”的著作或作品，无疑具有广泛的读者，能够超越时间、空间、阶层的限制，得到历代不同读者乃至世界各地读者的认可和接受，也就成为公认的文学经典。
五、余论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8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谥号“文正”。作为政治家，范仲淹大胆革新，励精图治，是庆历新政的中流砥柱;作为军事家，范仲淹白首守边，苦心经营，在西北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国防屏障;作为文学家，范仲淹是北宋诗新运动的先驱，提出了一系列力矫文弊的文学主张，并以出色的创作实绩卓立文坛，对宋初文学的拨乱反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历史名臣大家，范仲淹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上世纪研究者多关注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范仲淹，对其政治思想、政治功绩、军事理论、军事成就等探讨较多，宏观微观，成果斐然，对于文学家的范仲淹相对倾力较少。21世纪以来，范仲淹的文学成就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研究者日渐增多，论文论著频出，但综观之，对范仲淹诗词文赋等创作实绩的研究偏多，对其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研究偏少，即使有论及，也多侧重于文学功能论、文学风格论，对其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体论等阐发不够。本文拟从宏观角度对范仲淹的文学思想作一梳理，对其中主要观点进行一定探讨，以期能引导对范仲淹文学思想研究的深入。
一、文质相救，宗经复古
宋自开国历太祖、太宗、真宗七十余年，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社会承平日久，不思进取，但同时，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正如范仲淹所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使他发出“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呼声［1］524。早在天圣五年，范仲淹就已指出在“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的假象下所掩盖的国用无度、百姓困穷、民力已竭、邦本不固的真实情况，发出“傥不思变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的警告，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张，以期达到“朝廷无过，生灵无怨”的目的［1］212－213。
在这种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他说:“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1］200，“某闻前代盛衰与文消息，观虞夏之纯，则可见王道之正;观南朝之丽，则知国风之衰”［1］238，认为文章是政治的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善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统治者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范仲淹不满于宋初文坛的柔靡卑弱，说:“今文庠不振，师道久缺……文章柔靡，风俗巧伪”［1］238，“以至靡靡增华，??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抱郑卫之奏，责夔旷之赏，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1］186，要求变革文风，以厚其风化。《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61文章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才是正常现象，针对宋初文坛柔靡文风，范仲淹提出了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他在《奏上时务书》中说: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质弊而不救，则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则华而将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乱，乃有来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1］200。
文章厚薄通过文与质体现，质弊则内容晦涩，难起教化作用，文弊质木无华，导致行而不远，只有文质相救，才能文质彬彬，有补于时，因此，圣人理世均重视文质相救，以厚其风俗，平治天下。范仲淹认为宋初文弊是“文章之薄”，需“救之以质”。怎样“救之以质”呢?他分析“文章之薄”原因是“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1］238，“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1］200，由此，他提出了宗经复古的主张“救之以质”。他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道，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1］238。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1］186。
教育的宗经，政治的教化，与文章的厚薄是因果关系，因此这里的“宗经”不仅关乎教育，而且就是文章之道。范仲淹欲救时文之弊，故提倡宗法六经，恢复古道。对于师经探道、施行古道者，范仲淹均赞赏有加:“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欤。”［1］183对于不根经籍、不行古道者，范仲淹提出了尖锐批评:“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1］183在具体的操作上，范仲淹一方面重视当政者对世风文风的引导作用，上书建议皇帝“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1］200另一方面要求朝廷采取积极措施改革科举，选用通经人才:“今朝廷思救其弊，兴复制科，不独振举滞淹，询访得失，有以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是将复小为大，抑薄归厚之时也。斯文丕变，在此一举。”［1］238范仲淹的“文质相救”、“宗经复古”文论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根本目的是“辅成王道”，本质上属于其政治论范畴，在价值取向上与杨雄、李鄂、王勃、韩柳以及宋代其他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识和复古精神，［3］424虽缺乏独创性，但对于宋初文风的革新，引导北宋诗文运动的健康开展均具有积极作用。
二、范围一气，与时消息
“范围一气”、“与时消息”是范仲淹在《唐异诗序》中提出的文学观点:嘻!诗之为意也，范围乎一气，出入乎万物，卷舒变化，其体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云，峥嵘如山，高乎如日星，远乎如神仙，森如武库，锵如乐府，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如孟东野(郊)之清苦，薛许昌(能)之英逸，白乐天(居易)之明达，罗江东(隐)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1］185－186先看“范围一气”。范仲淹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所以春秋云山、教化仁义这些自然人文景观体现了大道的造化，能惊天地泣鬼神。“一气”出自庄子的“通天下一气耳”［4］284，是“道通为一”的大道之气。它是决定宇宙万物存在的主宰，弥漫于宇宙一切空有，是宇宙之最大者，所以范仲淹称为“其体甚大”。#p#分页标题#e#
由于引进了庄子的道气理论，范仲淹“范围一气”的诗歌意气论由此获得了一种哲学本体论的形而上立场，使诗歌的创作趋向于造物主的造化。中国古代以“气”论文始于曹丕。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5］249曹丕之“气”是指作品的风格和作家的气质、才气。刘勰继承了曹丕的观点，提出了“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6］165－166等观点，进一步阐述了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气、学、习的关系问题。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5］88－89论述了“气”与“言”的关系，其“气”是指作家的思想道德修养，继承的是孟子的“浩然之气”说。范仲淹则立足于庄子的道气论，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物感说”和“天人合一”的古代诗学精神捏合在一起以论诗歌创作，从而赋予了以上理论新的内涵，为中国的文学“气”论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对后来者启迪深远，如杨万里的“天将诗本借诗人”、黄宗羲的“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章学诚的“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等论说，明显受其影响。再看“与时消息”。范仲淹对《易》经有深入的研究，《宋史》本传谓他“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7］10267。范仲淹的易学思想，最重要的就是变易观，《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答手诏条陈十事》等重要论著都涉及《易》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因为万事万物变动不居，随时变易，所以他十分强调“时”的观念，要求待时而动，掌握时机。《易•艮》彖辞云:“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范仲淹非常赞赏:“非君子，其孰能与于此乎?”［1］149范仲淹把这种思想引入到文学创作中来，提出了“与时消息”的观点。所谓“与时消息”是指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真实，切于实际，符合时世，不为空言。范仲淹认为，诗歌的创作是由诗人写诗时的心情决定的，而诗人心情的喜怒哀乐是由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决定的，诗人应忠实于时政环境所给他的情感感受，以创作出相应审美风格的诗歌作品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范仲淹批判了“其或不知而作，影响前辈，因人之尚，忘己之实，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1］186的盲目模仿之风，指斥了“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1］186的无病呻吟之态，赞扬了唐异诗作“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1］186的卓然超俗的创作态度，鲜明表达了其生活真实高于艺术真实的创作原则。范仲淹的“与时消息”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造文”观和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求文学有补于时，又保持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从而使其文学思想具备了更为深刻的内容。
三、天成不一，律体大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