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经典论文范文1
一、影像时代的“经典悲歌”
在所有的人文经典中，毋庸置疑，文学经典是核心。正如美国学者范德勒所言，“人文学科的核心教材，不应该是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的文本，而应当是人类审美努力的产物———文学和艺术，这是因为，通常人们记住任何一种文化，主要是通过这种文化里的文学艺术作品达成的。”[1]当前，网络文化以其全新的传播方式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其一，以图像表达意义，将传统的文本阅读转换为图像阅读。大量由经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充斥着人们的视觉，不少学生以看电视、电影代替阅读经典作品。在对某省属重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进行的古典名著阅读调查中显示，四大古典名著皆读过的不足10%，只读过其中一部的亦仅有35%，但看过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影与电视剧的则在90%以上，这样的现状令人担忧。当下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大多对原作有所曲解，甚至是对经典的颠覆。法国小说家乔治•杜亚美曾把电影视作“被奴役者的消遣，给那些愚昧无知、身心交瘁、惶惶不可终日的可怜虫们散心用的娱乐……一种既不需要全神贯注，也不要观众有多少智商的热闹场面。”[2]以影像观赏代替经典阅读，不仅无法真正领略文学真谛，而且视觉的冲击淡化了对文学内容的深入思考与解读，压制了受众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在阅读中能够对同一文学形象进行不同的再创造。而一旦将其影像化，则所有的观众看到的皆是同一个“哈姆雷特”。阅读《红楼梦》，“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黛玉”，而观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林黛玉”只有一个，那就是陈晓旭所扮演的。其虽形神毕肖，深得人心，却终究与原著中的“林黛玉”不同。叶朗先生指出：“‘读图’一代与人文经典的隔绝，将导致我们的民族变成一个没有深刻思想的民族，变成一个肤浅的民族，灿烂的中华文明就会中断，那是极其危险的。”[3]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经过，深得观众喜爱。然而，蕴含在原著中的对“佛性”的弘扬却无法深刻体现。如南帆先生所言：“经典文化是创造，泡沫文化是制造。泡沫文化定位为快乐的休闲，于是，所有的深刻———无论是深刻的故事、人物还是深刻的思想———都将成为画蛇添足的赘物。”[4]“读图”使学生难以体味经典蕴含的深层意蕴，长此以往，必然使其思考能力萎缩，审美趣味低下。其二，对娱乐功能的强化使影像媒介淡化经典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品位低俗，对学校的文学教育造成冲击。哈罗德•布鲁姆指出，“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5]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经典的魅力首先表现于其不受时空限制、永不磨灭的审美力量，而一旦转化成影视作品，则更注重画面与情节，反而使文学作品本身通过语言营构而发散出的审美魅力被削弱。文学经典不仅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高尚的情操等内涵。通过研读经典，学生受益的不仅是读写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与人生境界的提升。正如高尔基所言：“文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了解他自己；就是提高人的信心，激发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就是和人们中间的卑俗作斗争，并善于在人民中间找到好的东西；就是在人们的灵魂中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6]这是影视媒介所无法达到的。其三，影视作品在对文学经典改编过程中，常常在“经济利益”指挥棒下，为了提高收视率，而迎合当下社会的价值观，从而背弃原著精旨，给观众造成误读。电影《赤壁》里的孙尚香，胆大心细，武艺高强，巾帼不让须眉，潜入曹军，亲自绘制曹营地图，为蜀吴抗曹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她还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与极强的追求自由的渴望，以依附于男人为耻，对孙权为自己与刘备结成的政治婚姻心怀不满，却与诸葛亮产生惺惺相惜之情。这一角色的塑造显然有悖于《三国演义》的主旨，体现出现代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如果只看电影而不看原著，学生会误以为三国时期的女性就是如此。再如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美丽、温柔、勤劳，淡化原著中对其“淫妇”形象的塑造，从而让观众对其境遇充满同情，而非谴责与痛恨，这显然是从现代人的视角进行地解读。
二、经典阅读，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包括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门课程，不同高校所用教材可能不同，但所选文本均较为有限。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只开古代文学史这一课程，所用教材为袁行霈主编本，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每周四节课，共开四个学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要向学生展示数千年的文学历程，其难度可想而知。而文学史的编撰本身即具有选择性，编者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进行取舍。如果仅仅照本宣科，传授给学生的是一些教条式的结论，以此取代学生自觉主动地体味涵咏，那么，古代文学教学必然无法让学生深入感受到古代文人的理想人格、让学生在与古人心会神通中受到熏陶感染，并磨砺提升自己的品格。因此，回归经典，才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首先，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置身历史文化语境，在与古人建立的平等“对话”关系中，体认古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智慧，使自己得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童庆炳先生指出：“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特别是作品），凡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自然称为经典作家。”[7]古代文学经典之作，不管是诗、词、曲、赋还是散文、小说、戏曲，皆表现了言说者一定的生存处境与文化心态，蕴含着创作者的某种人格理想。不管是有感于天下的混乱无序状态而欲起救之的救世心态，还是对自己的个体生命面临的种种危机深感焦虑而欲求安身立命之术的自救心态，均寄托着古代文人的生命追求与价值理念。这种精神既指向久远的过去，也指向对不同时代读者而言的“现代”，并且在不同时代的阅读中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建立在《伊利亚特》、《圣经》、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等先辈遗产上的教育，在某种有限的形式中仍是我们的理想，虽然对我们身处闹市的生活来说，这些文化基石不免显得遥远。”[5]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在其《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指出：“在人们重温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他们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美满，因为阅读经典将使人置身于无限蕴藏的本质之中。”对学生而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然，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亦甚遥远，如果只阅读教材，理解未免偏颇，只有回到文本，在对《陶渊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的深度阅读中，才能跨越亘古长空，切身体悟诗人的喜怒哀乐，洞悉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坎坷，寻找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学生通过对历史上永恒经典著作的阅读，将文本中所负载的信息，还原为活生生的言说主体，从而建立起读者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用前人智慧的雨露滋润自己的心灵，升华其精神，完善其人格，唤醒其作为“人”的良知，使其身心健康和谐地发展。其次，经典阅读，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细致分析鉴赏，使学生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由简单的文本研究拓展至对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乃至文学精神的感悟与把握，促进学生心智成熟与心灵成长。哈罗德•布鲁姆称：“假如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我坚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的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的自我成长。”[5]自成一体的审美独特性与人类经验普遍性共同赋予经典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阅读，才能够让学生完全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中，体验到单纯阅读的愉悦，从而在阅读中暂时逃避一下甚嚣尘上的生活，感受到只有最优秀的作品中才有的清朗与宁静。而学生的心灵正是在这种阅读中日渐丰盈，从而学会明辨是非，取得进步，在与书中人物的同欢戚、共命运中培养同理心，在享受现在的同时不忘过去的。最后，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艺术的典范，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古代汉语的凝练、精粹与传神，从而提升自身的语言感悟能力与表达能力。笔者每年指导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经常发现学生的语言功底太差，论文选题陈旧、逻辑混乱、病句连篇、错字累牍，让人不忍心读，这固然与平日缺乏写作训练有关，其根本原因则在语感太差。而当下的高校管理制度，将“金箍”戴在教师头上，将评价教师的权力交给学生，于是，教师为了得高分，不乏“媚”生之举，课堂之上，笑话、故事蜂拥，一片欢乐气氛，对学生学业应达到的要求则一降再降。加之生活于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在放逐思辨的同时，学生的语言能力普遍下降。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典阅读。就目前古代文学教学而言，大部分教师仍局限在照本宣科上，并未有意识地指导学生阅读原典。
三、探究式阅读，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对于求知欲旺盛的大学生而言，这种探索发现未知世界的渴望尤其强烈。在激发学生阅读经典兴趣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因此，探究式阅读，是引导学生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古代文学课程所跨越的时间段从先秦一直到近代，涉及的经典之作浩如烟海，指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作品进行精读，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起步。卡尔维诺结合其自身阅读经验，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指出要读的书有两类：一是“读第一手文本，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因为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即要读原典，而非阐释原典的评论。二是“教材要教你读一些经典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你将辨别你的经典作品。学校有责任向你提供这些工具，使你可以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只有那些你有学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选择的东西才有价值，”[8]即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属于自己的经典，强调阅读的个性化。本着这样两个原则，结合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在学期初课程刚开始时，即给学生列出阅读书目，让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本进行精读。如在讲授先秦文学时，考虑到大一学生的古文解读能力尚弱，为其推荐经典的译注本，包括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等。让学生结合注释与译文来解读原文，可以参阅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但绝不允许以此取代对《论语》与《庄子》原著的阅读。当然，在经典选择的过程中，也要尊重学生不同的阅读兴趣，在规定的书目中，让其自主选择。在对经典精读的基础上，指导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作为切入点，通过搜集资料，进行深入探究，并将其成果做成PPT，根据课程进度，安排其在课堂上讲解，与老师同学交流，从而强化其阅读的兴趣与探究的信心。在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定与指点后，将其写成小论文，作为课程作业。如此，既提升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又锻炼学生逻辑思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在讲魏晋南北朝小说时，有同学选读干宝的《搜神记》，兴致盎然地到讲台上与同学交流阅读心得，对书中的人鬼恋进行深入探析，并为同学答疑，其效果远远超过教师单纯的讲解。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的读书交流会，可视为课堂教学的延伸，也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方式。读书交流会可围绕某部经典进行深入探究，如围绕阅读《陶渊明集》进行的“今天为什么要读陶渊明”交流会，学生从不同角度谈自己的阅读体验，既表现出其自发阅读评点的灵敏与坦率，又在旁征博引中打通古今，表现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特征，实现经典与读者跨越时空的对话，使学生在阅读交流中培养心智、拓展自我意识。在读书交流会中采用萨义德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reading）”法，也是一种有益尝试。所谓“对位”，源于西方古典音乐“对位法（counterpoint）”，即在复调音乐中，根据一定的规则以音对音，将不同的曲调同时结合起来，从而使音乐在横向上保持各声部本身的独立与相互间的对比与联系，在纵向上又能构成和谐的效果。所谓“对位阅读”，萨义德称其为“通过现在解读过去”，“回溯性地和多调演奏性”地展开文学阅读。“在西方古典音乐的多声部乐曲中，各个主题互相替代，只给予某一个主题以短暂的突出地位。在由此而产生的复调音乐中，有协奏与秩序，有组织的相互作用。它是一种来自主题，而不是来自作品之外的严格的旋律或形式上的原则。”[9]借鉴这一做法，在读书交流时，从当下的热门话题入手，选择一个可以贯通古今的主题，让学生围绕此主题谈论其经典阅读的体会。如“愚人节里话诚信”，学生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愚人节”谈起，联系其阅读的《论语》、《孟子》等经典，探讨古人对“诚信”的见解及其对今人的启示。这样既调动学生探究的兴趣，又赋予经典以现代意义，从而让学生认识到在当今商品大潮下诚信的重要性。将经典原著与影视作品进行比较，是探究式阅读的有益做法。作为生活于影像时代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影视作品与瞬息之间层出不穷的图像。既然逃避无益，不如坦然视之。阅读经典与观赏影视最大的区别在于，“书籍予以我们某种自由——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可以使思想保持活跃而不受束缚；我们是创造（即想象）故事的全程参与者。”[10]惬意阅读的状态之美，正在于有时间去想象出一切，读者具有能动性，而影视作品则以演员的形象扼杀了观众的想象。在讲《红楼梦》时，笔者曾组织学生精读“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一节，之后又让其欣赏王扶林导演的87版《红楼梦》与李少红导演的新版《红楼梦》相关情节，通过比较，让学生探究三者在意境营构方面的异同，进而分析文字表达与影视呈现的区别与局限。从而使其明白，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固然可以比较完整地传达作者的某些意图，却也存在对原著的误读与颠覆。不管影视拍摄多么成功，终究不能取代文字尽显人类心智与想象的魅力。所以，观看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绝不能替代对名著本身的阅读。否则，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那些闪烁在字里行间的诗意，还有思想的厚重、情感的丰富与人性的复杂。哈罗德•布鲁姆曾经悲哀地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而且“难以逆转”。他是针对形形色色的“政治阅读”对经典的破坏而言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不仅如此，还有来自信息时代的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媒介手段对传统阅读行为的干扰。“灯火夜深书有味，墨花晨湛字生光”的情形似乎已经与经典一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在教师的有意引导下，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未必不可实现。莘莘学子在经典阅读中，“每览昔人兴怀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11]与古人跨越时空相视而笑，体验着方块文字中葱茏着的诗意与美感。这种感觉岂是影视图像所能带来的。
作者：杨朝蕾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批准号：13YJC75106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15BZW1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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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经典论文范文2
自2004年以来，笔者每给学生开古代文学课，在第一堂课时，都会进行当堂摸底小测验,以期达到观察了解学生有关古代文学方面真实水准的目的，测试内容大致这么几个：1．说出中国古代文学史划分的各个时段，说出你所知道的各阶段代表性作家及其代表作品；2．谈谈你对李白和杜甫诗歌的看法。或者，借一个文段引出问题，如引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一段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让学生说出该文段中的典故。3．说说自己准备如何来学好这门课程。第一题重在考查学生对古代文学史整体把握的情况。
中学时期学生们所学的古文主要是名人名篇，没有形成文学史的系统概念。从学生的答案看，大部分人对朝代更迭顺序基本掌握，但对先秦汉魏六朝划分情况比较混乱，对唐以前的文学代表作家作品掌握也比较混乱，但对唐以后的文学代表作家作品掌握较好。第二题重在考查学生对两位大诗人及其诗作的了解与认识情况。选择这两位大诗人，是因为学生从小对诗仙诗圣比较熟悉。从答卷看，此题学生大都能说出些道理，但引用原诗作的比较少，关于后人对两位诗人的评价观点、评论诗句更是所知甚少。针对这一情况，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侧重加强引用前人的评论，引用一些古代文论的观点。由于大专阶段并未开设古代文论课程，故引用时要适可而止，切勿太多太滥，以免引起学生的反感。
引用司马迁作品的问题重在考查学生对历史典故的掌握情况。从答卷来看,此题学生大都能说出一半的典故,但对后半部分的典故知之甚少,个别学生甚至自己杜撰。针对这一情况，笔者一般会推荐一批相关书目，充实学生的文学视野，加强其文学史知识的积累。第三题重在让学生对自己有个约束，让学生在面对一门新课程时既有一种期待，又有对自己的内在要求，以期在学期结束时再来对比当初定下的目标，从而让学生明白在大学阶段学习是可规划的，也是必须规划且坚定地按自己的学习计划执行下去的。掌握了学生在专业上的真实水准，我们还要结合当下学生的时代特点有的施教。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基本是在电视、电脑普及和通俗文化盛行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他们从小看电视和卡通漫画、玩电子游戏，其中大部分人习惯于图像阅读，学界将其称为“读图的一代”。图像阅读是一种作用于人的视觉、听觉等感官为主的阅读方式。
据科学家研究证明，学习时参与的感官越多，学习记忆的效果就越好。古代文学作品因其语言上的障碍给学生造成阅读上的困难，再加上作品的时代政治环境、作者际遇等各种因素的牵制往往含蓄不露，致使学生在学习这些作品时常常难以深入理解。除此之外，随着就业压力日益增大，致使学生须花费相当一部分时间去考取各种各样用人单位所要求的技能证，这就使他们很难花大量时间静下心来研读古代作品中那些艰深难懂的文句。这也要求教师须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寻找既能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又能达到教学目的的方法，使学生能在短暂的课堂教学中尽最大可能地掌握所学内容。
二、走进文本，熟读精思
诵读是有效的古诗文学习方式，也是学好古诗文的必由之路。朱自清说：“文言文和旧诗词等，一部分的生命便在声调里；不吟不诵不能完全领略他们的味儿。”[3]从这个意义上讲，诵读是对文本生命的复活。通过诵读，学生能培养语感，积累名言佳句，感受古诗文的韵律、节奏之美，更直观、直觉地体会文本的情感与美感，进而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现在许多学生一味地强调创新与动手的能力，但对于一些基础性的知识往往嗤之以鼻，须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厚积才能薄发。杜甫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千古名句，宋代学者朱熹也有“读书之法，……熟读而精思。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朱熹《熟读精思》）之言。
学生在诵读或记忆经典古诗文的过程中，一方面会与所感知的诗文内涵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又往往会根据自己特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原作进行重新诠释，并把自身独特的感悟融入其中，这就在不知不觉中将经典名作之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哲思转化成读者的内在底蕴。学生的古诗文积累是老师的硬性要求和学生的自主学习的结合。从硬性要求来说，老师要求学生在学期间，读20本名著，背诵100篇古诗文（词），撰写论文型读书心得10篇（简称“211”工程）。但从选篇来说，老师给出一个比较宽泛的范围，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汉魏六朝时期，老师在学期初给出文赋3篇，诗歌21篇的背诵篇目，学生做出选择，然后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朗诵、吟咏、默写抄录、听名家诵读等方式，最后在学期末接受老师的考核。
在历年的期末考查中，学生的背诵有以下情况：诗歌类的作品，学生掌握的较好，这与我们对学生所作的问卷调查情况相符：学生普遍存在图易畏难现象。相对于长篇散文，短而优美的诗歌类学生更愿意去背诵。不过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名诗，篇幅虽长，因其朗朗上口，原只要求学生背下其中一些章节，结果反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把全篇都背下了，显示了经典诗歌作品的无穷艺术魅力。篇幅较长的散文篇目如《谏逐客书》，学生由刚开始的觉得不可接受到被迫认读，再到熟读成诵，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能背下来的学生，普遍认识到这篇文章很有气势，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文中的用词、句式都极具变化，特别是动词的选用，排比与对偶的运用都很讲究；气势充沛，文情饱满，文字生动，词彩飞扬。当然，也有个别学生因畏惧困难干脆放弃了背诵。文辞优美流畅的散文，学生还是乐于背诵的。像李密的《陈情表》，通过诵读全文，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李密的为人机敏非同一般。李密是蜀汉旧臣，又颇得晋武帝的看重，但他不想贸贸然成为晋朝的臣子。
如何才能让祖母得以终余年而自己又能保全名节，不为新君王所猜忌呢？其时的晋武帝在夺取天下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标榜以孝治天下。作者机灵地抓住这一点来做文章。为了有效地唤起武帝的怜悯之心，作者不是开篇直达自己的请求，而是凄切婉转地围绕着“情”“孝”二字反复陈述自己家庭的不幸，叙写和祖母相依为命的苦况与亲情，并表达对新朝宠遇的感激涕零，在充分赢得武帝的同情和信任后，再提出暂不赴职的要求。这一番陈情，终于打动了晋武帝，“允其不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这些话，出以自然，极富感染力。在诵读的过程中，学生明白了作者的写作目的，悟出了作者正是运用了最恰当的抒情方式给自己解难题，从中也学到了做人的一些道理。有些书要细读，有些书浏览即可。考虑到学生的性别、阅读习惯、期待视野等方面的特点，我们采取了层次性的、个性化的阅读指导。当然，课外阅读的量、质要求，务必有利于学生“古文”素质、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的提高而又不至于成为学生厌烦的一个课业负担。
三、训练技能实践，夯实古文素养
写诗文鉴赏、写专题小论文、赋诗填词无疑是考察学生动手动脑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任何知识的学习都不是以积累为目的，而是以运用为终极目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把写作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如写专题论文，如何立题、查找资料、提出创新点，最终如何成篇，让学生在课后按照一定的步骤完成相应的论文，这个完成专题论文的过程会让学生在自己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对于所研究的对象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不仅如此，学生今后在对自己感兴趣的其他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可以利用所掌握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就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科研实践能力。而对对联、创作古诗词等方式，无疑更会增强学生运用古文的能力。古诗词写作练习，是教师指导学生以所学经典作品为范本进行古诗词写作的训练，这既是对学生写作古诗词能力的培养，也是引导学生理解古诗词特点的有效方法。
由于学生对古诗词写作有一种神秘、好奇感，所以容易产生尝试的兴趣。在老师的示范下，学生先熟悉各种诗歌体式规范，在诗体选择上，先易后难；在表达方法上，教师可引导学生先将意思表达出来，然后再以诗歌的韵律格式规范之，以语言的典雅锤炼之。笔者在每一学期都会适当安排写作实践活动，写得好的诗词作品还推荐到相关文学期刊发表。据一些已毕业的同学反映，他们创作古诗词的兴趣被激发起来后，就很少停笔，已把这种技能爱好延续到工作生活中，大大提升了他们的生活情趣和工作能力。
四、树立个人教学风范，实现教学相长
除了教学语言、教学方法，我们为人师者，还要给学生一个良好的示范，用自己良好的形象去影响、感染学生，用自己的能力去引导他们热爱祖国的优秀民族文化，领略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只会照本宣科的教师学生最反感；夸夸其谈，不照顾学生接受能力的老师学生也不感兴趣；授课方式死板、没有互动评议的老师学生也不喜欢。作为一名古代文学教师，应该形成自己的教学个性，树立好个人的教学风范。诗词作品，凡要求学生背诵的，自己也应该做到顺手就能拈来；写诗填词做论文，在要求学生实践之前自己也要先下海。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3
1相关研究
1.1引用现象研究
AvramescuA［2］利用科学信息扩散论将论文的引用周期分为5种类型:广泛认可的引用曲线、基本认可的引用曲线、很少认可的引用曲线、“睡美人”型引文曲线和“昙花一现”型引文曲线。屈文建等［3］重新归纳为6类:将前3种统一为“经典引文曲线”、重新定义“指数下降引文曲线”、“睡美人”引文曲线2类、新增指数增长引文曲线、多峰引文曲线、波形引文曲线3类。高被引论文往往是领域突破性或创新性成果［4］，其价值和意义得到了科学界普遍认可和重视，分析高被引论文的特征因素、预测高被引论文方法拓宽了学界对高度引用现象的认识，科睿唯安的“引文桂冠奖”正是利用论文的高被引特征成功预测出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科学界也存在一些从未被引用的论文，但论文未被引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学术价值，VanRAFJ［5］从这些零被引文献中发现被“延迟承认”的“睡美人文献”;国内学者杜健等［6］、LiJ［7］等对“睡美人文献”的特征、潜力预测等开展系统化研究。论文引用规律和引用现象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人们对引文结构网络的认知。
1.2引用动因研究
研究人员引用他人论文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引用行为不仅仅是出于对科研成果的认同，还有很多非科学因素［8］，GarfieldE［9］最先提出引用的15种动机，HarwoodN［10］提出引用的11种动机，马凤等［11］归纳出6类引用动机，邱均平等［12］将引用动机分为内在引用动机(知识主张、价值感知)和外在引用动机(信息源便利性、引用输出、引用重要性)两类，内外动机相互影响信息行为。也有学者针对引用中对编委的阿谀奉承、为利益派别的不正当引用现象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负面引用并不能有效提高引用［13］。随着引用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尝试用理论的角度来解释引用动因。段庆锋等［14］以规范理论和社会构建理论，提出引文是学术性和社会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杨思洛［15］将前人对引用动因的理论解释归纳为5类:“科学规范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心理过程理论”、“自反引文理论”、“引文进化理论”;AksnesDW等［16］用“可见动态性”概念解释引用行为，认为引用也存在“马太效应”。
1.3影响因素研究
TahamtanI等［17］从高度相关的198篇文献中总结出28个与论文被引有关的因素，整体上归为3类:论文相关因素、期刊相关因素、作者相关因素。牟象禹等［18］、韩毅等［19］以中文图情领域为例，分别实证分析了论文被引和未被引的主要影响因素。当前对论文被引影响因素研究可以分为4个方面:1)期刊相关因素［20－21］:如期刊规模和扩散力、开放获取、影响影子等;2)作者相关因素:如研究团队规模与作者合作网络［22］、性别因素［23］、作者学术成就［24］、跨国的合作团队［25］等;3)内容相关因素:如主题词组合新颖性［26］、关键词的数量与多样性［27］、论文热点持续能力［28］等;4)其他指标:如参考文献［29］、论文的长度［30］、期刊出版商［31］等。分析方法不一而足，分析结果也各有异同，如DidegahF等［32］以WOS纳米技术相关期刊论文集为数据，得出期刊影响因子是被引最有效的决定因素之一;而FinardiU［33］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期刊论文集为例，得出影响因子与被引没有显著相关性。究其原因，论文被引受数据集来源、学科领域［34］、国内外平台［35］而有所不同，被引频次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性。
1.4引用预测研究
由于论文引用关系特性，被引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为了更早发现具有高被引潜力的论文，了解相应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重大发现，学界利用机器学习、回归模型对论文引用进行预测研究。FuLD等［36］以生物医学文章为数据集，认为使用基于内容和文献计量特征的机器学习模型来预测生物医学文献中的引用计数具有可行性。Ibá?ezA等［37］以生物信息数据集测算了叶贝斯网络、逻辑回归、决策树和k近邻算法，并得出朴素叶贝斯和逻辑回归模型4年范围内被引预测成功率可达89.4%和91.5%;耿骞等［38］以图情领域文章数据作为训练集，测算逻辑回归、朴素页贝斯、支持向量集、GBDT、AdaBoost、XGBoost、随机森林7种算法，得出GBDT、XGBoost、随机森林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ZhuXP等［39］采用神经网络模型确定引文计数的最佳特征，提出了GPR、DNN、MLR、SVM等机器学习方法预测论文引文，发现作者特征群影响最大，SVM方法更适合引文预测。YanR［40］比较了线性回归、K近邻、SVR、CART模型的预测效果，CART预测效果最理想，最佳回归预测模型在R平方中实现了0.740的平均预测性能。
1.5研究不足之处
国内外文献研究发现:1)人文社科国际被引研究较少。受人文社科国际影响力重视程度、人文社科成果多样化、国际论文数据复杂度等因素影响，目前对论文被引研究多集中国内数据库或国外自然科学领域，鲜少对人文社科国际论文成果的被引因素展开深入研究。2)论文被引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被引频次受学科领域、时间范围、数据库来源等方面影响，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已有的研究多具有特定研究对象，不一定适合中国人文社科国际成果被引因素。因此，本文以WOS收录中国人文社科领域论文为例，分析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国际论文被引与作者机构特征、期刊特征、文献特征、其他计量特征指标的相关性，识别论文被引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为提高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论文国际被引，加速人文社科成果国际化传播提供数据参考。
2评价指标与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
选定WOS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两个研究大类中共含39个研究方向，加上应用科学中运筹学与管理学、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2个研究方向，共计41个研究方向;限定来源数据库为SSCI和A＆HCI，研究国别为CHINA，文献类型为Article、Review、ProceedingsPaper。为了使论文得到充分引用，参考方红玲［41］对SSCI收录图情类期刊和姜春林等［42］对文史哲等学科成果的引文评价时间，选用5年前(即2014年)收录6564篇论文及引文信息为数据源，数据获取时间为2019年5月5日。同时为了解论文的其他补充计量特征是否与论文被引具有相关性，于2019年5月10日利用Altmetrics获取论文的补充计量特征数据共计2844条。
2.2评价指标选取
结合上文中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研究，从作者机构指标、期刊指标、文献指标、补充计量指标四大类进行论文被引评价指标的选取，并对所有数据类别进行定义，影响因素的特征编码参见表1。1)作者机构特征指标:作者是论文写作的主体，本文主要考察作者数量、作者国别、跨国合作模式和机构属性等对论文被引是否具有显著影响。2)期刊特征指标:期刊是论文的载体，主要考察论文在高影响因子、高分区或知名的出版社中是否有更好被引表现。3)文献特征指标:文献本身的相关特征，如参考文献数量、OA资源、页码数量，文献标题的长度、关键词数量等是否对论文被引具有显著影响。4)补充计量特征指标:利用论文DOI于Alt-metrics获取对应记录的其他补充计量指标，统计发现除Twitter提及数、Mendeley读者数、Dimen-sion引用外，其他指标多为0，因此这里仅选用Altmetrics的三项补充计量指标数，以及论文元数据中180天使用次数和2013年至今使用次数。
2.3研究方法
为验证26个二级指标与论文被引的相关性，利用SPSS20.0分析软件，采用非参数K－S单样本方法对连续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显示14个连续变量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相关性分析方法采用Spearman，根据相关性取值范围，以0.2为区间，分为极低、较低、中度、高度、极高5种相关程度;对于分类变量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论文被引多因素分析。
3研究结果分析
3.1连续变量相关性分析
对14个连续变量进行Spearman相关性检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WOS被引频次与页码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0.888)，说明中国人文社科期刊论文的国际被引与论文撰写长短没有显著相关性。其他连续变量p值均小于0.0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WOS被引与标题长度、作者关键词、Twitter提及数为极低相关度;与作者数量、合作国家数具有较低相关性;与2年平均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参考文献数、附加关键词、最近180天使用次数具有中度相关性;与2013年至今使用次数(r=0.666)、Mendeley读者数(r=0.659)具有高度相关性;与Dimensions引用数(r=0.964)具有极高相关性。
3.2分类变量非参数检验
对12个分类变量分别进行非参数检验，两独立样本采用Mann－WhitneyU检验;多独立样本采用Kruskal－WallisH检验，事后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法校正显著性p值小于0.05说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3为分类变量的被引均值与平均秩次表，图1、图2为多分类变量的成对比较图。1)作者团队规模。根据发文量将作者规模分为5类，不同作者团队规模中WOS被引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936.019，p=0.000)。两两比较发现:除了3个作者－4个作者合著对WOS被引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外(调整后p=0.757)，其他不同作者团队规模组别对WOS被引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调整后p=0.000)，作者规模越大，被引均值越大。2)通讯作者国别。将通讯作者分为中国和外国2类，Mann－WhitneyU检验结果显示通讯作者为中国(平均秩次为3102.04)与外国(平均秩次为3795.69)对WOS被引频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U=3156384，Z=－12.862，渐进p=0.000)。3)第一作者国别。一作国别为中国(平均秩次为3146.60)与外国(平均秩次为3796.31)对WOS被引频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U=2858156.5，Z=－11.323，渐进p=0.000)。4)合作模式。不同国别合作模式上对WOS被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176.741，p=0.000)。外国为主平均秩次为3965.74，中外合作平均秩次为3601.25，中国为主平均秩次为3092.62，对3种不同合作模式两两比较发现:3种国别合作模式对WOS被引的调整后显著性均小于0.0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Lancho－BarrantesBS［44］发现的国际合作可以增加引文影响力、NomalerO［45］发现的国际合作比国内合作有更大的引用结果相似。5)机构属性。不同机构属性的WOS被引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20.454，p=0.000)。对机构属性两两比较发现:大学与科研院所对WOS被引的差异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调整后p=1.000);大学与其他机构(调整后p=0.000)、科研院所与其他机构(调整后p=0.001)对WOS被引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6)期刊国别。发表在国内期刊(平均秩次为2358.89)与国外期刊(平均秩次为3298.53)对WOS被引频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U=257867.5，Z=－5.214，渐进p=0.000)，发表在国外期刊上具有更高的被引表现。7)期刊分区。不同期刊分区的WOS被引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1564.017，P=0.000)。对不同期刊分区数据两两比较发现，WOS被引频次的差异在6组不同分区数据中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6组分区比较的调整后p=0.000)。8)出版平台。论文在不同出版平台的WOS被引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942.776，p=0.000)，不同出版平台的平均秩次如表3所示，Elsevier平台出版的被引平均秩次最高(4208.70)，而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被引平均秩次最低(2218.19)，这可能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传播链不够完善有关。9)语种。不同语种的WOS被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462.579，p=0.000)，英文的WOS被引平均秩次最高(3374.30)，中文的WOS被引平均秩次最低(492.19)。两两对比发现:中文－其他语种发表的论文被引频次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849)，英文－中文(p=0.000)、英文－其他(p=0.000)的WOS被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国际通用性语言论文被引频次高于中文或其他小语种论文被引频次。10)OA资源。论文是否开放获取对WOS被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U=1313214，Z=－5.054，渐进p=0.000)，开放获取论文的被引表现优于非开放获取的论文。11)基金项目。论文是否受到基金项目的资助对WOS被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U=2824366，Z=－15.33，渐进p=0.000)，受资助论文的被引表现优于未受资助的论文。12)文献类型。文献类型对WOS被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90.172，p=0.000)，两两比较发现:三者之间对WOS被引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综述论文被引表现优于文章优于会议论文类型。
3.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使用多元线性回归进一步分析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等多因素相互作用下对论文被引的影响，由于引文数据呈偏态分布，不适合直接使用线性模型，且有的论文被引频次为零，参考阮选敏等［46］的方法，对因变量(WOS被引)进行对数转换，生成新的因变量(WOS被引对数)=ln(WOS被引+1)。通过重新编码的方式，将12个分类变量分别转化为哑变量，回归策略选择Enter强制进入法。为确保数据分析稳定性，Twitter提及、Mendeley读者数、Dimension引用数样本量过少不予分析，删除离群值、强杠杆点、强影响点检测的23个异常值。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验证，满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要求，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F=159.866(p=0.000)，调整R2=0.505。多因素分析发现:作者机构指标(作者团队规模)、期刊指标(2年平均影响因子、分区、出版平台)、文献指标(参考文献数、语种、OA资源、文献类型)、补充计量指标(180天使用次数、2013年至今使用次数)中共计10个指标是影响论文被引的综合因素。而作者数量、合作国家数量、即年指标、页码、标题长度、作者关键词、附加关键词、通讯作者国别、第一作者国别、合作模式、机构属性、期刊国别、基金项目这13个指标p＞0.05，在多因素分析中无统计学意义，说明这些自变量不是因变量的独立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展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自变量。
4讨论
4.1作者机构相关因素
作者机构指标中仅作者团队规模通过了多因素的显著性检验，作者规模中以独著为基准线，合作撰写人数越多，被引频次越高，但合作作者规模对整体的论文被引频次影响程度不大，影响程度最大的标化系数也只有0.057。其他作者机构指标通过了单因素分析但未通过多因素分析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这些指标对于论文被引的贡献度较小，随着多因素分析的调整而消失了。AbramoG等［47］、Chinchilla－RodríguezZ等［48］分别对意大利出版物和阿根廷人文社科领域论文分析也得出合作撰写比独著能够获得更高知名度和影响力。从合作动机来说，科研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团队具有差异化的优势，合作能够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产生出1+1＞2的合作效应。从规模经济理论来说，科研合作使成果更加专业化，如合作团队从论文构思、数据获取处理，模型构建、内容分析各个环节都进行专业分工，使得产生最大程度的效益;此外多团队合作成果有更多学科知识点的融合，更容易产生新兴研究方向和研究热点，从而提高被引。从哲学角度来说，整体功能大于系统各组成要素，科研合作团队规模越大，该团队成员的相应产出越多，形成规模效应，从而提高论文的认知权威和被引频次［49］。
4.2期刊相关因素
期刊2年平均影响因子(β=0.146)，以Q4为基准线的Q1(β=0.219)、Q2(β=0.143)、Q3(β=0.03)对于论文被引均有正面影响，且整体上对论文被引影响程度较大。期刊影响因子和分区是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也是论文质量评判的重要依据，论文被引也是提高期刊影响因子和分区的基础。从马太效应角度来说，高影响因子和分区期刊能够吸引更多高质量的论文，从而有更高可能被高度引用;高被引论文也倾向于引用影响力较高的期刊［50］，以获得更多权威来佐证论文观点。在期刊论文出版平台选择上，以大学出版社平台为基准线，Elsevier出版平台对被引具有显著影响(β=0.084)，而出版在一些非知名的“其他”类别的出版平台上对被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57)。国际出版平台上，Elsevier、Springer等知名商业出版公司通过早期资源整合积累雄厚原始资本，其在市场拓展、平台内容建设、服务创新、品牌策略上都具有得天得厚的优势，发表在“第一梯队”出版平台的论文往往有更规范的出版流程和广泛的传播途径，使得论文更快、更广被他人引用。因而，我国期刊界也在积极探寻与Nature、Elsevier等国际出版商合作，以获得更好的国际显示度和学术影响力［51］。
4.3文献特征相关因素
参考文献、语种、OA资源、文献类型等4个指标通过了多因素的显著性检验，参考文献数(β=0.116)是文献特征中影响程度最大的指标，Na-ture也报道过关于引用与参考文献密切相关的研究［52］，还有研究表明参考文献的跨学科性对论文被引正相关［53］，论文平均被引时差与论文被引负相关［54］。一方面作者撰文时参考大量文献，使其文献结论或观点更具有信服力，从而增加引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随着引文网络的发展，参考文献越多，与之关联的相关文献越多，越有机会通过文献的追根溯源或相关文献扩展发现该篇文献;此外，学者科研行为都需要阅读大量前人综合性研究，而参考文献越多对已有研究越全面，通常能够得到更高的引用。这一现象也可以用于解释相比综述型文献，会议论文对被引具有负面影响(β=－0.064)，BornmannL等［55］研究也表明相比于期刊论文、综述等文献类型，会议论文更可能不被高度引用。以中文为基准线，英文论文对被引有正面向影响(β=0.022)，这是因为英语具有更强的通用性，便于传播和阅读;PoomkottayilD等［56］以瑞士牙科科学院出版的口腔期刊论文为例，发现英文发表的论文是法语或德语论文被引的6(ISI数据库)至7(Google学术)倍，因此可以通过改变期刊出版语言、双语种翻译等方式出版传播本国期刊论文［57］。开放获取对论文被引具有正面影响(β=0.044)，SwanA［58］归纳了包括政治学、哲学、传播学等领域论文开放获取后被引均有较大涨幅，论文的开放获取(OA)能够加速研究结果的传播和利用，从而获得更多的引用。文献特征指标主要通过影响论文的可见性、可用性、可传播性提高论文被引可能性。
4.4补充计量相关因素
在单因素分析中，5个补充计量指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Twitter提及仅有极弱的相关性，而中国人文社科成果数据的Twitter提及、Mendeley读者数、Dimension引用数样本不足一半，这可能与国内学者难以访问Twitter等有关，同样由于使用习惯、访问速度、语言差异等，Mendeley等科研社交平台的国内用户群相对较少，因而也很难通过国外社交平台传播中国人文社科科研成果，既使有原始传播，缺乏国内用户基础，也难以形成持续的二次传播。此外，Altmetrics、Plumx等补充计量指标主要以国外数据源为主，较少追踪国内学术社交数据，因而这类补充计量指标对国内人文社科成果被引影响不显著。而数据库中80天使用次数(β=0.094)、2013年至今使用次数(β=0.317)对论文被引具有正面影响，这种“提前”的科学评价指标，弥补了引文分析的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术影响力，论文使用次数等表征信息，是论文“非正式”的潜在使用［59］，因而高使用次数(Us-age)的文献更有可能获得引用。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4
当今文学价值已进入学术视野。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师大李春青先生著述《文学价值学导论》一书，对文学价值做过系统探讨，富有启迪性。本文试从文学影响力、文学传播力、文学增值力三个普适性向度切入，考量文学价值。 一、文学影响力 文学影响力，是指文学作品在社会传播过程中所引发的感染效应、震惊效应、辐射效应、证同效应、启迪效应、净化效应、弥补效应、幽默效应、谐谑效应、衍生效应、溢出效应、诱导效应、象征效应、心理对应效应、美感效应。考量文学价值，文学影响力是一个绕不开的因素。一部文学作品一经问世，便成为社会公共精神财富，人们消费它、臧否它。越是经典名著，文化品位越高，其影响力就越大。任何作品，都要在公众参与、时间检验的文化坐标上接受考验、评定价值。时间成就经典，读者点评价值。 考量文学价值，基本条件要看文学作品是否体现了文学永恒性元素。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学创作，有许多本质相通、相同或相近的永恒的思想蕴涵，如历史感、民族感;人性美、人情美、个性美;爱情、生死、苦难;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的搏斗，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情感与理智的矛盾等，这些跨越时代与国度的共同的文学因素，称之为文学永恒性元素。［1］ 丹纳在《艺术概论》中讲，一部作品要吸引人，必须写出时代、地域、种族的特性，只有如此，才能在作品里表现出广阔的空间。 审视文学影响力，应关注读者参与、社会环境融入两个向度。 1．形成读者群。文学传播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以作品为中心，以作家、读者为基本点。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与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艺术家、艺术品、欣赏者和世界”的文学四要素说。读者是文学作品的消费群体，离开了读者，文学作品就会失去文化消费市场。 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读者群、阅读场。譬如儿童读者群、青年读者群、妇女读者群、老人读者群、知识分子读者群等。离开了特定读者群，作家作品等于失去人脉市场。作品培养了特定的“追星族”“粉丝”。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文学作品当数小说、民间传说、故事。拥有广大观众群的文艺当数影视剧、戏剧、相声、小品。 2．融入社会度。文学反响力由其融入社会度来考量。文学作品问世后，大致产生以下三种传播效应:轰轰烈烈、平平淡淡、冷冷清清。轰轰烈烈者，如曹雪芹的《红楼梦》问世后风靡京都，民谣云:“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又如被称为“无产阶级战歌”的《国际歌》及“全世界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群众诗歌总会”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有些文学作品，由于不合时宜，被列入“禁书”惨遭封杀，此属文学影响力的反例。大部分作品由于读者群小，或无人问津，而泯没于世。 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融入度，涉及多维要素。 《唐诗排行榜》前言，推出的评价唐诗排行榜标准是:“为了统计唐诗在后代传播接受过程中的关注度，我们采集了四个方面的数据:历代选本入选唐诗的数据，历代评点唐诗的数据，20世纪研究唐诗的论文数据和文学史著作选介唐诗的数据。”并依此标准评出了唐诗中关注度知名度最高的一百首诗。［2］ 凡能入心、入目、入口、入耳、入用、入评(评论、评奖)的作品，即使产生一次性审美效应，也可算做有影响力。读者人群、文学评论、文学运动、文学事件、小说点评、诗话、创作逸闻轶事、文坛花絮等，都可视为考量文学价值影响力的切入点与参照系数。 二、文学传播力 1．出版率。出版发行量大，反映社会需求强劲，覆盖面广。名著与时尚读物，发行量较大。有的作品曾多次再版，说明文化消费市场畅通。 2．翻译率。翻译是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津梁，许多文学名著是通过翻译走向世界的。通过翻译，拓宽了传播途径，繁荣了文坛，实现了文化资源共享。 3．评介率。评价推介是为作品做广告，把文学作品广而告知大众，起着导读领航作用，促进作品尽快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是出版发行中的造势行为。历代流传的诗话、文学轶事，当今的《中华读书报》《中华书目报·社科新书目》《新华书目报·读者新书目》等即是。 4．阅读率。文本只有经过阅读，进入阅读期待视野，才能转化为作品。阅读率高，说明作品有市场占有率，作品魅力大，辐射力强，有人脉。 5．解读率。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决定文学作品历史地位和价值的因素是读者的接受意识。对于作品的解读，是读者参与阅读的反馈行为。解读是深度阅读，是二度创作，是践行“对话理论”，从而发现意义、创造意义，从“显文本”中发掘“隐文本”。古代的小说评点、现代的文艺评论即是解读行为。 6．摘抄率。阅读过程中，好作品常能引人入胜，有人寻章摘句、探赜索隐，精心摘录名言警句、精彩片段，整理成名人名言录、编成描写词典、比喻词典、议论文大全类的压缩饼干式辞书，供青少年学生作为写作参考工具书。近年来，剪报、文摘报之类的媒介，专事摘录工作，为读者提供阅读快餐。 7．转载率。经过阅读市场筛选，有价值的好作品被人们认可选择，被纷纷转载应用，扩大了作品影响，实现了信息共享。 8．收视率(上座率)。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或戏剧，通过大众传媒进入千家万户，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收视率、上座率成为追求票房价值的衡量指标。 9．点击率。在互联网时代，文学作品进入网虫视野，任由人们曝晒浏览下载。因此，点击率成为透视作品市场占有率的重要窗口。#p#分页标题#e# 10．引用率。在写作、交谈、演讲活动中，人们采取“拿来主义”，常引用诗文佳句、文学典型，既开发了作品的使用价值，也契合了学术界影响因子之说。 11．争鸣率。有的文学作品问世后，引发强烈争鸣，叫好者有之，叫骂者有之。毁誉参半，置身焦点。从传播角度分析，这种争鸣有利于扩大作品知名度。那些被打成“毒草”、列入“禁书”的作品，尤能引人关注。 12．获奖率。获奖是对于文学作品价值的认可评价，具有一定荣誉效应。譬如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文学家、茅盾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相对而言，能入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学品位。 13．反弹率。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沉寂一段后，又“梅开二度”，显示出新的价值。文学反弹，是一种文学资源开发、价值再现。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功能潜力”，即具有发挥某种社会功能的可能性，但功能的实现，是在接受的过程中完成的。 14．入教材率。某些经典作品，作为范文入选教材，成为文学启蒙读物:载入文学史，供读者研习欣赏。语文课程，为青少年涉猎文学提供了文本、时间、师资保障，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人们通过语文课程走近名家名著。 15．传承率。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否则就会中断“文脉”。作品不仅要有老读者，还要培养新生代读者。唯此，作品才有生命力。文学作品的常青藤，是靠前赴后继的读者群接力打造的。民间文学是靠世代口耳相传维系生机的。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奇”、哈萨克族的“阿肯”(民间歌手)，就是本民族民间文学的传承人。传播形式多样，如哈萨克族民间文化艺术有“木沙依拉”(诗歌朗诵)。 三、文学增值力 1．续编率。作品续编是指后续作者在阅读原著基础上，遵循“空筐结构”“召唤结构”理论，运用发散性思维，在原著基础生发出新的内容。这是一种踵事增华或狗尾续貂式的工作。一则表明作品的辐射效应;二则表明续编者的灵感创意。名著孕育续编，不乏范例。作品的文化底蕴越厚，孕育新作的概率越高。 2．改编率。根据原著改写成另一种著作，叫做演绎作品，如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改编是再创作。最近几年，文学作品借助大众传媒，实现美丽转身。例如，把小说、神话传说、民间史诗、报告文学等文本，改编成电影、电视、动漫、戏剧、相声、小品、广播剧、舞蹈、歌剧等形式，快速传播到民众之中，寓教于乐。作家蒋子龙指出:“经典是经得住改编的，中国的所有戏剧门类都从四部古典名著中吸收了无尽的营养，仅京剧就有200多部‘三国戏’。经典同样也经得住糟蹋，无论现代影视作品怎么随心所欲地改编和解读，都伤害不了经典，并让他们照样能大赚其钱。［3］ 互联网普及千家万户，许多人不看书，往往通过观看影视了解作品。今后，作品的传播，唯有与大众传媒联姻，走改编之路，才能畅销。 3．戏说率。大众文化时代流行俗文化，年轻人以讽刺、幽默、搞笑的视角戏说名著。恶搞是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解构传统、颠覆经典、自娱自乐成为网络风尚。戏说拓展延伸了原作的传播，戏说运用剥皮诗、仿词、套用修辞手法寓庄于谐，催生谐谑效应。 4．研讨率。文学作品一旦发表，便进入评论家视野，任人评说。文学评论家们撰写文章，臧否作品，褒贬得失。有的作品竟然引发研讨会，评论家们激扬文字，或美化，或恶评，探究其文化意义。 出乎意料，有时一个作家、一篇文章、一首诗、一本书，被演化为一个文化圈、一个文化符号，或形成一个流派。无疑，能引起人们敬畏的作家作品，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能跻身“?学”或“研究会”的作家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 5．商业率。近年来，人们不仅追求文学的社会效益，更追求文学的经济效益。千方百计地开发文化产业，从中“淘金”。鲁迅作品中的许多地名、人名成为注册商标，就是明例。 总之，考量文学价值，文学影响力是表象，文学传播力是过程，文学增值力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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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对通识教育的研究源于20世纪30年代，大多是关于国外通识教育理论研究的评介与引进，理论探讨居多。2000年以来，对通识教育的教学实践与实证研究逐渐增多，在研究广度和深度方面不断推进，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代表作有:“英语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文秋芳，2002)“通识教育在外语类高等院校本科教育阶段地位极其现状的研究”(梁德智，2004);“大学通识教育的纲与目”(甘阳，2006)等。20世纪末，我国高校开始全面推行素质教育。1999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着重强调我国高等教育既要注重专业教育，又要注重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即注重通识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现代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争由来已久，通识教育要使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的教育，专业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掌握将来从事职业所需的技能，它们是教育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完全分离的，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在大学教育中把社会对于专业技能的需要与培养完全的人的目标统一起来，要保持大学教育平衡的发展，避免大学教育过于职业化，就必须加强学生的人文通识教育。对于外语专业尤为重要，因为外语院系狭窄的专业化教育使学生的知识面狭窄，知识结构不合理。因此，在外语院系进行人文通识教育已是势在必行。
二、通识教育与外语教学的关系
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主体意识的，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学生成为一个终身独立的学习者。这样学生就可以不断地扩展和延伸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发展方向，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其次，通识教育要培养学生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外语专业的学生知识面狭窄，为拓宽其知识领域，对其进行人文通识教育，使学生接触到人类社会的基本知识和人文经典，把分散的知识整合在一起，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最后，通识教育要使学生具有合理的能力结构。外语专业的学生具备一定的语言技能，通识教育可以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社交能力，分析判断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等，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
外语教学的目标已不再停留在培养学生听说读写技能的阶段，而是培养具有较高外语水平同时又具有一定人文通识知识的通识型外语人才。这样外语专业的学生既需要学习专业外语课程去掌握和提高外语水平，又需要学习通识教育课程去拓宽其知识面，以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从而使其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和研究创新能力。综上所述，通识教育的目标与外语教学的目标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两者缺一不可。英语语言是人文通识教育的载体，而人文通识教育是语言符号的具体内容。语言与人文通识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掌握了英语语言，就可以去了解英语国家人的文化，历史和思维方式，从而引发对本国家的文化反思，以达到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目的。因此，外语教学与通识教育是相通的，外语为通识教育提供了工具，通识教育为外语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就加强外语专业通识教育的几点建议
首先，学校要努力从办学理念和校园建设方面打造出一个充满人文主义的校园环境。学校还要明确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既具有较高外语水平，又具有一定人文知识的通识型外语人才。其次，学校要针对这一目标去调整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英语专业学生首先要学习自己学科的专业课，如高级英语、语言学、论文写作、听力、英美文学、翻译等。同时，学校还应给英语专业学生开设更多的人文通识课程，如文史经典、哲学、法学、大众传媒、市场营销、生态学、艺术创作等领域的课程，为学生搭建跨学科的选修平台。同时，学校在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时，应根据学科特点和社会发展需求并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再次，学校应对英语专业继续实行小班授课模式，并在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多鼓励学生发言和讨论，教师应转换自身角色成为一个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这样才能确保良好的教学效果。最后，学校应大力加强图书馆的建设，增加人文社科书籍和报刊，还有人文经典名著。图书馆还应多举行一些活动去鼓励师生多借书，多读书，以免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其次，要大力加强英语专业教师的人文通识教育。要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首先要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教师自身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宽广的知识面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去学习，去创造和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而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师主要集中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缺少研究型的教师，所以英语教师自身要通过自学相关领域的课程去丰富自己的知识，还可以通过专业培训，进修，学术交流，跨专业读研，读博去更进一步的学习和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学校也应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学习，进修和出国深造的机会，并鼓励教师申报科研项目，加入高水平的科研团队，努力进入本专业的学科前沿，以使教师首先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从而教育出具有较高人文素养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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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声乐教学;地方民歌;凤阳民歌
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需求变化和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对高校音乐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及挑战。高校声乐教学作为高校音乐教育的一支重要生力军，是高校音乐教育的主干课程和重点学科。目前继续延续国内专业音乐学院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地方音乐人才的需要，并且将会在地方高校声乐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上出现问题。要想做出改变，不仅要在教学模式上做出改变，还要突出地方特色，建立地方特色课程，将地方音乐引入声乐课程，在声乐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革新等方面做出改变。凤阳民歌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笔者是地方高校的声乐教师，也是凤阳民歌市级传承人。在声乐教学中，选择了凤阳民歌的优秀曲目整理后引入高校的声乐课堂，在声乐教学、学术研究、社会实践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地方民歌进入高校课堂并成为声乐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深刻思考。现对“地方民歌进入高校声乐教学”从历史性、艺术性、现实性三个方面做如下阐述。
一、地方民歌进入高校声乐教学的历史性要素
地方民歌进入高校声乐教学课堂，是历史机遇、历史传承、历史联系的综合体现。从声乐教学模式的转变看，地方民歌进入高校课堂是历史机遇。十七届六中全会把建设文化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把打造、增强中华音乐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复兴和弘扬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作为中国人长期不懈的奋斗目标。地方高校的声乐教育，从一开始就沿用了著名音乐学院的教学模式，以培养“高、精、尖”歌唱演员为教学目标，以艺术歌曲、咏叹调、“青歌赛”创作歌曲、经典民歌作为主要教学内容，确实培养出了一批声乐演唱能力较高的学生，频频在全国的声乐比赛中获奖，并在毕业后进入知名度高的歌舞团、歌剧院工作。但是这类学生比较少，相当多的学生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师和基层文化工作。这就迫使地方高校声乐教学的培养方向发生改变。“2000年《音乐周报》关于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分类科学性的讨论，引发对中国声乐教育的全面反思以及未来民族声乐教学道路的探索。”［1］国家教育部适时颁布了《全国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必修课程指导纲要》，其中声乐课程内容有四个部分:声乐基础理论与知识、声乐艺术审美与表现、声乐基本技能与方法、中小学音乐教学实践。声乐课程教学内容选编的原则也有四条，其中第3、4条强调:“重视选择富有民族特色、地区特色的教学内容与乡土教材。”“面向基础教育，联系中小学教育教学实际，精选在音乐教学和社会音乐活动中应用价值高的声乐作品作为教学曲目。”［2］高校教学需要富有地方特色的声乐曲目，凤阳民歌符合“应用价值较高”的要点，所以凤阳民歌的一些优秀曲目被选入声乐专业课程教材，把握住了地方民歌进入高校课堂这一历史机遇。从声乐教学选用的曲目看，地方民歌进入高校声乐课堂是历史传承。中国是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国，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民歌犹如天上的星星，数不胜数。从古代《易经》的卦辞、卜辞，到第一部乐歌总集周代的《诗经》，元代和明代民歌与戏曲、曲艺相互吸收和影响，直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歌都是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精神寄托。“民歌是人民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最直接、最真切的反映，它是音乐最初的萌芽。一切音乐作品(包括民间音乐的其他类别如器乐、曲艺、戏曲等)都离不开它。”［3］高校声乐教材中有《沂蒙山小调》(山东)、《兰花花》(陕西)、《小白菜》(河北)、《绣荷包》(山西)、《槐花几时开》(四川)、《牧歌》(内蒙古)、《孟姜女》(江苏)等这些由音乐工作者从各地优秀民歌中挑选出来的民歌精品，还有《人说山西好风光》(乔羽词、张棣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瞿琮词、施光南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火华词、阿拉腾奥勒曲)、《青藏高原》(张千一词曲)等音乐家吸取各个民族民歌音乐特色创作的声乐作品。沿着这些前辈走过的足迹，采集整理地方民歌，使之成为进入高校声乐课堂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为进一步发展地方高校的特色声乐课程，笔者编写了有地方特色的凤阳民歌声乐教材。入选高校声乐教材的民歌，是从现存的凤阳民歌中精选出来的。凤阳民歌有多少首呢?目前收录凤阳民歌数量最多的是笔者主编的《凤阳花鼓全书•词曲卷》一书，共收录凤阳民歌小调214首。选入教材的是其中的精华，如《凤阳歌》《鲜花调》《孟姜女》《十把小扇》《凤阳花鼓》《王三姐赶集》等，这些小调都是从中国历史文化深处走来的知名曲目，有的几十年历史，有的数百年历史。如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品牌的《鲜花调》，又名《茉莉花》，最早出现在清代钱德苍增删修订的《缀白裘》中，该书第六集卷一《花鼓》的第三曲为《花鼓曲》，又名《鲜花调》［4］。我们在高校声乐教学课堂上教唱这些曲目，既是对历史文化的延续，又是对音乐艺术的传承。从一首民歌的不同变体中可以看到民歌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具有的历史联系。在教学《凤阳歌》的过程中，我查找与其相近的曲调及运用其曲调的艺术种类，发现除西藏、新疆等少数省份外，绝大多数省份都有《凤阳歌》或其变体存在。《凤阳歌》流传各地后，融入当地的方言特色和艺术形式，有的甚至更改了曲名。但《凤阳歌》的神韵未变，如河南的阳调、苏南的春调、徐州琴书的四句腔、榆林小曲的叮当调等。真正是《凤阳歌》唱遍神州大地，“说凤阳”闻名五湖四海。从中探索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相互联系交融的基本途径和基本规律，对学生把握音乐艺术的流变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同时，通过学习一个地区的民间歌曲，了解这些流传全国的“同宗民歌”的特点，把握一首民歌在不同艺术种类中的表现，可以横向考察音乐艺术发展流变的基本规律。
二、地方民歌丰富高校声乐教学的艺术性要素
凤阳民歌是部级非遗，其艺术魅力可想而知。我们在声乐教学实践中与其亲密接触，对把握声乐艺术要素，对提升声乐艺术水平，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一)地方民歌的独特方言，丰富了声乐音调艺术教学
习俗和方言是民歌产生的母体，独特的区域、民族、方言、情怀是区分不同民歌的重要标志。北方民歌豪放粗犷，南方民歌委婉细腻。地处江淮的凤阳民歌，兼有南北民歌的特点。其方言属中原官话信蚌片。“凤阳话有4个声调，阴平(调值212)、阳平(调值55)、上声(调值24)、去声(调值53)。凤阳方言中保留了古入声字。与普通话相比，凤阳话发音短而促、平而直，凡是高平调的字音(55)一律降为低平调的字音(11)。”［5］在民歌演唱中若不这样发音就会发生“倒”字。把握这些方言用语的特殊发音，努力在咬字、吐字上下功夫，在掌握方言音韵上下功夫，可以使凤阳民歌演唱的地域音乐特色更加鲜明，演唱效果更加突出。
(二)地方民歌的民族唱法，丰富了声乐唱法的艺术教学
数千年灿烂文化和历史的积淀为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6］要想唱好民族唱法，向中国民间歌曲学习是必要条件。在教学《王三姐赶集》这一曲目时，重点介绍民族唱法。这种唱法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讲究“以情带声”“以字带声”“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其音色纯正、嘹亮、高亢，亲切感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用民族唱法演唱《王三姐赶集》，先认真研究其曲式结构、旋律特色，进而认真解读其歌词含义、时代背景，体验在20世纪50年代，刚解放时期的中国农村姑娘质朴、能干，对新生活充满向往的思想感情。认真领会其情感要求和演唱效果，特别是处理好唱词中的道白对话，营造出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音乐场景，大大提升了学生学习民族唱法的兴趣。近年来，笔者尝试将凤阳民歌《大姐门口一棵槐》和《八段景》两个曲目整理以后，由四个女生演唱，加进二胡、琵琶伴奏，在2016年5月的“滁州学院第七届艺术周”上演出，收到良好效果。
(三)地方民歌的不同变体，深化了声乐体裁艺术教学
体裁是指文艺作品的种类和样式，声乐体裁是指声乐作品的不同种类和样式。凤阳民歌中的优秀曲目被音乐家们改编创作出了多种声乐体裁，丰富了声乐教学的内容和深度。其中最著名的是《王三姐赶集》这首民歌。《王三姐赶集》改编于凤阳民歌《王三姐卖鞋》，在1955年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会演中一举成名，风靡全国。此后成为中国经典民歌。不同表演形式的《王三姐赶集》不断出现，使学生深化了对不同声乐艺术体裁的认识，近几年我在声乐课堂中教学了女声独唱、男女声二重唱、表演唱和无伴奏合唱的《王三姐赶集》。在教学女声独唱时，注意把握叙事性歌曲的特点，注意把握力度与速度的变化，注意用高位置来演唱高音，注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淳朴音乐风格，尽可能完美地树立起王三姐的典型音乐形象。在教学男女声二重唱时，充分发挥男女声的音色特点，兼顾戏剧性的感情抒发。在教学表演唱时，突出音乐情境的营造、人物对白的处理和形体动作的设计等方面，尤其注重音乐表演风格的提炼。在教学无伴奏合唱时，首先注意音准的训练，以解决无伴奏的难题;其次注意各声部音色的统一、声部间的音量均衡。最后注意音色、音高、音量和音乐风格的融合，塑造活泼、充满生机的音乐艺术形象。通过具体的演出活动，把这些不同表演形式的《王三姐赶集》搬上舞台，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既是对不同音乐体裁艺术的深化理解，也是对不同音乐体裁进行比较教学方法的充分肯定。
三、地方民歌进入高校声乐课堂的现实性要素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民歌生存的社会基础面临着消失危险。娱乐形式的多样化，民歌发展举步维艰，濒危状况亟待改变。”［7］地方民歌进高校，既丰富了声乐教学，提升了学生的声乐学术能力，又突出了民歌非遗保护，拓展了声乐学术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地方民歌进课堂，促使高校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明显提升
中国音乐学院的谢嘉辛先生提出“让每个学生都会唱家乡的歌”。在高校声乐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对地方音乐的兴趣、对地方民歌的热爱，采用多样、生动、丰富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把凤阳民歌引入高校课堂，在滁州学院音乐学院已历时多年，取得了诸多成果。笔者在致力于凤阳民歌教学的实践中，首先感觉到学生艺术素质的明显提高，比较突出的主要表现在田野调查和论文写作两个方面:田野调查的能力明显提升。笔者多次带领学生参加凤阳民歌采风。先从阅读相关文史资料、观看相关演出视频入手，丰富知识储备;再到农村登门拜访民间艺人，聆听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曲目，增强感性认识;同时注重现场录音、录像以及对艺人生平、业绩、艺术风格的记录;回来再认真整理、记词、记谱，形成完整的资料。通过多次实践，学生都能很好地完成田野调查任务。论文写作的能力明显提升。声乐专业学生的论文写作原来比较弱。本人在引入民歌教学、改进教学方法的过程中，首先丰富其专业知识。开出书单，让其认真阅读并做读书笔记。授课时注重基本原理、经典曲目、音乐名家、音乐流派和风格特色的介绍。其次提升其观察能力。从同学之间的相互听唱入手，启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弄懂这是什么问题、怎样解决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欣赏名家的音像作品，研究音乐发展的有关问题。在对比、考察、分析、研究中提出问题，明确自己的学术研究重点和论文写作课题。写论文要从写好观点开始，从大学一年级就对学生提出要求，对于演唱的曲目写一两点体会。经过长期的训练，学生的文章观点越来越明晰，论述越来越翔实，逻辑与结构都比较严谨，能撰写有独创性的学术论文，学术能力明显提高。
(二)地方民歌进课堂，促使高校老师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在凤阳民歌进课堂的教学工作中，教师们进行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教学设计，精选优秀曲目，编写声乐教材。根据凤阳民歌曲目和音调特点，精选出有代表性的进行曲调改编和创作。一方面凤阳民歌的曲目来自民间，内容上也良莠不齐。对曲目的选择要去粗取精，内容不健康的要舍弃，内容健康、主题鲜明、旋律优美动听的曲目才可以选入教材。另一方面按声乐教学技能训练的要求来选择，巧妙地将适合换声区、扩展音域、呼吸训练等声乐技巧训练的曲目挑选出来，改编成练声曲和歌曲。在把握正确科学的发声方法基础上开发凤阳民歌特色音乐，将演唱技巧融入其中。凤阳民歌被引入课堂教学，使与其相关的教学研究、学术研究不断发展，相关的教学任务、研究课题和学术成果显著增多。本人整理了多首凤阳民歌曲目，进入声乐课堂教学。挖掘、整理了明清时期流传日本、至今保存在“日本清曲”中的《凤阳歌》。2015年结合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教唱了《抗战中的新凤阳歌》，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并被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七集电视片《花鼓纪》收入。围绕凤阳民歌，笔者撰写了《论凤阳民歌的非遗特质和保护传承———以〈王三姐赶集〉为例》《中国经典民歌〈王三姐赶集〉考述》等论文，主持了校级课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民歌研究”、滁州市社科联课题“明代凤阳民歌传播中的官府行为研究”、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课题“皖东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校传承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民歌’为例”等课题立项，还参加了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举办的“中国明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国明史研究会举办的“第十六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参编了《凤阳民歌》一书。
(三)地方民歌进课堂，促使地方高校的教学改革力度明显加大
技能教学、职业教育是地方高校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提升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必由之路。滁州学院对教学方向的调整启动比较早，成效也比较好，毕业生就业率处于全国的先进行列。音乐学院教学改革的力度也很大，成立了与滁州本土文化密切联系的研究机构，如凤阳花鼓研究所、凤阳花鼓艺术团等。2015年滁州学院凤阳花鼓音乐研究所和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挂牌，2016年被命名为安徽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习基地。平时注重对学生强化本土文化教育，强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使其在毕业后能够胜任基层的群众文化工作、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工作。综上所述，本文以凤阳民歌为例，从教学、科研、社会传承相统一的角度，探讨地方民歌在高校声乐教学中的历史性、艺术性和现实性要素，强化其在学生声腔音调训练、情感技巧把握和学术论文撰写中的主要作用。对推进地方高校的声乐教学改革、发挥地方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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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瑞．高师声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8—39．
［3］江明惇．汉族民歌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4］钱德苍．缀白裘(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裘新江，周熙婷．凤阳花鼓戏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09):23．
［6］赵炜民．探索新形势下民族声乐人才培养的途径［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6(02)．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7
一、关于栏目策划设计，可在已有基础上，再加细分、深化
汉唐研究，从时代之长及涵括的内容之丰富，都是一个十分宏大的课题。汉、唐作为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两个盛世，可以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从大的方面说，汉和唐可以分开研究，也可以放在一起作综合研究。而两朝既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又有科技、教育、文艺、宗教等等广阔领域都可纳入研究的范围。因此，作为专栏的汉唐研究有点显大，它既不像问题、专题，也不是典型的学科专栏，很有必要根据国内外研究的进展，结合本刊实际，对专栏加以细分和深化，以选择若干方向、专题作为重点，持久、深入地开展研究。关于栏目的深化、细化，我在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期间曾作过尝试。主要是采用“栏目+专题或问题”形式:如“西部研究”曾根据稿源情况，细分为“西部经济”“西部文化”“西部教育”“西部文学”等分话题开展研究。“学术前沿”是一个以反映在我校召开的高层学术会议新成果的栏目。该栏目主要采用“栏目+会议主题”形式:如“学术前沿: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前沿: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前沿: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学术前沿:价值哲学的哲学反思”“学术前沿: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治理与防范”“学术前沿:当代视野下的教育与幸福”，等等。关于“汉唐研究”专栏的细化、深化，似乎也应该更加重视薄弱环节问题、前沿问题，选择相关专题作深入研究。目前，在陕西的期刊中，涉及汉唐研究内容的栏目有《西北大学学报》的“秦汉史研究”，《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的“秦汉文史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唐史”“唐诗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等。细化、深化“汉唐研究”栏目、选择重点研究方向时，应尽量避免与上述陕西已有栏目过多地交叉重合，以体现“人无我有”的鲜明特色。在栏目策划设计上，还可考虑从某一领域某一问题点上的突破向某一专题系列的研究扩展，从零散研究向形成系统成果深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历史地理”专栏，曾连续发表马正林先生有关古都西安历史的研究文章，如《长安城的兴起》《汉都长安》《隋唐长安》等文章，其后作者以这些文章为基础，撰著形成了论述西安历史的系统专著《丰镐—长安—西安》。另外，史念海先生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专著《中国古都和文化》也是以其发表于“历史地理研究”专栏里的多篇论文为基础构筑而成的。当前，我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汉唐研究”专栏可否与之相联系，在“丝路文明”等相关课题的研究上作文章，选准方向，有计划地组发系列文章，推进丝绸之路研究取得某些成系统的大成果。凤凰卫视近年连续播发“丝路文明”节目，看后深受启发，关于这一课题似乎大有文章可作。
二、在栏目的编辑上，应再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主动组织开展学术问题的讨论与争鸣
学术研究必须从问题出发，研究、解决学术发展中的难题。在这方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曾先后开设过不少问题栏目，如“哲学体系问题讨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学术期刊影响力及其评价”“高校办学自主权及其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其中办得最理想的问题栏目则是“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该专栏组发表葛剑雄等专家、学者的论文8篇，分别质疑、探讨了全球气候变暖的成因、农耕活动与湖泊的消亡、西北干旱区河流水量的古今变化、人类活动与毛乌素沙漠南扩、人类社会需求与动物的减少和灭绝等重要问题，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2］。《唐都学刊》应考虑与相关专家尤其是栏目主持人，共同策划设计汉唐研究领域里类似前沿问题、薄弱环节以及难点问题开展研究。对学术问题的讨论与争鸣，始终是推动学术研究深化和发展的最重要的途径。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观点的分歧、结论的不同是不可避免的。学术期刊及其专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组织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形成大胆创新、百家争鸣的氛围。在学术期刊史上，不少期刊都因为组织重要学术问题讨论与争鸣而成为名刊。如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主持的《文史哲》因长期深入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发表李希凡等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有关观点的论文等，在我国学术界享有盛誉;笔者主持编辑过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之所以在文史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就与其所开展过的学术讨论与争鸣有很大关系。如著名历史学家黄永年先生与柳存年先生关于《西游记》《封神演义》成书先后问题、牛致功先生关于西安建都朝代问题的讨论等，都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扩大影响力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有鉴于此，《唐都学刊》如何在汉唐研究等领域里挑起话题、选择有价值的问题及其分歧看法，组织讨论，这对于扩大专栏及整个刊物的学术影响，都不失为十分有效的举措。
三、在作者队伍上，应在重视专家名人的同时，注意把眼光投向有潜力的中青年学者
当前，我国学术期刊办刊、办专栏，竞争都十分激烈，其焦点集中在优质稿源上。优质稿件的匮乏，成了当前普通院校一般学术期刊栏目建设和办刊的最大困难。笔者的建议是，一方面编辑部仍要积极主动地工作，加强与专家等高水平作者的联系，包括登门组稿，挖掘高水平论文;尤其要重视在高层次学术研讨会上面对面地向专家学者组约稿件，这也是提高组稿效率的好方式。另一方面，根据笔者多年编辑工作和指导研究生的体会，博士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博士后的出站报告，大都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完成的，不少都有真知灼见，有较大学术价值和较高水平。编辑部可以加强与相关学科专业博士生导师等专家的联系，发掘有水平有价值的学位论文，选用其中出彩章节。《唐都学刊》以往在这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专门开设有“博士论坛”，我认为还应进一步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力度，更多地把眼光投向有实力的年轻学者。如此，努力建设形成一个老中青相结合的骨干作者队伍。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8
1．工商管理类课程的特点。
工商管理类课程最基本的一个特点就是活动性。工商管理类课程不同于一般的理工自然科学类课程，也不同于一般的人文社科类课程。工商管理类课程的理论都是来源于对成千上万工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概括、总结、提炼和抽象，都是最具实际活动性的课程。正是因为来源于企业和市场经济的生产经营实际，使得工商管理类课程的知识虽然是理论，但又不是一般的纯理论或纯学术问题，而是与实际情况存在极其紧密联系的应用性理论。与此相适应的就是，工商管理类课程教学要达到的目标，就不仅仅只是知识点、基本原理等的识记理解，也不是如计算机、测绘、画图等一样的某一具体操作技能的训练，而应该注重其实际活动性，主要是注重与课程的理论应用性相关联的、工商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专业能力素质的养成，诸如专业阅读能力、专业信息收集能力、专业分析提炼归纳能力、专业写作能力、专业表达沟通说服能力、专业策划能力、专业组织能力、专业人际能力等等。一般学生和不少青年教师，尤其是缺乏工商企业实际锻炼经验、从校门到校门的研究生或青年教师，不少认为工商管理类专业比较务虚和空泛，虽然授课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很多，但大多变成了讲故事，忽视或没有认识到该类课程教学需要达成的正是培养切合工商企业实际需要的能力素质，也没有把对工商管理类课程教学的认识，上升到系统性的扩展学生上述诸多方面专业能力素养的层面。
2．工商管理类课程特点与形成性考核的契合性。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工商管理类课程的特点决定了其教学需要达到的目标，是工商企业实际所需的诸多种专业能力素质的培养，而这些专业能力素质的培养需要采用实时的、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去训练。另一方面，形成性考核的特点正是注重过程、注重参与，注重过程参与中知识、技巧、能力、情感、价值观等综合素质的习得和养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工商管理类课程具备的特点、同这一特点相适应的工商管理类课程教学及人才培养的目标，与形成性考核的特点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这一天然契合性为我们探索基于形成性考核的工商管理类课程教学方法提示了有益的方向。
二、基于形成性考核的工商管理类课程教学方法研究
从注重过程参与中综合素质的习得和养成出发，笔者提出以下一些基于形成性考核的非传统的工商管理类课程教学方法。
1．注重阅读的教学方法。
笔者认为，阅读能力的重要性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的。工商管理类学生以后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需要阅读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计划、总结、会议纪要、公司方针政策、调研分析报告、市场信息文献等各种材料。因此，在该类课程教学过程中，注重阅读能力尤其是专业阅读能力的训练是极其必要的。要运用广泛的阅读训练的教学方法，通过快速阅读、慢嚼阅读、课内阅读、课外阅读、自主阅读、任务阅读、专业阅读、业余阅读、精深阅读、泛览阅读、专门专题阅读、博闻广看阅读、教材阅读、专著阅读、学术论文阅读、财经评论阅读等等不拘一格丰富多彩的阅读训练，培养锻炼学生广泛的信息搜集、分析、提炼、综合、归纳、演绎、抽象等能力。
2．注重表达的教学方法。
工商管理类学生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大量面对的是开放式、非结构化、动态性、人际谈判型的企业工作环境与沟通模式，具备较强的表达说服能力是很重要的。因此，在工商管理类课程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不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不仅知道“是什么”，还要提倡多问“为什么”。要通过采用提问回答、案例讨论、观点发表、三分钟演讲、五分钟辩论、谈判情景模拟、招聘面试实训等形式各异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判断推理、分析演绎、归纳总结、概念抽象等能力，锻炼经管类学生提出观点、收集论据、进行说服论证的专业表达能力。
3．注重写作的教学方法。
工商管理类学生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尤其是想提升或上升到一定的管理层次，是需要具备一定理论水平的，必然要面对不少专业写作活动。因此，仅只训练会阅读、会表达还不够，还要具备一定的形成文字、形成理论的专业写作能力。这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采用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课外经典阅读等方式，要求学生写专业小论文、专业调研报告、专业心得体会、专业财经短评等，锻炼学生的专业语言写作能力。
4．注重团队合作的教学方法。
在当今的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工作环境中，工商企业的大多数实际生产经营活动，都需要各部门、各项目团队、各科室小组的团队分工合作，相互协调配合才能顺利完成。但现代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强调个性和自我，对团队合作的观念比较模糊。通过团队论文写作、团队调研报告、团队情景表演、团队困难解决等注重团队合作的教学方法的实施，对工商管理类学生形成团队观念意识、明白如何在一个团队中提升自我、发现自我价值、如何分工合作、如何互利共赢等都是很有作用的。
5．注重职业素质养成的教学方法。
工商管理类学生以后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表现出优良的职业素养，是需要经过大量和长期训练的。比如办事严谨，原则性与灵活性恰当平衡，工作与说话有条不紊，事情安排轻重缓急，职业形象明朗干练，精神风貌灵敏有主张等，都是工商企业商务活动中非常重要的职业素养。而当代大学生实际上有不少养成的日常行为习惯是比较自由散漫，或者粗心大意，或者“差不多就好”，有时候甚至是玩世不恭的，精益求精的职业专业素养还有待提升。因此，需要在注重过程参与的工商管理类课程教学中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训练。这不仅是让学生具备工商管理类专业所需的一些基本职业素养意识和能力，对学生整个职业生涯也都是极其有益的。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