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经典论文范文1
在高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教育经典在教育改革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以教育经典为视点，从教育经典中的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影响、教育经典对于人才培养的价值、教育经典对我国课程改革的借鉴作用等方面具体论述教育经典在教育改革中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
教育经典；教育改革；现实价值
教育基本理论来源于教育经典，更来源于教育改革中的经验总结与理性思考，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教育家开拓创新的前景设想。因此，教育经典起着桥梁作用，其承接古今中外，连接理想与现实。然而，教育改革一直注重国外先进理论的学习与应用，对教育经典的现实价值缺乏深入思考。因此，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回归教育经典，思考经典的现实价值。
一、教育经典中的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影响
教育经典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基本理论，有些可指导教育改革向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有些却值得深入探讨。例如，对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这一命题，部分学者并没有拘泥于权威，而是从多学科视角进行探讨，为教育思想注入新鲜活力[1]。因此，对教育经典中的教育基本理论要辩证看待，存批判精神，不要被权威禁锢了思维。真理与谬误之间往往隐藏着许多深层问题，我们应发挥正向功能，抵制悖论。
二、教育经典对于人才培养的价值
以《学会生存》为代表，其引起国际社会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对世界各国的教育工作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影响当代世界进程的重要文献”“当代教育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学会生存》探讨了教育与人类的命运、民主和科学、就业、学习化社会、技术、国际合作等不同方面之间的密切关系[2]。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教育与各个领域之间、教育自身特点等组成的综合报告，有完备的研究，有不同背景的人们批判性思考的结晶，站在独立客观的角度对变化中的教育展开讨论，对主要问题寻求总的答复。而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蒙学教材也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哲理，教导我们做人道理、处事之道和民族精神，注重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最终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学习国外教育经典，更要注重对本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另外，要遵循人的客观发展规律，顺应天性的成长轨迹，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使课程改革真正适合学生的成长规律，培养他们成人成才。
三、教育经典对我国课程改革的借鉴作用
21世纪科技、经济与社会全面进步，教育也随之发生改变，科技与教育将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21世纪教育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教育结构将呈现出新特征，教育内容将焕然一新，教育手段将更加完善[3]。我们应将教育经典中的优秀教育思想充分融入课程改革，做好立德树人的根本工作。首先，利用教育经典的优秀思想加强课程建设。教师要通过学习教育经典，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掌握教育的科学方法，做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注重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利用教育经典，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不能再单纯地说教，而要注重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增加师生互动，做到教学相长，让学生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通过教师的引导学会学习，勤于思考。再次，运用教育经典，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社会对人才更加具有选择性和挑剔性，学校必须摆脱过去单纯注重学生智育发展的理念，加强对教育经典的学习和运用，注重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学习的培养，以及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培养身心健全、具有高尚人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最后，运用教育经典，做好学生的价值引导和人生规划指导。教师应借鉴国外优秀的教育经典，更不要忘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教育思想。教师需注重对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学生具有崇高的家国情怀、高尚的道德风范、博大的仁爱之心和勤勉的乐学思想，关心国家，关爱社会，树立远大的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同时，教育学生做好人生规划，脚踏实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更要学会生活，做生活的主人。
四、结语
教育经典与当今社会发展的关系非比寻常，对我国课程改革的价值更是不容忽视。我们要在贯彻党的十精神过程中，逐步完善课程改革的各项目标任务，科学合理地进行规划，克服前进中的挑战与困惑，为建立健全综合协调、充满活力的育人机制打好坚实的基础，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发挥独特优势。面对教育经典，我们也要冷静客观地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课程改革的现实相适应，在传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4]。
作者：陈晓霞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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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经典论文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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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经典论文范文3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冲击
中图分类号：G6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1
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重点关注了制度这个以前被经济学家们忽视的要素，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个人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假设、机会主义假设等假设的基础上对制度展开了经济分析，逐步发展了产权理论、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多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传统历史学、社会学等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目前已经有人把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列为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它颠覆了传统理论学说，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一、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冲击
首先，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了冲击，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学术理论最重要的冲击。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但是现实经济必须在正交易费用和不完全信息的环境中运行，所以制度的经济分析是十分重要的。[1]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科学研究的方法就是他们所特有的“显微镜”[2]。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制度。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三大基础是天赋、技术和偏好。新制度经济学引进了制度要素，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从而使得制度成为经济理论的第四个基础。新制度经济学改变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用现实的人进行了代替。此外，新制度经济学还假设了交易费用为正，以交易费用比较各种制度的经济效率，这种种的努力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更加接近于现实环境，其重要的研究成果科斯定理揭示了交易费用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科斯于1937年和1960年分别发表了《厂商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产生了著名的科斯定理，甚至被成为科斯革命。科斯第一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产权怎么确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有效率配置。科斯第二定理：若交易费用为正，不同的产权确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科斯第三定理：产权制度的供给是人们交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科斯通过分析大量实例来证明他的理论成果，虽然科斯定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已经很贴近现实了，对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科斯定理认为交易成本为正时，法律制度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在进行权利初始配置时，必分考虑各种要素，运筹帷幄。政府应该通过权利的合理性配置改变收入分配，实现公平的目标。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起步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制度要素，极大地冲击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堪称是一场大革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科斯也因此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世界主流经济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认可和褒扬。
二、对传统的社会理论的冲击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社会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国家的起源是传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研究的热点话题，但是传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成果过于肤浅，难以取信于人，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介入使得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飞跃，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着重发展了社会契约论和暴力掠夺论这两大理论。社会契约论者放弃了对国家的演技过程的研究，专注于理论逻辑的角度，他们认为：国家起源是人类为了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达成社会契约的结果。暴力掠夺论的学者则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的对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则提出“暴力潜能”分配论。他把国家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他认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平等分配，就会产生契约性国家，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不平等分配，就会产生了掠夺性国家。诺斯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制度经济学与传统学派的区别在于，将效用最大化、交易成本分析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到国家理论。[3]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框架，研究了国家的起源、作用和演变等一系列问题。总而言之，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学科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
三、对传统的经济史理论的冲击
最后，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经济历史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从制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反响。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运用了假设演绎模式，用数学方法研究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这与传统的、偏重于历史材料罗列的经济历史学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堪称是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巨大突破，把经济历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重新解读了西方社会的兴衰，对奴隶制、庄园制有着独到的见解。除此之外，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还对“李约瑟之谜”进行了研究，罗斯托、埃尔文、林毅夫等经济学家通过对制度的考察解释了“李约瑟之谜”，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他们的这一结论发人深省，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经济历史理论的冲击也是让人深思。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对制度展开经济分析，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社会学、传统的经济历史学等学术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得经济分析的情景更加现实，也使得人们对社会、国家、历史的演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它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停止，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胡乐明,刘刚.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4
[关键词]经典阅读；人文学科；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H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3-0250-01
一、经典阅读与人文学科
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对希望学习哲学的人说到：“想要获得有关哲学的初步知识的学者将会发现，阅读一些大哲学家的著作，要比试图从教本中得出一套全面的观点更加容易而又更加有益、”罗素的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哲学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对其他人文学科的学习研究同样也是适用的、由于受编写者的[界、思想深度的局限，各种编写出来的哲学史、文学史之类著作的价值远不能与经典原著相比，所以，要想在人文学科领域取得学习和研究的深入，阅读经典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
与各种应用型的新兴学科不同，以文史哲为主干的现代高校人文学科的学科基础建立在各自领域的经典之上，经典著作为人文学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是人文学科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可以说，没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理想国》、《尼各马科伦理学》、《忏悔录》、《纯粹理性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等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哲学学科就会彻底丧失根基；没有《尚书》、《左传》、二十四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塔西陀历史》等历史学经典著作，历史学科就无从谈起；同样，没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红楼梦》、《呐喊》、《伊利亚特》、《奥德赛》、莎士比亚戏剧、《战争与和平》、《尤利西斯》等文学经典名著，现代文学学科也会成为镜月水花、对于现代高等学校的人文学科来说，上面所列举的经典著作的名单还可以更长、现代高等教育的人文学科正是在各自的经典著作上支撑起来，并在学科经典著作的基石上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以上列举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同时也反映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人文学科的教育必须以经典阅读为核心，人文精神的培养必须从阅读经典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老式的传统教育就是如此，以阅读评析四书五经为教育的核心内容，现代西方学者一般将其称为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是古代中国教育的根基，也是出仕任官的主要条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历来最为突出的是将人文教育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其程度远超过人文主义时代的欧洲或德国的情形、”这种人文教育的传统，同样也是西方教育发展历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美国教育学家杜谱伊斯（Adria Dupuis）和高尔顿（R.L.Gordon）曾将几千年来的西方教育哲学定位为在自由主义教育与保守主义教育间做钟摆式的摇动，其中保守主义教育的核心就是进行以经典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教育。
二、经典阅读与课堂教学
在人文学科的课堂教学中，经典阅读应该占据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古代中国，从孔子时代开始，教师的主要教学手段就是引导学生阅读经典。《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及其三传，以及后来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在中国古代的教学中一直都是主要的教材，阅读这些经典也是当时课堂教学的主要手段。
其实大多数真正理解人文学科教学规律的教师，都会同意阅读经典对于学生学习来说十分重要、也就是说，阅读经典的重要性本来不是人文学科教学的一个需要不断提醒的问题、然而，随着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不断普及，以及学生对大众娱乐文化兴趣的不断增加，为了迎合学生的一时兴趣，或者满足学生功利性学习的需要，经典阅读对于人文学科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往往迷失在光影交错、声色并茂的多媒体教学中，也经常迷失在对师生对“超女”、“加油好男儿”等时尚文化之兴趣盎然的讨论中，或者迷失在应对考试的教材、试题集的背诵活动中。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是说人文学科的课堂教学应该开历史的倒车而排斥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也不是说师生在人文学科的课堂上应该对现实文化现象熟视无睹，而是在反思多媒体教学手段是否应该喧宾夺主、以光怪陆离的形式冲淡人文学科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实质、同时也是在反思如果没有经典作为支撑，我们是否能对当前文化现象作出深入的思考而不流于人云亦云。
三、经典阅读与人才培养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读书一定有益，“开卷有益”，“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赋予人们精神力量，也赐予人们人格之美、古往今来，不读书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在读书之中，经典阅读又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经典阅读始终是我们接引文明脉络、确认文化身份的自觉途径、对于接受人文学科教育的大学生来说，经典阅读关乎人文素质的养成，关乎高尚心灵、优雅气质的培养，同时也是人生道路上个性思想养成的原动力、大学的使命应该是培养各行业、各团队的领袖人物（这里的“领袖”一词绝不仅限于“政治领袖”），要想在未来成为各行各业、各种团队的领袖人物，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具，当代大学生就必须不断走入经典，和历史上伟大心灵展开对话，接受崇高精神的洗礼，获取对人生、事业的深刻洞见、在这一点上，影视阅读、网络博客等许多快餐式阅读都无法替代经典作品阅读所带来的效应。
同时，从阅读经典在国内外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来看，提倡在人文学科教育中引导学生阅读经典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西方教育传统中，青少年的阅读经典有两重含义、一是宗教经典的阅读，这是持有之人的必修课；二是阅读历史上的伟大作品，从阅读经验和体会中把握知识和领会生活、前者关乎，对于不太具有宗教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没有太多的讨论余地，也和我们的人文学科教学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关于伟大作品的阅读，却是我们在借鉴国外高校经验时必须予以重视的现象。
社科经典论文范文5
关键词 企业管理 古典理论 理论回归
自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ldKootz)1961年发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把管理理论称作丛林以来，管理理论的发展加速了自己的进程。此后，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 “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迈克尔·波特(M. E. Porter)的《竞争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1993年迈克尔·海默(M.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 Champy) 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完成了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在世界范围内吹响了所谓的“第二次管理革命”号角。同一时期,彼德·圣吉(P. M. Senge)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学习型组织成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管理革命的重要标志。然而，在现代管理理论日新月异的今天，在我国管理学界，古典管理理论却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研究者甚至提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论断。呼唤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有的是来自对中小企业管理的考察，有的是来自对管理职业化的理性分析，也有的是来自对古典管理理论自身的评判。一种观点的形成绝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有其深刻的原因和背景，分析这些原因，回望并深思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繁荣基础的古典管理理论，对推进管理理论中国化，促进企业管理科学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1 古典管理理论具有自身的科学性及较强的应用价值
古典管理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探讨管理问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古典管理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集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于一体，对企业管理实践有着强大的指导意义。它犹如一只有形的手，科学有效地调动和配置企业的各种资源，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般认为，泰勒、法约尔和韦伯是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它是从企业管理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作为古典管理理论代表人物的泰勒和法约尔，有着丰富的企业工作经历。泰勒就是在生产一线发现并注意到 “磨洋工”现象的，对这一现象的仔细观察，使他找到了工人“磨洋工”原因。他认为工人“磨洋工”有三个原因，即：工人们害怕不断增长的生产带来失业；失败的薪金制度不鼓励工人高效率的工作；工厂没有给工人提供科学的工作方法。这些观察和分析，成为科学管理理论构建的起点。虽然法约尔与泰勒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他也一直处在企业管理的中、高层，漫长而成绩卓著的经营管理生涯使他对企业管理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认识。
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还在于管理理念的先进性。泰罗认为，科学的工作方法是管理中的“思想革命”，“思想革命”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需要雇佣双方把视线从分享利润这块蛋糕转移开，共同想办法把“蛋糕做大”。他说：“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顾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并且认为，对雇主来说，“最大利益”不仅代表着短期内有较大的利润，也包括为达到公司的长期繁荣而全方位地发展。对雇员来说，最大利益则不仅代表着高工资，还有他们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使他们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高等级的工作。在他看来，管理的真正目的是使劳资双方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富裕。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以至于王义昌先生在《一封辞职信——成就组织和个人发展的第六项修炼》后记中，还要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让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共同发展，却至今依然是我们企业管理实践者和理论者的重大任务。作为一般管理理论的构建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是一种可应用于一切机构的独立的活动；一个人在某机构内地位愈高，管理活动愈加重要；管理是可以教授的。正是这种对一般管理的认识，使管理理论作为一种普适工具在广泛的社会领域得到了运用。由于韦伯是一个置身企业管理之外的“旁观者”，站在更加超脱的立场冷静分析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他的管理理念更显深邃。他指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没有它们，将无从判断组织性行为。这些规则对行政人员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自己的行为受其制约，另一方面他们有责任监督其它成员服从于这些规则。韦伯理论的主要创新之处导源于他对有关官僚制效率争论的忽略，而把目光投向其准确性、连续性、纪律性、严整性与可靠性。韦伯这种强调规则、强调能力、强调知识的行政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直到今天，在组织中普遍采用的高、中、低三层次管理就是源于他的理论。
古典管理理论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即对工人操作的每一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代替旧的、单凭经验的劳动操作；科学地挑选工人，并进行培训和教育，使之成长，以代替允许工人凭自己的爱好选择工作的作法；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以保证一切工作都按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去办；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工作和职责上要分工，各自承担最适合的工作，以代替所有的工作和大部分责任都推卸给工人的办法。这些原理，对于夯实企业的管理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法约尔提出的14条管理原则，以及他对管理过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五个要素进行的详细分析，则是企业管理过程科学化必不可少的。韦伯要求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所具有的八个特征，即实现明确的分工、实行等级原则、实行考核和训练制度、所有公职的担任者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出的、行政管理人员领取固定的薪金、行政管理人员不是他所管理的那个单位的所有者、组织是根据明文规定的法规规章组成的、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正是企业形成完整、有序和高效组织体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 古典管理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逻辑前提和应用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从创建到现在已经整整100年，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推动着管理理论向前不断发展，形成流派纷呈的格局。但是，站在21世纪回望古典管理理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它们的真理光辉，也清晰可见它们与现代管理理论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逻辑前提，古典管理理论不仅在理论上是现代管理理论创新的基础，而且本身也是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同时还是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先驱们所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管理学面临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效率和组织问题。它们是任何管理理论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管理理论都是在古典管理理论的启发下或指导下，在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搭建的平台上的创新，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创新会一直持续下去。古典管理理论所研究的问题仍然是现代管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对计划和策略的研究、对发展战略的研究、对组织形式的研究、对管理工作环境的研究，等等，都是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就是在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里，通过系统思考、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所要解决的也是泰勒在百年前所关注的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及共同发展问题。
古典管理理论不仅为现代管理理论搭建了创新的平台，经过发展和完善的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之一。在现代管理理论丛林的九大管理学派中，管理过程学派和经验主义学派就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现代版本。管理过程学派也叫管理职能学派、经营管理学派，其开山鼻祖正是古典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之——法约尔。这一学派因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等人的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中的主要学派，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验主义学派也被称为经理主义学派，他们以向大企业的经理提供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为目标。他们认为，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以大企业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抽象和概括，然后传授给管理人员，向经理提出建议。经验主义学派中的许多代表人物深受古典管理理论影响，而且其中的多数人长期担任大公司的顾问或直接在大公司高层供职。经验主义学派走的是与泰勒、法约尔一样的研究道路，把实践放在第一位，以适用为主要目的。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实践对象的不同，经验主义学派所概括出来的理论并不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翻版，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思想方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 由于现代管理理论抓住了管理中效率与人性这一被古典管理理论忽略的矛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对于处理好管理中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及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从而保持组织的平衡和谐状态，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用现代管理理论指导现代企业管理，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当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离不开古典管理理论所构建的组织体系的基础性支持。现代管理理论为企业管理提供了许多工具，比如管理方格、决策模型、激励手段，等等，都要放在按照古典管理理论构建起来的、能完整地履行计划、组织、指挥、控制、监督职能的组织体系中，才能发挥其作用。
3 古典管理理论的应用是我国当前企业管理实践的现实需要
管理理论不是“屠龙术”，它必须见诸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一切不能为实践所用的理论都是灰色的。管理理论的实践价值并不在于管理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指导对象，在于它与指导对象的吻合性。因此，管理理论应用是有边界约束条件的，在发达国家有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未必有用；在大企业奏效的理论，在小企业未必奏效。我们不能说哪一种理论更好，更不能说时髦的理论就是最好的理论。
3.1 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古典管理理论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是与美国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传统阶段、起飞前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消费阶段。古典管理理论形成的时代正是美国处于起飞阶段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出现持续的增长，在主要成长部门有可能通过革新创造或者通过利用新的资源，从而形成很高的成长率，并带动社会经济中的其他方面扩充能量。由于经济起飞时期，几乎整个经济都在快速地增长，从而使具有经济现代化观念的人战胜坚持传统社会观念的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取得胜利。起飞阶段所迸发出来的强大刺激力量，既可以表现为政治革命的形式，也可能是技术革新的形式，还可能是管理方式改变的形式。当年，正是因应起飞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古典管理理论破土而出。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一般来讲,人均GDP400美元以下为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人均GDP400～2 000美元为经济起飞阶段，人均GDP2 000～10 000美元为加速成长阶段，人均GDP10 000美元以上为稳定增长阶段。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当于1.4万多亿美元，人均1 090美元。这是我人均GDP首次突破1 000美元。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处于起飞阶段的关键时期。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状况，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与上个世纪初的美国有很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古典管理理论回归在我国有比较适宜的土壤。所以，有人认为，“考虑我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反省我们走过的路程，我们提出‘回归古典管理’，补上科学管理这一课，并试图以此作为我国企业迈向职业化的理论指导。”
3.2 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人们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重要人文环境
我国直到1994年才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仅仅10年时间，从政府到民间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都十分有限。我国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到成熟阶段，还有比较长的路需要走。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传统体制的惯性，制约着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水平的提高，因而，对在成熟市场经济中孕育出来的现代管理理论，多少有些消化不良。
企业管理说到底是人对人的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制约管理理论应用的重要约束条件。从企业管理者来看，由于我国缺乏优秀企业家诞生和正常发育的社会土壤和社会氛围，社会体制方面也存在压抑优秀企业家成长的弊病，现阶段堪称真正企业家的厂长、经理为数其实并不多，甚至一些功成名就的企业管理者，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娴熟的市场经济驾御技巧，而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改革浪潮中抓住了某一个机遇。在成功的或失败的企业管理者口中，我们都不难听到成串的、最时尚的管理学词汇，但是在他所管理的企业里却很难看到这些词汇所代表的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管理制度。至于，在改革大潮中大量涌现出来的家族企业，管理者的状况更不容乐观。
3.3 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拥有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196 222个，其中大型企业仅为 1 984个，占1%；中型企业为21 647个，占11%；小型企业为172 591个，占88%。在工业总产值上，三类企业各占1/3。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管理水平普遍比较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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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技创新;科技传播;报告会;公益性;市场化运作;“7+1”理论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5-0203-03
0引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一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国综合国力提升的本质与核心，是国际社会竞争的落脚点。中国若想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就必须不断创新科技，提升自身科技水平与竞争力。总理在2014年7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曾指出“中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就必须向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而要实现这样的迈进，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创新”。
科技创新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与人文社科领域息息相关，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曾指出 “人类所有的重大创新和社会变革，包括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制度变迁等，都是以人文社科理论的重大创新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可将科技创新定义为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科学创新包括文科的创新作品，社科的创新型研究成果，自然科学的创新型基础研究成果;技术创新就是指新工具、新产品、新设备、新工艺和新方法。这意味着中国若想“在未来发展中后来居上、弯道超车”，就必须汇集各学科领域实施“协同”科技创新。
科技传播做为科学与公众的主要通道，肩负着普及科技知识、转化科技成果、推动科技创新的历史使命，其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国科技水平的兴衰。近年，我国虽出台了《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技奖励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政策，及投入了一系列配套资金（2008―2013年，中央财政共投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民口）823亿元，带动企业和地方投入1400亿元），为我国科技创新创造了良好环境，但科技研发与大众需求脱节、成果转化率低下、科技市场需求开发不足等与科技传播有着极大关系的问题依然严重制约着我国科技的创新与发展。如何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探索科技传播新理论与新模式，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将从科技传播这一环节切入，在梳理相关理论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科技传播主体及其主要做法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的内涵、理论及功能进行具体介绍，并提出相关建议。
1 相关理论及文献
关于科技创新这一概念最早源于技术创新，191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源，认为技术创新就是将生产要素进行一种新的组合，以形成可获利的商品或产业，但其尚未对技术的交流与传播的主体及其相关内容展开深入探讨。1939年，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系统提出了科学传播的相关理念，认为科技交流不仅发生在科学家之间，而且还当涉及到公众，指出科技传播是沟通科学与社会的中介桥梁，引起了社会各界及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与重视。但发展至今关于“科技传播”一词仍未能给出准确定义，张婷（2009）综合国内外各学者研究，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此领域国际代表性学术期刊近百年1600余篇文献展开分析，发现可将科技传播的研究归聚为科学与公众关系;应用技术传播;科学传播经验与模型方法;科学交流、教育、普及研究四大类。
我国关于科技传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其代表为翟杰全于1985年在《科学管理研究》上发表的《科学传播学浅谈》一文;1995年，首届科技传播研讨会的召开极大的推动了我国科技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进入本世纪以后，关于该领域的研究与探索呈现出迅猛发展之势。在科技传播参与主体关系方面，刘兵、侯强（2004）指出科学传播至少包括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共同体与媒体、公众、政府及其他能影响政府政策的机构，工商业机构与公众，媒体与公众，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交流这几个方面。在科技传播的内容与方向方面，刘华杰（2002）指出，科技传播已由对科学事实、科学进展状况、科学技术具体知识的“一阶科学传播”，进入到了对科学技术方法、过程、思想、精神及科技之社会影响等的“二阶科学传播”;翟杰全（2007）认为目前国内研究正在形成基于社会发展视角的科技传播研究、基于科学文化视角的科学传播研究、基于传播实践技术视角的“技术传播”研究三大方向;赵亚辉（2013）认为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因此需建立科学有效的科技传播体系和机制以帮助人们消除现实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科学应对风险。
孙文彬（2013）指出 “随着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不断演化”“ 尤其是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对科学自身研究的深入”公众将“通过对话，增进对科学研究过程的了解，表达对科学研究成果的诉求”;为此，我们的科技传播必须把握这一趋势，基于公众对科技所表达的诉求，不断创新传播的方法、模式与理论，以推动科技创新向更高层次发展。
目前，相关学者对科技传播的主要内容、参与主体、发展历程、发展方向及公众需求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与研究，为我们创新科技传播方式以解决科技创新所面临的相关问题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但在科技传播实践之中如何全面挖掘与把握科技传播主体、特征、内容及受众的深层内涵，创新科技传播形式与渠道，使其达到推动科技创新之最佳效果的系列问题仍需我们深入探讨。
2 主要科技传播主体及其主要做法
2.1 以政府为主体的科技传播
现阶段，以政府为主体的科技传播仍是我国科技传播的主力军，它是由国家各级科技部门（包括国家科技部、各省科技厅、各县科技局及其他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所设置的科技机构等）作为社会公众科技需求的者，通过制定各类科技攻关与发展规划及提供政策与资金保障以激励引导科技创新主体，通过建设科技传播基础设施及开展各类正规与非正规科学教育以拓展科技传播的广泛受众，实施科技传播，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各类公众对于科技需求的实质化与多样化及各类需求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使得政府作为公众科技需求的者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出来。最关键的在于政府不能单凭一己之力获取到社会尽可能全面的需求信息，由于信息的缺失与不全面，必然导致在政府主导下的科技研发与公众市场需求脱节现象的发生，使得科技传播功效减弱甚至丧失，因此，社会其他各界也必须参与到科技传播这项事业之中。
2.2 以高等院校为主体的科技传播
我国高等院校是我国科研与科教的主力军，是我国科技传播的重要力量。在科技传播方面主要有人才培养，及通过“产、学、研”“政、学、研”等方式实施的科技咨询与成果转化等方面。高等院校通过人才培养及科技咨询开展包括科技教学在内科技传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各类科技人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但由于高校在科研工作管理方面将重点放在以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获奖等级上，造成了科研工作者市场意识淡薄，科研成果严重偏离了市场需求等一系列现象的产生。同时，由于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投入及职业科技转化中介组织与人员的缺乏，使得高校许多优秀科研成果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束之于“象牙塔”内的高阁，不能有效的实现科技传播功能。
2.3 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科技传播
科研院所主要指国家设立的各级、各类研究院和各大学所设立的科研实验室，是我国科研的中坚力量。科研院所充分发挥其人才、科研、信息、政策支持等各方优势，通过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合作，开展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共性技术、实用性的各类研究，实现科技传播，其传播主要体现在科技共同体内部。
目前，各类科研院所主要落脚点仍为科学研究，在科技传播方面仍以自然科学与技术传播为主，且缺乏与公众有效的互动与沟通，不能有效实科学现研究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如：各类科研院所专利申请数量连年上升，但绝大多数与市场脱节不能实现转化，未能产生商业价值，这是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科技传播的最大软肋。
2.4 以科技型企业为主体的科技传播
科技型企业主要指的是从事涉及实体产品与虚拟产品科技研发的企业，包含各类国有及私营大中小型经营此项业务的企业。这类企业既是我国市场的组成细胞及市场经济活动参与主体，又是接触受众最广且与受众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类传播主体。以科技型企业为主体的科技传播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实现，一种是通过“产、学、研”的形式与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就企业经营业务相关方面开展合作，以传递企业需求信息及获取企业创新发展的外部科技资源，而实现的科技传播;另一种是为实现企业经营目标，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产品研发与生产、产品销售与服务的各环节，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与企业利益相关体间开展的科技共享与交流，而实现的科技传播。然而，鉴于企业的经营性质与目标，科技型企业的科技传播主要以涉及本企业利润实现的技术传播为主，而对于人文社科方面涉及很少，不能有效实现科技的全面传播。
3 科技传播新探索――“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
3.1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的内涵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定期、不定址的科技创新传播活动，由中国科技协会指导，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主办，北京中科达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策划、承办。首届报告会于2014 年11 月1 日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办，以后每年举办一次，地址由协办单位或共同承办单位提出，经报告会组委会讨论决定。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的传播者从传统的科技传播工作者扩大至政、产、学、研、用、金和介七方的代表;受众从传统的公众亦扩大至七方;传播内容从传统的自然学科扩大至人文社科，传播内容的选取从科技工作者选取转变为受以众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七方选取，传播内容的选取遵循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组委会研发的科技创新经典案例的评选标准;传播途径选取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电视、书籍、网络及巡回报告等多元化、多层次和全方位的新媒介渠道。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由上述七大领域的代表通过科学流程、严格标准和带头脑风暴法应用性质的答辩式会审推出的具有典范性、权威性、文学性、艺术性、科学性、独创性的智力成果型案例作品，是对作品、理论、产品、项目创新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环节发生的典型的和有价值的事件的记录，一般包括故事性、戏剧性和意义未尽性三大元素，是对大家耳熟能详的自然科学经典、宗教经典、包含歌曲、舞曲、美术、电影等的艺术经典、哲学经典等经典作品形态的补充与丰富，也是文化遗产的补充与丰富，可以掀开作品、理论、产品、项目从研发到推广应用过程中的神秘面纱，可以成为接地气和人气的品牌科普产品，便于大众传播、培养人才和多产品形态的再次开发，可以在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起到引领、示范、比较、借鉴、启发、激励、带动、说明、展示、宣传、表彰、传播、传承等作用，能够表现某个学科、某个专业或某个行业、某个领域或某个单位的科学和技术创新精髓，能够入脑入心，紧密联系人们的生活、生产与工作。
3.2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的理论指导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是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驱动发展的新形势下提出的，旨在组委会研究的“7+1”理论指导下通过科技创新元素对接平台和科技传播市场化运作体系来汇聚政、产、学、研、用、金、介七方的力量，打造和推出创新案例、新理论、新作品、新产品和新项目，突破旧观念、旧体制、旧机制、旧有模式和渠道，公开研发过程，使得科研绩效和科研评价透明化，促使政、产、学、研、用、金、介七方真诚合作，达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协同创新、互助合作的目的，最终实现七方互惠、互利、共赢，共建可持续发展之路。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的“7+1”理论中，7是指来自于政、产、学、研、用、金和介七个领域的代表，1是指中科达人搭建的协同创新和创新要素无缝对接的平台。“7+1”理论是指在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七方协同创新，在一个通过市场化、商业化全新模式有效组织和高效运转的平台上协同创新。为了有效鉴别和鼓励七方在这个平台上发挥的协同创新和创新要素对接的作用，平台特别设计和运用色彩学分别赋予七方不同颜色标识和内涵，如图1所示。
图1 色彩学与政、产、学、研、用、金、介七方的对应
红色在中国象征共产党，代表联盟中的“政”，包含我国各级党政机构;橙色象征丰收，代表联盟中的“产”，即将项目运营、转化为巨大经济效益的企业;紫色象征精神与权威，代表联盟中的“学”，即各类高校，因为高校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 ，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蓝色象征智慧，代表联盟中的“研”，即科研院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代表联盟中的“用”，说明科研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需求推动科研发展;黄色象征财富，代表联盟中的“金”，即为科技传播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绿色在七彩虹最中间的位置，起联系上下的作用，代表联盟中的“介”，即科技中介机构，同时，交通信号“绿灯”象征一路通畅的象形词，代表科研中介机构用服务为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打开（开辟）一条畅行无阻的的绿色通道的意思。
3.3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的功能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通过七方公开、公平、公正的评价，打造和传播科技创新理论、作品、协同创新团队和经典案例，提升整个民族科学素养;强化科技创新的透明度和绩效，促进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七方的真诚对话与合作，促进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促进创新作品、产品、项目走向广阔市场和广泛应用。通过会后对七大创新要素合作的跟踪、七方的口碑和市场的检验，确保理论的品质和创新要素无缝对接的效率;通过创新要素对接效率的透明化，确保“1”这个创新要素对接平台的公开、公平、公正和绩效。这些都是“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在科技传播中公益性的体现。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通过对协同创新团队专业组成、人员搭配、研究特色、研究成效、科研思想、态度、精神、价值取向等全方位的展示，推出年富力强、创新活力十足、求真务实、敢于展现科研历程和绩效、勇于通过决策咨询、创新设计等多元途经反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创新团队，帮助这样的协同创新团队承接党政和企事业单位的委托课题和工程。这是“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在科技传播中市场化运作的体现。
4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实施进展
“政”方面，各级党政官员认为该项目符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符合科技传播市场化运作需求，符合提高整个民族素养的迫切需求，能为国家制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关政策提供基础参考。
“产”方面，企业界认为在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对接新政策、新项目、新团队、新市场、新金融机构和新服务，希望能够早日完成企业升级转型，且有部分企业对该项目给予了资金和实物赞助。
“学”与“研”方面，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多数科研工作者尚未找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切入点，从而迷失在、申请课题和奖励评选中，需要提供一个全新的平台展现团队的科研思想、科研精神、科研历程和科研成果，以实现其经济与社会价值。
“用”方面，无论是终端市场还是行业市场的用户，对科技新作品、新产品、新项目及新团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选择越来越多，检验越来越严，期待通过反馈需求信息参与到科技创新之中。
“金”与“介”方面，他们为新政策的贯彻落实、新作品的推广应用、新产品的市场开拓、新项目的实施及新团队的成长提供资金与服务，一方面金融机构需要一场精彩的头脑风暴会，需要一个来自政产学研用金介七方领域的代表组成的评审专家对项目做出精彩点评，实现资金与项目的无缝对接。另一方面，急需一个平台规范行业市场、强化从业人员归属感、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树立科技中介机构品牌等，以解决目前存在的机构小、散、乱，从业人员不多、素质不高和没有从业归属感等问题。
在报告会的内容方面，既包括自然科学与技术，也包括人文社科。已经确定的参会的典型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有：立体污染综合防治、 机器人总动员走进现实、营养膳食为健康人生保驾护航和国际投资指数研究等。本次报告会不仅通过会议的形式而且还将将通过各路媒介将讯息广泛传播给七方受众，使各界能更广泛参与到本项目之中。
5 关于科技传播市场化运作的几点建议
首先，要发挥市场在科技传播中的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科技作为一种资源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才能实现有效配置，北京已经通过“京校十条”和“京科九条”放开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对其科研成果的处置权、收益权和分配权，给科研人员松绑，从而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科技成果转化及科技传播事业，国家还需进一步全面放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对其科研成果的处置权、收益权与分配权，给全国科研人员松绑;另一方面需重视政、产、用、金、介在科技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与培育各类科技传播主体，使其按照科技传播市场规律办事，积极高效地实现科技传播通过人文成果净化人类的心灵，通过社会科学成果推动社会的发展和通过自然科学成果提高生产力的目的。
其次，要营造公平有序市场氛围。市场经济必然是法制经济，要充分调动与发挥各类科技传播主体积极主动性，就必须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对各类传播主体，尤其是科技中介的司法保护。
第三，要积极探索构建公众参与平台。在当今的科技传播工作中，公众参与的呼声日高，对建设一个表达对科技创新诉求的平台的需求日益强烈，因此，在此后的科技传播工作中，各类传播主体尤其是科技中介需把握这一需求，发挥七方功效，构建一个广泛的公众参与平台及长效机制。
第四，开展科技传播职业化建设。这个主要针对的是科技中介市场，目前，科技中介市场被机构小、散、乱，从业人员不多、素质不高和没有从业归属感等问题严重困扰，不能有效发挥其在科技传播中的应有功效，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就必须规范行业市场，建立行业标准，加强对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教育入手，以提升从业人员素质与服务水平，从而实现科技的高效传播。
最后，科技传播公益事业和市场化运作融合发展。科技传播公益事业的发展还需得到政府资金支持和政、产、学、研、用、金、介七方力量的汇聚支持，科技传播市场化运作的新理论、新模式、新体制和新机制还需政、产、学、研、用、金、介七方共同研究并进一步完善。只有科技传播公益事业发展的好，科技传播市场才会更加有序和稳定，进一步推动科技传播市场化运作的进程;科技传播市场化运作的好，才能有更多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投入到科技传播的公益事业中去。因此，科技传播公益事业和市场化运作两者的融合发展的程度和进度直接关乎我国科技传播事业能否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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