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徐复观为代表的新儒家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外来冲击，中国传统文化濒临灭绝之际，他们以儒家“礼乐”精神为核心，提出了“礼乐复兴”的新儒家音乐艺术观，力图在以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会通儒、道、释以及西方哲学，以此来建构他们的庞大、精深的文化哲学体系。徐复观以文化视角探讨中国艺术精神和儒家音乐观，在对中国古典音乐分析研究的同时，重新挖掘并注入了当代价值，对于改善“浮躁”的艺术心理问题，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构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徐复观;儒家;礼乐;“浮躁”心理;和谐社会
在消费时代的大背景下，随着金钱在审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物”的价值在无形中被提升到了很高的位置。对于人类而言，人的个体价值与意义也正在受“物”的侵蚀而逐渐异化，以一种低迷的态度迎接着充满欲望的生活世界。原先温暖的人与人、人与物的社会关系正在被冷漠的物物关系所替代。而徐复观早在50年前就已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境指明了方向，他清晰的指出艺术之于现实生活的作用，并断言谐万民、和邦国的乐教才是儒家营造出大同社会的中心，也是我们今天培养和谐人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挖掘儒家乐教中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于当下而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一、改善“浮躁”的艺术心理问题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谈到：“我同几位艺术家交谈过，问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浮躁’。”[1]“浮躁”问题现已成为文艺界的普遍现象，艺术家在艺术创中过度追求数量的上升必然会导致艺术作品质量的下滑，于是市场上便出现了一批是非不分、善恶不明、以丑为美、低级媚俗的艺术作品，这种粗制滥造、急于功利的文化“垃圾”，不仅对文艺发展是一种伤害，而且对于人类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一种摧残。大量研究表明，无论是当下我国文艺界出现的“浮躁”问题，还是20世纪的台湾文艺界出现的种种问题，究其根源，都可以说是人性出了问题。现代艺术家之所以变得越来越“浮躁”，正是因为心性中的“仁”被外在的诱惑所掩盖掉了。因而徐复观针对当时人性问题提出的以“礼乐”精神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思想，对于当今艺术发展而言仍然具有值得借鉴的理论意义。徐复观认为儒家的“礼乐”教化，就是以中正平和的音乐之美陶冶人，引起主体生命根源处“仁”的共鸣，潜移默化人格精神，从而培养“易直子谅”之心，这也就是儒家所说的“致乐以致心”。在此需要强调一点，“仁”虽然是一个人的天性，但它仍然只是一种可能性，却不是现实性，这就需要通过儒家“礼乐”的修养功夫，将可能转换为现实，彻底落实“仁”的本性。此时于主体而言，道德理性不再是一种对立的存在，而是逐渐消融于主体的心性之中，主体对于“仁”的这种状态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地在人生中去享受它，感知它所带来的快乐。可以说，儒家乐教对于当下“浮躁”的社会心理而言，就恰如一杯清凉的饮料，使艺术家“浮躁”之心沉寂下去，以便进入到一种“性如朗月，胸次悠然”的审美观照之中。我们再来看看，从先秦的孔、孟、老、庄，到宋明的程、朱、陆、王，再到现代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其文学艺术理论无不是包含着对天地万物深切的关怀，虽其关怀方式各不相同，但其作品都是思想精深，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欣赏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荡涤玄鉴，精神明朗、血脉激燃，如沐春风。但是当下，在“浮躁”风气的影响下，艺术家往往都是无病呻吟的居多，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少之又少，因此才会出现大量良莠不齐、千篇一律的艺术作品。笔者认为，徐复观从心性论出发的音乐观，可以从根源处去解决艺术家“浮躁”的心理问题，正所谓“养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气质之偏者也”。[2]以心性论为核心的“礼乐教化”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与心灵方面影响巨大。
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构
当前我们党和国家正在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其中主要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显然这与礼乐文化中“和”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徐复观认为儒家的礼乐教化不仅仅在于修身养性，更重要的是对“和谐社会”的建构有重要的作用。儒家的“礼乐”教化正是在“克己复礼”的基础上实现“天下归仁”的境界，走的是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路线。“乐合同，礼别异”，这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基础。徐复观认为，“礼”规范着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举止，“乐”调和着日常生活中的民风民俗，“礼乐”并举才能实现“天下归仁”。换言之，儒家乐教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大同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针对我国的法律制度已经很完善，但人与社会之间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与矛盾，笔者认为这应该是我国公民“德育”的欠缺。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中，我们不仅需要具有强制力的法治，同时也需要贯彻精神文明的德治。所谓“德治”，就是以德治国，这也是儒家积极推行的。徐复观认为，儒家政治主张“先养后教”，就是通过乐教的手段，首先完成个体的人格修养，然后再配以适当的“礼”的教育。个体人格修养的完善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与保障，“一个人根据其心理感应能力，可以产生道德行为，但是只有对方做出积极回应，这种道德行为才能真正发挥调节人际关系的功能，产生应有的社会和谐效果。”[3]从个人的人格和谐到社会的和谐，这主要依靠的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济世情怀。儒家强调“修齐治平”，从个体人性的完善出发，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在今天，我们重提儒家乐教，是将其当作“德治”的一种手段。笔者认为“德治”为先，然后附之以法律，这将会更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强制性的法律往往会给人一种压迫性的错觉，板着面孔的道德说教也经常使人觉得不胜其烦，而音乐以其诗情画意的美感，总是使人积极主动地去迎合它，从而实现“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的太平盛世。[4]徐复观认为，通过乐教可以使民众自觉的遵守礼仪规范、法制法规，在日常生活中能主动的以“仁”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在生活中去享受“仁”所带来的美感。他进一步认为，“由礼乐所发生的教化作用，是要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人格，达到社会（风俗）的谐和。”[5]儒家乐教的目的，就是通过个人修养的整全，达到整个社会的谐和与安宁，这是徐复观针对台湾社会危机所提出的一项“治世”之策，体现出其作为新儒家“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学术目标。笔者认为，这项“治世”理念对于如今“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方法论和目的论的启发。通过乐教的方式与手段，普遍提升人格修养，恢复“仁”的道德主体，不断追求以“德”为内核的“善”，完成自身对于社会的责任感，肩负起“达则兼济天下”的责任感与担当。如此一来，“和谐社会”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以徐复观为代表的新儒家所倡导的音乐观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经过批判性的继承与转换，完全可以作为现代中国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当下重提徐复观儒家艺术观，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和关注人类存在的真正价值、道德规范和精神修养等问题。笔者认为，徐复观关于儒家艺术观的阐释，最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们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DB/OL].人民网,2018-01-03.
[2][明]邱浚.大学衍义补(上)[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362.
[3]邓思平.“克己复礼”是为和谐[A].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编.儒学与世界和平及社会和谐[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41.
[4]王威威.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33.
[5]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4.
作者:邵媛 单位:浙江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