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山东省迁移人口的受教育情况，得出总体的教育特征，建立了一个教育产出模型来衡量山东省迁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结论，山东省的新型城镇化增长率是与迁移人口教育特征密切关联的。
关键词：迁移人口；城镇化增长率；教育特征
一引言
自国务院2014年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来，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我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迁移人口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元素，已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外有关人口迁移的理论和学说十分丰富，涉及的学术领域比较广泛，但多数研究集中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我国的人口迁移有独特的历史和国情背景，国外的许多理论观点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尤其是山东省这种经济不均衡发展的人口迁移问题[1]。国内关于人口迁移理论的研究比较晚，多数是对国外理论的应用和发展，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影响人口迁移的决定因素以及经济与人口迁移的相互影响。国内多数对于人口迁移的同类研究都有一些不足，比如主要集中在描述性层面，而且多是体现在以全国为整体，省际之间的人口迁移，显得对迁移人口的研究过于粗略；受限于比较难获得更为细化的迁移人口数据，前期的研究者们主要集中在迁移人口的数量规模或迁移地域等宏观尺度，而对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特征与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关系研究甚少，更不提建立更细化的时间序列数据来刻画长期的城镇化进程等经济发展指标[2]。通过查阅资料，我们发现在山东迁移人口中，按流入地分城市、镇、乡村，外来迁移人口流向城市的占72.66%，流向镇的占18.77%，流向乡村的仅占8.56%，前两项合计占据九成以上，显然人口迁移流动的目的地以城镇为主[3]。由此可知，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迁移人口必然有着紧密的关系。人口在区域间的迁移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同时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和工业化进步，在通信和交通更为便利的当今社会条件下，人口迁移更加频繁，迁移目的更加多元化，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的关系也更加复杂。因此，本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4]。
二山东省迁移人口的教育特征分析
本文的样本数据总区间为2008—2015年，所有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11-2015年的《山东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调研收集。通过数据收集和文献分析，我们对山东省迁移人口受教育情况做了如下三方面的分析。第一，省内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于省外迁移人口。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省内迁移人口比省外迁移人口高出8.73%。省内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省外迁移人口高出一年。这说明省外的迁移人口多以户籍回迁为主，山东省的经济发展对外省高素质人才吸引力稍弱，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第二，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总体水平高于常住人口。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占据总迁移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从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来看，迁移人口中52.01%的人受过高中及以上受教育，远高于常住人口的23.24%。沿时间纵向分析，迁移人口受教育水平也一直高于常住人口，2011年山东省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88年，比常住人口的8.72年高出2.16年。相对于整体常住人口来说，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尤其是在农村，迁移人口相对于常住人口在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上都占有一定优势[5]。第三，来自农村的迁移人口比来自城镇地区的受教育程度要低。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例低18%。而来自省外的迁移人口中，户籍地为农村的受教育程度更是远低于城镇，这个比例达到了20%上。具体情况见下表1。本文对山东省迁移人口的教育特征考量，主要是基于受教育程度的学历层次，人力资本水平按照存量的就业人员来体现，即：将迁移人口存量就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T）分别区分为小学及以下(T1=6年）、初中(T2=9年）、高中(T3=12年）、专科(T4=15年）、本科(T5=16年）、研究生(T6=21年）六个层次，其中研究生包含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
三基于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的人力资本水平分析
（一）教育产出模型
首先，基于笔者前期的研究，我们建立了一个衡量迁移人口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产出模型，在模型中，Y表示人力资本水平，E、N分别代表迁移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数量，L、K分别表示劳动力与资本的投入量，δ表示常住人口和迁移人口相对边际生产率的差异。理论上可以等于、大于和小于零。a表示迁移人口的资本边际生产力；β是迁移人口对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EY是迁移人口教育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IY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率，参数θ代表教育外溢作用与部门要素生产力差异的作用之和。
（二）实证分析
为了深入研究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体现的人力资本水平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系，我们有必要研究山东省迁移人口近年来的从业情况。从2010年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全国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多阶段分层的PPS方法进行抽样[6]。在全国范围内设立106个监测点，普遍开展迁移人口动态监测工作，主要收集迁移人口就业、居住、计划生育等公共服务情况，我们收集了2013--2015年山东省的五个监测点的就业数据，汇总见下表2。通过表2可以看出山东省迁移人口在批发零售和制造业上的就业占据了半壁江山，住宿餐饮类和建筑业也占据了不小的比例，这有利于我们更有目的地做好实地调研工作。结合调研数据和文献数据，利用教育产出模型，我们最终得到了山东省部分地市迁移人口的教育特征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见表3，其中R1表示迁移人口从最低的学历层次（小学及以下）提升至第二层次（初中）所带来的城镇化率增长，以此类推。
（三）城镇化建设进程与人力资本水平的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最终表3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地区迁移人口的教育程度在任何一个层次上的上升，都可以有效地促进本地区城镇化率的提高，但提高的程度是递减的。以济南地区为例，如果将济南市迁移人口的教育程度由小学上升到初中，济南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增长率将会上升52.63％；而迁移人口教育程度从初中到高中的提高，会使得济南地区的城镇化增长率上升19.81％；依次类推，从高中到专科的提升，上升13.44％；从专科到本科的提升，将上升3.48％。显然，城镇化增长率提高的程度随着迁移人口教育程度的层次提高而保持递减趋势。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济南市迁移人口的教育程度在由本科到研究生的提升中，城镇化增长率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上升，其他地市也有类似结果。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结论：迁移人口教育特征影响着新型城镇化增长率的高低。一般而言，迁移人口的教育程度在较低的层次上得到提升，对地区城镇化增长率的促进作用就比较明显；迁移人口的教育程度在越高的基础上提升，其城镇化增长率提高的空间反而越小。但是，当迁移人口的教育程度达到最高层次研究生时，这部分人口的迁移对地区城镇化增长率的促进非常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这部分迁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主要体现为知识，而其他教育特征的迁移人口主要是生产资料，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研究生这部分迁移人口可以将知识有效地转化为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有效地提高城镇化增长率。从总体上来看，对山东省任何地区来说，迁移人口的教育程度高低高度影响着本地区城镇化增长速度，进而也影响着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迁移人口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
迁移人口的教育特征与地区城镇化率的增长密切相关，一般而言，迁移人口的教育程度在越低的教育层次上提升，对城镇化增长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反之，就越弱。但当迁移人口达到最高的教育层次研究生时，其对城镇化增长率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能够极大地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迁移人口的教育特征对城镇化率的影响会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山东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随迁移人口的教育特征差异而改变略缓；山东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呈现扩大状态，每个教育层次的人口迁移都将导致本地区内部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对城镇化率增长的影响也较为明显；山东东部地区的总体教育程度更高，城镇化率对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敏感度也更高，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其他省份地区的城镇化率的增长与迁移人口的教育特征也必将有着密切的联系。
参考文献
[1]段平忠.中国省际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对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03):115-121.
[2]王洪娜.山东省人口迁移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吉林大学,2015.
[3]许召元,李善同.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02):38-52.
[4]刘乃全．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5]杨云彦.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转移与区域政策[J].人口研究,1999(05):9-15.
[6]王国栋.流动人口对农村城镇化的影响[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4,(2):73-74.
作者:张彪 单位:山东英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