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学论文范文1
1.1研究价值被广泛认同
一个学科独立存在，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学术与社会文化价值。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微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医学的学术繁荣。中医学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属性于一身，但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中医学的文化研究则起步晚、成果少、影响力不大。中医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研究的偏差，弥补现代中医研究的不足。从中观方面看，有利于总结中医学发展规律，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对中医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传承传播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保存与发展中医学原创思维，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源泉。从宏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中国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凝聚了古圣先贤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大力发展中医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4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中医文化研究最初是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哲学工作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医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医学思维方式特征，或从科学技术哲学视角探讨中医学方法论及其发展规律;二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医古文、中医史学是这一群体的先觉者，还有一些中医文献学专业工作者也加入到中医文化研究队伍中来，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中医文化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随着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满足中医文化教育、宣传与传播的需要，一些中医药管理工作者、中医临床专家、中医基础理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外国语教师也介入到中医文化研究与教学中来;同时越来越多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如哲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的研究生也开始关注中医文化，甚至将中医文化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1.5学科建制基本成形
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也开始先后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199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该中心更名为独立建制的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随后山东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发展成为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的机构成为学校2011年协同创新中心，还有的中医文化研究团队成为校级或省级科技创新团队。199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200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联合中国哲学史及中医基础理论学者，积极开展中医哲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专业学术期刊是学科成长的重要平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医古文知识》《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中医杂志》的“学术探讨”栏目也积极发表中医文化研究成果。
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这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报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年原《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并正式创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专门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期刊。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多项中医文化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有的还立项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标志着中医文化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学科规划中将中医文化学作为了重点建设学科，包括安徽省、南京市、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多家研究机构入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将中医文化学列入重点建设学科，标志着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具有了合法性。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招生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招生点，专门培养中医文化研究高级人才。
2中医文化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医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学科发展时间短，还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研究队伍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2.1学科界限模糊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文化学与中医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内容的交叉渗透难以避免。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医文化学必须进一步明确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去“争抢”研究，导致中医文化学科被淡化，甚至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遭受质疑。因此，在保持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划定自己的学科界限非常必要。
2.2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在中医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内容分散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则需要将研究视野集中到解决中医文化学科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上来。另外，中医文化研究还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虽不乏精品，但低水平的所谓‘研究’却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这种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使其整体研究状况与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中医文化研究重点应从过去“回溯性”研究，转向到解决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中来。
2.3研究队伍有待提高
由于中医文化研究者来自众多学科领域，受学科视野限制，学者们往往选择自己熟悉的问题，运用自己的学科方法开展研究，而缺乏文化整体视野的观照。目前中医文化研究主体，一是中医药学者，一是文史哲学者。中医药学者研究中医文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人文理论素养，不熟悉文化研究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医学层面，而未能够深入到中医文化内核。而一些文史哲工作者长于文化研究方法，但缺少必要的中医学知识储备，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文化表层，未能切入中医内部。两个研究主体由于处在不同学科领域，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与理解，所以培养一批热爱中医文化事业、具备深厚中医文化功底的中医文化专职研究队伍刻不容缓。
2.4引导作用未充分发挥
中医文化研究时间不长，在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引导下，对中医文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许多问题尚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提出，要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并将其提高到与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并列并重地位。中医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导，但由于学术内涵研究不足、实践研究不够，其在引领中医教育、医疗、科研、保健、产业与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尽理想。
3加强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建议
3.1加强学科内涵研究，厘清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是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尽管目前对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的认识趋同，但如何从中医文化本质、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分层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界定既不能广泛无边，否则难以体现中医文化特色;也不可过于狭窄，否则难以起到引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作用。界定中医文化内涵，除了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系外，还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中医药学科的关系，厘清中医文化与中医文献、中医史、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的界限，在保持为其他学科提供文化背景、思想源泉与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保持和维护学科自身的特色与独立性。
3.2聚焦重大需求，解决中医文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医文化研究涉及面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本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中医药传承传播领域重大实践问题。在中医文化学科理论问题研究中，除了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外，还需要解决中医科学性、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中医文化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着力点应放在中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
3.3加强中医文化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中医文化专门人才
论文化学论文范文2
以人性假设为价值前提的角度来看，学校管理过程是管理者通过展开的一系列管理职能，使主客体在相互作用中实现以育人为中心的目标，在各个方面规导与教化着未成年的人。学校管理应成为一种强调人性中的应然层面、合乎人本性的人道管理。首先，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是脑力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具有复杂性、情感性、潜在性等特点，学校管理活动应实施符合人性的、激发工作热情的管理模式，尽可能满足教育工作者对尊重、理解、支持等精神上的需要。其次，受教育者具有不同的个性心理特征及身心发展规律，这要求学校管理在尊重必然法则的同时，尤其注重人性的特征，以人性的存在为基础，以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为准则，尽可能了解人的需要、情感和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管理背后的伦理价值选择来考察，任何一种管理制度和行为的背后离不开深层的伦理和价值的选择。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决策是整个管理活动的核心。学校管理中，常常会出现不同价值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中，即可能存在双方平衡的支点，也可能会包含着尖锐的价值冲突。学校决策的依据、学校管理的理念以及学校管理方式的确定都离不开价值的选择。因此，如何更“好”地抉择，体现价值冲突中的“合理”与“善”，要彰显学校管理中的伦理意识和道德目标，以价值观、伦理准则和规范作为决策的依据和指导，解决管理过程中不同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使其符合评价主体的伦理道德取向、伦理追求，从而使学校管理活动具有可行性与科学性，促进学校管理活动的不断进步。学校的伦理管理并不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它与心理、价值、观念、文化有关。彼得•杜拉克认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民族文化会影响管理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使其体现独特的民族特色和精神。学校伦理管理中的道德价值向度和公共伦理精神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信念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国民有着与西方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经过五千多年的文化洗礼，中华民族文化根扎于人们的思维、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中，形成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在这样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研究学校管理，需要我们深入了解我国管理文化底蕴，实现适合中国文化的学校伦理管理。
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又叫“崇德型”文化。在中国的伦理文化形态中，以重伦理、倡道德为原则的伦理思想和行为追求，贯穿从先秦孔孟一直到宋明理学、陆王心学，融汇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政治、教育中，始终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其本质是生命文化或修道文化，是生命体验和直觉感悟的结晶，回答的是人类自身以及人与宇宙万物的相处之道和终极关怀如何解决的问题，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圆融无间整体互动的和谐理念。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即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程思远根据这种强调和谐与统一的特征，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为“中国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张立文则开创“和合学”，并认为和合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价值取向的反思，“和”与“中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中”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中”是阴阳和合的结合点，是宇宙万物的能量信息相互转化的必经途径和孕育万物的能量来源，也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和相互作用的力量平衡点。人道治理必须知中、守中、体中、执中、用中，从而建中立极，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宇宙元气能量，才会实现人内在的心身和谐和外在的天人和谐。“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和”是亨通天地万物、人间万世的宇宙真理。世间万物包含着差别、矛盾和冲突，这些概念突出了事物内部之间排斥、对抗等方向，却不能表达世界或其中事物的本然状态，即多样性的统一、有机的联系和秩序。“和”意味着从冲突到融合，内涵各种成分升降相荡的能动性和生命力。“中道和合”是“中”与“和”体现在认识和把握管理运作过程的方法论。“中道和合”即无差别、无偏倚的至理。它强调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致中和，以使事物不同因素之间的冲突相互融合。它是管理的最高原则和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中道和合”揭示“中道”之和首先要用在修身做人上。“中道”是仁智双修，是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大道。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无论是修身做人，还是治国平天下的管理过程都是修道的过程，都是自度度他、化育群伦的过程。要做到“性之德，合内外之道”，内养与外用不二；其次，世间万物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在中和平衡状态下完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阴一阳才成其为道，偏执一端就远离道，唯有执中才是成事正道，是为“中道”。管理要做到全面辩证地认识分析分歧，把握管理过程的适度性、合理性，在思成并举、严宽相济中获得和谐。最后，孔子强调“时而中”，“中”不是空间位置，而是一种状态。它是动态的，即能够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遵循“中道”原则。宇宙万物，千变万化。在管理中做到“从容中道”即娴熟地驾驭事物发展变化的“中道”，体现出“得其圜中以应无穷”的洒脱与超然，游刃有余的管理智慧和管理艺术。
三、启示：从“中道和合”看学校管理的伦理准则
《论语•子罕》中有“扣其两端以竭焉”是孔子“中道”的核心思想。其“两端”关系非两级对立、非此即彼，而是在变化中保持两者动态平衡的状态。在管理中体现出一种由“中和”而产生的合力，使两级复归于“中”。在管理活动中，处于“两端”状态，以期达到平衡状态有管理理念、管理过程、管理方式等各方面。本文以寻求学校管理的内在管理哲学为要义，故选取体现学校管理者、管理境界、理念以及方略伦理性的四个方面：“正己正人”、“义与利”、“天与人”以及“乾与坤”进行阐述，并非“中道”思想在管理中的全部体现。
（一）正己正人
中国文化强调“性之德”乃“合内外之道”。“正己正人”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人与己”不可分的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儒家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正己正人、“修己安人”的过程。这种以“内修”推动“外治”，由“内圣”达到“外王”。通过“修己”达到安人目的的管理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管理哲学的逻辑起点。《大学》提出“三纲领”把“内圣外王”具体化。“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即发扬德性；“亲民”即推己及人，以己之德教化大众；“止于至善”即达到仁的至高境界。“正己”与“正人”就是强调通过管理者道德威望的树立，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成为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公理解释体系，并内化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达到安稳和谐的状态。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学校管理者要依据伦理道德规范，加强自我心性的修养与管理，做到率先垂范、“上为下效，君行臣甚”，用示范与表率作用带动影响学校成员，把“修身”视作学校管理工作的一种重要管理手段、首要任务和主轴内容。
（二）义利之辩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对无形的人的精神层面有着无限的热情。他们都重视心性之学，其立教弘法的宗旨，都是为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始终把管理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定位于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合于“道”，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作为人道治理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境界”同“功利”的区别，在于德性升华与欲望满足这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分野。儒家认为境界与功利、“以政为德”的管理价值观与管理成效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因果关系。这种对功利的关注，不在个人利害得失之计较考量，而在万民之忧乐、国家天下之安危的萦怀牵挂，因而管理是在现实中蕴含着理想，在功利中体现着境界。学校管理是一种有效的、动态的活动过程，是以取得最大化的办学效益为目标的有效活动与动态过程的总和。在学校管理工作中，功利与人文的权衡与把握这一伦理原则，存在并体现在学校管理者的管理境界上。管理境界即管理者的思想境界，体现了管理者对管理本质、发展规律的把握，并反映在管理方法中。“大学之道，止于至善。”即明明德与亲民实行到至善之境，才算成就大学之道，即圣人之道。正所谓大道至简，“至善”是学校管理者修己的最高境界，也是学校实行人文管理的极致体现。学校管理者在处理功利与人文的关系时,应当从“至善”的层面着手，在管理方法和手段上，体现人文色彩，挖掘师生的内在潜质，实现师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提升，使学校管理在取得办学效益中体现着“至善”的最高道德境界。
（三）天人合一
中华民族先哲对人的认识，是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运用“精气”或“元气”理论，去探索人类生命的起源或构成，是从生命宇宙发生学意义上去说明人与万物的关系，揭示人类在自然宇宙中的地位和价值。因而，中国文化的重人，是带有根本意义的重人。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出发，古人认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们的愿望反映了自然法则运行的趋向，是天意所归。但是，人类不能也无权排斥、宰制、征服万物，应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文化强调通过赞化育、参天地，实现“天人合一”。把“天人合一”观念运用于管理实践主要把握：“天地之性人为贵”，确立与保障人的主体性、人的独立价值与尊严，人道治理和天道运行相和谐，与自然相和谐。学校管理首先是对人的管理。为了实现教育精神和人文价值，管理者必须重视人性中的应然层面，满足人对个性、尊严、潜能的发挥的需求，全方位、深层次地实行合乎人的本性的人性化管理，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其实质是重视人的发展，将个体的全面与个性发展、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养成统一起来，正确认识人的价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开发个体的智能。“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学校建设中得以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体现人生的价值观，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从而提升人的生命质量。这也是学校管理者必须具有的观念。其次，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学校管理活动必然与相关的外部环境发生联系。如自然、社会、政治、法律等，组成“管理—环境”的互相作用与制约的动态系统。学校环境影响学校管理功能或程序，进而影响学校管理功效的发挥。学校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应自觉认识与把握学校外部环境的变动及其发展趋势，沟通协调外部社会教育资源、家长等，协同搞好教育。
（四）乾坤相合
“乾”与“坤”，入于“八卦”之中，列为《周易》之首，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与概念之一。一般代表天地，阴阳。万物存在最根本的力量就是宇宙间生生不已的阳刚之气。这就是“天道”，也是太极阴阳的生生不息的运动之道。《周易》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阴阳构成，阴阳相合，互动互补，相反相成。因此，自然界万物和谐发展的本质是阴阳和谐。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内外结合、主客兼顾、进退有度、张弛与时、管理与伦理、理性管理与人性管理都在乾坤之列。《杂卦》开篇道：“乾刚坤柔”。刚柔构成乾坤的基本内容。乾坤相合体现在管理上表现为“刚柔相济”。在学校管理中体现为理性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的和谐统一。“刚”体现在制度方面。学校管理过程中，要保持学风刚性严谨以及制度的明确性与可遵守性。此外，还要注重学校环境和整体设施的氛围，扩大并延续学术氛围，在对学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保持其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柔”体现在管理层面上，凸显育人的管理内涵和人性化管理的韧力。柔性管理不是软弱的管理方式，而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给予每一名学生利益诉求的空间，让学生充分融进管理体系中，实现他律自律的结合，从而保障优质的管理效果。任何单一的方式都不足以为当代的通识教育提供完整的服务。这就要求学校在实施时充会结合校内的实际情况，在权力与非权力之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制定制度规范和文化约束机制，寻找能同时体现柔性管理，又实现本校特色的运作模式。通过张驰有度的管理方式，形成平衡及理性的教育管理模式。
四、融合：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超越
论文化学论文范文3
从文化的宏观角度对声乐教育教学的思考和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学术论文、专著及学术会议。经本人收集和整理，可供借鉴的论文有郭克俭《传统声乐文化特质及其当下意义》，文章从声乐背后的文化语境谈到我国的民族声乐应该在智慧地吸收西方科学声音技术的基础上发扬具备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声乐，而没有提到具体解决措施。张晓农《人文传统背景与中西声乐文化差异之比较》，文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从图腾意识、宗教观念、学者主体、审美传统、理论基础五个方面比较中西方声乐文化之差异，而笔者是从我国文化的视角谈到我国声乐教学的现状，并提出了解决对策。李泉《中国声乐教育的回顾与展望》，文章以声乐不是技术是文化这一声乐教育观念的转变为线索，论证了专业技术与音乐文化相依相伴的关系，提出了声乐教育要走上科学、规范的轨道，要从教育体系的健全和基础理论建设做起。笔者则从沉淀声乐文化、提升综合素质、提倡创新氛围三方面谈到的解决对策。专著有郭建民著《声乐文化学》，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本声乐文化理论研究的专著，文化的视角则是贯穿《声乐文化学》研究的第一要素，本书具备宽泛的学术视野，主要涉及声乐文化理论概述。邢延青著《民族声乐艺术的文化研究》，作者运用边缘学科类比的研究方法，有比较地将传播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部分纳入对民族声乐的研究之中。学术会议则仅有辽宁师范大学于2005年9月举办的首届《全国高师音乐学院办学特色与声乐文化学学术研讨会》，王耀华先生、余笃刚教授、郭建民教授肯定了从大文化的角度审视声乐文化的积极作用。
二、文化与声乐教学的关系
1.文化是声乐教学的底蕴和基础
一定时期的声乐艺术现象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联系紧密。从历史上看，“五四”运动时期，民主、科学、进步的思想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其文化启蒙作用极大地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辐射到了我国的声乐教学领域，留美的黄自，留德的青主、赵元任等，这批留学回国的音乐志士，不再满足于填词的学堂乐歌或单旋律的歌曲创作，开始运用和声及作曲技法，并将中国文人的浪漫气质融入到艺术歌曲的创作之中。40年代末到新中国解放后，我国的声乐教育领域，开始思索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探索具备本民族声乐特点的声乐教学，采集和改编了大量优秀的民间歌曲，如丁善德的《玛依拉》、黎英海的《嘎俄丽泰》；根据民族音调创作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都是我国民族风格歌曲中的佳作，这些歌曲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在我国的声乐教学中。在“”的特殊年代里，“样板戏”代替了歌唱艺术，衡量声乐艺术的标准不再是优美和抒情，“宽、厚、亮”是唯一的强制性的审美标准。这种违背科学的标准扼杀了许多优秀的声乐人才，使我国刚刚有所成就的声乐艺术教育惨遭摧残，也使开始繁荣的民族声乐艺术事业落入深渊低谷。
2.文化与声乐作品
纵观我国古代史、近代史，一定时期的声乐知名作品无不是当时文化的综合体现。以《秦王破阵乐》为例，此作品反映的就是初唐时期，秦王李世民率军击败叛将刘武周使得唐朝政权转危为安后，人们在凯旋庆功时演唱的歌曲。《松花江上》，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使国内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军阀割据的局面暂告段落，国难当头，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大地，《松花江上》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抒情歌曲。而《乡恋》则是改革开放之初，经过“主张墨守成规”和“提倡解放思想”两种思想的激烈碰撞下，后者最终战胜了前者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
三、从文化角度审视我国声乐教学现状
1.文化整体环境浮躁、校园学习氛围淡薄
目前，各类声乐比赛、选秀活动充斥着各大媒体，诚然，这种形式给年轻人提供了展示才能的舞台，但很多青少年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的成型期，容易抱有急功近利、一夜成名的心态；并且即使因天时地利的原因一时成名，但是由于缺乏扎实的音乐技能功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很难在艺术道路上走稳、走远。而由于社会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上流行着权钱至上的价值理念，有象牙塔之称的学校，同样也受其一定的影响，艺术院校的声乐学生耳濡目染社会及身边的各种观念和事物，很难端正学习态度，扎实掌握知识，苦练声乐基本功。
2.声乐学生重技术轻文化、重文凭轻学习
由于长期以来社会对于音乐的偏见以及目前一切向经济和短期时效看的人文氛围，声乐教学领域普遍存在重技术、轻文化；重高音、轻基本功；重演唱、轻理论；重短期效应、轻长远发展的问题，声乐学生因为招生考试文化门槛低，导致没有全面的文化素质，声乐学习过程中浮躁，有的光想在演唱技术上一步登天、有的抱有速成成名的功利心态，缺乏踏实治学的态度、有的因文凭和未来出路学习声乐、殊不知提高声乐水平需要耐得住寂寞，苦练声乐基本功，加强文化修养，去除内心的浮躁，慢慢积累生活感悟，循序渐进才能得到厚积薄发。
3.声乐创新环境欠缺、成果凤毛麟角
2005年，钱学森先生曾对前去看望他的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在声乐教学领域，存在着师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现象，因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对社会的长期影响，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受到了一定的遏制，声乐领域里，师生普遍缺乏把习得知识和时代结合再创造的能力，教师往往习惯了照本宣科，而学生总是习惯了被动接受知识，加上长期以来教师为主导权威地位的教育模式，学生的独立创造能力自然不高，“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在目前的中国大学和中国社会很难成为主流的、被鼓励与提倡的对象。
四、找到文化定位，提高声乐教育教学质量
1.沉淀文化底蕴，优化学习氛围
我国目前文化环境浮躁、各大媒体为了收视率，制作各类声乐娱乐选秀节目，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导致人们生活方式以快速、便捷为主，读报刊、看书这种传统的精神熏陶方式被用手机浏览新闻、听歌、看视频替代，一味地追求速度、效率、数量导致声乐文化成果质量不高。在声乐教育领域，应该大力提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价值观，在宣传教育方面重塑人们的精神家园，倡导读书、读报，多弘扬声乐领域的正能量人物和事物，创造起优良的声乐学习氛围，激发声乐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事业观。
2.提高学生文化修养，提升其综合素质
声乐教师要抓好声乐学生思想教育，引导学生具有一个正确的声乐是非观、声乐学习观、声乐事业观，逐渐改善学生对声乐学科的不全面认识，在提高声音技术的同时，加强文化修养，摈弃浮躁的求艺心态，教育部门要提高声乐学生文化课入学门槛，提升艺术院校的文化氛围，创造优良的声乐学习环境，多和人文院校沟通合作，加强和人文学科生的相互影响和交叉，加强学生的声乐实践能力和理论修养，开设声乐文化史、声乐赏析课,声乐论文写作等，注重声乐学生的兴趣，增添声乐理论课的趣味性。
3.提倡声乐创新，重视社会实践
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创造重视知识，鼓励创新的氛围，声乐教师应多鼓励学生进行独立思考，鼓励其创新并参加社会实践，再看我国的声乐作品及其表演：例如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就是在京剧的基础上所做的独特创新；被大家称为神曲的《忐忑》，也是龚琳娜借助扎实的民族声乐专业基础和技巧，整合、重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创作、创新的作品；而流行音乐界的代表作品，诸如陶?的《苏三说》、周杰伦的《菊花台》、小虫的《龙文》，均是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意境美并在演唱方式及作曲技法上有创新的作品。同时，我国的声乐教育应该多建立成人教育、在职培训、社会教育中心等机构，给社会各行各业人员提供再学习、再深造的平台，大学教师通过教授社会声乐课程，了解社会需要，社会人员通过学习高校声乐课程，能提高音乐修养，掌握发声技巧，提高声乐鉴赏能力，同时声乐教师应当端正观念，多进行社会实践和舞台实践，这样才能给学生带来更新鲜的知识，而高校，应定期请社会名人多回校讲学、讲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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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的自然环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独有的文化积淀等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亚文化。”也就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总和”，包括诸如地理环境、历史变迁、名胜古迹、人物自传、历史事件、风俗民情等物质文化及其蕴含的精神文化。五溪文化是精彩纷呈的地域文化之一。如五溪文化离不开五溪独特的地理位置，“五溪”，即沅水上游的五大支流，最早见于《水经注》：“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满溪、酉溪、潕溪、辰溪”。其范围以怀化为中心地带，包括湘、黔、渝、鄂等省市的周边地区，共30多个县市。所谓五溪文化，指的是以汉、苗、侗、瑶、土家族为主的五溪地区多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在《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自始至终适时地将地域文化融入其中，感受有如下重要意义：
1.1激发学生对《大学语文》的学习兴趣
已有的《大学语文》教材基本上以历代作家作品为载体，《大学语文》的教与学基本停留在传统的阅读与分析上，课堂教学基本上是封闭式，某些选文与中学语文教材存在重复，再加上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受“技能至上”、“专业至上”、“功利主义”等多种影响，对《大学语文》并不感兴趣，在思想上根本不重视。如何使学生对《大学语文》感兴趣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大学生所就读的学院所在的地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如当地的人文自然景观、文化遗迹、民间艺术、风俗文化等。学生长期生活在此地，地域文化会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中，极大地影响他们的精神、性格、个性，让他们对地域文化产生亲近感，引起学生好奇心。因此，对生活在怀化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而言，可以将五溪文化中的优秀部分适当地融入《大学语文》的课堂教学，让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联系起来，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大学语文》的热情。
1.2拓展《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
传统的《大学语文》教材的教学内容拘囿于作家常识、文学知识、文学作品、写作知识。以地域文化资源来拓展《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可以让学生了解地域文化的由来，有利于激发学生文化寻根的兴趣，增强学习的自信，增加文化的底蕴，从中发现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化、地域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就怀化职业技术学院院而言，可以依托五溪地域文化，将其融入《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把大量鲜活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语文教育资源，比如可以将五溪地区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化现象、人文景观、爱国英雄、名人事迹、风俗由来、民间传说、文化遗址、名胜古迹、节庆文化、五溪文学等内容融入教学，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完善《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
1.3丰富大学生的人文知识
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有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具有综合性、开放性。地域文化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是极其丰富的教育资源，也是得天独厚的课程资源。对于地处五溪地区的怀化职业技术学院这所高职院校而言，将五溪文化融入《大学语文》的课程教学，用五溪人物的历史事迹及其经历故事激励大学生，用五溪文学的经典篇章感染大学生，用五溪的风俗民情陶冶大学生情操，用五溪的人文环境熏陶感染大学生，用五溪文化精神塑造大学生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可以增长学生的人文知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对当地文化、民族文化的热爱。
2地域文化融入高职《大学语文》教学的原则
地域文化要发挥其积极影响，实现对《大学语文》教学的重大意义，就需按一定原则融入《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
2.1“去粗取精”的原则
地域文化，本身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在融入过程中首先应该“披沙拣金、去粗取精”，摒弃迷信的、陈旧的、落后的东西，选择优秀的文化内容，编入大学语文教材，以保证教材的质量和优秀文化的传承，体现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对于学院而言，将本地五溪文化融入《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实践中也要遵循“去粗取精”的原则，要引入丰富而优秀的五溪文化资源，比如民俗文化、隆平文化、红色文化、建筑文化、和平文化等资源中的优秀部分，激发学生的兴趣，丰富学生的人文知识，提升其人文素质。以“隆平文化”为例，让学生动手搜集各种研究资料，并进行分析比较，概括提炼，理解其丰富内涵，融入到大脑里，落实到行动中，以此引领学生的健康成长。
2.2“兼容并蓄”的原则
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如同支流和主流，地域文化具有民族文化的特质，也具有自身的特点，是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地域文化的学习，应该持“兼容并蓄”的原则，既要吸取地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接受和容纳地方文化，更要在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学习地域文化，将地域文化置于民族文化背景下展开教学。比如学习五溪文化中的端午等节庆文化、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通道会议转兵旧址、芷江受降纪念坊、或粟裕、滕代远、向警予等人物的自传都可以联系其他民族节庆文化、风俗习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二战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将其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教学，这样既可以领略五溪文化独特的魅力，又可以更广泛而深入地学习民族文化的知识，防止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地域文化不见民族文化。两者须结合，才能使五溪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有机相融。
2.3“同一性”原则
地域文化的补充和融入，可以大大拓展《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资源，极大地满足学生的知识需求，更好地丰富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但在目标的确定和内容的选择上，我们要遵循“同一性”原则，与大学语文教材的目标与功能要保持同步，具有“同一性”。比如：五溪文化的教学要向《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和功能看齐，要进行母语文学的学习，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无论是民俗文化、五溪人物、五溪文学的教学，还是纪念场馆、名胜古迹的教学，所有这些内容都紧紧围绕大学语文课程目标和功能实现，使五溪文化在教学中充分发挥熏陶感化作用。
2.4“适度”原则
地域文化的融入，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让学生更爱学大学语文。但地域文化只能作为大学语文教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它文学阅读部分处在平等位置，不能一味强调地域文化而忽略了对其它文学作品的学习，应该与其它文学作品更好地融入，共同实现大学语文教学的目标。比如，我们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写，除了融入五溪文化的部分内容外，还以文学史线索为经，以文学体裁为纬，精选了古今中外经典的文学作品，包括古代文、诗词、现代文，涵盖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影视文学作品，单元知识讲座中还补充了文学鉴赏方面的知识，使五溪文化和其他经典阅读相结合。因此在地域文化教学中，一定要掌握“适可而止”的原则，切不可因为地域文化的引入而忽视其他内容的学习。
3地域文化融入高职《大学语文》教学的举措
地域文化的融入不仅要遵守以上基本原则，而且要在实践教学中积极探索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办法。对于我院而言，我们在教材、教学、教研、活动方面作了一些探讨，为地域文化有效融入《大学语文》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3.1挖掘优质资源，开发《大学语文》校本教材
从长期的教育实践来看，传统的以国家课程为主、地方课程为辅的课程体系无法满足我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多层次教育、多元化人才提出的需求。《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指出：“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高等职业院校要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课程，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因此，高职院校的教师可以自愿、自主、独立或与个人合作的方式，应该在国家和地方制定的课程纲要的基本精神指导下，根据学校自身的性质、特点、条件以及可利用的资源，进行校本课程的建设与开发以满足所有学生学习需求。校本课程建设与开发，要求高职院校的教师要有浓厚的课程资源开发意识。我们可以选择学校所在地区蕴含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历史等多种课程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即把其中可以为教学所用的素材纳入校本课程的开发体系，包括自然景观、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历史渊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文化遗址等，以突出学校的地方特色，为经济发展培养合格人才。对我院来说，开发校本课程方面，整理、挖掘、研究地域文化课程资源并将其融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人文教研室的全体教师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搜集了大量资料，遵循《大学语文》课程培养人文精神，提升人文素养，陶冶情操的目标，体现《大学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审美性和工具性的特点，有选择性地把五溪文化的民俗风情、文化遗址、纪念场馆、人文古迹、五溪文学、五溪人物等内容编入了《大学语文》教材，这些内容的引进使教材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又大大激发学生兴趣，更增强《大学语文》课程的吸引力，有助于大学语文教学的顺利开展。
3.2加强实践，创新《大学语文》教学
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一般是老师讲述多，学生动手少，理论知识多，实践经验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习兴趣，也限制了学生活动空间。我们尝试加强实践教学，在“以学为主”的教学设计思想指引下，以“任务”为核心驱动学习，鼓励、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自觉应用语文能力解决真实环境下的任务，让学生在“做中学”，以达到学习目标。对于地域文化模块的教学，主要通过提前布置预习任务，让学生课外实地观察、调查、收集书面和口头资料、图片、音响资料，课堂中进行讨论、探究、反思，最终形成调查报告、展播ppt、开展主题演讲的方式进行实践教学。这样，把教学内容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突出学生的实践操作和探究质疑能力，突出在学生的实地考察学习中主动建构学生的人文知识，锻炼其思维能力和方法能力。比如：以班级为单位，布置调查任务，组织学生参观安江农校纪念园，激发学生对名人的好奇心，让学生分工合作，搜集袁隆平院士的书籍资料、图片资料、影像资料等，了解人物艰辛的科研历程，先进的思想理念和隆平精神，分组进行讨论、质疑，最后以调查报告、论文或制作ppt课件的形式进行成果展示，并评出优秀者。在这一实地参观、考察、调研的过程中，在课堂的质疑、讨论中，让学生身临其境，充分发挥自身主动性，学习袁隆平先进感人的事迹，领会隆平精神的实质，并以隆平精神指引自己前进的方向。
3.3进行地域文化研究，促进《大学语文》教学
“大学的特殊功能在于把教育和研究结合。”高职院校应该根据学校的传统与地域文化的特点，挖掘、利用、研究地域文化中优秀的人文资源，申报地域文化方面的院级和省级课题，并推广研究成果。既有助于深化地域文化的保护、认识，又有利于地域文化的教学、研究。比如：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地处文化积淀深厚的怀化，围绕五溪文化老师们开展了“隆平特色人文教育研究、基于高职人文教育目标的地域文化课程开发研究”等省级课题的研究，带着研究课题走访名家，深入了解二酉藏书洞、沅陵盘古洞、大唐龙兴讲寺等文化遗址；了解大小端午习俗、侗族人的传统节日芦笙节等风俗民情；了解黔阳古城、芷江龙津风雨桥等人文胜迹；了解芷江受降纪念坊、陈纳德飞虎队纪念馆、湘西剿匪纪念碑等纪念场馆；了解袁隆平、熊希龄、黄永玉、沈从文等五溪人物；了解《涉江》（屈原）、《五溪深行》（马援），《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李白）、《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竞渡曲》（刘禹锡）、《临江仙》（王庭）、《走近袁隆平》（姚昆仑）等五溪文学，在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五溪地域文化理念，并通过举办五溪文化专题讲座之民俗文化、建筑文化、节庆文化、隆平文化等讲座，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新内容，拓展学生视野，激发学生求知兴趣，让学生更加理解五溪文化的丰富内涵，丰富学生的人文知识，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从而真正促进《大学语文》的教学。
3.4开展校园文化活动，营造地域文化氛围
《大学语文》的教学除了以校本教材为载体，立足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进行地域文化方面的相关研究之外，还要搭建课外活动平台。人文素质的培养重在春风化雨似的熏陶和渗透，因此，围绕“地域文化主题”，在校园里开展各种诸如社团活动、画展活动、专题演讲活动、书法比赛等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活动，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让学生在活动氛围中潜移默化，感悟地域文化的魅力，提升自身的综合人文素质。对于学院来说，可以围绕五溪文化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比如开展五溪文化主题的班会活动，举办五溪名诗文的书画展、五溪摄影作品展、五溪文化特色小品比赛、隆平精神主题的演讲比赛、五溪文化手工艺品展、隆平文化艺术节、五溪文化专题讲座。通过一系列的校园文化活动，使五溪文化和校园文化水乳交融，使《大学语文》在校园文化平台得以拓展，使大学生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形成尊敬师长、勤奋好学、关心集体、关注社会、热爱生命和生活、崇尚实践的良好精神风貌，使高职生在地域文化的熏陶、感染下求知、实践、创新。从而达到以课外活动促进课内内容的学习，以校园文化氛围感化高职学生的心灵，培养学生对大学语文的热爱、对地方五溪文化的热爱和对自身专业学习的热爱，实现以大学语文促进专业学习和技能提升的最终目标。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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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变异维度创设学习空间，使预想的学习内容顺利转化为实践的学习内容和经验的学习内容。”这种承认并尊重学生在教学实践中核心地位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把学生看做有独立思考和沟通能力的课堂主体，在强化知识内在关联性意识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经验方式和前知识对于目标新知识学习的潜在影响，最终引导学生建构更加客观和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当前西方文化教学中往往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并没有经过对事物差异性的辨析，排除非本质因素影响，真正掌握本质特征，而是通过简单的重复强化来建立概念。”变异理论明确指出知识的建构要以学习者的经验心理结构和已掌握的信息为基础，充分体现了学习的关联性，主动性和社会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只是向学生介绍概念的定义，而没有呈现这个概念的正反例，学生往往只学会了死记硬背，而无法真正掌握概念的关键属性。”因此，教师能够有效列举正反例是建立在对学生已有知识结构的深入考察和全面掌握的基础上的。
2以学生前知识为出发点的教学安排
变异教学理论强调，“为了领会事物的本质特征，就必须注意它与其他事物有何差异。要注意到该事物在哪个方面与其他事物不同，在差异的比较过程中，逐渐掌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在教学策略上，变异理论指出，‘分离－变异－对比’的教学操作模式正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理解事物的关键。”这种以变异、对比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明确目标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对于学生已有的相关知识结构进行细致考察，然后客观筛选和提取学生前知识中，能够有效构成目标学习内容正反例的知识信息，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关键属性的差异对比，深入理解和掌握目标教学内容的本质内涵。基于教学实践并结合对于这一科学教学理念的反思，笔者对于如何将上述操作模式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步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总结如下。
2.1分离基督教文化的关键属性
首先，基督教文化知识体系是庞大而繁杂的，有效分离出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中的关键属性能够“化解知识难度，揭示知识的内在道理，使庞大数量的知识呈现出清晰而严密的内在联系结构，又能使结构复杂的知识体系清晰化，简约化。”基督教文化中的关键属性主要包括神论，人论，救赎论和末世论，而基督教对于人性的观点即是这四个基本教义的基础也是其联系纽带。“作为一种善恶两重的人性思想，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今天的人类生活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学习和掌握基督教的人性论是把握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髓的一把钥匙。由此可见，在基督教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与其它次要属性区别并分离开来，并将其作为基督教文化教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
2.2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
其次，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即在学生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中寻求能够区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的相关信息。“在变异理论看来，不经历可替换的事例就不可能掌握任何一样东西。”显然，“人性”是一个具有理解难度的抽象概念，但是对于熟悉儒家思想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对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也并不陌生。“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一般认同传统的儒家伦理意识模式并加以承继。”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主导价值观。“著名的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曾在《中国思想史论》中阐明‘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风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而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如所周知，至少可以归结为四种：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三字经》开篇即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经典。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相反，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又被称为“原罪”的观点，指的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随着生殖行为传给子孙后代，成为人类各种罪恶的根源，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它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迥然不同又互为变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所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观点为引子，循序渐进地引出基督教文化中“人之初，性本恶”的论点，这既能在对立观点的碰撞中激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迅速开启学生对于“人性”这一概念的记忆与思考，启发学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重新审视自身已有的对“人性”的理解和判断。
2.3运用变异的反例展开对比
最后，将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从理论基础和社会意义以及理论局限性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比较，以引导学生形成对于不同文化知识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并构建自身更加完善的文化知识系统。具体来说，在提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同时，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探索和发掘这两种论断产生的不同理论前提和基础。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论的理论前提是人作为特殊动物群体的本质，它是从社会伦理角度出发做出的判断；而基督教人性恶的观点是以人作为上帝创造物的本质为前提，从宗教历史渊源角度得出的结论。这种承认并畏惧“原罪”的观点也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于法律的推崇、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政府权利的制衡。与此相反，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观反映了对人性和人生积极的态度，它塑造了以‘善养浩然之气’的圣人贤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也维护了人的尊严。但是性善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它往往只是强调贤人政治和道德意识培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法制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两种文化不同人性观进行对比是学生深化“人性”概念的理解、拓宽文化视野、完善文化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系统运用变异理论的课堂在帮助学生学习上更为有效。”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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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盖碗茶
盖碗茶茶叶多选龙井、毛尖、普洱茶、茉莉花茶为主，泡茶前先准备一壶热水，然后把茶叶、冰糖、桂圆等原料放入茶碗内，称为“三香碗子茶”，“若加葡萄干和杏干，就称为“五香茶”，如果加红枣、枸杞、核桃仁、桂圆、芝麻、葡萄干、白糖、茶叶，则称“八宝茶”，配制后，用沸水冲泡五分钟即可”。除了三香茶、五香茶、八宝茶之外，盖碗茶还包括“红糖砖茶”、“白糖清茶”、“冰糖窝窝茶”。饮茶者一般根据季节和自己的身体状况调配不同的茶。一般情况下，夏季多饮茉莉花茶、绿茶、冬天多饮陕青茶;而驱寒暖胃多饮“红糖砖茶”;消积化食多饮“白糖清茶”;清热泄火多饮“冰糖窝窝茶”;提神补气、明目益思、强身健胃、延年益寿饮“八宝茶”。盖碗茶除了自饮自酌，多是穆斯林民族待客的一种香茶，“金茶银茶甘露茶，赶不上回回的盖碗茶”，体现了回族和其它穆斯林民族对盖碗茶的赞美和热爱。
(二)奶茶
穆斯林民族的奶茶根据原料不同分为三种:普通奶茶，即用砖茶或茯茶熬成茶汁，然后加入鲜奶和食盐即成;第二种是奶皮子茶，奶皮子的提取是将马、羊、牛和骆驼鲜乳倒入锅中慢火微煮，等其表面凝结一层脂肪，用筷子挑起挂通风处晾干即成，制作奶皮子茶则先将茶汁倒入碗内，再加熟奶皮制成;第三种是酥油茶，即普通奶茶或奶皮子奶茶中加入少量酥油而成。烧制奶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混煮法，先将茯茶捣碎，放入铜壶或水锅中煮，茶水烧开后一直煮到茶水较浓时，用漏勺捞去茶叶，再继续烧片刻，待其有所浓缩之后，加入约水量五分之一左右的鲜奶，要不断用勺拂茶，以免溢出，再次煮沸，即成奶茶。而第二种做法将茶水和开水分别烧好，喝奶茶时，将鲜奶和奶皮子放入碗内，倒入浓茶，加盐即成鲜香奶茶。有时喝奶茶时，加人适量的白胡椒面，奶茶略带辣味，可以增加热量，提高抗寒力。奶茶根据味道来分，又分为甜奶茶、咸奶茶、香奶茶，甜奶茶，煮茶及调奶法同上，饮用时拌入白糖或蜂蜜，边饮边吃。咸奶茶，则是饮用前加入适量食盐。香奶茶则是在煮熬茶汤时，加入用胡椒、桂皮、丁香等研制的香粉，诸料融为一体，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喜饮此茶，撒拉族制作奶茶则将半炒的小麦、茴香、核桃仁、杏仁、茯茶捣碎，放入锅中煮十分钟，沸后加入鲜奶，多味融为一体
(三)香茶
穆斯林民族以经营香料著称于世，因而他们也养成了饮香茶的习俗，香茶茶品种类繁多，风味独特，茶叶用花茶、绿茶、沱茶、春尖茶，配以桂圆、大枣、芝麻、菊花、莲子、枸杞等果实花卉，香茶因除加盖碗茶配料外，还用胡椒、花椒、茴香、生姜、丁香、甘草、木香、槟榔、草果、人参、丹参、党参、红花、芹芥、五味子、银耳、乌梅、桂花等做料。制造香茶时，应先将水烧开，然后将捣碎的茶叶放入开水中，出茶汁，然后将提前准备好的姜、桂皮、胡椒、花椒等香料放进煮沸的茶水中，然后轻轻搅拌，经五分钟左右香茶即成，为避免斟茶时茶渣、香料混入茶汤，在煮茶的长颈壶上往往套有一个过滤网，避免茶汤中带渣。常饮香茶可以防病健身，健胃御寒，解油腻。
(四)罐罐茶
在我国的西北、西南地区的穆斯林民族喜欢喝罐罐茶，罐罐茶主要用陕青茶或砖茶，罐罐茶制作过程较为简单，煮茶时，将半灌水的茶罐子围放在火塘上，加热待水沸腾后，放入茶叶，茶叶数量可根据人数和个人喜欢酌情处理，然后继续加水，加热，直至茶叶又一次煮沸时，才算将罐罐茶煮好了，罐罐茶即做好了。
(五)麦茶
麦茶流行于西北少数民族部分地区，尤其是撒拉族最爱。麦茶是将麦子或者青稞炒半熟，然后捣碎倒入茶罐中，佐以食盐盛水熬煮。麦茶熬成后看似琥珀，其味如咖啡。
(六)炒面茶
炒面茶不仅是裕固族的茶品，西北一些穆斯林民族也多饮炒面茶。历史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区，各民族相互交流、彼此互助、相互融聚，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相互学习，创造出新的文化。穆斯林民族的炒面茶就是在吸收蒙古族“奶茶”和藏族“酥油茶”的基础上的文化再造。其制作过程是先将砖茶捣碎，放入锅中加水熬制出茶汁，然后将鲜奶、炒面、酥油、草果、食盐、茴香、姜等加入搅匀，加热后酥油便会散开，如同盖子一般，在上面将碗面盖住，喝时须用勺子将其搅成糊状，趁热盛入碗中饮用。穆斯林茶文化内容丰富，茶品众多，除了以上提到的茶品外，还有烤茶、擂茶、油茶等，即使是同一茶品，因为材料搭配不同，种类也很多，比如三香茶，可以由花茶、桂圆、砂糖;春尖茶、桂圆、冰糖等茶方，而于处于散杂居地区的流动穆斯林和城市穆斯林来讲，茶的饮用则更为丰富。
二、穆斯林茶文化的多层面解读
(一)茶与清真饮食的“共生互补”
伊斯兰教严格要求穆斯林的饮食生活，将恪守伊斯兰教饮食律例，作为穆斯林的一个标准，在饮食中界定了许多合法与非法的食物，这些符合伊斯兰教法规定的饮食，叫做“清真饮食”。《古兰经》中明确禁止猪肉、血液、酒精饮品、自死动物、诵非安拉之名宰杀的动物等五类食品。因此穆斯林民族在其制茶、饮茶时也严格遵守“清真”要求。以油茶为例，回民油茶俗称“肉面子”，其制作过程，先准备面粉，将面粉炒至微黄，然后加入牛油或者羊油与面粉炒拌，拌匀入碗待冷却凝结成油坨以备食用。食用时，在碗内放油面，然后用滚烫的沸水冲入搅拌，即可饮用。回民油茶与其它少数民族的油茶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在选材和制作过程中，严格遵守“清真”。可见，穆斯林茶文化是其“清真”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共生互补”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理念，体现的是“文化系统和睦共存、和谐共生、取长补短、协同进步和发展”，穆斯林茶文化属于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与其它穆斯林文化在共生单元里互为依存，互利双赢，与其它民族的茶文化相比，既有竞争和冲突，又在竞争中产生新的、创造性的互补合作关系，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茶文化。穆斯林茶文化和其它非穆斯林茶文化又在尊重其它参与方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扩大了各自的共享领域，实现了不同茶文化的求同存异、平等相处。当然，穆斯林茶文化不仅是清真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穆斯林生活礼仪中的重要媒介。因穆斯林禁止一切与酒有关的致醉物品，所以茶充当了重要的媒介。穆斯林提亲时要“下茶”，定亲时要“订茶”，结婚时要喝“交杯茶”，这便是所谓的“合茶”，合茶象征着夫妻双方要恩爱一生，永不分离。每年的封斋月，穆斯林所干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给亲友中的封斋者赠送茶叶，其它的一些重要的伊斯兰教节日亲友之间也要散茶，增进友谊。
(二)穆斯林茶文化的功能主义
文化功能主义者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它们中的每一个与其它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作用，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研究任何文化现象都应置于文化整体中去考察”。穆斯林民族聚居在我国的西北地区，这些地区大多地处高原，常年气候干燥、降水少，且许多民族以牧业为主，饮食以牛羊肉及奶制品为主，这些食物热量高，难消化，而茶可以取燥热，助消化，因此茶的需求量较大。穆斯林茶文化与它所处的生态环境建立的一种耦合关系，这种关系是其伊斯兰教宗教信仰、“清真”饮食习惯和西北地区自然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茶类的选择上，穆斯林民族地区的经济和交通状况又与具体的茶类选择密切关联，历史上穆斯林地区大多贫困，交通不便，所以以边销砖茶为主，而砖茶也就成为民汉茶马互市过程中交换的重要商品，被誉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少数民族生命之茶”。现阶段，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少数民族开始定居，“细茶”渐渐替代砖茶，消费档次也随之提高。穆斯林民族饮茶不仅满足了其物质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穆斯林民族以茶修身的生活实践，他们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静心、静神，陶冶情操、去除杂念，实现了茶与伊斯兰教“念”、“礼”、“斋”、“课”、“朝”五功的契合。茶与穆斯林信仰外表形式和内在实质的有机结合，使穆斯林心灵深处得到净化与提升。
(三)穆斯林民族茶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论文化学论文范文7
我们知道，正如现代中国学术制度和高等教育来自西方一样，1917年周作人首度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并最先用汉语著述《欧洲文学史》，也是西方文学史框架和观念之影响的产物。此后，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大学人文学科中重要工作，外国文学史的编纂成为知识界和学术界最关注的工作之一，以至于近百年来，中国著述各种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已近三百种。然而，这些文学史著述的经验，以及著述本身的有关论述，却没能对世界发生积极影响。无独有偶，中国大陆学人著述的近千种《中国文学史》，最多只是很有限地影响汉学界，未能在理论层面上提升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史著述的经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问题:文学史研究作为文学史家立足于当代文学史观，在参考历代文学批评家对相关文学现象讨论的基础上，对特定语种或区域的文学发展进行系统化表述的成果，这种由欧美学界发起并持续不断的现代学术行为，如哈佛大学教授温德尔(BarrettWendell，1855—1921)《美国文学史》(1900)、加州大学河畔校区(Riverside)教授埃利奥特(EmoryElliott，1942—2009)等人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6)、沃特鲁学院英文系主任克林柯(CarlKlinck，1908—1990)等人主持的多卷本《加拿大文学史:英语中的加拿大文学》(1965)、奥尔巴尼大学教授维斯特布鲁克(PerryWestbrook，1916—1998)《新英格兰文学史》(1988)、奥伦学院教授贝内特(BruceBennett)等人的《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1988)、莫泽尔(CharesMoser)的《剑桥俄国文学史》(1989年初版、1992年再版)等，作为学术性很强的专业研究成果———谙熟特定区域或语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思潮、文体变化、文字表述、文本讨论等)，为何就能先后影响国际学术界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俄国的文学史的认识，甚至对象国的读者和学界也服膺于这样的“外国文学史”研究?而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中国学人，同样著述包括外国文学史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学史，却为何难以对国际学界认识文学现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呢?原来，晚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关于文学的认知，先是受时代的社会潮流和文化思潮左右，后受主流话语所囿，期间对外国文学发展变化和外国文学史问题的认知基本上并非是纯粹的专业学术活动，因为知识界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或研究外国文学，当作认识社会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建构外国文学史是按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的，并非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使然，无关乎国际学术界对文学史的探讨情势、理论变化，和对象国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状态出入很大。
一
1921年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在开学典礼上声言，被社会誉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理由之一是北大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才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大学丛书》也只出了五大本。所谓“大学丛书”，是当时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除陈映璜《人类学》、陈大齐《心理学大纲》、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外，还有胡适本人《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论及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它乃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吴宓称其“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1917年周作人被北大聘为文科教授，据作者晚年口述自传《知堂回想录》第三卷①，1917年9月22日开始写第一卷(古希腊文学)，两天后开始写第三卷(中古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第二卷(古罗马文学)则始于1918年1月7日，全书完成于1918年6月7日(“晚编理讲义，凡希腊罗马中古到18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1918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作第一讲包括古希腊文学的起源、史诗、诗歌、悲剧、戏剧、哲学、杂诗歌、杂文等，第二卷包括古罗马文学的起源、古希腊之影响、戏曲、三种诗歌(牧歌、田园诗、讽刺诗)、四种文和杂诗等，“中古与文艺复兴文学”则包括异教诗歌、异教精神之再现、文艺复兴的前驱、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民族之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条顿民族之文学等，关于“十七十八世纪文学”先简论17世纪文学，然后分别简述18世纪的法国、南欧、英国、德国和北欧的文学。这本由教案组成的文学史教材，其原创性价值包括: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史，创建了一种便于迅速掌握外国文学史知识的文学史叙述体例;力求准确传达外国文学史知识，避免错误，该书人名地名皆不汉译，而是用罗马字样书写，书名则用原文标示，如荷马史诗中的荷马不是英文Homer，而是Homeros，《伊利亚特》不是Iliad，而是IliasPoiesis，《奥德赛》则不是拼写成Odyssey，而是Odyssia;撰述文学史，仰赖作者此前10余年所做大量译述工作、出色的外语能力(翻译过不少作品)、人文主义的文学史观(发表有多篇论文学篇章)。即便如此，作者在《知堂回想录》第三卷中论及该作时还是这样说:“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完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那时也凑合着用了。”
这不是自谦，说的是事实，因为《欧洲文学史》整理完成之后，继续编写“近世文学史”，“而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编文历史的工作不是我们搞得来的，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文学作品看一遍不可，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时代需要以后，任其绝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1］(pp．333～334)。不过，这部以介绍19世纪欧洲文学为主体的《近世欧洲文学史》虽没能及时出版，却未妨碍周作人继续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欧洲文学史课。今天看来，这部以讲义状态存在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和那本及时面世的《欧洲文学史》开汉语界撰述欧洲文学史之先河，把复杂的欧洲文学发展历程简化成文学进化史。该书结语如是总结道，“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竭，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重在客观，以科学之法治文艺，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谓之古典主义之复兴也。惟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世纪初之文学。及于近世，乃协合而为一，即新传奇主义是也”;其开篇则云，“欧洲文学，始于中世纪。千余年来，代有变更，文化渐进，发达亦愈盛。今所论述，仅最近百年内事。盖以时代未远，思想感情多为现代人所共通，其感发吾人，更为深切。故断自十九世纪写实派起，下至现代新兴诸家。唯文学流别皆有本源。如川流出山，衍为溪涧江湖，不一其状，而一线相承，不能截而取之。今言近代文学，亦先当略溯其源。通观变迁之迹，递为因果，自然赴之，足资吾人之借鉴者，良非鲜也。文学发达，亦如生物进化之例，历级而进，自然而成。其间以人地时三者，为之主因。本民族之特性，因境遇之感应，受时代精神之号召，有所表现，以成文学。欧洲各国，种族文字虽各各殊异，唯以政教关系，能保其联络。及科学昌明，交通便利，文化之邦，其思想益渐同一。故今此近世文学，亦不分邦域而以时代趋势综论之”。［2］(p．3)#p#分页标题#e#
把文学如此简单化，并非周作人的个人之举，而是中国知识界变革传统诗学之潮流所为:晚清以来，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着力引进西方进化论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体系，也由此成就了现代中国得以建构出文学发展史，并使之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典型者如胡适之《白话文学史》(1919)，该作不单开创中国文学史撰述之体例，还使中国学者撰述文学史的进化论史观有了很具体的成果:胡适本人曾云，“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眼光。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眼光”［3］(p．167)。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进步性和规律性。这种情况，有助于还没有文学史研究经验的中国知识界能迅速而快捷地把握文学发展脉络。进而，孕育了1920年代用进化论撰述文学史之风潮。在这种潮流中，用白话文著述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国文学史大纲》①的谭正璧(1901—1991)，五年后(1929)甚至出版《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把中国文学变迁历程归结为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向大众方向“进化”的历史;更有甚者，用进化论著述《文学大纲》(1924—1927)、《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著作的著名学人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中甚至声称，掌握“进化的观念”就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4］(p．127)。这些把复杂的文学现象严重简约化了的著述、观念，改变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认知的格局:传统中国在文学认识上，更多是文人按既有的知识体系，对文学文本进行个人欣赏及经验性表达，这就出现了诸如大量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即使有人注意文学的理论问题，如钟嵘《诗品》论述每位诗人特点时好追本溯源，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评价说此举“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但钟嵘只是说明具体诗人的创作情况，并没有“史”的眼光;同样，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少关注文学发展变化问题;此后，“诗必唐宋，文必秦汉”成为中国文人认识文学规律之原则，即使刘熙载(1813—1881)《艺概》(1874)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文体流变，却少文学发展史观，而是“举少以概多”。
当然，如此叙述，可能与古代中国习惯于纪传体有关，即使司马迁《史记》有明确的史学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也改变不了中国对历史认识的经验性表述———使用纪传体、追求事件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现场感，这也正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导言所说的，“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5］(p．5)。有意味的是，以进化论判断文学变迁问题，哪怕它把复杂文学现象简化了，却吻合当时急于知道世界和判断世界的激进主义风潮，文学史著述便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文学认知领域的实践。在进化论席卷文学史构建的风潮之下，外国文学史著述也成为进化论演练场:许多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知识分子，同样也著述外国文学史。换句话说，周作人之所以能推出《欧洲文学史》，不是因为他专攻欧洲文学史，而是他以人文主义和进化论研究各种文学和文化现象，其相继推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文学史上的俄国与中国》、《圣书与中国文学》等轰动一时之作。进而，欧洲文学史研究之于周作人，亦成为演绎这些观念的又一个场域。同样，用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卓有成就的郑振铎，更希翼用这种文学史观把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进程，其三卷本《文学大纲》(1924—1927)认为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东方穆斯林和佛教经典、印度史诗、中国《诗经》和《楚辞》等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起源，发展到中世纪，各种文学的演变还是有着共同规律的，如关于中世纪中国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乃第一诗人时代，即自沈约等人变诗之古体为近体起，中经五七言律绝诗之大发达，至唐五代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第二期即第二诗人时代，即自五代词之一体一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6］(pp．375～376)。
即使分专章论述中世纪波斯诗人、印度和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但仍以理性为标准，导致“人文主义”、“理性”和“进化论”等时常不能统一，因而对文学发展的描述多有矛盾:论述17世纪文学，重视英国清教文学、法国古典主义，而更有文学史价值的巴洛克文学则被忽视;把18世纪世界文学纳入共同的时间框架，中国传奇小说与英、法、德等启蒙运动文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论述(作者并未顾及这些文学现象的本质性差别，因而也就难以考虑这种叙述的理据);论述19世纪文学，以进步论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诗歌、小说、批评，并延及德国、波兰、北欧、南欧、中欧、美国、中国和日本等文学，有诸多不妥之言说;最后一章“新世纪文学”，描述1925年之前国际文坛状况，把彼此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诸如康纳德、吉卜林、肖伯纳、罗曼•罗兰以及泰戈尔、林纾、严复等创作，只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时代”，被混合在一起。如此一来，在缺乏进化论或理性或人文主义文学史观之处，该作只根据时间顺序把世界各地区文学合为一体，表述散乱，读者难以从中建构世界文学史概念。并且，这种著述虽然遵从现代学术规范，如每一章后面附有详细的参考文献，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章都写得专业化，如民国16年6月10日作者日记这样写道:该作“以四年功夫写成。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曾随时加以补正，但有些没有来得及。关于日本文学部分几乎全为谢君的手笔”。哪怕如此，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研究方法，因其结束了孤立研究文学现象的状态，注重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具有文学研究的历史思维，吻合文学史之为历史所需，很快演化为研究外国文学史的普遍方法:1924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刊出沈雁冰《欧洲大战与文学:为欧战十年纪念而作》就是以“进步”与否讨论20世纪初文学，他以方璧之名所推出的《西洋文学通论》①，更是这样快捷叙述西洋文学进程及所经过的各阶段，包括神话和传说、古希腊罗马文学、骑士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及之后、写实主义等;在李菊休和赵景深合编《世界文学史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中，进化论亦然。#p#分页标题#e#
这样的撰述，与知识界和文化界译介国外具有进化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之热潮相呼应，如罗迪先所译(日)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学术研究会，1921)、沈端先即夏衍(1900—1995)所译(日)本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开明书店，1927)、韩侍桁(1908—1987)辑译《近代日本文艺论集》(北新书局，1929)、朱应会译日本学者木村毅《世界文学大纲》(昆仑书店，1929)、著名报人胡仲持(1900－1968)译美国学者麦希《世界文学史话》(开明书店，1931)、沈起予译?理契《欧洲文学发达史》(上海开明书店，1932)、楼建南译弗理契《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杨心秋译柯根《世界文学史纲》(上海读书和生活出版社，1936)等等皆然。相应的，反过来，这些译作又加剧进化论思潮在当时中国的盛行。然而，用进化论建构外国文学史，使文学史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如文学的历史判断被研究者假定的“进化”这一“普遍规律”所左右，文学史自身发展的具体意义和复杂情势反而被忽略，并导致具体研究过程受进化观念之决定的情形合法化，或者说，对进化史观的强调，目的已不在文学史本身，而是用文学史研究来证明文学发展进化的某些规律，证明进化之必然性，由此遮蔽文学发展变化的独特性及其独立的审美意义，以至于进化观念从方法论变成了目的论。上述那些当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普遍有这种不足。而这种不足，就在于这些“文学史家”并未反思“进化论”本身的恰当性，以及这种观念运用于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合适度。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就特别显示出这样的矛盾:他以是否符合进化论来评价中西戏剧之优劣，认为“西洋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认为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规矩，如脸谱、嗓子、台步、唱工、锣鼓、马鞭等等，是不符合进化观的“遗形物”，主张废除之，并批评维护戏曲传统的文人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而“缺乏文学进化观念”会有大害。这样的认知自然是很片面的。
曾身体力行用进化论去建构文学史的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中就反过来批评说:“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如此之变形成了“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它们起伏跌宕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而且，言志派和载道派之变有其发展规律，新文学是这种变化的延伸和变异，即新文学运动不是始自晚清，而源流于明末———明末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多有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虽然他们不读竟陵派的书，彼此相似具有巧合。［7］(p．27)当然，即便把中国复杂的文学现象归结为“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如没有顾及“雅/俗”、“文言/白话”、“文人/民间”等因素)，但至少看到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演变的更富杂情形，在承认进化论结束此前孤立研究文学状况的基础上，消解了进化论臆想文学是沿一条直线或根据预定目标而进化的幻想性，批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的诸多错误，如把白话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唯一的方向、认为文学跨越了种种障碍物而于五四走入正轨并确定了今后的前行方向等。［7］(p．18)周作人这种注重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因素、文学发展史中起伏不断的力量及其作用、不预设文学发展目标等做法，改变了此前继本人用进化论对判断文学的做法，凸显各种对立文学现象之于文学史家的意义，促使知识界注意到文学发展的各种复杂情形。这种检讨很有成效，大大降低了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著述中的作用，学界随之就少有人再撰写外国文学通史，转而研究不同时段文学现象或文体文发展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文学史写作趋向于研究文学发展的具体情状。
而外国文学史著述转向用唯物史观替代进化论，以更深入地揭示审美的复杂情状，这是当时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趋势所在，如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31)、杨荫深《先秦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2)、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游国恩《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吕思勉《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柯敦伯《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宋云彬《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等，就深入研究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形。这种潮流当然延及到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上来:且不论此时梁实秋、冯至和朱光潜等人的欧洲文学研究，仅1934年9月—1935年11月茅盾在《中学生》第47～53期连载《世界文学名著讲话》(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涉及荷马史诗、《神曲》和《战争与和平》等七种国外文学名著，专注于具体的文学现象，不再试图建构完整的“欧洲文学史”;1935年4月上海东亚书局推出其著作《汉译西洋文学名著》，生动论述《荷马史诗•奥德赛》、但丁之《新生》、薄加丘之《十日谈》……王尔德之《莎乐美》等32种欧洲文学名著，对具体的经典文学文本个案进行生动描述，而不是对文学发展史进行宏观研究。当然，用唯物史观著述外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自然会遇到文学文本叙述的社会内容及其审美之矛盾关系问题，如特定文学作品触及社会问题仍然是审美性的表述，文学的审美本质使得文学叙述的社会性内容仍然不能等同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直接表达。对此，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罗根泽(1900—1960)，在事后多年总结中国编纂文学史的三个时期的经验时认为，主导五四前文学研究的为退化史观，在五四后变化为进化史观，1930年代变成了辩证唯物史观，而以辩证唯物史观写文学史，因缺少对唯物主义史观的整体把握，成功之作不多。［8］(pp．53～56)
二
进化史观在中国的衰微和唯物史观在文学研究上的难度，使知识界不再热衷于撰述系统完整的外国文学史，转而引进西方学院派的治文学方法———新批评:重视对文学文本的细读、用人文主义审美赏析替论演绎。1930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改革中文系课程，其《中国文学系概况》(1936)声称:该系课程要“以基本科目及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为限”，“基本科目”乃相对于工具科目与国学基础而言，包括中国文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等;而“足资比较研究科目”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以比较眼光透视外国文学之意义，“比较研究不独供给新方法，且可供给新眼光，使学者不致抱残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9］(p．296)如是“比较”，强化了外国文学课程的独立价值，也改变了授课方式:战前的“西洋文学概要”由外语系教师用英文讲授，抗战后西南联大开设“世界文学名著试译”由杨振声用双语讲授，并要求学生实践翻译，———这是重建文学史的成功经典实例!论及西南联大的外国文学课程，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变革上最富世界眼光的举措之一。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7年北大、清华、南开)》(1996)，文学院中文系1937—1946年共开设107门专业课，其中“文学理论”理论系列选课中有“文学概论”(主要是来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经典文学理论，包括现代主义文论)(杨振声、李广田主讲)，还开设了“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此举让学生自然受益良多———外语水平的提升与外国文学阅读能力的提升有机一体，对教师要求自然也很高。而外文系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大二开设英国散文及英语作文、英国诗歌和欧洲文学史等，大三要加上西洋小说、西洋戏剧、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大四则开设有莎士比亚及翻译、经典阅读、印欧语系及语言学研究，选修课则包括国别文学史(英、法、德)、断代文学史(从欧洲古代到现代各种文体)、作家作品研究(包括雨果、歌德、乔叟、尼采等西欧各经典作家)等，此外还有人文主义、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研究专题。#p#分页标题#e#
此举使英文水平有切实长进，文学及理论也有确切掌握。至于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由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兼任)和英文系，在主干课开设上与之相当。这样一来，西南联大在外国文学课方面，并不教授系统的外国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很少被触及，原因之一是教授团中几乎没有留学过俄国或专门治俄国文学的，除历史系俄国教授加拉诺维奇开设俄国近代史和俄国史之外，就只有刘泽荣、李宝堂、衣家骥、王恩治等俄语二外教员(当然，联大这块学术阵地缺失对俄国文学的关注，对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变革是莫大的损失———天然地少了识别苏联文学和苏联确认的俄国文学的能力)。而西南联大如此变革，正是受益于清华大学的启示: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整大学课程，委托朱自清等人为国文系编订“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朱自清把清华大学战前做法稍事修缮提交，虽然学界有人批评国文系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学分要求过高。而西南联大尝试通过研究具体民族国家文学之途去准确讲授外国文学———原作阅读和试译，给学界从理论上探讨如何汇通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外国文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开明书店出版《国文月刊》刊发胡山源《论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第49期，1946年11月)、闻一多遗稿《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诌议》(总第63期刊，1948年1月)、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同期)等。其中，闻一多建议把“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设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在他看来，“大学文法两学院绝大多数系所设的课程包括本国的与外国的两种学问:如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洋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但现在并没有一个大学把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或把中国政治学和西洋政治学分为两系的。
这便是说，绝大多数文法学院的系是依学科的性质分类的。唯一的例外是文学语言，仍依国别，分为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两系”。闻一多的建议大大提高了外国文学在大学相关科系中的地位，即与中国文学平等，同为“文学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该提议得到朱自清、冯至、王力、浦江清等一致赞许:冯至1947年在《独立评论》(4月28日)发文《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称:“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方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学政治的，有中英文功底就不难研究政治了，学哲学的就不那么简单，只懂中文和英文是不够的。语言学系和文学系就更不同了，无论研究哪一种语言或哪国文学，都需要第一步能读懂那种文字。”这些连同盛澄华教授《试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途径》(《周论》第1卷第6期，1948年12月)之主张，普遍强调文学研究的外语重要性，即国语和外语对中文/外文学系学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中/外文系学生在文学上汇通是必要的。而办学条件与西南联大同样艰苦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除同有坚持民族认同和努力进取之外，在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上与西南联大亦有颇多相似处。自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宣言》到1941年6月修改章程，也开设“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开讲人中，最著名的属周立波:去延安之前，在上海就研读过马列和苏联文论，通过英文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1936)等，在鲁艺讲授托尔斯泰研究和欧美文学名著，颇受学员喜爱———授课不得不从小教室转到大教室，再又移到大操场。
此外，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著名翻译家曹葆华(1906—1978)，1939年来延安后在鲁艺开设英文班，讲授惠特曼《草叶集》和菲尔丁《汤姆•琼斯》等作品;著名作家沙汀(1904—1992)曾在鲁艺讲授果戈理，经由英文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的周扬和长期旅居苏俄的文学系主任萧三(1896—1983)等讲授苏俄文学等。到1941年，鲁艺已初具大学雏形———显示出正规化和专业化特点，如各系必修“西洋近代史”、“外文(俄/英/法)”和“艺术论”等公共课，文学系则必修“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理论名著选读”、“翻译”等，期间鲁艺云集了除这些人之外，还有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张庚、田方、洗星海、吕骥、贺绿汀、王朝文、华君武等优秀人才，茅盾于1941年6－9月曾受邀前来讲学，艾青、丁玲、高长虹、萧军等也应邀来此演讲。对这种重建大学性的改革，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还代表中央发表了肯定性意见。只是整风运动，使这些大学性先被批评为“关门提高”、后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直至大学性被改造成工农速成中学性，“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从切实的文本选讲演变成文学史概论，远离了学术性和外语的要求。西南联大和鲁艺这种培养学生独立阅读文学文本的能力、促使教师在研究基础上提升教学质量的做法，与当时和后来的西方大学很流行的新批评阅读，遥相呼应。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adimirNabokov，1899—1927)，1948年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副教授、1952年受聘哈佛大学讲师(1958年离职)，讲授英、俄、法、德等文学大师的创作和英译俄罗斯文学课，短短几年讲授笔记，而不是系统的文学史工作《文学讲稿》和《俄罗斯文学讲稿》，成就了他小说家之外的文学研究家的声望。对此，在散文《固执己见》(Strongopinions，1973)中他解释说，“我设法向学生提供有关文学的准确信息:关于细节及其如此这般地组合是怎样产生情感火花的，没了它们，一本书就没有了生命。就此而言，总体的思想不重要。
谁都能看得出托尔斯泰对通奸的态度，但要想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优秀的读者必须乐意去想象，如百年前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夜间火车之情形”［10］(p．261)。不单纳博科夫是这样理解世界文学，新批评式理解文学的国际著名批评家、耶鲁大学布鲁姆教授(HaroldBloom，1930－)，在1990年出《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1994)，针对后殖民浪潮和解构主义试图颠覆既有的文学经典，他从文学审美具有超越种族、性别、国别的普遍性价值，和不同作家具有不同文学影响关系等角度，细读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和莫里哀、约翰逊博士、《浮士德》、华兹华斯和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从具体文本的字里行间读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不断解构和重构之规律及其意义，再次让国际学术界看到文学文本的魅力。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英国小说导论》(2003)，则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解读斯威夫特、狄福、斯特恩等英国著名作家的小说特点和意义，同样令人叹服。这些人的如此阅读，个性化地解释了文学史上的具体情景，意外地扩展了他们作为作家或学者或理论家的声望。很可惜，这些能意外地与国际学术潮流并行不悖的文学史著述和文学现象理解的现象，先是因为战争局势紧张、后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改造所影响，没能获得可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
三
在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领域的这种冲击波至今仍有余音。原本是专业性的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文学史观高度意识形态化，并且用体制化方式处理学术问题———借用苏联体制改造中国大学。但是，苏联延续帝俄时代借鉴日耳曼大学体制，尤其是其教研室制度，如语言文学系设有外国文学教研室(зарубеж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кафедра)，负责开设外国文学史基础课和系列选修课(苏联解体以后这种学科制度继续保留着)，有效保证苏俄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性———借助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高校编纂出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史》，这是高校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教材，而不是高校任意编写缺乏专业性的教程。例如，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耗时近20年(1976—1994)著述8卷本《世界文学史》，其知识之丰富、体系之完备令人钦佩:任何章节的作者都是该领域杰出专家，如科学院院士M．阿列科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著名法国文学和西欧戏剧专家C．莫库利斯基教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专家A．斯米尔诺夫合作该套文学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卷(1978年初版、1987年再版)，从而使之在中世纪文学的文献运用、史料处理、体例安排等方面，以及对世俗文学(свет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民间文学创作等研究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样，对欧洲诸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包括史料考据和对文学发展的认知，至今也是被广为承认的。而这种重视史料和文献运用的治外国文学史传统延至今天，如1990年代后期莫斯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外国文学史》便如此。
当然，苏联《世界文学史》立论和写作方式上有其不足，如对中世纪态度严厉、对文艺复兴则极为赞赏、基督教对欧洲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未得到应有重视等，但比起苏联人著述的任何版本《苏联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的著述要严肃得多，亦更有学术价值。在中国学习苏联的情势中，学术界学习苏联建构外国文学史方法，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遗憾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大学盛行的意识形态写作，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它不是正视苏联的世界文学史著述方法，而是照抄苏联人的苏联文学史———把苏联对自身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写作，当作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标准，结果是普遍缺乏苏联《世界文学史》的史料功夫，却有其文学现象判断的意识形态不足。这种情形，在当时及此后所出现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编《外国文学参考资料》(高教出版社，1958—1959)、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964)、石璞(1907—)著《外国文学》讲义(四川大学中文系，1957—1958)、中国人民大学文学教研室编《西洋文学选读》(1958)等，有着这个时代明显的印记;与强调文学作品细读的吕叔湘编注《西洋文学名著选读》(上海开明书店，1950)相比，这些教材既缺乏“文学”的历史性，又少了文学“历史”的研究深度。总之，这时期与其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同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并未按国际学术进展去重建文学史，而是为解决内部的拨乱反正问题，试图以人文主义替代其他观念和理论，对人文主义作为欧洲近六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潮流所发生的危机茫然无知，人文主义演变为人类中心论和人类理性至上论，为19世纪末以来欧洲和俄国知识界所诟病，且对人文主义认知的如此变化，影响到对历史的判断，也改变了文学史编纂的原则———要求恢复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
论文化学论文范文8
关键词: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文化;特征
引言
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并非是纸面上或口号上所倡导的“方略”，应是有学术质量与思想质量的衡量准则。假使文学理论研究只停留在口号、纸面上，将毫无意义，更别说社会意义、学术意义、文学创作意义。要充分突出文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意义，我们就不得不从文学理论任务、文学理论互动与对话、文学理论的民族文化特征等角度出发，深化研究层次。其中基本任务、互动与对话是其民族文化特征建构的抓手，是文学理论多元化发展的前提。
一、文学理论的根本任务
我们在构建文学理论体系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现有的知识框架中聚焦和设想文学理论的任务。其实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便有古人对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譬如《论语》中诗歌可以“怨、群、观、兴”、可以“识草木鸟兽之名”，现在来看，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我们仅仅从《论语》的角度出发，探究文学的功能、意义、任务，似乎又太过简单。文学所蕴含或拥有的价值、意义远非如此。当时的知识水平与文学表述，与当时的诗歌发展状况是相对契合的［1］。然而在现代社会，我们在深入探究文学理论时，却不能将视角局限在古代，应融入现代语境，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和机理，解释文学理论所探究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发现，人类认识、改造并影响世界的方式，通常有精神实践、宗教、理论及艺术等。文学理论通常负责解释“艺术”改造世界的意义和方式，简而言之，就是以文学为抓手，阐释或探究民族的文化记忆和审美想象。其中的文化记忆，是建构我国历史表述的关键内容之一。但需要解释的是，本文所探究的历史表述并非真实发生或实存的历史，而是与历史有差异或者虚构的叙述。实际发生或存在的历史，是历史学家所要探寻或解决的问题。历史表述则与历史真相有明显的差距和差异，但为什么这种历史表述会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拥有鲜明的作用?则需要我们从审美的历史意义的层面来分析。通常来讲，文学理论既要深入阐释审美历史和审美本身的相对性和形成机理，还需要明确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个问题便涉及到审美、想象力及主体与审美相互联动的特质。鲁迅先生曾指出“用文学改造民性”。他所设想的审美是促进新社会主体形成与建设的根本，因此鲁迅的审美包含着“反抗的感性”，涉及到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虽然“反抗的感性”在相关学科中难以得到突出和强调，然而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却拥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是文学理论探究“历史表述”价值和意义的基本抓手。特别在近现代的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的“改造价值”或者说是“掌握世界的价值”，能够得到突出和彰显。在深层面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将审美进行细化，努力探求审美的内涵。明确审美想象力在表达方式上的基本特征和特点，其中符号体系与文学形式是审美想象力的结果，反过来符号体系又塑造了审美想象力，深化了主体与符号之间的关系［2］。在现代社会，我国需要深入分析传播工具、符号及体系之间的联系。科技的发展为各类新型的审美符号塑造奠定了基础，这些符号又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方式与感觉方式。譬如电视、电影等，而这些都是现代文学理论需要深入研究的侧面。此外，我们还需要探究的是文学批判。文学批判形成了新的文学阐释。文学阐释又是现代阐释学的主要分支，拥有诸多的学派，如符号学派、精神分析、历史批判等。阐释学的研究突破是优化文本的阐释方式。传统的阐释方式较为多元，能够为文学价值的多元化阐释奠定基础。简言之，就是不同解读者在解读文学作品时会有不同的结果，解读角度不同也会得到新的、不同的解读结果。然而从悲观的角度来分析，如果特定的文本拥有无限的解读版本，那么人们现有的沟通体系便会崩溃。如果解读文本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虽然能够方便人们沟通，但依旧不够全面。所以现代文学阐释需要一个框架，将文学文本纳入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使其阐释出的形态内涵、思想理念更加准确。而这便是文学的再创造或再生产过程。综上，文学理论的根本任务是阐释艺术掌握世界的机理，其关键所在是探究文学的历史表述，核心是审美历史与审美的表现形式，但需要在现代阐释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优化和完善。
二、文学的互动与对话
文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论证“应当存在”或“已经存在”的文学。这种论证主要包括道德、文化、社会、历史的基本观念，需要深入阐释情感、人性、生命、美、善、真的内涵。文学理论作为现代知识阐释的重要学科，必须与相关学科进行对话，譬如法学、经济学等学科，通过相互参照、相互呼应、相互制约与相互修正，明确文学的价值和内涵，同时也能为文学理论研究的社会价值彰显提供必要的依托和基础。让文学学科的内容能够被相关学科快速吸收和消化，被利用和整合。有关“文学理论研究指导文学创作”的观点“鲜有提出”，但却有存在。因为文学理论与文学创造的视点有所不同，文学理论探究的是更宏观的命题，而文学创造则挖掘微观的“情感、思想及内涵”。譬如文学理论是从社会学、美学、人文学、历史学等角度对文学文本进行宏观探析，是对文学表现形式的剖析;文学创作则从人物、事件等微观层面对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进行“反映”“烘托”和“暗示”。因此，文学理论研究的性质是“理性”，文学创作的性质是感性。但文学创作过程中所蕴含的元素和要素较为广泛，普遍涉及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生态、医学等诸多的层面。现有的文学理论研究如果以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方法，挖掘文学文本中所蕴含的“多元要素”，显然不现实，也不够充分，更会存在诸多的偏差。所以，文学理论研究必须与其他学科交融起来，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成果来探究文学文本所隐含的“内容”。如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探究文学文本中所涉及的民俗、风俗，可以帮助文学理论研究者获得文化层面的研究成果。譬如《论语》《三侠五义》《镜花缘》《老残游记》等。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究明清拍案小说中的情节、人物及内容，又能为学者明确明清时期的社会风貌提供支持与帮助。因此，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文学理论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和互动，拥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如果换个角度，将文学理论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和对话看作挖掘文学本质的抓手，则这个抓手在某种层面上，将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因为文学理论研究取决于文学创作［3］。文学创作不仅仅是创作者通过艺术形式将自身的思想、情感及价值取向进行呈现的过程，而是对特定社会场景、历史语境及文化特质进行“描绘”的过程，它不像文学理论那般拥有较高的“论断性”“推证性”及“专一性”，而是通过对覆盖多种元素的“实物”进行描述，使其展现出来的过程。展示过程可能涵盖社会风俗、人文理念、文化行为、文化肌理、意识形态等多层面的内容和要素，是创作者在潜意识或有意识中对社会或历史的客观反映。因此，这便促成了近代阐释学多元化发展的结果，即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由于文学创作所蕴含的要素或内容较为繁多，而通过文学理论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和互动，可以为文学理论研究者挖掘文学文本所展示的多元内核拓宽方向，所拥有的学术价值较为鲜明。所以，这种“对话”与“互动”，必将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趋势。同时，也将成为文学理论研究发挥社会价值的根本所在(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被其他学科所吸收和利用)，但这种互动和对话，必须拥有较强的指向性，如文化特征较为明显的文学文本，需要融入文化学科的知识，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地理性较强的文本，需要融入地质学研究内容，如《山海经》《徐霞客游记》等。如此，文学理论研究的针对性便能得到提升，文学价值彰显便得到了保障，文学阐释便得到了固定的视角、框架和指引［4］。
三、文学理论的民族文化特征
文学理论是伴随历史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拥有着不同的表达范式和理论体系。现代语境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全球化”与“现代性”构成了较为庞大、宏观的历史平台。无论文学理论研究者是否愿意，都难以绕过这个特定的“舞台”，假如文学理论研究不融入这个平台，而是进入一个“虚无”的乌托邦，将会导致文学理论所探究的问题丧失意义和价值。这里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在社会发展、时代建设中的价值机理。但既然进入了这个“平台”，我们就必须明确这个平台为文学理论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必须明确这个平台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互动性与竞争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突出文学理论研究的民族文化特征［5］。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拥有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源，涉及范围较为广泛，跨越时间较长。譬如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受关注程度较高，并且在五四时期发生了转折和变革。先秦以来，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较为丰富，并且形成了诸多的“重要范畴”。然而在现代文学出现后，这些范畴便逐渐消失;20世纪中叶，中国文学理论逐渐被西方所覆盖，这种状况是我国民族遭遇全球性与现代性所产生的结果，包含着某些特定因素。然而却依旧遗留下诸多的问题，即现代的文学理论已经难以探究和解释我国古代文学现象和问题，难以明确古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机理。因为不同的文化蕴含着不同的思想体系，西方文学理论是植根于西方思想体系的，对我国文化的解释或阐释价值较为薄弱。因此，我们需要构建出属于我国的、独有的、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通过突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民族文化特征，提升中国文学理论阐释的价值。譬如在互动和对话、基本任务实现的层面上，都能发挥出显著的现实作用，使中国文学理论在学科交流与历史表述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自身所独有的功能。在微观的角度，民族文化特征不仅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性，而且将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体系恢复过来，以现代语境来优化和改进，使其拥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特点，使其能够从古代、现代、本土等多个侧面，探究和挖掘文学文本的基本内涵。通常来讲，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文化视野，是彰显我国民族特殊性的精神方位，能够在解决问题、阐释问题及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彰显中国智慧的思想性、创造性及创新性。而拥有中华民族特征的文学理论研究体系，可以更好地实现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目标和根本任务。根据相关研究，笔者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文化特征应包括如下几点:首先是彰显民族的文化视野，拥有持续的思想性。根据文学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能够发现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历史表述与审美历史是其任务的基本表现形式。然而在微观层面上，这种历史表述却存在诸多的民族性差异。譬如“反抗的感性”，便与我国近现代的历史境界有关。因此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我们应以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文化视野为抓手，明确其中的传承性和连续性，使其有别于西方的文学理论，从而突出文学理论自身的民族文化色彩。其次，拥有我国当前的思想方位。在全球化视野下，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必须突出中国当前的思想方位，在中国现代语境下阐释文学文本、促进文学理论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沟通。而当文学理论拥有我国当前的语境或语义，能够突出中国当前的思想方位时，其所拥有的民族文化特征也便愈加明显、愈加清晰、愈加突出。而从狭义的角度出发，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应提高对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手段和方法，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探究，从而在内容层次上突出文学理论研究的民族文化性。譬如文化思想特征、文化形式特征、文化制度特征、文化价值特征等［6］。
四、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