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医学教育出现了目标偏移、技术崇拜及科学倾向等一些现实问题，与健康中国战略医学人才培养相背离。而以“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为核心特质的红医精神融通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能够为当前医学教育实践语境的重塑、公共向度的重构、服务目标的重定及辅助素材的丰富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红医精神;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医学教育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适应革命形势和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广大军民，通过建立医疗卫生管理机构、红军医院、医务学校等举措，在服务于军民健康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为核心特质的红医精神。“政治坚定”是从政治环境出发，对医护人员的定位，是无法忽视的外部诉求;“技术优良”是对医护人员专业技能的要求，也是成为一名医生的合格线。以上两者均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无私奉献”是对全人的期待，不仅仅是医生，在任何岗位的人都应该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救死扶伤”是医生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和崇高使命，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治病救人是天职也是信念。这两者构成了“红医精神”的价值理性部分。红医精神的内涵特质融通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行动方向，对医学教育具有全面的指导性和针对性。
1医学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医学教育经历了院系调整、院校合并、快速发展的不同阶段，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然而，由于近些年来高等教育粗放式扩张带来的工具理性蔓延，破坏了医学教育原有的公共精神向度，也造成了人才的价值偏差。
1．1教育目标的价值偏移
高等教育乃国家事业，国家作为大学的资源供给者，毫无疑问拥有办学的话语权和教育目标决定权。20世纪20－30年代，培养政治立场坚定、救治战争伤害的医护人员成为苏区红军医务学校的主要目标。而21世纪，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我国医学院校的目标职能转变为培养“促进人类健康的医学人才”。国家对医学教育的宏观调控，虽然能够快速调整人员结构，但是也往往使教育系统内部陷入忙于应对外部命令的混乱。时代对医护人员的诉求在不断变化，卓越医生的培养需要一整套完备的课程体系、成熟的教学手段和厚实的文化资源作支撑。因此，医学教育在面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时，会因惯性的力量而无所适从。以社会期待作为医学教育目标设定为出发点，也形成了社会本位论对个人本位论的压制。一方面，医护人员成为国家医疗事业发展的工具，医学院校则成为工具的加工厂，对结果的极致追求必然导致过程刻画的单薄空洞和人才输出的千篇一律。另一方面，医学教育中的人本性和社会性被人为割裂。从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出发看待教育目标，是皮亚杰发展认识哲学的逻辑起点;而只强调社会决定论，不仅压抑了个体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而且使医学教育无法走出“外源性知识+固定程序”的怪圈。
1．2教育手段的技术崇拜
目标的设定直接决定手段的使用。“如果完全理性地考虑并权衡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这样的行动就是工具理性的。这就涉及理性地考虑达到一个目的所要选择的手段、该目的与附带后果的关系等。”［1］为了提高目的与后果的契合程度，人们一定会优先考虑手段的先进性，即追求技术在医学教育中的使用。近年来，MOOCs、云计算、大数据、AI等技术陆续进入高等教育的教学、管理与生活，给师生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技术的广泛使用也大大弱化了教师的批判意志，造成“教学质量好坏”取决于“教育技术高低”的假象。这种偷换教学本质的行为是工具理性的越位，表面上是技术服务于人，而实质上是人受到技术控制［2］。教育手段的技术崇拜能够在技术空白期迅速提高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大大节省语言教授的时间，提高学习效率。但在技术饱和的发展后期，高校课堂教学改革就容易掉入情景化、模式化、便捷化的陷阱，忽视高质量的互动、有益的探索以及对教育规律的把握。不仅如此，若在应用技术的过程中，不以教育为本，而使技术泛滥、误用，“让技术来决定教育的性质或状态，这种本末倒置给教育带来的只能是本真的失范”［3］。
1．3教育内容的科学倾向
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是构成教育活动的三要素，三者之间的矛盾也就构成了教育的内在矛盾。从因果逻辑出发，教育内容问题应该从其与教师、学生的适应性角度来破解，但在工业化不断演进的时代，工具理性的地位凸显，社会外部的政治、经济诉求成为医学教育内容的决定性因素。几次工业革命重塑世界格局，对医学教育最具影响的是科学主义。以经验为主的默会知识，成为能够编码、组装的科学知识，能够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一对多点的系统性推广，大大加快了育人效率。但是，科学的首要特征在于分析，而分析意味着化整为零，将问题切割看待并使事物静止化;科学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客观，而客观意味着对事物的原本解析，需要剥离人在其中的意义。在科学独尊思潮的强烈冲击下，医学教育虽然致力于人类疾病的探寻，但却忽略了人性，丧失了人文内容;导致医学教育专注于病人肉体疾病的治疗而忽视了对病人的人文关怀［4］。医学教育只传授与诊疗技术有关的科学知识，只挑选与学生就业、工作有关的核心内容，导致毕业生在工作中缺乏与人共处的能力，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正是由于纯粹科学导向的内容设定具有刚性、离析等特征，使得培养出来的医护人员在工作中缺乏心理弹性和精神张力。
2医学教育的时代诉求
绝对的工具理性造就精致、自私的利己主义者，而绝对的价值理性则导致不计后果的虚无主义者。价值理性解决“做什么”的问题，而工具理性针对“如何做”的问题。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适当范围内才能产生积极影响，任何一方的极致化都会造成育人结果的偏差。因此，为了避免教育的扭曲与异化，确保人性的全面与完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必须和谐和统一。
2．1医学的本质需要科学与人文的双重支持
医学是一门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学科，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体现了医学的专业属性和技术依赖，在面对疑难杂症时，医生必须利用科学手段、精密仪器，以便有效治愈疾病，减轻病人痛苦。价值理性则体现了医学的社会属性和人文关怀，在物质生活日渐丰富的时代，人们对医疗、保健、卫生越来越重视，不仅希望医生医术精湛，更期待他们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给予病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医学的双重属性需要科学与人文的双重支持。在我国，医生是一种风险高、压力大、要求高、负荷重、社会评价低的职业，更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5］。由于已成体系的医学知识与诊疗技术更容易教授，也更容易用标准化手段来评判，因而备受医学院校青睐。人文素养多存在于心理、精神层面，隐蔽且难以测量，成效也无法立竿见影，在高等教育中则日渐式微。工具理性过分膨胀，价值理性相对暗淡而打破了价值和工具间的二元平衡［6］。如果遵从医学教育本质，在大学阶段强化人文素质教育，在学习技术的同时，形成影响终身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合作能力与沟通能力，培养乐观自信、勇于探索、敢于奉献的医学精神，将为学生毕业后工作奠定坚实的职业基础。
2．2学生成长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交替进行
马克思认为，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自然无机条件之中［7］。人的成长就是利用工具、形塑自我的过程，也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互动过程。当下盛行的科学思潮，以分析的手法切割了人性，分裂了教育的本质，亟需予以修正。具身哲学认为，人是以整个身体去认识世界，不仅仅是心灵，认识行为的发生必然要以完整的人作为必要条件［8］。学习过程的方式和步骤是被身体的物理属性决定的，认知的内容也是身体提供的，而身体又是嵌入环境之中的。我国也一直强调以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主要目标追求，但局限于校园、教室一方之地，仅仅通过二手知识发展自身的教育形式是难以支撑全人育人理念的。学生的成长需要生理体验与心理体验之间强烈的联系，需要在具体环境中感悟、升华，即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交替进行。理论帮助学生建立知识结构，发展抽象思维能力，便于日后深度学习的推进。从事医护工作关乎他人生命安全，需要反复试验、精准无误的技术指导和知识支撑，在课堂中传授医学知识是不可替代的一个环节。但是，医护工作不是纸上谈兵，更需要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因而实习、实践，多看、多练习是帮助建立医学直觉，修正理论模型不可或缺的方式;实践所能提供的动态思维、综合能力与经验案例，又是理论学习的重要素材。理论与实践是互为前提、螺旋上升的过程，与学生的成长规律十分匹配。
2．3政治经济环境需要综合型的医护卫生人员
Longman字典认为医学是“治疗和认识疾病的科学”，Dorland医学词典则把医学界定为“诊断和治疗疾病以及维持健康的科学的艺术”［9］。传统医学模式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之上的“诊断—治疗”模式，基本思路是寻找疾病或病理的生物学病因，通过消灭病源达到保障健康的目的。这一医学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巨大成功。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民生活的日渐富足，人们对健康的要求超越了“治好病”的直接诉求，而期待更加优质的医疗环境、更加温馨的诊疗氛围以及养生预防、延年益寿的良方。时代的进步，需要更为综合型的医护卫生人员，需要精湛技术与人文素养的结合。2017年10月，在党的报告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全方位、全周期，意味着技术与人文的并驾齐驱，需要新的能力解决时代新的问题，比如以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以流畅、通俗的表达解答病人疑惑，以共享合作实现跨院诊疗等。综合型医护人员需求与全人理念不谋而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迎来了新的机遇。
3红医精神在医学教育中价值
高等医学教育的人才培养需要一种中介力量，用以弥合工具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鸿沟，而以“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为核心特质的红医精神恰好能够满足“全人回归”的育人理想。
3．1重塑当前医学教育的实践语境
当一种价值、一个理论扭转了社会想象的时候，人们会开始从事、拓展新的实践;此时，新的前景会使实践变得更有意义，这种前景是在价值层面首先被阐述，它将使实践语境变得更有深度［10］。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红医精神，能够通过故事引导、心理画面的创造，使实践语境和实践氛围变得富有想象力和情境性。教育医学生在治病救人的同时，要将自己与红医先辈置于价值同等的坐标轴上，这既是一份自我激励，也是一种灵魂对话，无疑对发展医学生的共情能力大有裨益。
3．2重构当前医学教育的公共向度
将红医精神的价值理性融入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教学、管理评价之中。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红医精神既体现了一种公共价值，它所蕴含的公共关怀、公共参与、公共责任是医学教育理应包含的要素，也是全人培养的逻辑旨归。这种公共向度应积极融入医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使知识、能力、态度彼此割裂的教育目标，条框分明的课程教学，以及不同组织的管理评价，能够从内部由一种共同的价值牵引，弥合由分析、分工而造成的隔阂。只有这样，医学教育的不同环节在呈现多样形式的同时，才能具有同样的根基和“形散神不散”的魅力。
3．3重定当前医学教育的服务目标
以红医精神的工具理性度量价值探索的限度。偏激的价值理性会使人们执着于终极目标的达成，而忽视现实条件，以至于“不择手段”。而红医精神的工具理性，限制了医学教育的应用范围，明确了医学教育的服务对象。过去，我们要培养政治立场坚定、技术优良、救死扶伤的战场医生;现在，我们依旧具有国家意志，为中国、为社会、为地方培养、输送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意志的医护人员。价值是一个包罗万象、近于无限的概念，“工具”等外部力量的限制，确保了价值的合理性，也确保了医学人才培养的合理性，使学生能够成为均衡的、不偏不倚的人力资本。
3．4丰富当前医学教育的辅助素材
将红医精神的工具理性作为医学价值层面的补充素材。“技术优良”作为红医精神工具理性的重要一面，要求医护人员具备过硬的技术本领，在实践中领悟知行合一的力量。由于实践具有偶发性，会遇到理论构想不曾涉及的意外，因而可作为医学研究的突破口，丰富临床的意义。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但只有精湛的医疗技术与诊疗水平，才能发现特殊案例，超越理论的高度，变为其辅助素材。总之，红医精神是苏区时期党领导广大军民在医疗卫生实践中形成的，集理想、价值、技术、情怀为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既有对医疗事业的价值判断，也有对医护人才培育的技能引导。红医精神吸纳了经验医学与现代医学的优势，主张医学是自然、社会、人文等多重样态构成的综合体系，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医学实践的动力与支撑。对身处红医精神发源地的赣南革命老区来说，以此作为医学人才培育的价值理性引导，兼具地利与人和的双重优势。
作者:蔡运荃 单位:赣南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