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美学论文范例

环境美学论文

环境美学论文范文1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善于把握学生的心理,遵循学生的心理规律和认知规律,运用好多媒体教学手段,使学生进入最佳学习状态。诸如教师在图案设计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自主设计一个“面具”,为了打开学生想象的大门,教师就可以通过多媒体为学生播放一些中国京剧脸谱、西方化妆舞会和藏戏的一些面具,以及其具体的一些涉及文化内涵的事物;在学生完成自己的作品后,教师还可以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让学生做一些展示以及陈述,一方面可以共享优秀的制作经验,另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这样以多媒体为串连就避免了传统美术课堂教学中以说教为主的生涩和枯燥。

2利用直观的演示方式

在对美术具象的讲解中,总会涉及到物体的局限,一本书,一支粉笔教师无法穷尽和全面地展示结构,学生的理解就出现了真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来进行展示,诸如在素描课程中对形体的理解——立方体,实物展示学生看见的“面”是有限的,缺乏立体的感觉,而如果多媒体的演示,不但可以将立方体的十二个转折体现出来,还可以通过透视线的变化这种直观的演示方式,使学就能准确把握问题的本质,形象地理解素描教学中物体在空间透视变化这个抽象问题。在实际的美术教学中,多媒体课件是比较常见的,其不但绘制快捷方便,而且还有生动的意境,以这样的电教媒体手段来组织教学,中职美术教学的效率大幅提升,往往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多媒体网络技术并非万能的,手工制作、写生绘画等都不能假手于多媒体网络技术,教师要善用利用多媒体的演示方式,但是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是不能放松的,只有如此才能使多媒体真正为教学服务,而不是左右教学,影响到美术教学基础性的东西。

3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以往的美术教学注重的是教授,学生的主动性难以得到很好的发挥,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大大限制了美术教学的发展,也影响了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为此,在中职美术教学中,引入班级教学、小组教学,并且将多媒体教学手段融入其中,充分利用学校的多媒体资源。在教学能生动形象地把多种教学方法,如直观教学、启发式教学、视听强化教学等紧密结合起来,适应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真正使学生爱学、乐学。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从而达到在积极的情感体验中提高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的教学目的。

4选择灵活的作业形式

以往的美术课的作业形式比较刻板,除了用到铅笔、水彩笔、颜料等,就是做一些剪纸、泥塑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都难以满足中职院校学生的学习需求,对其终身、长远发展十分不利。多媒体网络技术成熟之后,美术作业的形式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日记本来是学生比较熟悉的,如果让学生用多媒体制作日记,学生会怎么样呢?学生不但可以搜集图片,文字,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插入到日记中,让日记不但有图像,还有声音,在这种氛围下,学生的创造力将会得到大大提升,不但使其认识到美术学习的玄妙,也能够加深对多媒体网络技术的了解。还比如在美术欣赏课中往往就只有一张书本上的小图,只靠老师口述,既费时费力,还不能介绍的具体全面。而这些问题现在都可以通过多媒体来解决,不但老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而学生也可以通过多媒体制作美术欣赏课PPT课件,通过这种做,使学生自主思考,自主学习,从单纯被动接受知识的“客体”变为自觉主动学习探究的“主体”,这样不但推动了教师应对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这种灵活的美术作业形式也为学生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让学生的美术学习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使学生得到了最根本的美术教育,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对学生日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5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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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给大学生党建工作带来的机遇

1丰富了党建工作的内容和形式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和海量性为大学生党建工作的资源组织和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新媒体集文字、声音、图像、动画于一体的传播形式,不仅使学生党建工作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生动,而且贴近学生生活、思想状况、心理状态,比传统的教育形式更具吸引力、亲和力和凝聚力。

2促进学生党员的教育主体作用的发挥

在网络媒体环境下,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交互性、即时性的特点,开展大学生党建工作,极大地方便了学生党支部和学生党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学生党员的教育也由被动变为主动,海量的信息、丰富的资源、多样化的素材,不仅为学生党员提供了自由的自学环境和相对独立的学习空间,而且有利于调动学生党员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创造性,促进学生党员的教育主体作用的发挥。

(二)新媒体给大学生党建工作带来的挑战

新媒体传播的信息来源范围广、成分复杂、信息量大,大学生的思想容易受到行行色色的信息和文化的影响,思想的可变性大,对信息的筛选和甄别能力相对较弱,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常常以简便、快捷的新闻代替深度报道,大学生在接受信息的同时极容易随着媒体的倾向展开思考,缺乏独立思考;新媒体信息传播的迅速使得不良信息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范围影响到大学生,在学生思想意识中,可能一条不经意的微博信息或者QQ聊天信息就能颠覆我们辛辛苦苦构建起来的思想阵线。新媒体环境下,开展学生党建工作,对党务工作者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交流方式的改变、心态上的适应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以学习、交流、服务为立足点,加强监管力度,积极构建大学生网络党建工作平台

在新媒体环境下,开展高校党建工作,一定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结合“90后”学生特点,以学习、交流、服务为立足点,采用学生惯于和乐于接受的方式,突出党建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构建网络党建平台,有针对性、实效性地开展党建工作。

(一)以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为根本,搭建网络学习平台

以提供党的理论知识、方针政策、形势政策等为主要内容,促使党员和党外群众理论学习的网络化、便捷化。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党的基本知识、政策法规、时事政治、党史上的今天、党史人物趣事、网络党校学堂、理论研讨等特色栏目,提供电子版党报党刊、电子书籍、视频资料等学习资料的下载。让大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感兴趣的内容学习,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同时,还要开辟专门的考核评价平台,整合现代网络资源优势,建立考试系统,实现在线考核、在线评价。此外,为了进一步调动党员的参与积极性,可以不定时举办党建知识问答、党建征文活动、新政策知识竞答比赛、网络思想政治论文写作等,让党建学习更具有吸引力。

(二)以深入了解学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为目的,搭建党建工作交流平台

利用新媒体的交互性特点,一是在党建网站设立党员论坛、专家点评、师生对话等互动性较强的栏目,针对时事新闻、社会热点、焦点话题等内容进行交流探讨,同时党建工作者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引导学生在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抵制错误思想和错误观点,澄清模糊认识。二是利用微博方便、迅速、互动性强的特点,开设党建微博,打造“红色微博”,成立专门的微博写作小组,明确负责老师,由相关老师、学生党员定期撰写博文,经过党组织的严格把关、过滤、筛选,挑选优秀文章上传,充分发挥微博的图文并茂优势,介绍党组织的相关知识、活动动态、党员的先进事迹、身边同学自立自强行为,让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都能够及时接受教育,了解党组织动态,扩大党建工作的影响力。三是建立党员QQ交流群、书记在线QQ群以及微信交流群,让学生与党组织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可以覆盖各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自由交流,便于支部书记及时掌握支部党员的思想动态和舆情形势,及时解决党员的思想困惑和生活疑虑,第一时间让学生获取权威信息和教育,将网上党建与网下党建相结合,充分发挥新媒体在学生党建方面的作用,让党建工作进入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学生能够处处学到党的知识,时时得到党的关心。此外,各高校要结合自身特点,打造品牌教育栏目。如华中农业大学打造的“红色微博”、北京大学的“红旗在线”、浙江大学的“求是潮”等网络教育平台都发挥了重要的教育功能。

(三)以服务学生为宗旨,充分发挥新媒体高效管理、宣传的功能,搭建党建工作服务平台

一是开设党务工作者办公系统,实行网上办公,各项日常事务性工作通过系统进行,提高党建工作效率。二是开设新闻、通知、公告、留言板块等,校园新闻、活动信息等,为学生提供快速的网络信息服务。三是建立网上党支部,利用网络进行日常党建工作,在校的或不在校的学生党员都可以定时上网过组织生活、参加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提交思想汇报、交纳党费等。同时,支部还可以通过网络相册、电子书展示支部特色活动,使党组织的影响力延伸,可与其他的支部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四)加强监管力度,确保网络信息的健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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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主体互动参与性更强

音乐教学的主体则是教师和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同样也是音乐教学的关键。同其他课程不同,音乐教学是教师与学生之间通过音乐达到一种互动和沟通,实现教与学的过程。教师通过新媒体,可实现教学内容、教学工具和教学方法的数字化。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接受者和反馈者,能够通过新媒体实现知识吸收、理解的数字化。新媒体具有良好的互动性,同时能够有效及时地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形式多样的信息沟通和资源互动。在新媒体环境下,课堂下有着更为广阔的互动空间,学生与教师可以通过新媒体实现课程作业、音乐理解、音乐鉴赏、音乐制作等全方位的互动。同时,新媒体的可复制性也为音乐教学实现重大推动作用。传统音乐教学中,学生在课堂上对于音乐内容的理解和记忆均有限,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复制能够无限地再现课堂教学场景,帮助学生不断消化和理解。同时,新媒体提供了广阔的音乐素材库,能够为学生的音乐学习提供丰富的自学资源。

2.教学客体内容更为丰富多彩

音乐教学的客体即为音乐本身。音乐是一场声音的艺术,本身也有着起点高和难度大的特点。在新媒体支撑下,音乐也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不再单一由声音来表现。一般来说,音乐教师自身具有一定的音乐功底,但并非是所有的音乐形式都十分精通。但通过新媒体,各种表现形式的音乐,都能成为教师的教学素材,使学生更能感受到音乐多变的魅力,而不是限于教师自身的音乐素养。除此之外,新媒体背景下,声音能够与视频、图片、文字等信息传播介质充分结合,使音乐更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学生也能在多方面的信息融合中更深层次的理解音乐。与此同时,新媒体也为音乐衍生领域的教学提供了方便。尤其是对一些条件有限的学校来说,相关的乐器、演奏工具缺乏实物佐证,新媒体能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作用。通过新媒体,学生也能直观感受到世界大师级的音乐盛宴。

3.教学过程更为灵活多样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音乐教学过程更为灵活多样。传统音乐教学以课堂教学为主,主要通过教师的理论讲述、音乐鉴赏、音乐模仿为主。一方面,学生参与感较少,另一方面,音乐本身对学生来说学习难度较高。因此音乐课逐渐沦为形式课程,不太受到学生、学校甚至是音乐教师的重视,失去了音乐教学本身的意义。而多媒体背景下,电脑、手机、PDD、MP3等多媒体信息终端为音乐教学提供了更为现代化和便捷化的教学载体。一方面,教师不再需要通过亲自示范甚至演奏乐器来为学生提供直观的音乐感受,另一方面,学生也有着更为便捷的音乐接收方式,通过自身便携式音乐设备就能够实现音乐的再现。与此同时,学生日常生活也与音乐息息相关,学生主动形成了一定的音乐喜好,新媒体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音乐选择渠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需要加以引导、解析就能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新媒体环境下高校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1.对音乐教学重视程度不足,相关资金与设施投入不够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对音乐教学重视程度不足,音乐学科大部分为选修课程。除了音乐专业的学生,其他学生音乐学习程度严重不足。学校对音乐教学的重视程度不足,严重影响到音乐教学的投入。尤其是新媒体背景下,音乐教学对新媒体设施设备的要求相对较高。而学校在资金投入上的限制,直接导致音乐教学质量的下降。普通高校的重点课程是专业课与公共文化课,没有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然而在素质教育的要求下,音乐作为陶冶人情操、提高学生文化品位内涵的重要媒介,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2.师资队伍建设欠缺,对新媒体利用不足

教师是音乐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只有教师自身拥有较高的音乐素养,同时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才能更好地创造音乐教学环境。而事实上,许多高校音乐师资队伍建设十分欠缺。尤其是年纪稍长的音乐教师,固执地认为音乐教学主要还是依靠理论和现实中的音乐演奏,通过电子设备传出的声音难以表达音乐的灵魂。教学方法的古板、教学内容的单一,使学生很难对音乐教学产生兴趣。师资力量欠缺,教师教学方法没有与现代信息技术充分融合是高校音乐教学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3.教学模式相对落后

虽然大部分高校音乐教师已经逐渐意识到新媒体在音乐教学中的重大作用,但鉴于发展时间较短,现行的主流音乐教学模式仍相对落后,大部分音乐教师仍使用传统教学模式。一方面,教师主要实行理论式教学,对音乐发展历程、乐理知识等教授相对较多,没有充分让学生进行音乐实践与体验;另一方面,极少有教师利用新媒体等手段与学生进行音乐教学方面的互动,只是简单的播放音乐,附带简单的讲解。随着高校扩招步伐的加快,音乐教学没有在课程设置上和课程改革上跟上脚步,因此大部分学校的音乐教学模式与实际发展都已严重脱节。

三、优化高校音乐教学工作的改革对策

高校音乐教育的优化对于提升素质教育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发展意义。在现代新媒体背景下,音乐教学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高校需要结合自身发展条件,从多方面加强音乐教学的优化与改革。

1.提高音乐教学重视程度,加大相关的资金投入

高校管理者应该充分认识到音乐教学对提升学校整体教学质量的重要性,在学校教学发展规划中明确音乐教育的地位和分量。只有从管理层面提高音乐教学的重视程度,才能从上到下形成良好的音乐氛围,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艺术欣赏能力。在具体实践措施上,主要是加大相关资金投入,从基础设施上保证音乐教学发展需求。尤其是对新媒体的相关设施配备,每位音乐教师都应配备相关的新媒体教学传播工具,使音乐教学更为数字化和现代化。在乐器配备、乐队组建支持等方面,都应予以资金支持和鼓励。只有校方对音乐教学大力支持,音乐教学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有所突破。

2.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优秀教师引进力度

教师队伍建设是音乐教学质量保证的根本。高校应该根据自身音乐教学发展现状,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一方面,是对教师队伍的数量予以满足和保证;另一方面,则是强化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具体措施方面,一是通过引进新教师、从其他专业艺术院校聘请客座教授等方式,充实音乐教师队伍;二是加强音乐教师队伍的培训,强化教学成果;三是加强教师队伍对新媒体技术的运用,通过新媒体的普遍使用来提高音乐教学的质量。

3.优化教学模式,加强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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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一本讲义、一支粉笔,用粉笔在课堂上书写板书,不仅浪费大量的课堂时间,而且不能将大量的教学信息生动的传递给学生。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模式可以将图片、照片或者表格等信息以课件等形式播放传递给学生。以前,教师往往费很大的精力制作各种教具,力图使课堂教学生动形象,然而往往事倍功半。现在有了多媒体设备,可以展示给学生的不仅是文字,还可以是声音、动画等形式。单位时间传递给学生的信息量不仅数量更大,而且种类更多,课堂教学的效率将大大提高。应该认识到,多媒体教学是一个教学发展趋势。

二、教师应有效利用各种教学设备以及网络资源

从制作多媒体课件或者教案开始,没有各种多媒体教学的辅助设备,如扫描仪、数码照相机、摄像机、声音转换器MP3等,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多媒体教学的效益。当然,除了基本的教学辅助设备,充分利用庞大的网络资源,也可以很好地进行多媒体教学。如:我在讲九年级思想品德教材《我国面临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形势》一节内容时,我从教育网站上下载了许多视频:日本海啸地震、美国龙卷风、菲律宾台风、我国南方罕见的冰冻雨雪、甘肃舟曲泥石流等,使学生在生动形象的视频教学中不仅接受了知识,还受到了教育,思想上震撼,心灵上共鸣。这比传统的口头说教效果好的多。通过网络,我们可以找到所需的教案、讲义、笔记、多媒体课件、各种动画或者音影文件,提供下载即可使用,真正实现了资源共享。

三、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更要重视备课

采用多媒体教学以后,发现有些教师认为有了多媒体课件,课堂上播放给学生就行了,因而忽视了备课。这种思想往往导致课堂教学不能顺利进行。有的教师制作课件时,不动脑筋,粗心大意,没有检查拼写,导致课堂上展示给学生许多错别字,笑话百出,影响了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有的教师到课堂上突然找不到课件文件,或者计算机出现故障,致使整个教学不能进行;有的教师采用新的教学形式以后,没有对新的教学方案进行研究,导致学生不能适应新的教学速度,教学内容不能很好衔接,造成学生理解思路障碍等情况。这些情况的发生在客观上与新的教学方式的采用有关,然而这也提醒我们教师更要重视课堂前的备课。备课时要先利用各种教学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内容的输入,根据学生接收知识的先后顺序组织教学内容,应该设想和模拟课堂上教学进行的全过程,预料课堂上将会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在课前做好对策,以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

四、课堂上注意学生接收知识的程度,根据学生接受知识的实际效果,调整讲课的速度

多媒体设备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课堂上知识的容量和传递速度,将大量采用板书进行的知识展现所花的时间节省下来,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采用视觉、听觉甚至让学生亲自动手来接受知识。学生在与以前相同的时间内,需要接受比以前多的多的知识量,学生能不能接受,就需要教师特别了解课堂学情,毕竟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而作为课堂主导的教师,一定要根据学生掌握知识的实际控制课堂进程,在学生暂时不能接受新知识时,要放慢教学速度,甚至重复讲授,也可以采用提问、思考、回答等模式,巩固和加强学生对知识的吸收和消化。

五、教师应加强网络学习的能力

只有转变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网络学习意识,才能跟得上日新月异的时展;只有广大教师加强自身的网络学习能力的培养,树立现代科技意识,充分借助网络技术的支持,采用声、文、图并茂的综合表现力来表达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胜任网络多媒体教学。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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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循环”是圈行系统中的各部分以及整体,产生周期性的变化与旋升。②它融合自然之道与社会之道、思维之道与存在之道、研究方法之道与研究对象之道,是世界万物生发的格局与态势。近代,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随着地球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西方人文学科领域生发了拯救人类精神生态,呼吁环境保护的生态批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生态批评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生态批评产生。中国生态批评作为一门新生学科,其生长态势自然也遵循了超循环之道。   一、“依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看似一体”   生态批评起源于欧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见端倪,九十年代兴起。在中国发出的最初声音是司空草1999年11月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一文。真正传入中国并引起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潮是在2002年,以王诺教授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标志。国内关于生态批评的综述文章主要有: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以及其硕士毕业论文《生态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1999—2005》、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等,另外在鲁枢元教授的著作《生态批评的空间》和刘文良教授的著作《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中也提到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兴起与发展。以上学者在阐释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时候,一般都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文学归入生态批评的发展中来。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文章把生态批评兴起的时间定为1987年,其根据是文艺学家鲍桑葵1987年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中的词条“文艺生态学”;把生态批评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定为1994年,其根据是有关“生态美学”论文的发表。[1]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一文提到了生态批评在中国起步的标志———司空草1999年发表的文章《文学的生态学批评》,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她在提及国内生态批评文章和专著的时候把曾永成教授的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文艺学》、姜澄清教授的专著《艺术生态论纲》和徐恒醇教授的专著《生态美学》列为生态批评的代表作,而且文章后面把国内的生态美学会议看成了生态批评研讨会,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批评看成了一体。[2]刘文良教授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一书中有关生态批评发展综述的论述在前言的第二部分———“当代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崛起”,刘教授虽然没有把生态文艺归入生态批评,但是文中提到“2000年出版的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2年出版的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0年出版的徐恒醇的《生态美学》、2003年出版的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等,都宣示着中国生态批评研究已经‘渐进佳境’。”[3]第三部分“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现状”,提到“国内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几次有关生态批评的大型学术会议,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老庄生态智慧与诗艺》、《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小说因素与文艺生态》)等生态批评研究的学术著作陆续推出。”[4]也没有把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分开。然而,中国生态批评起步期为何会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看似一体”?原因就在于这时候的中国生态批评是“依生”于西方生态批评、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而成长的。   二、“竞生”和“共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耦合并进”   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后,马上引起了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两个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这种关注有其必然性。首先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都是在地球生态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而产生的,本是同根而生;另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彼此有着学科互补性,能够耦合交融。生态批评属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应用研究维度,生态批评的发展能够促进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又能反之为生态批评提供更好的哲学支点和理论规范。中国的生态批评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中国本土又有其知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所以生态批评传入中国以后,其发展有两支主流。一支主流是最初把生态批评从西方引入中国的那一批专家学者,这批学者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大都是从事比较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一般英语水平高,能直接阅读欧美的最新学术成果,及时了解西方的学术潮流。比如王诺教授还曾去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王诺教授在哈佛大学一年访问的学术成果。除王诺教授外,这一支流的代表人物还有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胡志红教授、刘蓓教授等。另一支主流是在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传入中国以前就从事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代表人物有袁鼎生、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刘文良等专家学者。   前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王诺、韦清琦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王诺教授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开始发表关于生态批评的文章,主要有:2002年发表《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2005年发表《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2006年发表《北美印第安神话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三人谈》、《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我们绝对不可等待”》、《从生态视角重审西方文学》,2008年发表《论华海的生态诗》、《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生态批评读本”述评》、《生态批评的思想文化批判》,2009年发表《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梭罗简单生活观的当代意义》、《“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2010年发表《从表现到介入:生态文学创始人卡森的启示》、《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从王诺教授2002年到2010年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文章特点来看,主要有两方面转化:一是其生态批评逐渐把生态美学的审美性批评引进生态学、文化学批评;二是其生态批评不断扩展批评空间,从起初的对生态文学、自然写作作品及作家的批评扩大到了对整个西方文学、中国传统经典的批评。韦清琦教授任教于南京师大外国语学院,也是在2002年开始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论文。2002年发表《用生命铸造的生态经典———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的春天”》、《方兴未艾的绿色文艺研究———生态批评》,2003年发表《全球化时代的“非典”及生态学反思》、《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2004年发表《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访劳伦斯•布伊尔》、《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2005年发表《生态意识的文学表述:苇岸论》,2006年发表《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三人谈》,2009年发表《农妇•剪纸•狼———重读贾平凹的“库麦荣”》、《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2010年发表《走向一种人文仿生学———论当代中国自然写作的一些特点》。和王诺教授不同,韦清琦教授较少的将中国的生态美学思想引入生态批评,韦教授对生态批评的研究一是努力将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引入国内,以促进中西生态批评的融合;二是提倡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生态批评的实践应用维度。#p#分页标题#e#   另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袁鼎生教授、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袁鼎生教授是国内生态美学学科领域的大家之一,之前从历史、逻辑、应用、比较、元学科等五个维度系统构建生态美学学科。袁教授2009年出版著作《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2010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生态批评的规范》。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袁教授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5]提倡中国风范的生态批评应当吸收中国生态美学的审美性因素,而构建一种文化、艺术、哲学等中和价值更为完备的新批评。鲁枢元教授是国内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发表过很多生态批评论文。主要有:2002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2004年发表的《精神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2005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野与尺度》、《现代都市: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生态批评》,2007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域》,2009年发表的《生态批评中的“自然”含义》。鲁教授生态批评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于《生态批评的空间》一本书中,对生态批评研究的贡献主要在“生态批评的空间”这一范畴上。鲁教授指出了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是以生物学知识系统为背景的知识空间,它不同于之前的神学知识系统和物理学知识系统下的知识空间。古代文论的形态更多的体现为“精彩灵动的话语片段”[6];现代社会的文学批评让文学艺术创作服从机械的科学定律,其理论形态多表现为“冷漠坚硬的结构”[7];当代社会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既自成系统又充满活力的批评。”[8]鲁教授认为生态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环境文学、自然文学和公害文学,表现人类在社会中地球上生存状态的整个文学系统都可以用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研究、批评。”[9]两支主流在“竞生”和“共生”中“耦合并进”。进而为下一步中国生态批评在“整生”中的超循环发展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三、“整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超循环”发展   “整生”视角下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的认同上;另一个是对生态批评原则、规范的探讨上。   (一)空间、对象认同的超循环   生态批评刚传入国内的时候,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一方面是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及其作家,另一方面是中外的现当代文学及作家。前一类多以古代自然山水诗人的诗歌、生态文学、环境文学作家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为对象,比如何悦玲2001年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共生与和谐:人类家园的古典理想境界———〈花源诗并记〉生态美学解读》是对古代文学中自然山水诗人的作品的解读;张志平2001年11月于《名作欣赏》发表的《对一种生态伦理的诗意想象———贾平凹近作〈怀念狼〉解读》是对生态文学的解读;老树2004年10月于《森林与人类》发表的《草原尽头的狼风景———〈狼图腾〉与生态文化》是对环境文学的解读。以自然、生态、环境文学作家为批评对象的文章,例如李玫2005年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发表的文章《郭雪波小说中的生态意识》。后一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如张艳梅2005年于《临沂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中国现代抒情性乡土小说的生态伦理叙事》;对外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比如王育烽2005年11月于《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发表的《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的自然生态意识》。随着对生态批评认识的加深以及生态批评学科生命力的日益显现,国内专家学者认识到了生态批评批评对象应该扩展至古今中外整个文学系统,显示出对生态批评空间、对象认识的超循环。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批评的空间》中认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不应仅仅着眼于文学作品的题材,仅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公害文学的狭小范围内。概而言之,迄今为止的文学所表现的无外乎人类在社会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都是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加以研究的。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代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巴金、王蒙、张承志、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张炜、阿来,无不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尺度加以权衡批判。……甚至不只是文学艺术,还应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话语’。生态批评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批评,也可以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10]王诺教授在论文《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也指出“生态批评的研究和评论对象是整个文学,绝不仅仅是生态文学,绝不仅仅是直接描写自然景观的作品,更不仅仅是‘自然书写’。……从根本上说,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包含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思想文化因素,对它们进行生态批评完全具有合理性。……正因为如此,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和评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文学;传统文学,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对象。”[11]王诺教授2005年发表的论文《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以及2008年发表的论文《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都是生态批评空间、对象扩展研究上的实践。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一书中也指出“文学艺术批评的空间与质域,应由文本的审美批评、审美文化批评、艺术哲学批评构成。生态批评,则相应地由文本的生态审美批评、生态审美文化批评、生态艺术哲学批评构成,形成三位一体的质域。”[12]袁鼎生教授从生态学中提炼出生态艺术哲学、生态美学超循环理论和生态学术方法,将更有利于扩展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审视文本、社会、哲学、艺术中的生态关系。#p#分页标题#e#   (二)原则、规范探讨的超循环   2007年左右,国内生态批评研究的关注点开始转向中国生态批评的原则与规范,展示了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刘文良教授2007年2月于《理论探索》上发表的论文《试论生态批评的原则》。文章提出了生态批评的四条原则:一是“以文化批评为本,但不忽视批评的审美性原则”;二是“跨文明,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审视”;三是“‘深层’透析,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四是“‘以人为本’为归指,‘生态为本’为内核”。[13]2009年4月又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本土精神:生态批评的创新之基》,认为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要立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凝练生态智慧,重视本土文学,拓展批评空间,彰显自主思维。[14]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15]提出了“生态和谐标准”、“生态中和标准”和“生态大和标准”生态批评的三重标准,以及“艺术审美生态化”、“生态艺术审美化”和“生态艺术审美化”生态批评的三大规律。2006年王诺教授、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在《三峡大学学报》一致认为中国生态批评需要以一种东西联合的精神进行研究,中国生态批评既要立足本体,又要突破本土而走向世界。[16]之后王诺在《欧美生态批评》一书中结合西方生态思想和我国古代生态智慧,列举了生态批评“生态美的自然性”、“生态审美的整体性”和“生态审美的交融性”三条原则。[17]鲁枢元教授认为生态时代中国学术将走向一个新格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开始发挥独立自主的作用,并成为构建当代世界生态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8]   基于此,鲁教授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列举了生态批评的九大尺度:(1)“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2)“人类……不应为了一己的利益、尤其是为了那些已经显得很不正常的利益去无度地掠夺、挥霍大自然。”(3)“生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诗学的、美学的问题。”(4)“不能忽视人的自然醒,人与自然的一体性。……”(5)“决不能把全球化单单看作全球经济一体化,更不能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继续破坏全球生态一体化。……”(6)“……诗意的生存,是一种低消耗的高层次生活,是人类有可能选择的最优越、最可行的生产方式。”(7)“生态文艺批评忧患中不丧失信念,悲凉中不放弃抗争,绝路上不停止寻觅,……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艺批评。……”(8)“生态批评……更是一种姿态、一种情感、一种体贴和良心、一种信仰和憧憬。……”(9)“……生态批评并不排斥包括形式主义批评在内的其它各种类型的文艺批评,因为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多元共存’。……”[19]可见,中国生态批评的当前探讨都一致性的强调了生态批评的审美维度、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并提倡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学术资源。这将是对西方生态批评单调的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以及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一种超越,同时也是中国生态批评超循环发展的一种显现。   四、结语   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遵循“超循环”的生发路线主要经过了上述“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阶段。从“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视角统观而看,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从起步时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看似一体”,到后来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耦合并进”,再到目前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超循环整生发展,显示出其健康的生长态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生态批评一定能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体系完备、话语健全、具有中国风范的成熟学科。

环境美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可持续;室内环境;人文

1传统室内环境设计中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室内环境设计领域,人文可适当地理解为深厚的文化性和带有广泛意义的人性化的设计要素,也在说明人是设计中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文在室内环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国内外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内涵研究产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可持续理念向室内环境的注入,使室内环境的绝大部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人文理论在难以再适合于表达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特质,比如我们的室内设计都是讲求以人为本,但以人为本的方式在可持续室内环境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革命性的进步。但作为室内环境这一领域范围内的研究,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观点仍有一些是本课题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扬弃。例如,钱丽竹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内装潢的主要目的是让在其中的人感觉舒适、自然,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悦,只有将人贯穿于设计的始终才能完成一项完美的作品。钱丽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悦和自由自在,这是对人类情感的关怀,也是可持续室内环境所应有之义,可以作为研究结果的借鉴,可持续还使“自然”富有更广泛的含义,使“自然”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然而然。吴美芳在论文《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人文情结》(2003年)中,以人类征服自然的传统思想为依托,解释了现代技术手段的进步以及对建材领域的不断拓展,使建筑室内环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建筑室内环境可以摆脱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满足人们对舒适度的要求。并以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型购物超市这种购物模式为例,说明了技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内环境感受。吴美芳[2]文中对高新技术的未来展望,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技术观念的一个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高技术路线,它的目标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诸如此类的文献,都说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批判性继承,有新的观念融入,对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释,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别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关怀的研究中,传统室内环境的研究成果对可持续室内环境领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许参考和借鉴。

2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中的人文研究现状

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产生已逾半个世纪,目前国内外对可持续室内设计实践方面的理论研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丽•丹尼斯(美)的《绿色室内设计》(2012年),路易丝•琼斯(美)的《环境友好型设计:绿色和可持续的室内设计》(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时产生了不少成功的设计案例,如美国新墨西哥州陶斯县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师坂茂(ShigeruBan)设计的纸质住宅,让•诺维尔(JeanNouvel)设计的法国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国赫特福德郡的BRE未来办公室等。相比较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设计实践及相应理论,人文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在了后面,呈现出发展失衡的态势。只有部分设计理论的文献对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数量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一书中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节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续室内环境的审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节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阐明了他对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本观的个人看法,周浩明认为应本着“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来重塑室内环境的人本观念;在第二章第二节的第四部分论述中,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应该具有动态的可适应性,整个生命周期要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还强调了要鼓励大众参与可持续的设计过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营造一个属人的可持续室内环境。(2)梁丽娜、高金锁的论文《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可持续室内设计》(2003年)中,提到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应蕴涵着平等、发展、公平和民主原则等最基本的哲学思想,应能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资源、环境、人、社会、经济五大系统相互协调,共同进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续建筑的自然光运用》(2004年)一书中的第七章,阐释了自然光与环境、社会、精神、心理愉悦之间的生态联系;第八章阐释了自然光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并提高我们的生态意识。(4)布莱恩•爱德华兹(美)的《绿色建筑》(2005年)一书中的序言三,谈到如何以生态伦理的观点来把控技术;以及建筑空间对本土传统的保护等所能负担的社会责任;并认为室内环境应该吸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的传统和文化精华,以西方现代化科技结合东方传统思想来寻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锋•绿见未来》(2014年)一书的绿见未来的理论部分,用永续设计的理念,为我们预测了未来建筑空间可能为我们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好的设计应该是可持续的,未来的永续建筑是看重匠艺的传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环境)、产业的变革(经济)、人的生活(社会),通过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续的目标是把庶民、人文风物、自然生态升华为“无心”的日常氛围。(6)林宪德(台)在《绿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书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了营养能量向上层传递时的急剧减少,着了保护环境和有效资源,降低熵值,提倡我们过简单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过复杂,一句话,越简单的建筑系统越是好的可持续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论述了适宜技术的社会价值和可持续意义,用现有的材料、技术、施工、设备水平下,发挥最大的地球环保功能,并且保护了当地的传统工艺的活力,使地域文化传承发扬;还借用生态经济学大师舒马赫的观点,论及了“适宜”这一人文性概念:不应该一味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消费标准、价值体系,否则会更加依赖富裕国家而不能自拔,发展经济应当适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产力应适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资源应适可而止、细密分工应适可而止、以科学方法替代常识也应适可而止。(7)大卫•伯格曼(美)在《可持续设计要点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续设计的未来”中,分析了可持续暂时不被人们认同的原因,因为新生的可持续策略具有异于传统的形式,让人产生陌生感,有的思想进步人士又害怕人们异样的眼光,而对可持续望而却步。就像早先的汽车设计成马车的模样,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让人们接受新事物。大卫•伯格曼认为“透明的绿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内空间中具有可行性,生态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当可持续设计不再有一个样子,它就不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不再是一种宣言,不再针对一些特殊的(少数的)群体。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绿色”会失去生态化策略对人们的教育意义。(8)来增祥在《可持续发展与室内设计——兼谈绿色室内环境的营造》(1998年)一文中点出了可持续室内环境具有社会性、历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续发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能源等所谓“硬件”的经济技术领域之外,同样也还与社会文化、历史文脉等“软件”因素有关,例如对风景名胜和文物的保护,对地域文化和地区人文景观延续性的重视等等。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对环境的尊重和沟通,对资源的节省和珍惜,在技术上除了运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乐于采用因时、因地制宜的“适用技术”。同时还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续发展从哲学上可与我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相沟通,这里的“人”——可视为自我或群体,“天”——是否可认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观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天人合一是人与物的共生,人与环境的“对话”、沟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论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师对可持续美学的看法和谈论,并指出可持续设计的美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它能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现在还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学、生态美学在未来的可持续设计中必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5]。(10)GrazynaPilatowicz在论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环境可持续的努力不仅要集中在建筑系统性能和保护资源上,还应当是基于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这才是一个优良的环保设计决策的必要出发点[6]。(11)YaserRezapour等在论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续建筑与文化、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认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续的社会,可持续的社会才能产生可持续建筑;可持续建筑应该作为一个文化背景来建立我们最佳的可持续文化,可持续建筑内涵着可持续文化,它对可持续社会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续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

3.1研究的起步

对可持续建筑领域的人文研究,早在1999年,已经被建筑学者郑光复注意到,他在《环境的建筑未来》(1999年)一文中提出生态性不可以压倒人文性的论点,但在当时似乎未引起太多关注,偏重生态性压倒社会性是可持续建筑研究长期以来的普遍现象。如今,可持续建筑的人文专题性研究已经起步[8]。李海霞、冉茂宇的论文《人文生态建筑的设计思考》(2006年)对生态建筑中的健康生活模式、人性关怀、全球化进程中的地域性保护进行了一些探索,并肯定了生态建筑具有这些人文特征。专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赵安启、周若祁主编的《绿色建筑的人文理念》(2010年)[9],该书是国内建筑领域的第一本关于人文内涵的专著。书中提出了构建人文理念的四个基本原则:生态性、科学性、民族性、大众性,还提出了八个基本人文理念:天人和谐、持续发展、安全高效、经济适用、地域适应、节约高效、以人为本、诗意安居,并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解释,其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专题性的学术论文有李国友、刘大平的《“绿色建筑”理念的人文拓展》(2010)和陈柳钦的《从人文视角深化对绿色建筑的理解》(2010年)。李国友和刘大平借助一个实践案例探讨了建筑与自身功能、地域环境及社会、时代背景的关系,以及进行气质、品味、伦理等人文属性的绿色评判可能性。陈柳钦[10]论述了社会生态、经济生态是和自然生态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应该说随着这三部文献的问世[11],学术界于2010年开启了对建筑人文的专题性研究。根据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于20世纪70时代提出了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生态系统,认为社会、经济、自然这三个亚系统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相生相克,构成了人工生态系统的矛盾运动。建筑和室内环境面对这样复杂的系统,其研究应该是社会、经济、自然的全面考虑。在以上三部文献的基础上,对可持续建筑的社会属性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3.2研究的深化

近年来可持续建筑研究领域出版了两本有关人文研究的专业著作。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编写了《城市社区绿色建筑规划社会人文需求技术导则》(2016),从建筑空间多样化需求;公共服务人文需求;交通人性化需求;生态环境健康性需求;社会公平性与公众参与需求等内容给出了设计建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绿色人文学组组织编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绿色技术与人文理念》(2017),梳理了中国传统建筑所体现的八大绿色人文理念,探讨了史前时期、夏商周三代和封建社会中国聚落演化的基本轨迹,并总结了“中国传统民居适应地形(地貌)的绿色营建经验”、“中国传统民居适应气候的绿色营建经验”以及“中国民居应用地方材料的经验”。刘素芳、蔡家伟的专著《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绿色技术与人文内涵研究》(2019),以现代建筑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关系为框架,从可持续技术、不同气候区的营建经验、各类型建筑的设计方法着手,阐释了材料语言表达,以及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策略,并对绿色建筑人文内涵的基本原则和营造理念做了整体归纳。与之前的研究相比,这三本著作明显更具研究深度,研究的内容更加具体化,分别在绿色设计准则、方法策略和传统生态智慧方面,对确切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细化的探讨。可持续建筑人文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和关注重点,其实是建筑所营造的空间和环境。有关可持续建筑的人文研究正在被步步推进,逐渐有细分和深耕之趋势。建筑人文和室内环境人文不完全等同,但是联系非常紧密,具有高度的相通性,上述建筑领域的现有成果,对室内环境设计领域的人文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事实上,从另一个维度看来,在建筑设计领域,乃至室内环境设计领域,国内外近来都有越来越多的设计研究者和实践者开始关注可持续和人文的关系问题,其中大多为世界知名学者。笔者在研究生论文的开题报告(2014)中[14],GrazynaPilatowicz在《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一文中[15],褚冬竹在《可持续建筑——设计生成与评价一体化机制》(2015)一书中[16],陆邵明在《空间•记忆•重构:既有建筑改造设》(2017)一文中[17],ArnoSchlueter、AdamRysanek、韩冬辰在《基于下一代可持续建筑的协同系统设计》(2017)一文中[18],他们都依据各自的工作实情、研究领域、调研资料,纷纷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人文问题的关注,并主张用人文性来丰富建筑和室内环境的可持续化发展。

4结语

环境美学论文范文7

[关键词]电视艺术;新时期;发展脉络

2018年是中国电视发展5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有必要回望历史,寻找1978年至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脉络,把握新时期电视艺术的走向。40年来,随着电视艺术的不断发展,电视艺术与电视技术工作者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置于电视研究之上。也正因此,近40年来研究电视艺术的文章不仅数量和篇幅上有所增大,质量上也有所提高。40年历程,中国电视硕果累累,电视艺术不断发展,电视产物不断增多,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在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一片大好的良好环境中,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本着敢于创新的精神,对电视艺术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化解读。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大部分学者除却对电视本体诸如电视艺术的本质、思想内容以及产生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外,还开辟了对电视市场与产业、电视美学、电视政策背景、电视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等方面的探析。由于研究成果多,研究视域广,将所有论文、著作进行整理收集难度较大,故而在初期写作中首先选取了100多篇论文进行分析,其中胡智锋从2003年到2014年间对论文及著作的年度化整理而作的《XX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XX年中国电视研究论文述评》以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等文章成为本文论述的重要依托。

一、电视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1.电视美学研究电视美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产生,对电视美的创作、美的传播、美的本质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这只是对电视美学的传统研究,是将各种电视类型看作是独立的文学、戏剧等特征,没有将电视创作、电视艺术文本之间的整体关系把握住。后期,研究者在美学方面的研究上,尝试总结标志着总体审美的一般规律。随着电视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对于美学的探究也开始不断进行自我更新,高鑫教授在《技术美学研究》中将美学与大众美学、信息美学以及通俗美学联系起来。

2.电视文化学研究电视文化学的研究与电视美学的研究发展相近,随着电视艺术内容的不断发展,电视除了本体性之外,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呈现在大众视野中,在当今多元化发展态势的状态下,电视文化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是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写的电视艺术蓝皮书,具有专业性、系统性和权威性,2010年12月出现首卷,随之2013年6月出第二卷,2014年11月出第三卷。第三卷增加了专题报告中针对新文艺的内容,对飞天奖的获奖作品进行分析,以及全国电视文艺的章节,以全局性的眼光审视了我国电视艺术发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二、电视艺术类型研究

作为电视艺术的代表类型,本文主要以新闻、电视剧、纪录片的研究现状为例对电视艺术的具体类型研究做简要概括。1958年《一口菜饼子》首次使用电视剧的概念,80年代中后期电视剧开始繁荣。1983年的《电视剧初探》已经对电视剧进行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剧的迅猛发展,电视剧创作对理论需求迫切,1987年“中国电视剧发展史学术研讨会”总结了我国电视剧创作和研究的发展历程,明确了电视剧演技方法和未来走向。后期,发表于《现代传播》上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视剧发展要评》论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电视剧的发展,丰富了电视剧理论格局,创作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电视剧创作生态。电视剧的制作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论独播剧时代电视经营理论创新》(赵斌著),就对电视剧的生产进行了研究。同时,研究的视角也出现了题材的研究,如《老大的幸福:对幸福的阐释》(刘渊、钟呈祥)就对现实题材的作品进行了分析。

三、电视艺术史论与鉴赏研究

对于电视艺术的历史研究早而有之,1992年,赵玉明就作了《中国广播电视史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仲呈祥、陈友军著)系统阐释了电视艺术的发展规律。视听传媒历史《视听传播史论》(李幸、欧慧玲著)、《中国广播电视节目概论》(苗棣著)出现了对电视业务的研究。首先要考虑批判视角的选择性。张凤铸教授曾在《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论》中指出批评的五个层次:感觉层次、感知层次、感悟层次、美学层次与哲学层次。其次要考虑批评方法的多样性,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西方传统批评模式:作者批评、理性批评、符号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二是以文化研究为核心的批评方法,如文化研究批评、社会学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等。

四、电视艺术实务研究

1.品牌化、技术产业化研究。随着中国电视逐渐进入买方市场,电视台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电视艺术实务的探索越发成为研究的重点。首先,在电视的品牌化战略方面:《电视品牌战略研究》(段鹏)对电视的品牌化运营进行了分析,《我国上星频道品牌现状及其发展研究》(何苏六、李宁著)提出了电视的品牌意识,《我国跨地域跨传媒发展研究》(徐舫州、张静滨、高阳)对卫视频道品牌与跨区域合作进行了分析,《优秀电视节目解析》对品牌化节目《艺术人生》《超级女声》进行解析。

2.电视体系、媒体融合研究。电视内部生态体系的良性健康运转对电视艺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之下,电视体系的内部构造、运转方式,以及与其他媒体的融合都成为研究者研究的重要课题。1999年提出制播分离开始,制播分离的改革与媒体间的融合就一直成为讨论的热点。《数字化时代媒体发展的格局》(熊澄宇著)就提出了“新旧并存”“功能互补”“边缘融合”“形态创新”的观点。《新媒体十论》(朱虹著)2010年提出建设性的十条意见,《三网融合话题带来的一些思考》(周新权著)阐述了三网融合状态下电视发展的新路径,《制播分离政策解读与产业模式分析》从制播分离出发探讨产业模式的规划。

五、问题及展望

1.研究方法问题。电视艺术的研究方法之多,涉及领域之广使得电视艺术的研究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但是在梳理过程中发现,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电视艺术的研究中并不常用。然而,在当代电视产品纷繁复杂、电视艺术类型遍地开花的开放性格局里,我们更应该综合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不同类型、同一类型不同时代等电视艺术产品进行分析。

2.类型研究问题。电视艺术的研究对从微观上电视节目的类型进行了具体化的研究,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对于主流电视节目类型如新闻、电视剧等研究比较重视,对于例如体育类电视分析如《中国体育的电视化生存之道》(李辉著)的论著就相对较少,因而依然存在不均衡的问题。

3.法律法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电视的发展需要遵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律法规与政治政策的框架下进行创作。然而,在对电视艺术进行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研究者对于电视艺术的政策性解读、电视艺术与法律法规的关系等方面鲜少涉猎。尽管有所提及,也只是作为大的背景论述,并没有细化分析电视艺术与法律法规的相关性。

4.地域性问题。电视艺术研究的地域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果内容的地域差异性。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数是从国家层面上俯瞰电视艺术发展的格局,而对地方性的电视研究较少。二是研究人员的地域性。参与电视研究的学者大多在北京等城市,二级城市的研究成果就普遍减少。综上,地域性的问题就凸现出来。无论如何,这些问题不能掩盖电视艺术研究的丰硕成果,电视艺术研究的脚步也不会停止,我们期待电视艺术研究的发展向着更高、更广的方向不断向前。

参考文献

张玥.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现状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7(02).

[2]李寓.关于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的现状分析[J].明日风尚,2017(06).

环境美学论文范文8

关键词:建筑;风水;文化;学术史

风水是依据向阳、风向、交通等条件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从而促进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统一的学问。其范围涵盖天文学、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哲学和美学等诸多方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建筑规划设计理论。风水文化是人们通过对自然规律进行总结的同时又按某种需要加入一些想象而形成的,它的出现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需要。风水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是使自然环境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在使用功能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它与建筑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核心理念即在于追求人居环境的最理想状态。传统的建筑风水文化上迄先秦,下至近世,在建筑规划、人居环境等方面对中国乃至汉文化圈的其他东亚国家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深深植根于社会民俗之中。

1当代国内建筑风水文化研究概览

自近代列强叩关以降,随着西方科学体系的冲击,加之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对各种传统文化一度妄自菲薄,盲目以西学全盘替代本土学术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国学界大多把风水乃至中医等传统文化视为“迷信”“巫术”,完全无视风水在中国传统建筑学、景观学和规划学中特有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后,工业文明的一些弊病日渐明显,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引起了发达国家有识之士的普遍反思。伴随着量子物理、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的发展,西方科学开始由近代的机械宇宙观向强调宇宙整体性、联系性的有机自然观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与新科学观的相通之处引起了物理学家玻尔、卡普拉等学者的重视[1]。中国传统风水文化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文化也开始被一些欧美学者所关注,尹弘基的《韩国堪舆研究———风水的文化与自然之关系》(1976)[2]、利蒲的《中国地理学》(1979)、米切尔的《大地精神》(1975)、罗斯贝奇的《风水:中国的布置艺术》(1984)、斯肯尔的《风水的大地生活方式》(1982)等等都是其中的力作[3]。中国建筑风水文化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国内学术界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了“文化热”,欧美日韩等国研究风水的学术思潮也开始影响中国,这些国内外因素促使我国学者重新审视风水在传统建筑文化中的价值。天津大学的王其亨教授、北京大学的于希贤教授、东南大学的研究生何晓欣等学者首开先河,他们从建筑、历史、地理、生态环保等不同侧面对风水文化进行了初步探索。进入上世纪90年代,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渐趋成熟,分学科的细致研究和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同时展开。1990年于希贤先生从地理学视角对风水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科学的探究[2]。1994年韩增禄先生从文化心理角度分析了东华门特殊门钉数目的成因是明朝初建紫禁城时出于风水学择吉避凶的考量[4]。1992年王其亨先生主编的论文集《风水理论研究》出版,其学术成果几乎遍及了后来风水文化研究涉及的所有学科。1995年何晓欣、罗隽的《风水史》也从历史、天文、地理、建筑、民俗等多个维度对风水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综合性研究。本世纪的头十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后迎来了将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与之相伴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也一波胜过一波,由此引发了全民的“风水热”,与建筑风水文化相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的风水文化研究除了在分学科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化细化外,还出现了比早期探索更为系统的综合性研究,甚至出现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相结合的趋势。于希贤先生的专著《人居环境与风水》和《现代住宅风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当然,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时期由于风水学的“过热”,一些完全从市场功利出发迎合民众迷信心理的作品将风水研究引向非理性的歧途。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加大,炒房热日趋降温,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回归科学和理性的学术性探索的趋势也在逐渐增强。尤其是一些研究易学和风水的著名专家响应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除肯定建筑风水文化的经济价值外,又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不同领域对其做了更深入全面的学术探讨。于希贤先生在《风水的核心价值观》(2016)一文中认为传承城市文脉,建设有中国个性特色的新城市是风水的核心价值观,而《周易》则是风水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5]。唐明邦教授在《风水文化的久远魅力和当今价值》(2016)一文中指出风水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不但可以发挥经济效益,更能产生促进社区安定、工作顺利、人际和谐的社会效益[6]。易学专家胡焱照在其论文《易学风水文化与生态文明》(2016)中,从“三才”之道、天人合一、主动作为这三个易学风水文化视角,分别阐发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7]。我国传统的建筑风水文化包罗万象,涉及到当今诸多学科领域,以下试从哲学内涵、科学原理、历史文化、建筑美学四个不同维度对国内建筑风水文化研究的当代学术史作一番梳理和总结。

2对建筑风水文化哲学内涵的探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学者展开了对建筑风水文化哲学内涵的探索。王复昆认为“道”、“气”、阴阳、五行、八卦等传统哲学范畴构成了风水理论的基本要素;他肯定了天道人道相通、反映事物的普遍联系这一风水理论的积极因素;同时也指出了传统风水学难以彻底排除迷信的思维局限性[8]89-105。韩增禄先生在1996年发表的《中国建筑的文化内涵》一文中把传统建筑风水文化的哲学内涵归纳为天人合一、师法自然、崇尚和谐、趋吉避凶、唯变所适五个方面,并列举了不少典型实例予以佐证[9]。于希贤在其2010年出版的专著《人居环境与风水》中,从中西学术系统比较的视域,指出风水的理论基础包括易经、五行生克、天人感应、建筑规划的尚中思想和“天、地、生、人系统有机循环观”等多方面的传统哲学思想,与西方建筑文化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学术体系[10]。中国传统建筑风水文化也如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无论是“形势派”还是“理气派”皆是如此。风水中的阴阳观念包含着对立统一思想的萌芽,五行与天人合一观念体现了一种用联系的整体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朴素辩证思维。与局限于传统话语和思维范式的古代学者议论风水不同,我国当代学者已深受唯物辩证法的熏陶,他们敏锐地发现了传统风水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并以现代哲学话语予以新的阐释和充分肯定。同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在生产力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客观差距,以及在历史传承中流派演变带来的牵强附会,使得传统风水文化在蕴含合理性内核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披上了一层迷信的外衣。

3从自然科学视角对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

在当代建筑风水文化研究中,不少学者都注重探索其包含的科学性、合理性因素,努力探究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力求对风水这一传统文化从科学、理性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上世纪90年代初,徐苏斌在其论文《风水中的心理场因素》中研究了风水的心理空间,他认为传统建筑的风水文化中包含了符合心理学规律的合理因素;并发现风水学中的“气”与物理学的地磁场、量子场具有相似性[8]107-116。史箴认为古代堪舆家的建筑规划和选址活动对指南针的发明和磁偏角的发现做出了贡献,因此传统风水术具有科技史的研究价值[8]214-231。韩增禄在2002年发表的论文《建筑与养生》中,发现传统风水文化在建筑的自然方位、环境的水土质量、住宅的气流状况等方面的认识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并揭示了其中包含的科学原理[11]。鄢泽兵、万艳华(2003)认为风水文化在理论上强调人与自然相互对应,和谐共处,这与现代生态学的思想是相通的;风水文化在“实践中注重对微观生态要素进行考察和对居住地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估,从而选择适宜的居住场所,并加强居住地自然环境保护”[12]。古代社会并不存在近现代社会较为严谨的专业及学科划分,科学技术等许多人类活动是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混杂在一起的。我国当代学者将科技因素从纷繁芜杂的传统风水文化中剥离出来,对于深化和拓展我国科技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并取得了一定成就。而我国学者对风水文化蕴含的养生学、生态学等科学元素的挖掘,也有助于促进当代科技朝着人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

4从历史文化维度对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

历史文化维度的研究是当代建筑风水文化研究成果最丰富的一部分。王其亨教授1986年发表的《清代陵寝地宫金井考》是当代国内建筑风水文化研究中首篇公开发表的论文,除了从建筑学角度考察地宫金井在选址、设计、施工中包含的科学性,他还揭示了地宫金井体现的风水文化因素[13]。上世纪80年代末,何晓欣较系统地研究了“风水的历史发展及其在东南地区两大流派的理论特点”[14]。同时,她分别从村落、城市、宗教建筑等方面展开,具体分析风水对东南方域传统建筑的影响;并就“风水为什么在中国长期流行以及现代建筑如何吸收借鉴风水中的有益成分等问题展开了研讨”[15]。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的俞孔坚教授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发现在建筑选址中,西方文化表现出对制高点和视控点的偏好,而中国文化偏好隐藏与遮蔽性结构。他通过考察中国与欧洲文化定型时期的地理环境差异,指出中国文化定型时期的生态经验对风水文化中的景观吉凶意识和理想景观模式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俞孔坚教授尤其强调我国商周时期,周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状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深层文化心理构成了传统风水文化的原始观念[16]。于希贤教授(2010)在其著作《人居环境与风水》中,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了洛阳、咸阳、西安、南京、北京、昆明、苏州等历史文化名城建筑规划中蕴含的风水文化元素,并且以风水文化视角考察了华盛顿、维也纳、莫斯科等国外历史名城的城市设计[17]。林臻辽(2014)通过对睡虎地秦简《日书·相宅篇》的研究,发现战国至秦时期的相宅术已经确立了后世风水术的基本取向与原则,“与后世阳宅理论有着直接的源流关系”[18]。风水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深入到中华民俗文化的很多方面,其中不乏合理性因素,但也夹杂了不少主观附会、以讹传讹的内容。对传统建筑风水文化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行梳理,可以帮助人们了解风水这一文化现象得以产生和变迁的客观历史条件,认清其社会根源,从而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目的。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更为客观全面地评价这种传统文化,既不牵强附会将其神化,堕入迷信;也不对其全盘否定,陷入。

5从美学视角对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

史箴是较早发现建筑风水文化美学价值的学者。在《山水画论与风水过从管窥———兼析山水画缘起》一文中,史箴分析论证了山水画及其创作理论同风水密切相关的史实,指出与风水地理相关的古代景观地理图实际是传统山水画的先声;并认为重新审视具有显著美学价值的风水理论与实践,对于深化认识中国山水文化具有重要学术意义[8]198-212。万艳华(1997)发现传统建筑风水文化遵循五个基本美学原则:山水相依,刚柔相济;均衡对称,和谐统一;天人感应,喝形象征;曲屈生动,回顾有情;形势兼备,以势驭形。同时,万艳华认为作为我国古代关于城市、建筑基址选择与规划设计的环境艺术,风水文化具备四项美学特征:即创作对象的自然性、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象征性和地域性[19]。孟涛、郝赤彪(2006)则认为传统建筑风水文化具有对称美、和谐美、象征美、人文美四方面显著特征[20]。庄馨雨认为传统风水在建筑美学上体现出“自然和谐、比拟象征、曲屈生动、均匀对称”四个主要特征[21]。从上述学者的研究我们不难认识到风水文化的建筑美学特征是中华民族追求天人和谐、阴阳平衡、道法自然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在展现。

6总结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