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学期的作文范文1
关键词：文学场域；重建；文学报刊；话语权
新时期的文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文革”后的荒芜上建立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活动场域不复存在：作家组织的瘫痪、作家与文学创作的疏离、现代文学传统难以为继、在历次斗争后仅存的文学期刊也大多扮演着政治传声筒的角色，可以说，“新时期文学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文学知识生产的恢复、文学秩序的重建及文学场域的生成”[1]。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既有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力量，也有精英知识分子对启蒙的强烈要求，在具体的文学和文化实践中，印刷媒介，尤其是新时期文学期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文学期刊，新的文学话语空间得到了形成和拓展，文艺界“自主性”建设通过文学期刊的平台得以实现，文学的组织机构逐步恢复等，这些都直接推动了新时期文学场从社会文化边缘向中央的位移。作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文学期刊在新时期有效开拓了精英文化的传播空间，以“人民”“主体”等为代表的文学话语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表达，并逐步确立了新时期的文学话语权。
一、文学期刊与文学场域
“报纸好像秒针、刊物好像分针、书籍好像时针，都围绕着时代的轴心旋转前进”[2]2，报纸、刊物、书籍这三种大众媒介在反映时代的具体实践中各有偏重：书籍厚积深广，逻辑严谨，自成体系。报纸反应迅速，信息种类丰富。期刊不具备书籍的逻辑性和深广性，也比不上报纸的时效性和多元化，但它的出版周期一般较短，能在短时间内集中反映某一话题、学科的发展状况；它的容量较大，能广收各位作者、各种类型的文章，呈现出各种内容兼容、资料聚集、周详深透的特点。在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文学期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戈公振先生所言，“杂志以揭载评论为主……报纸之论说，对于时事表示临时的反映；杂志之论文则以研究对于时事的科学的解决……尤有卓识也”[3]6，期刊被赋予了“解释社会及其各部分，预测发展趋势，并把零碎的事实联系起来，阐明新闻的意义”的重要价值和使命，“是伟大的注释家”[4]150。在文学研究中，陈平原等学者都强调回到文学现场的重要性，文学期刊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现场”。文学期刊往往作为镜子、作为历史的活的见证，呈现了文学现象、文学理论、文学作品和文学争鸣等发生的历史现场。就文学期刊而言，它在用文学的形式及时深刻地反映现实、迅速传递文学信息、跟踪文学发展变化历程方面具有特别的优势。中国新文学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文学期刊杂志既是文学作品从个人创作到大众阅读的重要媒介，又是作家作品为大众接受的转化场、作家和读者之间的联络站。通过文学期刊这个平台，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到读者及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而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文学期刊还作为“文坛”的重要空间实体，提供了文学活动的“公共空间”；并且许多文学作家本身就从事着文学期刊的运营和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大众传播领域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的方针、政策、意识形态的变化直接决定着文学期刊的发展方向。“各种文学杂志并不都是独立、平行的关系，而是构成等级。这些特征也就是有效地建立了思想、文学领域的秩序得以维护的体制上的保证。”[5]208到“文革”时期，“文本的生产、发表、阅读、批评，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全面“破除文学生产、文学文本的‘独立性’和‘自足性’，而将文学生产、传播、批评纳入国家政治运作轨道上”[6]，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期刊在文革期间已经消失殆尽。进入新时期，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步分化，文学期刊在制度的新旧交替中开始复苏，靠近和回归正常的运行轨道，在新时期的文学场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文学期刊是国内的文学传播和文学生产首要和主要的渠道，客观上，对建国后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建构发挥了巨大作用。大多数文学作品首先是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很多长篇小说也先是在文学期刊进行连载，而后再出版单行本，或者先出版单行本，而后在期刊上进行连载发表。不同于文学作品单行本的发行，文学期刊不仅给作品提供了发表的园地，对一些重要的和优秀的作品，文学期刊可以通过辟出专栏、专刊等灵活机动的形式组织和发表讨论、争议，这种情况在建国后的文学生产中非常普遍。新时期，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面世后，往往不是一家期刊，而是多家期刊联合起来，共同组织理论界、创作者进行深入探讨，并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地发表对作品的分析、评价文章。这些活动大多不是由作家或评论家主导的，而是由出版商、文学编辑、文学期刊策划、组织和实施的。正是在文学期刊的平台形成和展开的文学争议中，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文学经典在与大量的同期文学作品的竞争中凸显出来。在文学生产的实践中，“建国后的17年文学期刊对当代文学在那个时间段落里经典的形成所付出的热情和做出的努力是后来期刊无法企及的，在这一点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期刊成就了建国17年的经典”[7]，但在相关的研究中，文学期刊在文学经典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目前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和研究。
二、新时期文学期刊复兴与文学场域的建构
文学期刊的复刊和新办在新时期早期形成了一个短暂的热潮，相关历史状况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①。本文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文学期刊在文学场重建中的作用及其方式。
（一）新的话语空间的开拓从1976开始，一些主要的文学期刊陆续恢复，如《人民文学》《诗刊》在1976年复刊，《世界文学》（1977年7月）、《文学评论》（1978年2月）、《钟山》（1978年3月）、《十月》（1978年8月）、《收获》（1979年1月）等也相继复刊。除了这些在“文革”前已有相当社会影响的期刊外，在1978－1980年间，由于办刊审批权限的下放，大量的新的期刊创刊出版，数据显示，仅这三年间，期刊种数平均每年以50%左右的速度递增[8]156，到1981年，全国地市级以上的文艺期刊共有634种，其中省级以上的共320种②。这一时期文学期刊的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对出版管理的放松，但它们的出现并不完全是由国家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而是带有很强的“自发”性。在“天安门诗歌运动”中，文学尤其是诗歌在社会文化中发挥着变革式力量，为新时期文学活动奠定了广泛的受众基础。在期刊复刊和创刊的大潮中，文学性刊物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些期刊既是新时期各种文学实践的空间场域，又成为各种观点、意见、批评交流和碰撞的平台，客观上起到了开拓文学话语活动空间的重要作用。
（二）组织推进文艺界“自主性”建设各类文学期刊在新时期文学场的秩序重建过程中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通过丰富的话语实践活动，逐步确立了文学场的“自主性”原则。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场的形成需要有别于其他场运作的“自主”原则。“文革”期间，正是因为政治场的运作原则的强行介入导致了文学场自主性原则的失效。因此，在新时期文学场重建过程中，文学场“自主性”原则的重新确立是重中之重。新时期很多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问题，都是由文学报刊首先提出讨论的议题，或者是由于文学期刊的参与和介入扩大了这些议题的影响，进而引起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从而得以澄清和认可的①。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一书中，布迪厄（Bourdieu）认为，“文学场竞争的中心焦点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这种权威性话语权、命名权的垄断也是文学场的自主性原则得以实现的前提，除了划定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这种权力还包括了“谁是作家和谁有权利说谁是作家；或者随便怎么说”的权力。[9]271新时期文学生产秩序的重建过程，就是和政治主导的权威话语权博弈和争取的过程，通过将文学场中原有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话语逐渐析出和转化，将研究、讨论和创作的重心转移到关于文学创作的题材、文艺真实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文艺学话语的讨论，使文学研究和创作逐渐摆脱政治的附庸，开始探索文学自身的审美和艺术规律，建立艺术自律的原则。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文章《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明确表明了中央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态度，也结束了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学术界不再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而代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这是政治权利对文学场自主性原则的一种妥协和肯定。研究者和创作者对文学的总体性问题可以畅所欲言并得到认同，表明了此时的文学工作者已经开始成为1980年代文学场域中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新时期文学场重建初期，文学期刊除了以出版的方式组织文学场的重建外，还切实发挥了文学活动组织者的中介性和组织性作用，主要表现为：文学编辑通过约稿、组稿和主办区域联合活动②，打破了文学创作、阅读和研究的地域限制，增强了文学创作的交流，推动了文学观念的讨论和文学创作的更新；文学期刊编辑部通过举办读书会、座谈会、讨论会以及短期培训班等形式，把作家、评论家甚至是普通读者组织到一起，进行交流、沟通、对话，形成了文学活动的“公共空间”；各地文学期刊通过组织、承办各种文学评奖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文学场域自治性法则的建立，同时，帮助文学创作者提升和积累了文化资本③。文学期刊组织和推进了文学“自主性”的确立，有助于文学场疏离意识形态话语的干预，争取到更多的艺术自由，需要指出的是：文学期刊的活动虽然带有明显的“自发”性和一定的斗争性，相对于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质，但总体而言，文学期刊的活动还是与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走向保持着一致。1980年4月，组织召开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促进文学战线大好形势的过程中，文学期刊编辑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编辑人员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建议中央有关单位，制定必要的条例，以保障编辑应当享有的权益。[10]这一方面表明了文学期刊的活动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它在客观上促进文学场重建的同时，文学期刊作为大众媒介，还需要遵循媒介场的基本法则，对意识形态有着更强的依赖性。
（三）促成文学场的组织机构的恢复到1978年初，《诗刊》《人民文学》等十余家刊物已经陆续复刊，但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尚未明确新的文学体制的发展方向，对于是否恢复以文联、作协为主的文学管理体制政府还在犹疑之间，[11]2当时作协和文联作为全国性的文学活动组织结构并没有得到制度恢复。在弥漫全国的“拨乱反正”氛围中，“文革”中被分散到各行各业的文学工作者要重新组织起来的愿望愈发强烈。鉴于此，《人民文学》期刊社在1977年10月组织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可以说是“文革”后文学界知名作家第一次全国性的集会。同年12月28日，《人民文学》期刊社又组织召开了以“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为主题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集中了文艺界的力量，再次表达了恢复文联、作协体制的热切愿望。在这次会议上，茅盾以作协主席身份出席并讲话、周扬首次亮相发言、时任部长的张平化还带来了华国锋给《人民文学》的题词。可以说，正是由于《人民文学》期刊社的组织，这次会议为文学界和中央政府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文化部领导参加文学讨论会议表明了政府的基本立场，文艺界也明确提出了恢复全国文联、作协组织的要求，这也成为新时期文学场组织结构重建的重要事件。文学期刊举办座谈会等文学活动的形式召集文学工作者团结行动成为新时期文学活动的主要策略。1978年3月，批准成立了恢复文联的工作筹备组；同年5月，第三届中国文联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宣布：中国文联、作协正式恢复工作。可以说，中央批准恢复全国文联、作协等全国性文学组织，这是重新赋予了文学生产者对文学活动和文学知识生产相对独立的组织权和领导权，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场域的重建任务在形式上基本完成。尽管如此，政治权力还是最终的决定性权力，它对文学场域的重新生成与体制重建能否进行有着重要的决定意义，未经政治话语认可的文学话语缺乏传播的合法性身份，还没被组织起来的文学工作者没有力量反抗“政治”对文学的干预。文学场的重建仍主要依靠政治的力量和法则进行。
（四）推动文学场从边缘向中央的位移“文革”结束之后，中央提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78年3月18日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些政策主要针对和倾向于科技工作者，致力于倡导发展自然科学。作为文学活动的主要组织机构，在“文革”中受到破坏的作协和文联也经历了两年的艰难过程才得以恢复。所以，在百废待兴的社会局面中，文学在最初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一种试图冷落文学的倾向”[1]。相对于政治场、科学场的中心地位，当时的文学场在整个社会场域中处于边缘位置。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各个场之间的位置和关系并不是恒定的，它会随着场域中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发生位移。从新时期几次文学思潮的行进过程来看，文学期刊不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直接参与了文学思潮的整个过程，尽管不是所有的思潮都是直接由文学期刊发起，但是文学期刊的引导、帮助使得思潮能够壮大并形成一定的气候，可以说，文学期刊是当时思潮能够延伸的主要阵地，推动了文学场从边缘到中央的位移。从《班主任》的发表而引起“洛阳纸贵”的社会反响开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等文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和审美之堤，文学活动逐步成为新时期牵动人们情感、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的核心事件。纷繁涌动的文学思潮表明了文学的繁荣景象，而这主要得益于文学期刊对思潮形成和发展的有力推动。作为当时传播文学的主要渠道，大型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往往超过百万份，具有广泛的影响面和强大的宣传作用。“通过对新闻事件日复一日的选择和，新闻媒体影响了社会图景的形成”[12]，文学期刊为读者提供了文学议题、促使公众关注并说服其对文学议题进行跟踪和思考，通过引导受众对这些议题的讨论和关注，文学期刊将文学的变化和整个社会的变革、文学的进程和思想解放的进程扭结在一起，尤其是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政治和改革走向尚不明朗的“乍暖还寒”时节，文学期刊以大众媒体的政治敏感，成为1980年代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风向标”。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不只是少数作家、评论家、研究者和编辑所关注的专业问题，而是成为牵动社会关注的重大社会生活内容。可以说，借助文学期刊的舆论推动，文学逐渐从“边缘”向“中央”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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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新闻；体育文化；体育赛事；研究热点
一、问题提出
互联网自1994年进入中国以来迅猛发展，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数据，“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4.22亿”。[1]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了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也为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片沃土。作为一门体育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的学科，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新闻传播学，但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又表现出与母学科的不同。体育新闻传播相关研究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中的“市场份额”如何，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大数据、虚拟现实、全媒体等背景下有哪些核心问题，相比于体育类期刊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成果有何差异性体现，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方法，以呈现我国2015-2017年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文献资料法。“学术研究领域所认可的核心期刊，其代表的是一个学科的前沿动态和最重要的成就”。[2]本文将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中的学术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时间截取2015至2017年，以“体育新闻”“体育新闻报道”等为关键词进行人工筛选，最终获取517篇研究文献。内容分析法。将已获取的数据导入SPSS软件，以图表的形式呈现体育新闻传播相关研究在各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中的分布情况，并进一步分析时间与发文量之间的相关性。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借助基于科学计量和数据可视化背景发展起来的CitespaceV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和时区视图分析我国体育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
三、研究结果
（一）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中的分布情况
《新闻战线》刊发的体育新闻传播相关研究文献最多，占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的67.89%（N=351），其次是《青年记者》（10.25%）、《电视研究》（4.84%）、《传媒》（4.64%）、《新闻与写作》（2.51%）、《新闻爱好者》（2.51%）等以关注新闻传播业务实践为主的期刊。而由国内新闻传播院校主办的、侧重于学术探讨研究的CSSCI来源期刊，如《新闻与传播研究》（N=0）、《国际新闻界》（N=0）、《新闻大学》（N=3）、《现代传播》（N=9）却鲜有体育新闻传播类的研究成果，仅占比2.3%（合计N=1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体育新闻传播这一研究主题并未进入到国内传播研究的核心领域。另一方面，在年份与刊名的相关性分析中发现，三年间国内各新闻传播类期刊中体育新闻传播的相关研究呈现下降趋势。
（二）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中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热点主题
将CNKI中的517篇研究文献导入CitespaceV可视化软件进行数据转换和除重处理，共获得513篇文献。根据研究目的，对时间切片TimeSlicing（From2015To2017，#YearsPerSlice1）、节点类型NodeType（Keyword）、数据抽取标准SelectionCriteria（Top30）、剪枝Pruning（Path-finder）等功能进行参数设置，最终绘制得到90个节点、148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37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以及高频关键词。如表2所示，关键词出现频次与其中心性并不呈现正比关系。当中心性大于等于0.1时，表明该关键词在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可见，“新媒体”是近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中心性最高（Centrality=0.50，以下简称“C”）的关键词，其次为体育文化（C=0.24），此外体育赛事的中心性虽然只有0.19，但其出现频次仅次于体育新闻，因此三者间接地呈现了近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焦点，即新媒体与体育新闻、体育文化、体育赛事传播的相关研究。媒介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纸媒、电视和门户网站，到“两微一端”（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再到直播、视频、VR、机器人报道、数据可视化、H5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体育新闻新的报道格局，也为新媒体环境下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文化建设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下，如何通过新媒介技术传播我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及塑造国家形象，成为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关注点。此外，体育赛事也是出现频次和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特别是如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对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发展将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而作为媒介事件的大型体育赛事，如何利用新兴传播媒介与赛事进行互动成为研究的热点，同时，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也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选择聚类视图ClusterView，可绘制模块值Q=0.5764（0.3）、平均轮廓值S=0.6148（0.5）的显著、合理的聚类图谱。由表3可见共形成9个聚类，其中聚类号与聚类大小成反比。根据上述关键词共现频次和聚类图谱，可见三年来新闻传播类期刊中发表的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热点主要表现在体育新闻、体育文化、体育赛事等三方面。
1、体育新闻报道研究
体育新闻是“大众传媒对体育运动进行及时的报道和传播，具有大众性、娱乐性、情感性、全球性等特点，不仅是吸引受众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各类媒体扩大自身影响力、争取受众群体注意力的必要新闻品种和报道内容”。[3]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到微博、微信、体育新闻APP等新媒体，当前“以新媒体为核心的体育新闻传播媒介新格局已经形成”。[4]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包括聚类0、1、2、3、8，在新闻实践中表现为奥运会等综合性体育赛事以及世界杯等单项赛事中的数据可视化报道研究，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体育新闻数据多样化的呈现方式，数据图形成为主体，数据新闻应用更加轻量化”[5]、“新闻中的数据与故事更适合当下的视觉阅读趋势，使受众收获更好的阅读体验”[6]等。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并推动着体育新闻传播学理层面的研究，如《融媒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体育新闻传播的特征与转型路向》等。此外，还体现在对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研究，如鞠峰认为“全面的新闻专业技术、具备与新媒体思维融合的专业态度、深厚的体育新闻专业知识和内外兼备的体育新闻专业能力是新媒体背景下对体育新闻人才的要求”[7]，而王湛卿从体育院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上认为“树立以国际化、复合型、个性化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创新以体育、新闻、外语、人文为合力的课程体系，打造以体育、新闻、学术、技能为中心的师资团队，搭建以政府、媒体、企事业单位、学校为一体的实习基地”[8]是当前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必要路径。
2、体育文化传播研究
“体育文化”和“体育文化传播”也是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主要包括聚类5和聚类6。现代体育的发展至今不过一个多世纪，因其本身具有的魅力和大众传媒的推动，体育话题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正如英国学者大卫罗提出的，“体育、文化和媒介之间的关系，它们总是无处不在地发生作用，以永动的断言和反断言的方式影响对方或被对方所影响”。[9]大众媒介已经成为当今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作为当下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文化的传播载体已经逐渐多元化，如体育赛事、运动品牌、体育明星、全民健身等等”，[10]而这些体育文化形态的传播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三年来体育文化传播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战线》《青年记者》等主要关注新闻传播业务实践的期刊，共有32篇。探讨的议题可分为三类：一是分析新媒体环境下的体育文化传播问题，如《论微博在体育文化传播中的特征与作用》《新媒体促进体育文化发展路径探析》《体育文化传播如何塑造国家形象》等；二是讨论新媒体对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作用与途径，如《新媒体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优势传播》《论媒体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等；三是探析校园体育文化传播中新媒体的作用，如《新媒体环境下的校园体育文化传播》《体育传媒对我国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的影响》等。
3、体育赛事传播研究
“体育赛事”是三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出现频次排名第三的关键词，“大型体育赛事”出现次数虽靠后，但其中心性并不低（0.03）。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后，大型体育赛事如青奥会、亚运会、羽毛球世锦赛等在我国各大城市相继举办。媒介手段的介入让受众摆脱了特定空间的局限，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成为体育赛事这一“媒介事件”的见证人，经历一种不在场的“现场体验”。因此，新媒体时代的体育赛事传播就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聚类4和聚类7，共有《门户网站大型体育赛事移动化传播逻辑创新》《微博大型体育赛事的传播路径研究》《大型体育赛事微传播发展的局限与对策》《互联网思维下的电视体育赛事报道模式创新》等20余篇文章。除此之外，2014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的“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11]及同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使得从法律角度等探讨体育赛事转播权备受关注，三年来的相关研究达15篇以上。其中，南京体育学院的李金宝连续三年发表了与此相关的文章，如《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认定的困境》《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的三大关键议题》等。
（三）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成果在体育类和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中的差异性体现
体育新闻传播作为体育学和新闻传播学两门学科的交叉领域，其在两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表现不同。从上述分析可见，新闻传播类期刊是我国体育新闻业务方面研究成果发表的平台，多以实践应用为研究点，在理论层面探讨的后劲稍显不足，仅有几篇从传播学、符号学等视角对体育现象进行研究，如《仪式传播视域下的NBA赛事电视传播》《体育奇观的生产与消费——以女子网球运动员李娜为例》等。而在体育类期刊中，体育新闻报道、体育文化传播以及体育赛事传播这三大热点主题更多地呈现了“理论+实践”的维度，即研究议题既与当下“一带一路”倡议、体育文化建设等实际问题保持一致，又从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进行论证。此外，这种差异性还体现在体育类期刊中对中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梳理性总结，如《现状与未来:对我国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的思考——基于2012—2015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机遇与挑战:国外体育新闻研究进展及其启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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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术不端；学术创新；学术警察
中图分类号：g 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1－0114－04
中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而“国家创新指数2010"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创新指数为57，9，在全球40个主要国家中排名21位；美国、瑞士、韩国和日本排位分居1至4位”，中国创新能力与美日等国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学术是教育、科技、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是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然而“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杂志社利用学术不端文献检索系统，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和大量国际学术文献为全文比对资源，对3 200多家期刊编辑部累计上传的92万多篇稿件进行的学术不端文献的统计结果，仅仅文字重合率在30％以上的文献就达近10万篇”。
如何才能改善中国学术研究现状，减少论文重复率，提高学术创新性，已迫在眉睫。目前国家已从两个层面开展建设，一是从宏观上颁布《中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等法律法规，对作者的知识产权特别是著作权、署名权、出版发行权等给予充分保护。这些宏观法令的出台充分反映了国家对版权的重视，注重原创性，提高创新意识。二是从微观上颁布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条文，例如《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科研不端行为的通知》、教育部《关于加强科学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国家进一步加强对科研工作的制度建设与惩处规范，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也纷纷制定各种学术道德规范、条例，例如《北京大学教师学术纪律规范》《清华大学教师科研道德守则》、中科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条例》等相继出台，以期约束、纠正科研工作者的行为。
针对各个国家科研抄袭剽窃、学术造假屡禁不止的现状，学术界展开激烈讨论。目前关于学风问题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道德与法律建设层面：朱丹丹分析了科技人员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科技工作者利用“科技中性论”来淡化自己的责任；现代科技的不确定性造成了科技道德的相对滞后性，科技的发展速度远远领先于伦理规范的发展速度；缺乏有效的科技评审机制，导致国内少数科技人员出现道德迷茫甚至道德失范的状况。钱荣贵在《出版界应构筑学术反腐机制》中建议学术期刊的主管部门(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科技部)迅速制定编辑的职业道德规范，以此来规范编辑行为，并提出全面推行匿名审稿制，采取联合抵制行动，建立期刊社、责任编辑、作者三方责任追究制，完善必要的写作规范(如论文的注释、结构)，倡导学术批评之风等，以构筑学术反腐机制。王会认为一方面应该加强对编辑工作者学术规范的教育，培养学术道德自律精神，制定学术规范标准；另一方面，学术期刊编辑更应该具有“守门意识”，不能一味地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必须坚持专家匿名审稿制度，杜绝“人情稿”；充分掌握学术动态，杜绝一稿两投、改头换面重复发稿；建立作者诚信档案；控制注水；强化主编、编辑责任追究制度。张莉、张凤莲在《科技编辑的学术把关》中就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所需把关的诸多要素中最难最重要的学术质量把关方法展开详细论述，提出在专家评审、编委会或主编终审、以及编辑加工过程中要分阶段把关，编辑过程中用基础知识把关、用专业知识把关，培养敏锐的编辑嗅觉。
不少人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属于学术道德范畴，编辑不可能左右作者的学术道德，杜绝剽窃抄袭只能靠作者提高自身道德素质才能实现，学术期刊只能通过建立学术反腐机制来发挥作用，而较少认识到学术编辑在杜绝学术不端行为方面发挥的作用。事实上，学术编辑在端正学风建设、降低学术不端现象上大有作为。诚如钱荣贵所言，编辑出版作为文化传播的中介环节，同时也是剽窃、造假等学术腐败行为最终出笼和形成危害的必经途径，只要在这一环节构筑“防火墙”，就有可能遏止学术腐败。然而，仅仅建立反腐机制还不足以最终遏止学术腐败，监督学术不端、推进
学术创新的关键还在于学术编辑的执行力。笔者认为，每位学术编辑应该勇于承担“学术警察”职能。根据《人民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的职责主要有：预防、制止和侦查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组织实施消防工作，实行消防监督等等。“学术警察”，顾名思义，主要是维护学术秩序和规范，预防、制止学术不端行为，实行学术监督。只有所有学术编辑严格监督把关，才能杜绝剽窃、抄袭现象，降低一稿多发现象，有效优化稿件质量，引领、推动学术创新。
第一，编辑初审环节严格使用学术不端检索系统，自觉充当学术监督“警察”职责。
目前学术期刊的同质化现象严重，专业化程度不高，造成大量同质稿件重复刊登。据汤森·路透公司的调查，2008年全球刊发文章与1990年相比，文章发表量增加了1倍，被撤文章比例增加了10倍。《自然》在社论中认为“除了学术不端行为的泛滥，期刊和学术界对学术不端的逐渐重视、论文造假检测技术的提升，以及期刊撤销文章的主动性，从客观上导致了论文撤销数量的大增”。“高撤稿率”正是期刊杂志对学术行为不端严加防范的结果，反映了国际期刊学术界的进步。
中国现在也非常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目前流行的反抄袭系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和同方知网共同研制的“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另一个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rost反剽窃系统”软件。中国知网“学术不端监测系统”将检索结果分为四种颜色，绿色代表“无问题记录”，黄色代表“重合字数大于1 000字或重合百分比小于40％”，橙色代表“重合字数大于5 000字或重合百分比在40％到50％之间”，红色代表“重合字数大于10000字或重合百分比大于50％”。学术编辑只要严把学术不端关，人人负起责任来，坚持对每篇来稿进行学术不端检索，就能在初审环节确保文章的原创性，迅速将“红色”、“橙色”稿件做推高处理，再从“绿色”、“黄色”稿件中选取优质稿件，送给相关专家进行二审，以保证文章的质量与水平。目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杂志社认识到使用检测系统的重要性，纷纷利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去抵制、对抗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尽量避免一稿多投、抄袭成果进入下个环节。
第二，学术编辑主动将“红色”、“绿色”检测结果反馈给作者，可以有效发挥“学术警察”的警醒、威慑或激励作用。
中国人口众多，高校林立，投稿作者数以千 心类期刊杂志每年收稿量不下于30万篇，编辑人手不足，一般只主动与录取稿件的作者进行沟通、交流，绝大部分不录用稿件都不一一回复。在这种工作模式下，作者几乎很少收到来自编辑部的否定、批评性回馈信息，因而为提高发稿率，一味广撒网，较少重视自身稿件的修改完善工作，一稿多投屡屡发生，引起学术纠纷。学术编辑使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文章质量、文字表达等给出最基本的印象，重复率高的“红色”、“橙色”稿件可以在第一时间给予退稿回复，并附上检测重复率百分比比例。
中国学术体制缺乏竞争性，许多教师获得高级职称后就停滞不前。目前中国许多学术期刊采用稿件时，往往以职称和学历作为评价稿件质量的外在重要条件，教授发表文章相对容易，因而他们投入科研工作的时间、精力明显减少，稿件缺乏新意。有些导师自己忙着四处接课题，具体研究工作全靠学生完成，论文成果学生执笔，遇到不负责的学生，无视学术科学性、严谨性，随意粘贴复制、剽窃抄袭他人成果，导师也未认真把关、督导与检查，结果师生联名发表的文章抄袭率极高。编辑及时将这些“红色”、“橙色”警告信息反馈给老师和学生，能够提高他们对剽窃事件的重视程度，端正学风，不再重犯错误。
对于那些检测呈“绿色”、“黄色”的稿件，编辑可以进人检索细目环节，根据数据库提供的相似文章来判断稿件选题、观点是否有新意，再决定是否进入二审环节。因网络系统检测速度便捷高效，学术编辑将文章匿名送给相关领域专家审稿的同时，也可及时告知作者文章已进入二审环节。学术编辑这种细致入微的做法并不需要花费特别长的时间，却充分体现了对作者辛勤耕耘、刻苦专研的肯定，有助于培养青年科研工作者尊重科学研究、尊重他人成果的学风，养成脚踏实地、独立钻研的精神，对中国学术发展与创新能力培养至关重要。
第三，学术
辑只有提高专业技能，培养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方能火眼金睛剔除低水平重复文章，引领推进学术创新。
学术编辑不同于一般编辑，肖建新在《论学术编辑的学术传播能力》中指出，学术编辑是编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从事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其身份兼有编辑与学者、编辑与专家的二重性，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强烈的学术导向力；很强的学术沟通力；娴熟的学术驾驭力。现有的学术不端监测系统只能对文字重合率进行检测，并不能直接对思想内容和学术观点的创新度进行评判。编辑可以借助技术来判断稿件质量，但决不能单纯、过分依赖技术。目前许多学术编辑自身主体意识不强，将防范学术不端、判断学术创新的重任完全交给检测系统和审稿专家，自己审改文稿往往从纯编辑技巧角度出发，对论文进行勾勾划划，重视论文“编务加工”外在形式质量，而忽视编辑全方面“把关”及“编辑加工”等职责。
学术编辑作为“学术警察”，其监督工作并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表达层面，还应该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尽管对作者文章内容的创新度评判一般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完成，即通俗的“二审”或“专家审稿”，但现在学术期刊彼此竞争激烈，高水平期刊杂志的审稿周期相对较长，许多尚未成名的中青年学者为了缩短周期，往往采取“一稿多投”，如果编辑不具备慧眼，很容易将好的稿件拖放时间过长，等二审三审专家意见反馈回来时，文章已经被其他杂志捷足先登，与好稿件失之交臂。因此，编辑要想胜任工作，还需要不断充电，本着学而不厌的精神，努力提高自己的辨识能力和鉴赏水平，工作之余多学习自己主攻领域的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密切关注学术界动态，关注其他期刊杂志刊登的成果。学术期刊编辑只有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善于发现稿件的创新之处，包括研究客体新的研究方面、新研究问题、新方法、新实验、新资料、新角度、新发现、新思想、新观点以及新诠释、新见解等等，才能对稿件初审、送审的把握能力更强，工作也更积极主动。
第四，学术编辑必须提高职业道德，以确保“学术警察”的监督权力不被滥用，有效预防学术腐败。
在司法实践中，警察不仅是权利职能部门，依法对社会大众进行监督，其本身也需要进行内部监督，以保障权力行使的公正性。学术编辑在行使“学术警察”监督权力的同时，也需要进行内部监督，重视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学术腐败并不仅仅局限于抄袭、剽窃，还包括学术造假、权钱交易，刊用关系稿、人情稿等，作者无论是进行学术造假，以金钱开路，还是利用权势或社会关系递“特殊稿件”，其终极目的是使不符合学术规范、达不到发表程度的文章公开发表出来。学术编辑若为权势、金钱、关系所动，放松标准，防止学术不端、引导推动学术创新的努力就会落空。因此，学术编辑必须加强自身职业道德，倡导“以德治编”，培养编辑的学术责任感，追求“真、善、美”三者在编辑活动中的统一，不断提高编辑的科学精神。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好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的最后一道关口。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范文4
对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认识、研究，是认识和了解远古时期的基础。乔政《远古经济社会略述》一文对远古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发展情况作了阐述。该文通过对昌都卡若遗址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卡若人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业和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5］通过卡若遗址呈现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地区的人类及其文化与黄河中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贤者喜宴》记载，居住在雅隆地区的原始人类，“食自然之稻谷，衣树叶之衣，生活状况犹如林中之兽类”。［6］此时，地区的先民尚未开始原始的农业生产，只是“食自然之稻谷”。霍巍《试论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一文通过考古材料，分析了高原史前游牧业的起源、游牧经济与文化的基本面貌以及早期游牧民族在高原的迁徙与移动空间等问题，对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至“早期金属器时代”史前游牧人群的生态环境、生活样态、艺术创造等从不同的侧面与断面作了大致勾勒，阐述了高原游牧业由原始农业转化而来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高原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若干重要线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过去文献记载阙如的由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为重新构建一部史前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7］随着史前游牧经济的发展，早期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也逐渐兴起。徐旺生《原始农业初探》一文从“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的成就，结合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对原始农业起源，以及早期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承属关系作一初步探讨”。［8］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一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作为独特地理单元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影响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并将其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对比，认为“青藏高原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但原始农业却与北方黄土高原相似”。［9］但曾雄生在《中国农学史》一书中持不同观点，认为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随后也可能受到西亚麦文化的影响。［10］张亚生、占堆《从“蕃”和“乃”的词源看农业起源》一文，则从词源角度来探讨农业起源，作者认为“‘蕃’有农业生产地域、经济活动职业、以及土地占有者几项含义;‘乃’是栽培青稞之称谓”。［11］从该文可以看出，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体现在历史的方方面面，随着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对农业的研究也会取得新成果。霍巍《从考古发现看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一文以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依据，从交通与贸易方面进一步展示了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文章指出，在远古时期，“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12］
二、关于文化艺术研究
霍巍《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研究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的关于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13］杨曦《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一文以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探讨远古人类的生计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环境与文化面貌的关系。并在对现有材料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点，表明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14］刘志群《远古时期文艺发展渊源》一文对远古时期文化艺术发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认为远古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以诗歌与散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辞歌谣。［15］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则歌唱一些隐晦的难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家谱故事……始终是以诗词形式来陈述的，其特点是使用了隐喻，口头禅般的套话和俗话。”［16］石泰安认为，“谜歌此字的辞源即意识着它实际上是指以问答形式进行的轮唱，其中涉及到创世问题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内容。”［16］达娃《古陶———原始文化史的缩影》一文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古陶的研究，认为古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发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17］万代吉《倾听远古的舞动———探讨藏族远古时期的舞蹈》一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远古时期的藏族舞蹈，即从古人类遗迹、遗物，神话传说，原始舞蹈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族远古舞蹈的内容丰富，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生产劳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18］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拟兽舞”考察》一文中，认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藏族原始‘拟兽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拟兽舞’不仅蕴含了远古藏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重要的是其间隐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线索”。［19］格曲在《民族器乐发展史简论》一文中，对远古时期的器乐艺术做了简要概述，认为“远古时期文化、历史情况的资料异常稀少，对于了解那时的器乐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同时又说:“就其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乐器而言，虽然是远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还是明显地看出这些本教和世俗民间的远古乐器对后期藏传佛教器乐音乐和民间器乐、歌舞、藏戏伴奏等产生的影响。”［20］德却卓玛《论狩猎岩画对远古先民经济行为的记录》一文给予岩画很高的地位，文章通过概述狩猎岩画的大致分类以及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岩画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术作品和‘文献’”。［21］
三、关于丧葬习俗研究
沈跃萍《藏族神话及其远古丧葬习俗》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了远古时期丧葬习俗，认为“古代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远古居民之间关系密切”。［22］文章认为，文献记载中与“天绳”意义相近但又有着细微区别的“天梯”一词，实际上是与“高度”这一概念相关的“神山”之类，如高山峻岭的隐含代名词。这一提法，颇有创新意义。霍巍《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之历史考察》一文，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对“天尺七王与‘天绳’神话”“早期陵墓起源的古史与传说”“松赞干布以前吐蕃诸王陵墓葬所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对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进行一番历史考察，将为进一步的利用考古材料开展对于古代丧葬习俗与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作好先期准备”。［23］霍巍《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详细考察了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吐蕃部落时期的墓葬埋葬习俗的发展，并作了对比研究，认为“最早出现墓葬的年代，至迟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距今约3000年前左右，这表明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埋葬自己同伴尸体的丧葬意识，高原史前人类并不落后于同一时代的其他人，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大致相当”。［24］作者认为，“高原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他们是创造高原古代文化的主体”;“从远古时期开始，高原就与祖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既说明古代藏区与内地文化联系的持续性，也说明古代藏区的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表明远古时期的藏族先民与周边地区的各部族一道，对于创造我们祖国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过重大贡献”。［24］
四、关于其他方面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考古、医学、体育等方面。石硕《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远古文明的价值》一文，对40年来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作了分析，对于这些考古发现在认识远古文明的内涵、发展轨迹及其与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渊源联系等方面的价值作初步探讨。文章着重探讨新石器文化的三元格局及其内涵，对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和藏北细石器文化作了深入阐释，认为“在新石器时代，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25］霍巍《考古新发现及意义》一文，根据高原一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将远古时期分成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认为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整个亚洲古文明历史演进过程的描述，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考古学领域，对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将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它“不仅接受和融合着来自祖国内陆以及中亚、南亚古老文化的影响，同时，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对外部世界产生辐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26］夏格旺堆、普智《考古工作40年》一文，回顾了40年来考古工作主要成果，重点对近10余年中在全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的各类遗存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工作作了简要地介绍。该文比较系统地使用了考古发掘的最新资料，对远古时期社会基本状况作了较为综合性的描述。［27］斗嘎《藏医学的起源与苯医》一文，根据藏族远古有关藏医药最初起源的神话传说、藏族早期史料记载以及苯医著作《本玉》与藏医药学莫基著作《四部医典》的比较研究，证明藏医药学是以苯医为基础，汲取其它国家和民族医学的许多精华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医学。该文对远古时期的医学多有考证。［28］沈德功《试论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文认为，“古代体育的产生是以古代人类的活动为基础，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于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古代体育，逐步从生产劳动和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用于训练武士、宗教祭祀、竞赛娱乐等，从而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并延传至今”。［29］
五、三十年来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简评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范文5
四种文化适应理论和模型描述了文化适应者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阶段、规律和内容，根据文化适应理论和新生遇到的双重文化冲击，结合文化适应理论，笔者将新生的文化适应分为蜜月期、危机期、舒缓期和认同期。
1.蜜月期。这是大学新生入学时最初的兴奋状态，通常是新生获得录取通知书到开学一两周内刚进入大学时，新生出于告别中学这一人生阶段和对大学生活的期待、向往，对大学文化表现出的是兴奋、好奇的状态。
2.危机期。危机期也叫抵抗期，通常是新生入学第一个月到第二个月也就是当新生对大学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了解之后，由于自己没有充分的准备，开始感觉到文化冲击时会对新的文化产生生疏感，对以往的生活环境、人际关系产生怀念情绪，在这个时期也是新生心理问题多发期。
3.舒缓期。通常是开学两个月后，正式的教学环节和正式的大学校园生活开始后，如加入社团、参加学生活动等，新生对于所处的环境进行重新思考和认识，对自我也会重新定位，开始规划大学生活。
4.认同期。新生对大学校园主流文化的认同程度表现为排斥、完全接受以及根据自己的个性特征选择性地接收三种状态，新生入学教育的目标就是帮助新生能够根据自身特点与所处的环境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调整或重构模式，而不是简单地完全接收，更要努力减少对新文化的排斥现象。
二、文化适应理论对高校新生入学教育模式的启示
1.入学教育的时间跨度：根据文化适应规律循序渐进。在新生入学后，要按照新生文化适应的规律循序渐进地开展教育活动：在蜜月期可以通过开学典礼、迎新晚会等气氛隆重的典礼仪式维持新生的兴奋感，增强荣誉感；在危机期则要通过心理辅导、辅导员走访宿舍、新老生交流会等帮助新生认识自我、转换角色；在认同期则要通过专业教师的引导帮助新生掌握大学的学习方法、建立对专业的兴趣，通过团学组织、社团活动丰富新生的文化生活；在认同期则要指导新生在对自我和环境认知的基础上，建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目标体系，帮助新生顺利融入大学主流文化，同时要重点关注一些边缘学生。
2.入学教育的目标：帮助新生建立对大学的文化认同。要新生建立对大学的文化认同则要帮助新生实现四大转换：角色认识由以我为中心到融入集体、学会合作，思维方式由单向型到多向型、创新型，学习目标由考取大学到素质提高、职业发展，学习方法由知识再现型到知识探索型。在入学教育中就要帮助新生正确认识大学学习内容、方法和途径的多样性，掌握大学的学习特点和规律，主动与他人合作交往，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指导新生充分运用各种资源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3.入学教育的方式：师长引领与朋辈分享相结合。新生入学教育阶段，辅导员、班主任要充分发挥人格魅力和专业素质对新生的引领作用，可以通过召开主题班会、走访学生宿舍等方式，深入新生中开展适应性团体辅导和个别辅导。学院也要充分利用师资资源，通过名师大讲堂等活动，让学校优秀教师、教学名师为新生开展专业讲座，帮助新生建立专业认同。同时，优秀高年级学生往往代表的是学校的主流文化圈，他们在思想觉悟、专业学习、学术科研、学生工作、人际交往等方面都具有代表性，充分发挥优秀高年级学生的朋辈对新生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4.入学教育的内容：涵盖心理适应和人际关系教育。从家庭环境来看，对于“95后”大学新生而言，由于缺乏兄弟姐们间的关心照顾，他们往往自我意识强，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和关爱他人的意识，且情绪波动较大；从教育环境来看，高中的应试教育注重竞争，而大学里更注重营造团结协作的氛围，需要一定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因此，正确认识新生在心理适应和人际交往中遇到的问题，并进行有效的疏导、调适和培养是他们顺利进行大学生活的保障。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可以通过开设心理讲座、举办心理情景剧、趣味运动会、宿舍文化节等方式，帮助新生系统地了解心理健康知识，正确对待负面心理情绪和生活中的挫折，引导新生通过自助和互助的途径化解矛盾。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范文6
[关键词]文学电影改编语境
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有了无法割舍的亲缘关系。这正如法国的艾・菲兹利埃所说的：“文学和电影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两大问题：电影能够为文学带来什么？文学能够为电影带来什么？”
一
文学究竟能够为电影带来什么呢？
这首先表现在电影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包括文学在内的各门成熟艺术的影响。如果说在默片时期文学对电影的影响仅限于电影从文学那里获得片断似的素材，如美国早期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对托马斯・狄克逊的小说《同族人》的借用。那么，从有声片到“二战”前，文学和电影则渡过了一个长长的蜜月期。在电影与文学互动发展的繁荣时期，电影不仅通过对一部部经典名著的全盘改编显示和提升了电影自身的艺术含量。像好莱坞黄金时代对产生自各国的经典名著《呼啸山庄》，《关山飞渡》、《茶花女》、《罗密欧与茱丽叶》等的成功改编。
实际上，文学也成为电影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创新上的一个主要来源。例如在电影发展之初，一些著名的电影导演就是从文学中得到启迪而创造出许多电影化的艺术形式与手段。像经典电影时代的格里菲斯的平行蒙太奇得自于狄更斯小说的启示。爱森斯坦的杂耍蒙太奇结构则是在普希金、左拉、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作品中发掘出来的。可以说正是“电影最重要的语法基础――蒙太奇――和文学之间的逻辑关系，构筑起文学与电影之间合法关系的理论基础，这是20世纪中叶电影史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它也为文学的电影改编提供了理论依据”。作为蒙太奇理论最具权威的建构者爱森斯坦毫不隐讳地指出：电影“必须从‘间接的’祖宗。从具有数千年悠久传统的文学、戏剧和造型艺术那里找寻材料，来构成电影表现形式。”
而现代电影时代，现代电影向现代小说借鉴着更多的手段，得到更多的启迪。比如现代小说不断更新的叙事观念，叙事手段、叙事技巧就让现代电影受益匪浅。从而不断发展、创新、丰富电影艺术自身的语言系统。最为人称道的是法国的“新浪潮”电影干将们。在以乔伊斯、福克纳、普鲁斯特等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阿兰・罗伯一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的影响下，创作出堪与这类小说几乎同步的“意识流”电影和“新电影”。前者如伯格曼的《野草莓》，费里尼的《八部半》，戈达尔的《筋疲力尽》，特吕弗的《四百下》，后者如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安巴德》。可见，文学作品为电影改编所提供的思想库、素材库和“武器库”是无可估量的。
二
当然，这只是文学与电影关系之一面――文学对电影的影响。同时，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文学与电影关系的另一面――电影对文学的影响。确实在肯定文学对电影成长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电影艺术自身在日渐成熟之后，尤其是在确定了自身的美学原则、影像本体理论原则后的“独立”诉求。这种“诉求”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现代电影从理论到创作实践方面存在着强烈的摆脱其它艺术的影响，追求“电影之为电影”的倾向。而电影自身也只有在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品格之后，电影才能够印证自己对以文学为主的其它艺术的影响力。
首先，电影在普及推广和提升文学的知名度、影响力方面可谓功莫大焉。例如30年代的好莱坞时期，著名导演维克多・弗莱明通过对当时的畅销小说――玛格丽特・密契尔的长篇小说《飘》的成功改编，而使这部二三流的通俗小说成为经典小说。
其次，在电影得到长足的日益完善的发展以后，文学也开始从电影艺术中吸取一些有益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元素来更新或扩大文学的创作空间。这一方面体现在现代小说的视觉化元素的加重，一方面体现在小说吸取了电影在叙事上的优势。
此外文学也通过和电影的联姻后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家族。例如，现代小说大家族中新添的品种――“电影小说”，就是电影对小说影响所结出的一个“混血儿”。而陈凯歌将他的电影台本《无极》改编成小说，并选择“80后”的作家郭敬明为最佳改编人选。
上述所简述的电影与文学之间关系，对于各国电影的发展来说是颇具普遍性的一种现象。就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加以考察亦是如此。电影自从西方引进到中国本土后，就自觉地与中国比较发达的文学传统之一的戏剧联姻。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影片便是把中国传统的戏剧艺术宝库――京剧《定军山》中的几个精彩片断原封不动、一镜到底的搬上银幕。第一部完整的改编影片则取自于当时盛行的文明戏――《黑籍冤魂》。中国电影与文学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亲密联姻时期分别出现在文学创作比较繁荣的时期：一个是20年代电影对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四大名著的关注；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后的50、60年代对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著的关注：三是新时期出现的三代导演同堂。对当代小说进行改编的黄金时期。在对文学关注的同时也促发了中国电影改编理论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以夏衍唱独台戏、单声部的忠实性改编理论而言，八十年代的电影对文学的关注与改编无论是就理论的诉求还是实践的出新方面都显得异彩纷呈与多元。显示了文学与电影的一种更为积极主动与良性的“互动”关系。
三
八十年代电影与文学的关系首先是在理论界引起关注而引发了很久的关于电影与文学关系之大讨论。其开争论之先声的是经由几篇文章所引发的：一是白景晟的《丢掉戏剧的拐杖》，二是作家李陀和第四代导演张暖忻1979年合写的文章《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电影界进行的那场关于电影的文学性大讨论中，讨论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双方：一方以张骏祥。陈荒煤等为代表，坚持电影的文学性和价值，主张电影是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电影的基础是文学的观点：一方是以张卫、郑雪莱等为代表，则质疑于前者的提法、观点的科学性。更加看重和强调电影自身的独特性――电影性。总的说来，这场讨论不仅没有最终取得一致，还因为一些电影理论家坚守着电影不是文学，电影也没有文学性，电影要与戏剧离婚等看法与见解而加剧了双方的分歧。这表明了在对传统电影过分依赖于文学与戏剧的反叛的同时，确实又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遗憾”。光从电影成为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库、题材库、主题库等而言，电影是离不开文学的。难怪有人说电影导演是站在文学家肩上。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而找回了自己的第二个春天，重获新生。变成或加固了它自身的经典地位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确实当批评界还在为这两种对立观点争执不休的时候，我们的电影导演们却是以他们丰硕的创作成果与实绩，让理论家们喋喋不休的争执显得相形见拙。这只要重新检阅一下“第五代”导演们二十年来的创作，从《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孩子王》、《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黑炮事件》、《脸对脸、背靠背》、《站直喽，别趴下》、《轮回》、《大磨房》、《二嫫》……可以惊喜地发现，这些“第五代”的得意之作几乎都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它们中有的改编自诗歌，比如《一个和八个》来自郭小川的同名叙事诗：有的改编自散文。《黄土地》便以柯蓝的散文《深谷回音》为母本。但绝大多数作品改编自小说。“第五代”导演们对文学作品这种不约而同的青睐已成为“第五代”导演群体的艺术标志之一。第五代的主将张艺谋就坦诚布公的宣告：“我首先要感谢文学家们，感谢他们写出了那么多风格各异，内涵深刻的好作品。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文学……我们谈到第五代电影的取材和走向，实际上应是文学作品给了我们第一步，我们可以就着文学的母体看他们的走向、他们的发展、他们将来的变化。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要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
由此说明，第五代的出场。既凭借着“《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等影片中用惊世骇俗的电影语汇宣告了一个与世界电影文化发展同步的中国电影新时代的开始”又因置身于中国新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置身于与中国当代文学――主要是新时期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到“反思文学”以及“先锋文学”等的发展同步呼应的潮流中。而使第五代电影的前期探索与新时期当代小说的“先锋”探索几乎同声呼应。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门“独立”发展的艺术，第五代电影的探索包括对文学资源的借用即改编，又显示了与这之前的传统中国电影不同的创作路径。第五代导演们由于有着坚定的电影首先是电影而非文学的“电影立场”和“忠实于电影艺术自身”、“忠实于自己”的新的电影改编观念和原则，重视电影艺术的造型特征和运动视象的艺术本体的新的改编理念。由此文学作品只是成为他们创作的母体，创作欲望或冲动的源泉，给了他们重要的第一步。接着，在吃透原著精神和故事内核后，用他们的电影思维、电影感觉去重新创造，这就使他们的作品是真正的电影化的作品。张艺谋电影的成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的电影对莫言、刘恒、苏童、余华、陈源斌等人的小说作品进行大刀阔斧乃至改头换面的“再创造”，其目的就是要使小说原作为自己服务，为电影服务。所以，第五代导演们浓厚的文学情结非但没有使他们改编自文学的作品电影性丧失，反而具有更加突出的电影特性。这是第五代导演改编自文学的作品与其他导演的这类作品最大的区别，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第五代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在借鉴文学的同时更超越了它们。比如张艺谋对莫言小说《红高粱》的成功改编，黄建新对张贤亮小说的成功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