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文化论文范文1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会普查队：《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茶道文化论文范文2
茶学普及教育、培训和宣传教育主要通过学年制或短期学习、座谈、讲座、培训及参观茶博物馆、展览馆、茶厂、茶园、茶庄，欣赏茶艺、茶道表演，观看茶学教育影视，阅读茶学普及读物等进行。
系统化的来说茶教育是关于茶树的栽培，茶叶的采摘、加工，茶叶的冲泡、品尝，质量的检测，品种的鉴别，茶叶营销，综合利用，茶具制作、考究，茶和茶叶的历史，茶文化的发展演变等有关知识的教育。
全国高校中设有茶学专业或茶文化专业的有10多所。如浙江大学、西南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漳州科技学院（原漳州天福茶学院）、武夷学院等。
茶文化崇尚以“和”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对于建立团结和睦、和诚相处、和谐一致的人伦和人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十二五”规划中致力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茶文化是诸多文化的共同体，其“和”的理念更是深入人心。在推广茶文化过程中相应传承、复活了许多文化事物。
2011-2012年度，
中国国内有哪些知名的茶文化培训机构，
在茶文化培训上做出了哪些贡献？举行了哪些重要的活动？
福建省天晟茶艺培训学校
天晟茶艺培训学校自办学以来，一直坚持“茶艺师首先要了解茶、喜欢茶、珍惜茶，让茶发挥至最佳境界，能泡出泡好每壶好茶”的原则，受到了中外茶界的一致认可，并成为中国茶道国际交流协会唯一指定的茶艺培训机构和茶艺师培养基地。
天晟培养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茶艺师的同时，还以举办“创业型10天短期评茶茶艺培训班”而闻名茶行业，85%的学员自主创业，拥有自己的茶店、茶楼、茶馆、茶会所等事业。
天晟人坚信“专注成就专业”，只有专注于茶艺培训，才能做得更好更优秀。天晟坚持既不卖茶，也不卖茶具，让天晟的课堂成为没有利益的天堂。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学员满意度达99%，成为茶艺培训行业的最佳品牌，成就了“最具实用型茶艺培训”的良好口碑，得到茶行业“世界茶叶看中国，茶艺培训看天晟”的高度赞誉。
陆羽茶艺中心
陆羽茶艺中心是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茶文化推广中心，与天仁、天福茗茶为关系企业，总部设于台北市，在北京、成都、漳州相继成立陆羽茶道教室。
陆羽茶艺中心成立于1980年，至今已有32年的历史，在茶道教学上和茶文化推广上取得很大的推动作用。
茶道教学上成立茶道教室，开设初、中、高级各种茶学研究，循序渐进地进行茶学教育，每年并举行1～2届的“泡茶师检定考试”。茶文化推广上出版了《茶艺月刊》，《茶艺月刊》纪录着近代茶文化发展的轨迹，并有《茶学概论》、《茶道教室》、《茶艺大观教学影带》、《无我茶会180条》、《茶学研讨会论文集》、《中英茶学术语》等茶书出版。
另外，茶文化活动：创办泡茶师检定考试、国际无我茶会，配合举办各种国内外茶文化活动，尤以两年一届的茶艺展、茶学研讨会会与每两年一次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国际无我茶会最受瞩目。
西安六如茶艺培训中心
“六如”是我国茶文化界的一个著名品牌，品牌的名称源于佛教的《金刚经》。“让好茶者喝到真正的好茶”，在大唐博相府六如茶苑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茶友们津津乐道的现实。
六如茶苑最经典的表演型茶艺：浪漫音乐红茶茶艺—梁祝，在2007年全国茶艺大赛中荣获第一名，在2010年重庆国际茶艺大赛中荣获最佳创新奖；六如的客家擂茶茶艺，在福建安溪全国茶艺大赛中曾荣获最佳表演奖，并被选拔去东南亚各国巡回演出；六如的东方美人茶艺、大红袍茶艺、绿茶茶艺、花茶茶艺等也都入选到大学本科教材。
在生活待客型茶艺方面，“六如”原创的功夫茶茶艺是考高级茶艺师的必考内容，“六如”原创的黑茶茶艺、凤岗锌硒有机茶茶艺、龙井茶茶艺等，也都正在全国各地推广，并受到茶人广泛赞誉。
杭州公刘子茶道苑
公刘子茶道苑位于杭州教工路59号内，处于杭州文化教育中心地区，专业从事茶艺、茶道文化的研究与交流、专业茶艺师培训、公刘子茶道（初、中高、师级）培训、茶艺馆经营管理培训、茶艺表演培训等，特聘茶界专家公刘子先生等为常务顾问。
公刘子茶道研修服务由杭州市公刘子茶道工作室总部（中国杭州）及各地公刘子茶道点、公刘子茶道聘任的主持人、聘任的各地公刘子茶道教师等组成。杭州市公刘子茶道工作室总部（中国杭州）是公刘子茶艺、茶道研修、教授服务的提供和运营机构，负责提供教材、资料、课程设置、证书颁发、授权指定各地公刘子茶道点开展研修工作，并接受各地公刘子茶道点及公刘子茶道教师的注册请求；各地公刘子茶道点是各地开展公刘子茶道研修服务人，提供当地的研修服务。杭州市公刘子茶道工作室总部和遍布全国各地的公刘子茶道点及公刘子茶道教师组成茶艺茶道研修产业联盟，提供技术支持、市场推广等服务，共同推进中国茶道文化。
2011-2012年度，
为茶文化培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有哪些？
刘勤晋
刘勤晋教授，著名茶学专家，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农业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西南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重庆市首届茶学学科带头人，首任福建漳州天福茶学院校长，现任福建武夷学院客座教授。兼职担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刘勤晋教授长期从事茶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工作，兢兢业业为茶学奉献五十多载。主要研究方向是特产品加工、茶叶深加工与综合利用以及茶文化。主要为博士生、硕士生以及本专科生讲授制茶学、制茶技术理论与茶文化等课程。累计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100篇，其中一级核心刊物30多篇。编写教材与著作主要有《茶文化学》、《茶叶加工技术》、《名、优茶加工》、《茶、旅游、茶文化》、《改造古老的西南茶区》、《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中国茶经》、《制茶学》、《茶叶加工学》、《茶、咖啡的现状与展望》、《中国普洱茶之科学读本》、《竹叶青》、《普洱茶的鉴赏与冲泡》、《茶馆与茶艺》、《古道新风—茶马古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
杨江帆
杨江帆教授为博士生导师，福建省重点学科茶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茶叶经济、文化与资源利用研究。
现任武夷学院校长、校党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茶文化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福建省茶文化研究会会长、茶叶科技与经济研究所所长、一级学术刊物《茶叶科学》编委。兼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茶叶学会理事、中国茶叶学会茶叶经济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茶叶学会常务副会长、福建省农学会副会长、福建省茶叶协会高级顾问、中华茶人之家联谊会福建理事会高级顾问、本刊杂志专家顾问。
杨江帆教授在全国率先开展茶叶经济学科研究，该学科研究方向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茶叶经济研究方面的专著被浙江大学等许多高校列为博硕士生参考书。
杨江帆教授出版专著8部，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多次在中国外交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07财富年会暨中小企业成长论坛、北京大学、闽台大学交流等论坛作主旨讲演，先后赴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广泛开展学术交流。
孙威江
孙威江教授系福建农林大学茶学系主任。长期致力于茶学和类茶植物的教学、科研和开发。为福建省重点学科—茶学科带头人，任乌龙茶国际标准化工作组组长，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有4项科技成果获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任中华茶人联谊会理事、福建省绿色食品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省茶叶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农学会理事、福建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农科教结合协调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主要承担的课程有本科生的茶叶食品安全、茶叶市场与贸易等；硕士研究生的茶叶优质高产理论、茶树生理生态、类茶植物专题和茶叶经贸与企业经营管理等；博士研究生的茶树栽培学研究进展和茶园生态与茶叶无公害生产等。
他主持参与的30余项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全部通过省部级鉴定或验收，居国内领先水平，如主持的国家发改委“闽台茶树优异品种及珍稀种质快繁与配套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目前在研的国家和省部级项目达10项。出版专著4本（2本主编，2本参编），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获奖4篇。2005年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主持的“茶树栽培育种学”被评为省精品课程，2005年获福建农林大学2001～2004年科研贡献奖。主持的《茶叶质量安全控制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优异珍稀茶树种质产业化关键技术示范与推广》分别荣获2008年、2010年福建省科学技术二等奖，“武夷岩茶有机栽培及标准化加工新技术研究与示范”与“无公害茶叶产业化生产综合技术研究”项目分别荣获2009年和2003年福建省科学技术三等奖。参与的茶叶中农残降解技术研究与可持续发展高优茶业系统调控技术及良种示范基地建设研究项目分别获1997年和2003年福建省科学技术三等奖。注重产学研的结合，研究的成果既有先进性，更有实用性，先后在约70家茶叶企业应用，作为企业发展的技术依托，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大力发展茶文化培训的意义是什么？
目前发展茶文化培训遇到的问题是哪些？
茶道文化论文范文3
很多人在论文的写作过程当中只在意文中的内容是不是新颖，忽略了论文的参考文献，对它也不重视，觉得写不写参考文献都不要紧，只要论文内容写的好就够了，其实读者在阅读论文时都是通过参考文献来评估这篇论文是不是有质量水平的。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日本茶道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在写作当中阅读借鉴。
日本茶道论文参考文献：
[1]国家教育文员会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以实践为导向的教学方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林瑞萱.日本茶道源流：南方録讲义[M].台北：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1991.
[3]林瑞萱.中日韩英四国茶道[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5]鲁丝·本尼迪克特（美），昌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冈仓天心.茶之书[M].社会思想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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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千宗室.茶道文化的特点及其在日本的发展[J].日本学，1995（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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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雅茹：浅析牧溪《六柿图》的创作意境表现，《大众文艺》，2011
[5]王雁玲：牧溪《潇湘八景图》中的消解性特征，上海大学，2007
[6]胡建明：东传日本的宋代禅宗高僧墨迹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6
[7]韩天雍：中日禅宗墨迹研究—及其相关文化之考察，首都师范大学，2007
茶道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文化符号；茶道；文化基因；茶器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2-0065-05
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化的世界中，并通过符号及其系统来传承文化。与此同时，人是文化的人，文化是人的文化，而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符号，符号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表达。“人对文化的识别是通过符号来进行的，文化与文明的a生都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人有着使用符号的能力，文化才可能存在，文化是符号的母体，符号是文化各种形式之间的沟通工具”。[1]
一、 从文化符号学看中国传统文化
塔尔图学派率先提出文化符号学的概念，并以结构主义理论作为其符号学研究的方法论模型，以控制论和信息论倾向的文化论作为其哲学观和认识论的主要基础。洛特曼认为，文化是一个文本，一种产生意义的复杂和互动的符号活动，是信息的生产、流通、加工和储存的集体符号机制。 而文本是一个有组织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所表现是文化内涵。如果脱离了文化场，符号的象征意义就无法体现。[2]所以，文化符号学是运用符号学的观点、方法来分析社会文化中各种物质、精神和行为的现象。
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或地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人物等，经历时间洗涤之后自然沉淀下来的精华，是在长远历史发展过程中铭记下来的一种集体契约。符号包括标志、图象、语符、象征和专指语言符号的符号。文化符号不仅具有形态性和表意性的特征，而且在形态性和表意性之间建立联系的并不是自然物本身，而是由人类文化的各自存在决定的，不是所有的文化对同一文化形态都赋予同一意义，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赋予不同的意义。
文化符号的本质是能够承载、表述、传达、储存某种文化信息和理念的媒介。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强调：“神话、语言、艺术和科学等各种符号形式，是人自身创造的真正的中介，借助于这些中介，人类才能使自身和世界分离开来，而正是由于这种分离，人类才使得自身与世界紧密地联结起来。”[3]（63）显然，卡西尔已经将符号作为了人的存在本身，人所创造的一切都被视为符号的具体化。不仅如此，他还指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4]（35）从符号角度来理解人和人的社会、文化，其实就是要表明人的主体性，符号赋予世界以意义，人所处的世界就是人化的世界。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符号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富有体系的，比如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就有书法、国画、中医、京剧、茶道、插花、丝绸、陶瓷等等。茶道是一张中国的文化名片，是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饮茶、品茶、鉴茶的历史近五千年，茶与人们的生活可谓息息相关。中华茶文化博大精深，名茶荟萃、茶具斗奇、茶艺精湛、茶宴飘香，茶人茶事、茶礼茶俗、茶诗茶画，无所不容。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淀，也是中国人精神得以承托的媒介。茶，与儒释道都进行了深入融合，成为人们修身养性、参禅悟道的重要门径。茶不仅是文化，而且是符号性的文化、标识性文化。
符号学理论认为，符号的能力并不仅仅在于符号本身，而更在于它的意义。符号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在文化中所构成的丰富内容。非符号化的文化需要生活体验，符号化的文化易于扩大影响，为人们所理解、认识并接受。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
茶道文化论文范文5
23年前，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创会理事长范增平以台湾茶界代表的身份。首次将“茶艺”一词引入大陆，成为首位在大陆公开演讲和表演茶艺的特使。而他大陆之行的首站便是上海，那里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因此，当他见到赴台参加学术交流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主任陆留弟教授时，竟有相见恨晚之感。
在近7个小时的品茗恳谈过程中，陆教授流露出了他对当前茶界关于“茶艺”、“茶道”与“茶文化”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现象的担忧之情，范老师则旁征博引，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以历史、哲学的视角对这三个概念的含义以及来龙去脉进行了全新解读。
陆：您认为茶艺与茶道有区别吗?
范：茶道与茶艺是“体”和“用”的关系，可以用方法论来清楚区别。“道”是无形的，看不到、摸不着，是形而上的；
“艺”是有形的，表现于外的。是有形的器物、制度等，是形而下的。在茶中，能表现出来的就是艺。只有艺才能真正表演，道是无法表演的。茶艺偏向科学，茶道偏向哲学。
我把茶艺的界说分为广义和狭义两部分：广义的茶艺是研究茶叶的生产、制造、经营、饮用的方法和探讨茶业原理、原则，以达到物质和精神全面满足的学问；狭义的茶艺，是研究如何泡好一壶茶的技艺和如何享受一杯茶的艺术。
如何泡好一壶茶是属于科学，是一种技艺。泡茶的方法有千百种。但要泡好一壶茶一定有个公式，一个最好的方法。虽然条条道路通罗马，其中有一条是最省时、省力、最便捷的路，最适合您走的路。这条路就是我们茶艺学要寻找、探讨的目的。
我常举例说“以茶道为圆心，茶艺为半径，画一个圆即茶文化。”圆心是生命的定位、是生命的立足点。有立足点才能决定方向，才能选择目标。有了方向、目标，才能创造生命的价值。才是人生之道。学茶艺的目的，为的是追求人生之道。圆心定位在此，半径愈长，画出的范围就愈大，茶文化的范围也越大。
茶文化包括茶道和茶艺，其中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故茶文化中有行为、有物态、有思想、有制度，必须是物质加精神才是完整的茶文化。茶文化的形上与形下以茶艺来贯穿，茶道与茶艺的总和才是茶文化。
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历史悠久，但因没有做科学的整理，用词不准确、规范不明确，所以不够有深度和高度，无法提升，也就不能形成茶道。中国人向来喜欢以茶会友，在品茶之余。谈天说道，意兴遄飞，人人自以为离“道”不远，但曲终人散后。则依然故我。似这般的清谈聊天，哪能把“道”聊出来?“道”可以自由地表达，但需要“悟”，没有悟的道未必是真道。道要传达给别人理解，一般庶民需要有工具、载体和过程。茶艺即是这个部分。
学习茶艺是为了修习茶道。艺是助人进入道的工具、载体，是过程，同时艺也是道的形式、道的呈现。《庄子》中有“庖丁解牛”的故事，解牛的刀法是艺，但解牛于无形是道，运刀能如此神妙靠的是艺中有道。
陆：现在的茶艺表演，表演者年纪很轻，应该没有太深的茶道修养，但他“艺”的表现非常完美。这中间的“道”和“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范：艺的表现需要有道，才会有深度的美；而道的体会是需要悟。悟。是积累起来的。人的聪明智能是修行来的，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践，学习实践的功德来，累积得越多，聪明智慧就越高。年纪虽然轻，有悟性，聪明智慧高，表现出来的艺是有深度的美，自然就完美，因为它是有道的艺。
陆：“茶艺”这名词，古人为何没有想到?
范：茶文化发展已经几千年了，过去的人，或说古人，并没有把应用茶和对茶体会的哲学、思想，清楚地、系统地以科学的方法表达出来。思想的表达或表现是需要方法的训练和学习。现代人提出“茶艺”，是领悟到茶文化的核心，且能准确完美地表现出来，能表现出来才能传承，才能普世接受。茶艺可以说是实践、务实的茶文化表现。针对事物用准确的语词来表达。这代表我们现代人的进步吧!
陆：当年娄子匡先生提出的“茶艺”是何意义?
范：基本上是等于“茶道”，是茶道具体的一面，也就是说要把茶道让人实践，务实地享受茶的生活。茶艺是茶道的具体实践。走向茶道的一步一步过程，就是“艺”，就是“茶艺”。茶道和茶艺，可以说是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语词的～种表达。但是，在表达一种事物时必须具体，表示一种技能、一种职业时。更应该具体清楚。“茶艺”是一种具体的生活应用，是一种技艺。可以拿来表演，让人欣赏的技艺。那就应该是“艺”了；“道”是无形无相的，怎么表演?所以“茶艺”这个名词才是较准确的，“茶艺师”的称呼才是较正确的。“茶艺师”这名词是我提出来的，是经官方认定的，这就是正统。如果说“茶道师”或“泡茶师”，那是不准确的。茶艺师还要懂得茶性，懂得与之相关艺术的运用；泡茶师只是泡茶，那是不够的。
陆：您所阐释的“茶艺”和陆羽当年提出的“茶法”有没有区别?
范：是相通而不相同的。茶艺的理论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只是一个开拓者，提出一个方向，可能要经过弟子、再传弟子的努力，才能有一个完整的学理、一个坚实的理论架构。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茶能彰显道时，道就寄托在茶中；当茶不能彰显道时，道又会寄托在别物中，或许寄托在咖啡为咖啡道，或许寄托在餐饮为餐饮道……而茶为何能彰显道，适合道寄托?因人类发现和应用茶已有数千年，经过数千年来前贤、大德不断的从各个方面探讨研究应用茶，建设茶的技艺、礼法，使茶中有艺，而艺可入道。
“茶艺”和“茶法”是相通而不相同的。“茶艺”、“茶法”、“茶道”，甚至于“茶技”，都有所不同。
范：茶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精华。学茶并不是学大道理，就是学习注意生活小节、注意细微的地方，果真如此，一生行事必定失误少，累积的成就自然就比较大，从茶艺的规矩中学习成就大事的能量。
范：我认为依人类思想的发展进程来看，未来应该是要以人为本的。而以人为本的就是茶，茶人是社会上的君子，有一点使命感、有一点作为、有一点绅士风度，像一个人的样子。而人能成为一个人的特质，就是有个“礼”在，而礼就是规矩。喝茶有规矩，把规矩表现出来即“茶艺”。如果不提茶艺。喝茶用塑料杯、纸杯就好了。为什么大家会不满足于塑料杯、纸杯?
英国著名的文学家汤姆士・德昆西说：“茶永远是最聪慧人的饮料”。我们茶人对建立社会规范这件事，是可以有贡献的。
陆：中国茶中，道家的成分是不是占得比较重?
范：道家讲修道，非常讲究阴阳调和。现在中国人讲泡茶是“道”，近年来又流行起茶席设计，但却没有把道家的思想理论阴阳五行的元素考虑进去，那么茶中所谓的道就没有了根据。现在许多人讲茶道，是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
陆：范先生您能不受意识型态左右，客观、科学地评论观念性的东西，这是我很敬佩的。您的“道”是很自然地引导人改变。我们大陆现在也在改变，人们的观念逐渐往客观方面走。
范：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产茶国，也是饮茶人口最多的国家，茶是中国的国饮。要提升茶文化，才能离开庸俗、低俗、媚俗的风气，才能是有品味的人。
茶道文化论文范文6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其来源脱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其组成部分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构成。其中，儒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意识，亦是茶文化的主体。细观儒家思想之精义，在中国茶文化的各个领域均有体现。 一、儒家之“仁”与茶人精神 儒家极其看重人格，而且要求从自身做起。儒家的人格思想奠定于孔子的“仁”，“仁”的一大特性就是突出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又在《论语•颜渊》中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仁”是孔子仁学中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与伦理原则，仅在《论语》当中就被提到109次之多。以礼达仁，是儒家文化对茶道的最大贡献，这也使得儒家的人格思想成为中国茶人精神的基础。茶的特性为儒家文人所注意，并将其与儒家的人格思想联系起来。儒家正是以自己的“茶德”，作为茶文化的内在核心，从而形成了民俗中的一套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它对人们的思维乃至行为方式都起到指导和制约的作用。 茶是一种文明的饮料，被人们视作饮品中的“君子”。首先，这是由其本性决定的。茶性温，喝茶使人清醒，喝茶可以驱病健身，茶对人可谓有百利而不一弊，故茶自古已有君子之誉。其次，茶的“君子性”还表现在茶的诸种属性上。茶的属性之一是其形貌风范为人景仰。北宋司马光把茶与墨相比：“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之不同。”茶的属性之二是茶作为人间纯洁的象征。茶从采摘烘焙到烹煮取饮，均须十分洁净。正因为如此，人们历来总是将茶品与人品相比，有茶德似人德的说法，这茶德正是寄寓着儒家追求廉俭、高雅、淡洁的君子人格。 古往今来，有识之士一直倡导廉、俭，增加自身的道德修养，而历代文人雅士的品饮活动向来具有内涵深刻优雅的文化情结，因为茶清廉、高洁的品性，茶在养廉、雅志和励志等方面的作用是由古及今的，对君子之风的崇尚心理与饮茶的天然物性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清茶一杯”寓意深长，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作为中华茶文化的奠基人，陆羽将儒家修身养性、克己复礼的首先追求引入茶文化，将品茶作为人格修炼的手段，他在《茶经一之源》中就认为真正的茶人必须是“精行俭德之人”。可以说，陆羽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实践和修炼“精行俭德”的理想人格。唐人斐汶在《茶述》中也表述得非常明确：“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效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在唐代刘贞亮所总结的茶的“十德”中，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这些都代表了儒家的观点。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进一步综合了前人的说法，总结概括了儒家的茶人精神：“至若茶之为物，擅甄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察。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澹简洁，韵高致静，则非追速之时可得而好尚炎。”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曾说：“君子爱茶，因为茶性无邪。”林语堂先生也说：“茶是象征着尘世的纯洁。” 总体而言，孔子与后儒的道德修养理论，一般都坚持首先克己修身，然后推己及人，而及于社会政治的修养路线。品茶一旦上升到了与人格节操相对应的高度，也就是对茶的清淡宁静品格的欣赏十分和谐的统一起来了。儒家将道德摆在首位，必须保持高洁的情操，才能在茶事活动中体现出高逸的中和美学境界。 二、儒家之“和”与茶的社会功能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强调和谐统一的民族，处在春秋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就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体会到“和”的作用。“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范畴，同时也是美学境界。“和”在儒家哲学中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它不但显示了儒家的理想境界，也体现了儒家的艺术情调。“和”可用于自然、社会、人生各个方面，是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理想中拯救社会的一剂良方。茶之为物，最为高贵醇厚，而茶人茶事也是相应的纯洁平和，茶文化之中更是处处渗透着和的思想，可以说讲究和谐已成为中国茶文化应有的内在特质。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也认为茶因禀有山川之灵气，因而能“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可见茶道以“和”为最高境界。如果说“和”可以代表茶性的核心，那么这个“和”充分说明了茶人对儒家和谐或中和哲学的深切把握，对自然与人文统一的追求。儒家认为茶可以协调人际关系，饮茶营造了一个强调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和谐的空间，这正是代表了儒家茶文化真实的理想。茶在民间作为习俗出现，首先是相互交往、互敬互重、增进友谊的象征。饮茶风俗作为睦邻之道，可以从钱塘吴自牧的《梦粱录》一书中找到相关的记录：“杭城人皆笃高谊，……或有新搬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助事，遗献汤茶，……相望茶水往来，……亦睦邻之道，不可不知。”通过清茶一杯，可以更多地审己、自省，清清醒醒地看待自己，认识别人。各自内省的结果，是加强理解，促进和谐，增进友谊。其间蕴含的宽容平和与绝不强加于人的心态，恰恰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处之道，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这恰恰又正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宇宙伦理、社群伦理和人道原则。 三、儒家之“中庸”与行茶之道 所谓中庸，按儒家创始人孔子自己的解释就是“不偏不倚”“执其两端而折之”。“中庸之为德”这句话出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应该说，中庸思想在孔子和后代儒家那里，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孔子甚至把中庸作为一种君子人格，《中庸•第二章》中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p#分页标题#e# 儒家认为中庸是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和标准，中庸之道乃是一种修身之道，是处世做人的态度与方法。有中庸这种善德的人格，处世为人处处得乎中道，恰如其分，可见它是一种不偏不激的高贵的君子人格。在修身律己的过程中，只有保持中庸精神，中言中行，“允执其中”，不走极端，避免“过”与“不及”的片面和偏激，才能把握住“度”，才能造成社会的和谐。生于山野之中，承甘露滋润，其味苦中带甘，茶的这些特性与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相契合。儒家的思想要求我们不偏不倚地看待世界，这正是茶的本性。在漫长的茶文化发展历史中，中庸之道一直是儒家茶人自觉贯彻并追求的哲理境界和审美情趣，儒家把中庸思想引入中国茶道，各家茶文化精神都是以儒家的中庸为前提。在儒家茶人眼里茶代表了中，代表了度，代表了宜，代表了当，代表了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儒家茶人对自身的要求是保持高洁的情操，在茶事活动中体现出高逸的中庸美学境界。茶道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与自然结合的至高的艺术，反映出自然的四时有序，万物和一。 因此，无论是煮茶过程中茶具茶器的使用，还是品饮过程中茶事礼仪的动作要领，都要不失儒家端庄典雅的风韵，正如儒家“中庸”之所谓“发而中节”，符合规范。从这一点看，儒家茶人的行茶之道，被视为一种修身的过程、陶冶心性的方式、体验的途径、格物致知的方法，比之道家的“自然之道”显得更为讲究。从实践的角度看，行茶要取得完满的结果，关键在于把握“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首先，礼茶人必须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能有偏激走极端，要心平气和，进退有节，待人有礼；其次，在具体活动中也要不偏不倚。例如礼茶的动作，既要突出仪式美，又不过于夸张；选择茶器时融贯美的追求，既讲究了造型与材质，又不失端庄；沏茶过程中，碳火煮水的温度既不过高，也不过低；置茶叶时，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斟茶时，也依照了同样的原则，不多，也不少，恰到好处。虽然具体的量是因人而异，但基本的中庸之度，却是一致的。 四、儒家之“礼”与茶的礼仪性 礼是中国古代调整人际关系的根本和行为规范，是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每个人都能按照礼的精神自律与待人，整个社会就会处于非常和谐融洽的状态，这就是儒家所以重视礼的原因。由于儒家的重视和提倡，中国人特别看重礼，言行举止都力图讲礼、合礼。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自觉地以礼来要求或规范自己的行为，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体现其礼仪教化，力图通过礼，达到一种和谐的境界，因此，中国被世界公认为是“礼仪之邦”。 “茶”作为民俗礼仪的使者，千百年来为人们所重视，民间甚至有“无茶不成仪”的说法。茶使人清醒，所以在中国茶道中也吸收了“礼”的精神，茶道重礼，这和儒家重礼异曲同工。总的来说，茶礼所表达的精神，主要是秩序、仁爱、敬意与友谊。它上达国家间的礼仪活动，下渗入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礼俗，成为相互交往、相互敬重、增进友谊的象征。“敬”是儒家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客来敬茶”，就是儒家思想主诚、主敬的一种体现。其次，敬茶有序，先敬谁后敬谁，必按长幼尊卑顺序。我国人民重情好客的传统美德在饮茶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好习俗一直流传到现在，遍布我国的大江南北。客来宾至，清茶一杯，可以表敬意、洗风尘、叙友情、示情爱、重俭朴、弃虚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高尚礼节和纯洁美德。 在我国历史上，不论富贵之家或贫困之户，不论上层社会或平民百姓，莫不以茶为应酬品。以茶叶相馈赠，在唐朝以前的文献中还记述不多，从《全唐诗》中便能发现馈赠茶叶成为常见的题材，经粗略查点，《全唐诗》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多达30余首，这也多少说明了茶在当时受人重视的一斑。一般平民百姓也用茶来相互请托，互致问候，来表达和睦相处之情。北宋汴京民俗，有人搬进新居，左右邻居要彼此“献茶”，邻居间请喝茶叫“支茶”，可见，茶已成为民间礼节。南宋时，临安（现杭州）每年“立夏”之日，家家都会各自烹了新茶，再配上诸色细果，馈送亲友比邻，俗称“七家茶”，这种习俗，直到今日在杭州郊区农村还保留着。 自古以来，朝廷会试有茶礼，寺院有茶宴，居家茗饮更是皆有礼仪制度。比如明代《家常礼节》中提倡奉茶明礼敬尊长，深刻地影响了民间茶礼，深入人民生活之中，并且一直延续下来。受儒家礼教思想影响之深的中国文化，历来主张长幼有序，敬老抚幼。居家生活常以差表示相敬相爱，明礼议论序，向长辈敬茶已成为家里的重要形式。 茶的礼仪性还体现在茶在婚礼、祭祀等特殊的礼仪活动中的地位。茶与婚礼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在缔婚中应用、吸收茶叶或茶叶文化作为礼仪的一部分。茶的许多特性都暗合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因“茶性最洁”，可示爱情“冰清玉洁”；“茶不移本”，可示爱情“坚贞不移”；茶树多籽，可象征子孙“绵延繁盛”；茶树又四季常青，又寓意爱情“永世常青”。儒家向来有祭祀的仪俗，而我国以茶为祭，大致是在南北朝时逐渐兴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