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新鲜事范文1
3月5日，这条消息在电视和网络上广泛传播。当天晚上，朝鲜的重大消息是这样的：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朝鲜自3月11日起不再承认《朝鲜停战协定》。
其实，这至少是朝鲜第三次撕毁停战协定。之前的两次分别发生在2009年和2010年。
3月12日，朝鲜多地民众举行“军民大会”，表示支持军方的决定朝鲜军民“将在任意时期、对任意对象随意实施无止境的正义打击”。
这是10年以来，朝鲜针对“敌对势力”美国和韩国看上去最声势浩大的威胁。 以威胁求和谈？
新华社的报道称，朝鲜这次摒弃停战协定，是由于联合国的制裁和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军队和人民对此不能袖手旁观”，所以才采取了这些“重大措施”。
这也是朝鲜以往出言威胁美、韩的常用由头。
比如2003年1月，朝鲜《劳动新闻》发表评论，谴责美国对朝鲜的武力威胁。《劳动新闻》是这样说的：“朝鲜不怕战争，如果爆发战争，朝鲜将奋起反击。”
类似的表达多次出现在朝方的声明中
“美国在该地区大肆增兵”、“华盛顿对该地区军事力量的调整”……都能拨动朝鲜的神经，而如果是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就更容易刺激到朝鲜。
事实上，军事压力只是威胁的由头，而非真正原因。央视《新闻直播间》节目曾引述外媒的报道分析称，朝鲜屡次“放狠话”是希望通过给美、韩施加压力，以威胁求和谈。
放“狠话”的时机也往往与政治因素有关。深圳卫视采访的一些专业人士分析说，这次朝鲜再次撕毁停战协定，跟美韩两国的政局有关韩国总统朴槿惠刚上台，得借此争取她对朝鲜有个好脸色，毕竟，她年轻时曾经访问过朝鲜；而奥巴马连任已经好几个月了，一直不理朝鲜，也得赶紧吓唬一下。
200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说，朝鲜“只是需要得到持续的关注。” 朝鲜也用“圣战”这个词
朝鲜威胁美日韩，都威胁些什么？ 朝鲜的立场很明确：将“采取行动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现在已经不是19世纪时的恫吓式外交了”。
一般来说，朝鲜的说辞是这样的：如果你们敢动我们，就会爆发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争。
有多惨烈？
2003年《劳动新闻》称：“新的朝鲜战争将蔓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开战，周边大国不管情愿与否，都将卷入其中。”朝方还特意强调，如果这场战争真的发生，结果将会和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阿富汗战争全然不同“那些战争都是由美国发动的单方面攻击，但如果发生朝鲜战争，朝鲜将给美国以歼灭性打击。”
朝鲜不喜欢被动，所以，在他们发出的威胁言辞中，“先发制人”是一个常见的关键词。还是在2003年，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说：“如果美国向朝鲜半岛附近地区增派军队，那么朝鲜可能会对美军发动‘先发制人’打击。”
这个关键词在2008年再次出现。朝鲜这样回应韩国声称可能打击朝鲜核设施：“只要韩国方面略有‘先发制人’的轻举妄动，朝鲜人民军就将发起更迅速、更具威力的先发制人式打击。”
在最近的这次威胁里，朝鲜又提起了先发制人的事“对侵略者们的老巢行使核先发制人打击的权力。”
另一个朝鲜人喜欢用的词是“圣战”。
2010年7月，针对美韩联合军演，朝鲜国防委员会发言人说将进行“报复圣战”。同年12月，朝鲜军方领导人金永春阐释了圣战的概念“基于核遏制力的朝鲜式的正义的圣战”。这个词汇再次被提及是在2012年2月，朝鲜国防委员会通过发言人声明宣布“将发起全面圣战，以消灭国内外的好战狂”。
所谓的好战狂，指的是以“李明博逆贼败党”为首的韩国和“美帝侵略军”。而对于战争，或者说“圣战”的结果，朝鲜也在威胁中说得很清楚首尔、日本或者朝鲜半岛，将变成一片火海。
2004年，韩国联合通讯社引述朝鲜报纸的消息称，如果美国胆敢用核武器攻击朝鲜的话，那么朝鲜将会把日本变成“核火海”。2011年，火海“烧”到了首尔
朝鲜人民军板门店代表部发表声明说，若韩方继续发起挑衅，朝鲜将展开全面军事打击行动，把首尔变成一片火海。这一年11月，朝鲜方面再次强调：南朝鲜要清楚地记住，“把青瓦台变成火海”绝不是空话。
最恐怖的想象出现在2003年朝方称，“朝美之间会爆发全面战争，朝鲜半岛将成为一片焦土”。
不过，截至3月12日，“火海”、“圣战”和“先发制人”都没有发生。朝韩两国之间近几年最激烈的冲突是2010年的延坪岛炮击事件。朝鲜向该岛发射的170多枚炮弹中有60个打到了岛上，造成韩国2名海军士兵和2名平民死亡。 朝鲜每次“放狠话”，几乎都能获得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图为2013年3月12日，视察月乃岛防御部队后，在簇拥中乘木船离开。 “一击便可击溃美帝国主义”
朝鲜靠什么威胁美日韩？
在这么多年的“狠话”里，可以看到朝鲜对自身军事力量的形容。2003年，朝鲜外务省的一名官员说：“朝鲜的攻击可以针对全球各地的美军人员和美军控制中心。”他还强调，朝鲜的攻击能力是没有止境的，朝鲜的军队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对付敌人。
近几年，朝鲜的信心越来越强大。
2011年，朝鲜明确指出将“通过核攻击和导弹攻击，做出防守反击”。核武器还不算什么 2012年2月，朝鲜军方一名发言人说：“我们有比核武器更有威力的战争手段以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最尖端的打击装备”然而他并没有说明这些厉害的装备是什么。
同年4月，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说：“朝鲜人民军装备了强大的现代化武器，一击便可击溃美帝国主义。”当然，李英浩也没有透露这个“现代化武器”的任何细节。
不过，即便如此，朝鲜的敌对国家们还是不怎么相信。有时，他们的态度简直称得上是轻蔑。
2009年6月，五角大楼的一次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及朝鲜声称将扫除”美国侵略者，发言人莫瑞尔笑着回答说：“我真不知道要如何响应。那是愚蠢。”接着他反问：“用什么？”
比莫瑞尔更过分的是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他多次公开贬低朝鲜
2009年7月20日，他对记者说：“朝鲜对美国构成的直接威胁微不足道。”
最近发生的新鲜事范文2
前不久就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低调访问北京的同时,朝鲜最新制作的歌剧《红楼梦》于5月6日至9日在北京盛大开演,并引起强烈反响。
朝鲜目前最高规格演出
据悉,朝鲜版《红楼梦》在北京开演,是中朝友好交流的一部分。《朝鲜日报》称,这部歌剧是在金正日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堪称朝鲜目前规格最高的演出。而担当演出任务的朝鲜部级歌剧团血海艺术团此次出动了所有创作团队,全部演员在朝鲜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充分表明了朝鲜对这次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视。
《朝鲜日报》对此评论道,朝鲜此举意在借助文化交流这一“软实力外交”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以向外界表明对中朝同盟关系的重视。《朝鲜日报》指出,中国古典名著经过朝鲜的悉心加工和演绎,在华演出将引起中国人民的兴趣,拉近两国人民的感情。而两国人民在感情上的亲近,也必然会促进双方深入发展政治外交关系。
朝鲜《劳动新闻》则发表评论称,文化交流包含了最亲近的真挚情谊,是友谊之语言、友好之纽带。2008年,革命歌剧《卖花姑娘》到中国巡回演出;2009年,平壤艺术团、朝鲜电影音乐团、平壤学生少年艺术团到中国进行访问演出;此后朝鲜又重排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和歌剧《红楼梦》,这些都表现出朝鲜人民珍视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歌剧《红楼梦》的诞生为朝中之间架起了美丽的、友谊的彩虹,它必将受到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喜爱,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宝,在世界文化史上永久绽放光芒。
据《东亚日报》报道,2009年9月25日,朝鲜血海歌剧团在平壤大剧场上演了歌剧《红楼梦》,受到朝鲜观众的热捧,迄今演出已近百场,观众逾10万人次。血海歌剧团成立于1971年7月,是朝鲜部级艺术团,也是在朝鲜最高领袖亲自扶持下成立的。该团以创作和演出革命题材歌剧为主,曾表演了《血海》、《卖花姑娘》、《党的好女儿》、《金刚山之歌》等5部佳作,开创了朝鲜歌剧的新纪元。除了歌剧,血海歌剧团在民歌、舞蹈等方面也有着很高的造诣。
朝鲜官方高度评价《红楼梦》
《朝鲜日报》指出,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早在19世纪前后就已传入朝鲜半岛,并成为当时宫廷御读小说,受到追捧。其中,《红楼梦》的受欢迎程度在朝鲜至今不衰。这一部古典名著的思想性及艺术性已经深深影响了朝鲜几代人。
对此,朝鲜《劳动新闻》评论道,《红楼梦》深刻的反封建思想是其长盛不衰的原因,因为它能在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加痛苦地体验过封建苦难的东方各民族之间引起深深的共鸣。18世纪中期诞生的这部文学名著将一个封建贵族家庭进行解剖,揭露了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腐败性和反人民性,暗示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朝鲜版歌剧《红楼梦》完全传承了原著的这一思想性,并发扬光大。
《劳动新闻》指出,这部歌剧展现了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走向没落之际,大贵族贾家的内部生活。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既是陈旧、腐败的社会制度与封建秩序的叛逆者,又是无知、凶残的封建压迫的牺牲品。两个青春少年互相热恋,对未来充满向往,最终却以悲剧收场,这一过程将封建制度的矛盾揭露无疑。他们的悲剧也敲响了腐败的、封建社会楼阁的丧钟。歌剧使观众回味封建社会的血泪史,深思《红楼梦》的老故事带给今天这个新时代的深刻教训。《劳动新闻》称,历史证明:陈旧的、反动的早晚会灭亡;新生的、进步的,就算经受阵痛,但终究是会胜利的。
金日成看过越剧《红楼梦》
《朝鲜日报》分析称,朝鲜两代领导人都有着很深的“红楼梦情结”:1961年,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在访问中国时观看了上海越剧团的《红楼梦》。在金日成的倡议和指导下,朝鲜曾以民俗戏剧――“唱剧”的形式改编并演出《红楼梦》,金日成本人曾四次亲临排演现场指导,并陪同中国老一代领导人观看演出。为迎接中朝建交60周年暨中朝友好年,金正日提出对歌剧《红楼梦》进行再创作,让歌舞剧《红楼梦》重回舞台。他还在歌剧创作过程中做了几十次宝贵的指导。温家宝总理2009年10月访问朝鲜时,金正日陪同温总理观看了该剧。
《东亚日报》还指出,朝鲜推崇《红楼梦》另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激发国内民众对朝鲜艺术的热爱,抵御“韩流”文化的侵蚀。《劳动新闻》对此表示:“我们的将军不但要将朝鲜打造成政治思想强国、军事强国、经济强国,而且要建成响当当的世界性音乐强国,这一宏大的抱负和目标正在现实中绽放花朵。”
最近发生的新鲜事范文3
一
首先，分析一下甲午战争之所以发生的根源。从当时中国的观点看，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中朝之间在很长时间有着密切交往，人民之间的通婚，文化的交流，数百年来一直没有中断。问题在于，中国毕竟没有“近代殖民”的经验，当东方面对西方压力时，不知道怎样引领这些属国转身向西，甚至不知道帮助这些属国像中国一样洋务新政，实行有限度的改革。中国一度选择了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对于先前数百年“中国的世界秩序”不再有兴趣，琉球、越南、暹罗等属国相继脱离，至甲午战前，中国的宗藩体制基本解体，朝鲜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属国。
当然，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放弃藩国也有地缘政治考量。在传统体制下，遍布在中原王朝周边的属国，具有拱卫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意思，属于中国的“战略”。然而到了近代，两次鸦片战争英法都没有大兵压境，数千名海军、数艘军舰，就可以在中国水域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藩国体制已经没有办法御敌于国门之外，所谓“国防外线”到了这时已经没有意义。
但是，朝鲜与其他诸藩国很不一样。朝鲜半岛扼住了北京的咽喉，在许多中国人看来，丢掉了朝鲜，就意味着国门洞开，意味着外敌可以通过朝鲜半岛长驱直入。因此，当日本对朝鲜心怀不轨时，中国不得不出手。唇亡齿寒，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含糊。由此，甲午战争就有了一触即发的可能。
二
朝鲜问题的发生，除西方势力东来背景，还与中日两国面对西方所选择的对应路线有关。
中国洋务新政发展路径是“内敛型”的。为了自身发展，中国人心无旁骛，集中精力，集中资源，用三十年时间取得了巨大成就。
与中国的发展道路很不一样，日本明治维新选择了一种“发散型”的发展道路，其基本路径是转身向西，脱亚入欧。欲达此目的，明治维新思想家一直在启蒙日本民众：日本必须走出海岛，踏上大陆，与世界诸强竞争。
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其历史依据、合理性，逐步放弃一些藩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日本的发展道路咄咄逼人，吞并琉球，，觊觎朝鲜。凡此，都是日本“大陆政策”一个又一个环节。假如超越中日两国极端对立的立场，两国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并非让人感到突兀。
至于朝鲜，到了近代，没有跟随中国一起转变。中国那时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顾及朝鲜发展，因而在19世纪60年代法、美等西方势力试图进入朝鲜时，中国既没有向朝鲜提供必要帮助，也没有尽到敦促朝鲜转身的责任。相反，当美国尤其是日本与朝鲜发生冲突时，中国以“番国自主”为托词，拒绝为朝鲜行为背书。
中国的拒绝让日本有了与朝鲜直接交涉的理由，1875年日本借“云阳号事件”与朝鲜达成《江华条约》。这是朝鲜被迫开放的开始，也是中国宗受到挑战的起点。日朝两国在条约中相互确认对方为“独立国家”，中国的宗被日朝两国莫名其妙予以取消。
日本在《江华条约》谈判前后使用了一些雕虫小技，确实利用了中国大臣不敢承担责任的心理缺陷。不过也应该承认，日本通过这个条约将朝鲜强硬拖上了近代轨道，中朝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
中国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结果。当中国人明白了《江华条约》对中国的意义后，很快开始战略反击。李鸿章认为，如果让日本独占朝鲜，对中国的威胁太大，朝鲜不再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反而成为日本进攻中国的桥头堡。要让朝鲜重回中国“国防外线”战略定位，就必须设法将各大国引至朝鲜，以“大国均势”遏制日、俄。
帮助朝鲜对外开放符合中朝利益，日本对此毫无办法。经李鸿章努力，美、英、法、德、意、俄等相继与朝鲜签署通商协议，一个向世界开放的朝鲜在1880年代初大致成型。中国夺回朝鲜事务主导权，即便不再强调所谓“宗主国”，中朝也具有特殊关系，决非日本可比。
三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很长时间无法平息。不得已，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政府给予援助。而日本获悉这一消息后，格外积极鼓励中国政府向朝鲜派兵。
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日本的真实用意，自认为只是在履行宗主国责任，不料这个行动却中了日本的计谋。
当清军两千多人抵达朝鲜时，日本参照1882年《济物浦条约》，也以保护日商财产生命及公使馆为名向朝鲜派兵，而且规模巨大，持续不断。中方发现苗头不对，动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兵。但日本有备而来，根本不再理睬中国动议。日本此时目标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大打出手，一举驱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
东学党起义平息后，日军并没有在朝鲜继续留驻的理由，朝鲜政府也希望中日两国尽快撤军。但日人此时节外生枝，提议中日两国政府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以避免东学党之类事件再次发生。日本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承认朝鲜不再是自己的单一属国，承认日本对朝鲜拥有相当控制权。
6月22日，日本对中方拒绝“共改朝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不会因为中国拒绝而放弃这项动议，在朝鲜内政改革完成前，更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
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方当然不再顾及中方态度。翌日晨，日军向朝鲜王宫发动攻击，并迅速拥戴大院君筹组临时政府，要求临时政府宣布废除朝清之间全部条约，宣布与日本结盟，并邀请日军驱逐在朝鲜境内的全部清军。
最近发生的新鲜事范文4
日媒“大嘴”遭痛斥
10月中下旬，围绕朝鲜领导人的健康问题，日朝及日韩间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舆论外交战。导火索是当月18日和19日日本《读卖新闻》与《产经新闻》的两条“独家报道”。报道称20日朝鲜将重要声明，声明与的健康状况有关，朝鲜已要求驻外使领馆外交官原地待命。日本媒体言之凿凿的报道，立即引起各方关注。但等到20日晚间，上述消息不攻自破，朝鲜未发生任何异动，日韩官方也出面表示“没有任何与此有关的确切信息”。有评论称，此番日本媒体“忽悠”了全世界。
与以往不同，这次日媒的“大嘴”却没能重演“说了就说了”、“说得不准就算了”的潇洒，而是受到了朝鲜以及韩国部分媒体的猛烈抨击。10月21日，韩国《中央日报》发表题为《炒作的日本右翼舆论》的评论，对日本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进行了谴责，称某些日本右翼舆论“疯狂至极”。10月23日，朝鲜中央通讯社也对日本上述两家报纸的报道做出严厉回应，称这些消息“完全是造谣”，朝鲜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重要消息”要，也从来没有下达过“原地待命”的指令，日本两家报纸宣称朝鲜最高领导人“健康出现问题”，是对朝鲜尊严的“恶毒的诽谤”。
朝鲜方面的反应，自然是出于忍无可忍。但客观地讲，在此轮有关健康风起云涌的传闻中，《读卖新闻》与《产经新闻》并非兴风作浪的“大鳄”，日美韩的媒体及情报机构都有参与。朝鲜中央通讯社及韩国《中央日报》之所以选择日本的《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作为抨击对象，其中既有就事论事的驳斥，也反映了对这两家日本报纸长期以来的右翼立场，以及日本媒体普遍妖魔化朝鲜民族的愤慨。
“朝鲜问题”与“朝鲜报道问题”
凡接触过日本媒体的人，大都可以体察到“朝鲜问题”在其中不同寻常的热度。从电视、报纸到杂志、书籍，从精英意见到坊间笑谈，日本的对朝舆论可谓“无风三尺浪，有风起狂澜”。近十余年来，虽然日本对朝报道的数量不断增多，日本普通国民对朝鲜的认知，却是越来越滥、越来越乱。由此衍生出一个变体――“朝鲜报道问题”，即在报道“朝鲜问题”的过程中，报道本身也成了一个问题。上述《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的谬报，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
问题要两说。从报道对象的角度看，朝鲜是个信息封闭的国家，这给外界了解朝鲜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朝鲜是日本最近的邻国，又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与其国家安全关系至深，因此日本对朝鲜的一举一动都有信息需求。但现实是，直到2006年9月1日共同社在平壤设立分社，日本媒体始终没有采访朝鲜的正常渠道。而且就是这个惟一拥有合法身份的共同社，也没能将其平壤分社变成常设机构，而是由其北京分社兼带。一方渴求信息，一方限制供给，信息的需求难以对称，无疑给流言、假新闻的滋生提供了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报道者更难脱其咎。因为即便处于需求、供给的失衡状态中，作为新闻媒体，特别是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主流媒体，也不能以此为借口，为追求轰动效应而传播流言蜚语，甚至是制作缺乏事实依据的虚假报道。这样做既是对报道对象国，也是对本国受众的极大失责。
“舆论常常是一种私刑”
日本的“朝鲜报道问题”，牵涉到三个方面：媒体职业操守、受众的接受心理和舆论的道德品位。那么，在日本，媒体、民众、舆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日本论有着怎样的生成机制?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日本对朝舆论的核心因素是什么?为了剖析这些问题，我们不妨重新品味一下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写于80多年前的相关论述。
1923年，日本遭遇了关东大地震。在这场灾难中，有数千名生活在日本的朝鲜人因流言蜚语而惨遭虐杀，这件事极大地震撼了芥川龙之介。芥川曾认为舆论应是“抑制私愤的公论”，是理性的多数意见，而事实却让他看到：“舆论常常是一种私刑。私刑又常常是一种娱乐。好比使用新闻纪事来取代手枪”。作家写下这样的警句，是因为他目睹了发生在身边的“舆论”的恶性循环，即从流言四起，到报纸将流言作为新闻记事，再到因报纸报道使舆论恐慌升级，最终产生民间“自警团”擅自虐杀朝鲜人的惨剧。
据日本学者考证，在今天日本已近统一或混用的“舆论”一词，历史上却曾有过两种不同的表记和意味。一种是自古以来沿用汉语的“舆论”，一种是起源于明治时期的“世论”。在明治时期的日英字典中，“舆论”被译为public opinion，“世论”被译为popularsentiments。前者是理性的公论，后者则是情绪化的民情。从公论到私情，从“抑制私愤的公论”到“怀揣私愤而滥施的私刑”，“舆论”的“世论化”，彰显出当时日本日下的世风。而芥川龙之介故意将二者混用，正是要提醒国人警惕感性压过理性、私愤驱逐公论的危险世态。
“私愤”、“私刑”与“私利”
往事不堪回首。但更为不堪的是，80多年后的今天，过往的冤孽犹存，不过稍加改头换面，又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当今日本的对朝舆论中，人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媒体把流言作为“新闻”，看到由此在民众心中滋生的厌恶和恐惧，看到两个民族间驱之不散的宿怨。因导弹发射、核试验及“人质问题”而起的“私愤”，演变为妖魔化朝鲜的“私刑”。见诸日本媒体的朝鲜，要么是冠之以杀人国家、无赖国家、崩溃国家的文章标题，要么是由弃国难民，经过马赛克化和变声化的技术处理，讲述朝鲜贩毒、造假等所谓的“真相”。和百年前相比，可谓不一样的话题，一样的舆论；不一样的时空，一样的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私愤”和“私刑”之外，今天日本很多媒体之所以热衷于危言耸听，很大原因还来自对吸引受众眼球的“私利”的考虑。韩国《中央日报》的评论指出，“一部分(日本)舆论以朝鲜问题为兴趣话题，当作维持其出版量的秘诀”。在日本媒体界，甚至有“新闻主义”的说法。《中央日报》称，这一说法的出现，正是对“生硬地扩大加工朝鲜新闻以谋取利益”的舆论形态的讥讽。
在当事方的日本媒体一面，资深媒体人士、《朝日新闻》论说委员兼朝日电视台谈话节目主持人加藤千洋，在2008年第7期《论座》杂志中讲述了他的一段并不愉快的经历。2004年，加藤被派到新改版的一档名牌谈话节目中担任主持人。由于多年从事国际报道，尤其是中国报道的职
业背景，加藤在编前会上提出了“今后多做亚洲选题”的提议。不料这一提议却遭受了同事的冷遇。冷遇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亚洲话题赚不来收视率”。
据日本学者逢返严的调查，自2002年至2004年，与朝鲜相关的话题稳坐日本电视综艺谈话类软新闻节目的头牌交椅。直到2005年出现小泉首相解散众院的“内乱”，朝鲜话题才落至第二位。在这样唯恐天下不乱、乐见天下大乱的媒体生态中，对朝鲜的“报道”很难不出现问题。收视率与报道份额的正相关、“私愤”、“私刑”与“私利”的三合一，使日本媒体的“朝鲜报道问题”渐趋严重。
日本舆论政治中的格雷欣定律
经济学中有一个格雷欣定律，简而言之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审视近年来的历史现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定律在日本媒体、舆论乃至政治领域，均体现得相当贴切。在媒体领域，八卦媒体“戏说”政治、“恶搞”政治，严肃媒体难耐寂寞、屈身迎合。在舆论领域，情绪化声音驱逐理，性化声音，私愤驱逐公论。在政治领域，民粹主义打压民主主义，“剧场政治”粉墨登场、大行其道。这三个领域格雷欣定律最明显的“共振”和集中发作，就在2001年4月至2007年9月的小泉和安倍两届政权期间。
在小泉和安倍任内，尤其是在对待“朝鲜问题”的态度上，日本舆论政治的取向出现了明显的左降右升趋势，即《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左翼媒体受压，《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右翼媒体受宠；对绑架问题、日朝复交问题持理性、积极态度的左派人物失势，持情绪化、消极态度的人物得势。2006年9月，资历和经验均有欠缺的安倍晋三，当选日本战后政治史最年轻的首相。安倍的成功，绝大原因在于他对朝鲜问题的强硬。这种强硬使他同时获得了觊觎政治“私利”的大报和觊觎经济“私利”的电视软新闻节目的青睐。私情泛滥的日本舆论，助其迅速成长为政坛明星和小泉的接班人。
日本左右两派优孰劣，自有后世评判。现今可以看清的是，在安倍高升的过程中，积极为其造势的《读卖新闰》、《产经新闻》终于能够压倒竞争对手，独享内部消息。如今安倍虽已下台，但给右翼媒体“吃小灶”和“偏饭”的机制犹在，不然此次两家媒体无由曝出“独条”。但另一方面，曾因小泉闪电访问而开创的日朝复交之路，却在这种舆论政治中越走越窄，越走越暗。热炒朝鲜，却使自己在外交舞台中日益边缘化；热炒绑架人质事件，最终却使自己受国内舆论之绑架，这应该说是日本饱尝的双重惩罚。
媒体品格与国家利益
最近发生的新鲜事范文5
在现代中国边疆建设的讨论中，延边是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一方面，在19?20世纪清帝国的四大内亚边疆中，延边所在的东北地区，其内地化过程看上去最为成功;另一方面，与朝鲜半岛隔图们江相邻、总面积略大于台湾的延边，又属于东北内部相对稳定的边陲地区。因此延边的“内化”或多或少地会被视作理所当然。但借由历史梳理可知，延边曾经爆发的矛盾和冲突（领土、民族和国际），其激烈和复杂程度并不亚于西部。因此，这种相对的“成功”和“稳定”背后，恰恰揭示出近代中国边疆建构和民族国家建设的某种独特经验。本文探讨的，并非延边地区如何成为（静态的）“中国”的一部分。相反，本文试图把“中国”看作一个在帝国和民族国家间动态演化的过程，并考察此过程是如何在延边发生和展开的。 延边作为多边边疆
20世纪初，“延边”一名尚不存在。图们江以北的广阔地域，因毗邻长白山，曾是清帝国封禁政策的核心地带。整个吉林治理以八旗制度为主导，延边地区属珲春协领，辖于宁古塔副都统。1860年，清廷被迫将乌苏里江以东弃于沙俄后，为强化地方防御，升珲春协领为副都统。1880年代起，这里被辟为禁放之地，清廷委任吴大澄负责宁古塔边务。汉人官员介入“龙兴之地”的管理，民政机构亦开始设置。1902年，清廷在此地建延吉厅。而后“延边”一词，一直作为非正式用语，泛指当时图们江边的延吉、和龙、汪清、珲春一带。直到抗战结束以后，“延边”作为正式行政区划名称才逐步固定。
有清一代，东北既是满洲的根本重地，又是抵御沙俄扩张的前沿，对内（汉人）对外（俄人）皆需防范。时至近代，俄国拓殖到图们江口，日本则通过朝鲜半岛打开通向东北的东线门户，清朝为固边守本，不得不驰禁招垦，鼓励汉人移驻，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态随之剧变。延边地区地处中、日、朝、俄夹角，又有朝、满、汉、回杂处，实在是一个多边的边疆，也可谓是一个“跨体系社会”。今天的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州，因此谈到延边社会，学界多提“跨境民族”。这当然没有错，不过要理解这个跨境社会的形成，我们不能仅局限于中朝边境，因为本地社会的起源和展开，从来不只与中朝两国相关，而是带有极强的区域性和全球性。
1870年代，朝鲜咸镜道贫民开始大规模地越江垦荒，这时正值俄国吞并了整个乌苏里江以东的清朝领土。两者的同时发生并非偶然：沙俄在与英国的中亚大博弈中失利，转头向东，并利用清朝的内忧外患，得到东北欧亚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俄国为了巩固帝国的新边疆，大规模征召朝鲜贫民垦殖。而此时朝鲜积弱，更是天灾人祸不绝，这亦促使贫民冒死越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留在延边地区，成为最早一批农业居民。甲午以后，日本加速殖民朝鲜，更挑起日俄大战，日本独吞半岛，觊觎满蒙。以上构成20世纪朝鲜人移民东北（特别是延边地区）的最大推力。吞并韩国后，日本殖民势力和资本势力联手，将朝鲜半岛打造成帝国农业基地，移来大批日本农民。失地的朝鲜农民只好移往满洲，渐次填补日本帝国的下一个边疆。
帝国主义的地缘争夺，以及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得清廷再也无法维持“龙兴之地”的骑射之风。东北作为满人的故乡，越来越只存在于神话和想象当中。其实满洲特质的衰落，早在严行封禁时就已经开始了。八旗主力久居中原，几乎无人愿迁居关外、戍守苦寒边地。宁古塔、珲春地方旗人，屯垦日久，也逐渐农业化，原有旗地亦大量地流于民人之手。至于汉人偷越柳条边，或淘金伐木、违禁开荒，或偷猎采参、啸聚山林，更是晚清东北治理的一大难题。19世纪后期，珲春辖区大半开放。肥沃的土地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很快让珲春成为一个跨境农业、商业中心。图们江北的米谷收成是朝鲜北部重要的食品来源;珲春城亦成为区域商业重镇，是人口一度仅次于吉林城的吉林第二大市镇。这反过来也更加刺激了地缘政治和资本的争夺。在某种意义上，延边是清代东北逐渐“去满洲化”、被强行纳入新帝国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缩影。
因此延边早期历史，一开始就带有多边竞争、帝国消涨的复杂主题。当然，这一性质并非延边地区所独有，所应注意的是，这个多边边疆如何消化这些主题，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人民、土地、国家，进而扩展了“中国”这一概念。 断裂与延续：从“垦民”到朝鲜族
近代中国的相关历史叙述多在强调历史的断裂。但假使只看到断裂，其实就是拿“中国”这一极具韧性的发展过程，去适应“现代化”这一短时性的、目的性极强的框架。这样一来，古与今，旧与新，内与外，往往互为反证、难以通约。倘若把这套叙事主线施之于边缘地区、少数族群，则更易把原本作为历史概念的断裂施之于现实;把时间的区隔（前现代/现代）变成空间的区隔（中原/边疆）。而如果从边疆出发看中国，也许可以发现断裂之外的另一面。
近代国族叙事，本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历史进行倒推的理解。因此会有学者把东北朝鲜“族”的历史，上溯至皇太极掳掠的朝鲜兵民。但这种人口流动和近代民族建构的机理完全不同。“朝鲜”成为“族”，产生于东北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朝鲜族是现代中国民族体系中形成较晚的族群，是在百万人口以上民族中，最晚才在中国境内形成“小聚居”的，其确立为一族的过程也颇为曲折。
1880年代初，负责珲春放禁的清朝官员发现，图们江北岸有数千朝鲜边民越垦，已开荒地2000垧。按照清朝法律和惯例，一旦发现越境边民，应立即刷还、严惩。但迫于垦民人数众多，况且俄罗斯的威胁近在眼前，吴大澄与吉林将军铭安上奏，建议将这些越垦贫民就地安置。鉴于这一创新性举措与严禁越界的律例不符，封疆大吏们必须拿出超越律例的政治原则，将其合理化。在奏折中他们强调，朝鲜本是清朝藩服，朝民亦天朝赤子，而“既种中原之地，即为中原之民”。也就是说，在现代国籍概念尚不存在的时候，边界并不成为区分彼此的绝对条件，“天下”概念和“宗藩”政治原则，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超越地理区隔。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话语表述中，延边地区（甚至可以说整个东北），都可被比拟为“中原”，那么不但清朝与藩属的界限可以跨越，帝国腹地与边疆的界限，也顿时消失。
但朝鲜毕竟不是清朝直接管辖的地域，朝鲜无论怎样“如同内服”，毕竟不是大清抚舆。吴大澄等人并非完全取消彼我界限，他们提出，要给定期限，让朝民“易我冠服、遵我政教”，即以剃发易服和文化制度，来重新建立内外区隔。只不过这些可以从缓，“姑照云贵苗人，暂从各便”，即把清帝国处理西南边疆定居苗民的模式，用来处理东北边疆移居垦民的问题，既提出长远目标，也承认并允许当前的差异。
宗藩话语所提供的合法性，不但为清朝官员所用，也同样为早期朝鲜垦民所用。他们虽然辩解说，自己跨越的界限（豆满江，即图们江）并非两国边界，江北一带乃朝鲜的闲荒之地（由此引发出长达数十年的领土争端），但仍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儒家政治理念，恳请“天朝”开恩，准许他们定居于此。此后，围绕朝鲜垦民身份的博弈，大致沿着是剃发易服还是保持朝鲜人心理、社会、文化习俗的方向展开。在此过程中，垦民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某种默契，即垦民以家长一人剃发而编入清朝民籍、换取土地权益，地方官员则默许其他人保留原有习俗。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初，此时延边地区的朝鲜人增加到近30万。
日本吞并朝鲜后，以现代国籍法原则，强行认定海外朝鲜人为日本国民，并借由延边的外交、金融等机构渗透吉林，蚕食。“国籍”成为东北地方官员和延边朝鲜移民迫切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近代中国的国籍条例，最初是为规范海外汉人移民的管辖权，但延边地区则是一个特例，其主要问题是确定对“外国人”入籍中国的管理。为此东北地方当局在中央政府规定的原则下，灵活变通，一面强化对垦民入籍的要求，并简化手续、鼓励入籍，一面采取各种手段阻止未入籍的朝鲜人拥有土地。
此时的延边地区，新移民大量涌入，其中不少人有着相对鲜明的反日独立意识。延边不但成为最大的海外朝鲜人聚居区，而且是反日独立运动的最大基地。由于朝鲜作为国家已然不存，一批移民出于生存需要或反日目的，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主流，多数普通朝鲜移民的生存策略，是寄寓于中日争夺之间，在国籍问题上保持模糊性。于是在19世纪的“入籍”（户籍）和20世纪的“入籍”（国籍）之间，延边地区朝鲜人仍然保持其最基本的身份认同，即作为朝鲜人的“族籍”。这也反映在民国东北地方官员编纂的方志中，在1920年代的《珲春县志》里，“垦民”与“汉族”、“满族”、“回族”及 “侨民”（侨居本地的日俄人）并列，出现在“民族”一项统计中。此时虽无“朝鲜族”的称谓，但“垦民”就是指朝鲜移民（包括归化入籍者和未入籍者），其位置介乎“（我）族”与“（外）侨”之间。中国共产党，在1928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则已将“满洲之高丽人”看作“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这可被视作中共处置东北朝鲜人思路的起点。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扶植起满洲国，东北朝鲜人国籍问题暂时搁置。但在整个日占期间，有不少朝鲜人参加到东北及全国地区的抗日运动中，甚至在东北的抗日武装里，朝鲜人占了大多数。朝鲜的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也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中共满洲省委管辖。从全国范围看，此时满洲虽然被日本控制，但东北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观念，在全体国人中大大地强化。直至日本投降、东北及朝鲜光复，朝鲜人的国籍问题才再次成为焦点。与总体视东北朝鲜人为寓居的“侨民”不同，共产党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国籍和去留，留在中国的即为境内民族，享有土地权益。大部分延边朝鲜人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二、三代，家园和故国之间有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超过百万的朝鲜人最终选择留在东北，并和汉族农民一样，在之后的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中国革命最有力的支持者。东北解放以后，关于延边地区的民族自治方式曾有不同意见，在延边长大、参加抗战的朝鲜族革命家海力排众议，确定实施区域自治制度。1952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后改为自治州），成为中国最早的民族自治区域之一。
朝鲜人从“亦天朝赤子”，到“（入籍）外国人”，再到“朝鲜族”，是特定历史情境下博弈、选择的结果。“朝鲜族”的形成既包含前近代天下观念的遗留，又是近代殖民与反殖民斗争的产物，更体现农民阶级对家园的认同和对土地权利的追求，并不单纯是由上层精英们的国族想象衍生而来。反而是“中国朝鲜族”概念的自我确立，使得作为现代建构的“中华民族”，有了更丰富具体的含义。 矛盾与统一：从“存储地”到现代
人的归属感往往与土地密不可分，土地权益在从“垦民”到“朝鲜族”的转变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延边从一块皇家禁地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疆域，也反映出领土和国家观念的近代重构。
1880年代初，在朝鲜边民越垦、铭安和吴大澄等人力主吉林开禁的同时，光绪皇帝还在一处朱批中强调，吉林为旗人的根本重地，应最重骑射，次重放牧，而农业为最末。理由是放禁会导致奸民聚集，并令本地淳朴风尚渐失。此时的东北，至少在皇族心中，仍被看作一块蕴藏帝国气运的“储存地”。但在资本主义强势冲击下，实质空虚的“龙兴之地”已无法被继续雪藏。封禁数百年之后的开放和开发，很快导致所有权的纠纷。吴大澄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据理争回俄罗斯侵占的图们江口黑顶子地区，但与此同时，图们江作为中韩边界，先是被越垦的朝鲜贫民质疑，进而遭到刚刚进入条约体系的朝鲜政府否认。清廷与朝鲜的划界谈判，仍然恪守宗藩原则，但最终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甲午战争以后，东亚天下秩序彻底解体，日本利用中朝领土争议，挑起“间岛”争端，并欲以现代观念，否定东北的中国属性。
在延边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晚清的满汉大臣、反清革命党人以及北洋政治集团这几个传统近代史叙事中既重要又泾渭分明的群体，其努力方向却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从边疆区域出发，促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思、调整以往以孙中山革命为中心、聚焦于中原的叙述主线。
延边地区和东北从“根本重地”的“祛魅”，首先表现在对俄罗斯扩张的反应。1870年代，在盛京将军崇实的倡导下，清廷的东北治理开始向旗民双重管理体制转型。铭安、希元、长顺等几任吉林将军，以及吴大澄等边务大臣，都力主移民实边，并重整军备、创设民政、开办厂矿、建立学校，使得吉林这一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边缘地带，开始与内地的自强改革声息相通。最初来到东疆的汉人官吏，多为李鸿章淮系及北洋系阁僚，这些人很多有处理朝鲜问题的经历，对东疆的认识和了解相对深刻。及至1907年东北设省，徐世昌成为首任东三省总督，唐绍仪、朱家宝、程德全署理奉天、吉林、黑龙江政务。在其任内，徐世昌将他力主的新政改革施于东北，大力整顿边务。北洋系人物继承前清政治版图，不但持续完善官僚体系，且在问题上态度鲜明。
自此直至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政大权，大体掌握在北洋系人物手中，这在客观上使得东北政务相对稳定、建设相对延续。辛亥革命、清帝逊位、民国肇始等划时代事件，对东北政局的冲击并不算大，对于延边的影响更小。清末到民初延吉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浙江人陶彬，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署延吉厅同知，长期主政该地（中间仅短期外调），至民国十七年（1928）在延吉道尹任上病逝。他一面尽力防阻日本侵蚀，一面大力兴学抚民，在20世纪早期延边地区的建设方面贡献卓著。
而谈到对日本蚕食延边的抵抗，更要提及吴禄贞、宋教仁等革命党人的业绩。与孙中山、黄兴等在边疆问题上表现的暧昧态度不同，吴、宋这两位留学日本的革命家，对日帝的蚕食意图早有洞察，对延边的经济、战略重要性认识独到，在捍卫东疆上坚决作为。吴禄贞潜伏新军内，深获徐世昌信任，受命出任清廷之延吉边务帮办，与日本殖民机构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并通过实地踏查，撰写《延吉边务报告》，力证图们江北为中国领土。宋教仁则利用日本搜集的大量历史地理资料，以国际法为理论武器，撰写《间岛问题》，化名交予清政府，以利外交。两人在从事反清革命的同时，并不视满洲外在于中国。一从地方实践、一从外交话语，对延边现代的确立起到巨大作用。延边在他们眼中不仅是满人故土，还是中国在整个东亚地缘竞争框架下的战略要冲。
通过上述人物的实践，延边地区完成了从“龙兴之地”到国际法意义上的之地的“再领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转变。而这一事例，其实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变化的一个具体个案。其过程从晚清一直持续到九一八事变前，其中不同的政治集团虽然对“中国”抱有大相径庭的认知和愿景，冲突不可谓不激烈，但于东北边疆治理上却形成相当的统一性。当然，这种统一步调的出现有其偶然，在其他内亚边疆也是少见的。 从延边看现代东亚
延边地区是现代中国的发生地之一。而作为多边边疆，对它的经营和构想，也涉及日本的帝国构建和朝鲜的民族构建。实际上，在延边展开的近代历史不仅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章，更体现东亚世界的相互纠结、影响和重构，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一边疆地区展开的同时，也看到近代日本和朝鲜在此地的展开。三者相辅相成。
日本对延边的重视，始于日俄战争。在日本的地缘构想中，延边不仅是遏制俄国的战略要地，也是连接朝鲜半岛和满蒙的必经之途。而且，由于图们江直通日本海，为日本通向东北的捷径，打过图们江流域，就可构筑日本所梦想的连通日、韩、满、蒙的东亚经济、交通、资源网络。因此，在日本军方和亚细亚主义者眼中，延边地区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大陆命运。
自20世纪初开始，日本即开始了对延边（“间岛”）地区的考察，对这里的地理、历史、物产、气候、交通、风俗等无不详细调查。日后著名的汉学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虎次郎（湖南），即是从接受日本外部委托调查边界争议开始，正式转型走上学术道路。内藤在最终提交给日本外部的《间岛问题之私见》中，对延边避而不谈，只强调此地地势与经济、铁路等方面的关联性，认为若该地属于韩国，则比属于中国更为便利。他还建议，如果和中国政府谈判，可以承认中国，来换取日本在满洲的经营特权，并把延边地区建成日本人和朝鲜人的经济和司法特区。他的意见极具代表性。以帝国角度视之，乃虚名，路矿为实利。日本此后对延边的经营，大致按照这一模式。延边被看成是朝鲜殖民地向满洲的自然延伸，所以日本在机构设置、人员调配、经济整合各方面，皆由朝鲜总督府和外务省共同担当，是以外交之名行殖民之实。这点与日本在东北其他各处的殖民，多借南满铁路和关东军实施的模式很不相同。
“满洲国”时期，日本提出“五族协和”的建国论述（五族指满、日、汉、蒙、朝）。延边自然成为实践这一“王道乐土”思想的重要场域，是帝国合法性的关键一环。“满洲国”在延边设间岛省，历任省长除首任蔡运升为满人，其余皆为日人（5名）或韩人（2名），显示延边在殖民版图中占据的特殊地位。
近代以来，不少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者以长白山和满洲唤起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长白山这个迟至18世纪后半叶才被朝鲜英祖确定为王室祖宗圣山的地标，亦在殖民压迫的外力作用下，转化为寄托全体朝鲜人精神的地理符号。在重写民族史的努力中，申采浩等启蒙史家，为突出朝鲜“民族”的主体性，刻意强化古朝鲜-扶余-高句丽-渤海谱系，甚至把神话中的檀君塑造为民族始祖，一方面抛弃朝鲜传统的儒家史观，一方面呼应中日两国类似的神化国史的努力，更重要的则是以历史建构来反抗现实压迫。满洲于是成为象征着朝鲜“民族”进取性、抗争性的精神家园。在申采浩看来，民族的未来取决于满洲，朝鲜之新民，亦必先从海外韩人群体中产生。
联系20世纪前期延边朝鲜人群体中的民族主义教育和抗争运动，这一预测并非虚言。朝鲜人学校最先在延边蓬勃兴起，之后扩散到东北所有朝鲜人社区中，培养了大批反日独立人士。他们很多人后来走上武装抗日道路，成为整个东北抗日力量中重要的一支。其中金日成和他的抗联部下们，更是战后创建和维系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延边及东北是现代朝鲜国家的策源地之一，并不夸张。
围绕延边的土地与人民的多边历史演进，展现了中国及整个东亚现代转变的多重主题。晚期帝制与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反抗性民族主义彼此叠加;多元的族群建构和一体的国族想象相互作用，构成一幅复杂、互动的边疆--国家图景。
历史学家杜赞奇在《与真确性》一书中，将“满洲国”视为日本以亚洲思想资源展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试验场。循着这个思路，我们或许可以说，19?20世纪在图们江流域所展开的现代中国/日韩的国家与民族构建，是一个来源更为庞杂、结果更为多元的实验。
最近发生的新鲜事范文6
被国际上称为核问题玩家的朝鲜政府，在美国布什政府再度执政后又甩出一张两年多来已玩过几次的牌，于2005年2月10日由外务省发表声明宣布无限期中止参加六方会谈，还说“已经制造了用于自卫的核武器”。十天后，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赶到平壤时，又说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不想退出六方会谈。
早就咒骂其为“无赖政权”的美国此番表现得十分冷漠，既无让步许诺也未以军事打击相威胁，一直反对东邻半岛有核武器的中国却不能坐视，最近积极进行外交努力让平壤重回谈判桌。几年来被朝核问题的反覆变化都搞得心烦的人们不禁要问，朝鲜是否真的造出了原子弹呢?
平壤谈核反复无常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以朝鲜想制造核武器为由威胁要进行军事打击时，朝鲜政府以“三没有”作回答，即“没有必要、没有能力、没有进行”核武器的研制。1994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到平壤与金日成会谈达成了核问题框架协议，美韩以出油，出粮换取朝鲜冻结核设施活动。此后，美朝关系一度改善，2000年奥尔布赖特国务卿访问过平壤并称赞该城美丽，克林顿在卸任前因国会反对才取消了随之前往的计划。
这时在对外关系上可谓志得意满，既用承诺核冻结换来每年几十万吨急需的粮油充饥和开动车辆，仍在进行的秘密核研究又使对手感到潜在威胁，在国际上还显示了和缓并一度想争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1年布什政府执政后宣布朝鲜与伊拉克、伊朗为“邪恶轴心”，使美朝重新怒目相向，又重新打起核牌以解决经济和安全两大燃眉难题。
已进行十年“苦难行军”的朝鲜，除干部军人外民众长期食不果腹，因缺乏燃油，街上车辆稀若晨星，三分之一以上的粮食和多数燃料要靠外援(自身也无外汇购买)。虽然2002年夏天后朝鲜实行设立农副产品市场和价格开放的改革，却因基本体制不敢变动，农民生活虽有改善，城市居民特别是中下级干部和职工却失去原有配给，一个月工资在价格奇贵的自由市场上买不到三斤肉蛋，又生新的积怨。对这一“太阳家族”第二代来说，除了对华按传统求援，打出搞核又弃核牌从美日韩争取援助，已是继续维系生存基础的一大急需。
比经济救急更大的忧虑，在于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最大的不安全感。从其父由苏军帮助在北朝鲜执政六十年以来，全境实行了世界罕见的封闭性管制，全民划分为三大阶级和五十余个社会阶层，陆续遭整肃并牵连家属者数量庞大。朝鲜百姓又一直不许有收音机，普通人非经领导批准不得打电话，离开本郡道要开路条，靠封锁信息保障民众精诚笃实。南朝鲜和美国却一直收容和援助“敌对阶级”分子，近年又以叛逃的黄长烨等搭建反金的组织班底，自然构成令金寝食难安的心腹大患。
朝鲜以“先军主义”将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2300万人口中有120万现役官兵和400万预备役，目的是以常规武器的数量优势威慑韩国和驻韩美军求得安全。不过随着以信息、电子高技术为主导的新军事变革深入，朝鲜人民军由中苏援助或仿制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水平的装备早已落伍，威慑力日益降低。能拥有核弹这种最吓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当于震慑美韩的一块“通灵宝玉”，已是须臾不可放手。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这一古训本是治国通例，如今“敬爱的指导者”却有两面为难之苦衷，总想兼而得之。几年来许多国际评论家总猜不透朝鲜下一步走什么棋，对其一会儿说有核武器，一会儿说要弃核的反覆多变感到困惑。若是看透了朝鲜国家战略的基本考量，也就会明白其核牌有正反两面含义，目前和今后还会打下去。
朝鲜可造出低级原子弹
在国际战略角逐中想纵横捭阖，固然可以靠谋略，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实力。自2002年10月平壤会谈时朝方首次向美国代表声称已有核武器，不少专家对此进行了多种分析，有的表示怀疑，有的认为属实。去年初巴基斯坦核弹之父卡迪拉・汗出售核技术给朝鲜、伊朗的丑闻败露，此人承认他在朝鲜山洞中见到据称是原子弹的体积庞大的炸弹。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朝鲜拥有两至三枚核弹，最近美国防部麾下的情报局分析可能拥有十几枚核弹。当然这些公布的分析数据含有对美国国会施压的政治目的，真相未必如此。
自美国率先造出原子弹并投到日本，至今已经六十年，其制造原理早已不是秘密，国际上一般的核物理学家都能设计。不过要将其制造出来，却需要大量原料和技术设备，并要通过试验证实能否使用。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分析，世界上具备制造核武器条件国家已有二十多个，却只有美、苏、英、法、中这五个核大国和印度、巴基斯坦宣布进行过核试验以显示拥有。以色列在1973年便装配出原子弹，1979年同南非合作在其领土上秘密进行过一次核试验，对外虽不宣布也被公认为有核国家。朝鲜面积狭小，虽有荒凉的北部山区可进行地下核爆，却也会严重污染地下水，被国际上认为不具备本国试验条件。世界上其它国家也不会开放领土让朝鲜来搞核试验，在国际海域搞核试验更会触犯大忌且很难验证效果。
自然界给朝鲜核开发一个有利条件，便是当地铀矿丰富，蕴藏量估计为3600万吨。自上世纪60年代起，苏联便帮助朝鲜培训核技术人员，目前已拥有3000多名专业技工和200多名高级科研人员。80年代苏联又卖给朝鲜一系列核设施，包括两个浓缩铀设施、一个加工成型和制造核燃料的工厂、两座试验用核反应堆(另有两座目前还在建)，以及可进行再处理的放射化学实验室。有这些设施，再有科研人员，进行制造工程动转的关键便是电力。
当年美国启动“曼哈顿”计划，将全国年发电量的2000亿度中的十分之一拨出，在1945年内才造出三枚原子弹。苏联在拥有年发电500亿的能力后拨出五分之一，也于1949年造出原子弹。朝鲜目前年发电量不足200亿度，居民家晚间九点便停电，除平壤几条主要街道外路灯也不亮，要保障核设施运转仍很困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卫星又日夜侦察宁边等地的核设施，虽然山洞里的研制和装配看不见，外部厂房和车辆运输的大规模活动却逃不脱监视。虽然美方称朝方常有违反冻结协议的小动作，并未看到大规模生产制造的迹象。从这一点看，朝鲜这些年零敲碎打式的核活动，很难造出原子弹，声称有此武器是意在恫吓。
据有些专家分析，朝鲜利用积存的核燃料棒，已能秘密装配出个别核弹。在1994年达成冻结协议之前，朝鲜已经从核反应堆中取出了燃料棒并提取了少量钸，其数量估计在20公斤至30公斤。用这些已经分离并可以用于爆炸的钸，可生产至少一两枚最多五六枚钸弹，即核领域中人称的“贫穷的原子弹”。
原子弹有两种装药，即高浓缩的铀235和铀矿提炼技术较低造出钸239。美国最初的原子弹因缺乏经验以两种办法并用，投在广岛的“小男孩”是铀弹，重2吨，体积也小，爆炸当量为1.6万吨。投在长崎的“大胖子”是钸弹，重7吨，体积相当于“小男孩”10倍，爆炸当量还低四分之一。据美国一些专家分析，以朝鲜现有条件，最多能造出投到长崎那种钸弹，威力也会不及。加上没有试验条件，这种粗糙的初级原子弹能否炸响也存在疑问。
钸弹虽体积大运载困难，爆炸威力也不如铀弹，其核污染却比较厉害，又称“肮脏的原子弹”。有人认为，朝鲜制成的核弹爆炸威力虽不大，却能将钸广泛散布，其放射线对人和动物造成的危害区域会更大。若再将生化武器加在一起使用，军事上的威慑作用仍是不可小视，若真投入使用，会对距军事分界仅40公里的韩国“首尔”(汉城)造成大灾难。
中国的麻烦大于对美威胁
此次朝鲜宣布已有核武器，美国官方和舆论的反应远不像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样强烈，只是低调报道并劝说放弃，估计经几年来的反复打交道也看透了技止此矣。日本和韩国的态度同样冷漠，除怀疑拥有核弹的真实性外，又强调朝鲜缺乏发射投掷能力，构不成太大威胁。
有了核弹后如无运载工具，等于“有弹无炮”，因此当年中国将“两弹”即导弹与核弹放在并重地位。朝鲜早在上世纪60年代便引进了苏联的“飞毛腿”近程导弹，吸取其技术后自己又增大射程，于1993年试验成功一种改进的导弹称“浦洞”(Nodong)导弹，在携带1000公斤载荷的情况下能够打到1300公里。1998年8月31日，朝鲜宣布使用多级火箭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美国称未探测到其入轨，推测这是一枚“大浦洞”运载火箭试验失败，其设计能力是携带一吨的载荷射程达到3000公里。最近据美日韩媒体报道，朝鲜在研发射程达5000公里的导弹，然而从上次“大浦洞”试验遭失败的情况看，若干年内想达到这一指标都很困难，即使真能达到这一指标也只能打到夏威夷。
以朝鲜的技术条件，无力发展美、俄、中和欧洲航天局才有的可运载航天飞船的大推力火箭，其导弹最大运载只在1吨左右，体积和重量都很大的钸弹根本装不进弹头。如果以飞机运载，朝鲜还没有运载量3吨以上的轰炸机，何况那些陈旧的战机根本突破不了美日韩技术最先进的严密防空纲。在此条件下，朝鲜若想用核弹攻击美、日，只能用船只飘洋过海，在对方近海引爆，如同引发如同最近印度洋海啸来破坏岸边城市港口。
对于这种袭击方式，美国自9・11事件以后已有预想，并采取一些针对初级核国家或恐怖集团的防范措施。例如美国海岸警备队也加强对接近海岸的船只的监视和检查，同时采取了对放射性辐射的监测，运载核弹的船只因自身辐射剂量很高易于被发现。另外，想引发一场大海啸，一般原子弹的当量还远不够，需要大型氢弹的爆炸力。
根据上述条件分析，朝鲜若真想以拼个鱼死网破的精神以使用核弹要胁，美国也并不太恐惧，布什政府正是由于看清了这一点才敢于态度强硬。不久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在参议院便称，即使朝鲜解除了所有核武器，美国也不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而必须改善其人权状况，并结束在其它领域的对抗。这一条件，等于要政权的命，因为按美国的“人权”标准就要现有“暴政”。根据目前的形势发展，美日韩都认为可以拖下去，因为朝鲜的政治经济现状无法改善且有突然恶化的可能，对恢复六方会谈的热情也不太高。
从当前的东北亚形势看，其实最需要半岛安宁的是中国和朝鲜，继续玩核牌对中朝两家都不利。朝鲜得不到外援而坚持现有军事化政策，势必难以持久。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以抓住经济高速发展的机遇期，更不想在未解决时再添一个新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