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植物的现代诗范文1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 唐诗宋词 园林空间 诗词意境 融合
一、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与发展
中国古代的园林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帝王所建并专用的皇家苑囿；另一种是有钱人家独自修建的供家人游赏的私家园林。虽然因为经济、身份等的差异，两种园林在大小方面有所差异，但都是以山石、池水、建筑、草木植物灯为内容，较为贴近自然。
早在游牧时代（公元前10世纪前后）野生植物遍地皆是，人们对其不屑一顾。以后渐入人工选栽的农牧社会，数千年的变化时至今日——“品集五洲种，林齐四海材料”这些成果转变了我们对植物的情感和利用，从古至今可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视若无睹阶段
古代野生数目郁郁苍苍，视线翳闭，帝王非造高台不足以远望。另外“披荆斩棘”可能厌弃四周的野生植物，所以秦汉以前的文献，有关宫苑的如《阿房宫赋》等对植物景观只字不提。并非不存在植物，而是不在可用、可咏的情意之中。
（2）色香引情阶段
心理学中认为色彩动人先于气味的感觉，即视觉触动脑神经比嗅觉稍先一步。野生植物遍地皆是的时代，色艳形美或芬芳袭人的植物容易发现。
（3）使用引导观赏阶段
桃、杏、梅、李、海棠之类的植物，果实供食用在先，后来才发现既好吃又好看。千多年前晋代人做《桃花源记》中有“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并有“落英缤纷”的描述，似是花期前后花色吸引陶渊明，然后才展开全篇故事的楔子。
人们发现植物的实用价值之后，逐渐感到它的没姿没色可以娱人。经过漫长的岁月，即使毫无实用价值，如碧桃、重瓣梅花等纯属观赏植物范畴，在市场经济中也进入另一种抽象的精神价值，同样广受欢迎。这种转变在我国最早起于唐代，至今已足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4）植物种类增多，观赏与实用并重阶段
宋代继唐代对植物的繁增之后，不少文献将园艺与园林结合，写出不少名作。
二、唐诗宋词中的园林植物
中国古诗词浩如烟海，号称唐朝文学以诗为盛，宋代以词著称，所以“唐诗宋词”早已脍炙人口，唐诗中佳句流入文学甚至言谈中的成语很多。如“每逢佳节倍思亲”，“山雨愈来风满楼”，“儿童相见不相识”等等，举不胜举。
1、唐诗的探索
清康熙年间整理编刊的《全唐诗》有4万9千多首，出自2300多位诗人之手，其中涉及到植物及植物景观的很多。但由于诗人不谙植物名称，大部分语焉不详，统而言之大多为松、柏、竹、草、木等，如今整理起来还有一部分古代名称与今名相距甚远。
从有限的资料中不难发现一些研究古诗词中花卉种类的问题：
（1）诗人的情怀各异，植物在诗人心中只是一个抒绪的契机，并不对植物进行认真的描述，如王维写的《渭城曲》：“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四句中只用一个“柳”字，加上“青青”正为了点明初春时节，好像柳与送别并无太多相关之处，其实不然，在《唐诗三百首》中就有23首提到柳，古诗中出现“柳”的诗句与“松”几乎同居前列。
（2）植物自发的气味或风雨引发的音响，往往受诗人的听闻而写出美丽的诗句。
孟浩然在《夏日南亭怀辛大》有两句：“荷风迭香气，竹露滴清响。”；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诗中两句：“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白居易《夜雨》两句：“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等等。
2、宋词的挖掘
收录在《全宋词》的词作近两万首，是宋代（包括南唐、北宋和南宋）1330多为词人的佳作。其中300首中提到植物的占216首，占72%。不过植物的季节变化、色相变化、姿态变化等，词人以不同的词汇称谓，其实都是来自同一种植物。
草本、木本、野生、栽培的植物，被词人看在眼中或闻到香气而抒感，写在词中，从园林景观的角度，从唐诗宋词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以下问题：
北宋期间咏入词类的植物类为见显著的增加，有3/4都是唐诗中已出现的植物，如：柳、梅、荷、桃等，野生植物反而相对减少。尤其词人对自然界的植物认识，采取漠然无知的咏叹，最多见是词内的“草”，用芳草、衰草、暮草、岸草瑶草、霜草等出现杂字里行间。由于许多诗人兼词人，他们在“诗”中能细腻地吟咏很多野生植物，而在“词”界中却比较少见，原因何在？估计是“诗境”与“词境”的差异。
宋词三百首中涉及植物的共122首，占40.6%。所咏的植物约39种，不过咏花又咏果或四季的变化等均归在一种之中，以利于园林布景的参考。
三.小结
唐宋两代园林植物受到诗人词人吟咏的种类，统计结果宋代比唐代多出18.5%。原因推测：一方面南宋迁都浙江临安（今杭州），有些植物在北宋的开封并不多见，如橘、橙之类。另一方面诗人被贬南方各地后，所见植物比较多样，如木芙蓉、芭蕉之类，偶然咏入诗词，种类比唐代自然会增加。（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参考文献
[1]周武忠.园林美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2]张叙生 纪光碧 选注古代小诗选读[M]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
[3]苏州园林设计院.苏州园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关于植物的现代诗范文2
关键词：曹植 游宴诗 艺术特征 影响
曹植这位谢灵运盛赞的“八斗之才”[1]，一生创作诗歌九十多首，其早期“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2]，写下了大量的游宴诗，代表作有：《名都篇》、《斗鸡诗》、《箜篌引》、《公宴诗》、《侍太子坐》、《送应氏》、《赠丁翼》、《赠王粲》、《赠徐干》等十余首。这些游宴诗为中国中古史诗增色的同时，也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的种种提供了最为真实的依据。
一.游宴诗的艺术特征
1.体制开拓
前人认为今存最早的游宴诗为曹丕的《芙蓉池作》，而本人认为曹植的《公宴诗》和曹丕《芙蓉池作》一诗所描写的景物十分相似：在一个明月高照的夏夜，一群友朋乘坐辇车同游西园，诗中涉及到的景物皆有月、渠、鸟、鱼。两首诗都写得十分华丽，格调轻快，诗歌结尾表达的感情也十分相似：“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曹植《公宴诗》）、“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曹丕《芙蓉池作》），由此推测，这几首诗很有可能是同时之作。余冠英先生在注曹植《公宴诗》时也说：“这篇是作者随曹丕在铜雀园宴会时所赋的诗。同时的作家如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人都有《公宴》诗，都是在邺城唱和之作。”[3]可见，曹植的《公宴诗》与曹丕的《芙蓉池作》同为今存最早的游宴诗。因此，曹植在诗歌的体制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开拓之功。
2.题材丰富
建安诗歌的普遍特征便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4]，“遭乱流寓，自伤情多”[5]，抒情性大为增强。曹操诗气力雄浑，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偏于粗豪悲壮，且不少诗作沿袭古乐府“缘事而发”的路子，叙事性明显，如《薤露行》、《苦寒行》。曹丕虽“工于抒情”，但其作狭于男女之情。“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多有抒情之作，然在质和量上都不能与曹植并提。只有曹植真正以其创作实践确立了中国诗歌以情为本的方向，其游宴诗也不例外。曹植的游宴诗不仅有对主人的热心款待表示真诚感谢的赞美之语，更多的是情真意切的内心抒发。在他的游宴诗中，除了继续关注社会现实，他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抒发自己对于外界的感受，主动展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自己的情感。无论是聚会时的欢乐场面还是乐极哀来的感受；无论是珍惜深厚的友情，还是心中的抑郁不得志；也无论是对主人的赞美和感激，还是功业未建的悲哀在他的诗中都有所表现。如《箜篌引》中对宇宙与个人、生命与死亡的永恒难题的思索，悲哀如烟似雾，“知命复何忧”的之语更深刻地透露出诗人之忧无法排遣；又如《赠丁翼》云：“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中希望友人树立远大的理想抱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寓作者对朋友的器重、珍惜，以及寓“明珠暗投”的痛惜之情于鼓励与鞭策的话语中。曹植以其“真切情深”，言尽了世间可抒之情可达之意。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五：“陈思王诗‘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每于羁旅淹留之后，乍还乡井，讽咏此言，不自觉其酸风贯眸子也。”[6]可见，曹植游宴诗抒情意味浓厚，这不仅确立了抒情诗在中国诗坛的正宗地位，另外，这种对自身情感的抒发，无疑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3.词采华茂
不仅如此，曹植的游宴诗还具有“词采华茂”的特色，是文与质的统一。他用华丽的语言、绚丽的辞藻结合自己丰富细腻的情感来创造修饰自己的作品，使人读起来极具音乐之美。在他的游宴诗中，他的遣词造句的功夫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一股力透纸背的动人力量。明人胡应麟云：“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7]清人沈德潜亦云：“《名都》、《白马》二篇，敷陈藻彩，所谓修辞之章也。”[8]皆言曹植诗词采华美、色泽绚丽，其中以《公宴诗》为代表：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
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飚接丹毂，轻辇随风移。
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后世学者对“朱华冒绿池”一句激赏不已，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中曾云“如陆士衡云：‘飞阁缨虹带，层台冒云冠。’潘安仁云：‘山气冒山岭，惊湍激岩阿’。颜延年云：‘松风遵路急，山烟冒垅生’。江文通云：‘凉叶照沙屿，秋华冒水浔’。谢灵运云：‘苹藻泛沉深，菰蒲冒清浅’。皆祖子建。”[9]盖此句之妙，首在一个“冒”字，化静为动，绘出了那些荷花的争妍竞杳的神韵，而秋兰、绿池、鱼跃、鸟鸣更是动静结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全诗达到了人与景的完美融合，营造出了一种“情在景中漾，人在画中游”的氛围。本人最为欣赏的是“朱”、“绿”两种色彩的运用，“朱”字给人一种艳丽感，而“绿”字则给人一种清新感，用金黄色的月光下墨绿的池水来衬托娇艳动人的荷花，显出了荷花的高贵，这与曹植的人格是如此的相像啊！
二.曹植游宴诗的影响
受曹植游宴诗影响最大的无过于山水诗的出现。由于诗人于怜风月、狎池苑，叙荣述宴之际，对于池苑园林多有描摹，尤其是游宴诗中那些反映诗人出游生活、表现美丽自然风光的诗作，不但反映出诗人对大自然的亲近和热爱、对自然美的发现和欣赏，而且摹山范水细致逼真、生动形象、文辞富丽，这对于后来山水诗的产生和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古代山水诗兴于晋，成于宋，大盛于齐梁。这主要是由池苑园林风景诗内容扩大而及山川，因而形成山水诗；两晋之后的山水诗的源头，应追溯到建安的游宴之作。其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声色大开
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谈到谢灵运、鲍照为代表的宋诗时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10]这就是说，山水诗发展至谢客时代，已大张旗鼓地描绘客观景物的声色。山水诗的这种声色大开的传统，可以说直踪邺下诗人。建安诗人懂得“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11]的奥妙，因而他们写诗“叙景已多，日甚一日”[12]，从不同角度加强文学的抒情气氛，渲染建安时代动荡不安而又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在曹植那浸润着浓郁感彩的景物描写中，萌发着有其自身独立价值的声色并茂、形貌逼真的写景诗句，为晋宋诗的声色大开、极貌巧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如上引曹植的《公宴》，其意境刻画自然景物的声色形貌别开生面，新奇独特，仰察、俯视、耳听、嗅闻，从不同方位展现西园美景，尤其是“神飙”二句，写景之妙非画工之笔所能摹状。他的游宴诗写景状物，色彩鲜明，语言骈丽，注意炼字之功，富有声色之美，而且具有多层次结构和立体感，明显地表现出由社会向大自然开拓，由情语向景语发展，由略貌向形似挺进，把山水景物描写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两晋以下的巧构形似、声色大开的写景名家，无不受到曹植的沾溉。晋宋山水诗在游宴诗的启迪下，对于自然景物的描绘，已扩展到各类诗歌中去了，并且注意声色描绘，骈偶的景句大大增多，炼字更为注重，甚而通篇都用偶句绘声绘色，以至晋宋之际，形成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派。钟嵘说谢灵运诗“其源出于陈思”[13]，的确如此。
2.清雅情趣
晋宋人吟咏山水，追求清雅情趣。在谢灵运诸多山水诗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清景的喜爱，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他的这种审美情趣：“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可以说追求清趣是晋宋诗人模山范水的一个突出现象。建安诗人已开其端，在西园、南皮之游中已透露出山水清雅之趣萌生的讯息。曹子建《公宴》诗是曹植随曹丕夜游西园时所作。中间六句写景很值得注意。清景如画：月光皎洁明澈，繁星布满夜空；秋天的兰草长满坡地，红色的荷花覆盖着绿色的池塘，游鱼在清波中腾跃，鸟儿在高枝上悦耳地啼鸣。这是一幅多么清幽秀美的景致啊！清光澄彻，星宿疏落，气韵可谓清微。是这一时期诗歌史在写景之中最早表现出一种清雅情趣的诗句。清趣自晋代开始，特别是在南朝，逐渐弥漫成为一种遍及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子建的诗，正是这种审美情趣开始萌发的端倪。邺下文士的贵游意识与活动，促进了建安诗歌的繁荣与发展，催化了山水文学的兴起，不断地积聚成功的艺术经验，为晋宋山水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曹植游宴诗开晋宋山水诗之先路，功不可没。此外，游宴诗中对美色的描写又开了六朝宫体诗的先河。“建安文人们不废声色之乐，追求物质上的享受，突出地表现为喜好美色。”[14]在曹植的游宴诗中处处可见其对美色的生动描写“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山岑高无极，泾渭扬浊清。”“春鸠鸣飞栋，流猋激棂轩”“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这些游宴诗中曹植对美色的表现手法和诗人的创作心态对六朝宫体诗的形成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
曹植早期“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共创作游宴诗13首。这些游宴诗中对艺术形式的探讨和追求，为他在后期的作品中熟练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奠定了基础。他的游宴诗开拓了诗歌的体制，丰富了诗歌的题材，具有词采华茂的特色。它们为晋宋诗的声色大开、极貌巧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从而，催化了山水文学的兴起，为晋宋山水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游宴诗中曹植对美色的表现手法和诗人的创作心态对六朝宫体诗的形成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曹植的游宴诗时要努力做到深入、细致、全面，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注 解：
[1]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5页。
[2][梁]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明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1页。
[3]余冠英选注：《三曹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8月，第100页。
[4]刘勰著：《文心雕龙·时序》《文心雕龙·明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5]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萧统：《文选》（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6]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3页。
[7][明]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
[8][清]沈德潜选：《古诗源》[M].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
[9]聂文郁：《曹植诗解译》[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页。
[10][清]沈德潜著，霍松林校注：《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页。
[11][清]王夫之著，舒芜校点：《姜斋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12][清]王夫之：《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13]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0页。
[14]周勋初：《文史探微·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参考文献：
[1][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魏]曹植著，黄节注，叶菊生校订：曹子建诗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3]余冠英：三曹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4]陈庆元：三曹诗选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5]孙明君：三曹诗选[M].中华书局，2005年版。
[6]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中华书局，1983年版。
[7]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M].中华书局，1980年版。
关于植物的现代诗范文3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情色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四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 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关于植物的现代诗范文4
【关键词】《七步诗》；链接；课外延伸
近日，我疯狂地爱上了央视纪录频道的节目，如《大自然启示录》《地球脉动》等。节目以近乎波澜不惊的语气叙述并揭示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生命世界，其震撼心灵的效果不亚于交响乐。其间，我也更清晰、更客观地认识到：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之所以精彩，人、动物、植物、洋流、火山、大气等因素都是息息相关，环环相扣的。正如唯物辩证法认为：由无数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所构成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总体。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或现象都同其他事物或现象相互联系着，可以说，离开了联系便没有事物的存在和运动。这也是“链接”一词最广泛、最直观、最动听的解释吧！
客观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就拿教学来说，学科与学科有联系，课内与课外有联系，课堂与生活有联系……在教学中，我们必须用联系的观点树立教学链接的思想来设计教学最佳方案，以实现教学的最优化。
笔者以自己本期的公开课《七步诗》为例，用案例与分析相结合的形式，谈谈自己对“链接式”课堂教学的浅薄之见。
一、以视像传递信息，建构链接
古诗教学一直以来都是教师比较犯怵的课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古诗的时空跨度太大，对于特定的时代背景、诗人阅历及其心境的体会，相去甚远。
《七步诗》写于三国时期，曹丕以“兄弟”为题，诗中却不可出现“兄弟”二字，同时要求曹植七步之内成诗一首。这样的历史事件，多数学生还是能知道的。但不知道的是什么呢？是当时情况的危急，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这样的资料是能通过影视作品直观、高效地呈现出来的。因此，在教学伊始，我做了如下的设计。
片段1：
师：三国时期，风起云涌，英雄辈出。你最欣赏谁？
生：略。
师：认识曹植吗？介绍与其《七步诗》相关的资料。
生：汇报资料。
师：播放《新三国》中曹植七步成诗的视频片段。
（提醒学生注意从人物观察并发现收获）
生：电视中曹植吟的诗与原文有所不同。
生：当时情况危急，旁边的大臣数步子时，让我揪心。
生：曹植的诗借“豆”“萁”来写“兄弟”，是因为曹丕出的题。由此可见曹丕用心险恶，曹植的才华横溢。
生：我看到曹丕和曹植都流泪了，能看出他们还是有兄弟情的。只是被权势迷了眼。
提示学法：观看历史剧，能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作品中人物的形象以及故事的内容，但是，有条件的时候，还是要读读原著。
二、以资料互补信息，建构链接
古语说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师”，更何况全班有50几人同行，这难得的资源岂可随手放过？当然，教师也要适时地放低身段，把自己融入这个大集体，将自己的学法“无私奉献”，资源分享。
片段2：
师：读懂诗的意思了吗？你是用什么方法读懂的？
生：看注释，联系时代背景，看插图……
师：那么，老师就考考大家：什么是“萁”？
生：（主要以注释为解）豆脱落后留下的茎的部分。
师：还有什么不一样的解释吗？
师：我在预习时，总想到底这“萁”长什么样？于是就上网找来了图片。（出示课件）
师：这也是“解惑”的一个好方法。
师：看着图，你能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豆”“萁”的关系吗？
生：它们就是同根、同胞兄弟。
片段3：
师：这也让我们不由得想到一些词语来形容他们兄弟二人此时的情形。
生：两败俱伤、自相残杀、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师：知道“黄雀”指谁吗？
生：司马懿。
生：司马家族最终借曹丕的手拔去了“眼中钉”——曹植，由司马炎最后篡位，建立了晋。
师：是呀，有句话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为何曹丕不知？
生：因为他利欲熏心，罔顾兄弟情。
相机指名诵读三、四句诗，再齐读。
这里的资料来源于史实，来源于图片，来源于好词，来源于俗语。它们极大地丰富了师生对话的内容，由浅入深地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人人都想替曹植质问，激发了读好诗的欲望，这一点在诵读诗句上就能见效果。当然这也为后来的“写”奠定了情绪基础，到达了不写不足以泄恨的地步。
三、以史实升华理解，建构链接
“学以致用”是学习的最终目标，诗歌教学亦如此。如当我们见到瀑布飞泻而下时，不禁会用“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抒心中激情；当朋友即将远行，依依话别时，自然想到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互赠共勉……此种例子不胜枚举，这也令得古诗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片段4：
师：（课件出示）这是“皖南事变”的历史资料，看完之后，谈谈你的心情。
生：相互交流感受。
师：你能用“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句诗来批判的这种行径吗？说说理由。
生：同为炎黄子孙，怎能手足相残？
生：这样的做法，不是让当时的日寇窃喜不已吗？
师：对呀！当时在电话中对何应钦就说道：这样的行为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师：（课件出示）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刊登了题写的挽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生：齐读总理的这句题词。
学生在具体的案例中，将习得的知识进行运用，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收获了课外知识，更深刻体会到“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含义，升华了认识。
四、以课内带课外，建构链接
回首历史长河，以喻为法、寄情言志的古诗文不占少数，如《竹石》《墨梅》《石灰吟》等。《七步诗》是曹植在特定的环境下，被迫用“豆”“萁”来喻兄弟，救了自己一命。但细品之，却不难读出他的悲、愤、恨、怨。而反观同类的诗，学生又能从“喻体”中悟到什么呢？
片段5：
师：《七步诗》的写法很特别，用比喻的手法来寄托诗人的情感。在古诗文中，也常用这样的方法，当然不只是“寄情”，更有“言志”。（板书：寄情言志）
师：回忆一下，在必背的70首古诗中，有此类的诗吗？
生：《石灰吟》《竹石》《墨梅》……生诵读喜欢的诗。
师：大胆想想，诗人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方法来写自己的“情”“志”？
生：在古代，乱说话，一不小心会株连九族的。所以诗人不敢直白地表达。
生：诗人都爱边吟诗，边作画。可能他觉得自己画的这个东西，最能表现自己的品质。如我觉得竹子是清廉、正直的化身，郑燮以竹子为喻，就是想表达自己要做个正直的人的理想……
生：古代文人都比较清高，就像我们以前背过的《爱莲说》，作者就是想借莲花，说明自己品德高尚，出淤泥而不染。
……
师：是的，种种原因造就了古诗文的含蓄美，为古诗文增添了别样的魅力，令得它们能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这个环节的设计，我本着“尊重学生个性认识，关注学生个性表达”的思想，让学生信任自己，在读诗的过程中，通过已有知识的积淀，读出诗情，从而体会古诗之美，激发阅读热情，进而爱上古诗文。
一节课只有短短的四十分钟，可在每节课中，如果有意识地将各种知识有机地链接起来，形成一个集合体。六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学生在这集合体中尽情汲取来自知识沃土中的养分，他们能不茁壮成长，能不幸福吗？身为教师的我们，又何尝不幸福呢！
关于植物的现代诗范文5
论文摘要：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历史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
中国与西方诗歌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诗歌以言志抒情为主，西方诗歌以模仿叙事为主。中国诗歌发端于言志抒情，但其发展却长期依违于言志、缘事、缘情之间，左右摇摆，徘徊游移。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当在文学自觉的建安时期，又当以“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的曹植着力更勤，贡献最大。
作为中国诗歌艺术渊源的《诗经》，是以言志抒情为发端的，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产物，“诗三百”除《生民》、《公刘》等所谓“民族史诗”及《七月》、《氓》等少数诗作有明显的叙事倾向外，其余皆“吟咏情性”(同上)。《楚辞》“忧愁幽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以抒情言志为主，但《楚辞》的叙事成分，较之《诗经》，则大有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自叙世系祖考，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以至上叩帝阍，下索佚女，便大量用“赋”的手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具有明显的叙事化、散文化的倾向。《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体物叙事，排比铺陈。这种赋化倾向，越到后来越发突出，《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日：‘子非三闻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卜居》中，“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日：‘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日：‘君将何以教之?”’《楚辞》明显的有一种由抒情而叙事，由诗而文的脱胎换骨的发展趋势，这预示着一种新文体“汉赋”在《楚辞》母体中的孕育和诞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战城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如果说中国的叙事诗萌于《诗经》，长于《楚辞》，而《汉乐府》则是其成熟的标志。汉代文人诗一片荒凉，《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它“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总论》)，或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或抒写士子才人的失意苦闷，又转而以抒情为主。直到魏晋时期，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出，才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结束徘徊，明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现，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所以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有云：“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关。”④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且感情单一，大多限于男女离愁和士子失意两种，远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抗衡。更何况，《古诗十九首》等汉代诗人受汉乐府的熏染，也一定程度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俱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虽穷作乐而意不平，抒情性很强，但仍然以一次朋友相聚为背景，叙写了聚会的场面、音乐及对音乐其“声”、其“响”、其“意”、其“真”的评述，仍有一定的叙事成分。另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驱车上东门》、《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大多数诗作，也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的某些特征。《古诗十九首》并非标准的抒情诗，仅以抒情为主罢了，仍带有由言志、缘事而抒情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曹操的大量诗歌，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善哉行》、《却东西门行》、《谣俗辞》，等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军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又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也大量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器之《诗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曹丕诗“工于言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也谓曹丕诗“能移人情”。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谓曹丕“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并认为“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曹丕的转变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②高度评价了曹丕对中国诗歌抒情化过程的独特贡献。而该书在谈到曹植时仅强调了曹植的“文采富艳”和“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字未提曹植对中国抒情诗的贡献。诚然，曹丕诗情感性强，“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刘熙载《艺概》卷二)并且已基本突破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与《古诗十九首》多选择“意象”，立象见义或“凿空乱道”(同上)，直抒胸臆的抒情手法一脉相承，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俺留寄它方?贱妾筏筏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燕歌行》)其中“秋风”凄寒、“草木”凋零、“白露寒霜”、“群雁南翔”，景为情设，立象见义，或“贱妾筏独”、“泪下沾衣”，则又放笔直抒，没有“缘事”而“凿空”抒写。但曹丕诗的“抒情”，一是情感也单一，偏于男女之情，特别是乱世之中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如《燕歌行》二首写居妇怀远；《杂诗》二首写游子思乡；《清河作》写新婚别怨；《陌上桑》写征夫行愁；《寡妇》伤寡妇筏独；《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哀弃妇凄苦；《钓竿》言男女求欢；《秋胡行·朝与佳人期》写佳人失约等等，这类诗约占曹丕诗歌的5O，是曹丕诗的主流及精华之所在；二是代人言情，曹丕诗中的男女风情、离愁别怨，多非曹丕自己的真实感受，也没有屈原似的“香草美人”的兴寄蕴籍，大多是沿袭《古诗十九首》的传统题材，代人言情罢了，这与中国抒情诗主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类。更何况占曹丕诗歌27的政治、军事题材诗，如《黎阳作》四首，《至广陵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煌煌京洛行》、《秋胡行·尧任舜禹》、《令诗》等，仍大量用赋的手法，铺叙直陈，更多继承的是汉人言志、缘事的传统，如“奉辞讨罪遐征，晨过黎山峻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惨霄零，彼桑梓兮伤情。”(《黎阳作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令诗》)与乃父曹操的政治、军事题材诗一样，“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散文化倾向很明显。因此，曹丕虽对中国诗歌抒情化的确立有一定贡献，但其诗歌创作仍带有从汉乐府、《十九首》及汉末文人诗脱胎而来的因袭，带有中国诗歌正在突破言志、缘事传统而走向抒情的转型性特征，并且曹丕诗的数量、质量也有限，与其弟曹植相比，更是相差有间。
“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较高。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其诗多抒遭乱流寓之苦、怀才不遇之愁、思治思定之叹，但毕竟数量太少，现存诗2O首。刘桢诗“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情感豪雄飞壮，现存诗不足2O首。孔融、陈琳、阮璃、应埸、徐干存诗太少，不足论。总之“建安七子”抒情诗的成就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曹植现存诗96首，远远超出同时代诗人，并且“本乎性情”(丁晏《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写理想，抒豪情，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虾鳝篇》)“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真是慷慨高歌不减乃父；写离愁，抒别怨，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七哀诗》)可谓“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曹植诗大大突破了其父“悲壮”、其兄“凄婉”的情感基调，达到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如《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之凄婉、《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称子建“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也评价其诗“才思逸发，情态不穷”，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赞赏其诗“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感叹“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并且曹植的“千悲万恨”、“汹涌而发”，是真正个人化的，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就是《美女篇》、《七哀诗》等抒写闺怨情愁的作品，也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精神，下开李白、杜甫所谓“南国佳人”、“燕赵秀色”的兴寄传统，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寄寓着自己被无端压制、闲置而壮志难申的悲苦愁怨、抑郁愤激之情，与曹丕“贱妾畿畿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殊自不同，这才是中国抒情诗艺术发展的方向或主流。
曹植诗歌创作以曹丕登基为界(时年曹植29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实曹植前期诗与乃父乃兄差不多，仍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及《古诗十九首》向抒情过渡的某些特征，读曹植《白马篇》、《送应氏》、《赠王粲》、《赠徐干》等前期诗，这一点，不言而后明。曹丕登基以后，曹丕父子对曹植横加打击、迫害，不仅政治理想毁于一旦，并且还常有生命之虞，真是名为侯王，实为囚徒，这前后处境的迥然不同，一落千丈，激发出曹植的“千悲万恨”且“汹涌而后发”，将曹植的抒情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曹丕自己，登基后忙于政务、军务，前期“工于言情”的特征反而被这些事务所缠而弱化，而言志、缘事的特征反而有所加强，曹丕的抒情诗基本上止于前期的水平，读曹丕后期的《令诗》、《黎阳作》四首、《至广陵于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等政治、军事题材诗，这一点，也显而易见。
关于植物的现代诗范文6
“两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春天来了，湖水、江水都泛起绿色，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春天气温升高，阳光明媚，水中的藻类植物大量繁殖。这些绿色的小生物自由地漂浮在水中，使春水荡漾着绿波。这样学生不仅从古诗中欣赏到了江南春天的美景，还对植物类群中的藻类植物的形态特征及生活环境有了初步的了解，为藻类植物的进一步学习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民种F去的是种子，收获的粮食也主要是果实和种子，可以说，我们都是靠种子植物来养活的。这样学生对种子植物的主要特征即能产生种子且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就印象深刻。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古诗是对于植物生命周期的生动写照，被子植物的生，要经历生长、发育、繁殖、衰老和死亡的过程。联系到每个人类个体，不也是经历类似植物这样的生命周期吗？人生苦短，每个人只有在人生成长阶段，吸取丰富的知识营养，才能在人生成熟时期，享受到丰硕的果实。这样对培养学生珍爱生命，热爱生括的情感态度则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大多数作物的播种季节。为什么在春天播下去的种子容易长成幼苗？这与种子萌发的自身条件和环境条件有关。通过知识的讲授之后，进而让学生联系自己，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不同样也与自身内因和外因密切相关吗？希望同学们能把握好人生的“黄金时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样对学生进行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就有水到渠成之感。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从学生熟悉的歌咏春风绿柳的诗句，可了解干万枝条及绿叶，都是由芽发育成。这样非常易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芽的结构怎样？为什么小小的芽能萌发成新的茎叶来？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古诗生动贴切地比喻了人猿同祖的亲缘关系和进化关系。人类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保护我们的近亲这些濒危的现存猿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否则，人类也有可能走向绝灭的境地。从而迫切地唤起人类爱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千里莺啼绿映红“。在唐代诗人杜甫和杜牧的笔下，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了啁啾的鸟鸣使大自然充满生机，鸟类是_人类的好朋友。
“粱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青虫不易捕，黄口无饱期。须臾十来往，犹恐巢中饥”。唐代诗人白居易这脍炙人口的诗句，描写了燕子生儿育女的艰辛，反映了生物繁衍后代的本能。联想到每个同学的父母，哪一个不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唐代诗人李商隐这首委婉凄美的爱情诗句，曾影响许多后人。但当我们学完家蚕的生殖和发育知识之后，再分析这首诗其中有失科学性的地方，同学们若让你做个小诗人，你能通过改其中两个字使之既有科学性，又不失艺术性吗？学生都跃跃欲试，其中不乏有妙笔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