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比对工作总结范文1
城市低保家庭资产状况分析
（一）城市低保家庭资产分化急剧扩大，房产成为决定因素在2012年所调查的1051户低保家庭中，平均总资产（现金资产与房产）约为24.8万元，单从这个平均值来看，我们似乎应该很乐观，但平均值掩盖了太多的信息。如果我们把是否拥有房产作为一个分类变量，把被调查对象分为有房产和没有房产的两类家庭，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我们这项抽样调查中，拥有各类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样本数为696户，占总样本66.2%，没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样本数为355户，占样本总数的33.8%。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拥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所拥有的平均总资产约为37.64万元，而没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所拥有的平均总资产实际约为-3659元。也就是说，拥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平均总资产高达几十万，而没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实际上是负资产。如果我们把房产这一项大额资产扣除掉，单看低保家庭的现金资产总额（家庭储蓄-家庭借贷总额），结果发现：总体上，城市低保家庭拥有的平均资金总额仅为1151元，而平均每个家庭借贷6076元，这样，城市低保家庭的平均现金资产总额为-4925元。如果我们把有房产的低保户与没有房产的低保户分开来看，不拥有房产的低保户平均资金总额为562元，借贷资金总额为4131元，家庭平均现金资产总额为-3569元；而相比之下，拥有房产的低保户平均资金总额为1452元，借贷资金总额为7067元，家庭平均现金资产总额为-5615元。如果考虑到房屋资产，在696户拥有各类不同来源的产权房屋的低保户家庭中，平均房屋资产约为38.20万元，房产因素使城市低保家庭划分为两个群体，拥有房产并享受到近10年来房屋大幅增值的城市低保家庭，在总资产上平均远远超过了没有房产的低保家庭。初步的数据分析表明，当前城市低保家庭从现金资产来看，总体上处于负资产状态，普遍存在着一定数额的现金借贷，拥有房产的低保户家庭比没有房产的低保户家庭的平均现金资产负债总额要高———尽管从现金资产负债率角度来看，前者没有后者高。房产成为城市低保家庭资产状况急剧分化的决定性因素。资金负债情况也表明，拥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从金融上拥有更高的信用，相对具有较强的资金借贷能力。上述数据分析表明了当前城市低保家庭资产状况的总体情况，以及房产在家庭资产分化中的决定性地位，但并没有揭示出城市低保家庭中具体资产的分布结构状况。表3的左半部分“2012年低保家庭资产状况调查”中，列出了详细的低保家庭资产分组分布情况。这部分数据显示，如果不包括房产，累计22.5%的被调查的城市低保家庭为负资产，其中1万元以内的现金资产负债的城市低保家庭为13.5%。73.9%的城市低保家庭的现金资产为5000元以内，1万元及其以上的城市低保家庭只有2.8%的比例。而一旦包括房屋资产，城市低保家庭的总资产分布结构就发生了巨大的分化。总资产为负的低保家庭从22.5%下降到7.4%，总资产不到5000元的低保家庭从73.9%锐降至27.2%。总资产5万元以上的低保家庭占65.1%，其中，总资产5-15万元的低保家庭占4.4%，15-50万元的低保家庭占了46.5%，50-80万元的低保家庭占了12.5%，80万元及以上的低保家庭占了1.7%，城市低保家庭总资产超过100万元的也存在。城市低保家庭的总资产分组数据，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房屋资产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城市低保家庭的财富，而且导致城市低保家庭内部的资产结构分化程度极其严重。然而，无论是从城市低保家庭资产的平均数额角度进行比较分析，还是从低保家庭资产分组结构分布的角度来比较，这些都属于横向的截面数据分析。下面，从与2005年的一项城市低保家庭资产状况调查数据的纵向比较来看，我们就会对城市低保家庭的资产状况及其变化有更深入的认识。2005年在济南市开展的那项抽样调查研究中，“在被调查的803个（城市低保）家庭中有759个对家庭资产做出了估计……如果不包括房产，被调查家庭的家庭资产平均值只有5815元，中位值仅为2000元，这说明如果不包括房产，有一半的低保家庭资产不超过2000元”[1]38。而至2012年7月，距上次在济南市的抽样调查整整过去了7年，在这7年间，济南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巨大的变化，城市低保标准也从当年的208元增至450元，但这两次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城市低保家庭的平均现金资产总额却从为5815元降至-4925元，前后相差超过了1万元。这一数据初看起来，貌似与我们的直觉和常识相违背，直觉和常识告诉我们，近7年来，中国（当然包括济南）经济和社会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作为城市最为贫困的群体也应该从中分享发展成果，现金资产总额即便是不增加，也不应该大幅度变负。然而，这一数据并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近7年来城市低保家庭没有分享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生活水平发生了大幅度下降，而更可能应该被解读为，近7年来城市低保家庭总体借贷能力有所提升，以及各种有效支出需求日益增多，而低保家庭的收入结构却不能有效应对这一变化。①从分组结构分布的比较来看，不包括房产，2005年被调查的低保家庭中，现金资产为负资产的家庭仅为1.6%；78.4%的低保家庭现金资产不到5000元；5000元到5万元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为17.7%；超过5万元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为2.2%。而至2012年，被调查的低保家庭中，现金资产为负资产的家庭大幅度攀升至22.5%；低保家庭现金资产不到5000元占73.9%，基本上与2005年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5000元到5万元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为2.7%，超过5万元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仅为0.9%，没有10万元以上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仅仅从现金资产的分布结构比较结果上分析，2012年被调查的城市低保家庭相比于2005年，除了在分组负债结构比例上有较大的变化之外，基本结构还是较为稳定的，尤其是在5000元以内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比例上，都占有7成以上，总体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分化。然而，一旦我们考虑到房产因素，2005年与2012年，被调查的低保家庭总资产的分组结构分布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分化。2005年被调查的低保家庭总资产（包括现金资产与房产）中为负的家庭比例为1.1%，而2012年则为7.4%；2005年低保家庭总资产在5000元以内的家庭比例为43.8%，而2012年则为27.2%；2005年总资产在5000至5万元之间的家庭比例为21%，而2012年则为0.3%；2005年总资产在5到15万元之间的家庭比例为31.2%，而2012年则为4.4%；2005年总资产过了15万门槛的仅为2.9%，而到了2012年则暴增至60.7%，其中15万到50万之间的家庭占46.5%，50万到80万元之间的家庭占12.5%，80万元及以上的低保家庭占了1.7%。这一对比数据，清晰地表明了，2005年与2012年被调查的低保家庭总资产分组结构分布从相对集中到急剧的两级分化的现实，而造成这种两级分化的决定性因素正是房产及其近7年来的急剧增值。通过各种方式，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通过这种不动产，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而没有这种不动产的低保家庭，则缺少了这种通过房产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资格”。尽管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至少从调查数据来看，只有仅有的一套住房②———这套住房并不能立即变卖，形成自己的现金收入，如果其还想继续享受低保待遇的话———但由于产权房不仅具有居住属性，而且具有财产、金融属性，即房产具有实在的金融信用能力以及产生收入的能力（属于财产性收入），这就大大拓展了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的可行选择能力。上文曾解释了拥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总体上比没有房产的低保家庭具有更高的负债额，这反映了低保户运用不动产金融信用获得贷款融资的现状。实际上，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低保户运用房产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个案，下面提供两个比较典型的相关案例。在济南市SZ区EQ街道TE社区中的一位张姓低保户，该低保户为男性，现年62岁，离异，无子女，曾是一名铁路工人，工作了18年，后来因为对单位①事实上，本文提供了两个反驳这种可能存在的误导性解读———即近7年来，被调查的城市低保家庭现金资产由正资产急剧变为负资产，被简单地解读为生活水平下降———的证据。其一，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借贷总额超过了没有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即便是早年房改房时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这部分家庭用于购买公房的资金数额非常低———以及通过继承而来的房产家庭的资产负债额也远远高于不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负债额），这从一个角度说明，拥有房产大大提高了这部分家庭的金融信用，提高了其敢于和能够借贷的信心和能力。经济学常识也告诉我们，家庭的适度负债并不一定意味着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有时更可能反应的是，家庭金融信用的水平。也就是说，只有有了一定的金融信用，才更有可能借到钱。其二，下文的收支状况调查分析数据，也将表明，城市低保家庭的收不抵支现状长期积累下来，低保家庭总体上负债是必然的。这部分是由于低保家庭开支出现了扩张，原来被压抑的一些支出被释放出来，比如，低保家庭的日常食品性支出所占比例大幅降低，而医疗性支出大幅攀升。被调查的城市低保家庭现金资产由正资产急剧变为负资产的事实，也不能表明，城市低保政策维持性目标没有达到，恰恰相反，城市低保政策维持性生计的目标早已达成，近几年来，并大大拓展了相关的救助水平和附加福利内容，但发展型的生计支出日益被提上日程，各种开支逐渐增多。我们从这一个方面可能需要认识到，低保家庭开支的增多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②本次调查没有发现低保家庭拥有两套及其以上的住房，事实上，即便有，也不可能被如实告知，这需要通过住房登记管理部门进行信息核对。但即便是比较保守的住房情况的调查数据以及比较保守的房产估价，也足以说明问题了。待遇不满意，偷盗单位财产被发现，入狱服刑2年，被单位开除，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右手落下残疾，年老体衰，基本无劳动能力，享受全额低保金450元/月，仅凭低保金以及相关救助，只能维持吃饭等日常开支，难以充分满足医药等多方面的开支需求。该低保户所处的社区属于地段位置较优的地区，该小区房产价格平均在1万元左右。张先生拥有一套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的30平米的产权房，为了补贴日益增多的生活开支需求，他偷偷地把房子出租给他人，每月获得800元/月的租金收入，其在城郊租住一套小房子，支付租金200元/月，通过这种办法，他每月稳定地获得600元的收入。（当然，他有自己的办法来应付政府和居委会的经济财产定期审核。）在谈到通过这种换租的形式获得的租赁收入时，张先生反复提到如下话语：“这让我能够安心，心不那么发慌了”、“没有这笔收入，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低保金说没就可能没了，房子永远是自己的”，等等。这笔收入对满足其日常生活医药支出非常重要，并大大提高了其生活的稳定性，拓展了生活选择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给其生活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信心和可贵的独立程度。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个案也是发生在济南市SZ区，XLZ街道XL社区中一位户主为T姓的低保家庭中。T为男性，现年50岁，初中文化，患有甲亢，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从事一些房屋防水修理工作，每月收入不稳定，时好时坏，最高时收入每月能达到2000元，少时收入不到500元。妻子51岁，患有糖尿病，妻子据T介绍基本无劳动能力，没有信心找到合适的工作，且还要照料无自理能力的孩子。现有两个孩子，均为男性，大儿子26岁，患有严重智障和肢体残疾，无生活自理能力。另一个儿子现年16岁，在上高中，身体健康。自2012年1月至7月间，共花费医疗费1万多元。全家享受低保金510元/月，加上相关的救助，也难以维持全家日益增多的开支需求，尤其是医疗、孩子教育需求。家庭拥有一套40平米的房改房，房改时花费全家积蓄2万元获得房屋产权，目前该小区房价市场估值为30万元左右。其岳父母住在同一个小区，为增加收入，其与岳父母合住在一起，把自己的房子出租出去，每月获得租金1200元。这种通过房屋换租等方式利用所拥有的房产获取稳定的财产性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日益增多的消费开支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活质量，增强了生活能力的信心和独立程度，这种资产效应对于穷人非常重要。
（二）城市低保家庭总体上收不抵支，收支结构难以维持调查分析数据显示，城市低保家庭月收入平均为1673.1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平均为412.11元，占24.63%；经营性收入平均为25.13元，占1.5%；财产性收入平均仅为3.21元，占0.19%，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社会救收入（包括低保金、教育、医疗等各种国家制度性救助转支）平均为700.90元，占41.89%；社会捐赠性收入平均为143.64元，占8.59%；家庭老人退休金（生活在一起，财政统一）转支平均为263.35元，占15.74%；社会保险类收入平均为118.28元，占7.07%；其他收入平均为6.49元，占0.39%。其中，低保金平均收入为575.17元，占平均月总收入的34.38%。这表明，城市低保家庭的月收入构成中，社会转支性收入（社会救收入+社会捐赠性收入+社会保险类收入）平均占到月收入的57.56%，接近六成。也就是说，社会转支性收入构成了城市低保家庭收入的最重要基础。在社会转支性收入中，低保金占59.71%，即低保金又占社会转支性收入的六成左右。关于低保金在低保家庭平均月总收入所占的比例，2005年的那项抽样调查以及2006年12月—2008年12月所开展的一项长期追踪研究，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低保金在低保家庭平均月收入中约占三分之一强。2005年在济南开展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低保金占低保家庭平均收入的33.5%[1]39；2006年—2008年在济南所开展的对33户低保家庭长期追踪研究结果也表明，低保金占低保家庭平均月收入的36.62%[3]119。低保金构成了城市低保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城市低保家庭平均月收入的构成中，工资性收入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结合着下文的支出结构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单靠社会转支性收入不可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甚至靠社会性转支和工资性收入都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家庭老人退休金资助也成为维持低保家庭日常生活开支的重要构成。在这次抽样调查中，低保家庭平均月消费支出为1706.62元，其中最主要的几项消费支出项目、各自平均支出费用以及所占比例，从高至低依次是：食品类支出，平均439.18元/月，占25.73%；医疗类支出，平均437.26元/月，占25.62%；养老与医疗保险缴费，平均294.73元/月，占17.27%；儿童教育成长类支出，平均199.49元/月，占11.69%；以及居住类支出，平均156.26元/月，占9.16%。这五大类支出共占据着低保家庭平均月支出总额的近九成，其中食品类支出与医疗类支出两项分别占家庭平均月支出总额的四分之一强，两项合计占据月消费总额的一半以上。如果我们把“X1食品类支出+X2居住类支出+X3日化用品支出+X4服装类支出+X5医疗类支出+X9交通通讯费+X12其他消费支出”加总在一起，构成低保家庭的维持型消费支出，而把“X6成人教育培训类支出+X7儿童教育成长类支出+X8文化娱乐类支出+X10社交类支出+X11养老与医疗保险缴费”加总在一起，构成低保家庭的发展型消费支出，统计结果显示，低保家庭的平均维持型消费支出为1168.32元/月，占月平均总消费额的68.46%；发展型消费支出为538.29元/月，占月平均总消费额的31.54%。尽管本次调查的维持性消费总体比例依然占了近七成，但发展型消费支出占比也占据了三成多。发展型消费支出对于贫困家庭的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与2006—2008年期间对城市低保家庭的追踪调查的饮食消费占比来看，可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低保家庭用于饮食比例大幅度降低，由42.99%降为25.73%。[3]119综合上文所描述的城市低保家庭收支数据，我们把低保家庭所有的收入———无论是相对稳定性的收入，还是极其偶然的收入———加总平均后为1673.11元/月，而消费性开支却为1706.62元/月，这样，低保家庭的收支结余为-33.51元，总体上收不抵支。如果我们不包括家庭老人的退休金转支，那么，收支缺口将达到296.86元。尽管城市低保家庭消费结构中发展型消费支出的增长，一直是我们期待的变化，但这也意味着城市低保家庭消费项目和消费数额的增加，仅仅依靠社会救收入是远远不够的。
（三）城市低保家庭耐用品总量不足，物质资产微乎其微家庭耐用品不仅仅属于消费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产属性，属于有形资产的一部分。“家庭耐用品，有以家务劳动效率提高为形式的收益。在某些方面，家庭耐用品对家庭部门来说，类似于工业部门的机器和设备———两者都需要金融资本开支，都被预期增加效率，都有长期的但并非无期限的功用。”[2]123在我们这次抽样调查中，城市低保家庭中耐用品平均最多的几个项目依次为：大型家具，平均为2.99个/户，手机，1.16个/户，彩色电视机，平均0.93台/户；煤气液化灶具，0.85台/户；抽油烟机，0.67台/户；电冰箱、冰柜，0.67台/户；洗衣机，0.60台/户，其余耐用品和物质资产户均数量都没有超过0.5。大型家具以及手机成为城市低保家庭户均拥有超过1个的耐用品。彩电、煤气液化灶具在城市低保家庭中的普及率也接近于户均1台；但抽油烟机、冰箱冰柜以及洗衣机刚刚查过户均0.6台，远远达不到户均1台的水平，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低保户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效率。值得注意的是，与信息化相关的工具，除了手机超过户均1个之外，电脑的户均拥有量达到0.22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户均几乎为0），这一方面说明，电脑在低保家庭中逐渐开始逐渐增多———相对于2008年之前，电脑在很多地方还是限制低保资格的重要工具———但另一方面，低保户家庭中电脑的户均比例还太少。电脑几乎是现代家庭中必备的消费、娱乐、资讯、学习和生产工作的平台工具，因此，大力倡导贫困家庭拥有电脑具有重要的长期效应。低保户的其他物质资本中，电动自行车、固定电话以及空调的户均拥有量非常低，只能达到或接近达到0.3个，而至于汽车①、摩托车等机动车辆则接近于无。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抽样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与相关比较研究，我们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当前城市低保家庭资产分化急剧扩大，是否拥有房产成为低保家庭中资产分化的根本性因素。拥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在最近十年间，伴随着房产的急剧增值———房产的增值可被视为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成果之一———而参与分享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第二，从中国城市低保家庭的资产构成来看，现金资产总体上大幅度减少，由正变负，城市低保家庭金融负债率较高。城市低保家庭现金资产大幅度减少，甚至总体上平均存在负债的调查现状，主要由如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一，城市低保制度及其相关救助制度实际上只能维持低保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伴随着低保家庭医疗性消费增长以及各种发展型消费需求的增多，城市低保家庭的社会性救助收入逐渐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即便是低保金以及相关救助不断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通货膨胀因素而相应增长，也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这本质上是一种救助理念和目标定位问题，现有的低保救助政策的理念和目标定位就是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作为较为严格的经济状况审查的救济制度，在制度机制上排斥和抑制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排斥和抑制发展型消费支出。其二，城市低保家庭的负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城市低保家庭负债能力的提高，尤其是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在金融借贷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信用。尽管城市低保家庭的现金资产负债及其扩大，是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很显然，这两方面因素在性质及其影响地位上是不同的：第一个因素是制度结构性因素，在这种制度结构性框架下，城市低保家庭的负债及其日益增加几乎是必然的；第二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扩大了城市低保家庭的平均负债程度，但这种负债的增加往往具有一定的积极主动性。第三，我们对所调查的城市低保家庭的收支状况的结构性分析结果，为第二点结论中的第一个原因解释提供了证据。对城市低保家庭的收支状况的结构性分析表明：尽管低保制度及其相关的救助制度为城市低保家庭提供了重要的转支性收入，但面对着城市低保家庭日趋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发展型消费支出的释放和增长，城市低保家庭流动资金总体上收不抵支，现有的收支结构难以维持。而造成这种收支结构难以维系的主要原因，正在于低保家庭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及其日益增长的消费支出———尤其是发展型消费支出需求的增长———与社会转支性收入政策目标之间的内在张力。第四，城市低保家庭耐用品总量不足，物质资产微乎其微。在经济审查性救助政策中，某种家庭耐用品以及相应的物质资产是否应成为限定性标准，除了参照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基本消费水平这个因素外，还应该充分认识到耐用品以及某些物质资产的生活效率功能与生产，而不能仅仅从耐用品以及物品的消费性属性来考量。
低保比对工作总结范文2
一、内蒙古万元工业增加值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比较
本文分析2005—2012年内蒙古万元工业增加值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变化，选取废气污染物二氧化硫和烟尘，废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简称COD）和氨氮。二氧化硫和烟尘产生于许多工业过程中，煤和石油燃烧时都会产生，是大气的主要污染物，COD和氨氮反映水体被还原性物质污染的程度。选取以上4项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标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我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强度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而探讨我区如何减轻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压力。
（一）2005—2012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比较
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二氧化硫和COD两项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要求，“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增加了污染物氨氮排放考核指标。2012年，内蒙古二氧化硫排放总量138.49万吨，其中工业源排放量124.15万吨；烟尘排放总量83.3万吨，其中工业源排放量66.77万吨；COD排放总量为88.39万吨，其中工业源排放量为9.08万吨；氨氮排放总量5.27万吨，其中工业源排放1.11万吨。
2005—2012年，二氧化硫、烟尘、COD和氨氮的万元工业增加值排放强度都在逐年下降，万元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的排放强度年均下降11.9%，烟尘的排放强度年均下降11.52%，COD的排放强度年均下降12.82%，氨氮的排放强度年均下降10.28%。四类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均有下降，表明我区工业增长对环境的影响逐渐减小，经济发展的质量不断提升，多年来采取的环境保护政策行之有效，经济逐渐向着高质量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二）与国内部分地区的比较
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的江苏省、毗邻的陕西省、东北的吉林省及全国水平相比较，2010—2012年，内蒙古的两项废气污染物排放强度都远高于江苏、陕西、吉林及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万元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达到15.58千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2倍，是最低的江苏省的4.3倍；万元工业增加值烟尘排放强度达到8.38千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倍，是最低的陕西省的近6倍。COD排放强度为1.14千克/万元，比江苏省高3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1%，低于陕西省和吉林省。氨氮排放强度为0.51千克/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6倍，是最低的江苏省的8.5倍。除COD外，内蒙古其余3项指标均落后于全国水平，说明我区在环境保护方面与国内先进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环境治理上依然有很大的潜力。
表1 内蒙古万元工业增加值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与国内部分省份对比
单位：千克/万元
从另一方面来看，近年来各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环境建设投资力度、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环境管理等多种措施，使得环境质量和污染防治工作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环境污染状况得到有效控制。同时，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速度，各省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基本都高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长。因此，近3年来四省份及全国主要污染物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强度都呈现降低趋势。
二、原因分析
近年来内蒙古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实行经济环境综合决策，强化政府环保目标管理，严格执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制度，切实加强环境监督管理，强力推进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与过去相比，全区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及科技创新能力差等因素影响，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我区的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很大差距。
（一）取得的成效方面
1.多措并举促进主要污染物减排工作。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污染物减排工作，始终把减排工作作为转变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来对待。成立了减排领导小组，“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层层签订减排目标责任书，将减排任务落实到各级政府、有关园区、企业和具体项目，强化节能减排责任落实。以减排工程建设项目为抓手，组织实施重点工业污染源深度治理，燃煤电厂、钢铁和水泥行业脱硫脱硝改造，建设城镇污水处理厂，实施示范工程和推广应用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完善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和综合服务体系。截至2012年底，全区合计实施燃煤机组脱硝工程建设的机组总装机1014万千瓦。全区共有废气治理设施7395套，二氧化硫去除率达到70.1%，烟尘去除率达到98.7%。工业废水处理能力达到658.7万吨/时，城市污水处理能力达到302.2万吨/日，COD去除率达到83.8%，氨氮去除率达到80.9%。污染防治规划项目实施方案及企业污染在线监控平台等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了重点区域和主要流域污染排放。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深化企业生产管理、污染防治的全过程控制。多措并举控制我区污染物排放总量，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
2.持续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内蒙古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积极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能源工业投资占规模以上工业投资的比重由2010年的49%下降到2011年的38%，非资源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比重由47.5%上升到59.2%。60个非资源型产业集群实现销售收入5800亿元，增长41%，占规模以上工业的1/3。同时下大力气淘汰落后产能，淘汰立窑水泥、小火电等落后产能；加快建设产业集聚区，实行集中生产、集中供热、集中治污；提高环境准入门槛，禁止建设“两高一资”项目，从源头上控制新污染源产生。
（二）与发达地区仍有差距
1.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不高。内蒙古作为一个能源、资源大区，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高等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长期以来，我区一次性能源的消耗在总的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都很高。工业以能源、重化工为主，对资源和能源的依存度高，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单一、初级产品比重大、新兴产业发育不足、产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这些都造成了我区污染物排放量较高。
2.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我区科技水平与国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环保治理和减排力度依然不够。2012年，内蒙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886元，是江苏省的93%，高于陕西省。然而，全年全区完成工业污染治理投资189715万元，不足江苏省的一半，仅为陕西省的7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为858477万元，仅为江苏省的8%，陕西省的72%。
三、未来我区减排工作的对策建议
在我区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工业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污染物产生量和环境风险持续增加，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不足，减排压力依然很大。内蒙古必须认真学习国内外发展经验，按照“8337”发展思路的要求，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减少污染排放量，降低排放强度，推进内蒙古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一）充分运用经济手段
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是以市场为基础，利益为原则，处理不同环境受益者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从而利用经济手段达到控制污染、调动环保积极性的目的。主要包括各种税费手段，如排污费、环境污染税等；价格手段如资源定价、产品收费、生态补偿机制、排污权交易；其它经济手段包括补贴、押金退款、鼓励绿色项目专项资金等。总之，通过税收、价格、电力、信贷等手段，增加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的运营成本，削弱其市场生存空间，达到让其减排或者退出市场的目的。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的实质在于，从成本和效益入手，使制定的价格真实反映其社会成本，引导企业对经济活动进行选择，从而达到减少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我区在环境保护经济手段的应用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对各种经济手段利用远远不够。当前，国家正在加快推进环保税，作为取代现行排污收费的新税种，环保税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特点，且较现行排污收费有所提高，鼓励企业提高节能环保水平，达到粉尘、废水等方面的减排。同时，内蒙古也在探索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等，加强对高排放行业的总量控制和监督检查，希望通过灵活运用各种经济手段，使环境受益者自觉把对环境保护与对经济利益的关心统一在一起，从而使保护与治理环境成为一种自觉行为，逐步建立起预防为主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二）继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我区正处在工业化加速推进时期，全区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0%左右。但是，由于受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限制，我区产业结构仍需持续优化升级。推进逐步形成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努力推进工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坚持工业集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大力发展非资源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新型煤化工示范项目和装备制造业、云计算、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围绕煤炭、电力、化工、冶金、建材等重点行业和特色产业，积极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加快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建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的发展道路。
（三）调整优化能源结构
受资源禀赋制约，我区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存在。因此，调整优化能源结构，降低煤炭等石化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及消费总量，提高清洁能源在总能耗中所占的比重是我区减排的主要途径之一。改善能源供应结构，开发清洁能源技术，充分利用太阳能及风能等清洁能源；增加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及供应工作，带动能源终端消费结构调整；建设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产业发展形态，构建我区经济社会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低保比对工作总结范文3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标准，昆明市工业部门可划分为15个部门。各部门的用水情况，本研究采用工业产值、工业总产值构成、工业取水总量、工业取水量构成、万元GDP取水量和单位取水量创造产值等6个指标进行测算分析。由于昆明市工业用水总量从2004年至今变化不大，且2004年数据较齐全，就选用2004年昆明市工业用水量资料作为基准年资料，对昆明市用水情况进行分析(表1)。
1.1工业用水结构特征各工业部门万元产值取水量相差悬殊。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万元产值取水量平均为459.34m3/万元，15个行业的万元产值取水量在1.28～6392.40m3/万元，取值区间间隔巨大，说明行业之间的用水效率和单耗水平极不均衡。其中最高值是市政公用工业部门中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其取水量也最大，占总取水量的67.20%。该部门属于公益性行业，其单位取水量创造产值是15个行业中最低的，仅1.56元/m3;其次是冶金工业，其取水量占总取水量的11.46%，其单位取水量创造产值居第9位;而电子工业和森林工业的工业取水量是最低的，其取水量占总取水量的0.04%，单位取水量创造产值分别居第3位和第5位。
1.2工业产值与用水关系为避免过细的行业划分，不易把握宏观变化态势;并顾及减轻统计、计算工作，有必要化繁就简，将以上工业部门重新归并分类。其中，公益性的市政公用部门与其他行业不具可比性，故这里不考虑其归类。根据工业取水量构成(X)和单位取水量创造产值(Y)两个分类指标，14个工业部门可分为A、B、C、D四类:A类:低取水量高产值类。指标X＜0.7%且Y＞500元/m3，包括5个工业部门(电力、电子、森林、食品、烟草)。B类:高取水量高产值类。指标X＞0.7%且Y＞500元/m3，包括4个工业部门(冶金、医药、机械和其它)。C类:低取水量低产值类。指标X＜0.7%且Y＜500元/m3，包括2个工业部门(煤炭和纺织)。D类:高取水量低产值类。指标X＞0.7%且Y＜500元/m3，包括3个工业部门(石油和石化、建材、化学)。各类工业用水情况见表2，4类工业产值结构为A∶B∶C∶D=32∶51.1∶0.5∶16.4，共创造产值为742.923亿元;4类工业的用水结构(用水量比重分别以Qa∶Qb∶Qc∶Qd表示)是Qa∶Qb∶Qc∶Qc∶Qd=4.5∶45.3∶1.5∶48.8，总取水量为13669.76×108m3。A类工业取水量构成较少，万元GDP取水量最少，但是创造的产值最大，这类工业要扩大生产规模;B类工业取水量构成较多，而万元GDP取水量较少，创造的产值较多，暂时应该保证其稳定性;C类工业取水量构成最少，万元GDP取水量较高，创造的产值较低，此类工业规模的变化对整个工业产值的影响不大;而D类工业取水量构成最多，万元GDP取水量也最多，创造的产值却最少，这类工业的生产规模需要加以限制。由此可见，A类工业在水资源约束下对GDP贡献最大，其次是B类工业，而D类工业在水资源约束下对GDP贡献最小，C类工业对GDP贡献较小。
2以总取水量为约束条件下工业用水结构调整方案
为寻求合理的工业用水结构方案，本文拟以总取水量为约束条件，建立以取得最大工业产值为目标的函数，探讨4类工业的产值结构和用水结构的优化组合。
2.1目标函数的建立建立目标函数:用线性规划法求上述问题，因此为了满足求线性规划最优解的标准形式，还需要分别明确Q和M值，即Q值与M值都由“十二五”期间的预测值来确定。
2.2确定水资源约束条件首先确定工业总取水量的预测值。为了保证预测值对工业总取水量针对性，提出假设条件一:分析基期年到2007年，昆明市500万元产值规模以上企业15个工业部门总取水量的数据，得到昆明市工业总取水量的平均增长率为10%。以2004年为基准年，预测得到“十二五”期间15个工业部门工业总取水量V2015=112625.5×104m3，V平均=93926.6×104m3。同理得到除去市政公用工业后，昆明市“十二五”期间14个工业部门工业总取水量W2015=39001.4×104m3，W平均=32526×104m3;为了保证预测值与当地环境承载力相一致，提出假设条件二:分析昆明市年供水量在基期年到2007年的数据得到年均增长率1.65%，那么预测“十二五”期间的全年供水量为O2015=233703×104m3，O平均=226217×104m3。其次确定Q值的取值范围的取值原则。原则一:Q值范围应该包括假设条件中所有预测值;原则二:由于2009年～2011年昆明都处于干旱阶段，年降雨量分别为565.8mm、869.1mm、659.0mm，水资源总量分别为38.58×108m3、46.60×108m3、22.86×108m3，因此昆明市3年水资源总量平均值为46.6×108m3。最大值取值小于昆明市3年水资源总量平均值36.01×108m3。因此Q的取值范围为［32526，233703］，其中取值范围中V2015、V平均、W2015、O平均作为Q取值区间拐点值。另外由于C类、D类工业在水资源约束下对GDP贡献小，但在基期年C类、D类用水结构共占50.3%，为了调整C类和D类工业取水量大和产值低的现状，对“十二五”期间C类和D类的工业取水量进行约束，其和不超过总工业取水量的40%。
2.3确定4类工业生产总值约束条件根据昆明市统计年鉴中工业生产总值(当年价)数据，计算出昆明市工业500万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平均增长率为2%，通过回归分析预测出“十二五”期间4类工业生产总值最大值(万元)分别为ZA=2957575，ZB=4716743，ZC=47478.62，ZD=1515515。由于昆明已争取到了国家重大炼油化工类项目(属于D类)，其对水资源资料消耗巨大，但也产生相当可观的经济利益，为了更大提高D类的产值以达到降低万元GDP取水量的目的，因此D类在“十二五”期间的产值以ZD为其下限。其余3类为了保证各类工业总产值的最大化，考虑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约束条件中工业产值目标具有可达性，那么就以工业生产总值最大值作为三类工业产值约束条件的上限。
2.4线性规划约束方程目标函数由于Q的取值有6个取值，再用Matlab软件计算出最优解，分别得出当Q由小到大变化时6组备选最优方案(表3)。
2.5优化方案的选取
2.5.1合理用水结构下产业结构优化方案的选取原则原则一:由于约束方程建立的目标是工业生产总值最大，选取方案生产总值比基期年大;原则二:在“十二五”期间由于国家重点化工类项目的实施，为了保证其用水允许Qd相对于基期年的增长幅度在10%～20%;原则三:考虑到基期年A类B类工业结构(%)占83.1%，其起着整个工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变化不宜过大幅度在5%～10%。
2.5.2选取优化方案由于6个备选方案都符合原则一，对于原则二通过比较只有方案一与方案二能够达到要求。因此需要对剩余两方案进一步分析，方案二是工业生产总值大的方案，但A类B类工业结构(%)相对于基期年减少10.2%不符合原则三，所以选出方案一作为产业结构优化方案。
2.5.3优化方案4类工业产值结构为A∶B∶C∶D=29.42∶46.91∶0.47∶23.20，共创造产值为1005.4×108元，比基期年增加了262.8×108元，提高了35.33%。其中A类工业(电力、电子、森林、食品、烟草)产值比例降低了2.58%，B类工业(冶金、医药、机械和其它)产值降低了4.19%，C类工业(煤炭和纺织)产值降低了0.03%，D类工业(石油和石化、建材、化学)产值升高了6.8%;4类工业的用水结构是Qa∶Qb∶Qc∶Qd=3.56∶35.83∶1.17∶59.44，总取水量为21466×104m3，比基期年用水量增加了7796.24×104m3。其中A类工业用水比例降低了0.94%，B类工业用水比例降低了9.37%，C类工业用水比例降低了0.33%，D类工业用水比例降低了10.64%。
3工业结构调整方向
3.1推动工业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大力倡导节约生产、清洁生产，推广应用节能降耗技术，推进重大工业节能项目，以及重大工业污染源的治理项目。同时利用循环经济理念对水资源消耗、节约、循环利用、排放和环境状况作出分析，明确循环经济建设调整的目标、重点，指导区域发展、产业转型。针对昆明市工业结构用水结构大体上比较集中于化学工业、冶金工业、医药工业部门的用水分布趋势，着力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延伸和拓宽以三大工业行业为主的产业链，通过产业链的连接，大力推行水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循环发展模式，提高水资源的回收利用率。
3.2加快传统工业产业结构升级根据昆明市自身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优化产业结构，构建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辐射能力强的新型产业体系，并且制定能耗低、排放少的产业标准，促进一般加工向高端制造、产品竞争向品牌竞争的转变。对烟草、钢铁、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化工、建材六大传统优势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扶持重点企业的自我研发机构，提升产业层次和竞争力，同时引进新的管理机制、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
3.3加快工业结构调整，逐步建立节水型工业体系A、B、C、D四类工业对GDP的贡献率不同，A类工业贡献率最大，D类工业贡献率最小。因此调整A、B、C、D类工业比例，加大对A类(电力、电子、森林、食品、烟草)和C类(煤炭和纺织)工业用水量，提高A、C类工业产值比重。对B类和D类工业即冶金、医药、机械、化学、石油和石化、建材、化学等工业的发展，采取高新技术改造，提升高资源利用率，同时迁出高消耗、低产出的工业部门，减少水资源消耗的压力。在产业总体规划布局方面，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在园区内严格执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实行超耗水加价政策，淘汰落后工业部门;对于新引进的耗水量大的项目如:国家重大炼油化工项目，通过遵循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3方面的措施来减轻耗水量大的项目对昆明市水需求的压力，实现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和谐。推行工业节水措施，做好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推行一水多用，分质供水，单位之间联合回用等措施;加强用水管理，通过取水许可证和调整水价，改变企业的用水行为，提高节约用水的自觉性;把污染相对较大的工业项目加以集中，综合整治。
3.4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一方面建立有效、统一的水资源管理机构，对全市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负责。加强水资源管理机构的应有权威与执法力度，有权决定耗水产业命运，以至于追究法律责任，吊销生产许可证等。应制定相关经济政策，加大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加快工业内部自我创新的能力，通过政府增加对科研部门单位的科研投入，提高昆明市区域发展整体科技水平，为工业的发展打下技术基础，并对于工业企业自身增加研发投入的行为，实行优惠政策，起到对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的引导作用。
4结论与讨论
低保比对工作总结范文4
【摘要】以业务收入为主要增长的快速成长期，医院面临业务收入增长率高于工作量增长率，出现不合理的检查、用药等过度诊疗行为，均次费用剧增，病人满意度下降，病人流失，医院竞争力下降的发展困境。本文通过总结成长期医院运营绩效考核现状，探讨建立和完善运营绩效考核体系，分析新运营绩效考核体系的利弊，为医院解决成长期发展困境，引导医院经济转型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运营 考核 医院 经济转型
【Abstract】The main business revenue growth in a fast growing， hospitals facing business revenue growth rate is higher than the amount of work， over-diagnosis to check irrational behavior， medication， etc.， time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costs， decreased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patient loss hospitals declining competitiveness development dilemma.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growing hospital operator performance assessment；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analyze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new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operator for the hospital to solve the growing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guid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hospitals provide references.
【Key words】 Operations， assessment， Hospit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uthor′s address】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Huizhou， Huizhou， Guangdong， 516002
doi：10.3969/j.issn.1671-332X.2014.10.032
三级综合性大医院一般会经历成长期、转型期和缓慢期三个阶段。成长期主要表现为重视业务收入的增长，以经济手段激励医务人员提高业务收入，且业务收入增长率高且高于工作量增长率。转型期主要表现为重视工作量的增长和收入结构的优化，以工作量增长带动业务收入增长，且工作量增长率高于业务收入增长率。缓慢期主要表现为工作量和业务总收入的基数大，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但医院重视提高患者满意度和职工满意度，努力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和提高医院有效收入，增加优质病人，这也是医院发展的最高境界。
1成长期医院运营绩效考核现状
当今医院运营绩效管理普遍存在指标不合理、考核体系不完善、缺乏配套的激励措施等问题［1］。医院经历过成长期，业务收入的高速增长虽然可以做大医院业务量，解决贫穷和职工吃饱饭的问题。但是，因成长期考核体系是建立在业务收入增长的基础上，对工作量、医保定额、人均费用的考核力度较弱甚至无考核，导致科室为了实现创收出现不合理的检查、用药等过度诊疗问题，医生为了降低药品比例而多开检查、检验项目以稀释药比，病人人均费用剧增，医保结算亏损，加重患者经济负担，病人满意度下降，医院竞争力下降。同时，医院业务总收入尽管大幅增加，但是以昂贵药品、高值耗材、检查等高成本、低效益收入增加而引起的，医院有效收入未实质性大幅增长，医院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因此，通过调整医院运营绩效考核的指标，建立和完善医院运营绩效考核体系，对引导医院经济转型和促使医院发展走入正轨意义非常重要。
2完善运营绩效考核体系
2.1全面实施工作量指标的考核截至目前，工作量是较为公平的绩效评价指标之一，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2］。量的增加带动业务收入的增长才是医院可持续发展道路。全面实施工作量指标的考核，是指对全院临床、医技科室都考核工作量，临床科室重点考核门诊量、住院人次、手术量等指标，医技科室重点考核检查人次指标。工作量指标的考核应坚持重奖轻罚的原则，重奖完成工作量指标的科室，形式处罚未完成工作量指标的科室；同时考核的奖惩与科室绩效挂钩，而不是科主任的管理绩效挂钩。全面实施工作量指标考核相配套的措施是取消业务收入指标的考核，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量指标，并以经济激励政策鼓励业务科室多收治病人。工作量指标考核还要监控异常大量的低价处方，防止临床科室人为虚高门诊量，以及医技科室工作量的统计实现全自动化、信息化。
2.2加大药品比例控制的考核力度降低医院药品费用，医生合理用药是关键［3］。但是，通过制订临床科室药品比例控制指标并严格实施考核，是医院目前降低药品费用通常做法和有效管理机制。制订药品比例控制指标要善于利用政府对药品控制的政策，区别对待各临床科室的指标，对群众反映强烈、不合理用药突出的科室，制定的指标相对较高。药品比例控制指标的考核力度水平与从药品中获得利益的标准相当，即对药品超标科室的处罚力度能够让临床科室感到畏惧，使医药回扣不足以抵消药品超标的处罚。控制药品比例是国家硬性要求，考核药品比例指标坚持只罚不奖的原则。
2.3增加均次费用指标的考核药品比例指标控制的优点是完成政府政策指标，其不足之处是不能有效控制人均药品费用和人均就诊费用。临床科室为了既要完成药品指标控制，又不愿减少从药品中获得的利益，就通过给病人多做检查等其他收费项目拉高病人总费用，稀释药品比例。其次，医院作为公益性单位，不但要求它有较好的经济效益，也要求它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减轻病人经济负担［4］。为此，增加均次费用指标的考核，控制人均费用，是实现药品比例指标的必要措施。均次费用指标的考核，门诊直接考核人均门诊费用，但每月门诊人次较少的专科（如神经外科、心胸外科等）不适宜月度考核，可进行季度、半年或年度的考核；对手术室则考核每台次手术费用指标；每月住院病人均次费用波动性较大，尤其是每月住院病人量少的科室，人均住院费用波动性更加明显，住院均次费用的考核可以考核扣除在手术室发生的费用后的每床日平均费用指标。考核扣除手术室发生的费用后每床日平均费用的优点是避免了波动性问题以及手术科室与手术室之间费用空间的矛盾，且费用是临床科室完全可控制，指标容易推行。均次费用指标的考核坚持只罚不奖的原则。
2.4增加收入结构指标的考核均次费用指标和药品比例指标控制的考核虽可以实现药品控制目标，降低均次费用，减轻病人经济负担，但也会减少医院业务总收入，不利于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为了增加医院有效收入，保证医院职工收入增长，还可以对扣除药品、耗材、输血等低效益收入后其它收入（主要是治疗、检查、手术等收入）占业务总收入比例的指标进行考核，简称“有效收入结构指标”。考核有效收入结构指标可以促使临床科室多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尤其是新诊疗项目，增加医院有效收入。考核有效收入结构指标可以坚持只奖不罚的原则。
2.5重视医保定额管理按人头付费的医保定额控制模式是中国多数地区控制医保费用的普遍做法，是政府统筹管理社保基金的手段。医疗保险推动医院发展的同时给医院的经营管理提出更大的挑战［5］。成长期的医院普遍面临医保结算亏损的问题。医保定额控制过严不利于学科发展，控制过松则医院医保结算亏损。所以医保定额控制最理想境界是既不约束学科发展，又使医保结算结余。医保定额控制是政策性指令，成长期医院为了学科发展，不建议严控医保定额，允许医保结算有一定的亏损，但亏损占业务总收入的比例不应超过1%；转型期医院，政府给予医保定额相对稳定，医院收治病种相对稳定，医保结算一般不应有亏损。转型期医院应重视医保定额管理，可根据当地医保政策，对医保定额灵活掌握使用，对4倍以内医保病人的医保定额严格实施考核，对超4倍医保病人的医保定额实施审批制度，对不合理超4倍医保定额的行为进行处罚。
3新运营绩效考核体系的利弊分析
公立医院改革虽说是进入了深水区，但涉及深层次的问题仍未提出和解决，医院还是以市场走向为主，政府补偿机制尚未建立，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没有真正体现，以药养医的现状仍然持续。因此，以考核工作量、调整收入结构、降低药品和耗材成本费用、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有效收入是目前公立医院生存的主要手段。通过以考核工作量、药品比例、均次费用、收入结构、医保定额等为主要内容建立起来的医院运营绩效考核体系，其优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做大工作量。全面实施工作量考核，且重奖工作量达标科室，会激励医生多出门诊、做手术，积极收治病人，主动下乡拓展病人，引导了医院以工作量的增长带动业务收入的增长，一定程度促使以量的积累提高诊疗技术水平，使职工感受到工作量增长带来的诸多好处。
二是降低病人就诊费用。均次费用控制、医保定额控制和药品比例控制是有机结合体，其目的在于以体制形式约束医生诊疗行为，减少不合理检查、用药等过度诊疗行为，杜绝以多开检查稀释药比的现象，降低病人就诊费用，减轻病人负担，花最少钱看好病。
三是增加医院有效收入。医院职工福利待遇的提高根本在于医院财务实际结余的增长，增加实际结余最主要取决于有效收入的增长。考核有效收入结构指标并采用只奖励不处罚的形式，会促使临床科室多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尤其是效益好或病人量多的新治疗项目，以治疗收入增加带动医院有效收入增长。
四是医保定额控制及药比指标控制管理。重视医保定额控制管理，如果医保定额实际发生数低于社保局给予医院医保定额的结算数，可使医院医保结算结余，即医院在不违背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又可以从社保赚到钱。药比指标控制可以完成政府性考核指标，使医院向政府提交满意的答卷。此外，新运营绩效考核体系对“看病难、看病贵”意义重大。
但是，纵观整个运营绩效考核体系，考核体系还是存在不足之处，这是需要实施新运营绩效考核体系给予充分考虑并采取有效措施给予规避。
一是重症病人就诊费用较高，往往会超医保定额，而考核体系既要控制均次费用，又要控制医保定额，这样会误导科室重视收治轻病人，不愿意收治重症病人，对科室收治重症病人，医院可以在绩效分配制度中给予补充。
二是防止事极必反。多指标的考核体系容易导致考核过细、过度，扣罚过重或奖励不公，或者制定的指标过高，临床科室对考核的指标感到疲惫，打击医务人员积极性。因此，考核指标一定要科学合理，广泛征求全院职工意见，指标考核适可而止，考核标准得到多数人认可。
整个考核体系因不注重业务总收入增长，且控制均次费用，如果工作量没有大幅提升，则会使医院一定时间内牺牲业务收入。在以GDP为主要指标考核领导者政绩的社会，可能会影响领导者仕途。如果院领导更替周期短或院领导刚接手成长期的医院，不建议实施新运营绩效考核体系。
4结束语
运营绩效考核不是立院之本，提供最优质医疗服务才是医院发展的根本，实现医院经济转型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规范诊疗行为，提高医疗质量安全。建立和完善运营绩效考核体系，调整经营方式，改变“收入越多越好”的观念［6］，是解决医院经历成长期后遗留问题的有效措施，也是医院走质量效益型的内涵发展道路，实现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对于调整运营绩效考核内容后取得实际效果如何，笔者将进一步跟踪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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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比对工作总结范文5
关键词：贫困;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地区收入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个人收入总量迅速增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与这一主要发展趋势不协调的是城镇贫困群体的不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在社会救助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弊端，我们必须尽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1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1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1997年达到281万人，2000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06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点
分析2006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06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06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06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致使职工下岗与失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个人因素，如个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导致不能从事或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其次是下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灾。
其中，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为40%，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其次是下岗，所占比例为16%。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这些年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人浮于事，冗员膨胀，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居民消费开支中，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变故等。
3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通过法律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如：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结果，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方面扩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3）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增大就业安置量。组织失业职工参与以服务街道为主的便民利民活动、公益劳动、家庭手工业等进行生产自救。
低保比对工作总结范文6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2月28日发表的《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02年的中国人口发展呈现以下5个特点。
（一）总人口继续增长，自然增长率继续下降
2002年中国出生人口1647万人，出生率为12.86‰,死亡率为6.41‰,全年净增人口826万人,自然增长率为6.45‰。到2002年末,全国总人口128453万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统计，以下同)。从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变动趋势详见表1。表1中国人口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2年与2001年相比，出生率降低了0.52个千分点，死亡率降低了0.02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降低了0.5个千分点。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说明中国人口已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中国人口已进入平稳低水平发展阶段。
（二）农村人口继续向城市转移，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2000年11月1日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城镇人口45594万人，占总人口的36.09%,全国农村人口80739万人，占总人口的63.91%。2001年末全国城镇人口48064万人，占总人口的37.7%，全国农村人口79563万人，占总人口的62.3%。2002年末，全国城镇人口50212万人，占总人口的39.1%，全国农村人口78241万人，占总人口的60.9%。从2000年11月至2002年末短短的两年之中，城镇人口增加了4718万人，农村人口减少了2498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加了3个百分点，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降低了3个百分点，说明农村人口继续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三）少儿人口比例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比例继续上升，人口老龄化趋势继续加剧
2000年11月1日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0～14岁人口28979万人，占总人口的22.89%，2001年末该年龄段人口28716万人，占总人口的22.5%，2002年末该年龄段人口28774万人，比2001年末略有增长，但是占总人口的比例继续下降，为总人口的22.4%。这说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继续保持着应有的力度，出生率低水平控制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65岁及其以上的老年人口在2000年11月1日为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69%，2001年末为9062万人，占总人口的7.1%，2002年末为9377万人，占总人口的7.3%，这个趋势表明人口老龄化在继续加剧。
（四）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
劳动年龄人口是指16岁至64岁之间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我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正进入青壮年，由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基数大，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仍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2001年末劳动年龄人口85011万人，2002年末劳动年龄人口90302万人，2002年比2001年增长6.22%。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抚养比呈现重大变化，详见表2。变化最大的是少儿抚养比，从1953年的61.17%下降到2002年的31.86%,减少了近一半。老年抚养比自1964年以来一直在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不大，这是因为老年人口规模相对于少儿人口还比较小，而同期总抚养比受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影响，下降的幅度也很大，由1953年的68.61%下降到2002年的42.25%。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不断老化，少儿抚养比会进一步下降，但下降速度会有所减慢，老年抚养比会缓慢上升，二者相互作用，同时总抚养比的变化趋势仍继续下降。
表2中国人口抚养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上述这一人口变动趋势，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且在这个时期，即人口进入高龄社会之前，会持续较长的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总抚养比不高，社会负担较轻，这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对积累养老保险基金都十分有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开启时期”。从中国人口动态分析，“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大致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到2010年前后，人口总负担系数将会降到最低点。2010年以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总负担系数将逐步停止下降而转为上升。所以我国必须紧紧抓住“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有利时机，加速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五）《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实行，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工作走上法制轨道
中国第一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于2002年9月1日起正式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以国家法律形式确立人口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结束了长期以来主要依据政策和地方法规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它对保证公民生育和家计的合法权益，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彼此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该法分为七章四十七条，对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生育调节、奖励与社会保障、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法律责任等有关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各个领域都做了周密的规定，从而使全国的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工作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轨道。
二、2002年我国就业状况的回顾
自从深化国企改革以来，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部分企业关停并转，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逐渐凸现出来。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加以解决。近年来，由于经济稳定增长，国企下岗未实现就业人数有所减少，但由于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失业率又有所上升。
（一）经济稳定增长，就业规模继续扩大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就业问题，朱镕基总理、吴邦国副总理率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经贸委、财政部、总工会等领导同志分别就社会保障和再就业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明确指出，各级政府是促进再就业的主体，“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要把促进再就业、降低失业率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温家宝副总理主持召开了全国服务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发表了《以扩大就业为重点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讲话。他强调指出，要把服务业作为近期扩大就业的主攻方向。6月国务院召开了11个省市再就业工作座谈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推动下，近年来经济稳定增长，2002年就业规模继续扩大。到2002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3740万人，比2001年末增加了75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24780万人，比2001年增加了840万人。
（二）国企下岗未实现再就业人数有所减少，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召开
2002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会议决定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和再就业。这次会议明确了以下四个重大问题。
一是必须明确再就业的重点方向，增加劳动就业主要应是服务业、中小企业、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二是必须坚持正确的就业方针。要贯彻执行“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必须高度重视政府在促进就业和再就业中的重要作用。三是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新出台的政策措施，严格按照规定的政策界限，积极稳妥地开展工作。四是必须继续加强再就业服务，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和再就业培训，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整顿和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
在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的部署之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积极推动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到2002年末国有企业下岗未实现就业人数由近年来一直居于五六百万人下降为410万人，比2001年末减少了105万人。
（三）政府颁布优惠政策，下岗再就业人员得到实惠
党中央、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经过充分的调研，审时度势，于2002年9月30日正式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文件指示各级党委、政府对本地区就业工作负主要责任，要把控制失业率和增加就业岗位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确定建设项目时，要把扩大就业作为重要因素来考虑，积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提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
为了切实贯彻中央精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监察部、中央编办、全国总工会等部门相继出台了下岗再就业人员享受就业扶持政策的8个配套办法，内容涉及享受优惠政策对象认定、收费减免、税收扶持、小额信贷、资金管理、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人员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等方面。截止2003年1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8个配套文件全部出台下发。这标志着国家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体系在2002年已经完成，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中获得实惠。
（四）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失业率有所上升
2002年是全国下岗职工3年期满出再就业服务中心高峰期，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开始向失业保险并轨。企业在破产倒闭、转属转制后，新的下岗职工直接进入失业保险。一部分距退休年龄不足5年或工龄满30年以上的下岗人员实行企业内部退养。这样过去企业包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人员一部分由隐性失业向显性失业转化。因此城镇登记失业率由2001年的3.6%增长为4%，失业人员增加。
（五）就业压力增大，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弱势群体扩大
2002年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就业方面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素质不适应之间的矛盾。劳动力供求总量的矛盾与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同在；新成长劳动力就业与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2002年就业领域又出现了以下三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一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开始显现。1999年开始扩招的大专毕业生2002年进入就业期，一些地方的大专毕业生由于在就业地域选择上的错位和专业供求结构上不平衡导致一些大专毕业生就业困难。为此2002年3月教育部、公安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文，取消不合理收费、放宽毕业生落户限制、鼓励大学生到基层中小企业就业，积极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
二是在就业领域出现高级技师十分匮乏的现象。各种高级技师供不应求，中高级技术型、应用型人才缺少已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是就业弱势群体的队伍扩大。国企下岗职工在“再就业服务中心”协议3年期满，依然没有找到就业岗位的人员一般是低素质、低技能、高年龄的劳动者，他们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竞争环境中，就业的竞争力日益减弱，再就业难度加大，就业弱势群体出现扩大的趋势。
三、2003年人口、就业形势展望
（一）2003年人口状况展望
据专家预测，2003年中国总人口将不会超过129275万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将不高于6.40‰。中国将继续保持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发展格局。农村人口将继续向城市转移，规模将接近1000万人，农村就业人口绝对值仍处于下降趋势，城市化进程继续加快。少儿人口所占比例继续下降，少儿人口在28000万人以下，老年人口呈继续增长之势，总数在9500万左右，人口总抚养比仍呈下降趋势。
2003年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得到贯彻的一年。该法所规定的各项司法机构和司法程序将全面到位，依法管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将初见成效。在2003年进入育龄期的妇女都是在1971年全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之后出生的，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长大的，是在市场经济熏陶下成长的，这些进入或将要进入育龄期的妇女们思想开放，自主性强，对自身生活质量，包括生殖健康日益关注，维权理念和隐私意识不断增强。因此要求计划生育工作要从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抓超生向以服务为主导抓优生的方向转变；由过去一味重视控制人口数量向以重视优育和人口质量的方向转变；由过去依照地方法规甚至“土政策”向依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方向转变。坚持以服务对象为中心，以技术服务为重点，以全体育龄公民为工作对象。
（二）2003年就业形势展望
据专家预测，2003年全国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在800万以上，其依据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200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预计增长7%以上，按照目前的就业弹性系数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提供70万至8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因此仅此一项可提供500万至560万个就业岗位。
二是根据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两会精神，2003年将会继续加快第三产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事人员的比重已经由1990年的18.5%上升到2001年的27.7%，预计2003年仍会提高。第三产业与非公有制经济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企业居多，这样会使就业结构朝着有利于安置就业的方向发展。
三是2002年9月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之后，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扶持下岗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和重大措施，2003年将是这些政策全面兑现的一年，相信这将会为下岗失业人员创造一个宽松的就业环境和自主创业的良好氛围。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近一份分析报告显示，这一系列优惠政策将在3年内新开辟1300万个就业岗位，2003年将创造300多万个就业岗位，这样2003年可以提供给全社会的就业岗位将在800万至900万个之间。
2003年就业岗位需求规模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2002年企业下岗尚未得到就业的结存人员410万人；二是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2003年城镇首次进入就业队伍的人数达890万人；三是到2002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大约有770万人，三者之和为2000多万人，就业岗位供不应求，缺口大约在1200万个左右。因此预计2003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将会上升，预计会在4.3～4.5%之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在800万以上，企业下岗人数有望回落，达到400万人以下。
四、认真贯彻《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努力推行和完善积极的就业方针
（一）全面宣传、认真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全国性专题单行法律。这部法律从有关部门开始起草经历了20多年，数十次易稿，总结了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成功经验，吸取了国际上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思想、新成果，体现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具有法律的可操作性，目标的现实性和国际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共识。使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高到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新水平，体现了我国国策的地位，2003年的任务就是应当全面宣传、认真实施这部法律。
全面宣传认真实施这部法律，应尤其关注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以全面提高人口健康水平为宗旨，把优生优育作为切入点，把广大群众的注意力从重数量转移到重质量上来，加强出生人口质量干预，实施出生婴儿缺陷干预工程，以及高危筛查、疾病监测和预防治疗等技术干预，解决育龄妇女少生的风险问题，从而通过提高出生儿质量减少出生儿数量。
二是强化行政执法队伍，建立健全计划生育法制机构。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依法行政责任制度，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和公示制度，推进计划生育政务公开。
三是规范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坚持属地原则和流出地配合的原则。流入地计划生育部门要把流动人口纳入常住管理，推动公安、工商、卫生、房产管理等部门围绕办证、租房、用工等环节，在现居住地形成有效的管理和服务网络。
四是开展优质服务，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要确立计划生育服务是公共产品的观念，由计划生育及其相关部门代表政府向育龄公民无偿提供，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统筹解决。要普及生殖健康的科学知识，积极推广新技术、新成果，尊重公民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获得安全、有效、适宜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权利。
五是依靠政策推动，树立新型生育观念。要把计划生育与发展经济、帮助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紧密结合起来。在政策、资金、项目、服务等方面向计生户倾斜，使计划生育的家庭得到多方面的优惠、优待和照顾，使他们感到计划生育的家庭在道义上受尊重，经济上有实惠，生活上有保障，从而促使他们树立新型的生育观。
（二）把积极的就业方针视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
中国人口是世界人口之冠，中国人口众多是基本的国情之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几十年中将继续供过于求。因此积极的就业方针是使中国由人口大国变为人力资本大国的重要保证，是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本雄厚的优势、克服人力资源浪费的治本之策，是避免两极分化加剧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举措，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手段。因此积极的就业方针应当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以及治理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一道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要实现积极就业的基本国策，必须把控制失业率开辟新增就业岗位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出发点。适宜的失业率是公平和效率的结合点，失业率过高，会造成两极急剧分化，必然使社会公平失衡；失业率过低，冗员充斥，必然影响效率，使“大锅饭”死灰复燃。同时失业率又与经济增长速度、内需规模和进出口贸易额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失业率过高必然说明经济不景气，进出口贸易低迷，内需不足，长期存在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因此各级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都应把积极的就业方针，控制过高的失业率作为优先目标加以考量，同时也应当是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基本指标。
（三）千方百计扶助就业弱势群体，使之重返职业生涯
微观经济是最讲效率优先的，因为资本的投入产出率决定企业必然注重降低劳力成本，尽量少用工。而宏观经济则不仅要考虑效率优先，还应考虑社会公平。因为任何社会总有一部分弱势群体，他们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天然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市场机制不能全部解决就业问题，扶助就业的弱势群体，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就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对于弱势群体，不能一味认为，只要支付了“低保”资金，就万事大吉。就业的弱势群体并不以解决温饱为终极目标，他们也是社会的角色成员，长期失去工作岗位会产生被社会遗弃的心理，有时会导致过激的反社会行为，甚至酿成巨大的社会灾难。因此各级政府对就业的弱势群体，除了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之外，还应千方百计扶助他们。例如通过定向培训，使之掌握市场需求的技术，通过政府购买就业岗位、通过政府为企业实施优惠政策等各项措施，使就业的弱势群体找到适宜的工作岗位，回归社会，重返职业生涯，让他们摆脱“社会弃儿”的心理障碍，重获社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
（四）依法加强劳动用工管理，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合法权益遭到损害的趋向日益凸现，劳动关系紧张，劳动争议现象增多，甚至引起了突发的恶性案件。企业私招乱雇现象严重，不签劳动合同较为普遍，雇主随意延长劳动时间，故意克扣农民工的工资，制定苛刻的“厂规厂纪”，侵犯人身自由，暴力侵权事件时有发生。相当数量的企业安全设备不足，劳动条件恶劣，甚至存在有毒有害的工作环境，致使工伤死亡事故频繁发生。
这些问题的出现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绝非偶然。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