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个人年度工作总结范文1
以党的十七大和全会精神为指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试点工作的要求，立足实际，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建立符合全县实际的科学、规范、民主的农村低保和贫困人口识别机制及动态监管机制，健全和完善两类户档案，实施公平、公正的低保救助和扶贫开发扶持，充分发挥“两项制度”在促进全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奠定制度基础。
二、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及试点范围
（一）总体目标
1、探索建立完善扶贫工作机制。制定一套便于操作，利于管理的村级经济状况和农户家庭情况的指标识别体系，建立科学规范与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机制。
2、建立低收入人口实名制档案系统和信息平台。根据家庭人员组成、贫困状况、项目需求、扶持情况等，分“五保户、低保户、扶贫低保户（交叉户）、扶贫户”4类，建立全县农村低收入人口档案系统，做到贫困户有信息卡、行政村有台账、乡镇有基本情况资料、县有管理信息数据库，建立全县统一、各有关部门共享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实名制信息管理平台。
3.分类落实扶持政策措施。根据致贫原因分类施策，针对不同的识别对象，实行差异化的扶持措施。对识别出的低保对象，落实低保救助资金，保障其基本生活；对识别出的扶贫对象，制定有计划、分年度、扶持到户的扶贫规划，明确扶持方式、项目和资金，力争尽快脱贫致富。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实事求是、应进则进、应退则退、动态管理的原则。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及时纳入识别统计范围，建立信息档案；对收入达到或超过农村低保标准的，按照规定办理退保手续;对收入超过扶贫标准的，经民主评议和公示后，逐步减少扶持；对于收入下降到农村低保标准以下的，按低保程序适时纳入低保范围；对于返贫的，纳入农村扶贫对象。
2、坚持科学、规范、阳光操作的原则。贫困人口识别工作，必须严格执行指标识别与民主评议相结合以及公开公示制、民主听证制等机制，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杜绝弄虚作假、循情舞弊行为。
3、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根据农村贫困人口的地域分布特点、贫困状况、贫困成因以及扶贫开发政策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差别，在工作上实行分类指导。
4、坚持符合条件和农民自愿的原则。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按照规定程序，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确定为扶持对象，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三）试点范围、对象规模及标准
年，试点工作在全县25个乡镇全面展开。首先在镇选择村先期开展试点工作，之后在全面总结试点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开展试点工作。全县贫困人口规模为通过调查统计上报省市审核确认的21.97万贫困人口为准，各试点乡镇依据统计部门监测数据，科学分析测算，合理确定本乡镇各村贫困人口规模。贫困人口标准原则上以年国家正式公布的扶贫新标准农村人均收入1196元以下贫困人口为准，各乡镇不能自行确定贫困标准。
三、实施步骤和时间安排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阶段
1、宣传动员。召开动员大会，全面安排部署“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试点工作，并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利用新闻媒体、村务公开栏、印发宣传单等多种形式宣传两项制度有效衔接的重大意义和政策规定，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良好的舆论氛围，进一步调动乡、村、社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下一步工作的全面推开打好基础。
2、开展培训。召开“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试点工作培训会议，对各乡镇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使其掌握基本业务知识。
3、制定村级贫困状况识别指标体系和农户贫困状况识别指标体系。民政、扶贫、残联、财政、统计等有关部门通力协作，从调查内容、核算标准、核算方法等方面制定村级指标体系和农户指标体系，设计到户卡片和扶贫扶持户项目需求表格。村级贫困状况识别指标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生产生活条件、教育卫生状况等设置，制定村级指数计算表。指标力求简单、直观、且易于获得。指标的设置一定要符合县、乡、村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发展实际，并充分考虑各要素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影响力。农户贫困状况识别指标以家庭人口素质状况、居住情况、农户生产要素占有量、家庭生产经营收入及享受国家惠农补贴等方面设置，制定农户贫困状况识别指数计算表。指标的设置一定要力求反映农户的实际情况，并充分考虑各要素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影响力。
4、制定包村责任制方案。各乡镇制定出实行“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包村责任制方案，明确乡镇包村责任人，细化包村人在对象识别、建立档案及信息录入中的责任。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阶段：组织实施阶段分两步进行：一是首先在镇选择村先期开展试点工作。试点结束后，组织相关人员对试点各个阶段的工作认真分析，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对好的做法进行总结，为全县全面开展“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试点工作奠定基础。此项工作在8月10日前全面完成。二是全面组织实施。召开先期试点乡镇“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试点工作座谈会，在全面总结试点乡镇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按照试点乡镇开展试点的经验和做法，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开展“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试点工作。通过对农村低保对象和扶贫开发对象的识别，建立健全贫困户档案，并根据所调查农户的项目需求，制定扶持计划，落实扶持项目。此项工作在11月30日前全面完成。具体实施步骤是：
第一步：开展村级状况调查。按照设定的村级指标体系，对各乡镇所有村开展村级状况调查，填写村级指数计算表，计算出村级指标指数。将村指数按由小到大排序，确定分类临界指数，将各乡镇所有村分为最贫困、较贫困、中等、中偏上、上等5个层次，分层次确定各村识别对象规模。
第二步：确定村级识别户规模。由村民代表大会按照民主、公开、公正的原则，根据各村的识别对象规模，推选被识别户，并进行张榜公示。每个村的被识别户，对以往建档信息中的低保户和贫困户进行全面调查，不能遗漏。除此之外，对一般户进行调查，满足该村被确定的识别户数量。
第三步：入户识别。各乡镇根据农户识别指标对推选的识别户进行调查核实，核查以户为单位，坚持做到核查户收入与综合评估家庭实际生活状况相结合，并对调查数据进行核算和排序。将农户分为“五保户、低保户、扶贫低保户（交叉户）、扶贫户”4类，分别就家庭人员情况、贫困状况、需求情况、受扶持情况等建立详细的档案系统。五保户是指按照《省农村五保供养条例》已纳入五保供养范围的农村“三无”人员；低保户是指按照《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办法》纳入低保救助范围的对象；扶贫低保交叉户指收入低于低保线并已纳入农村低保，但有劳动能力者；扶贫户指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有劳动能力者，包括低保户中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扶贫对象。
第四步：民主评议。对农户识别指标识别出的低保户和贫困户由村评选领导小组组织村民代表会议集中进行民主评议，组织评审、张榜公布，对无异议的，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对有异议的，组织重新入户调查核实，无异议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乡镇对上报的低保对象和扶贫对象进行审核、公示后，无异议的，报县民政、扶贫部门审核、备案。低保对象是符合国家五保供养条件却未享受相关政策者；重病、残疾、智障、年老体弱者；因天灾人祸丧失劳动能力者；收入低于低保线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开发式扶贫对象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包括有劳动能力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第五步：建档立卡。对确定的民政低保对象和扶贫开发对象，由村一级对贫困人口登记造册，乡镇汇总、统计，以实名制将对象名册输入计算机，建立乡级贫困户档案，并上报县扶贫、民政、统计部门，由县扶贫部门统计、汇总后建立县级贫困户档案。
第六步：制定扶持计划，落实扶持措施。根据建档立卡确定的贫困户和低保户，做好项目需求调查，合理确定扶持项目、扶持方式。对经规范识别的低保户，要根据农户实际，确定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和标准，实行低保救助。对经规范识别的贫困户，要严格按户实际情况落实扶助措施，符合信贷条件的，可享受到户扶贫贷款贴息；到村到户的扶贫项目要向贫困户倾斜，加大扶持力度；劳动力转移培训要优先安排贫困户子女，并在培训经费和生活补助上给予倾斜，做到“应保尽保，应扶尽扶”。
第三阶段：工作总结阶段
一是检查验收。完成对象识别信息录入后，要从农村贫困人口确定、民主评议、档案建立等每一个环节进行认真总结，进行成果应用研究，制定一整套便于操作，利于管理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机制。工作结束后各乡镇组织初验，县“两项制度衔接”领导小组进行全面验收，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督促完善或要求重新开展。各乡镇“两项制度衔接”工作成绩将作为年度扶贫开发工作考核的一项主要指标纳入年度目标管理总责任书进行考核。
二是总结。年底，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组织召开总结大会，对工作进展快、成效显著的乡镇给予表彰奖励，对工作严重滞后、影响全县总体进度的乡镇予以通报批评。
四、工作要求和保障措施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县扶贫办主任同志任办公室主任，扶贫、民政、统计、财政、残联等单位抽调专人为办公室工作人员，具体负责落实领导小组的工作决定，研究提出工作意见、建议，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有关问题；组织试点工作的督查和考核验收；全面掌握工作动态，进行工作总结、评比和表彰等。各乡镇也要成立相应机构，组织精干队伍，加强业务培训，充分发挥业务骨干、驻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的作用，确保“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顺利进行。
（二）狠抓工作任务落实。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要把搞好“两项制度衔接”工作纳入本单位的年度工作计划，大力协作配合，努力实现识别过程中的程序衔接、识别对象后期扶持的政策衔接、全县所有低保对象的管理衔接，共同促进“两项制度衔接”工作的顺利开展。扶贫部门要组织好调查户的排序、入户识别工作，做好贫困户信息的录入、动态管理以及专项信息系统的日常维护、更新和管理等工作；采取有针对性的扶持措施，抓好到户扶贫项目的落实等。民政部门要明确低保范围和标准，确定低保户，落实对低保户的救助措施。统计部门要依据国家贫困标准、贫困监测、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结构等，分析提出县级贫困发生率及贫困人口识别规模的意见，并配合扶贫部门做好信息录入、管理以及识别贫困人口数据与国家有关数据的衔接等工作。残联要摸清残疾人底数，对贫困残疾人进行识别，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残疾人纳入低保和提高低保档次的工作，推动有关方面对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实施扶贫倾斜政策。财政部门要落实有关工作经费。各乡镇要把试点工作作为年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由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试点工作，并明确1名分管领导，具体负责试点工作，确保试点工作如期完成。
（三）严格工作程序。在对象识别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开展，重点要做到三个到位：一是公开公示要到位。要严格执行村民小组、村委会、乡镇政府、县级相关部门审定后再次返回乡镇村公示四个层面的公示程序，公示内容要包含贫困户主、家庭人口、贫困类型、贫困家庭人均收入、拟救助方式及标准等情况，每个公示期必须达到5天；居住分散的乡镇可通过广播等形式公示，公示期限可适当延长。对群众有异议的公示对象，要再次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核实，核实准确后要重新公示。二是入户调查要到位。对经村民小组推荐得票超过2/3的申请人，要组织由驻村乡镇干部、村干部、村民代表参与的3人以上调查组，对其家庭成员及收入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核实必须深入实地，入户察看和走访，确保调查核实的情况真实准确。调查组成员必须对调查核实情况的真实性负责，调查核实结束时，调查组人员和申请人都要在调查表上签字确认。三是审核把关要到位。审核把关分为村民小组、村委会、乡镇政府和县级相关部门四个层次，每个层次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都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每个贫困对象严格审查，把好对象收入测算关、资格审核关。审核过程中发现不符合条件的，要坚决排除在贫困户名单之外。
（四）切实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检查指导。“两项制度衔接”工作，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倍受各有关方面关注。一要通过各种形式，将相关政策宣传到每个农户特别是贫困户，积极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动员广大群众支持、配合和参与贫困对象识别等关键环节，及时向相关工作人员和调查组提供真实准确的情况资料。二要分层次就“两项制度衔接”试点工作的操作程序、实施方案等开展系统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通过开展专题培训，传达贯彻上级业务部门相关会议精神和工作部署，落实各项工作要求，做到贯彻精神不走样、具体工作有落实。三要通过行之有效的形式，切实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及时查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纠正偏差和失误，督促和协调有关部门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试点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实施，规范运行。
（五）认真落实识别后的帮扶措施。落实帮扶措施，是“两项制度”的最终落脚点。在识别衔接后的帮扶措施落实上，除了要认真落实并倾斜安排整村推进、劳动力培训转移、产业化扶贫、移民扶贫、社会扶贫、社会救助等特惠政策外，还要在全面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村级扶贫互助资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完善教育扶贫、农村危房改造等惠农强农普惠政策方面积极探索，努力形成大扶贫的格局。
低保个人年度工作总结范文2
城市低保家庭资产状况分析
（一）城市低保家庭资产分化急剧扩大，房产成为决定因素在2012年所调查的1051户低保家庭中，平均总资产（现金资产与房产）约为24.8万元，单从这个平均值来看，我们似乎应该很乐观，但平均值掩盖了太多的信息。如果我们把是否拥有房产作为一个分类变量，把被调查对象分为有房产和没有房产的两类家庭，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我们这项抽样调查中，拥有各类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样本数为696户，占总样本66.2%，没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样本数为355户，占样本总数的33.8%。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拥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所拥有的平均总资产约为37.64万元，而没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所拥有的平均总资产实际约为-3659元。也就是说，拥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平均总资产高达几十万，而没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实际上是负资产。如果我们把房产这一项大额资产扣除掉，单看低保家庭的现金资产总额（家庭储蓄-家庭借贷总额），结果发现：总体上，城市低保家庭拥有的平均资金总额仅为1151元，而平均每个家庭借贷6076元，这样，城市低保家庭的平均现金资产总额为-4925元。如果我们把有房产的低保户与没有房产的低保户分开来看，不拥有房产的低保户平均资金总额为562元，借贷资金总额为4131元，家庭平均现金资产总额为-3569元；而相比之下，拥有房产的低保户平均资金总额为1452元，借贷资金总额为7067元，家庭平均现金资产总额为-5615元。如果考虑到房屋资产，在696户拥有各类不同来源的产权房屋的低保户家庭中，平均房屋资产约为38.20万元，房产因素使城市低保家庭划分为两个群体，拥有房产并享受到近10年来房屋大幅增值的城市低保家庭，在总资产上平均远远超过了没有房产的低保家庭。初步的数据分析表明，当前城市低保家庭从现金资产来看，总体上处于负资产状态，普遍存在着一定数额的现金借贷，拥有房产的低保户家庭比没有房产的低保户家庭的平均现金资产负债总额要高———尽管从现金资产负债率角度来看，前者没有后者高。房产成为城市低保家庭资产状况急剧分化的决定性因素。资金负债情况也表明，拥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从金融上拥有更高的信用，相对具有较强的资金借贷能力。上述数据分析表明了当前城市低保家庭资产状况的总体情况，以及房产在家庭资产分化中的决定性地位，但并没有揭示出城市低保家庭中具体资产的分布结构状况。表3的左半部分“2012年低保家庭资产状况调查”中，列出了详细的低保家庭资产分组分布情况。这部分数据显示，如果不包括房产，累计22.5%的被调查的城市低保家庭为负资产，其中1万元以内的现金资产负债的城市低保家庭为13.5%。73.9%的城市低保家庭的现金资产为5000元以内，1万元及其以上的城市低保家庭只有2.8%的比例。而一旦包括房屋资产，城市低保家庭的总资产分布结构就发生了巨大的分化。总资产为负的低保家庭从22.5%下降到7.4%，总资产不到5000元的低保家庭从73.9%锐降至27.2%。总资产5万元以上的低保家庭占65.1%，其中，总资产5-15万元的低保家庭占4.4%，15-50万元的低保家庭占了46.5%，50-80万元的低保家庭占了12.5%，80万元及以上的低保家庭占了1.7%，城市低保家庭总资产超过100万元的也存在。城市低保家庭的总资产分组数据，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房屋资产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城市低保家庭的财富，而且导致城市低保家庭内部的资产结构分化程度极其严重。然而，无论是从城市低保家庭资产的平均数额角度进行比较分析，还是从低保家庭资产分组结构分布的角度来比较，这些都属于横向的截面数据分析。下面，从与2005年的一项城市低保家庭资产状况调查数据的纵向比较来看，我们就会对城市低保家庭的资产状况及其变化有更深入的认识。2005年在济南市开展的那项抽样调查研究中，“在被调查的803个（城市低保）家庭中有759个对家庭资产做出了估计……如果不包括房产，被调查家庭的家庭资产平均值只有5815元，中位值仅为2000元，这说明如果不包括房产，有一半的低保家庭资产不超过2000元”[1]38。而至2012年7月，距上次在济南市的抽样调查整整过去了7年，在这7年间，济南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巨大的变化，城市低保标准也从当年的208元增至450元，但这两次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城市低保家庭的平均现金资产总额却从为5815元降至-4925元，前后相差超过了1万元。这一数据初看起来，貌似与我们的直觉和常识相违背，直觉和常识告诉我们，近7年来，中国（当然包括济南）经济和社会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作为城市最为贫困的群体也应该从中分享发展成果，现金资产总额即便是不增加，也不应该大幅度变负。然而，这一数据并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近7年来城市低保家庭没有分享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生活水平发生了大幅度下降，而更可能应该被解读为，近7年来城市低保家庭总体借贷能力有所提升，以及各种有效支出需求日益增多，而低保家庭的收入结构却不能有效应对这一变化。①从分组结构分布的比较来看，不包括房产，2005年被调查的低保家庭中，现金资产为负资产的家庭仅为1.6%；78.4%的低保家庭现金资产不到5000元；5000元到5万元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为17.7%；超过5万元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为2.2%。而至2012年，被调查的低保家庭中，现金资产为负资产的家庭大幅度攀升至22.5%；低保家庭现金资产不到5000元占73.9%，基本上与2005年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5000元到5万元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为2.7%，超过5万元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仅为0.9%，没有10万元以上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仅仅从现金资产的分布结构比较结果上分析，2012年被调查的城市低保家庭相比于2005年，除了在分组负债结构比例上有较大的变化之外，基本结构还是较为稳定的，尤其是在5000元以内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比例上，都占有7成以上，总体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分化。然而，一旦我们考虑到房产因素，2005年与2012年，被调查的低保家庭总资产的分组结构分布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分化。2005年被调查的低保家庭总资产（包括现金资产与房产）中为负的家庭比例为1.1%，而2012年则为7.4%；2005年低保家庭总资产在5000元以内的家庭比例为43.8%，而2012年则为27.2%；2005年总资产在5000至5万元之间的家庭比例为21%，而2012年则为0.3%；2005年总资产在5到15万元之间的家庭比例为31.2%，而2012年则为4.4%；2005年总资产过了15万门槛的仅为2.9%，而到了2012年则暴增至60.7%，其中15万到50万之间的家庭占46.5%，50万到80万元之间的家庭占12.5%，80万元及以上的低保家庭占了1.7%。这一对比数据，清晰地表明了，2005年与2012年被调查的低保家庭总资产分组结构分布从相对集中到急剧的两级分化的现实，而造成这种两级分化的决定性因素正是房产及其近7年来的急剧增值。通过各种方式，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通过这种不动产，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而没有这种不动产的低保家庭，则缺少了这种通过房产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资格”。尽管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至少从调查数据来看，只有仅有的一套住房②———这套住房并不能立即变卖，形成自己的现金收入，如果其还想继续享受低保待遇的话———但由于产权房不仅具有居住属性，而且具有财产、金融属性，即房产具有实在的金融信用能力以及产生收入的能力（属于财产性收入），这就大大拓展了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的可行选择能力。上文曾解释了拥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总体上比没有房产的低保家庭具有更高的负债额，这反映了低保户运用不动产金融信用获得贷款融资的现状。实际上，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低保户运用房产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个案，下面提供两个比较典型的相关案例。在济南市SZ区EQ街道TE社区中的一位张姓低保户，该低保户为男性，现年62岁，离异，无子女，曾是一名铁路工人，工作了18年，后来因为对单位①事实上，本文提供了两个反驳这种可能存在的误导性解读———即近7年来，被调查的城市低保家庭现金资产由正资产急剧变为负资产，被简单地解读为生活水平下降———的证据。其一，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借贷总额超过了没有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即便是早年房改房时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这部分家庭用于购买公房的资金数额非常低———以及通过继承而来的房产家庭的资产负债额也远远高于不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负债额），这从一个角度说明，拥有房产大大提高了这部分家庭的金融信用，提高了其敢于和能够借贷的信心和能力。经济学常识也告诉我们，家庭的适度负债并不一定意味着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有时更可能反应的是，家庭金融信用的水平。也就是说，只有有了一定的金融信用，才更有可能借到钱。其二，下文的收支状况调查分析数据，也将表明，城市低保家庭的收不抵支现状长期积累下来，低保家庭总体上负债是必然的。这部分是由于低保家庭开支出现了扩张，原来被压抑的一些支出被释放出来，比如，低保家庭的日常食品性支出所占比例大幅降低，而医疗性支出大幅攀升。被调查的城市低保家庭现金资产由正资产急剧变为负资产的事实，也不能表明，城市低保政策维持性目标没有达到，恰恰相反，城市低保政策维持性生计的目标早已达成，近几年来，并大大拓展了相关的救助水平和附加福利内容，但发展型的生计支出日益被提上日程，各种开支逐渐增多。我们从这一个方面可能需要认识到，低保家庭开支的增多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②本次调查没有发现低保家庭拥有两套及其以上的住房，事实上，即便有，也不可能被如实告知，这需要通过住房登记管理部门进行信息核对。但即便是比较保守的住房情况的调查数据以及比较保守的房产估价，也足以说明问题了。待遇不满意，偷盗单位财产被发现，入狱服刑2年，被单位开除，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右手落下残疾，年老体衰，基本无劳动能力，享受全额低保金450元/月，仅凭低保金以及相关救助，只能维持吃饭等日常开支，难以充分满足医药等多方面的开支需求。该低保户所处的社区属于地段位置较优的地区，该小区房产价格平均在1万元左右。张先生拥有一套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的30平米的产权房，为了补贴日益增多的生活开支需求，他偷偷地把房子出租给他人，每月获得800元/月的租金收入，其在城郊租住一套小房子，支付租金200元/月，通过这种办法，他每月稳定地获得600元的收入。（当然，他有自己的办法来应付政府和居委会的经济财产定期审核。）在谈到通过这种换租的形式获得的租赁收入时，张先生反复提到如下话语：“这让我能够安心，心不那么发慌了”、“没有这笔收入，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低保金说没就可能没了，房子永远是自己的”，等等。这笔收入对满足其日常生活医药支出非常重要，并大大提高了其生活的稳定性，拓展了生活选择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给其生活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信心和可贵的独立程度。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个案也是发生在济南市SZ区，XLZ街道XL社区中一位户主为T姓的低保家庭中。T为男性，现年50岁，初中文化，患有甲亢，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从事一些房屋防水修理工作，每月收入不稳定，时好时坏，最高时收入每月能达到2000元，少时收入不到500元。妻子51岁，患有糖尿病，妻子据T介绍基本无劳动能力，没有信心找到合适的工作，且还要照料无自理能力的孩子。现有两个孩子，均为男性，大儿子26岁，患有严重智障和肢体残疾，无生活自理能力。另一个儿子现年16岁，在上高中，身体健康。自2012年1月至7月间，共花费医疗费1万多元。全家享受低保金510元/月，加上相关的救助，也难以维持全家日益增多的开支需求，尤其是医疗、孩子教育需求。家庭拥有一套40平米的房改房，房改时花费全家积蓄2万元获得房屋产权，目前该小区房价市场估值为30万元左右。其岳父母住在同一个小区，为增加收入，其与岳父母合住在一起，把自己的房子出租出去，每月获得租金1200元。这种通过房屋换租等方式利用所拥有的房产获取稳定的财产性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日益增多的消费开支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活质量，增强了生活能力的信心和独立程度，这种资产效应对于穷人非常重要。
（二）城市低保家庭总体上收不抵支，收支结构难以维持调查分析数据显示，城市低保家庭月收入平均为1673.1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平均为412.11元，占24.63%；经营性收入平均为25.13元，占1.5%；财产性收入平均仅为3.21元，占0.19%，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社会救收入（包括低保金、教育、医疗等各种国家制度性救助转支）平均为700.90元，占41.89%；社会捐赠性收入平均为143.64元，占8.59%；家庭老人退休金（生活在一起，财政统一）转支平均为263.35元，占15.74%；社会保险类收入平均为118.28元，占7.07%；其他收入平均为6.49元，占0.39%。其中，低保金平均收入为575.17元，占平均月总收入的34.38%。这表明，城市低保家庭的月收入构成中，社会转支性收入（社会救收入+社会捐赠性收入+社会保险类收入）平均占到月收入的57.56%，接近六成。也就是说，社会转支性收入构成了城市低保家庭收入的最重要基础。在社会转支性收入中，低保金占59.71%，即低保金又占社会转支性收入的六成左右。关于低保金在低保家庭平均月总收入所占的比例，2005年的那项抽样调查以及2006年12月—2008年12月所开展的一项长期追踪研究，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低保金在低保家庭平均月收入中约占三分之一强。2005年在济南开展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低保金占低保家庭平均收入的33.5%[1]39；2006年—2008年在济南所开展的对33户低保家庭长期追踪研究结果也表明，低保金占低保家庭平均月收入的36.62%[3]119。低保金构成了城市低保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城市低保家庭平均月收入的构成中，工资性收入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结合着下文的支出结构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单靠社会转支性收入不可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甚至靠社会性转支和工资性收入都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家庭老人退休金资助也成为维持低保家庭日常生活开支的重要构成。在这次抽样调查中，低保家庭平均月消费支出为1706.62元，其中最主要的几项消费支出项目、各自平均支出费用以及所占比例，从高至低依次是：食品类支出，平均439.18元/月，占25.73%；医疗类支出，平均437.26元/月，占25.62%；养老与医疗保险缴费，平均294.73元/月，占17.27%；儿童教育成长类支出，平均199.49元/月，占11.69%；以及居住类支出，平均156.26元/月，占9.16%。这五大类支出共占据着低保家庭平均月支出总额的近九成，其中食品类支出与医疗类支出两项分别占家庭平均月支出总额的四分之一强，两项合计占据月消费总额的一半以上。如果我们把“X1食品类支出+X2居住类支出+X3日化用品支出+X4服装类支出+X5医疗类支出+X9交通通讯费+X12其他消费支出”加总在一起，构成低保家庭的维持型消费支出，而把“X6成人教育培训类支出+X7儿童教育成长类支出+X8文化娱乐类支出+X10社交类支出+X11养老与医疗保险缴费”加总在一起，构成低保家庭的发展型消费支出，统计结果显示，低保家庭的平均维持型消费支出为1168.32元/月，占月平均总消费额的68.46%；发展型消费支出为538.29元/月，占月平均总消费额的31.54%。尽管本次调查的维持性消费总体比例依然占了近七成，但发展型消费支出占比也占据了三成多。发展型消费支出对于贫困家庭的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与2006—2008年期间对城市低保家庭的追踪调查的饮食消费占比来看，可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低保家庭用于饮食比例大幅度降低，由42.99%降为25.73%。[3]119综合上文所描述的城市低保家庭收支数据，我们把低保家庭所有的收入———无论是相对稳定性的收入，还是极其偶然的收入———加总平均后为1673.11元/月，而消费性开支却为1706.62元/月，这样，低保家庭的收支结余为-33.51元，总体上收不抵支。如果我们不包括家庭老人的退休金转支，那么，收支缺口将达到296.86元。尽管城市低保家庭消费结构中发展型消费支出的增长，一直是我们期待的变化，但这也意味着城市低保家庭消费项目和消费数额的增加，仅仅依靠社会救收入是远远不够的。
（三）城市低保家庭耐用品总量不足，物质资产微乎其微家庭耐用品不仅仅属于消费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产属性，属于有形资产的一部分。“家庭耐用品，有以家务劳动效率提高为形式的收益。在某些方面，家庭耐用品对家庭部门来说，类似于工业部门的机器和设备———两者都需要金融资本开支，都被预期增加效率，都有长期的但并非无期限的功用。”[2]123在我们这次抽样调查中，城市低保家庭中耐用品平均最多的几个项目依次为：大型家具，平均为2.99个/户，手机，1.16个/户，彩色电视机，平均0.93台/户；煤气液化灶具，0.85台/户；抽油烟机，0.67台/户；电冰箱、冰柜，0.67台/户；洗衣机，0.60台/户，其余耐用品和物质资产户均数量都没有超过0.5。大型家具以及手机成为城市低保家庭户均拥有超过1个的耐用品。彩电、煤气液化灶具在城市低保家庭中的普及率也接近于户均1台；但抽油烟机、冰箱冰柜以及洗衣机刚刚查过户均0.6台，远远达不到户均1台的水平，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低保户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效率。值得注意的是，与信息化相关的工具，除了手机超过户均1个之外，电脑的户均拥有量达到0.22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户均几乎为0），这一方面说明，电脑在低保家庭中逐渐开始逐渐增多———相对于2008年之前，电脑在很多地方还是限制低保资格的重要工具———但另一方面，低保户家庭中电脑的户均比例还太少。电脑几乎是现代家庭中必备的消费、娱乐、资讯、学习和生产工作的平台工具，因此，大力倡导贫困家庭拥有电脑具有重要的长期效应。低保户的其他物质资本中，电动自行车、固定电话以及空调的户均拥有量非常低，只能达到或接近达到0.3个，而至于汽车①、摩托车等机动车辆则接近于无。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抽样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与相关比较研究，我们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当前城市低保家庭资产分化急剧扩大，是否拥有房产成为低保家庭中资产分化的根本性因素。拥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在最近十年间，伴随着房产的急剧增值———房产的增值可被视为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成果之一———而参与分享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第二，从中国城市低保家庭的资产构成来看，现金资产总体上大幅度减少，由正变负，城市低保家庭金融负债率较高。城市低保家庭现金资产大幅度减少，甚至总体上平均存在负债的调查现状，主要由如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一，城市低保制度及其相关救助制度实际上只能维持低保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伴随着低保家庭医疗性消费增长以及各种发展型消费需求的增多，城市低保家庭的社会性救助收入逐渐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即便是低保金以及相关救助不断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通货膨胀因素而相应增长，也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这本质上是一种救助理念和目标定位问题，现有的低保救助政策的理念和目标定位就是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作为较为严格的经济状况审查的救济制度，在制度机制上排斥和抑制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排斥和抑制发展型消费支出。其二，城市低保家庭的负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城市低保家庭负债能力的提高，尤其是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在金融借贷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信用。尽管城市低保家庭的现金资产负债及其扩大，是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很显然，这两方面因素在性质及其影响地位上是不同的：第一个因素是制度结构性因素，在这种制度结构性框架下，城市低保家庭的负债及其日益增加几乎是必然的；第二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扩大了城市低保家庭的平均负债程度，但这种负债的增加往往具有一定的积极主动性。第三，我们对所调查的城市低保家庭的收支状况的结构性分析结果，为第二点结论中的第一个原因解释提供了证据。对城市低保家庭的收支状况的结构性分析表明：尽管低保制度及其相关的救助制度为城市低保家庭提供了重要的转支性收入，但面对着城市低保家庭日趋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发展型消费支出的释放和增长，城市低保家庭流动资金总体上收不抵支，现有的收支结构难以维持。而造成这种收支结构难以维系的主要原因，正在于低保家庭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及其日益增长的消费支出———尤其是发展型消费支出需求的增长———与社会转支性收入政策目标之间的内在张力。第四，城市低保家庭耐用品总量不足，物质资产微乎其微。在经济审查性救助政策中，某种家庭耐用品以及相应的物质资产是否应成为限定性标准，除了参照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基本消费水平这个因素外，还应该充分认识到耐用品以及某些物质资产的生活效率功能与生产，而不能仅仅从耐用品以及物品的消费性属性来考量。
低保个人年度工作总结范文3
关键词：贫困;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地区收入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7-0023-01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个人收入总量迅速增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与这一主要发展趋势不协调的是城镇贫困群体的不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在社会救助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弊端，我们必须尽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1 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1 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1997年达到281万人，2000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06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 特点
分析2006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06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06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06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 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致使职工下岗与失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个人因素，如个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导致不能从事或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其次是下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灾。
其中，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为40%， 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其次是下岗，所占比例为16%。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这些年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人浮于事，冗员膨胀，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居民消费开支中，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比例， 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变故等。
3 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通过法律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如：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结果，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方面扩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3）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增大就业安置量。组织失业职工参与以服务街道为主的便民利民活动、公益劳动、家庭手工业等进行生产自救。
低保个人年度工作总结范文4
我国现行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制度”）的设计思路和救助标准，决定了低保对象将持续生活在贫困之中。大量的表明，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救助标准仅能维持低保对象的基本生存，不足于预防贫困。如，亚行专家组通过测算发现，全国35个城市中的27个城市的救助标准低于估计的贫困线。其中，有17个城市的救助标准和估计的贫困线之间的差距大于10％[1].尚晓援教授的研究结果证实，四个受访城市的救助标准大体为当地平均收入的27-28%，而国际上被广泛接受的标准是中位收入或人均收入的60%[2].
实际情况是，我国城市低保对象绝大多数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仅以发达地区北京市东城区为例，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低保家庭的人均月消费支出，仅相当于该市一般家庭的42.7%，其中食品类一项就占整个家庭日常消费支出的56%；低保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不仅远低于一般家庭，且多接近或者超出淘汰的使用年限；无房产权户在九成以上，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且三分之一以上者仍居住在破旧及危房中。不仅如此，物质匮乏也使低保家庭滋生出一种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和没有尊严的感觉，一种除每日挣扎生存外不能思考、规划或梦想的感觉。如，基于经济原因，超过八成的低保家庭表示已多年没有去过娱乐场所，近六成的低保家庭自述无法参与社区活动和交往，半数左右的低保家庭坦言没有钱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等等[3].
更为严重的是，城市低保家庭虽然以生存的意志度过每一天，努力应对贫困，但由于缺乏向上攀登的机会阶梯，难以实现寻求一种更美好生活的愿望。试想，如果阶梯到位，其努力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而最好的机会阶梯，应是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4].
二、摆脱贫困：有工作就是福
在有关城市低保对象如何摆脱贫困的讨论中，一个颇有的观点认为：就业是城市低保对象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本文认同这一判断，并提出以下三个理由加以佐证。
第一、对低保家庭而言，在普遍缺乏物质和生产性资产的情况下，劳动力实际上构成了其众多生存策略的核心，因而可能是其主要甚至是惟一的资产。为低保家庭提供运用其最有价值的资产——劳动力就业的机会，其脱贫效果可能最为彰显。
第二、城市低保对象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产。主要表现在量大（绝对数量）、面广（普遍程度）两个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相比，我国城市低保对象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所占比重较大。根据学者唐钧的估计，在全国1930.8万（2002年6月的数据）城市低保对象中，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四类对象（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待岗职工和在职职工）约占全部对象的61%.如果加上与他们相关的“低保家庭其他成员”，总计高达85%[5].也就是说，我国城市低保对象可能具有就业潜力的人口超过八成。而香港特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以香港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为例，截止到2003年12月，香港综援计划个案总计290206万人，其中年老者占整个综援人口的50.7%，永久性残疾占5.4%，健康欠佳者占7.7%，单亲家庭占12.9%，低收入者占4.7%，失业人员占17.3%，其他人员占1.5%[6].换句话说，即便满打满算（单亲家庭、低收入者和失业人员三者合计），香港特区全部综援个案中，可能具有就业潜力的人口约占四成。不足大陆地区的半数。
城市低保对象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未就业人员多，涉及面广。基于北京市东城区的调查结果，在受访的1275名低保家庭成员中，共有909人属于劳动年龄人口，其中未就业人员高达539人，占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57.3%.进一步表明，在这些未就业人员中，共涉及低保家庭383户，占调查总户数的81.3%.也就是说，有八成多的低保家庭至少右一名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未就业人员。
显然，城市低保对象储备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我国急剧的经济社会转型和低保制度建立初衷直接关联。因为，我国低保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配合国有改革、为失业和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而大量失业、下岗人员进入低保群体，会形塑其生态，形成一个有别于传统对象（以“三无”对象为主）的人口结构。正因如此，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来挖掘低保对象蕴藏的宝贵资源，无论是对深化城市低保制度抑是缓解城市“新贫困”，都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含。
第三、绝大多数城市低保对象具有强烈的就业意愿和动机。就业意愿和动机是劳动力资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前提。众多显示，造成低保家庭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长期下岗或失业[7]；低保家庭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找工作难[8]；低保家庭最希望社会或政府提供的帮助是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9].北京市东城区的调查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受访的539名有劳动能力的低保未就业人员中，89.1%的人表示有就业的意愿。在余下者中，大多是限于自身年龄，健康状况，文化技能和有家庭成员需人照顾。
事实上，目前许多城市的低保对象每年以数万计的速度退出低保制度庇护，正是积极就业政策产生的独特功效。据媒体报道，截至2003年9月末，天津市通过建立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联动机制，已有5万多名"低保户"实现再就业，主动退出吃"低保"行列。上海市实行劳动就业和民政救助联动以来，仅2003年就有5万多低保家庭退出“低保”，走上就业岗位。江西省通过政府购买岗位等多种就业形式，2003年享受城市低保的人数比2002年年减少了13万人，首次出现负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对低保家庭而言，就业有助于走出贫困，恢复自身价值和尊严，代表着一种福气；对政府而言，提供低保对象就业机会，促进其就业和再就业，是减轻财政负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也是低保制度规范化的核心内容和未来的工作重点。
三、就业难点：最后雇佣或者根本不被雇佣的人
就业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质量和脆弱程度。从收入和健康的角度看，脆弱性是指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历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10].脆弱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难以用单项指标测量。本文拟用年龄、文化程度、专业技能、健康状况、未就业时间和家庭负担等指标来量度处劳动年龄段未就业的城市低保对象（简称“低保未就业人员”）的质量和脆弱性。如无特别说明，下文资料主要来自北京东城区低保对象的抽样调查。
1.年龄以中高龄居多。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对象中，年龄在30岁以上的占90.2%，35岁以上的占79.9%，可见低保未就业人员多处中高年龄。这一年龄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距。据调查，2004年北京市用工单位年龄要求在30岁以下的占71.4%，35岁以下的占91.9%[11].
2.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为主。资料显示，受访对象中，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占8.4%，初中的占38.6%，高中（职高、技校、中专）的占50.3%，大专及以上的占2.8%.可见，低保未就业人员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两者合计占88.9%.这一学历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差距也很明显。据统计，2004年北京市用工单位文化程度需求为大专及以上的占总需求量的39.3%，为高中的（职高、技校、中专）占总需求量的42.3%，为初中及以下的占总需求量的9.2%[12].
3.无技术或技能单一。劳动部门颁发的技术证书是劳动者拥有特定专业技能的客观标准之一。从调查结果看，78.1%的低保未就业人员没有任何专业技术证书。即便是已获得技术证书的人员，其劳动技能也十分单一。如，持有机动车驾驶证者超过半数。这显然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有一定的落差。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用工单位对求职者各项技术等级有要求的占44.6%[13].
4.健康状况普遍较差。调查显示，在受访的539名低保未就业人员中，自述身体状况较差的占42.8%，其中患有慢性疾病和严重疾病的比例高达25.6%；患有不同类型残疾的占19.3%；完全丧失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分别占9.7%和25.4%.
5.未就业时间长。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低保未就业人员长期处于无工作状态。数据显示，71.6%的人累计无工作时间达3年以上，57.2%的人累计无工作时间在5年以上，31.4%的人累计无工作时间在10年以上。
6.家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在调查的1275低保家庭成员中，老年人（60岁以上）占10.8%，在校学生占20.1%，身患各种疾病的占28.6%，残疾人占12.7%；生活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合计占9%.从涉及的家庭数看，生活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涉及103个家庭，占家庭数的21.9%；在校学生涉及238个家庭，占家庭数的50.5%，老年人涉及115个家庭，占家庭数的23.4%.显然，老、幼、病、残人员在低保人口或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家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不仅会增加家庭负担，也会拖累其他成员进行有收入的劳动。
由上可知，城市低保未就业人员的典型特征是：中高龄初级劳动力，不良的健康状况，长期未就业，家庭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以及家庭成员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就限。应当说，在劳动力市场总量和结构失衡的背景下，在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这批人显然处于弱势地位。倘若把劳动力市场需求人员加以排序，可以肯定，他们属于劳动力市场中最后雇用或根本不被雇佣的人。
四、政策选择：投资于工作岗位和社区
上文表明，我国城市低保对象主要是这样一类弱势人群：他们持续生活在贫困中。虽然就业是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但限于劳动力的质量和脆弱性，他们大多沦为劳动力市场中最后雇用或根本不被雇佣的人。
针对城市低保对象的脱贫政策必须根基于他们的实际需要。而投资于工作岗位和社区是当前政策的现实选择。具体而言，基于城市低保对象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无技术或技能单一，健康状况普遍较差，未就业时间较长和家庭不能独立生活成员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对保持低保家庭可持续生计，进而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至关重要。
所谓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其核心主要有两点。一是基于劳动力的支持性项目。由于绝大多数城市低保对象只有弱就业能力，有目的性的开发一些基于劳动力的支持性就业项目显得尤为紧要。这些项目的目标不在于有效利用低保家庭的劳动力资源，为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通过就业这一政策工具增加低保家庭的收入，增强他们对生活的自控能力，进而建立被贫困摧毁的尊严感。一句话，为城市低保对象提供工作机会是为了改善本人及家庭福利。二是就业支持性项目应以社区为基础。与其他就业人群相比，城市低保对象再就业有其特有的困难和障碍，如技能水平低，健康状况差，家庭需要照顾的成员多，无法承受工作期间的费用和难以利用职业训练将其技能转化为可以转业的技能等。而让他们在社区内就业有助于缓解上述。这是因为，在家门口工作不仅能大幅减少城市低保对象的就业成本，方便他们照料有需要护理的家人，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就业能配合城市低保对象的自身素质。因为社区岗位（如社区保安、保洁、保绿等）对从业人员的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的要求相对较低，经过短期的职业培训可以很快达到上岗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是城市低保对象工作机会的重要来源。
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主要责任在政府。一方面，每天生活的重压和渴望就业的意愿，迫使低保对象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再就业资源和可能的就业机会，但限于经济因素和自身素质，他们大多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成为“剩余劳动力”，亟待政府的援手。另一方面，帮助社会特困群体就业和再就业，使他们摆脱贫困，既是政府应有的责任，也是职责所在。
从现有的经验看，政府可采取三种方式为城市低保对象创造就业岗位。一是政府直接投资兴办公共服务工作项目，如平地造林、河道管理、市容整治、防疫防灾等。二是政府出资购买公益性岗位，如社区环境保洁、社区保安、社区车辆看管、小区物业管理等。三是培植低保对象自己的就业组织。如小额贷款组织，社区公共服务社等。这些项目或组织的开发和挖掘，不仅能为城市低保对象直接提供短期工作机会，支付其酬劳，以维持其基本生计，进而实现“救急也要救穷”的目标。从更长远一点看，也有助于改善社区基础设施和管理，增强社区服务功能。一言蔽之，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实际上是一个创建机会和本地财富的新循环。
应当说，为就业特困群体（包括城市低保对象）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正日益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其社会效益也很明显。目前在全国开展的以“送政策、送岗位、送技能、送服务”为内容的再就业援助行动，为就业特困群体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极大地改善了城市低保对象的贫困面貌。根据媒体报道，北京市2004年再就业援助活动周期间，全市将以社区公益性就业岗位为重点，为失业人员集中开发5000个就业岗位；上海市通过开发环境保护协管、市容环境协管、交通协管、社区助残助老、卫生消毒保洁等12个项目，预计2004年可使6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努力开发支持性就业项目并使之成为常设机制的同时，也应尽早防止可能出现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支持性就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二是支持性就业可能降低就业者市场就业的意愿，产生“职场疏离”。
注释:
[1]亚行专家组（2002）：《城市贫困》，未公开出版。
[2]尚晓援（2003）：《中国救助体系研究报告》，未公开出版。
[3]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2004）：《东城区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促进低保人员劳动就业研究》，未公开出版。
[4]国际劳工局（2003）：《努力摆脱贫困》，国际劳工大会第91届会议局长报告。
[5]唐钧（2004）：《“可持续生计”与城市就业》，未公开出版。
[6]参见香港社会福利署网站，网址：http//info.gov.hk/swd/html_tc/
[7]湖南省统计局（2003）：《湖南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状况调查报告》，来源于湖南省统计网站。
[8]民政部（2002）：《全国百城万户低保抽查结果》，来源于湖南省统计网站。
[9]资料源自作者的调查笔记。
[10]世界银行（2001）：《2000/2001年世界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国财政出版社。
[11]参见北京统计信息网：“2004年什么条件的人最受用人单位欢迎？”，网址：http//bjstats.gov.cn.
低保个人年度工作总结范文5
一、基本情况
（一）我区低收入群体现状和产生原因
近几年我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20*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64元，农渔民人均纯收入9741元，低收入群众生活工作改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城镇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5000元、农渔村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3000元的低收入群体还占相当比重。据调查，全区共有低收入3409户5799人，其中城镇有519户1021人，农渔村有2890户4778人，城镇低收入人口占总人口的0.6%，农渔村分别占总户数的4.15%和总人口数的2.63%。经分析，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
1、因病因残致贫。一些低收入家庭因自身经济状况不好，有病不就医、小病成大病的事例增多，陷入小病苦自己、大病累全家的困苦中，全区因病因残致贫的低收入有1303户占总户数的38.2%，其中农渔村1131户,重大疾病（重大残疾）有711户，经医疗机构鉴定精神病残疾603人（全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2000人左右）。
2、因缺少劳动力致贫。就业是脱贫致富的根本，我区有较多数量的低收入家庭是因缺少劳动力造成的，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老有所养问题得不到全面落实，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没了经济收入来源而导致贫困。据调查，全区低收入家庭年老体弱、孤儿等无劳动能力的有1045户占低收入群体总户数的30.6%。，其中城镇282户，农渔村763户。
3、因子女上学致贫。我区教育费用高，上学负担依然较重，上高中（技校），特别是大学费用更高，据测算，目前供养一名大学生最低费用在4万元以上，这对于城镇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不足5000元、农村不足3000元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全区因子女上学而产生贫困的266户，占总户数的7.8%,其中城镇65户，农渔村201户。。
4、因缺少就业致贫。一些低收入家庭也想发展和就业，但缺少发展生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一定程度上制约他们加快脱贫致富步伐，不少低收入家庭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难度大。全区缺少生产资金的有249户，占低收入家庭的7.3%；要求参加各类就业培训的有659户占低收入总户数的19.3%，其中城镇170户、农渔村489户；要求介绍就业或外出打工的有688户占低收入总户数的20.1%。
5、因不愿参加劳动致贫。这类人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因个别对象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吃光用光，如一旦纳入低保、“五保”或“三无”供养对象，其不良影响较大，群众意见大。
（二）我区改善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工作情况
1、初步建立了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从1998年起，我区推行农渔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2年出台了《*区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尤其是20*年以来，相继制定出台了《关于印发建立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定政发[20*]27号）、《关于印发区扶持残疾人实施办法的通知》（定政发[20*]40号）、《舟山市*区新型农渔村合作医疗制度管理办法（试行）》（定政发[2006]6号）、《舟山市*区贫困群体医疗救助实施细则的通知》（定政发[20*]47号）等规范性文件，落实了一系列保障低收入群众基本生活的措施，初步建立了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2、落实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措施。一是提高了低保标准。全区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按“应保尽保”和动态管理的要求，扩大城镇和农渔村低保面，不断提高低保标准。到目前，全区纳入低保2713户4211人，10年来，6次提高低保标准，低保金农村从85元/月.人到170元/月，城镇提高到280元/月.人。二是加强了五保供养工作。全区共有五保对象324人，其中入院供养284人，户院挂钩29人，分散供养11人，集中供养率96.7%，同时，大力改善敬老院基础硬件设施，累计完成敬老院改、扩建15所。三是开展了专项救助工作。助医。20*年我区共安排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对象等贫困群体医疗救助资金98万元。在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的基础上，全区共有1065人次得到救助，救助金额103.7343万元。20*年，医疗救助专项资金提高到人均6元的标准，共200万元。助学。从2003年开始实施助学制度，对低保家庭和贫困家庭子女考入大专院校学的给予一次性5000元或2500元的补助，20*年，对25名低保家庭的子女考上大专院校的每人一次性补助5000元；对6名低保边缘家庭子女考上大专院校的每人一次性补助2500元，合计救助金额14万元。救灾及临时救济。对虽不符合五保“三无”供养和低保条件、因病、因灾、因求学或特发性灾难等意外伤亡影响的困难群体，主要采取了临时救济的方式，以保障受灾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年，全区发放春夏救济款40万元。危房改造。以实施“暖人心、促发展”工程为载体，推进农渔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工作，改造对象从低保、五保、残疾人贫困家庭扩大到低保边缘户，四年来，累计完成942户。集中医治重症精神病患者。2004年到20*年全区集中医治精神病患者累计125人（次），通过救助，减轻其家庭经济负担和对社会的危害。机关干部结对帮扶。2004年以来，我区建立了机关干部与农渔村低收入家庭结对帮扶机制，按“处级领导一帮一”、“科级领导二帮一”、“一般干部三帮一”进行帮扶，全区累计帮扶困难群众3589户（次），其中20*年结对帮扶困难户1168户；经过帮扶，已累计脱贫191户。此外，还发动企业和社会各界，广泛开展了各种社会救助、慈善和慰问、献爱心等活动，帮助和解决了一些低收入群众生活困难等问题。
3、增加了公共财政对改善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的投入。这几年，我区以“暖促”工程和新农村建设为抓手，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通过扩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实行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健全贫困群体大病医疗救助体系，落实新型社区老年人“以奖代补”政策，对农村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奖励保障金等措施，财政社会保障方面支出从2004年7680万元增长到20*年1.47亿元（大口径），年平均增长30％。
4、加强了对低收入群体帮扶长效机制的探索。把培训就业作为低收入群体帮扶机制探索的重点和突破口。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农渔民，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给予一次性的300元补贴，就业困难人员一次性补贴600元。参加紧缺职业（工种）培训的人员，并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给予一次性的800元的补贴。用人单位（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新增岗位新招用农渔村劳动力，并与其在公益性岗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实际工作半年以上，按实际招用人数给予用人单位一次性每人300元的就业补贴，其中就困难人员每人600元。农渔村劳动力从事个体经营（除国家限制行业外），实际经营六个月以上的，凭工商营业执照给予一次性8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其中就业困难人员一次性补贴1500元。
二、改善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低收入群体脱贫主体意识不强，依赖性大。有较多低收入家庭，其家庭成员属于年老病残人员，有的丧失了劳动能力，其他的也普遍存在就业难问题。在获得政府、社会救助后，在生活上产生了较强的依赖性，脱贫主体意识不强，“等、靠、要”思想严重，存在着“不要白不要”的不正确观念，有个别低保家庭把“低保”当“劳保”，甚至出现个别困难群众见政府送彩电后，还要求为其解决电费和视听费的怪现象。
二是低保制度设计与鼓励就业存在矛盾。目前的低保制度条款在执行过程中不利于调动低收入家庭就业积极性。低保制度规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救助，以家庭人均收入状况为标准确定对象，并采用差额补助形式，最低补助不低于低保标准的40%，即：城市不少于115元、农渔村不少于70元。以低保户三人之家为例，无就业的城镇低保户每月可全额获得840元的补助、农渔村为510元。有就业的低保户补助额应扣除就业收入，由于低收入家庭大多只能从事简单的劳力型工作，工资收入较低，为此，有低保户认为参加劳动反而减少“低保”收入，还不如在家闲着，产生一些低保对象不愿参加劳动脱贫，也有的为享受低保政策故意隐瞒家庭财产和收入，强行挤入低保行列。据统计，在农渔村低收入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有1484人占28%，通过劳动就业脱贫具有相当潜力。
三是低收入家庭劳动力素质不高，收入来源单一。据统计，在农渔村低收入家庭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3988人，占总人数的7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127人仅占2%。受劳动力素质的限制，低收入群众接受劳动技能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普遍不高，对市场需求信息反应慢，就业竞争能力差，致富渠道窄，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模式，“恋土守家”观念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导致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全区农渔村低收入农户中，有1416户占总户数55%的低收入家庭仍从事第一产业，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务农和打临工。
四是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我区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由于投入标准较低，享受水平也较低，最高的每月仅为几百元，最低的仅有二、三十元；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由于大多数被征地农渔民不愿缴纳保费，每个月仅享受由政府发给的生活补助80元/人；城镇低保每人每月280元，农村每人每月170元，均低于每年5000元和3000元的低收入标准。另外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门诊报销虽从2006年的10%提高到今年的15%(2年以上为18%),但仍然偏低,住院补偿率仅为16.53%，水平相对较低。
五是区、乡镇两级财政压力大。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我区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投入的政府资金大幅增加，由于市与区特殊的财政管理体制，加上乡镇大多是“吃饭”财政，因此，区、乡镇两级财政压力越来越大。
三、改善我区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的对策措施
（一）科学编制低收入群体帮扶工作规划。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重点提高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对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丧失的贫困人口实行社会救助”，按此总要求，我们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把完善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海岛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将帮扶低收入群众致富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工作整体规划，坚持帮扶规划与社会事业发展、产业发展等规划相衔接，认真分析低收入群体的个体特点，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一重点。根据各个社区（村）的自然禀赋、区位特点，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规划发展生态农渔业、乡村旅游和农家乐等产业；并根据低收入群众的自身条件和实际状况，对症下药，因人而异，分类制定规划，引导不同人群按自身条件走开店经商、外出务工、种植养殖等多渠道的致富之路。明确帮扶规划的目标和任务，进行科学量化和细化，在与区域总体规划大框架相协调的前提下，根据我区的财力、物力和低收入农渔民的实际状况，合理安排每个年度、每个阶段的工作重点、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科学投入、稳步推进。主要规划目标为：
实现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零就业”家庭至少有1人就业对有重大疾病、重大残疾、精神病重症患者和年老丧失劳动力的低收入家庭要“应保尽保”。城乡“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达到95%以上，供养标准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农民人均收入的60%。提高低保标准，使我地低保标准与我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到2012年，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城乡低收入家庭全面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教育、危房改造救助全面覆盖，其中住房困难的城镇低收入家庭基本住上廉租住房或买上经济适用住房农村家庭人均收入30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户（“低保”农户除外）100%达到家庭人均收入超过4500元，城镇低收入家庭（“低保”家庭除外）70%以上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0*年当地“低保”标准的4倍，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二）加强组织领导，营造扶贫帮困的良好氛围。首先是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区委区政府要把改善我区低收入群众生活作为深化“暖促”工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渔村建设的一大主要任务和执政为民、解决民生的一项重要职责，区乡两级要成立低收入群体奔小康领导小组，具体指导、协调、督查相关工作，确保各项政策的落实和任务目标的完成。要将改善我区低收入群众生活工作纳入乡镇（街道）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渔村建设、改善民生和深化“暖促”工程的考核重要内容，明确工作责任，各项工作任务层层分解到乡镇、街道和有关责任部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其次是要强化措施，形成帮扶低收入群体的强大合力。要深化区、乡镇机关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机制，建立健全“一户一策一干部”的结对帮扶工作新机制，机关干部在联系帮扶一户贫困户，落实领导定点帮扶、部门驻社区（村）帮扶、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措施。积极引导和动员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各种形式的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努力营造人人关心和帮助农村低收入群众的良好社会氛围。最后是要积极引导，树立低收入群体脱贫致富的信心。结合新农村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积极开展和谐家庭、文明社区等创建活动，引导贫困城镇和农村居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革除陈规陋习，提倡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救助观，特别是要鼓励困难群众自强、自立、战胜困难。
（三）完善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要积极探索建立并加快完善符合我区城乡低收入群体实际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切实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参保意识；把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帮扶工作统一起来，鼓励每一位农渔民参加社会保险。二是进一步完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济体系。对因病、因残丧失劳动能力和弱智、低能的贫困群众建立长效、稳定、系统的分层分类救助机制，确保解决其温饱问题。对于遭受疾病或自然灾害而生活困难的农渔村低收入群众，政府和社会各界要通过各种途径，及时给予救助，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对贫困失学儿童和贫困大学生，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捐资助学，保证贫困子女读得起书，上得起学。三是全面构建贫困群众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巩固提高失地农民生活保障，“五保户”集中供养、低收入群体养老、医疗救助、农渔村住房保险等社会保障工作成效，使农渔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四是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渔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农渔村低收入群众的参与率，着力解决农渔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让贫困农民切实享受这项政策的好处，减少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五是逐步提高低保标准，使我地低保标准与我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确保低收入群众基本生活。六是要使低收入家庭有房住，解决住房困难，加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和农渔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力度，对象由低保户扩大到低保边缘户，并切实把好资格确认关。
低保个人年度工作总结范文6
一、“两项制度”有效衔接的目的和意义
“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就是在全面摸清本区贫困状况和准确认定贫困对象的基础上，对没有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予以低保救助，维持其基本生存；对具有发展生产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项目扶贫到户，促其脱贫致富，全面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到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奋斗目标。
现阶段，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国家扶贫战略的两个重要支点，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会救助，扶贫开发是提高能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维持生存，扶贫开发是促进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实现“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是全面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高度关注民生、坚持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现实需要，也是国内外反贫困经验的历史总结。做好这项工作，对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逐步缩小发展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激发农村贫困人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二、“两项制度”有效衔接的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在建立和完善农村低保制度、实行社会救助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扶贫开发，充分发挥“两项制度”有效衔接的整体作用，尽快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并实现脱贫致富，重点提高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为实现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奠定基础。
（二）目标任务。深入了解乡镇、行政村的贫困现状，全面调查统计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的数量、分布、构成以及家庭、个人情况，摸清底数，对他们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其中，对符合低保政策的低保对象，通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其基本生活，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对贫困线以下具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包括低保对象中具有劳动能力的扶贫低保户），通过项目扶持，实现增收脱贫，努力做到应扶尽扶。建立和完善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的识别机制、瞄准机制和动态监管进退机制，探索建立部门密切协作的联动机制和有效衔接办法，全面落实扶持政策，提高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积极稳妥，试点先行。“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比较复杂，而农村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必须做好先期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区稳步推开。二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不同村、队贫困状况、贫困成因，以及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差别，实行分类指导。三是公开、公平、公正。在衔接中要做到民主评议与集中决策相结合，合理确定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确保真正的贫困户进入扶持范围。四是符合条件，农民自愿。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在此基础上，按照规定程序，严格筛选认定扶贫对象。
三、工作步骤及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年月日--月日）
1、成立工作机构，落实工作人员，明确工作职责；
2、研究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
3、制定相关的工作制度；
4、对参与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第二阶段：先期试点（年月日--月日）
先在区确定的镇北堡镇新华村开展试点工作，通过试点工作，探索识别贫困农户的方法，确定符合实际的到户扶持对象规模；探索促进产业升级和到户扶持紧密结合的扶持项目、环节和措施；探索全面提升被扶持对象发展能力、增进贫困群众福祉的支持项目和措施；测算全区扶贫到户的资金规模。完成试点工作后，分析试点成果，协调有关部门落实帮扶措施。
（一）确定对象规模
试点村在年农村常住户籍人口中，按15%的比例，确定贫困对象。
（二）识别扶贫对象，落实帮扶资金和帮扶责任人（年3月10日前完成）
1、户主申请。由农户本人提出申请，并在申请书上签名后，交村民委员会审核。
2、民主评议。村民个人申请由村民委员会组织村民代表或由村民小组组织群众民主评议，将评议通过的申请对象在全村张榜公示，并核算申请人家庭收入。
3、审核。经民主评议公示无意见的申请对象，由村民委员会报镇政府审核，并将结果在一定媒体或公开场所进行公示。
4、审批。经镇政府审核张榜公示无异议后，报区扶贫办和民政局，扶贫办和民政局在充分沟通，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将审批结果在公开场所进行公示。
5、登记造册。所有扶贫对象，都要进行登记造册，如实填写有关个人信息。做到村有册、镇有薄、区有电子档案。有条件的乡镇要建立电子档案。
6、信息录入。由扶贫办组织人员于5月底前将先行试点村登记的扶贫对象信息录入低收入农户管理系统。
7、落实项目资金和帮扶责任人。经审批的扶贫对象，镇政府要采取多种形式，根据各镇、各村实际情况，规划帮扶项目，落实帮扶资金，并确定帮扶责任人。
（三）完善政策（年3月底前完成）
根据先期试点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完善两项制度衔接的具体工作思路和方法，按照“应保尽保和应扶尽扶”的基本要求，根据贫困村不同情况，确定识别比例和扶贫与民政救助的比例，研究落实项目资金扶持的保障机制和民政低保的衔接方式，制定“两项制度”衔接工作方案，召开总结研讨会，部署全面展开工作。对农村低保对象，要按照政策规定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对农村扶贫对象，要围绕区委、政府确定的主导产业，调整扶贫资金的投向，落实到户资金和政策。一是加大产业扶持。产业项目实施要尽可能的向扶贫开发对象倾斜，在圈舍建设、基础母牛投放、苗木发展等方面优先扶持扶贫户，并提供技术培训。二是加大技术扶持。采用依托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大户的技术力量和农村实用人才、扶贫自愿者指导等多种形式，免费为贫困户提供技术服务。三是加大资金扶持。对贫困户缴纳农村合作医疗自筹资金部分可以用财政资金进行补助；对贫困户发展产业的提供资金支持；加大互助资金组织的推广力度，提高互助资金组织的覆盖面，符合条件的扶贫对象，要优先提供到户贴息贷款。同时，要积极探索建立扶贫贷款担保机制，为扶贫开发对象提供资金支持。四是加大教育培训扶持。“雨露计划”劳动力转移培训要优先安排，在培训经费和生活补助上提供资助，优先安排就业。对扶贫对象子女就读中职的实施扶助。五是加大移民扶持。生存条件恶劣的扶贫开发对象，采用移民扶贫的形式给予帮扶。六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力度。对贫困户实施沼气建设项目、“一池三改”项目、人畜饮水项目和危旧房改造项目，优先补助。七是加大社会扶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对扶贫开发对象实行点对点、一对一的帮扶。对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中的计生户、残疾人提供重点帮扶。
扶贫办、民政局、两镇要分别建立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档案。完善整合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数据库，重点对两类对象的交叉对象建立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管理平台，明确专门人员，进行动态管理。对收入达到或超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对象，按规定进行退保；对实现脱贫致富的对象，经过民主评议和公示无异议后，停止到户扶贫开发政策。对于收入下降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和返贫的人口，要及时纳入低保并吸纳为扶贫开发对象。
第三阶段：（年月日--月日）
在总结先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工作程序按照先期试点工作的程序和方法进行。月日之前要完成扶贫对象信息录入低收入户管理系统工作。
第四阶段：验收总结（年月日--年月日）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衔接工作结束后，两镇要对本镇开展工作情况进行认真的总结，扶贫办牵头对的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进行总结，并上报区、银川市扶贫办。
四、工作要求及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密切协作。“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政策性、专业性强，为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政府决定成立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具体成员如下：
组 长：区政府区长
副组长：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成 员：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及时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扶贫办，马丽霞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具体事务。
扶贫办要做好“两项制度”有效衔接的牵头工作，重点研究并提出工作方案、两项制度有效衔接长效机制和扶贫开发对象的到户帮扶政策，同时对扶贫战略和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并提出完善建议。
民政局要积极配合扶贫办落实交叉对象的扶贫政策。
统计局要及时提供贫困监测数据，参与制定两项制度扶贫对象识别的相关指标。
财政局要提供资金支持，负责资金管理和监督，保证此项工作顺利开展。
残联要会同有关单位及时核对残疾人有关情况，对残疾人中的低保户和扶贫对象提供重点帮扶。
各帮扶部门要按照规划的帮扶项目，建立帮扶工作责任制，对确定的扶贫户进行帮扶，实现早日脱贫致富。
两镇人民政府要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制定本镇具体的实施方案，配备专门工作人员，要确定一名领导干部专抓此项工作；每村至少保证一名素质高、能力强的干部抓好这项工作；镇人民政府要审核各村确定的扶贫对象；搞好本镇的宣传，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此项工作。
各村要成立村级民主评议小组，组织农户自主申请，对申请对象进行审核，核实申请内容，确定扶贫对象。在对扶贫对象公示无异议后，由村民委员会报镇政府审核。
（二）大力宣传、搞好培训。“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必须要有广大贫困农户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因此，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动员号召群众积极参与。同时，要对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关业务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注重发挥大学生村官、扶贫志愿者的作用，充实镇村两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