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1
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管理；创新
一、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1、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前，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如果能顺利实现率先突破，必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动力支持。
2、行政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谋求经济、社会、环境几个方面的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发展。这就要求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协调一致，统筹兼顾才能谋求这种和谐。而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必然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只有在行政管理体制完善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协调一致，统筹兼顾，否则谈不上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
3、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实现“十一五”规划的制度保障。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新阶段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机遇与挑战并存，能否获得发展，需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支持。例如，推进国企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需要政府职能转变，为各类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市场
环境。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
1、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的攻坚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制约各项改革的突破口和瓶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各项改革的整体性和配套性更强了，难度也更大了。特别是在深化全面改革的过程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又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因此如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各项改革就很难深入。
2、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度越来越强，这与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形成矛盾。我们正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过渡期，在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不断提高，期望值也不断增强。但是，我国具有特殊的国情，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同时，由于财力有限，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只能逐步增加和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只能逐步加快步伐。这种状况，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要求和期望值形成了反差。同时，人民群众不仅要参与改革，也要求分享改革的成果，希望尽快获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就要求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既要引导群众参与改革，又要教育群众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3、政府管理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管理的方式向主要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间接管理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更新政府管理理念，彻底抛弃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官本位的思想，实现由政府主体向市场主体的转变。其次，要改变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做法，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主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实行依法行政。再次，要尊重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三、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措施
1、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推进行政层次和行政机构改革，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一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当然提供公共产品并不等于自己去生产）；二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人民创造财富，政府创造环境”；三是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而不应该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左右。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要突出理顺“四个关系”：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要明晰政府边界，凡应由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决策的事情应严格由他们决策，政府不应“越俎代庖”。凡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事情，政府责无旁贷，不能“缺位”。针对当前政府工作存在的“错位”现象，要强调由“经济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各级政府要有意识地做到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不包办企业决策，不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同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精神，探索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架构，以解决层次、层级过多的问题，推进行政审批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据政府与事业单位分开的原则，稳步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体制改革。
2、推进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如财政税收改革、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等。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根据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应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责权。
四、延续传统文明，推进政府文化创新
1、倡导政府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府文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不断更新政府管理思想，突出时代意识、民族特色、社会价值，建立社会成员参与监督行政决策和管理的机制，建设廉洁、高效、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为核心内容的现代行政文化。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不论遇到了多好的环境,我们都应该告诉自己:这只是追求创业成功的外因。而外因始终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但不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必须尽可能地营造和追求适宜于我们的最佳环境。作为创业者,我们内心都充满着必胜的欲望,尽管创业失败的比例居高不下。于是,环境和创业,创业同创业者,成功与失败,就永远在这种博奕中相持着前进,输赢永远都有。提供一个这样的关于环境的专题,提供那么多在对环境的整合选择中成了赢家的案例,期望给读者一些启迪,如此而已。
论文关键词：行政管理行政环境
国家政策对于每一个地方而言都是一样的，只是执行的力度不一。创业者需要衡量的是你所中意地方的不同政策，包括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融资政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外贸等政策。
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效率，创业者也应该把行政管理环境作为重要的创业考察因素。
案例1：企业离不开政策扶持的大环境
案例说明
温州科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是中国温州第一家留学生企业，公司主要致力于通信网络测试系统的研发和销售。目前，科赛技术已通过“双软认证”，主要产品“Connsis-DTSxDSL自动测试系统”已获国家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的立项。
案例分析
2001年9月13日，4位年轻创业者在温州向位于开发区内的温州留学人员创业园介绍他们的“X―DSL自动测试系统”项目。当天下午，他们就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公司名称预登记手续，成为创业园首家入驻的留学生创业企业。
科赛公司的成长得到了温州市、开发区、创业园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除了给予200平方米的免费创业用房外，创业园孵化器专项资金无偿资助科赛公司50万元，用于“X-DSL自动测试系统”项目的后期研发。
案例启示
政策法规环境，主要是指与创业者创业及企业发展相关的政策规定与制度安排，包括对创业者及其企业的优惠政策和当地政府的法规制度两个方面。政府的创业政策是指激励创业的政策，包括对创业活动和成长企业的规定、就业的规定、环境和安全的规定、企业组织形式的规定、税收的规定等。各地政府所支持的行业都会根据地方情况有所侧重，或者会对某些行业实施优惠政策。
政府的支持因素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水平、税收和租金的水平、创业扶持措施限制大企业的垄断，以及对行业准入、市场准入的管理等。
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海市政府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简称“十八条”）、《促进小企业发展的决定》、《促进张江高科技园区发展的若干规定》、《鼓励引进技术的吸收与创新规定》等。
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等一系类优惠政策，以推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促进创业事业的发展。
为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圳出台了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政策。新规定进一步放宽了对民营经济实体经营范围的限制：申办私营企业，股东为自然人的，不再要求提交暂住证，申办个体工商户，不再因户籍原因核发临时营业执照，一律核发正式营业执照；允许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分期缴付；进一步放宽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名称登记......
案例2：行政管理环境包含着效率与公平
案例说明
天津市普辰电子工程有限公司是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的高科技民营企业。自1988年成立以来，公司承接了一系列大、中型自动化成套项目的设计、制造、维修、服务工作，已成为自动化行业中的知名企业，并逐渐在计算机、电子、机械、销售等领域中展露拳脚。
案例分析
张敬民刚开始创业时，公司入孵在天津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毕业后在高新区政策区的科研基地购买了几千平方米厂房，开始进入了发展轨道。1998年又在华苑产业区购地建厂，结束了普辰公司四处漂泊的历史，步入了稳步快速发展阶段。
民营企业的成长比较艰难，受环境左右的因素似乎更大一些，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对民营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天津高新区经过多年艰苦创业所营造出的良好的软、硬件环境以及政府机构的高效率办事方式，使企业可以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业务。张敬民认为创业的外在行政管理环境不仅包括政府机关的廉洁高效，也蕴含着行政管理之下的公平与公正，这些也是必须深入考察分析的环节。
案例启示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3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人民对医疗卫生保健需求的逐渐增长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从而造成了看病贵、看病难的局面。从公民的基本权利、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理论着手来分析政府应对药品进行价格管理。关键词：政府;药品;价格管理1药品的特殊性1.1药品的专属性药品不同于一般商品，是专门用于治病救人的，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患什么病，用什么药。针对不同疾病的药品彼此之间不以互相替代，药品也不能当作补品长期食用，药品滥用很可能造成中毒或产生“药源性疾病”。药品的专属性表现在对症治疗,患什么病用什么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的检查、诊断、指导下合理使用。非处方药必须根据病情,患者自我诊断、自我治疗,合理选择药品,按照药品说明书、标签使用。1.2药品的两重性药品用的得当，就可以治病；如使用不当，则有可能危害健康，甚至致命。例如，盐酸吗啡，使用合理是镇痛良药；管理不善，滥用又是成瘾的。1.3药品用于治病救人只有符合法定质量标准的药品才能保证疗效。国家制定了《药品管理法》，对药品严格监督管理，并制订和颁布了国家和地方两级药品标准，规定了严格的检验制度，以保证药品的质量。1.4药品的限时性药品储存有严格的时限期。过期药,药效改变,不得再用。时限性还表现在抢救病人急需用药时,一旦需要,必须保证药品的及时供应。尤其在解毒、急救、灾情、疫情、战争等紧急情况需要药品时,用药的及时关系到一个人甚至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存亡。所以药品生产、经营部门平时就应有适当储备。只能药等病，不能病等药。有时药品虽然需用量少，效期短，宁可到期报废，也要有所储备；有些药品即使无利可图，也必须保证生产供应。2公民的基本权利要求政府有所作为宪法作为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国家根本法，要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基本制度确认下来，将统治阶级在各方面的意志集中表现为国家意志。宪法的作用亦称宪法的功能，是指宪法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行为，以及社会现实生活的能动影响，是国家意志实现的具体表现。宪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创制宪法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增进共同的幸福。宪法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的，主要基于三个原则来进行：一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相互协调的原则；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基本人权；三是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国家机关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使国家权利的要求。我国药品流通现状混乱，最终导致药品费用虚高，很多病人看不起病，不敢去看病，这些都无疑践踏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有基本的生存权，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肯定是政府的失职。根据我国现在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问题的凸显，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我们知道，医药属于特殊行业，其进入成本太高，很容易形成垄断性供应者，其竞争的优越性将无法体现，并会出现剥削消费者的潜在可能性，这就要求采取政府行动。虽然全球的发展趋势是把医药行业市场化，但又必须接受政府某种形式的管制，即价格管理。3从信息不对称理论看药品价格管理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买卖双方所掌握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质量等信息不相同，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在各种交易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正常情况下，尽管存在信息不对称，但根据通常所拥有的市场信息也足以保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销售有效进行；在另一些情况下，信息不对称却导致市场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政府进入市场。信息不足或“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市场的趋利性使商品的提供者之间倾向于互相保密。同时市场的广阔性和复杂性，使个别的商品生产者无法知晓所有的相关信息，必然导致盲目性，政府全面信息的提供和服务显然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消费者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的管制也是不可缺少的。[1][2][3][][]3.1生产厂家与医院之间在医药生产厂家与医院之间，他们二者所掌握的药品的成本信息不对等，生产厂家比医院占有更多的成本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医院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处于信息劣势的医院不能对处于信息优势的生产厂家的成本进行控制。所以，医院这一方对生产厂家存在戒备心理，会很谨慎做出自己的决策。3.2医院与患者之间同理，在医院与患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人们生病就必须看医生，也必须吃药，而且患者吃什么药、吃多少必须在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下进行，患者没有能力对药品进行选择和比较，属于弱势群体。医院在这个环节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在药品终端销售中处于主导地位，在绝大部分药品有医生处方消费的情况下，医院成为药品销售的主渠道，而医疗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竞争，从而会严重损害患者的利益。3.3生产厂家与患者由于这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以上两对信息不对称中推导出来，患者对生产厂家生产的药品质量、价格、功效等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很多同种功效的药品中，由于处于信息的劣势，往往得不到最好效用。这就需要医院这个桥梁来给患者提供透明的信息、完整的信息，使患者得到最大的实惠。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已知道生产厂家与医院之间，医院与患者之间，生产厂家与患者之间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要想使生产厂家与患者之间信息对称，就需要医院来公开信息，但是医院又与患者以及生产厂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他们之间不可能自行解决问题，必然要借助外部力量进行协调和解决，那么这个外部力量就是政府干预。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即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从而导致没有人进行信息的收集。医药流通中的信息也是这样，所以政府应介入解决信息问题，即对药品实行价格管理。解决医药流通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必须介入其中是因为：一是收集信息是需要成本的，一般企业不愿进行信息的收集；二是在某种程度上，非政府在收集信息时的力量有局限性。所以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医药流通，集中招标，价格方面的信息收集，然后，使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医药行业属于特殊行业，具有垄断性质，只有利用政府的强制性才能使药品垄断者公开信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问题。4从委托理论看药品价格管理委托、的概念来自法律范畴。从信息经济学角度，不同利益目标的双方从有意签署合作协议开始就形成了委托关系，我们称拥有私人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人(agent)，另外一方为委托人(principal)，信息不对称是问题的核心。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着委托关系，如股东与经理、经理与员工、选民与人民代表、原(被)告与律师、甚至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委托人与人的关系。笔者认为公民、政府及医院（本文特指公立医院）三者之间存在双重委托关系。4.1公民与政府之间如前所述，药品具有特殊属性，政府应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委托政府使用医疗保险基金，为公民提供便利的医疗服务。在此公民为委托方，而政府为方，政府公民的医疗保障，利用医疗保险基金，为公民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卫生保障，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政府部门繁多，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而且政府有自己特定的利益，所以作为委托人的公民应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医疗保险基金的专款专用，从而实现委托人的利益。[][][1][2][3][][]4.2政府与医院之间在政府与医院之间，政府变为委托人，而医院则为人，政府通过公民的委托，掌握财政资金，而政府通过把一部分财政资金委托给医院，使医院能够正常的运转，从而为公民提供医疗服务。而医院接受政府的财政拨款成为人，由于医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有自己的利益，如医院的正常开支、医务人员的福利待遇等等，势必使医院为了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而与政府的目标有所偏离，不可能与政府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这个目标相一致。所以，为了防止医院与政府的利益相冲突，政府应该对医院进行监督，对药品价格进行监督，从而实现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基于以上理论，政府有必要对药品价格进行管理。只有政府介入药品流通市场，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实现公民的利益。同时，政府在干预时一定要强调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透明性。参考文献［1］陈文玲.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究竟原因何在［N］.中国经济时报,2005-1-10.［2］周庆行.公共行政导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64.［3］武建强.对委托理论中保险营销员激励监督机制的思考［J］.上海保险,2007，(3).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4
1、方创新系统的涵义
地方政府创新系统系指省级以下的某一地区内,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包括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共同构成的创新系统。该系统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方面,包括如何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产业组织及其行为、创新扩散、路径依赖等问题;二是制度创新方面,必须在中央政府的总目标下,结合地方特点和实际进行的制度创新,包括产权制度、激励约束机制、市场状况、调控手段等。构建地方创新系统的目的是:通过系统内各要素的互动作用,推动该地区以市场为基础的知识和人才资源流动、技术扩散和产业群活动,不断采用新工艺、催生新产品并取得较大的投资回报率,有效地实现技术和制度创新。
地方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基础和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与国家创新系统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但由于各地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创新的起点、能力、重点、力度和实现创新的成果不同。因此,地方创新系统有自己的具体目标。同时由于地方创新系统与国家创新系统所处的层次不同,其功能也就不同:在国家创新系统中,中央政府根据国际竞争态势,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的角度,通过为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政策、法律保证和基础设施,组织重要的创新计划和项目,促进产学研合作,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在地方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根据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以市场为导向,制定地方性的创新发展政策,促进地区内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的增长。
地方创新系统主要由三大要素所构成:①主体要素:以地区内的企业为核心,包括大学、科研机构、各类中介组织和地方政府;②功能要素: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机制和能力;③环境要素:包括体制、基础设施社会文化心理和保障条件等。其中功能要素和环境要素可以通过主体要素,特别是企业的行为、发展特征和经济效果反映出来。如果一个地区企业发展生机盎然,则能说明该地方的创新系统运转良好。
2、建地方创新系统的必要性
(1)新的国际分工不再以国家为基础,而是以地方竞争力为条件,塑造世界极的地方品牌,这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当前,在全球化过程中,“地区”的形象超越了国界,也超越了大企业概念。新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不是以国家,而是以地方竞争力为依据。一些标志性的城市,如硅谷、伦敦、新竹被认为比整个美国、英国、台湾更具有全球经济竞争力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地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①这些成功的地区经济中均存在独特的创新系统,由此产生相对独立并各具特色的产业群体。地区内不同规模的企业创新愿望强烈,企业间既有激烈的竞争,又有密切的产业协作,如香港的金融贸易业,硅谷的高新技术产业群。②这些地方内的地方机构,包括政府、民间团体、中介组织,为区内企业发展提供了宽松、规范的经营环境和奋发向上的人文氛围。③充满活力的地方创新系统不仅可以在高新技术企业聚集的地区产生和发展,如我国的东莞、以色列的特拉维芙,也可以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企业经营灵活的传统产业聚居地形成,如意大利的陶瓷工业城-萨斯索罗、我国小商品生产贸易中心—温州地区。
(2)国家创新系统的“自下而上”的构建特征客观上要求建立不同规模、各具特色的地方创新系统。创新的主体是“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特别是企业和企业家。从国家创新系统的角度看,它是自下而上的行为和过程。地方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的基础和创新网络的结点,它体现国家创新系统的层次性特征。如果没有各层次的地方性创新网络的发育,国家创新系统则无从奠基。在国土面积大,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中国,尤其需要重视地方创新系统的建设。过去经济建设中的“一刀切”、“靠一个脑袋”、“推广一个模式”,抑制了各经济主体优势的发挥和个性的宏扬。改革开放后,地方被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而得到尊重,其内在的活力受到激发,建立不同规模、各具特色的地方创新系统,出现“万帆竞发,百轲争流”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国家创新系统的应有之意。
3、地方政府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
a）中外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区别
(1)中外地方政府支配资源的多寡不同,使其在经济调控中的地位作用不同。
西方国家一般实行分税制,由于经济全球化、国际化,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要求国家必须掌握足够的财权、财力,使中央政府具有足够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各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重,法国为88%,德国为63%,英国为85%,美国在市场经济工业国中最低,为59%,印度为69%,巴西和墨西哥为83%。”[1]。此外,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地方政府不可能随意干预经济生活。地方政府不能凭借资产所有者的身份获得经济权力,其经济调控权主要来自各利益主体的让渡。主要的利益主体有:企业协会、社会团体、宗教组织和工人组织等。各利益主体均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资源,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权主要就是由上述各利益主体让渡的。如美国,有五大组织对地方经济起调控作用,它们分别是企业协会、工会、社会团体、宗教团体和地方政府,其中地方政府由于掌握的资源相对最少,其调控力量和作用是最弱的。仅仅以提供法律咨询、仲裁为主要手段对经济进行间接调控。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社会经济生活充满活力。经过多年改革,地方政府已拥有较多的经济调控权,如利率、信贷、税率、税负、价格等,地方均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此外,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一些隶属于地方经济建设的投资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城市合作银行等调动社会金融资源,同时,不少地方政府还通过集资办电、集资修桥等进行社会集资性投资活动。地方政府掌握庞大的经济资源,使其成为区域经济的调控主体。
(2)中外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不同,决定地方政府经济调控的范围和程度不同。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是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为前提的,是为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以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目的。由于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发展,各类市场体系比较完备,企业的经济活动直接受到市场力量的支配,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在市场失灵处主要由中央政府利用其掌握的财力和政策工具进行调控。地方政府则主要借助立法、司法手段维持经济秩序,防止出现经济生活中的侵权、环境污染等问题。其调控的范围十分有限。
我国市场经济初期和转型经济的不规则性客观上要求政府具有权威性。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通过深入研究美国市场制度形成的历史得出了一个经验性的结论:“正是在中央集权式的干涉主义不断膨胀的前提下,通向自由市场之路才得以开拓并未曾再关闭。[2]”加之中国30年计划经济体制,使人们普遍信奉政府的权威性。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地方事务的管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强制力。
b）转型期地方政府是地方创新系统中的准创新主体
目前,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热,其热力源不在企业,因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尚处于改革攻坚期,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不够;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管理能力低,生产能力过剩,技术进步缓慢;民营经济由于获得科技创新支持的困难,缺少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力,依靠科技进步的追求利润的动力不足。因此可说,当前的创新热主要源于各级地方政府。目前已有十几个城市提出建成“中国硅谷”、“华中光谷”或“西部硅谷”等目标,更多的城市则是宣称建成信息港,还有更多的开发区和企业创业中心,各地“十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中均以地区创新发展战略为主线。我们应该保护和引导这股创新热潮。
如何正确认识地方政府的创新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在转型期地方政府具有准创新主体的地位。其判断源于以下认识:
(1)地方政府具有市场经济下竞争主体的特征。地方政府官员由于发展本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和地区间的相互竞争的压力,迫使其不断进行技术制度方面的创新。转型期的地方政府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时代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政治企业家。它把一个地方当作一个大企业,通过直接制度变革创新,扩大市场化范围和深度,而使本地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2)在企业创新主体论深入人心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没有合法的创新主体地位,只能称其为准创新主体。当前,各地方政府技术、制度创新的结果,加快了我国市场化的进程,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构建,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3)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地位具有过渡性、暂行性特征。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地位是市场经济特定阶段的产物。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下,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基本形式,处于基础性和主导性地位,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只能是市场机制的补充,处于从属地位,地方政府的调控地位更居于社会团体、企业组织和其他中介机构之后。在转型期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不完全的市场机制导致企业交易费用上升,地方政府的“帮助”,可大大减少企业的交易费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其他经济主体地位的上升,地方政府的作用将有一个从强到弱的变化过程。
(4)地方政府创新举措的明智和自觉是有限度的,它在促进制度创新的同时,也可能制造转型的困难,增加市场经济的无序、冲突和混乱,是准创新主体。转型期出现的诸侯经济、地方保护证明地方政府的活动并非全部都是积极的,也有消极成分。地方政府既是改革的动力,又是改革的对象,其行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它自身不能逾越地方分权改革所存在的弊端。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地位不是绝对的,具有相对性,是准创新主体。因此,在地方创新系统构建中,应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的一面,根据市场环境适时调整其作用边界,降低体制转型的成本是国家创新系统建设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5
关键词：行政效率；古典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政府创新；行政文化
abstract：regarding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search，the western classic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has passed through a logical process in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has laid down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search. in 1970s the new publ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 presented three new trends in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search. in terms of western theories，we can discover the problems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its dilemma. to enhance the government efficiency，we should make efforts in the following levels：the government system and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the public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he positive administrativ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classic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new publ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government innovation；administrative culture
一、古典行政学关于行政效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Www.133229.cOM“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几乎同时，在西方管理学史上兴起了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开辟了关于效率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学对行政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入。因此，“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才促成西方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而对于这场科学管理运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乃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3]泰勒认为，高效率取决于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因此，科学管理的本质在于设计合理的职能组织。正是在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便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曾经担任美国全国办公室管理协会会长的威廉·享·莱芬韦尔是第一个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运用于机关办公室管理工作中并取得成功的人；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纳德·d·怀特则进一步用科学管理理论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进，提高了行政效率。他认为，“科学管理运动在促进改良处理公共事务方法上，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弗雷德里克·泰勒倡导这一开创性工作开始，这一运动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并终于建立了完整的社会改良哲学的原则。”“由科学管理在一些工业企业中所造成的巨大进步，已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府中是否可以同样实行这种改进方法?对这个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解答，无疑的是：科学管理的成就，已引起了对许多公共机关所习惯的旧法的大量不满。”[2]53随着公共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与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对行政效率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在行政学发展的早期，思想家对行政管理的理解主要视为对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因此，管理效率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对行政组织内部各要素的高度利用。而行政组织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究竟应该发挥哪个要素以及如何发挥这个要素的管理效率，各个理论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则把提高行政效率的着眼点放在行政组织内各部门、各成员的协力与合作上，而要处理好组织内的合作问题，其关键在于明确各机构与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以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则认为，行政管理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和相互联系的活动环节组成的，只有当每个环节都承担了特定的职责，实现了相应的功能时，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可以说，西方古典行政学理论在思考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时，着眼点是放在行政组织中非人要素的管理效率上，明显忽略了行政活动中人的要素，而稍后的行为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纠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著名的霍桑试验中，发现了人员的心理对于工作效率提高的重要意义，由此拉开了行为主义革命的新序幕。
总之，西方行政学家在思考行政管理实践时，尽管其理论思路大相径庭，但最终的宗旨却都落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上，特别是在借鉴管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上，行政学虽然异彩纷呈，但最终的旨趣却是同一的。比如：以法约尔和孔茨为代表的过程学派；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以卡斯特罗和森茨韦克为代表的系统管理学派；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等等。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各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与方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思想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组织效率”和“高度的生产率”。因此，管理理论中的许多原理包括计划原理、组织原理、领导原理、系统原理、优选原理、控制原理、激励原理、弹性原理、反馈原理等，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原理乃是效率原理；管理思想中提出的许多观念包括如全局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服务观念、创新观念、战略观念、效益观念等，联结这些不同观念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效率观念。
二、新公共行政学研究政府效率的动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随着新公共行政学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行政学家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三个趋势。
1.研究视界由行政系统内部转向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
行政学发展的前期，思想家们提高政府效率的着眼点在行政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利用上，他们认为行政管理就是对政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的管理，如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获得了充分利用，那么，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提高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浪潮的带动下，政界与学界对“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的疑惑进行了重新思考，即威尔逊所言的“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因为公共行政效率体现了公共行政活动的意义与功能，它总是指向符合社会价值目标，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前提下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如果政府的管理是不“适当”的，尽管政府的效率很高，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无疑是一种浪费与无效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行政效率就是着眼于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给政府的职能进行合理的定位。
2.研究内容由重效率向效率与效益并重转化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为基础，行政学把效率摆在突出的地位，认为效率是行政管理尺度的头号公理。效率标准在被过分推崇的同时却忽略了公平与效益等社会价值的因素，政府计划很少关注所服务的人的实际效果。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一反过去注重效率的取向，将社会公平等价值的因素重新注入经济目标与效率目标中。尽管公平与效益的价值取向有所突显，但仍未动摇效率取向在行政学中的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公共管理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由重视工作过程与投入转向注重结果与产出，强调“顾客”至上，倾听“顾客”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为之提供优质服务，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受到空前关注，呈现出效率与效益并驾齐驱的势头[4]。
3.研究模式由一般性的原则研究向具体特定的问题研究转化
一般来说，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模式，即原则研究和问题研究。结合行政效率的研究来看，行政学发展的早期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大多从原则出发，关注的焦点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般原则与途径，由于这些原则和途径涉及到组织、领导、决策、人事等管理的各个方面，效率研究实际上成为管理的综合研究。像西方行政学家对效率原则的概括就属于这种原则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渐渐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从实践来看，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所提供的一般原则和途径有变成“常识”的可能，特别是在公共行政职能多样化和目标多样化的趋势下，这些原则与途径往往由于缺乏较强的针对性和相关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往往成为“绝对正确的废话”。另一方面，行政学理论的深化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原则研究，必须面对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展开，这样行政效率的研究就会选择特定的角度和特定的内容，比如：针对不同行政部门具有个性特点的效率研究以及效率测定与提高措施等。因此，原则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共性，而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个性，而个性研究恰恰是共性研究的深化[5]。
三、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问题与困境
对于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不管是从理论文章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各种对行政效率的社会评价来看，都一致地认定“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尽管这种认定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是由行政效率认定和研究的困难决定的。不论是学者的结论，还是一般人的结论都还只限于直觉与感性认识的层次上，但是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人们所形成的这种信念。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效率的认定，实际上是依据一定的判断标准而得出来的结论，尽管这个判断是直觉和感性的，这个判断标准有两个：
1.以西方公共行政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比较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中的中国行政效率与西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学者甚至是一般老百姓(一开始是投资商人)的视野中。由于西方近性精神的影响，西方的行政组织体系设置也呈现出高度理性化的特征，加之西方一直未断的行政改革都把高效率作为政府的基本追求目标之一，因此，效率精神与效率原则是西方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相比较，中国行政效率的低下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追求高效率也一直是我国政府历次行政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
2.以我国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同样，这个标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不存在的，那时，我国整个社会都处在低效运转中。改革开放之后，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作为标志，“效率”成为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现在，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没有效率的企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外在竞争环境的压力、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和危机感，再加之“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行政管理负效应的存在，即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最终导致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官僚主义与效率低下等。因此，政府管理效率与企业管理效率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政府效率的低下不仅会影响政府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影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行政学界应深入对行政效率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效率的问题一直受到我国行政学界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此类研究公开发表的文章数目不下百篇，一般都涉及到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成因及其解决对策这三个方面。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从理论上很难将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成因”分割开来。因为效率低下的“表现”实际上也是效率低下的“原因”，比如有很多学者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之一概括为“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这种概括是没错的。但是又有一些学者会将“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概括为行政效率低下的成因，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这种概念和命题的不确定性，以免引起混乱。因此，从理论上把这一问题说清楚，笔者认为这是行政效率研究的基础。
在本文中，笔者就试图对“表现”与“原因”这对概念作出界定以示区别。第一，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旨在探讨与效率低下具有某种直接联系、甚至可以为一般人所感觉到的影响行政效率的诸因素，它们往往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与政府行为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这实际上是在更进一步寻求“具体表现”后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往往不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能解决的，解决它们常常需要寻求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支持。比如，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可以是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而形成“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理论上对政府职能研究的不足与制度上对政府职能供给的不足。这样，既可以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原因”区别开来，又可以拓展解决行政效率问题的思路。
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我国政府行为中的表现错综复杂，恐怕政府行为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与其有联系。对此，不同学者概括的思路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可以将政府过程或政府行为进行适当的分解，然后再选择合适的角度加以概括。首先，任何政府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即政府职能的问题；其次，政府的职能必须由一定的组织机构来承担，这就牵涉到政府机构的设置；再次，行政机构是由人来运作的，政府官员是行政机构的主体，这就涉及行政人员；最后，行政主体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这样，政府过程就被分解为：政府职能、政府机构、行政人员与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从理想的状态看，一个高效的政府，应该是科学的职能定位、合适的机构设置、精干的人员配备和合理的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任何一个环节的不适都会影响其整体效率的提高。而我国政府效率的低下，恐怕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理论研究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深化下去。另外，就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原因来看，应该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四、提高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宏观思路
1.制度保障：政府体制与机制
在行政学史上，行政学专家发现了三条破坏行政效率的定律，知名度首屈一指的当是帕金森定律。中国人民大学齐明山教授则从“熵定律”的角度探讨了行政管理效率递减的规律[6]。不管是帕金森定律还是熵值效应都共同反映了行政效率提高的负效应，体现了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这种负效应会最终导致行政行为的低效。因此，要想跨越帕金森定律，避免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只有“通过改革与创新，不断减少组织内产生的正熵，增加负熵，使组织高效运转。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面对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无能为力的情况，才会认识到行政改革和各种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
因此，提高我国政府效率，必须从政府体制与运行机制这一层面着手，以寻求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保障。①从我国行政改革的实践来看，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调整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以及理顺与建立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权力机制。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即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即借鉴企业的组织再造理论来改造行政组织的结构以提高政府效率。②自1988年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基本确定，行政改革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进入到通过政府机制创新来确保行政体制改革成效的阶段，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改革将由宏观体制性改革转变为宏观体制改革与微观机制创新并重的新阶段，在继续加大宏观体制改革的同时，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创新正日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担当主体：政府人力资源开发
当今，我国公共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已成为困扰政府竞争力与政府效率的症结之一。这种低效率从行政个体来看，表现为行政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缺乏自律性；从政府组织来看，表现为组织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活力，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反馈机制弱化，行政人员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和计划等。
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组织的管理者从强调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是管理领域中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告别传统的人事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为适应这一管理潮流，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我国，首要的是在政府人事管理中树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意识与观念，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把人看作“第一资源”，他们有理想、有情绪、有需要、有性格，期望得到他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实现自身价值。
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价值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它不但可以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变行政人员的能力与引导行政人员的期望，而且还能满足行政个体适应社会发展、获取职业技能以及自我发展、自身修养等方面的需求。事实上，我国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总量是世界第一，因此，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也是最大的。一旦通过开发，提高了行政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与职业技能，发挥其潜力与创造力，对于提升我国政府的竞争力及行政效率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3.软件支持：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
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的著名学者威尔逊在其著作《美国官僚政治》中列举并分析了大量的有意识培养组织文化且将其用于加强管理美国政府的情况，他认为，组织文化将使组织在内部管理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和富有成效[7]。鉴此，德鲁克就说：“企业文化：利用它，不要失去它”[8]。可以说，利用组织文化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与效率是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政府组织也应如此。
行政文化是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决定或影响行政主体行为的一整套成形或不成形的内外规则的综合体，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对行政效率有着特殊的作用。从其性质来看，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只有积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才具有支持、维护与激励的功能，才有利于政府组织效率的提高；而消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具有阻碍、延缓与离心的作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负面因素。
目前，我国行政文化正处在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交替与融合时期，行政人员的现代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惯性，传统的行政文化仍然显现出很大的惰性与张力，它所表现出来的行政原则、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仍然是制约行政效率提高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因此，从提高行政效率着眼，需要在建构行政文化上有所创新，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文化的创新与整合来改变在传统行政范式下所形成的不利于效率提高的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笔者认为，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可以考虑三条基本路径：①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②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③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以这样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就可以有效地规避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等消极的行政文化。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孔茨，西里尔·奥唐奈.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58.
[2]彭和平，竹立家.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5.
[4]但洪敏.西方公共行政效率研究的新趋势[j].地方政府管理，2001(9)：15-17.
[5]周志忍.行政效率研究的三个发展趋势[j].中国行政管理，2000(1)：37-40.
[6]齐明山.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管理效率递减规律初探[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3)：11-14.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范文6
一、选题依据(目的、意义、学术价值、该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本人学术准备情况)
（一）选题目的
1、通过对该课题的研究和探讨，深化对公共管理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努力探求公共管理理论对加强政府职能转变的作用和意义。
2、通过对中国政府政府职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和分析，总结并提出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对策和建议。
3、系统检验自己参加经济管理在职研究生学习以后，在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方面的学习收获，特别是对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方向的研究能力。
（二）选题意义
1、对该课题的研究既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2、研究该课题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的迫切需要。
3、对该课题的研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学术价值
1、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对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设行为规范、运作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实现政府管理科学化、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民主化、标准化和法制化具有重要意义。
2、丰富和完善我国在政府职能转变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加快推进我国政府职能转变。
（四）研究现状
1、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一步步完善，要求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外压力越来越大，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和报告也进入一个繁荣期。
2、“中国政府应尽快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以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出现的一系列国际国内新情况。”这是目前国内外一直公认的观点。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是对我国加入WTO的承诺的兑现，也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显得尤其艰巨，当前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比较多，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政府是由“效率型”向“效能型”政府转变还是由“全能型”向“有限型”政府转变或者是由“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指令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3、目前学术界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职能是由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进行合理转变以及转变后的政府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五）个人准备
1、材料准备情况：搜集并阅读的论著主要有：金太军：《政府职能梳理与重构——当代中国政府管理与社区治理丛书》、《转变政府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叶劲松：《转型期的地方政府职能与管理方式》；朱光磊《现代政府理论》；李文良《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报告》；邹伟《政府职能演变与发展趋势研究》；张E，杨芸:《现阶段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探讨》；顾艳君《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政府职能定位》。
2、研究的主要方法：本课题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与政府职能转变相关的文献来获得资料，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政府职能转变的具体理论依据，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正确的对策、观点。
二、论文结构框架(主要观点)
前言（内容提要）
一、我国政府职能的现状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当前我国政府职能的现状特点
1.以经济职能为重心
2.以经济和法律手段间接管理经济
3.政企分开
4.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作用
5.政府和社会相互协调
（二）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缺乏有效率的市场环境
2.依法行政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不高
3.政府职能履行效率低下
4.对市场秩序的监管不到位
5.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弱化、异化现象严重
（三）我国政府职能改革的必要性
1.政府职能改革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2.政府职能改革是我国有效防止和纠正“政府失灵”的需要
3.对国际风险承担能力较弱
二、现阶段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观点及启示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国际先进经验
1.政府支持本国经济的方式发生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变化
2.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变化
3.政策针对的范围发生变化
4.政府职能更多地转向社会政策
5.各国政府可以利用国际资源解决国内问题
6.日益重视开放带来的经济安全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
7.在政策执行方面国际合作日益重要
三、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对策和思考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政府职能
1．转变观念
2．建立健全正确的政绩观评价标准
3．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4．建立健全完备的法制
（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和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改进政府调节经济活动的方式
1．精干、高效有机结合，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公务人员效率。
2．清理并大幅度减少政府行政性审批
（三）强化市场监督职能
1．加快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步伐
2．抓紧对具有自然垄断和公用事业特点的行业的改革、重组和规划。
3．按照速立统一、开放、公平竟争的国内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
（四）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实现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的转变
主要观点：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政府职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迫在眉睫；政府是营造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我们必须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以政府职能的转变来带动和推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三、论文写作安排(进程安排、待解决问题)
（一）进程安排
1．第一阶段
时间：2009年8月1日—9月12日
内容：文献资料收集、分析和完成开题报告
2.第二阶段
时间：2009年11月15日—2010年1月31日
内容：完成论文初稿
3.第三阶段
时间：2010年2月1日—4月15日
内容：论文修改定稿
4.第四阶段
时间：2010年4月16日—4月30日
内容：打印上缴论文
5、第五阶段
时间：2010年5月1日-----5月31日
内容：参加答辩
（二）待解决问题
1、该课题最新研究成果的搜集；
2、该课题研究对象最新转变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