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1
第一条为保障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合法的原则。
第二章受理
第四条人民检察院受理的民事、行政案件，主要有以下来源：
（一）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诉的；
（二）国家权力机关或者其他机关转办的；
（三）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
（四）人民检察院自行发现的。
第五条不服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申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
（一）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二）有具体的申诉理由和请求。
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诉，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
（一）判决、裁定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
（二）判决解除婚姻关系或者收养关系的；
（三）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的；
（四）当事人对人民检察院所作的终止审查或者不抗诉决定不服，再次提出申诉的；
（五）不属于人民检察院主管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
第八条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应当提交申诉书、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以及证明其申诉主张的证据材料。
第九条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分别情况作出处理：
（一）不服同级或者下一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移送本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处理；
（二）下级人民检察院有抗诉权的，转下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处理；
（三）依法属于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机关主管范围的，移送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机关处理。
第十条下级人民检察院有抗诉权的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案情复杂或者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可以直接受理。
第三章立案
第十一条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由有抗诉权或者有提请抗诉权的人民检察院立案。
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立案：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可能错误的；
（三）原审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有证据证明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或者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的民事、行政案件，应当通知申诉人和其他当事人。其他当事人可以在收到《立案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意见。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立案的案件，应当通知申诉人。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应当在立案以后调（借）阅人民法院审判案卷，并在调（借）阅审判案卷后三个月内审查终结。
第十五条对需要交办、转办的案件，应当分别制作交办函、转办函，并将有关材料移送下级人民检察院。
对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立案审查，并报告审查结果或者审查意见。
对上级人民检察院转办的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自行处理。
第四章审查
第十六条人民检察院立案以后，应当及时指定检察人员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或者行政诉讼活动进行审查。
对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案件，应当就民事判决、裁定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的抗诉条件，行政判决、裁定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抗诉条件进行审查。
第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就原审案卷进行审查。非确有必要时，不应进行调查。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查：
（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
（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调查取证的；
（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有贪污受贿、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
（四）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
第十九条人民检察院认为申诉人应当提供证据材料证明其申诉主张的，可以要求申诉人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申诉人逾期无故不提交证据材料的，视为撤回申诉。
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原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出具收据。
第二十条人民检察院的调查活动应当由两名以上检察人员共同进行。
调查材料应当由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一条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协助调查。
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终止审查：
（一）申诉人撤回申诉，且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的；
（三）当事人自行和解的；
（四）应当终止审查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决定终止审查的案件，应当向当事人送达《终止审查决定书》。
第二十四条民事、行政案件审查终结，应当制作《审查终结报告》，载明：案件来源、当事人基本情况、审查认定的案件事实、诉讼过程、申诉或者提请抗诉的理由、审查意见及法律依据。
第二十五条对于审查终结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分别情况作出决定：
（一）原判决、裁定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条件的，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二）原判决、裁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条件的，作出不抗诉决定；
（三）符合本规则第八章规定的检察建议条件且确有必要的，向人民法院或者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
第二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抗诉决定：
（一）申诉人在原审过程中未尽举证责任的；
（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判决、裁定存在错误或者违法的；
（三）足以原判决、裁定的证据属于当事人在诉讼中未提供的新证据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但处理结果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不大的；
（五）原审违反法定程序，但未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条件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抗诉的案件，应当分别情况作出处理：
（一）直接受理的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制作《不抗诉决定书》，通知当事人；
（二）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案件，应当制作《不抗诉决定书》，送达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接到《不抗诉决定书》以后，应当通知当事人。
第五章提请抗诉
第二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经审查认为符合抗诉条件的，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
第二十九条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应当制作《提请抗诉报告书》，并将审判卷宗、检察卷宗报上级人民检察院。
《提请抗诉报告书》应当载明：案件来源、当事人基本情况、基本案情、诉讼过程、当事人申诉理由、提请抗诉理由及法律依据。
第三十条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三个月内审查终结，并依法作出抗诉或者不抗诉决定。需要延长审查期限的，由检察长批准。
第六章抗诉
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或行政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或行政判决、裁定，有权提出抗诉。
第三十二条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行政判决、裁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抗诉。
第三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所认定事实没有证据或者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
（二）原判决、裁定对有足够证据支持的事实不予认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采信了伪证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的；
（四）原审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而未进行调查取证，影响原判决、裁定正确认定事实的；
（五）原审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而未进行调查取证，影响原判决、裁定正确认定事实的；
（六）原判决、裁定所采信的鉴定结论的鉴定程序违法或者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的；
（七）原审法院应当进行鉴定或者勘验而未鉴定、勘验的；
（八）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错误认定法律关系性质的；
（二）原判决、裁定错误认定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
（三）原判决、裁定确定权利归属、责任承担或者责任划分发生错误的；
（四）原判决遗漏诉讼请求或者超出原告诉讼请求范围判令被告承担责任的；
（五）原判决、裁定对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或者对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的；
（六）适用法律错误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提出抗诉：
（一）审理案件的审判人员、书记员依法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二）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未经开庭审理即作出判决、裁定的；
（三）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未经传票传唤而缺席判决、裁定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六条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民事案件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贪污受贿、或者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
第三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提出抗诉：
（一）人民法院对依法应予受理的行政案件，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的；
（二）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当事人撤诉违反法律规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八条至八十六条的规定适用法律、法规、规章的；
（四）原判决、裁定错误认定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存在或者效力的；
（五）原判决、裁定认定行政事实行为是否存在、合法发生错误的；
（六）原判决、裁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举证责任规则的；
（七）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八）原判决确定权利归属或责任承担违反法律规定的；
（九）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十）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或者枉法裁判行为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八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由检察长批准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三十九条抗诉应当由有抗诉权的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
第四十条人民检察院决定抗诉的案件，应当制作《抗诉书》。《抗诉书》应当载明：案件来源、基本案情、人民法院审理情况及抗诉理由。
《抗诉书》由检察长签发，加盖人民检察院印章。
第四十一条抗诉书副本应当送达当事人，并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二条人民检察院发现本院抗诉不当的，应当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撤回抗诉。
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抗诉，应当制作《撤回抗诉决定书》，送达同级人民法院，通知当事人，并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三条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抗诉不当的，有权撤销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决定。
下级人民检察院接到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撤销抗诉决定书》，应当制作《撤回抗诉决定书》，送达同级人民法院，通知当事人，并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七章出庭
第四十四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再审法庭。
受理抗诉的人民法院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再审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
第四十五条检察人员出席抗诉案件再审法庭的任务是：
（一）宣读抗诉书；
（二）发表出庭意见；
（三）发现庭审活动违法的，向再审法院提出建议。
第四十六条人民法院就抗诉案件作出再审判决、裁定以后，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再审判决、裁定进行审查，并填写《抗诉再审判决（裁定）登记表》。
第八章检察建议
第四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一）原判决、裁定符合抗诉条件，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协商一致，人民法院同意再审的；
（二）原裁定确有错误，但依法不能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救济的；
（三）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再审的庭审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
（四）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
（一）有关国家机关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存在制度隐患的；
（二）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严重违背职责，应当追究其纪律责任的；
（三）应当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的其他情形。
第九章附则
第四十九条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法律文书格式（样本）》的要求制作民事、行政检察文书。
人民检察院立案审查的民事、行政案件，应当按照本规则附件一的要求建立民事、行政检察案卷。
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2
关键词：民事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抗诉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4.14
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增加第209条、第210条，同时修改完善了第211条，使它们与第212条、第213条共同构成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监督保障机制，并使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具有终止当事人诉权的法律效力。为了应对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当事人申请再审监督量增加可能给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民事检察工作带来的挑战，最高人民检察院曾于2013年1月29日专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作出了工作部署。准确理解立法规定，包括监督内容、监督方式、监督程序与效力等，在实践中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该制度实施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监督内容
从法律文本分析，立法增加的《民事诉讼法》第209条和第210条，既是对第199条至第205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监督，也是对第208条规定的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补充，还是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申请再审难问题，以检察权制约审判权的一项具体措施。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规定，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监督内容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分三种情形，其实质是当事人认为自己向法院申请再审的实体或程序权利受到侵犯而申请检察监督。它属于司法救济类诉讼监督的一种形式。
在程序方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法院收到当事人再审申请书等材料后，应当在3个月内进行审查，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笔者认为，这在原则上也应当告知当事人。根据第209条第1款第1项、第2项规定，如果法院驳回当事人再审申请，或者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当事人就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民事检察监督申请。这两项规定也明确了“法院自我纠错在先”，“检察监督在后”的原则，避免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同时，又向检察院申请监督，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秩序上的混乱。换言之，如果当事人认为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有错误，必须在裁判生效后6个月内先向法院申请再审，而不能立即找检察院申请监督。否则，检察院有权拒绝受理，告知当事人去找法院。只有法院驳回再审申请，或者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时，当事人才能向检察院申请监督救济。
在实体方面，立法规定是相当慎重的，只有当法院的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时，才允许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第3项），这可以尽量减少检察权对民事诉讼的介入，从而维护法院生效民事裁判的既判力和权威性。笔者认为，这是科学的，它符合民事诉讼的私权诉讼性质，有利于避免当事人滥诉、缠诉，从而促进民事纠纷尽快解决。另一方面，它又保留了检察权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权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功能，从而避免审判权滥用。但是，何为“明显错误”？立法没有明确，亟待有关司法解释予以规范，以便于统一执法。全国各地检察机关也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出台规范性文件。笔者认为，既然这里的适用对象是已经经过法院再审后所作出的判决或裁定，应当从严解释，限制适用。这种“明显错误”应当不同于作为检察机关抗诉理由的“确有错误”。一般来说，它是指只要经过形式审查（无须实质审查），就可以发现再审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或诉讼程序方面存在的重大错误，尤其是程序上的重大瑕疵。[注：从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民事再审制度看，当事人提起再审的事由以程序上的重大瑕疵为主。（参见：江伟.民事诉讼法[M].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06-410.） ]如果不纠正，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这样，立法通过赋予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权，从程序上保证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申请都能够被法院受理，促使法院及时启动再审程序为他们提供救济，从而保护当事人的公正审判请求权，维护司法权威；从实体上保证法院再审判决、裁定公正合理，没有明显错误，能够被当事人所接受，从而避免涉诉或缠诉。
二、监督方式
由于《民事诉讼法》第208条将“检察建议”增加为民事检察监督的一种新方式，第209条规定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方式包括检察建议和抗诉两种。但这两种方式的适用对象和法律效力是不同的。当事人只能申请其中一种，最终采用哪种方式由检察院审查决定。
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一种新方式，主要适用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第1项、第2项所规定的两种情形，用来指出同级法院审查处理当事人再审申请程序方面的漏洞或不足。它通过书面形式向同级法院提出，并报上级检察机关备案。然而，作为检察机关的一种书面“建议”，立法并没有明确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检察建议对于被建议单位（包括同级法院）也没有当然约束力。对于检察机关这种再审类检察建议，同级法院是否采纳，以改变原来的驳回再审决定而启动再审程序，仍然取决于法院，检察机关只能开展“跟踪问效工作”。[注：最高人民检察院2009年11月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1条将“检察建议”界定为“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了解和掌握被建议单位对检察建议的采纳落实情况，必要时可以回访。被建议单位对检察建议没有正当理由不予采纳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其上级主管机关反映有关情况”。 ]对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第1项所规定的情形，如果法院经审查后仍然作出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或者对于第2项所规定的情形，法院接受检察建议但作出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立法没有赋予检察机关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力，无论当事人是否接受。这就使得检察建议这种方式不仅可能对法院没有制约，反而成为某些法院打发当事人找检察院申请监督的合理借口。
抗诉作为一种传统的法律监督方式，主要适用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第3项所规定的情形，用来纠正同级法院生效裁判实体方面的错误，需要提请上级检察院向其同级法院提出，而且是否抗诉，由上级检察院审查决定，贯彻“下级检察院审查在先”，“上级检察院审查在后”原则。因此，它一般适用于案件比较重大，裁判有较大错误的案件。对于其他案件，可以通过检察建议方式向同级法院提出，让其依照第198条自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笔者认为，为了维护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中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如果同级法院对于检察机关根据第209条第1款第1项、第2项或第3项规定依法提出的检察建议不予采纳，而检察机关认为确有必要的，立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提请上级检察院向其同级法院提出抗诉的权力。否则，不仅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缺乏权威性，而且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监督也缺乏刚性。遗憾的是，《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2款对此作了限制。[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进行法律监督（无论提出检察建议还是抗诉）的前提是发现生效裁判具有本法第200条规定的十三种情形之一，或者发现生效的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同级法院对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不予采纳，检察机关只能根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规定提请上级检察院向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法院反映情况。而该规定对法院原则上没有约束力。 ]笔者认为，这需要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时进一步补充完善，明确检察机关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
此外，如果审判人员在审查当事人再审申请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而且该违法行为符合“两高三部”《关于对司法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关于渎职行为规定的，检察机关应当采用纠正违法通知或建议更换办案人等方式进行监督。
三、监督程序与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2款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监督程序和审查决定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后，检察机关应当对申请进行审查，审查期限为3个月，审查结果是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而一旦检察机关作出这种决定，无论当事人是否同意，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次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也就是说，当事人就申请再审事项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机会只有一次，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具有终止当事人诉权的法律效力，禁止其再次向任何检察机关申请救济。笔者认为，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是审查内容。立法没有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审点应当是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是否成立、再审判决、裁定是否有明显错误，以及申请书的形式和内容、申请时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理由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立法规定检察机关的审查决定具有终止当事人诉权的法律效力，要求检察机关慎重对待。其次，审查最长期限可以达到3个月，这与法院审查期限一致，相当于法院适用民事简易程序审结一起案件，足以保证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监督申请和原生效裁判进行审查。最后，新《民事诉讼法》增加第210条，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检察机关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时，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调查核实的方法包括询问、查询、调取证据、调取查阅（复制）审判（执行）卷宗、勘验、鉴定等。这里的“案外人”包括当事人以外所有了解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这些手段也基本可以保证检察机关全面调查核实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是否成立或再审判决、裁定是否有明显错误等申请监督事项，从而作出最终决定。
第二是审查方式。立法也没有明确，由检察机关自己决定。笔者认为，鉴于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具有终止当事人诉权的效力，监督内容无论是《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规定的哪种情形，本质上都属于当事人与同级法院之间就申请再审事项的处理（实体或程序）产生争议。立法赋予检察机关作为中立的裁判者进行审查，具有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权提供司法救济的性质，因此，除非事实十分清楚并且双方争议不大，可以即时解决，检察机关应当采取类似对审听证的适度司法化方式处理，以增强审查程序的参与性和审查决定的可接受性。但考虑到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权威性和司法独立的要求，为了避免使检察官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除非法院自行决定派人到检察机关说明情况，检察机关听取法院意见最好采取书面形式，要求法院在规定时间内就当事人申请涉及的事项作出书面说明。负责处理申诉事项的民行检察人员在主持听证时，将法院意见告知当事人，听取当事人及其委托人意见，必要时可以举证和辩论。如果需要进一步查清事实，庭前或庭后承办检察官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工作，并且将调查核实的事实和证据告知法院和当事人，采取再次开庭或书面方式听取双方意见，在此基础上作出审查决定。这种审查方式虽然对承办检察官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可能花费他们更多时间处理案件，而且需要一定的司法办案场所相配套，但是，它适应了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要求，充分体现了民事检察监督的司法属性，可以使当事人在个案处理中感受到司法公正，从而更加自觉地接受检察机关的审查决定，维护检察监督的权威性，有效减少涉诉和缠诉现象。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印发的《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法院审查当事人再审申请时，由合议庭组织当事人就其申请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听证。欧洲理事会部长会议2009年批准的《在民主社会法官和检察官的关系》第6条规定：“在检察官执法以及在审判前阶段检控酌处权的行使时，检察官的地位应当有法律监督，并以最大的可能，采取类似于法官的方式行使这种权力。他们必须是独立地、自主地作出决定，而且公正、客观、公平地履行其职能。”[1]据悉，该报告已经发往欧洲47个国家建议采用。
第三，当事人是否可以再次向法院申请再审。理论上还有可能，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如果当事人认为法院生效裁判有错误，都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是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但实践中几乎不可能，检察机关的审查决定具有终局性，检察抗诉成为改变生效民事裁判的最后机会。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除非存在第200条第1项、第3项、第12项和第13项规定的情形，当事人申请再审可以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其他情形下申请再审都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6个月内提出。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后，法院审查期限可以达到3个月。如果法院驳回再审申请，或者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审查期限仍然可以达到3个月。这样，一般再审申请待检察机关作出审查决定基本上就已经达到6个月时间，超过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因此，除非法院和检察院受理当事人再审申请后都能尽快处理，至少一个环节不用完3个月审查期限，否则，在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监督申请作出审查决定后，当事人已经无权再向任何法院申请再审。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第31条规定，在再审申请被法院裁定驳回后，无论申请再审人以相同理由再次向原来作出驳回裁定的法院申请再审，还是向原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都不作为申请再审案件审查处理。由此可见，立法赋予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再审救济权，是以限制其向法院再次申请再审作为代价的。检察机关审查可能成为最后一道程序。这就是说，从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开始，在我国，任何民事案件最多经过4次审理（审查），当事人诉权和救济权都用尽了。当然，虽然当事人不能再申请再审或检察监督救济，但仍然可以向各级法院、检察院申诉[注：申诉是我国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它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关于其本人或近亲属的处理决定不服，向有关机关提出理由要求纠正的权利，并不是民事诉讼权利。但司法实践中由于当事人频繁申诉已经严重危及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加剧了其申请再审权利的虚化。 ]，作为审判监督材料来源之一；法院、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可以分别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98条、第208条规定依职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四、监督可能带来的问题及对策
据统计，自2013年1月1日新《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检察院受理民事当事人申请再审监督的案件数量不同程度变化（有增有减）。这是新法实施对民事检察监督工作产生的应然变化，也带来许多问题，需要各级检察机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
（一）小额诉讼当事人申请再审监督
《民事诉讼法》第162条增加了小额诉讼制度，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符合该法第157条第1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的，由独任法官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并且实行一审终审。可以预见，随着新法实施，小额诉讼裁判将不断增加。由于当事人对这种“独任法官、一审终审”模式不适应等原因，申请再审监督的案件数量在一定期限内可能会增加。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除非当事人自愿选择向原审法院（基层法院）申请再审，该类案件再审应当由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许多中级法院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无法充分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促使当事人到同级检察院申请监督。笔者认为，对这类案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当事人是由于对新法规定不了解而申请再审，他们对法院解释可能持怀疑态度，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利用法律监督机关的优势做好法律解释工作，消除他们的疑虑；然后审查其申请再审事由是否成立，不能成立的，尽量动员他们撤回再审申请，或者作出不予提出检察建议的决定。此外，这类案件大部分通过调解结案，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导致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法院驳回再审申请或逾期未作裁定的，检察机关应当向同级法院提出再审类检察建议，根据第201条规定，法院应当再审。
（二）当事人放弃上诉权而申请再审监督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收到一审裁判后，明知自己有权上诉，也想上诉，但担心上下级法院之间有过案件请示，上诉也是维持原判，还拖延时间。因此，他们故意放弃上诉权，等待一审裁判生效后直接申请再审，有的甚至直接申请检察院抗诉，意图将案件转出原审法院及其上一级法院管辖。法院对当事人这种做法往往持否定态度，以直接驳回再审申请或逾期不予裁定应付，导致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请监督保障。笔者认为，对待此类当事人，首先应当加大法制宣传力度，详细解释有关法律规定，尤其是上诉与申请再审、抗诉、申诉的异同，努力消除他们对法院处理案件的不正确理解或担忧。其次，向他们解释检察监督的基本原理和民事抗诉的条件、程序等，让他们认识到放弃上诉权而申请再审或抗诉并不可取，反而可能给自己权利救济带来更大麻烦。最后，依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发现存在《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向同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只有当事人上诉权被剥夺、审判人员有严重违法行为等特殊情形时，才能启动抗诉监督方式。为此，有来自实务部门的学者认为，根据审判救济优先等原则，除了法定的一审终审案件外，对于其他不服一审生效裁判的监督，检察机关应当严格掌握受理和立案标准：对于无正当理由不上诉或者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经初步审查无明显不当的，一般不予受理；对于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怠于行使特别是规避行使上诉权的，应当不予受理；对一审生效裁判启动抗诉只能是少数有正当理由的特殊情形；对其他确有错误应当监督的一审生效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可以采用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2]。笔者赞同此观点，因为它符合再审的补充性原则，英美法系和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律都有类似规定[3][注：参见：高桥宏志.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M].张卫平，许可，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478 . ]，它有利于促使当事人努力寻求原审中的诉讼权利救济，避免滥用诉权。
此外，如果第三人因为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原审程序，依法申请撤销原审裁判，启动再审程序的，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检察机关控申部门接待人员应当向当事人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三）当事人拒不向法院申请再审而直接申请检察抗诉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认为法院再审都是驳回，很少改判；还有的当事人担心法院裁判无法执行等，拒不向法院申请再审，而直接到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认为检察院抗诉不用自己花钱，执行也快。这说明当事人信任检察机关，相信检察机关能够帮助他们主持正义。但这种申请依法只能作为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材料来源的一种途径，符合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依职权提出抗诉，而不是第209条规定的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监督。这是其一。其二，对于此类当事人，检察机关应当向其解释有关法律规定，告知他们先向法院申请再审救济；符合第209条规定三种情形之一的，再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院才能介入并依法监督其权利。这样可以鼓励更多当事人崇尚法治，相信法院，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第三，对于部分当事人不想缴纳诉讼费用，只想通过检察抗诉启动再审的，也应当向他们解释相关法律规定，告诉他们民事诉讼费原则上由败诉方承担。如果通过当事人申请启动再审，再加上检察机关的监督，可以使违约或过错方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包括全案诉讼费用，从而使案件得到更加全面公正的处理。检察机关可以与法院加强联系，更多地收集这方面的成功案例，作为参考材料供当事人查阅。
（四）当事人在法院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又申请检察抗诉
有的当事人为了给自己申请再审套上“双保险”，在法院审查再审期间又向检察院申请抗诉，而且不作说明。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曾经大量出现，导致法院、检察院同时审查，浪费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造成诉讼秩序的混乱。为此，《民事诉讼法》增加第209条规定了“法院自我纠正在先”，“检察监督在后”的原则，要求当事人必须先向法院申请再审，符合第209条第1款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的，才能向检察院申请监督，而不能同时进行。因此，在法院裁判生效后6个月内，如果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控申部门负责接待的检察人员应当询问当事人是否向法院申请再审，向其解释有关法律规定；如果没有申请，告知当事人先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再审；如果已经申请，要求当事人出具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书，或者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相关证据，或者有明显错误的再审判决、裁定书。一旦发现再审申请正在法院审查期间，告知当事人等待法院审查结果，符合第209条规定情形的，再申请检察监督。
（五）当事人对检察机关审查决定不服而缠诉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2款规定，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的监督申请进行审查后作出的决定具有终局性，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任何一级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可能不理解该最新立法精神，有的当事人认为检察院作出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或者没有按照他们的申请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仅仅向同级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是与法院串通好的，从而不断缠诉。对于此类当事人，首先，控申部门接待人员应当做好释法说理、劝导息诉工作，可以接收其申诉材料，并告知他们仅仅作为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材料来源处理，符合第208条规定抗诉条件时，再与他们联系，要求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即可，不要再到任何检察机关申诉。其次，检察机关应当创造条件进一步增强审查程序的参与性和审查决定的可接受性，包括尽量采用对审听证的审查方式，并且安排熟悉民事诉讼和民事检察业务的检察官主持听证，通过至少三名检察官合议作出终局性的审查决定；对每一项争议事实的调查核实过程尽量安排当事人参与，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增加审查决定文书的说理性等。最后，还要注重风险研判，健全预警机制，落实重大案件报告制度等。对有可能引发突发性事件和的民事申诉案件，必须事先层报风险预警情况；对个别通过说理析法难以息诉的案件，全面开展“检调对接”工作，全力化解矛盾纠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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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over the Civil Litigants’ Apply for a Retrial
LAN Yuejun1， 2
（1. Law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2.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Baoshan District of Shanghai， Shanghai 201901， China）
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3
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设计，主要是在学习和引进前苏联民事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特点就是国家对诉讼进行全面的干预和监督，以追求司法的公正性。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的法律监督就是通过对已生效的民事裁判提起抗诉具体表现出来的。勿庸置疑，在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开展的10多年里，对于监督法律的统一实施，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和法人行使申诉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民事抗诉制度本身内生性缺陷及其运作上的失范，致使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抗诉权的行使偏离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因此，对在审理民事抗诉案件中的程序性问题及时加以研究很有必要。笔者拟就民事抗诉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若干程序性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提出完善之浅见。
二、民事抗诉制度存在的程序性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总则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一章中，对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相关问题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的抗诉和法院审理民事抗诉案件的程序规则只作了原则性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对有些问题在处理上缺乏法律依据，民事抗诉制度在程序设计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日渐显露出来，具体表现在：
（一）抗诉期间无法定时限要求，影响了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为了确保司法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同时也为了维护社会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交易安全，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实行二审终审制，以防止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无休止地进行。如果当事人认为已生效的民事裁判有错误或有失公正，民事诉讼法仍然规定了补救措施，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法院再审进行司法救济，但申请再审必须在民事裁判生效后二年内提出。而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生效民事裁判认为有民诉法第185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有权提起抗诉。检察机关只要提起抗诉，法院就应当进入再审。于是，有的当事人将此视为一种对抗生效裁判的有效途径，只要不服终审裁判，就去设法要求抗诉，这就为抗诉权“寻租”提供了隐性市场，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当事人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在上诉期间内不上诉，或者在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转而求助于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从而曲线突破法律的时效规定，造成法院裁判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影响了法院的权威性和裁判的既判力。
（二）检察机关对抗诉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动摇了民事诉讼机制的平衡性。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重要标准，它不允许任何一方享有比对方更多的权利。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承担败诉的后果。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受理当事人申诉对民事案件的证据应当进行调查。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受理当事人对民事案件的申诉进而提起抗诉的案件，几乎都作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并把调查取证的证据作为对原审案件提起抗诉的证据，以此来证明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裁判存在的错误。这势必是造成了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力量上的失衡。一方面，检察机关在抗诉中对证据进行调查，使证据对其有利的一方当事人诉讼力量增强，而另一方当事人诉讼力量相对变弱，这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另一方面，在民事诉讼中，有的当事人出于各种考虑怠于履行或不履行举证责任，等法院裁判生效后再向检察机关申诉，由检察机关调查取证，并对案件提起抗诉，检察机关事实上代替该当事人在原审诉讼法后履行了举证责任，客观上使其免于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和败诉的后果，这对于在原审诉讼中积极履行了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三）民事抗诉案件审级规定的缺陷，影响了检察监督的严肃性。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抗诉案件可以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由上级人民法院提审。至于抗诉案件的审理权限如何进行分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给出十分明确的规定，法检两家对此存在认识上的不同。法院认为，我国民诉法只规定，对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并未规定应由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再审。相反，民诉法第184条规定原则上由原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再审，而上级法院提审只是一种例外。检察机关则认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抗诉权而引起的再审，应有别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法院系统内部监督引起的再审。按照法院组织法规定，基层法院无权审理上级检察机关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接受抗诉的法院大多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原审法院在对案件进行再审过程中，尽管另行组成合议庭，但基于人的本性和单位本位主义等考虑，仍然不能保证案件到公正的处理，这无疑偏离了法律规定的本意，影响了检察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四）检察机关诉法地位模糊，影响了检察机关的权威性。由于检察机关的抗诉是基于法律监督提出的，从而决定了抗诉引起的民事再审案件中，检察机关的地位既不同于审判机关，也不同于再审案件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抗诉再审案件，庭审时检察机关一般都派员出庭支持抗诉。出庭支持抗诉的检察人员除了宣读抗诉书之外，还应当从事哪些诉法行为？检察人员出庭究竟如何安排法庭的座位？对这些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作出具有操作性的规定，各地做法也不尽相同。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检察人员出席庭审时，除宣读抗诉书外，还就庭审调查的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发表意见，这不仅打破了民事诉讼法的均衡格局，而且混淆了审判权和检察机关的界限。
三、对改革、规范民事抗诉制度的思考
民事抗诉制度作为民事领域中的法律监督机制，对于确保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有着积极的意义，其存在的上述问题和不足，既有立法不完善的原因，也有抗诉观念方面的原因，更有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原因。为了保证检察监督权与司法审判权形成良好的制约与协调机制，真正发挥民事抗诉制度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功能与作用，全面维护司法公正，有必要对过于宽泛的民事抗诉制度进行改革和规范。
（一）界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期限。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只要发现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裁判有错误或不公正之处，就有权通过抗诉方式实行法律监督。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实行法律监督时，绝大多数是通过当事人向其申诉进行的，而依职权提起抗诉仅属特例。笔者认为，对于纯属因法官对案件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等理解、认识方面的原因造成裁判有误的案件，检察机关在接受当事人申请提起抗诉时，应当受到民事诉讼法关于二年时效的限制。这是因为，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虽然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抗诉的时间限制，但是，作为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申诉和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的申诉，两者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其目的也是一致的，同一部法律对相同问题的规定也应当是一致的，民事诉讼法既然规定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时效是二年，那么其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也应受此规定限制，否则就会出现民诉法在相同问题上适用不一致的现象，进而造成这一规定形同虚设，没有实际意义了。只有当民事案件出现如下三种情况，即：1、法院裁判结果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2、案件审理严惩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公正裁判，3、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有重大枉法行为，导致案件错判的，检察机关才可以不受二年时效的限制，并可以积极提起抗诉，以体现法律监督的真正要义。
（二）明确检察机关在抗诉再审程序中的职能。根据民事诉法的特点和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原则，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所具有的民事抗诉权应当限于法律监督的职能范围，即启动再审程序，而不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调查取证、法庭审理。
首先，限定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检察机关受理当事人申诉后，应当区别情况进行调查取证。第一种情况是检察机关对原审程序方面的问题和法官个人的问题可能影响民事案件公正审判的事实应该进行调查。程序公正是为了保证案件实体处理公正，法官的个人品行更是影响案件公正裁判的重要因素。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第1款第（三）、（四）项规定：“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检察机关应当提起抗诉。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在办理民事案件时应保证诉法程序公正合法，并不得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但当事人参加诉讼法不能左右法官在审理工作中的程序公正合法，也不能保证法官不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如果法官在程序上和自身存在这些影响公正司法的问题，当事人没办法纠正，只能向有关部门包括检察机关反映或申诉，通过检察机关查证属实后提起抗诉，寻求纠正和解决的途径，这才是检察机关对法院办理民事案件实行法律监督的主要体现。第二种情况是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申请的案件证据方面的问题不应调查取证。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有权向法院、法官了解案件情况和查阅卷宗，但不宜行使调查取证权，更不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检察机关混同于一般当事人，影响检察机关的威信和形象。
其次，取消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制度。为充分保证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的落实，应将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抗诉权的职能限定为启动再审程序，再审程序启动后，检察机关的工作即告结束，不再派员出庭支持抗诉。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书也不再由检察人员宣读而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其作用：人民法院立案后应当向原审原、被告双方当事人送达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书，并告知被申诉一方当事人针对抗诉理由提出书面答辩意见，答辩意见同时送达申诉一方当事人。被申诉一方当事人针对检察机关抗诉理由中涉及原审证据方面提起质疑的，可以向法院提供说明或补充性证据。这样既可以有效地避免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带来的尴尬局面，又从程序上确保了当事人对检察机关抗诉理由进行抗辩的权利的实现。
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4
长期以来，抗诉是法律明文赋予民行检察的“刚性”权力，也是这次民诉法修改前法律明文规定的民行检察监督的唯一方式。在2010年7月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上，曹建明检察长明确提出了着力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多元化监督格局。在此次修法前，提请抗诉工作一直是基层院民行检察部门的主要工作，甚至是一些地方基层院民行检察部门的唯一工作，具有举证轻重的重要地位，是民行检察唯一监督方式或者是民行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的唯一中心。
此次民诉法修改，给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设置了一个前置程序，即必须先向法院申请再审，符合特定条件时才能到检察机关申请监督。这一前置程序，对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案件的办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民事检察抗诉工作的办案常规流程是，当事人申请、检察机关审查并作出是否监督决定，即检察机关一般都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来审查民事生效裁判是否应当监督，无当事人申请完全依职权自行发现而作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的案件几乎没有。理论上普遍认为，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主要监督公权力是否依法行使，而民事权利是“私权利”，当事人可以自行处分，只要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只要无人申请或者说所有人均服从裁判，即使符合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的条件，检察机关也不宜直接监督，除非裁判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在检察实践中，当事人提出申请通常也是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这样修改表面上似乎扩大了检察机关的权力，实际上是限制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因为之前实践中当事人不服法院生效裁判可直接到检察机关申请监督，而现在则必须先向法院申请再审然后在符合条件时才可以到检察机关申请监督。这一修改，必将使再审案件数量进一步减少。从逻辑上讲，审得越多、出现错误的概率越小，一个民事案件经过法院一审、二审、再审等多次审理后，法院最终裁判出现明显错误的几率将很小。事实上，从今年1月1日修改后的民诉法实施以来，笔者所在的检察院受理的民事抗诉案件与往年相比已大为减少，案件受理数下降十分明显。
民事抗诉案件案源减少已成为民行检察监督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传统的抗诉业务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受办案数量急剧减少的影响，抗诉工作在民行检察工作中的地位和权重正受到极大挑战，将难以保住其民行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的唯一中心地位；若检察机关应对不当，抗诉工作甚至有可能丧失民行检察监督的中心地位。
就我国现行法律而言，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方式相对较少，具有强制力的“硬性”手段更少。修改后的民诉法，实际上也只规定了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和检察建议这两种监督方式，基层检察院只能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或者向同级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新增的检察建议监督方式，民诉法并没有规定其任何“强制”效力，效果如何有待于实践检验，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检察建议束之高阁、置之不理的现象并不鲜见。抗诉具有强制法院启动再审的效力，抗诉权仍然是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强化民行法律监督职能，就必须高度重视民事抗诉工作，使其不断发展和完善。就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部门而言，一方面要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提高办案水平，办好每一起提请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案件，把好案件质量关；另一方面要不断发展创新总结，为相关法律制度的修改完善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尤其是要设法推动解决再审检察建议效力较为薄弱的问题。
二、民事执行监督将成为基层院民行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次民诉法修改前的很长时间，很多地方的法院都不愿意接受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理由是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直到201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的试点工作，法院的态度才发生明显变化，逐渐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新民诉法明确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到检察监督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法律明确授权，为民行检察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提供了直接依据。法院“执行乱、执行难”问题，是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一大诟病，社会普遍要求对法院的执行活动加强监督，立法部门这次修法就是回应社会的这种呼声，探索通过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来破解该难题。有社会需求、有法律根据，基层院办理的民事执行活动案件将会呈增长趋势，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将成为基层院民行部门的一大主要业务。
三、程序监督、调解监督将成为基层院民行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5
一、再审中变更、追加的被告及其管辖权异议问题
(一)、再审期间发现原审所列当事人不当，需要变更、追加的被告是否有权提管辖异议
在审判实践中，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庭关于法院应原告变更被告之请求而恢复诉讼，变更后的被告是否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问题的答复》“人民法院对原中止诉讼的案件应原告之请求，变更被告，恢复诉讼后，变更后的被告应享有法律规定的一切诉讼权利，包括在答辩期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问题”。按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中被变更、追加的被告以及按二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发回重审后变更追加的被告，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所谓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认为受诉法院或受诉法院移送后的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时，向受诉法院提出的不服管辖的意见或主张。管辖权异议的提出，应符合二个条件，一是管辖权异议应当由案件的被告提出；二是管辖权异议应当在被告提交答辩期间提出。再审程序根据原生效判决、裁定或调解书的审级不同，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原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原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或上级法院提审的，按第二审程序审理。管辖权的异议发生在第一审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意见》第211条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发现原一、二审判决遗漏了应当参加的当事人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该意见第183规定：“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不列应追加的当事人”。由此可见，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当事人无需提出管辖权异议，再审法院也无需处理其所提的管辖权异议，只须向其告知，要提管辖权异议，可待可能发生一审程序(即发回重审)时再提。
(二)、对管辖权异议的处理
鉴于再审案件的特殊情况，对此处理的与原案件受理时被告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处理方法应有所不同。案件受理程序中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受诉法院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对驳回的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而再审程序中，再审法院原已作了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调解书，提起再审只是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这些生效的法律文书并未撤销，即使其所提管辖权异议成立，也不能立即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处理，应当对其所提异议进行审查。审查后认为不成立的，下裁定驳回，但驳回的理由应是针对本案的事实和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之规定，阐明异议不成立的具体依据。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的，但案件又不能立即移送，应通过再审决定。经再审，如原生效判决、裁定或调解书确有错误，所提管辖权异议也成立，则裁定撤销原判(或裁定、调解书)，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如再审后认为原判正确，应予维持，则无须追加或变更被告，也不可能判决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当然也不存在提管辖权异议。
二、审期间，原审原告申请撤诉及拒不到庭按撤诉处理问题
撤诉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至作出判决前，原告撤回起诉的诉讼行为。分为：当事人申请撤诉和按撤诉处理二种，前者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积极处分，后者是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消极处分。它表明原告对自己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所作的一种处分。司法实践中，对于再案件，当事人是否有权申请撤诉，撤诉权能否实现，撤诉是否适用于再审程序，法律未作明确规定，对此理论界争论比较多。笔者认为，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
(一)、人民法院决定再审时，原审原告不能申请撤诉。
第一、根据《民诉法》第177条规定，院长发现本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经提交审判委员会，符合再审条件的决定再审，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这时的再审程序是人民法院发现自己的裁判确有错误而进行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纠正，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正确的行使审判权的职能行为，并非当事人意志。同样，上级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判发现确有错误而进行提审或者指令再审，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指导和监督，通过这种指导和监督，使错误的裁判通过法定程序得到纠正，从而使审判工作的合法、权威性得到有效的保护，使法律的严肃性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得到有力的保障。因此，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和上级法院提审而引起的再审程序，并非基于当事人的意志而提起，当事人无权申请撤诉。
第二、据《民诉法》第185条、1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的各项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抗诉是人民检察院实现法律监督的具体方式和重要途径，通过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使人民法院的错误裁判及时得到纠正，从而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和执法的统一性。因此，人民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抗诉，是国家法律监督的结果，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因此，在人民检察院抗诉引起的再审程序中，当事人无权申请撤诉。
第三、根据《民诉法》第178条和182条规定以及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民诉法》179条的规定的，应当在立案后裁定中止原裁判的执行，认为不符合第179条规定的，用通知书驳回申请。可见，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审并非必定引起再审程序，只有符合民事诉法179条规定的条件之一的，人民法院才应当再审。当事人的申请再审和人民法院的决定再审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是否再审，主要看原裁判是否确有错误。依据当事人的再申请，通过审查，认为原裁判确有错误而依法再审，这时，已把当事人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反映的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职能和监督职能，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只能被视为是引起再审程序的一个导索条件或一个外部条件。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而决定再审，并非法律赋予了再审申请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诉讼行为而终止这种再审程序的权利。因此，尽管决定再审是由当事人申请引起的，申请人仍无权申请撤诉。对原判只有通过再审，由原审法院在作出新的判决时确定是否撤销、改变或维持原判决。
(二)、再审审理过程中，应准许原审原告撤诉
按照《民诉法》184条规定，适用一审程序审理的案件有：一审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的案件和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再审过程中，当事人申请撤诉，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或其他不宜撤诉的情况，一般应当准许。这是因为案情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案件在被再审时，原审生效的裁判所处的状态也各不相同，这就使当事人在再审过程中申请撤诉客观上成为不可避免。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对一审在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因此时还没有判决，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撤诉条件，应裁定准许撤诉，案件就算终结。这种情况下，裁定应采用书面形式，并且在裁定中首先应明确撤销原来的裁判，即：按照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准许当事人撤诉的裁定应当有两内容：第一，撤销原裁判；第二准许当事人撤诉。这样做，既尊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又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依照民诉法第184条规定，按照二审程序再审的案件有：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提审的案件；二审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的案件。而提审的案件中又有提审原来经过二审的案件和提审原来经过一审的案件两种情况。如果提审原来只经过一审的案件，在再审过程中，当事人撤诉的，如果不违返法律规定，一般应当允许。适用民诉法意见第191条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据此，原告在二审中可以撤诉。但二审准许撤诉的手续如何办，司法解释未明确。笔者认为，裁定，一是撤销一审判决，二是准许原告撤诉。
综上，在再审审理过程中，无认按一审程序审理或按二审程序审理，若当事人自行和解而原审原告申请撤诉的，法院应予准许，并用裁定撤销原审(一审或一、二审)判决，准许原告撤诉。
(三)、按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原审原告拒不到庭应缺席判决。
民诉法第129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这是对原一审审理时原告拒不到庭或中途退庭的处理办法规定，因此时法院尚未对案件实体作出裁判，按撤诉处理一是简便，二是按撤诉处理后原告还可重新起诉，其起诉权仍能得到保障。但是，按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原审原告拒不到庭或中途退庭，是否也能按撤诉处理，法律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应按缺席作出新的判决，不能按撤诉处理。理由：再审时，原审原告的诉权已经法律确认，而且因已有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对实体处理的判决、调解书的存在，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已得到法律的确认。人民法院再审或提审的前提是发现原已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或查实生效的调解书的原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内容违法，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人法院已对原诉讼争议在实体上或程序上作出了判决、裁定或调解书确有错误或错误。一旦确认错误，作为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尤其是原审被告或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不服提出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决定并进入再审程序后，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已发生变化，此时作为再审申请人的原审被告或原被判处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已处于反诉原告的地位，而原审原告已处于反诉被告的地位。同时，再审时，已有法院作出的且已生效的裁判书或调解书存在，不可能因原审原告有怠诉行为就能使原生效的裁判书或调解书自动撤销。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与原告拒不到庭，已放弃诉权，在法理上并不矛盾。因此，应按民事诉讼法第129条后半部分规定，缺席判决。
三、再审审理的范围不规范
规范指示功能是指程序在对诉讼主体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所必须遵循的规定方面所具有的规范性、完整性和指导性功能。民诉法对再审过程中的许多，比如：再审审理范围没有详尽规范，导致这一功能薄弱化且不完整，难以达到息诉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再审审理范围的认识不一致，执行的标准也不统一，导致法官审理中各行其是，造成不同的案件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甚至该审的不审，不该审的审了，有请求的不判，不请求的乱判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完善民事再审制度的指示功能。再审程序本身的特点决定，它不是一种普通程序和必经程序，而只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因此，对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规定在不服原审裁判的请求内。比如：再审只就检察院抗诉部分审，没抗诉的就不审；只就当事人申请再审部分审，双方无异议都不审。一方面，这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处分，另一方面，如果实行全面审理，对当事人对原审裁判无异议的部分进行再审，应会带来重复劳动，降低诉讼效率，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
四、再审改判问题
，再审案件太多太滥，反复再审不但给法院的工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浪费司法资源，不利于维护终审裁判的既判权和公信力，危及到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而且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从根本上讲，无限申诉，无限再审，会使许多合法权益长期处于悬置状态和不定地位，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关系紊乱，危害社会稳定。而我国民诉法对再审制度的规定欠缺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对再审改判问题，审判实践中认识不一。因此，对再审改判应予规范。
再审改判标准也就是衡量案件该不该改判，该如何改。对再审改判定标准原则是不的。首先，一旦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对该案件该不该改判，该如何改判将涉及到法官适用问题，需要法官根据庭审中认定的事实以及法律的规定和自身对法律的理解，对案件作出裁决，而不应该预先标准来遵循，否则，就会束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官成为再审改判标准的机器。其次，案件的情况是复杂多变的，改判的标准是不可能穷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况，再次，如果再立案的标准制定合理、明确、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是没有必要再考虑制度再审改判标准的。现在的问题是，法律规定的再审立案的标准过于简单、原则，了案件的既判力，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因此，人们想通过制定所谓的再审改判标准加以限制，以弥补再审制度规定的不足。原则是抽象的，它带有灵活性和指导性，目的是想澄清再审改判中的一些混乱认识，纠正一些影响案件既判力的做法。也就是说，并不是案件中的所在错误和一些新情况下欠缺合理性的裁判都必须通过再审程序予以纠正。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把握好以下二点：一是在程序监督方面，要注意树立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的观念，逐步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认识。当前的司法不公正主要是程序不公正，而且多数实体不公正与是由程序不公正导致的，要重视和强化适用程序法的监督，在加强对实体监督的同时，应当重点放在对程序的监督上，坚决纠正那些因程序不公而明显影响实体裁判结果的案件。二是对实体方面的监督，要着重解决适用法律错误及明显裁判不公的问题，对不违反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结果，一般不要改判，有的案件改了社会效果不好，影响不好就不要改；有些案子失去了改判的条件；有些案子可改可不改；有些原审的证据都没有了这些案子就不要改。民诉法关于再审须“确有错误”，应是改判的前提，而不是立案的前提。审监工作的第一职能就是纠错，它与维护司法终审权是辩证统一的，并不是改案越多越好，也不是只要有一点瑕疵都要改。总之，既要适用审判监督这一救济程序维护司法公正，又要考虑解决目前存在的终审不终问题，以维护人民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五、检察院抗诉问题
现在检察院抗诉民、行案件的力度越来越大。我国民事诉讼只规定了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并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对于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案件开庭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职责，抗诉案件怎样审理，检察院申请撤回抗诉怎样处理，都没有作出规定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商榷，以解决审判实践中存在的类似问题。
(一)、人民检察院的民事法律地位问题
任何法律主体都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来体现其权利和义务，任何法律监督都需经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就决定了其法律地位是特定的，不是一般的诉讼主体。在民事诉讼中，它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而不是诉讼权。现行民事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监督权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人民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民事抗诉。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法律文书，认为在程序、实体等方面存在有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的4种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或提请抗诉，其前提条件是法院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产生的后果是人民法院对已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再审，引起的是再审判监督程序的再审。据此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在民事抗诉中不具有诉讼地位。对根据抗诉案件的性质不同，区别对待。对一般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检察机关在庭审中，只要使抗诉再审程序实际得以引起，除当庭宣读抗诉书和认为需要阐述抗诉理由外，不需要参与到当事人间实体权利义务争议的法庭调查和辩论中去。因为，再审程序启动后，恢复到平等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质证，而不是一当事人与检察院的举证、质证。庭审结束后，检察人员可就庭审活动是否违法提出口头或书面意见。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其诉讼地位是平等的，其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人民检察院在民案件的抗诉，实质上是以国家公权力替代当事人私权利，当事人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自己的意愿自行作出处分，只要当事人处分不损害国家、社会公众利益和他人利益，就无需国家公权力的干预。人民检察院基于当事人申诉而提出抗诉，不仅无形中强行将当事人拉入诉讼中来，并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将对方当事人置于弱者的，使当事人难免会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产生质疑。如果国家过多干预当事人的私权，就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使案件得以公平、公正处理是，因此在案件审理中应充分保护“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平等机会。对于侵害国家利益和其他社会公众利益的案件，应实行国家干预，即行使检察权，防止当事人为了私人利益，而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同时，监督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依法行使职权以确保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不受损害，这样既维护离国家利益，以保证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二)、抗诉案件再审时，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问题
审判实践中，有这种情况，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一方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检察机关经审查决定提起抗诉。对人民检察院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再审，遂裁定对案件进行再审并中止原生效裁定的执行。但向当事人送达再审裁定时，却发现申诉人是个人的，已去向不明，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已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或已登记注销，无法向其送达法律文书。对此，颇有不同处理意见。笔者认为：首先应明确人民检察院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是依法行使其法律监督的职能，当事人申诉仅是作为一种材料的来源，检察院为了使其抗诉能获得成功，往往还要进行调查取证，对这些证据，经再审程序的庭审，由原来当事人质证，人民法院的审查核实，仍可成为法院再审后定案的依据；其次，从程序上来说，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只是启动再审程序的发生，案件诉讼的对抗和裁判结果的承担，仍是诉讼当事人之间的事。因此，对于申诉人去向不明或原案件诉讼主体中有的实际已不存在的再审案件，应视案件的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1、申诉人为公民个人的，因其去向不明，人民法院无法直接向送达裁定书和开庭传票，可公告送达。庭审中其不出庭的，仍可按法定程序进行审理。如果人民检察院抗诉中提供的证据经诉讼参加人质证后得以确认，能证实原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并能审请原案件争议的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则应撤销原判，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作出新的判决。如果因申诉人自身不到庭参加诉讼，便无法确认原判是否确有错误，更无法判定申诉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时持有异议的。原判所确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和实体处理是否确为不当的，则可参照一审原告经传票合法传唤拒不到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的规定，视为申诉人已不申诉，也就是说案件当事人已不对原判持有异议，故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也不能依法得到支持，可判决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2、申诉人是法人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再审应根据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如企业法人补吊销营业执照后有清算组织在清算的，由清算组织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如果尚未成立清算组的应责令企业开办或股东成立清算组参加诉讼；如果企业开办者或股东不成立清算组或清算组不愿参加再审的，说明他们对原生效判决已经服判，应判决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3、企业法人已经清算并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说明原诉讼主体已从事实上和法律消亡，也就是说既没有实体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也没有诉讼权利义务的承受者。从本质上讲，检察机关在此时的抗诉已失去依据，同时再审也毫无意义，故应判决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三)、关于检察院撤回抗诉问题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抗诉应当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之原则，一旦发现提出的抗诉确有错误时，应当及时撤回抗诉，因为根据权利的一般学说，即有权提出抗诉，当然也有权申请撤回抗诉。但在审判实践中，对检察院申请撤回抗诉是否准许，却无章可循。笔者认为，检察院申请撤回抗诉应当有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前提出(以正式书面形式)，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但裁定的一是准许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二是恢复对原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
检察院抗诉，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不能有任何的随意性。因为一旦其提起抗诉，再审程序启动，各种诉讼资源的利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资源的再度启用已成事实，即使其及时撤回抗诉，然而它加诸于法官之上的不信任之精神压力以及当事人精神的伤害，却是无法弥补的。这种不受限制的抗诉权，必然会造成某些人私心的滥用，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对民众心目中法律权威，人民法院裁判的稳定性，都会产生负面效应。同时，抗诉权和审判权的冲突也暴露出来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建议应完善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民事监督体系，确保司法公正。
综上，审判监督程序是对错误判决的最终司法救济，最能体现公正与效率，而审判监督工作担负着特殊之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民法院维护司法公正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不受侵犯的最后一道关。随着我国审监改革的不断深入，相信现行再审制度会日趋完善科学，逐步改变程序规则不科学，有法不依，无章可循，秩序混乱的状况，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国家的司法权威和社会主义法制秩序。
参 考 文 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
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6
关键词：刑事抗诉;被害人；请求抗诉程序
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请求抗诉权。请求抗诉权是被害人重要的诉讼权利之一。但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存在诸多局限，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请求抗诉权行使状况令人堪忧。
一、被害人请求抗诉程序的缺陷
（一）请求抗诉程序的期限规定过短
刑诉法规定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请求抗诉的期限仅仅五日。这样的规定在没有相关程序规定配套的情况下，对于被害人行使请求抗诉权是相当苛刻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算”。由于法院给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送达判决书的时间有时不一致,就有可能出现检察机关先于被害人收到判决书,而被害人在收到判决书后请求检察机关抗诉时,检察机关的十日抗诉期已经届满,即使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应该抗诉，也只能以已过法定期限予以答复，造成被害人丧失请求人民检察院依二审程序提起抗诉的权利的情况。此外，被害人一般是对法律并不精通的普通民众，即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及时请求检察机关抗诉，也很难提出合理、充分的理由。
（二）没有涵盖被害人死亡案件抗诉请求权的行使主体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在刑事诉讼中，法定人是为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而设立，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则没有法定人。而对成年被害人死亡的刑事案件，法律没有规定被害方由谁代其行使抗诉请求权，法律规定存在疏漏。由于法院给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送达判决书的时间有时不一致,就有可能出现当检察机关先于被害人收到判决书,而被害人在收到判决书后请求检察机关抗诉时,检察机关的十日抗诉期已经届满,可能造成被害人丧失请求人民检察院依二审程序提起抗诉的权利的情况。
（三）请求抗诉权却缺乏相应的救济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不立案案件，检察机关不案件都规定了被害人不服的救济程序，而对同样基于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抗诉请求权却没有相应的救济程序予以保护，法律规定失衡。同时，不抗诉决定一旦作出，只要被告人也不上诉，一审刑事判决就生效，刑事诉讼即告终结，致使被害人的诉求无法得到解决，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二、行使请求抗诉权的具体障碍
（一）被害人对请求抗诉权缺乏知情权
我国相关法规对不案件的当事人、公诉案件的被告人都明确规定了申诉、上诉的权利告知事项，而没有规定对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进行告知。第二，确有错误的抗诉条件，对采纳被害人请求抗诉意见的要求过于严格。依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即为抗诉提起的条件。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又具体规定了抗诉的范围和不宜抗诉的情形，明确将证据间有矛盾的、采信证据有分歧的、定性有争议的以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量刑偏轻的排除在抗诉范围之外，使确有错误的标准因具体化而趋于更加严格。有些案件的量刑结果虽然与被害人从重处罚诉求有相当的差距，检察机关审查也认为量刑偏轻，但因为不符合量刑畸轻的抗诉条件，而不予采纳被害人的抗诉请求。第三，检察机关对于抗诉工作的考核标准不科学。对于抗诉案件的质量，检察机关内部也作出了具体的考核规定，对抗诉率、撤抗率特别抗诉意见采纳率提出了较高要求，再加之人民法院内部考核导致抗诉案件获得改判困难等因素的影响，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慎之又慎，对于容易产生分歧或者量刑偏轻的案件一般不抗。
（二）现行判决书送达不及时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五日以内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定期宣告判决的，应当在宣告后立即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根据该规定定期宣判的，并没要求同日送达当事人和检察院，送达时间前后可相差5日;而当庭宣判的，如果被害人没有参加宣判，也不能做到立即送达，从法律规定上就没有确保抗诉请求权的行使时间。从送达的方式上看，刑事法律规定送达的方式有当面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转交送达，特殊情况也可代为送达，因此，抗诉请求权的有效行使也是非常不确定的。
三、完善被害人请求抗诉程序的建议
(一)完善被害人请求抗诉权的告知制度
一是增设检察机关告知被害人享有抗诉请求权的义务。检察机关在审查环节听取被害人及其委托人意见时当面告知抗诉请求权，如不能直接听取意见的，应以书面形式告知，保证其知情权。二是增加审判环节告知。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前，送达被害人书副本的同时书面告知其申请抗诉请求权。刑事判决书中告知了被告人享有上诉权，同为当事人的被害人也应得到平等的对待，应在判决书中载明“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在宣判一审刑事判决时，如果被害人到场，应口头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抗诉请求权。
(二)完善文书送达制度
人民法院应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确保送达的及时性。在具体操作上，鉴于抗诉请求权行使时间规定的特殊性，在送达机制中应强调几个原则性的规定，一是被害人送达优先。法院向被害人及其法定人送达判决书的时间上不能晚于向检察机关送达,从而使被害人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决定是否行使其抗诉请求权。二是被送达人亲收。以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本人签收为原则，特殊情况代为签收，也须明确告知代收人应当注意的事项和负有的责任。
(三)扩大请求抗诉权行使主体、对象
为弥补立法的空白，建议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法定人”字样后加上“或近亲属”，明确无法定人的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由被害人近亲属行使。近亲属行使该权利的顺序依次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将涉及回避等程序问题的裁定纳入请求抗诉的对象
(四)赋予被害人抗诉请求申诉权
根据权利救济原理，赋予被害人抗诉请求申诉权，即被害人收到检察机关不予抗诉答复后，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听取下级检察院不予抗诉的理由。如果不予抗诉理由充分，上级检察院应书面答复被害人；如果上级检察院认为下级检察院应当抗诉，则有权撤销下级检察院的不予抗诉决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或者通知下级检察院提出抗诉。赋予被害人不抗诉决定的申诉权，使立法更加完善，使法律能在司法活动的多个环节赋予被害人相当的诉讼权利;进一步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监督;上一级检察院的介入有利于再次客观听取被害人意见，全面审查判决。
(五)延长请求抗诉期限
通过修改立法，将请求抗诉期限规定为十日，与被告人的上诉权保持一致，给予被害人充分的时间，不至于因时间过短，使抗诉请求能在判决生效前得以实施。
参考文献：
［1］樊崇义：《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2］程荣斌：《从保障人权的高度规定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J］，《政法论坛》，1996年第4期。
［3］徐益初：《刑事诉讼与保障人权》［J］，《法学研究》，第18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