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我的母亲教案范文1
小脚女人江冬秀与西装教授胡适的婚姻，被称为民国七大奇事之一。张爱玲对这样的奇事很好奇，就去了胡适家，回来后说：“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着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江冬秀是安徽旌德江村人，与胡适的老家绩溪上庄只隔着一座大山，两家沾亲带故。有一年，江冬秀的母亲到绩溪旺川胡适姑婆家看“太子会”（民间一种祈福仪式），一眼相中了眉清目秀的胡适。她拉着胡适的姑婆，一定要将自己的女儿江冬秀许配给他。江胡两家都算是官宦之家，但是胡家败落了，江家却仍富裕。另外，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绩溪的乡风是：“宁可男大十，不可女大一”，因而胡家不想攀结这门亲事。胡家不想高攀，江家却想低就，托本家叔叔上门联姻。胡家不忍再拒，加上算命先生说两人八字相合，最宜婚配――民国七大奇事之一就这样开了头。
订婚后，胡适先后去上海、美国读书，其间，他与江冬秀还通了几封信，让她放开小脚。江冬秀虽说是错别字大王，但也经常给胡适写信。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信越来越少，谣言却在江村和上庄传开来，说胡适娶了洋婆娘，不会回来了，说胡适和洋女人的孩子都上学了。江冬秀年纪一年年往上长，成了老姑娘了，胡适还是没个影子，她沉不住气，有事没事就翻过高高的山头，来到上庄胡适家，帮婆婆做家务。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江母后来还是知道女儿在胡家的遭遇，每逢冬秀来胡家，她就派一个女佣跟随，让她代替江冬秀做活，好让江冬秀减轻一些心理负担。江冬秀的苦心得到胡母的怜惜，她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催胡适回来结婚。这个婚胡适实在不想结，但是为了不让母亲大人失望，他以一种“舍身”态度在27岁那年回到徽州。这时候，他已在北京大学当了教授。他翻山越岭来到江冬秀家，就想在婚前见一见江冬秀。
江冬秀得知胡适来了，却躲到房间里不出来，徽州的风俗是未结婚的姑娘不可以见到夫婿。就在这年冬天，胡适和江冬秀结了婚。他在新房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三十夜大月亮，二十七老新郎。”新郎27岁，新娘28岁。28岁老新娘在一向早婚的徽州，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姑娘了。
就像一只母老虎
徽州女人给人的印象一向是坚贞、隐忍、孝顺、沉默，村中的孝女祠和村头的贞节牌坊时时提醒着她们。可是，江冬秀却是另一种徽州女人，她当然也孝顺，也坚忍，侍奉公婆、回报故里她也时时不忘。但她绝不逆来顺受，也绝不老实可欺，她是属虎的，她就像一头母老虎，一生都将属兔的胡适制得服服帖帖――他们的错位婚姻能一直维持下来并成为民国七大奇事之一，与江冬秀身上的杀气与狠劲不无关系。
1918年冬天，江冬秀在老家侍奉婆婆一年后，来到北平与胡适共同生活。她一个小脚女人，大字识不了几个，来到文人堆里，按说应该怯懦，或者说畏畏缩缩。但是她没有，她反而以一种女主人强悍的姿态与京都一帮子作家教授打交道。她不造作，也不虚伪，完全是以本色出现，将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当然，她也有女人的小手段。
1923年秋天，胡适到杭州疗养，江冬秀不放心，还写了一封别字连篇的信给表妹曹诚英，托她照顾一下表哥。曹诚英是她与胡适结婚时的伴娘，此时正在杭州读书。可是，江冬秀做梦也没有想到，西湖的风花雪月让表哥表妹掉进了温柔乡里，瞒着她做了一对要死要活的情人。最后，差不多全北平的文化人都知道了，只有江冬秀一个人蒙在鼓里。当然，最后她也知道了，想着自己真是傻大姐一个，还写信托表妹照顾他，母老虎发怒了――发怒的母老虎是要咬人的。
胡适回到家，还像往常大爷到家一样，让她伺候着。江冬秀一声断喝，把胡适吓傻了，胡适当然抵赖，死不认账，并摆出一脸无辜，说江冬秀冤枉好人。也可能他做贼心虚，也可能他从没撒过谎，反正一撒谎就脸色苍白，等于不打自招。江冬秀横了脸：“半斤鸭子四两嘴，你至今还嘴硬，你诚心娶你表妹，就将我娘俩先杀了。”她手里正抱着儿子，儿子胡乱踢蹬着腿脚，哭得小脸一片通红。胡适也犯了犟脾气：“别拿死啊活的吓唬人，有本事你去……”话没说完，江冬秀就从桌案上抓起一把裁纸刀，高高举过头顶对着儿子：“不如我先杀了他再自杀，省得我娘儿几个碍人家娶小老婆。”胡适一看江冬秀一派要杀儿自残的模样，吓得小白脸变了色，他从小到大哪见过这等场面，想上来劝解又不敢，嘴里只是不停地说：“冬秀，你别胡来，冬秀，别乱来。”江冬秀哭着说：“就让我娘俩死给你看。”早有家佣过来抢过江冬秀手中的裁纸刀，可江冬秀并不罢休，又抓过一把剪刀朝胡适扔过去，差点戳伤胡适的脸。胡适吓得手脚冰凉，就差跪地叫姑奶奶了。
感情的事一旦发生，就像干柴遇上烈火，一时难以扑灭。曹诚英与胡适仍保持着通信联系，尽管他们刻意绕开江冬秀，但一封信不知怎么就落到了江冬秀手中。江冬秀听人念着这些情话气疯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下母老虎真给惹毛了，将胡适从床上拎小鸡似地拎起来，打开大门，面对四合院里左邻右舍大喊大叫：“你让大家评评理，你这个大学者大文豪像什么话，好歹也是最有名的大教授，人前人五人六的，背地里一肚子花花肠子，整天想着要做妻妾成群的老地主，吃着碗里霸着锅里，你让大家评评理，这肉麻的信是人写的么？”胡适吓得直哆嗦，脸青一阵紫一阵。
教授圈子里的女强人
江冬秀占得上风，从此以强势女人的形象出现在教授夫人之中，她的大名和胡适怕老婆的“丑闻”就这样同时传了出去。在家受气的太太都来请她拿主意，拿主意是客气话，其实就是想从她这里学几招。江冬秀越发人来疯，甚至强出头打抱不平――梁实秋为了娶新派小姐，要与元配程季淑离婚。程季淑哭得眼泪巴拉的，来找江冬秀：“冬秀姐，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在梁家这么多年，生儿育女，柴米油盐，真是操碎了心，你说我哪里能比得上外面那些整天想着吃喝玩乐的狐狸精？”江冬秀拍案而起：“这还得了，妹子你别哭，我来替你做主。”她的气愤想来可以理解，一是程季淑是她的徽州小姐妹，帮她是应当的；二来她也兔死狐悲，从程季淑身上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梁实秋带了这个坏头，如果大学教授们群起效仿，小脚太太们哪有好日子过？她站出来给程季淑撑腰，鼓励她打官司，还自愿出庭作证，最终让梁实秋败诉。此案一时轰动京华，江冬秀的名气一时不让胡适。
胡适我的母亲教案范文2
胡适重名失真爱
胡适早年的婚姻完全是其母亲包办策划的，定亲时胡适只有14岁，未婚妻江冬秀也只有15岁，因为两家有些七拐八连的亲戚关系，双方家长未征得胡适同意，便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方式把两个孩子的婚事定了下来，胡母也为儿子娶亲准备好了房子。但就在双方家长准备郑重举行订婚仪式时，对女方不认识对婚事毫无兴趣的胡适却以求学紧急为由，匆匆离开了家，先去上海学习，后又考取官费去美国留学，留下准新娘在家长久等待。
期间，年轻帅气的胡适在美国结交了一位叫韦廉斯的美国姑娘，这是一位既漂亮又个性洒脱独立的艺术专业学生。两人在朝朝暮暮的文学艺术交谈中，彼此爱慕的情感越来越深，胡适把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照片送给了这位钟情的姑娘，并有意与她结成生活伴侣。为此，胡适多次写信给母亲，希望能解除与江冬秀的婚约，但均遭到母亲的坚决反对。母亲在给胡适的回信中再三重申：你的妻子非江冬秀莫属，决不允许你再选择其他女人。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胡适不愿也不敢违抗母亲的旨意，落个不孝之名，只得忍痛割爱，把本已燃烧起来的恋爱之火降温到一般朋友关系。但两人内心深处的恋情却一直贮存着，直到后来胡适回国结婚后，两人还暗中书信往来了50年，依然互赠照片，彼诉倾心。
胡适是在1917年26岁时才从美国回到国内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因率先倡导“新文化运动”，很快成为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但是可悲的是，这个极力宣传破除封建包办婚姻、主张男女恋爱自由、极力抨击封建旧礼教的新派人物，却不得不按母亲的安排如期回老家安徽与江冬秀结婚，而且，直到举行结婚典礼时胡适才认识了这个母亲派给他的长相平平的小脚女子。一个是经多见广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一个是自幼厮守在闭塞农村识字寥寥的村女，且长期不通音信，两人之间根本无爱情可言。婚后，胡适把江冬秀留在家乡照顾母亲，独自回到了北京。直到第三年胡母去世后，江冬秀才来到北京胡适身边。
起初的几年，胡适与这个近乎文盲的太太，虽然在思想文化上没共同语言，但在家庭生活上还能凑合，特别是江冬秀的拿手厨艺有时还能让胡适在朋友面前风光一下。但是几年之后，为人宽厚善良随和的胡适渐渐发现，从农村来到大都市的江冬秀性格破例的大胆泼辣强悍，以关心丈夫为由对他的干涉约束越来越多，小如读书睡觉的时间，大如社交，稍不如她意便扯起喉咙吵闹不休，特别是对胡适与其他女往，她醋意特强烈，总要找种种理由横加干涉，甚至当着胡适朋友或女学生的面，找岔子训斥胡适，弄得在场人都很尴尬。而最不愿与人争吵的胡适却往往一忍再忍，这就更助长了江冬秀的凶悍气焰，致使胡适在熟人圈里落了个“惧内”的笑柄，而江冬秀“河东吼狮”“母老虎”的恶名也逐渐传扬开来。
在多次领教了江冬秀的“驯夫”手段后，胡适从心里痛恨这个给他带来羞辱和约束的婚姻，但他又迟迟不敢下决心离婚，因为当时在文化学术界名望颇高的胡适，害怕别人议论他喜新厌旧抛弃糟糠之妻另寻新欢，有悖为人师表的传统道德，从而影响自己学术大师的光辉形象。爱面子好名声的胡适只好在越来越凶悍的妻子面前逆来顺受地忍着，忍着，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既漂亮又有知识令他一见钟情的曹诚英，他沉寂压抑多年的爱情种子才又勃然发芽。
那是1923年4月，胡适在北京家里，又一次遭受悍妻的暴力后，忍无可忍赌气之下来到杭州烟霞洞疗养，却不期而遇地邂逅了早年曾心仪的远房表妹曹诚英，而曹诚英又是当年胡适结婚典礼时的伴娘，此时正在上海当教师，且离婚单身独处。两人久违重逢，惊喜万状，话越说越投机，情感逐日加深，便结伴畅游西湖，携手共登西山。一次共进酒餐后，两人谈起当年彼此内心爱慕之情，胡适慨然提笔写了一首题为《怨歌》的诗，其中两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婚（嫁）时”，明确地表达了对曹的爱恋之情。曹诚英对年长11岁才貌双佳的表哥胡适更是艳羡不已，又耳闻他夫妻不协，更是爱怜有加。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赋诗赏文，谈情说爱，感情迅速升温，后来竟发展到短期同居，致使曹诚英怀了孕。两人开始商量着重组家庭。
但是，当胡适回到北京试探着向江冬秀提出离婚要求时，江冬秀一听勃然大怒，从厨房拿出把菜刀，举过头顶，高声嚷道：“要离婚可以，但我要先把咱两个孩子杀掉，你既然不想要我了，我同你生的孩子你也别要了！”一边嚷着，一边去抓挠孩子，孩子惊得哇哇叫着满院跑，邻居闻声过来劝解，江冬秀越发气恼，扬手便把菜刀向胡适扔去，幸亏胡适躲开了，才没酿成家庭血案。胡适吓得面色如土，赶紧连连说软话安抚悍妻，再不敢提离婚两字
万般无奈，胡适只好赶回杭州，劝说曹诚英堕胎，并心有余悸地写了两句诗给曹看：“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希望曹诚英能理解他的处境和无奈。曹诚英看罢，长叹一声，泪水纷流，善良的她不愿她心爱的人再为难，只好无奈地与胡适结束了这段无果的爱情。后来曹诚英在胡适的帮助下，到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大学任教，但却再未嫁人。
胡适虽然与曹诚英没结成婚，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对曹诚英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情感，这有他的诗句为证：一枝浓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两句诗，十四个字，凝聚着大博士胡适痛失真爱的几多惆怅与无奈，几多怀念与苦涩呀！
有情人未成鸳鸯之美，表面看起来是其悍妻的阻拦，骨子里却还是胡适太看重个人所谓的名声，他太担心与曹诚英的婚外恋情张扬到社会上，影响自己博士、学者、教授、文化名人、国人导师的圣人完美形象了。而其悍妻正是抓住了他的这个弱点，不仅在这次杭州情人恋上轻而易举地制服了并不爱她的丈夫，而且在此后几次稍微发现或猜测到胡适有婚外恋情的苗头，马上在家里撒泼嚷叫，声言要拉着丈夫到大街上找街坊邻居评理。这种屡试不爽的招术，使赫赫有名的新文化新思想的导师胡适，在自己的真爱面前胆小如鼠，浅尝辄止，委曲求全地与一个原先无爱甚至厌恶的太太，给世人示范似地“恩爱”生活了几十年。其内心情感遭遇的痛苦折磨，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爱面子的胡适不可能去找人诉说自己婚姻生活的苦涩，他宁愿一个人默默地吞咽这颗苦果，郁闷苦恼之时，他经常独自到街上酒馆借酒消愁，或到公园散心，企图借山水之秀解脱自己的情感痛苦。而他唯一能倾诉内心情感真情的方式，只有背着妻子给大洋彼岸的情人威廉斯写信。
直到胡适死后三年的1965年，终身未嫁的韦廉斯才把自己珍藏了50年的100多封胡适去信，寄给了江冬秀，并嘱托她转交台湾有关胡适研究机构，致使惊讶异常老泪纵横的江冬秀又一次尝到了无爱婚姻的苦药。而对胡适来说，半个世纪的暗中鸿雁传情，50年的异国神交与思念，真是“春蚕到死丝（思）方尽”啊！作为一代文化大师，其压抑真爱情感的内心痛苦，又岂是100多封书信所能释怀的呢？
鲁迅真爱无畏惧
而与胡适同时代的鲁迅，虽然早先也遭遇到与胡适类似的母亲包办婚姻，有了无爱情但有名义的妻子朱安，并准备为不拂母意而做情感生活的一世牺牲，但后来当他在北京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中，遇到是学生也是知音许广平时，并在此后历经164封两地书信的情感沟通和相恋后，就敢冲破封建礼教的约束，义无反顾地生活在一起。尽管当时也有人指责鲁迅家有原妻而搞师生恋有违传统伦理，违背为师之道，亲友也劝他勿因师生恋而使名声受损，但在许广平的热情支持下，时已44岁的鲁迅毫不畏惧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坚定不移地经营着艰辛而幸福的爱巢。他公开表白：“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指许广平）够了。”而28岁的许广平也敢于摈弃世俗的舆论压力，公开发表了爱情宣言文章《风子（指鲁迅）是我的爱》。
在婚后上海十年生活中，尽管因为鲁迅的批判矛头直指反动当权者而屡被迫害通缉，夫妻两人的家庭生活也没有胡适家的安逸富贵，有时甚至还面临被抄家和暗杀的危险，但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文学爱好，使患难与共的鲁迅夫妇情感愈来愈深厚。两人时常是丈夫写好文章初稿后，妻子校对誊写，丈夫夜以继日奋不顾身地抨击敌人，妻子无微不至地在生活上呵护丈夫，其爱情生活始终是艰辛而又相愉无憾的。这有鲁迅给许广平的赠诗为证：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相知。
胡适我的母亲教案范文3
轻信爱情，女大学生掉进感情陷阱伤痕累累
胡晓雨（化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姑娘。1998年，24岁的她从郑州某大学毕业后进入郑州市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正是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同在该公司工作的刘亚林。刘亚林比她大3岁，高大潇洒，性格外向，能说会道，他知道胡晓雨一个人背井离乡独闯天下有很多难处，常常在工作上、生活上关心照顾她，举目无亲的胡晓雨也把刘亚林当作了朋友和亲人。下班后，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喝咖啡。胡晓雨觉得虽然刘亚林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在很多事情上，他们竟然有那么多共识，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不久，两人就开始了同居生活。
两次流产，使她受尽折磨
不久，胡晓雨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惊慌失措地问刘亚林咋办？刘亚林说他的事业刚起步，不想过早地为家庭所累。胡晓雨觉得他的话有一定道理，就随着他来到他的一位在河南省中医学院当医生的朋友那里，做了人工流产。这给胡晓雨的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创伤，而更令她心痛的是，刘亚林与别的女子有染的消息不时传到她的耳中。
1999年初的一天晚上，胡晓雨从外地出差回来，在回家的路上，她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和一个女孩勾肩搭背地在嬉戏，她快步走上前，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回家急着要见的刘亚林。她忍无可忍地上前揪着刘亚林问：“这个女人是谁？”这时刘亚林只好承认是他的一个要好的女朋友。胡晓雨愤怒地推了刘亚林一个趔趄，哭着跑回家中。两天的时间，她不吃不喝，也不见任何人。就在她准备提出与刘亚林分手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又出现了妊娠反应，这让她打消了与刘亚林分手的念头。她委曲求全地来到刘家，并告诉刘亚林及其父母，自己又怀孕了，让他们尽快地商定办理婚事。刘亚林不慌不忙地说：“你这次再做完人流手术，身体调养好后，咱们就结婚。”刘亚林的父母也这样劝说她。胡晓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含着泪点了点头。可刘亚林为了省钱，不让胡晓雨到医院做人流，他到街上药店买了两片打胎药给胡晓雨吃，结果胎儿没有打下来，还造成胡晓雨大出血。眼看胡晓雨就要晕死过去，刘亚林才极不情愿地把她送到医院里。1999年4月，胡晓雨又一次躺在了中医学院一附院的手术台上，医生把刘亚林训斥一顿：“你太不拿老婆当人看了，再晚来一天恐怕就要出人命了。”临出院时医生又反复叮嘱胡晓雨：“你4个月内做了两次人流，身体受到很大伤害，要注意保养，短期内可不敢再做人流了。”
出院后，胡晓雨身体非常虚弱，无法正常上班，刘亚林就趁机劝她说：“你暂时把工作辞去，在家好好调养调养身体，准备准备结婚的事宜。”胡晓雨不知是计，就辞去了工作，做起当新娘的美梦。两次做人流的遭遇，让胡晓雨受尽了折磨，而刘亚林却不顾她的感受，在她身体还未恢复时就要强行同房。
1999年10月的一天，胡晓雨接到刘父的电话：“你和亚林的关系结束了，今后各走各的，不要再缠着他了。”还没有等她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刘父的电话就挂了。胡晓雨感到很吃惊，急忙给刘亚林打电话要问个明白，却找不到他。等她回到他们的爱情小屋，发现刘亚林早就将他的东西席卷一空，逃之夭夭了。没有任何过错，胡晓雨就直接从爱的天堂跌进了“地狱”。
打胎――辞职――分手，胡晓雨觉得自己跳进了别人早为她设计好的圈套里。回想起自己这一年来和刘亚林交往的过程，她感到刘亚林并非真心爱自己，仅是在玩弄自己的感情而已。刘亚林好吃懒做，大男子主义思想特别严重，也不是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对刘亚林分手的要求，虽然她从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但痛定思痛，她还是愿意吞下这杯苦酒。
遭遗弃，流落他乡
然而，两人正式分手20多天后，胡晓雨却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无奈之下，胡晓雨准备打掉这个孩子。然而去了好几家医院，医生都不敢为她做人工流产手术，还警告她说：“以你的身体状况，再次打胎可能导致终身不孕，失去一个女人的生育能力。”
伤心欲绝的胡晓雨只好去找刘亚林，哀求他看在孩子的份上同她结婚，但刘亚林却坚决不同意，后来干脆避而不见，而刘亚林的父母则要求她打掉孩子。无奈而无助的她心情糟糕到了极点，胡晓雨觉得仿佛是世界末日来临一般。但胡晓雨绝望的神情下还有一颗鲜活的心，最后，胡晓雨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不管怎么说，这个孩子是无辜的。
胡晓雨不敢回老家，挺着大肚子来到安阳一个大学同学高文广家藏身。高文广很同情胡晓雨的遭遇，发动几个大学同学为胡晓雨凑钱在安阳郊区租了一间四处通风廉价的房子，凑了一床被子，让她暂时安身下来。可是，身无分文的胡晓雨又面临着吃饭的问题。钱从哪里来？想来想去，她决定拉下面子，向来往的行人乞讨，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当胡晓雨站在街上伸出手时，行人看都不看她一眼，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年轻漂亮又穿戴整齐的孕妇会讨饭。直到胡晓雨实在饿的不行了，开始哭起来，那悲痛的哭声终于引起一位老大娘的注意，她把胡晓雨领进一家小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同时，胡晓雨也从那位好心老大娘的嘴里得到了启示：安阳这地方有一个风俗，办喜宴时都让一些讨饭的人去吃顿饱饭。就这样，在安阳市附近一带，每家办喜宴又多了一个不速之客。胡晓雨到处打听，哪家有喜宴。为了让自己更像一个叫花子，她故意不洗脸，不梳头，把衣服弄脏，尽可能让人认为她是一个十足的要饭的。随后几个月里，她几乎吃遍了安阳市方圆几十公里的喜宴，同时，她还吃不了兜着走，做为晚上的伙食。
2000年8月20日，胡晓雨揣上在郑州打工的弟弟为她捎来的800元钱，坐上了去平顶山的汽车，那里她的一位同学的母亲是位医生，她准备去那里生孩子。
由于是早产，孩子出生后身体瘦弱，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胡晓雨肝肠欲断，精神快要崩溃了。
病友们得知胡晓雨的情况后，非常同情她的遭遇，有的给她送来饭菜，有的给孩子送来衣物。一位老妈妈流着眼泪一口一口地给她喂饭，就像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照顾她，这样她们母子才算活了下来。看到可爱的孩子，她心中充满了母爱和生活的勇气。正是对孩子的母爱，支撑着她坚强地生活下去。是孩子挽救了胡晓雨，也是胡晓雨挽救了孩子，但生活给予这对共生体的并非全是和风细雨。
讨清白，历尽屈辱
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她和儿子终于出院了。她给儿子取名叫修养，希望儿子长大后能有良知，有修养。回到郑州后，胡晓雨完全靠弟弟的资助生活。没有经济来源的胡晓雨常常陷入困顿的境地。她只好去找刘亚林，讨要孩子的生活费，刘亚林却不承认孩子是自己的，将她们母子赶出门外。孩子半岁时，患上严重的腹泻，20多天也不见好转。胡晓雨为了给孩子治病，四处求助朋友，甚至乞讨，可孩子的病情一天天严重，无奈之下，胡晓雨又忍辱去找刘亚林。而刘亚林却避而不见，刘的父母当着围观众人的面大骂孩子是野种，并拿着刀把她赶出家门。孩子的腿也被推搡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为了洗清耻辱，性情刚烈的胡晓雨拉着刘亚林去河南省遗传研究所做了亲子鉴定。2001年2月17日，鉴定结果出来了，在这份鉴定报告书中写着：刘亚林可以提供孩子所需的基因，父权几率为99．99％，可以得出结论，孩子是刘亚林的。亲子鉴定结果虽然出来了，但在此后的日子里，刘亚林仍然不愿履行人伦上做父亲的职责，刘家也不肯认这个小孙子，不给病弱的幼子以救济。
代儿征父，难遂人愿
胡晓雨的父母都是思想比较传统的农民，她不敢将自己的遭遇向父母诉说，害怕患有脑溢血的父亲和多病的母亲受不了她未婚生子的事实。胡晓雨的弟弟仅是一个打工的，经济也非常紧张，为了她们母子，婚后一直未要孩子。每次回东北老家，她都说孩子是弟弟家的。但纸里包不住火，她的父母还是知道了真相，气得几天不吃不喝，要求胡晓雨回家等候家法处罚。但当疲惫不堪的女儿领着又黄又瘦的孩子出现在他们面前时，胡晓雨的父母心都碎了，从愤恨女儿一下可怜起女儿来。但是，父母让胡晓雨领着儿子串门时，让儿子叫她姑姑，他们害怕丢人，因为这在农村可是特大的新闻啊！小修养似懂非懂地从姥姥的话中好像悟出了什么，到外面就亲切地叫胡晓雨为姑姑。胡晓雨看着儿子天真无邪的笑容，她不由得心如刀绞，这样的日子何时能到头啊！孩子将来长大后因自己的身份而受人歧视，人言可畏的滋味胡晓雨早已深深地领教过了，而孩子将来上学、工作、结婚怎么办？生活的现实告诉她，她必须乘儿子还不懂事的时候给他找一个爸爸。
2002年中秋节前的一天，胡晓雨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代儿征父。2002年9月23日，河南某报在报纸显著的位置发表了以“请给可怜孩子一个家，未婚妈妈代子征父”为题的消息，在报纸上，胡晓雨说出了心里话：“我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能接受孩子，给孩子一个可靠温暖的家就行……”应征者中最大的50多岁，最小的才22岁。可是，在众多的应征者中，没有一个是真心实意对待她这次“代子征父”的。有的说，作为男人，我不计较你的过去，我有钱养活你们娘俩；有的说，你跟我过吧，我让你有吃有喝的；有的意思更直白，我把你包养起来，让你娘俩过好日子……胡晓雨的心里强烈渴望一个真心实意对待她母子的人，可她不需要别人因同情、怜悯和轻视而生出的感情；她内心渴望的是一份对等的情感，而且孩子必须认可而且能接受他。如果没有真诚的情感，那么她宁愿不要那种徒具形式的应征父亲。
由于种种原因，胡晓雨没能在500多名应征者中找到合适的对象。
陷绝境，怒告无情郎
2003年9月25日，胡晓雨以儿子法定人的身份，以刘亚林遗弃为由，采取刑事自诉的方式将他告到了法院，金水区人民法院以“遗弃罪”对这起案件进行立案审理。10月16日，接到法院传票的刘亚林第二次以“解除同居关系”为由也将胡晓雨起诉到金水区法院。
在孩子状告刘亚林的起诉书中，胡晓雨历数了刘亚林对儿子的遗弃行为：孩子出生后，胡晓雨在一无工作、二无居所的情况下，带着孩子四处流浪，孩子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慢慢长大，身体非常孱弱，几年来，胡晓雨多次找刘亚林替孩子讨要生活费，均遭到刘家人的无情拒绝，并声称修养不是刘亚林的孩子。为了讨个清白，2001年2月17日，经过DNA鉴定，刘亚林系孩子的亲生父亲。但是在亲子鉴定结果出来后，刘亚林依然不愿认她们母子。后因刘修养患严重的肠胃炎，靠房东夫妻垫付医疗费才经抢救转危为安，在此期间，胡晓雨多次向刘亚林索要医疗费，均被拒绝，无奈之下，才将刘亚林以涉嫌遗弃罪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刘亚林辩称自己没有构成遗弃罪，自己是在2001年2月17日DNA鉴定后才知道刘修养是自己的儿子，在做鉴定时就表示如果孩子是自己的，希望通过法院解决，后又委托他人去找过胡晓雨谈孩子的问题，但没谈成。而其间胡晓雨多次带着律师上门“闹事”，无奈之下，自己只好离家出走。刘亚林表示，愿意按法律规定抚养孩子。
本案在审理中，经法院调解，刘亚林支付刘修养抚养费2000元。2004年2月17日，这起备受人们关注的未婚妈妈代儿状告生父遗弃案在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金水法院经审理认为：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遗弃行为必须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才构成犯罪，而遗弃行为情节恶劣是指：由于遗弃而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被害人因遗弃而生活无着，流离失所，被迫沿街乞讨的；因遗弃使被害人走投无路被迫自杀的；行为人屡经教育，拒绝改正而促使被害人的生活陷于危难境地的；遗弃手段十分恶劣的（如在遗弃中又有打骂、虐待行为的）等等。本案中被告人刘亚林在知道刘修养系其亲生子后未尽到其应尽的抚养义务是错误的，但其错误行为并未达到遗弃罪所必须达到的情节恶劣程度，故刘修养指控刘亚林构成遗弃罪的证据不足。但对刘亚林未尽到其应尽的抚养义务的错误行为应予谴责，刘亚林今后应积极主动地履行其应尽的抚养义务。同时刘修养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请求刘亚林履行抚养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依法判决被告人刘亚林无罪。
拿着这份沉甸甸的判决书，胡晓雨感到天旋地转。她认为自己有理，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刘亚林的行为符合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已构成犯罪。
郑州市中级法院审理后认为，自诉人刘修养系刘亚林、胡晓雨的非婚生子女，两人作为刘修养的父母，对他均有抚养义务，应尽到其应有责任，但刘亚林在得知刘修养系其亲生子后的行为，并未达到法律所规定遗弃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遗弃罪。对于胡晓雨上诉称刘亚林的行为已构成遗弃罪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判决认为刘亚林不构成犯罪的理由充分，审判程序合法，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谈到曾经拥有的爱情，胡晓雨的心情变得一塌糊涂。她说，时下，青年男女们未婚同居的事情很普遍，她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来告诫他们，在偷食禁果时，千万要为自己的未来多考虑考虑。她真诚地希望那些准备做未婚妈妈的女性朋友能冷静地思考一下：你能给孩子幸福吗？没有爸爸的孩子快乐吗？孩子以后的身心能健康吗？……不会有结果的爱情你还要它干什么？既然你不能保证孩子以后的幸福，那么你将他（她）带到这个世界上就是错误，甚至是犯罪！！
胡适我的母亲教案范文4
有件事不免令人疑窦丛生，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果真只是手指间那一截烟灰，可以轻易弹落？要不然，陈衡哲的沉寂就太不可思议了。谁也无法否认，陈衡哲是五四以来中国女界的重大发现和骄傲，只要点数她夺得的“锦标”，读者就会心知肚明。一位成就斐然的作家和学者遭到后世的长期遗忘和忽略，必定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陈衡哲是第一批清华庚款女留学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白话文女作家，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是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陈衡哲曾谦虚地表示：“我不过是机会好罢了。当时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实在太少了。”很显然，一个女人独揽四项桂冠，只靠好机会、好运气肯定不行，怎么说，她都是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具备奋斗精神的才女。
杨绛撰写回忆文章《怀念陈衡哲》，称道她“才子佳人兼在一身”。这个评语很漂亮，也很准确，并非投机取巧的恭维。
自己的命自己造
陈衡哲，祖籍湖南衡山县。祖父陈嘉言是晚清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做过江南道监察御史、漳州知府。民国时期出任国史馆编纂，一度被推举为国会议员。陈嘉言为官清廉，别人做官想方设法刮地皮，他在官场打拼多年，却始终两袖清风，居然要卖掉家中的田产，才能填补日常亏空。这种“出格的行为”不免遭人讥讪。他的自我解嘲就很有意思：“儿孙若有用，置田做什么？儿孙若无用，置田做什么？”陈嘉言任监察御史时，座右铭是李白的诗句“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贪官污吏对这位“铁面御史”无不又恨又怕。陈嘉言长于诗文，精于绘画，60岁喜得幺子陈少梅，悉心培养，陈少梅不负老父亲的殷切期望，终成民国大画家，被誉为“现代唐伯虎”。陈衡哲的父亲陈韬是举人出身，长期在四川做官，擅长书法。母亲庄曜孚是大家闺秀，工笔画颇负时誉。陈衡哲在一个思想开明、艺术氛围极其浓厚的大家庭中成长，从小就跟随父母习诵诗书，她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四个妹妹。12岁那年，陈衡哲偶然接触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谭嗣同的《仁学》，心头早早地就打开了一扇敞亮的窗户。、
小时候，陈衡哲最喜欢舅舅庄蕴宽。这位三舅父长年在广西、广东做官，脑筋灵活，思想十分新潮。他佩服西洋的科技和文化，常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讲给陈衡哲听，临到末尾，总忘不了激励外甥女：“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应该努力学习西洋女子的独立精神。”这句话使陈衡哲深受触动，她问道：“我怎样才能学得跟她们一样呢？”庄蕴宽给出的答案是：“进学校呀！……一个人必须要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能有出息。没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他父母尊长的脚后跟亦步亦趋。”后来，陈衡哲回忆道：“这类的话，在当时真可以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每见三舅父一次，她要进入新学校念书的渴望就加深一层，久而久之，蚌病成珠，上学读书就被她当成心中的最高理想。
舅舅庄蕴宽对外甥女陈衡哲最大的影响是一个关键的理念。有一次，他对陈衡哲说：“世人都喜欢谈论命运，把自己的成功或失败、幸运或不幸都归结为命好或命不好。对于命，世人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安命’，第二种是‘怨命’，第三种才是高超的、有价值的态度，那就是‘造命’。我希望你造命，我相信你能造命，也相信你能与恶劣的命运搏斗。”
多年后，陈衡哲仍对舅舅庄蕴宽的“造命说”念念不忘。在对话体散文《运河与扬子江》中，她将此说发挥到了极致。在她笔下，大运河安分守己，是“安命者”；扬子江奋斗不息，是“造命者”。两种人生观相互对立，彼此交锋。她崇尚奋斗精神和创造力，不希望自己的人生风平浪静，至于命运的垂青和恩赐，她一点也不稀罕。
我们不妨看看这篇《运河与扬子江》，它的篇幅不大，却极具张力，至今读来，仍发人深思，催人奋进，与时代精神极为合拍：
扬子江与运河相遇于十字路口。
河你从哪里来？
江我从蜀山来。
河听说蜀山险峻，峭崖如壁，尖石如刀，你是怎样来的？
江我是把他们凿穿了，打平了，奋斗着下来的。
……
河真的吗？可怜的江！那你又何苦奋斗呢？
江何苦奋斗？我为的是要造命呀！
河造命？我不懂。
江你难道不曾造过命吗？
河我的生命是人们给我的。
……
江你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你的命，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我的命却是无人能毁的。
河谁又要来毁我呢？
江这个你可作不得主。
河我不在乎那个。
江最好最好！快乐的奴隶，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总胜于怨尤的奴隶呵！再会了。河！我祝你永远心足，永远快乐！
于是扬子江与大运河作别，且唱且向东海流去……
陈衡哲求知若渴。13岁那年，征得母亲同意，随舅舅庄蕴宽远赴广东。在广州，陈衡哲未能立刻就学。她不肯偷懒，跟随舅舅学习《普通新知识》《国民课本》，还阅读一些传播新观念的报刊。她认为这种教育使她“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期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她对三舅父的感激之情，在此后的文章中充分流露出来：“（舅舅）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的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
1905年冬，陈衡哲跟随舅母前往上海，原本想进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由于蔡元培不在上海，未能如愿，改入中英女子医学院就读，这个阶段大约3年。她自觉在学业上没有什么长足的进步，但她打下的坚实的英文底子后来仍派上了大用场。
到了十八九岁，绝大多数同龄女子都谈婚论嫁了。当时，陈衡哲的父亲陈韬在四川做官，写信叫女儿回成都，说为她定下了一门亲事。陈衡哲坚决反对父亲的这个决定，她的理由很简单：她不想结婚，也不愿结婚。父亲气不打一处来，对女儿吼道：“我在衙门后面为你建一座庵堂，你准备孤守青灯吧！”
1935年8月，任鸿隽被聘任为四川大学校长。一个月后，陈衡哲被聘任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2月13日，陈衡哲举家入川。据任以都回忆：“他们刚到成都，便有许多不认识的人一窝蜂跑到他们住的地方来，说是来看博士。问他们看什么博士呀？他们就回答说要看女博士。家母看到这个场面，觉得啼笑皆非，因为她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算拿到了，女博士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她深深感到四川的文化实在太落后了。”
1936年3月、4月和6月，陈衡哲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三封公开信，即总称《川行琐记》的系列篇章，始料不及的是，这三封公开信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起因是，任鸿隽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关系不谐，他力图改革川大，刷新天府之国的教育现状，解聘了一些学力有限、人望不足的川籍教授，因此招致忌恨。陈衡哲的文章成了火药桶上那根“辍泵把痰牡蓟鹚鳌！
在《川行琐记》中，陈衡哲秉笔直书，批评川人的保守观念和落伍行为。她指出四川有“二云”――天上的乌云和人间的鸦片烟云，四川的“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她还给川人开出五副“救药”：铲除鸦片烟苗的铲子、销毁烟具的大洪炉、太阳灯、鱼肝油和真牌社会工作人员。
文章发表后不久，陈衡哲被四川新闻界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及一些“义愤填膺”的读者牢牢揪住，不肯放手。他们群起而攻之，口诛笔伐，气势汹汹，不乏措辞极其恶毒的人身攻击，甚至还有一些协会指控她犯了“诽谤罪”，欲向法院提起公诉。当年，成都是刺刀见红的讨伐地，《新新新闻》和刘湘直接掌控的《新民报》是弹无虚发的打靶场。
陈衡哲被骂为“学了点洋皮毛的女人”“摆洋架子和臭架子的阔太太”“卖弄华贵的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域中的汉奸”。有的作者攻得兴起，竟然拿陈衡哲的私生活说事，揭露她内心暗恋胡适，由于江冬秀河东狮吼，胡适惧内而不敢离婚，她想做白话文祖师爷的如夫人亦不可得，没奈何才下嫁给川人任鸿隽。她挑剔四川人的种种劣病，实际上是歇斯底里的泄私愤，是恨屋及乌。有些游击高手则更具政治敏感度，指出“陈衡哲的《川行琐记》，不是湖南女子眼中的四川，而是美帝国御用学者眼中的中国”。当年，留学欧洲的学者多半看不起留学美国的学者，法国留学生李思纯就趁机起哄，质疑任鸿隽、陈衡哲的学者身份和地位。还有一些文化人将进攻的矛头直指整个独立评论派和胡适极力倡导的实用主义哲学。
平心而论，陈衡哲、胡适、任鸿隽，这些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均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他们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不以为然。1936年3月4日，黄炎培在四川大学演讲，攻击，甚至还有一些协会指控她犯了“诽谤罪”，欲向法院提起公诉。当年，成都是刺刀见红的讨伐地，《新新新闻》和刘湘直接掌控的《新民报》是弹无虚发的打靶场。
陈衡哲被骂为“学了点洋皮毛的女人”“摆洋架子和臭架子的阔太太”“卖弄华贵的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域中的汉奸”。有的作者攻得兴起，竟然拿陈衡哲的私生活说事，揭露她内心暗恋胡适，由于江冬秀河东狮吼，胡适惧内而不敢离婚，她想做白话文祖师爷的如夫人亦不可得，没奈何才下嫁给川人任鸿隽。她挑剔四川人的种种劣病，实际上是歇斯底里的泄私愤，是恨屋及乌。有些游击高手则更具政治敏感度，指出“陈衡哲的《川行琐记》，不是湖南女子眼中的四川，而是美帝国御用学者眼中的中国”。当年，留学欧洲的学者多半看不起留学美国的学者，法国留学生李思纯就趁机起哄，质疑任鸿隽、陈衡哲的学者身份和地位。还有一些文化人将进攻的矛头直指整个独立评论派和胡适极力倡导的实用主义哲学。
平心而论，陈衡哲、胡适、任鸿隽，这些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均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他们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不以为然。1936年3月4日，黄炎培在四川大学演讲，即提醒川大学生“就是做梦也要国的梦，不要做思乡的梦”。正因为如此，陈衡哲以诤友的角色出现，她对乡土观念极强的川人横竖看不顺眼，批判起来毫不留情，连一点商量讨论的余地都没有。《川行琐记》确实贬损了川人的形象，有以偏概全之嫌。事后，陈衡哲自己也承认：“有几位他们的太太不在成都的朋友近来对我说，‘我们的太太看了您的第二封公信之后，不肯到成都来了，这怎么办？’”再者，该文发表的时机也不对，当时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抗战已迫在眉睫，陈衡哲选定此时批判川人的种种弊病和劣根性，只会授人以柄。被惹毛了的川人发誓不肯饶恕她，乡巴佬上纲上线，指责陈衡哲的《川行琐记》完全是“发泄畛域观念，挑拨地方感情，有背中枢统一团结之旨”。至于那些老对头，他们又找到了攻讦独立评论派的活靶子，对胡适大肆泼粪。
1937年，陈衡哲忍无可忍，决意远离是非之地，任鸿隽毅然辞去川大校长职务。尽管行政院、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极力慰留，胡适、王世杰等好友反复劝驾，但任鸿隽去意已决。
履行“精微的母职”
20世纪30年代初，陈衡哲撰写过一本倡导妇女解放的小册子，但与那些头角峥嵘的女斗士相比，她的观点稳妥得多，有商有量的语气也温和得多。她并不主张妇女同胞敌视身边的男，无端地将自己从家庭生活中剥离出去。
在这本小册子中，陈衡哲发过一句感慨：“倘若连孩子洗澡这样的事情，都要叫爸爸放下手中的书本，跑过去连哄带劝，那么做父亲的也就太累了，做母亲的也就太不称职了。”陈衡哲认为，妇女解放是女性从观念和行动两方面把自己塑造成对家庭、社会有用有益的新人，而不是自求多福，自寻轻松，盲目而孤立地对抗家庭和社会。所以说，一个女人得到解放，不仅要拥有与男人平等相待、平等相处的若干权利，还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给丈夫、子女、家庭和社会带来良好的氛围和影响，造成双赢、多赢的局面。
陈衡哲一直实践着自己认同的理论，在家中，她“独裁”“专断”，任鸿隽教授心无旁骛地钻研学问，乐得享有遐迩皆知的惧内美名。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就与任鸿隽、陈衡哲结为挚友，胡的妻子江冬秀没有接受过新式的学校教育，欠缺文化知识，在老家安徽绩溪，她是严格遵照三从四德的标准的传统女性。按理说，江冬秀是正版的贤妻良母才对。实际上，除了脾气暴躁，她在不少方面确实恪尽妇职。然而有比较才能有鉴别，陈衡哲喝过洋墨水，做过北京大学首位女教授，她才是最高标准的贤妻良母，不仅能照顾好家人的饮食起居，还能帮助家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0世纪30年代后期，正当事业辉煌之际，陈衡哲却毅然决然地辞去教职，为的是从繁忙的教务中抽身出来，做一位全职母亲，专心教育自己的三个孩子。据说，当年她下定这个决心，与胡适的女儿素斐不幸染病夭折有很大的关系，她突然省悟到：“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这话出自一位五四时期功成名就的女作家和女学者口中，与“推动摇篮的手即是推动世界的手”出自一代天骄拿破仑之口，同样耐人寻味。事实证明，陈衡哲付出的努力和牺牲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她的两女一子都很出色：长女任以都，具有其母风范，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做大学教授；儿子任以安获得美国地理学博士学位，也在美国做大学教授；次女任以书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很有孝心，大学毕业后，即回国照顾双亲，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履行精微的母职”，女人必须用心血去浇灌这七个字，才能开花结果。
尾声
据《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所述，迄至晚年，任以都对母亲的许多教诲仍然记忆深刻。陈衡哲曾对她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情。你们这一代人却对公众的事业根本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当年，任以都思想激进，言论偏颇，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陈衡哲用责备和开导的语气对女儿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有其母必有其女，言传身教的合力无穷，任以都不难开悟。
陈衡哲当然也有遗憾和悲伤。由于政治上的隔绝，她与胡适多年未能通信。1961年10月9日，任鸿隽突发脑血栓，在上海去世。她永远失去了最可靠的“屏风”、最贴心的知己。陈衡哲写信给身在美国的女儿任以都，让她通知“赫贞江上的老伯”。这位“老伯”就是胡适，他得悉噩耗后，立即回复了一封长信，伤感地说：“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赫贞江上的老朋友’在替她掉泪！”
晚年失明不是陈衡哲感觉最痛苦的事情。”期间，她遭到两次抄家的厄运，她与任鸿隽的珍贵照片、书稿、诗作，几乎全被付之一炬。
胡适我的母亲教案范文5
胡某家长以学校未尽监护职责为由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讼，要求学校赔偿胡某医疗费、家长误工费、精神损失费以及面部整容等费用。
某区人民法院对此进行审理，经过庭审调查后，法院认为：学校在对学生进行管理保护时确实存在不当之处应该对事故的发生承担一定责任，而原告胡某在事件发生时已满12岁，在法律上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她的智力、年龄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对行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般危险应有能力预见并有能力防范，但胡某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本人对事故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
[分析] 本案是一起由于学校未尽到管理责任而造成学生伤害的案件，学校对伤害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而行为人已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事故的发生未尽到注意义务，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1.学校负有管理责任
学校的保护管理责任与我国的法律规定的监护责任是不同的责任形式。对于监护人来说，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没有父母的，依法由其他近亲属担任，如果未尽监护责任而造成未成年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未成年学生进入学校，学校就要负责保护管理学生，保护其合法权益，但是这种责任与监护责任还是有区别的。总体来说，监护责任是一种更为严格的责任，而学校的管理责任，相对来说要轻一些，只要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对学生尽到保护管理的义务即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和幼儿园安排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参加集会、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我国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学校应当对在校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安全制度，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预防和消除教育教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当发生伤害事故时，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助受伤害学生。本案中，学校组织学生到射箭培训中心学习射箭，女学生胡某突然出现流鼻血现象，带队老师得知后，仅给她指出方向，让其自己去清洗，结果在路上受伤。在这里带队的教师没有代表学校尽到必要的保护管理义务，学校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2.胡某本人应负主要责任
依据《民法通则》规定，受伤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本案受害人胡某12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可以进行与其智力、年龄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对进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般危险应有能力预见并有能力进行防范。胡某误撞玻璃，主要过错在胡某本人，因此胡某对事故发生应负主要责任。
胡适我的母亲教案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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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省长沙文汉的艰难路泰栋，尚之
12.1963,谋刺刘少奇案始末卢荻
13.母亲失踪十年祭野夫
14.""家事:梦觉尚心寒李源田
15.编读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