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名言范文1
【关键词】 胡适 医籍版本 《体用十章》
近期在整理我院图书馆古籍图书时，不时会有一些令人惊喜的意外发现。前两天在书堆中竟见到一本书皮有胡适亲笔题跋的《体用十章》，弥足珍贵，不敢私享，简介于下，以供大家鉴赏、参考。
版本剖析
文字内容 《体用十章》四卷，英国哈士烈撰，美国嘉约翰、沈阳孔庆高同译，清光绪十年(1884年)羊城博济医局木刻本。嘉约翰等先译《体质穷源》一书，因其只言人体(解剖学)，未及体之功用，因此兹编兼言体用，分为十章，故名《体用十章》。首论全体功用，其次论血脉运行，再次论血液，四论呼吸，五论血脉消长之源，六论消化之功用，七论运动，八论知觉与智府，九论眼官司视，十论脑部，合为四卷。刘时觉先生认为：“旧译生理学书应以此本为最详，书中所用名词悉本柯为良之《全体阐微》云。”［1］
《体用十章》我馆现有三套，均为光绪十年刻本，三套书均有相同的封皮，注明“光绪十年新镌”，且三套书第十七、十八、二十一页均有相同的板裂缝。其中两套为一函两册，主要内容相同，都是四卷十章。胡适题跋本却为一函四册。再经仔细对比方知还有以下不同，更可见胡适题跋本的珍贵之处。
与另两套相比，胡适题跋本的内容比较全面。书首封皮之后附有“Jos.C.THOMSON，M.D.”的英文原序(见后文)，这为作者考证提供了依据；正文之后还有全书涉及到的身体各部名词的中英文对照索引表，既可以让大家了解原文的确切意思，又可了解当时用中医名词、中医方式、方法翻译西医学古朴典雅的风格；索引表后是羊城博济医局当时翻译的十五种西医学著作目录，每种书均标明价目及内容提要。这三处在另外两套书中是没有的。
外观形态 胡适题跋本硬纸蓝布书套，一函四册，第一册题有书名和卷次的题笺脱落。书名页正中题有书名“体用十章”，右上是出版时间“光绪十年新镌”，左下刊刻出版单位“羊城博济医局藏板”(见图1)。原板框11.5cm×15.5cm，四边双栏。半页十行二十四字。书眉天头处空隙较大，于每段开首相对应的地方，均有一单边方框，内总括该段内容，便于读者阅读掌握。地脚仅有天头的二分之一宽(见图2)。版心上为“体用十章”书名，单黑鱼尾，之下是卷次、章节及章节名称、页码，白口。与另外两套书相比，胡适题跋本墨色鲜亮，字迹清楚；另两套墨色较暗淡，部分字迹已经漫漶。
文物价值 胡适题跋本刻于光绪十年，年代不算久远，但其流传稀少，《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国医籍大辞典》均未见收录(或许因为其属西医学书籍)，《贩书偶记》等笔者经眼的目录学著作亦均未见收录，目前仅见于刘时觉先生编注的《四库及续修四库医书总目》［1］。另外此书书皮有胡适先生亲笔题跋，及其藏书印章，竖形朱文篆字“胡适珍藏”(见图3)，第一章开首也有此章；另在封面、英文序言页、例言页均有方形朱文隶书印章“胡适的书”。
历代学者或藏书家，在他得到自己喜爱的书籍时，往往加以考证；对版刻源流和个人研究所得，常在卷首或卷尾或前后扉叶上书写题跋、批语，叙述其内容正误、版刻时代、流传情况、收藏源流及个人得书经过等等。学者或藏家于题识之外，还常钤盖自家图章印记，世称“藏章”。根据《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说明规定的第七条：“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均为善本。胡适(1891～1962年)，原名胡洪（马辛）、嗣糜、字希疆，是近代著名学者，学识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很大的建树。胡适先生此题跋既说明了得书之经过，又对作者进行了考证，因其题跋之书仅收于我馆，未曾流传，故时至今日，《体用十章》仍未和它的真正作者赫胥黎相联系。
作者考述
原书例言第一条即言：“是书乃泰西哈士烈先生所作，哈士烈西国智士也，所辑之书不一，而于是卷尤见其聪明独擅迥异寻常。”因此刘时觉先生编著的2005年3月第1版的《四库及续修四库医书总目》也注明是“英国哈士烈撰”［1］。泰西，是指极西的地方，旧时用以称西方国家，一般指欧美各国。［2］
胡适先生题跋曰：“在厂甸见此书，即疑是Huxley's Physiology，买回之后，今日始见J.C.Thomson的序，始知哈士烈果然是赫胥黎也。廿，三，廿一，胡适”(厂甸，地名。在北京市和平门外，即琉璃厂，为出售书籍、字画、古玩、文具等商店聚集处)。现将原书英文序言抄录如下，以供大家参考： 也就是说胡适先生根据本书的原序认为此书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学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早年深受赫胥黎《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点的影响，认为中华民族要奋发图强，才可以免遭亡国灭种的厄运，因此改名胡适，字适之。另外他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3］笔者根据英文原序及胡适先生对赫胥黎的重视程度，认为本书的作者“哈士烈”也就是“赫胥黎”先生。
既然公认的“Huxley”应译为“赫胥黎”，为什么还会有“哈士烈”之误呢?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将“Huxley”译为“赫胥黎”的是严复，《天演论》在当时流传极广，影响巨大，严复在修改《天演论》手稿过程中曾把书名译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赫胥黎之名也随之响彻全国。《天演论》是赫胥黎1893年为牛津大学讲座写的讲演稿，1894年赫胥黎再为之作导言，严复在《天演论》手稿之自序原题序后注有日期:光绪丙申重九［4］，也就是1896年。而《体用十章》一书刊刻于“光绪十年(1884年)”，明显早于“赫胥黎《天演论》”的成书、翻译及在我国的流传年代，因此早年学者将其译为“哈士烈”也就不足为怪了。另外笔者查阅了《不列颠百科全书》［5］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主要著作，虽未列《体用十章》，但有1866年所著《基础生理学教程》，因条件所限未睹其书。仔细研读《体用十章》的序言，颇疑《体用十章》即此书的早期译本或节译本。再仔细读、听“哈士烈”与“赫胥黎”的发音，也极其相似，而其英文写法又相同，似乎可以肯定地说《体用十章》的作者就是英国著名学者、《天演论》的作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参考文献】
1 刘时觉.四库及续修四库医书总目［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608.
2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4236.
3 胡 适.胡适文存［M］.合肥：黄山书社，1996：452～464.
胡适名言范文2
共同留美
1910年7月，胡适与赵元任同时参加由政府派遣的赴美学生考试，在录取的七十名考生中，赵元任名列第二，而胡适则排在第五十五名。8月中旬，他们从上海同乘“支那号”轮船离开祖国，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开始了海外留学生活。
那年胡适十九岁，赵元任小他一岁。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先学农业学，两年后改学哲学、文学与政治。而赵元任的兴趣十分广泛，除主修数学外，还学习物理学、哲学及语言学、音韵学，特别对音乐有很大的兴趣，并正式选修音乐课程，学习和声学，学弹钢琴。第四学年，胡适获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赵元任获数学学士学位。1915年9月，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教授杜威专攻哲学；赵元任则转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修哲学，辅修心理学与科学史，还选修语言学。
在康奈尔大学最后一年，赵元任与胡适，还有同在美国读书的任鸿隽、胡明复、杨杏佛等十多个同学，出于提倡并研究科学以求国家科学发展的目的，创办了中国科学社，任鸿隽任会长，赵元任任秘书，并于1915年年初在上海正式出版了《科学》月刊杂志创刊号。赵元任几乎利用所有业余时间，付出了大量精力，为这个刊物撰写论文、科学小品、翻译作品、谱写歌曲等，以至于他的导师善意地提醒他要注意这个问题。胡适是学文史的，好像与这个刊物关系不大，但他在办《科学》月刊之初，就提出刊物应用新式标点。后来在他的影响下，大家都使用白话文写作。
也就在这个时候，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杨杏佛等开始了关于白话文的讨论，他自己则义无反顾地进行白话诗的写作尝试。赵元任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白话文的讨论，但对语言学的兴趣大增，暑假期间阅读了大量的语言学书籍，并多次谈到自己对语言学的兴趣。他曾说：“我索性做个语言学家比任何其他都好。”赵元任与胡适多次交谈中国语言问题，还商量共同撰写中国语言问题的系列文章。据胡适回忆，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会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他是文学股的委员，负责准备年会。他与赵元任商量，想把中国文字问题作为文学股的论题，由他和赵元任分别撰写论文。他们合作的系列文章共四篇，发表在1916年的《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上。留学期间，胡适与赵元任以刻苦的学习精神和优异的成绩，成为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被选为全美高校联合会会员。
胡适与赵元任的关系很好，他也深知赵元任，对赵元任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极为佩服，特别是对他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学给以极高的评价。1915年年底，胡适到哈佛大学看望赵元任，就住在他的寝室中，临别前的一天晚上，他们俩一直谈到天亮。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后，胡适在1916年1月26日的日记中，对赵元任的为人和学问，特别是在语言学上的才华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今居哈佛，治哲学，物理，算学，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言，音乐，皆有所成就。其人深思好学，心细密而行笃实，和蔼可亲。以学以行，两无其俦，他日成就，未可限量也……君现有志于中国语学。语学者，研求语言之通则，群言之关系，及文言之历史之学也。君之所专治尤在汉语音韵之学。其辨别字音细入微妙。以君具分析的心思，辅以科学之方术，宜其所得大异凡众也。
果如胡适所预料，赵元任后来不仅成为我国语言学的奠基人，而且是公认的享有世界声誉的语言学大师。
胡适是赵元任新式婚礼的见证人
1917年1月，胡适在与留美同学辩论白话文的基础上，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国内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从而揭开了新文化运动序幕。他受蔡元培和陈独秀之聘，于同年9月回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并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卓越功绩而享得大名。而赵元任于1918年8月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后，先后在加州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深造并担任讲师。1920年7月，他接受清华学校的邀请，回到阔别十年的故国任教。在清华学校，赵元任先教数学和英文，后教心理学和物理学。
胡适在北大，赵元任在清华，他们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由此赵元任也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如黎锦熙、钱玄同、胡颂平、汪怡等，他们经常广泛深入地讨论中国语言问题。据胡适说，这一段时间“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国语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
不久，赵元任步入了恋爱与婚姻的大门。
赵元任还没有留美前，家中就给他包办了一桩亲事，对此他一直是极不愿意的。他通过亲友多方做工作，老天不负有心人，对方终于同意退婚，他给人家提供了两千元的“学费”。此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赵元任认识了北京森仁医院的医生杨步伟。杨步伟是留美医学女博士，祖籍安徽石台县，生于南京花牌楼一个大家族，她也是冲破封建礼教，解除了家庭包办婚姻。赵元任对杨步伟十分同情和敬佩。从此，赵元任成了森仁医院的常客，他与杨步伟的接触越来越密切，最终确立了恋爱关系。这一切，都没有瞒过胡适。胡适发现赵元任与自己来往没那么勤了，“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小姐时常来往”。
1921年5月，赵元任与杨步伟举行了最简单也是最新式的婚礼。事先，他们开始做结婚的准备：草拟并印制结婚通知书，自拟并手书结婚证书，到中央公园自拍结婚照，在北京东城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租了二楼一所房子。5月31日，他们迁入新居，经过适当布置后，请胡适和朱徵女士（医生）在客厅共进午餐。胡适回忆那晚时说：
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宝雅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朱徵的号）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或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由我注解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
那晚，我们四人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小菜，是杨小姐（指杨步伟）自己烧的。茶后，元任取出他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们俩礼物的第一人。
有意思的是，胡适将他们用中文写的婚书以及通知书，都一字不漏地记在当日的日记中，还说：“这是世界――不但是中国――的一种最简单又最近情理的结婚式，故记于此。”更有意思的是，6月2日，北京《晨报》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为标题，报道了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这件事，但记者却错将结婚地点写成中央公园（因为结婚证书上的结婚照背景是中央公园的格言亭）。于是作为证婚人的胡适当即给《晨报》去函，说报道“有一点大错误”，即“他们的结婚并不在中央公园”，而在小雅宝胡同。还特地说明他们的婚礼，确实是“最简单最近情理的婚礼”。第二天，《晨报》又以《再志新人物的新式婚姻》为题，再次刊登赵元任新式结婚的消息，并全文照登胡适来函。此举一时传为佳话。
胡适盛赞赵元任是“天才的语言
学家”
1921年下半年，赵元任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再次远渡美国。这次他在哈佛开始讲中国语言课，并将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语言学方面了。他在哈佛讲学两年多，再次接受了清华学校之邀，校方还给他提供了赴欧考察进修一年的机会。
初到美国后，赵元任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做了“国语留声片”的录制，并完成了课本的编写工作（原已编成六课），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了《国语留声片课本》与留声片。赵元任在“自序”中说，人们说“耳闻不如目见”，而对学语言的来说，则应强调“目见不如耳闻，耳闻不如口读”。胡适高兴地为这本书作序，向世人推举这位天才的语言学家。他直言道：“我敢说，如果我们要用留声机片来教学国语，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比赵元任先生更配做这件事情的了。”因为他具备几种特别天才，胡适说：第一，他是天生的一个方言学者，他除了英、法、德三国语言之外，还懂得许多中国方言；第二，他是一个天生的音乐家，他有音乐创作能力，特别是他的精细的音乐耳朵，能分辨出极细微的发音上的区别；第三，他又是一个科学的语言学者，在音乐学理研究方面有高深的成就。这本书的出版，为国人学习国语提供了标准的基础课本，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影响很大。
1925年6月，赵元任从欧洲返回祖国。此次重回清华园与上次的大不同，在于他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而其他三位则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
赵元任在国学研究院的最大成就，就是开始对汉语方言做实地调查研究。他首先选择了吴语方言的调查，用国际音标记录实际语言。回来后经过认真整理、分析和研究，编写了《现代吴语的研究》，作为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出版发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评价说：“《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这部著作在中国语言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奠定了赵元任在国内语言界的领军地位。后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任他为语言组组长，他又做了多次方言调查，如广东、安徽、江西、湖南等地方言调查。他每到一地，就学会了当地方言，能直接用当地语言对话，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他后来整理研究各地方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胡适说的，“他是一个天生的语言学者，懂得许多中国方言”。
在赵元任此次回国的第二年，胡适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回国后担任上海公学校长，直到1930年10月才回到北平。第二天，赵元任夫妇就去看望胡适，“谈甚久”，晚上胡适又到赵元任家吃螃蟹。此后，他们经常参加朋友的聚餐，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如有次他俩到南京参加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就住在一起，“谈的很有趣”；胡适称赞赵元任是个“天才极高的人，学力也好，世间人很少有这种凑合”。
赵元任确实是个兴趣爱好极为广泛的人，除学术上主攻语言和音韵学之外，在音乐、戏剧、翻译等方面也有显著的成绩。2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赵元任的《新诗歌集》，收录了他创作的十四首歌曲，其中有他为胡适的诗谱写的歌曲，如《他》、《小诗》、《上山》、《也是微云》等，也包括刘半农作词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在国内外广为流传。
抗战爆发后重聚美国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面临最危险的时候，也改变了人们的人生道路。胡适作为一介书生，接受驻美大使的重任，于1937年9月离开中国，到美国从事外交活动，为国家与民族的事业奔走呼号。而由于南京的陷落，赵元任随着史语所迁徙奔波到长沙、昆明等地。1938年5月3日，他在昆明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说：“下学期请了一年假到夏威夷大学做一年客串教授。”还说:“南京有信来，听说大都被抢一空。我的书除手头应用语言学，余皆是无可挽回的东西，特别是多年的乐谱等。”这年8月，他举家离开昆明，经香港抵达美国夏威夷大学。谁知他这一去，竟是永别故国。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公务之余，与赵元任时有往来。1942年8月，胡适卸任驻美大使以后，他从华盛顿迁往纽约居住，重新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与讲学活动，与赵元任的交往就多起来了。为了支持胡适学术研究的需要，赵元任同意将他的一套“四部丛刊”转让给胡适，胡适高兴地说：“我有了这部大丛书，加上我现在已有的书，我的‘书荒’问题可算大半解决了。”当“四部丛刊”运到他家时，他立即给赵元任打电报说：“我觉得像印度的王公一样富有。万分感谢！”当天就将这些书上架装好。
1944年年底，胡适应聘到哈佛大学讲学八个月，他与同在这所大学任教的赵元任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12月17日恰好是胡适的生日，赵元任夫妇专门在家中设午宴，邀请了四十多位朋友为胡适祝寿。还有一次，胡适与赵元任在外开完会，他们一起回到胡适的家中，由胡祖望（胡适长子）擀水饺皮，他与元任包饺子，“很有乐趣”。1946年6月1日，是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二十五年前为他们证婚的胡适，这天因故未能亲临现场，特寄来贺诗一首 。诗曰：“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十年之后，即1955年3月，还是在纽约，有天胡适与赵元任夫妇谈天，“我问他们可记得他们结婚二十年时，我写的打油诗。他们两个凑合起来，居然把这首诗记出了”。十几年之后，即1971年6月1日，赵元任与夫人杨步伟的金婚纪念日，这时候距胡适去世已近十年，他们又想起了为他们证婚的胡适，想起了他们银婚纪念日时胡适写的打油贺诗来。为了丈夫而牺牲自己事业的杨步伟，用胡适诗的原韵写了首自嘲诗：“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姻缘。元任负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才气十足的赵元任也幽默地写了答词：“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1945年10至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筹备会议，中国代表团以胡适为首席代表，赵元任为成员，陈源为秘书长，赴英国伦敦出席会议。在伦敦的二十几天，他们除参加会议之外，还安排了参观和访友，两次看望在英国治疗视网膜脱落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看望中国原子物理学家钱三强、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等。第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受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委托，赵元任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出会（胡适已于这年5月回国）。在理事密会上研究秘书长人选，不止一国的理事都提名胡适。但前提是，必须经本人同意。12月3日，赵元任与陈源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件事，并分析如能成为事实的好处：一是此职“权威甚高”，“不但使国家地位作空前之猛跃，且可得实际利益甚多”；二是英美为此竞争很厉害，如胡适出任解决，“亦可成一大贡献”。所以他们“极赞成（胡适）接受”秘书长这一职务。但胡适接到这封信后，立即给赵元任与陈源答复一电云：“此事弟绝对不能考虑，乞谅。”
1946年5月，阔别祖国八年多的胡适，终于从美国归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4月，胡适和赵元任都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胡适一直希望赵元任能回来，他写信说：“你们怎么还不回来？我至今还盼望元任能到北大教书。”这年9月，赵元任接受了加州大学的聘请，他原本想暂住一段时间，没料到后来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在这里竟度过了他的余生。同样让胡适没有料到的是，随着政权在大陆的，他自己又不得不出走美国，这一去又是十年。
1949年后：赵元任力荐胡适在美国教书
1949年4月，胡适从上海飞往美国，仍住在纽约的一所公寓。这时的他，没有了过去头上的花环，也就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最初几年，他孤身一人，远在异国他乡，他的精神和心境极其沮丧与凄凉。胡适刚到美国，赵元任曾将他接到家中住了几天，还在家中举行自助餐招待有关朋友和他见面。但胡适回去之后，写信告诉赵元任夫妇，说“别后，我的心境很不好，没有一件事值得报告你们”。两个月后，又告诉他们，说“两个月来，精神上十分苦闷” ！这年年底，又说“实在提不起劲来，有些日子真难受”！直到两年之后，他还给赵夫人杨步伟说：“两年之中，一切都如噩梦！”
不独心境不好，胡适连生活也成了问题。他曾给赵元任夫妇说，他住的房子不大，每天由他动手扫地，抹桌子，洗玻璃杯，化冰箱的冰，洗客人留下的烟头烟灰堆满的烟灰缸。只有一个老太太，每星期二来做6点钟的工。毕竟赵元任是他的老朋友，而且多年在美国名牌大学当教授也很有影响，他建议胡适找好房子，把家眷接来，在国外教书。但此时胡适另有想法，他在1949年8月16日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说：“此事我也仔细想过，但我不愿意久居外国，更不愿意在国外做教书生活。我想回去做点我能做的事。第一，决不做官，第二，也不弄考据了……至于我能做什么，我现在还不很明白。也许写文章，也许是讲演，也许是两项都来。”
后来胡夫人江冬秀辗转到了美国，因她不愿回台湾，胡适只好打消了去台湾的念头。由于此时的特殊心境，他“最怕人多”，“最怕热闹”（实际上，胡适原来最喜欢人多，最喜欢热闹），因此，胡适最初没有选择教书，而是到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当了一段时间的馆长。
赵元任还是希望胡适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就给他考虑买书的计划，专门托人在国内给他买《四部丛刊》。胡适早先买下赵元任的那套书，他回国时已带回去了，现在他手头除过带出来他父亲的手稿，还有一部《红楼梦》抄本，其他几乎一无所有。但当胡适知道赵元任要送他原版的《四部丛刊》后，几次写长信恳求他千万不要买，这是为什么呢？一是他已托他在香港商务印书馆的朋友李孤帆，买了一套缩印本的《四部丛刊》。二是胡适还有个不得已的“苦衷”，就是他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说的，他住的地方太小，四五个大书架在“这里绝对没有地方安放”，何况夫人对放太多的书架“绝对不感兴趣”。
赵元任始终希望胡适能在美国的大学教书，几次写信征求他的意见。胡适终于允诺“可以考虑”，并给赵元任写信道出了不愿教书的真实想法：“我这几年所以故意不教书，也不热心向人要教书讲演的机会，实在是因为一种避嫌的心理，一面是许多所谓‘汉学’、‘支那学家’总有点怕我们打入他们的圈子里去，一面是这种人的政治上又往往是‘前进’分子，气味也不合，所以我总有点神经过敏的感觉，觉得还是‘敬而远之’为上策，切不可同他们抢饭吃。”1956年年初，赵元任联名十二名教授，向加州大学推荐胡适以教授的名义讲学，获得校方同意后，他立即电话告知胡适，并明确表示希望胡就住在他家。在是否住在赵家这个问题上，两个人又反复讨论了多次，胡适以自己是一个“呼朋引类的恶客”为由，不愿给他们家增添麻烦，谢绝了老朋友的好意，希望给他租一间住房就行了。
胡适以教席教授名义受聘于加州大学，为期一学期（1956年9月―1957年1月），赵元任夫妇前往机场迎接。胡适在加大共作了十个正式讲演，很受学生们的欢迎。赵元任听了胡适所有的演讲，并有意向校方提出续聘。
按赵元任女儿培云的说法，胡适在加大任教这段时间，成了赵家的常客。赵元任与胡适共同熟人多，加以旧金山是重要交通口岸，往来宾客更是络绎不绝，宴会几无虚席。赵元任生日（11月3日）的前两天，胡适特意送了他一套生日贺礼。还说，“这是我们认识以来四十六年中第一次破例送礼贺你的生日，我借此祝你能够继续过四十六年的平安、快乐、有用的生活”。胡适的祝福，何尝没有寄托自己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的意思。有一天晚上，赵元任开车送胡适回家的路上，曾向他谈了向加州大学提出续聘的想法。第二天，胡适给他们写了长信，诚恳地说了自己想回台湾住的内心话：“我希望你们不要向加大重提此问题，因为我现在的计划是要在台中或台北郊外的南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寻一所房子为久居之计。不管别人欢迎不欢迎，讨厌不讨厌，我在台湾是要住下去的。”
1957年1月底，胡适结束了在加州大学的讲学，赵元任特地邀请了二十多位朋友，由杨步伟母女亲自烹饪，在家中设宴为胡适送行。酒宴上，张允和清唱了昆曲《游园》、《思凡》，赵元任弹唱了为胡适诗谱的歌曲《他》、《小诗》、《上山》、《也是微云》，还唱了《教我如何不想他》以及明末民谣《老天爷》（这也是胡适向他推荐的歌词）。然后大家同到机场，送胡适上飞机。
这年年底，台湾方面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
晚年的共同志向：发扬祖国学术，
培养后学青年
1958年10月，胡适回到台湾，住在台北以北南港“中研院”新建办公院。
1959年年初，赵元任到台湾大学讲学三个月。此事是胡适一手促成的。1月12日，赵元任一家飞到台湾。这是他第一次到台湾，老友胡适的欢迎和接待非常热情。许多老熟人和亲友都到松山机场迎接，“中研院”史语所举行了赵元任回国欢迎会，胡适以老友的身份致辞，概括了他们之间半个世纪的友谊，评述了赵元任在语言学方面的极大贡献。他说：“赵先生的天才很高，而且各方面的天才都很高，他的天性之厚，做人之可爱，在朋友中，很难找到……我已到退休年龄，也希望我的老友赵先生也能退休回来，在四季长春的环境中，在祖国无数青年的热望下，来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和训练自己国家的青年。”
此后，赵元任在台湾的老友如胡适、钱思亮、朱家骅等，台湾的有关文化教育机构先后宴请他们一家，他在台湾的三个月几乎天天晚上都是在与亲友相互宴请中度过的。值得一提的是，音乐界人士在中山堂举行了一次音乐会，剧目中除黄自的《长恨歌》外，还专门演唱了赵元任谱曲的《上山》（胡适作词）和《海韵》大合唱，音乐会结束后，赵元任与胡适应邀上台讲话。赵元任考虑到应酬太多，后来就躲进胡适在南港的院长办公室准备讲演稿，通常就在胡适家吃午饭睡午觉。这也是胡适在加州大学讲学后，与赵元任相聚最多的一段时间。
赵元任在台湾大学作《语言问题》的演讲，共十六讲，系统地讲述了语言学以及与语言学有关的基本问题。据说第一次演讲，听众出乎意料的多，不得不更换场地，结果还是不够大，除过室内四百人，室外还有一百多人。这里还有一桩趣事：赵元任演讲的题目是《语言学跟跟语言学有关的一些问题》，接二连三有报馆打电话问题目是否有错字，赵元任给他们说没错。又问那两个“跟”字怎么讲？他说，第一个是大“跟”字，是全题两部分的总连词；第二个是小“跟”字，是“跟语言学有关系”修饰语里头所需的介词。还问能否去掉一个“跟”字，他说不能，去掉就不通了。结果第二天，没打电话问的报纸就登错了标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赵元任开始著述一部关于语言学的大书，胡适曾多次写信希望他“早早完成”。这部费时最长、用力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话的文法》，最终于1968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国外评论界称，赵元任这部“数十年勤奋工作的结果”的著作，“可谓中国语言学领域的巨大的里程碑”。赵元任曾任美国语言学会和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在授予他人文学科博士时，称赞他是“一位博学的汉学家，天才的语言学家，出色的教师，他的创造性的思想和学术上的严谨性，为人们探索真理增加了新的思路（途径）。”
赵元任于1960年夏天即将退休，胡适听说后致信表示，自己“羡慕之至”，并对他说：“我诚恳地劝你退休之后回到南港来住，把史语所的语言组光大起来，训练出几个后起的人来，我们还可以多多见面，大家高兴高兴！”几年后，加州大学为赵元任举行退休告别会，他在答词中也确曾提到有“去‘中研院’的可能”，但最终并未实现。
这个时候，胡适已年近古稀，身体也日见衰弱。早在30年代后期就发现有心脏病，由于他过分勤于工作，经常伏案于深夜，在最后十多年间心脏病几次发作。他回台湾两年多，又大病三次，每次住院一两个月，医生只能让他卧床休息。胡适于1961年3月和8月，曾有两次美国之行的计划，但都在医生和朋友劝告下而取消。胡适给赵元任写信说，他还准备第二年2月再去美国，顺便看望他。谁料胡适于当年11月6日又住院了，住了四十五天，第二年1月10日才出院。医生还不许他回南港，暂住台大学人宿舍，以便于随时观察治疗。但从2月以后，他又开始忙活召开“中研院”院士会的事。2月24日，在“中研院”院士会上，劳累了多日的胡适，讲话时过分激动，心脏病突发，竟倒在了蔡元培馆的讲台上，再也没有醒过来。
赵元任第一时间知道这个噩耗，立即给胡夫人拍唁电表示哀悼。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找出50年代胡适口述、由他录音的原带，撰写了《绩溪岭北音系》一文，来纪念这个交往半个世纪的朋友，发表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文集》中。1968年10月，赵元任又一次到台湾，拜访了胡夫人，并在南港胡适的墓前献花。赵元任退休后，虽然没有选择去台湾，但却有机会两次回到大陆，与隔绝三十多年的亲友相聚，并分别受到和邓小平的接见。
胡适名言范文3
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异常艰难的，但并非全无报酬。历史是一盆黄河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只要人们肯拿出足够的耐心，总归会看到清浊分明的那一天。
【在政治上太天真】
1922年5月，由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努力周报》第2期发表，胡适、罗隆基等人主张“好人”（即“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从政，认为若寄希望于现实政府中的衮衮诸公，则政治永远无法清明。但胡适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不是做政治家的料，理由是他“从小就生长于妇人之手”，心地过于仁慈，不够强悍。胡适与新月社同仁宣扬“好人政府”，无异于指斥现政府中多为坏人，因此激怒了不少贪墨成性的官僚。
固有的政治屏障犹如铜墙铁壁，又岂是书生的笔尖可轻易捅破的？“好人政府”的论调无疾而终，“教育救国”的论调再次摆上桌面。当时，改良主义者有一个共识，即中国的万千弊端皆因民品劣、民智卑，故而无法自强、无法自治。
1930年4月，胡适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用“五鬼闹中华”的形象说法指出危害中国的祸源。“五鬼”即“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胡适的这个观点颇遭时人和后人的诟病，因为他只谈到病象，未触及病根，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这两把悬在中国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居然都被他忽略了。有人说他存心“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动统治作辩护”，这话固然是上纲上线，但胡适的政治见解过于书生气确实贻人口实，“拥鲁派”便长期批评他的思想“远不如鲁迅深刻”。
在政治上，胡适是一个天真的人，也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有时想下水，却又怕弄湿了鞋。偏是这样，他最终还是下了水，未能坚守住20年不问政治的自期。当日本军队打破中国的国门后，胡适毅然放下学问，走出书斋。
1938年8月初，旅法旅英期间，胡适接连收到的两封电报，慎重考虑了一番，出于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他复电称：“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胡适写信给夫人江冬秀，自承违背不做官的初衷，目的是为救国家于水火，解民族于倒悬，待使命完毕，终当返回讲台和书斋。
1938年10月6日，胡适就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有趣的是，东邻敌国对此反应颇为紧张。东京的《日本评论》在日本舆论界独执牛耳，竟主动向政府献策：“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胡适之众望所归。
胡适上任不久，首都南京即告失守，中国正处于最危险的时期，胡适的心脏也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此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援华呼声若断若续，胡适遂利用自己的影响，演讲和撰文造势，《日本侵华之战》刊登于纽约报章，反响强烈，使日本暴跳如雷，甚至呼吁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对胡适的“非美”活动有所制裁。
胡适与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是乐天派，两人相见恨晚，交情融洽。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罗斯福亲自致电胡适：“胡适，我要第一个告诉你，日本人已经轰炸珍珠港！”负责马歇尔计划的霍夫曼曾戏言，胡适再不写信给他，他将削减援华经费两亿美元，幽默中见出爱重。胡适卸任时，美国副总统赫尔赞扬他是华府外交团中一位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且最受人敬重的使节。
尽管胡适是一位称职的大使，但他并不适合在官场行走。好友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在《我记忆中的适之》一文中写道：“他卸任驻美大使后，我就劝他离开政治回到教育界来，盖我知其为人一生忠诚和义气对人，毫无巧妙政治手腕，不宜在政治上活动，常为人利用，而仍自乐。”抗战胜利后，胡适接任北京大学校长。1947年12月，想再度起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胡没再遵循昔日承诺――在他的心目中，内战与反侵略战争的实质是完全不同的。他托外交部长王世杰向婉言辞谢。
有些人罔顾史实，仅凭臆断就痛批胡适是“彻头彻尾冥顽不化的分子”，殊不知，胡适的思想更近似于活跃的化学分子，经常出人意料。据弟子罗尔纲回忆：上世纪30年代初，胡适曾异想天开，撰写文章建议国民政府将东北某省划拨给中共，让其试验共产主义的治国方略，若试验成功，再行推广。这篇论文碍于当局的禁锢，没有发表，若非对太失望，胡适当不会动此念头；若非奉行自由主义，他也不会有此建议。决不是胡适心目中理想的领袖人物，蒋虽亲近英美，取的却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英美的军事援助欢迎之至，对其政治制度则敬而远之。
1949年初，美国白宫暗示，中华民国必须拿出一块崭新的招牌，才能醒人耳目。因此有人敦劝胡适抓紧时机，组织一个政治团体，积极从事。胡适向来劝导青年人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他自己当然也不会甘愿做政治傀儡。1949年6月，大势已去，宋子文给出馊主意：任命胡适为行政院院长，借重胡的国际声望，以图获得友邦的奥援，力挽狂澜于既倒。别无良法，也准备将死马当活马医。对于此番别有用心的延揽，胡适敬谢不敏，他不愿贪虚名而取实祸。
1954年2月，台湾召开伪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故伎重演，再次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郑重表示，他的心脏病史已长达15年，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给他开具保单，还如何担当得起“总统”的职责？有好事者问他，假若他果真被提名，然后当选，又该怎么办？胡适的答复颇为率性：“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胡适由美赴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常要填表，一遇“职业”栏，即颇费踌躇。一次，他笑着说：“我活到今天，还不知道我的本行是哪一行，还不知道我的职业怎样填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身上毫无官僚气息，从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胡院长，而希望叫他胡先生或胡博士，他说：“我们是一个学术机关，称官衔，让做官的人去称吧。”他愿做政府的诤友，也只有他这样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才有做诤友的价值。
【“容忍就是自由”】
应该说，胡适对中国社会的解剖和批判一直是不遗余力的，即使与鲁迅相比，也不遑多让。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一期“易卜生专号”，胡适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长文：“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一辈子不肯曲学阿世，不肯随波逐流，即使当着独裁者的面，也敢发出自己宏亮的心声。在他看来，科学和思想若要兴盛，至少言论自由不可缺席。
1925年秋，孙中山尸骨未寒，由诗人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即连篇累牍地讨论苏俄问题，隐然站在反对联俄的立场上，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相抵牾。当时，陈独秀担任中共总书记，对《晨报》的所作所为自然很难满意。同年11月29日傍晚，《晨报》馆被激进的游行者联手捣毁并纵火焚烧，震惊中外。事后，胡适与身居上海的陈独秀通信交流看法，陈独秀拍手称快，认为烧得应该。胡适的内心顿起波澜，对陈独秀的态度深感失望，这位从不讲狠话的学者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出了与好友绝交的警告：“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胡适所讲的“这一点”就是言论自由。他担心，一旦用暴力摧残舆论的恶例成为惯例，激进分子动辄以非民主的方式强求民主，以反自由的方式硬争自由，现实的黑暗将会更加深不可测，自由和民主的萌芽将会惨遭践踏，“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上世纪20年代末，胡适膺任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他准许学生各抒己见，无分左、中、右，人人皆可畅所欲言。当时，有人捕风捉影、散布谣诼，说胡适讲过：当年苏联派人来中国商洽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点名要见的就是胡适，由于当日有事，胡适让陈独秀去了，结果陈独秀成为了中共创始人。许多学生愤愤不平，为了维护胡适的名誉，要将这份匿名的揭帖当众撕去，胡适却一笑置之。
胡适既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一生最急切的愿望就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迎头赶上西洋的进步。他爱好和平与秩序胜过爱好自由与民主，始终反对以暴力争取自由。胡适并不是因为怕事而崇尚和平，而是因为服膺民主的精神。他极注意言论自由，就是要保住民意的孔道。毫无疑问，和平、民主、自由是构成其信仰的三元素。
1956年，七十华诞，《中央日报》征文为蒋祝寿，该报发行人和社长胡健中向旅居美国的胡适约稿。胡适遵嘱寄上一文，其中用了一个洋典故，说的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打高尔夫球时，幕僚前来请示：某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您想采用哪一种？艾森豪威尔挥杆不辍，让幕僚去找副总统尼克松定夺。胡适用典的意图昭然若揭，那就是劝无为而治。胡适随文附信，对胡健中使出激将法：“我谅你也不敢登！”结果，胡健中硬着头皮将文章登出来了，居然雅量宽宏，未予计较。
迄至晚年，胡适认识到自由重要，容忍更重要，他把“容忍就是自由”变成了口头禅，自有其深意存焉。
【“箭垛式的人物”】
新文化运动发轫之际，有人指责胡适不分青红皂白打倒孔家店，实属罪大恶极。但打倒孔家店的头号猛将明明是吴虞，这笔烂账却算在胡适头上，他不予置辩。胡适对于人身攻击向来不作公开回应。
章太炎的大弟子、北大教授黄侃对新文学不存好感，对胡适抱有敌意，他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戏称胡适为“著作监”，学生不解其意，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黄侃是存心讽刺胡适的著作只有上部，没有下部。此喻遂传为笑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白话文学史》均只有上部，下部长期付之阙如，倒也是事实。林语堂曾幽默地夸赞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一“美誉”多少有些令人尴尬。
左倾的青年百般挑怒胡适，无所不用其极，胡适却一概宽容，完全是一副“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1930年，胡适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批判唯物史观的辩证法，这一页就让叶青等人骂了几年，胡适一直不回应不理睬。
自成名之日起，胡适就是“箭垛式”的人物，尽管如此，胡适从不赞成自己的朋友或学生意气用事，对论敌实施人身攻击。女作家苏雪林是反鲁急先锋，1936年11月，鲁迅尸骨未寒，苏雪林即在《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这样的措辞近乎谩骂，已超越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范畴，立刻遭到胡适的严肃批评：“我同情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至于书中所云‘诚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邪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话――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1943年元旦，胡适花费20美金购获30大本的《鲁迅三十年集》，然后连夜挑灯细读集中没有读过的文章，这是胡适在交卸了驻美大使职务后购读的第一套书，由此可见他对鲁迅心无芥蒂。
中国文化界有一耐人寻味的现象，数十年不变，批判鲁迅的必揄扬胡适，反之亦然，鲜有调和者，更鲜有兼爱者。鲁迅与胡适的旗下各有千军万马，双方杀来杀去，阵地数易其手，至今未分胜负。鲁迅倾向革命，胡适倾向改良；鲁迅倾向破坏，胡适倾向建设。以中国社会而论，改良显然比革命更温和、更迟缓一些；建设显然比破坏更紧要、更迫切一些。苏雪林是坚定的拥胡派，却偏偏具有鲁迅的愤嫉，她崇敬胡适老而弥笃，实为奇事。苏雪林自称一生只痛哭过两次，一次是母亲去世，另一次便是胡适去世。她奋勇反鲁，务为驱除，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胡适中西学问俱粹，既热情讴歌现代文明，又维护农本社会（不主张革命）。一生如他所言，确实“左右为难”。他自诩为世界主义者，却未能完全丢掉孔孟之道的包袱，无论是在“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的西方社会，还是在“以道义为名，以乡愿为实”的中国社会，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天真而又本色。偏激的人嫌他的言行常常折衷，不够诡异刺激；保守的人又恨他离经叛道，为异端邪说树帜张目、铺路搭桥。共产党批评胡适对是“小骂大帮忙”，却批评胡适对共产党是“姑息养奸”，他落了个两面不讨好。
1957年11月，“中央研究院”第三届第三次评议会以全票（18票）推选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翌年4月8日，胡适将书籍悉数运往台湾，作永久定居计。胡适回到台湾，表面上热闹，骨子里却只有寂寞和冷清。台湾大学教授徐子明、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李焕荣撰小册子《胡适与国运》，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嘲骂胡适有领袖欲，讥笑胡适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回台湾是为了组织新政党，与政府为难。面对汹汹之议，胡适处之夷然，且不无幽默地调侃道：“大陆已印行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台湾还得加把油，否则不成比例。”
胡适尝言：“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雅量真非常人可及。
【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当年，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人崇博雅，“夸多识”；而西方学人重见解，“尚新知”。由于在学术价值上的取向差异，中国学人善记诵而少发明。蔡元培曾夸赞胡适“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在学术上，胡适“不立异，不苟同；不自立门户，也不沿门托钵”，他只开风气。当年，有一位联坛高手将“孙行者”对应“胡适之”，堪称切对。胡适确实就像孙悟空，是向西方取经的头号主力，他扫清妖氛迷雾，为中国文化界取来了几部真经。
哲人必定留下哲言，精妙哲言较之长篇大论更具穿透力和影响力。胡适的许多哲言丝毫不逊色于《论语》中孔子的哲言。比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呐喊救不了国家”，“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胡适勤者多获，以他的三倍乘法计，他在世间活了72岁，即相当于绝大多数人活足216岁――其实又岂止此数呢。
胡适治学如老吏断案，极重视证据，最烦人轻作断言，什么“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什么“明代士大夫重气节”，诸如此类，他统统斥之为“胡说”。他在致弟子罗尔纲的信中写道：“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传》，然岂可就说后代就无陶朱、猗顿了吗？西汉无太学清议，唐与元无太学党锢，然岂可谓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耶？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乎？”罗尔纲作《太平天国史纲》，外界赞为民间良史，胡适却感到很不满意，他责备道：“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如此严切的批评无异于当头棒喝，令罗尔纲知所改进。
胡适研究先秦诸子，他考证出的老子的年代与钱穆不相合，有人批评他有成见，胡适又好气又好笑，他对学生说：“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有的同学问他要不要去听钱穆的课，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更言之有据，更合乎真理。”
胡适做北大校长时，壁报上每天都会更新骂他的揭帖，但他在红楼讲“宋朝理学的源流”，能装五百人的大讲堂仍撑得满满当当，连讲台上也有人席地而坐。胡适讲课，“字正腔圆，考据博洽，还带上许多幽默，弄得人人叫好，个个满意”，他的魔力真够瞧的。这正应了徐志摩的那两句赞美词：“你高坐在光荣的顶巅，有千万人迎着你鼓掌！”
胡适一生桃李满天下，最得意的弟子却要从物理学的根脉去寻。物理学家饶毓泰、吴健雄是他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学生，算起来，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是物理学家吴大猷的弟子，是饶毓泰的徒孙，胡适则是他们的太老师。
【“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和蔼可亲，总是满面笑容，言谈晏晏，使人如坐春风，与马君武那种盛气凌人，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抽打对方的耳光大异其趣。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曾择定不到30岁的胡适为接班人，胡适自觉经营业务非己所长，且他更乐意留在学界，便推荐老成持重的王云五代替自己。这件事使人看到老辈学人对晚辈的爱惜和扶持。胡适提携后进同样不遗余力，最难得的是他还不存党派之成见。千家驹是共产党员，胡适推荐他去陶孟和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去，陶有顾虑，胡适便说：“你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你就看他在你这里工作行不行。”
上世纪50年代初，张爱玲寓居香港，寄小说《秧歌》给胡适，他看得极为仔细，赞赏备至，嗣后将通篇圈点且题写了扉页的原本寄还张爱玲，使她“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张爱玲到美国后，颇得胡适的照拂。这两位《海上花》的高级别读者，对文学的理解有许多共同之处。胡适爱护晚辈，慈中有严，女作家谢冰莹请胡适题词，胡适的话句句都到心坎：“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
胡适爱才、惜才、奖掖后进，乐意做青年人的朋友，他常用易卜生的那句名言――“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铸造成器”激励青年人。胡适对许多学者都有知遇之恩，他从不在意对方的政治立场，只留意他们的学问。如季羡林、杨联升、沈从文、毛子水、邓广铭、吴晗、千家驹、罗尔纲……许多才俊经胡适的提携和培植成为国家栋梁。但胡适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彭明敏曾得胡适的器重和帮助，赴法国学习国际航空法，学成后任教于台湾大学，30多岁即为教授。此人精神不健全，竟然公开扬言要将外省人处死1/3，放逐1/3，留下1/3供他们驱使，丧心病狂一至于斯，胡适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胡适是乐天派，也是务实派。他很少大言炎炎，看人全凭自己的判断，“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叶公超尝言：“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生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讽的意态。他似乎天生的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的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计。从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的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他答复过，有时占点便宜，多半是吃亏，但是他的文字始终是坦率而纯笃的。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
至于帮助同行学者，这更是胡适的习惯动作。林语堂官费到哈佛研究，由于费用未及时发放，他陷入困境，打电报回国告急，胡适倾尽私囊汇寄两千美金（在当年这是一笔巨款）使其完成研究。林语堂回国后才知就里，胡适却从未向林语堂提及此事。
1948年，胡适将自己珍藏的孤本秘籍《红楼梦甲戌本》慷慨借给燕京大学的学生周汝昌。他对周汝昌的为人一无所知，借后却从未提及和索还。周汝昌与其兄周祜昌先斩后奏，录下副本，然后写信告知胡适，胡适肯定他们的所为。周要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为曹雪芹的原著恢复本来面目，胡适也愿意鼎力相助，并借给周汝昌《戚蓼生序本》和《庚辰本》，使三种真本汇齐于周汝昌手中。
“我的朋友胡适之”绝非浪得虚名，以至于林语堂在他主办的幽默杂志《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以至于鱼目混珠，真假莫辨。
1959年，台北街头一位卖芝麻烤饼的老人袁瓞弄不懂美国的议会民主制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何不同，更拿不准二者孰优孰劣，他鼓足勇气，写信向胡适求教。胡适用公开信作答，极之乐观和欢欣。信中有这样一节文字：“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道――单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胡适请袁瓞到南港中研院去玩，不仅送书给他，还语重心长地说：“社会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胡适与一位卖饼的小商贩交流起来尚且没有障碍，而且能够平等待之，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唐德刚说：“胡适的伟大就伟大在他的不伟大。他的真正过人之处，是他对上对下都不阿谀……他说话是有高度技巧的，但是在高度技巧的范围内，他是有啥说啥！通常一个有高度清望的人，对上不阿谀易，对下不阿谀难，而胡氏却能两面做到。”唐德刚称道胡适：“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他从无‘程门立雪’那一派的臭道学气味，被他大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还往往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
【一杯在手，含笑而终】
胡适曾为英年早逝的《学术》杂志创办人刘伯明作挽联：“鞠躬尽瘁而死，肝胆照人如生！”若将这副挽联用在他身上，同样切合。
有人说，胡适是世间最幸运的书生，20多岁即暴得大名，尔后40多年，获得过世界一流大学颁赠的36个荣誉博士学位，一直能维持清名而不坠，虽在大陆受到口诛笔伐的围剿，却无损其毫发。也有人说，胡适高处不胜寒，五四时期，他旗下猛将如云，健卒如雨；其后，他麾下将多兵少；及至暮年，几乎无兵无将，比诸葛亮六出祁山更惶。
梁实秋在《怀念胡适》一文中写道：“他重视母命，这是伟大的孝道，他重视一个女子的毕生幸福，这是伟大的仁心……五四以来，社会上有许多知名之士，视糟糠如敝屣，而胡先生没有走上这条路。”诚然，有些人以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做护符，干些荡检逾闲的事。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都未能免俗，赶了休妻的潮流，胡适却忠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得到俗世的幸福，可谓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迄至晚年，由于精力透支太过，胡适积劳成疾，数病缠身，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胃被切除十分之六，还患有肺炎和心脏衰弱。
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胡适主持。会前，医院方面对胡适的健康状况颇感忧虑，打算派出医护人员陪同左右，胡适坚决反对，他说：“今天的会是喜事，他们一来，像是要办丧事。”结果一语成谶。下午五点在蔡元培馆开酒会，胡适请凌鸿勋、李济、吴健雄三位院士讲话。科学家们对“科学生根”的问题意见不一，胡适病体支离，情绪受到困扰，作总结时说：“他们围剿我，我很欢迎，这是学术自由……我挨骂了四十多年，我从来不生气。”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好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请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谢谢大家！”6点多钟时，客人离去，胡适与凌鸿勋夫妇握手时，心脏病猝发倒地。胡适尝以“路远不须愁日暮”勖人兼自勉，怎奈病来如山倒，遽归道山。一杯在手，含笑而终，可算好死法。72岁终其天年，也较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主将和健将刘半农（44岁）、钱玄同（53岁）、鲁迅（56岁）、陈独秀（63岁）为殊胜。不少人认为：胡适死得其所，他生平最佩服蔡元培，如今死在中央研究院的元培纪念堂，与蔡元培同寿；而且有这么多朋友、学者为他送行。一个不平凡的人，终有不平凡的死。
胡适一生，不管做一个好人有多难，他都努力去做了。
胡适死后，清点遗物，好衬衫只有一件，好袜子只有一双，其他的衬衫和袜子皆曾补过，身无长物，一寒至此，真正不可思议。
胡适名言范文4
教妻识字
胡适和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从青丝到白头，可谓世人之楷模，在现代文化人中间传为美谈。江冬秀不仅脚小，而且是没有文化的旧式女性。胡适是个有名的孝子，他的婚姻全由母亲做主。江冬秀没有文化，他心中自然不满意，可是，他不敢违抗母命，唯一的办法便是督促江冬秀刻苦自学，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新时代女性。1909年9月13日，还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便给母亲去信，希望母亲督促江冬秀识字。经过两年的努力，江冬秀可认不少字了。于是，胡适又鼓励她练习写字，当他看到江冬秀写的字时，便给以热心勉励，同时又告诉她，不仅要识字、写字,还要懂得字的意思，如有不懂的字，可以让家中的子侄们为之讲解。
江冬秀也是个有悟性的女子，学习很有长进。于是，胡适又给母亲去信，让母亲催促江冬秀给自己写信，以使其“知读书识字之要耳，并无他意。冬秀能作，则数行亦可，数字亦可，虽不能佳，亦复无妨。”江冬秀终于壮着胆子，给胡适写了一封短信。远在美国的胡适读着这封内容简单、字迹笨拙的家书，心别高兴，还赋诗一首：“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他告诉江冬秀，“识字不在多，在能知字义。读书不在多，在能知书中之意而已。”
1917年8月，胡适已是名噪华夏的北京大学的教授。可是，他仍像往常那样循循善诱，辅导江冬秀读书识字，一点也不端“教授”的架子。在胡适写给母亲和江冬秀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为江冬秀纠正“是”和“事”、“之”和“知”、“座”和“坐”、“记”和“这”等字的写法和用法。他怕江冬秀因写错字而灰心，一再在信中说，写错了字“都还不要紧，常常写写便更好了”。
夫人劝诫勿为官
胡适夫人江冬秀不像中国传统的市俗女子那样，有一种“夫荣妻贵”的思想，她不愿丈夫出头露面而打破平静的生活，更不愿丈夫出将入相、卷入官场的是是非非之中。当然，胡适也不是那种狗苟蝇营的“跑官者”，为使夫人放心，他许下了不入政界、不为官的诺言。
1928年3月，上海的中国公学发生风潮，校长何鲁被迫辞职，学校陷入混乱。校董事会公推胡适出面维持，以平息风潮。朋友王云五、朱经农等三番五次劝其出山。中国公学毕竟是胡适的母校，凭着这份情感，加上学校和朋友的一片盛情，他答应担任校长一职。他知道夫人一定要嘲笑自己贪恋权位，于是，便费尽口舌向她解释：当这个校长完全是出于报答朋友的信赖，是“逼上梁山”，是不得已而为之，保证只当两个月的校长，并且还要辞掉一些挂名的头衔，在一些公众场合也尽量少出风头，少说话。5月22日，胡适因公往南京，一班朋友紧追不舍，希望胡适出席诸多会议，他都婉言谢绝。事后，他高兴地告诉夫人：“只在两次宴会席上说了几句话，总算不曾得罪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胡适被委以重任，前往美国游说求助。他知道夫人又要不高兴了，因为自己食言，又要出来做“官”了。于是，他立即给江冬秀去信说：“我知道你听了一定很不高兴，我心里也觉得很对不住你。”他言词恳切地辩说着，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是再也不能因“不谈政治、不入政界”的诺言，而躲避救国兴亡的责任。他对江冬秀说：“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他向江冬秀保证：“我只能郑重向你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你记得这句话。”
不久，胡适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成为名符其实的官。这次，妻子江冬秀真的不高兴了，来信批评胡适不该如此不守信誉。胡适慌了，马上去信诉说自己的苦衷，“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做一年半年的大使。”他再次向江冬秀保证：“我声明做到战争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请你放心，我决不留恋做下去。”
胡适名言范文5
2012年恰是胡适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等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2012年6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周质平先生的新著《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近代中国》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2012年7月下旬,《新京报》记者兼本刊特约记者张弘分别采访了黄克武、周质平先生。本刊特刊发这两次访谈,力求从中展示启蒙、被启蒙、再启蒙和思想接续与创新的曲折历史轨迹,以飨读者。
(一)悖论与矛盾的严复思想影响严复与梁启超、胡适
张 弘:严复的翻译属于意译,并有自己的理解和阐发。在您看来,严复的翻译遗产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黄克武:严复特殊的翻译形式与字词,在于他对古典汉语的坚持。他认为,译者创造一个译名必须要有文字学的基础,以及对翻译的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文化背景要有深刻的认识。亦即一方面要追溯西文原字在希腊文或拉丁文中的原意,另一方面亦要寻找中国文字学上有来历的适当词汇来翻译,并且细查两方词汇的文化与思想背景。诚然,严复的译词在清末民初“新名词之战”中败下阵来,他所创造的词汇多半不被采纳。若要论其翻译遗产,我认为应该是他对于翻译所坚持的态度,即“信、达、雅”的理想,无疑地仍值得吾人继续追求。
张 弘:作为思想界先驱之一,严复在当时未能达到梁启超、胡适后来在文化界、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其中原因何在?
黄克武:关于思想之“影响力”的课题,我们需厘清一位思想家其言说、文字在他所身处的时空环境是如何传播、而其传播方式的实际效应又如何?以严复来说,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译介西方新思潮。从这角度来看,严复是清末民初引介近代西方思想的启蒙者。但是我们仍应进一步追问,严复的作品对哪些人有影响?在这方面严复与梁启超、胡适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这牵涉到近代中国“转型时代”下,新式传播媒体之兴起,以及运用新词汇与新文体所构成的新语言来讨论各式问题。对此,梁启超和胡适皆拥有庞大的媒体资源。任公手下的《时务报》及《新民丛报》成为梁启超宣传其思想、论述的最佳平台;而胡适,其时之《新青年》《每周评论》,及后期的《新月》《独立评论》均是为他论述的主要园地。反观严复,只有和夏曾佑创办了《国闻报》,但却是一份相对短暂的报纸。
相较之下,严复所能依据的舞台,就显得薄弱许多。他的思想的传播主要是依赖商务印书馆等书局为他刊印的严译名著。思想传播亦涉及语言的问题,而关于“新语言”,严复与梁、胡二位,恰好是古典汉语和白话文的对比。严复对古文的坚持,显示他认为汉语语汇背后丰富的文化底蕴、情感,必须与其所承载的思想交织在一起,缺一不可。这与梁、胡二位,认为语言文字为传播思想之工具,利于传播是最重要的,是有区别的。更甚者,严复对于传统汉语之爱惜与肯定,也明显和胡适否定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态度相去甚远。严复对古典汉语使用的坚持,影响了其译作论著之内涵与传播上的难度。简言之,影响力的问题,牵涉其传播实质力度的问题,而在这点上,严复在三位知识分子中,无论是使用的文字语言,或传播平台即报纸杂志,都显得较为弱势。
张 弘:严复等人所代表的温和渐进的调适型启蒙,为什么当时不敌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彻底转变的转化型启蒙?
黄克武:他们都和思想史研究的“思想因素”和“非思想因素”有关。诚如前述,思想的表述方式与载体,确实影响了思想被人们接纳的程度高低。而更进一步说,严复代表的温和渐进的调适型启蒙思想,之所以不敌转化型思想,若从“非思想因素”的角度来检讨,还需关注思想潮流所处的社会环境。换言之,或许并非严复提倡的思想内涵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的政治、社会氛围较难以接受这种偏向保守、一点一滴改革的政治思想,反而是倾向于“拔本塞源”的转化型、革命的政治主张。此亦涉及李泽厚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与余英时所谓中国近代思想的“激烈化”。此一历史现象,亦如1920年代胡适与广为人知的“问题与主义”的辩论,最后显然是强调有一整套思想体系的“主义”,战胜了针对零碎点滴的问题来从事改革的胡适。质言之,中国近代思潮有一激进化的走向,而此便反映在人们对一整套“体系”的向往与追求上,致使严复针对各项问题而提出之调适渐进的改革方案较难以为人所接纳。
胡适名言范文6
一、20世纪50年代
在20世纪40年代末，有一种辞书很是流行，即上海春明书店出版的《新名词辞典》。这种辞书印量很大，曾多次再版。1949年10月后，大陆出版的辞书首先要通过出版总署的审查，内容没有问题方可出版。所以，《新名词辞典》等辞书中“胡适”词条的内容，实际上也代表了官方对胡适的一种评价。
在上海春明书店1949年12月版的《新名词辞典》中，“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新文学运动的最初发动者。时，与陈独秀等办《新青年》杂志，推行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对于新文学运动影响颇大。后来创办《妇女周报》，和徐志摩创办“新月社”，更后又创办《独立评论》。但思想已日趋落伍，不如先前之进步。且依附何键等军阀，甘作清客，士论薄之。抗战时任驻美大使，利禄熏心，遂沦为美蒋走卒；一面仍挂自由主义学者招牌，企图蒙混人民，更倡“和比战难”之谬论，公然为反动统治者辩护。其诗作《过河卒子》，恰为自况他的伪自由主义分子的悲哀，现已避居美国。
在1949年12月版的《新名词辞典》中，胡适是一个“思想已日趋落伍”的学者形象。对胡适的评价以胡适1931年创办《独立评论》为界。在创办《独立评论》之前，胡适的形象尚属正面，辞书中既承认胡适是“新文学运动的最初发动者”，又承认其“对于新文学运动影响颇大”。但之后胡适的形象大不如前，称他“依附何键等军阀”，“利禄熏心”、“沦为美蒋走卒”、“公然为反动统治者辩护”等，典型一个“失足学者”的形象。
六个月之后，《新名词辞典》对胡适的解释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将胡适的头衔由“伪自由主义分子”改为“伪自由主义的文人”，将胡适“公然为反动统治者辩护”改为“公然为的内战政策辩护”。在上海春明书店1950年6月版的《新名词辞典》中，“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伪自由主义的文人。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新文学运动的最初发动者之一。时，与陈独秀等办《新青年》杂志，推行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对于新文学运动影响颇大。后来创办《妇女周报》，和徐志摩创办“新月社”，更后又创办《独立评论》。但思想已日趋落伍，不如先前之进步。且依附何键等军阀，甘作清客。抗战时任驻美大使，利禄熏心，遂沦为美蒋走卒；一面仍挂自由主义学者招牌，企图蒙混人民，抗战结束后更倡“和比战难”之谬论，公然为的内战政策辩护。其诗作《过河卒子》，恰为自况他的自由主义分子的悲哀，现已逃亡美国。
上述两个版本“胡适”词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方面承认胡适早年在新文学运动中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对胡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持批判态度，而且这种批判的力度在逐渐加大。
仅仅过了一年，辞书里对胡适的解释就完全不同了。在上海春明出版社（由原上海春明书店改组而成）1952年6月版的《新名词辞典》中，“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头等战犯之一，伪自由主义的文人。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的思想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表现得相当集中和典型，而且是有全国性的反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他曾经对溥仪下跪，称“陛下万岁！”五四时期，反对，反对共产主义。段祺瑞军阀时代，参加过善后会议。抗战时充当反动派政府的驻美大使。后来又任北大校长，伪国大代表及制宪会议主席。又后来北京快解放，乘飞机逃难到南京，成为“逃兵”；南京解放前夕，又渡海到台湾、美国，终于成为“白华”，这就是“自由主义”天生的行径。
在1952年6月版的解释中，头一次给胡适加上了“战犯”的头衔，而且是“头等战犯”。这个解释不仅只字不提胡适早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而且加上了子虚乌有的胡适向溥仪下跪的情节，更将1919年胡适与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说成为“反对，反对共产主义”。
到了1953年，胡适的面目变得更加“狰狞”。在上海春明出版社1953年4月版的《新名词辞典》中，“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头等战犯之一，伪自由主义的文人。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的思想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表现得最为集中的洋奴典型，而且具有十足的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思想。他曾经对溥仪下跪，还因此自以为荣。五四时期，反对，反对共产主义。段祺瑞军阀时代，参加过善后会议。抗战时充当反动派政府的伪驻美大使。后来又任伪北大校长，伪国大代表及制宪会议主席。甘为美国走狗，蒋匪奴才。北京解放前，乘飞机逃到南京，自称“逃兵”；南京解放前夕，又渡海逃到台湾、美国，终于成为“白华”，最终走向死路。
在1953年版的解释中，胡适可谓面目全非。胡适的“战犯”头衔不仅继续保留，而且多了“洋奴典型”、“美国走狗”、“蒋匪奴才”等新头衔。更重要的是，将胡适从抗战到1949年担任过的职务统统称为“伪职”。
1954―1955年，大陆学术界、文化界对胡适思想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一些批判文章后来由三联书店汇编成册，编成《胡适思想批判》（第1-8辑）。这些批判文章是在官方主导下写成的，所以文章中对胡适的评价基本也代表了官方的意见。
1954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这篇谈话后来收入《胡适思想批判》（第1辑），成为批判胡适思想的总檄文。12月8日，郭沫若又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号召文艺界、学术界“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郭沫若在发言中称胡适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头等战争罪犯”，因为郭沫若的特殊身份，这其实也代表了当时对胡适的定性。
在郭沫若的号召下，学者们纷纷“各尽所能”，从各自专业角度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范文澜写了《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周一良写了《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夏鼐写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冯友兰写了《哲学史与政治》，冯沅君写了《批判胡适的“西游记考证”》，何其芳写了《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进《胡适思想批判》。据我统计，共收录了164位作者的173篇文章。通过这次集中批判，胡适在大陆的形象可谓“一落千丈”，胡适思想也成为学术研究的。
二、20世纪60至70年代
于1957年9月在上海正式决定修订老版《辞海》。1965年4月，《辞海》（未定稿）两卷本在内部发行。其中的“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1891―1962）买办资产阶级学者，政客。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国，先后就学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提倡文学改良，为当时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右翼。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1922年后，不断鼓吹“好人政府”，以麻痹人民革命意志。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积极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发表“全盘西化”主张，倡导亲美路线。1937年七七事变后，和、陈公博等合组“低调俱乐部”，散播失败论调。1938年任政府驻美大使，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参加反人民的活动。1948年逃往美国，后任台湾蒋帮的“驻美大使”、“外交部顾问”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并主办《自由中国》杂志，为美帝国主义效劳。1962年病死。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和《胡适文存》等。
在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里，没有给胡适“头等战犯”、“文人”等头衔，但安上了“买办资产阶级学者”、“政客”等新头衔，这可能反映了官方对胡适的新认识。后来据唐回忆，早在1956年2月，就在一次知识分子的代表会上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不过，的这个讲话可能只是一个即兴讲话，流露出来的意思是对胡适当年不愿留在大陆的一种抱怨，而不是真打算替胡适恢复名誉。《建国以来文稿》也没有收录这个讲话。
毕竟是由国家层面组织专人进行编写，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在用语上显然更为成熟。例如原来“美国走狗”、“蒋匪奴才”等这些政治色彩明显的提法被去掉，而改成更为客观的“1948年逃往美国，后任台湾蒋帮的‘驻美大使’、‘外交部顾问’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提法。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里“胡适”词条的内容成为后来各版《辞海》修订的蓝本。
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有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将胡适“逃往”美国的时间定为1948年。据《胡适日记》，胡适是1948年12月15日乘飞机离开北平前往南京，直到1949年4月6日才由上海乘船前往美国。可惜的是，这个错误在后来的1979、1989、1999、2009年版《辞海》中均未能改正过来。
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的一大“创新”就是首次增加了“胡适反动思想批判”词条，内容如下：
1954―1955年全国学术界、文化界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动思想的批判运动。揭露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和它在政治上为帝国主义、中国大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本质；全面清算了胡适在哲学、历史、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形式主义等反动思想；并批判了胡适反动思想在当前学术界中的影响。通过这次批判，大大提高了文学界、学术界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有力地推动了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逐步改造自己的思想，努力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期间，因为《辞海》未再版，所以也无从得知辞书中的胡适形象是如何变迁，但此时胡适早已被打入另册。而那些曾经追随过胡适的人，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批判的对象。1966年4月3日、4月13日和4月24日，《人民日报》接连刊发了三篇批判胡适和吴晗的文章：《吴晗同志继承了胡适的衣钵》、《胡适与吴晗》、《吴晗同志为胡适传宗接代》，在批判吴晗的时候顺带批判胡适。似乎是感到“意犹未尽”，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又将1930至1932年间吴晗与胡适的通信公布出来，作为“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大陆对胡适的批判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仍在继续。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青年作家余秋雨在1974年第1期的《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胡适传――五四前后》，文中对胡适充满了嘲讽，称胡适为“卖国贼”、“炙手可热的政客”、“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上仍不时有批判胡适的零星文章。1975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兼驳胡适吹捧金批本〈水浒〉的谬论》，在批金圣叹时又顺带批了胡适。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
1978年之后，随着中国社会逐渐回归正常，胡适研究不再全是，客观、公正评价胡适也变得较为可能。80年代以来，辞书中的胡适形象也开始“回归”。1979年版《辞海》里的“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1891―1962）现代学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国，先后就学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提倡文学改革，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1922年宣扬“好人政府”的主张。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发表全盘西化主张。1938年任政府驻美大使，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62年病死。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和《胡适文存》等。
1979年版《辞海》中的“胡适”词条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期有了很大的改进，如不再称其为“买办资产阶级学者”、“政客”，但仍保留了很多不合时宜的内容，如将胡适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继续解读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如将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上纲上线为“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
1989年，《辞海》进行了第五次修订。1989年版《辞海》的“胡适”词条有两个重要的进步，一是虽然继续提到了胡适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但未再将其解读为“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二是将1965、1979年版《辞海》中“1962年病死”的提法改为“后在台湾去世”，这体现了对逝者的尊重。1989年版《辞海》里的“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1891―1962）中国现代学者。原名洪，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早年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同年七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发表新诗集《尝试集》，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影响颇大。1922年离开《新青年》，创办《努力周报》。认为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是“海外奇闻”，宣扬“好人政府”和“省自治联邦制”的主张。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并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名誉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发表“全盘西化”主张。1938年任驻美大使，代表政府签订了《中美互助条约》。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1948年去美国。后在台湾去世。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
在1989年版《辞海》里，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将胡适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重新定性为“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1979年版《辞海》本已将“指导中国革命”的字眼删掉，但1989年版《辞海》将其再次加上，这可能与时局有一定关系。
1989年版《辞海》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新增了胡适“代表政府签订了《中美互助条约》”的提法。这一提法一直沿用至2009年版《辞海》。其实，这一提法并无依据。《辞海》中提到的《中美互助条约》准确的名字应为《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这个条约是1942年6月2日由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署的，而胡适当天的安排是“赴Baltimore Marryland Goncher学院代宋美龄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发表演说《向前看》”。可见，《辞海》中的表述有误，代表国民政府签订《中美互助条约》的不是胡适，而是宋子文。可惜的是，这一错误在1999、2009年版的《辞海》中均未能纠正过来。
此外，1989年版《辞海》还继续沿用了胡适“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说法，其实，胡适当时是主张应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的，后来有学者专门对此进行论述。
1999年，《辞海》进行了第六次修订。可能是接受了史学界研究成果的原因，1999年版《辞海》不仅不再保留胡适“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说法，而且称胡适在“1928年后，发起人权运动，反对实行独裁与文化专制主义，倡导自由主义。”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1999年版《辞海》里的“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1891―1962）中国学者。原名洪，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同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发表新诗《尝试集》，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影响颇大。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宣扬“好人政府”和“省自治联邦制”的主张。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1928年后，发起人权运动，反对实行独裁与文化专制主义，倡导自由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主张“全盘西化”。1938年任驻美大使，代表国民政府签订了《中美互助条约》。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1948年去美国，后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
到了2009年，《辞海》中胡适的形象更加正面，不仅不再提胡适曾主张“全盘西化”，而且连胡适“反对文言文”也不提了。2009年版《辞海》里的“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1891―1962）中国学者。原名洪，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同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发表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影响颇大。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宣扬“好人政府”，主张组织“的政府”，实行“有计划的政治”。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1928年后，发起人权运动，倡导自由主义。1938年任驻美大使，代表国民政府签订了《中美互助条约》。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1948年去美国。1958年后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