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日记范文1
胡适一生日记，记下的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多不胜数，孔祥熙便是其中之一。
他的日记提到孔祥熙的次数，比提到宋子文要少得多，但对孔的印象，好于对宋的印象。胡适曾用“贪利小人”四字表示对宋的鄙夷和不屑。而他却没有怀疑孔的人品，起码在日记中看不出来。
胡适到美国任大使后，对孔祥熙是敬重的。这缘于一件事。
胡适的前任王正廷，在任驻美大使期间，聘一位外国人帮中国大使馆作宣传，那人实际上是无赖，对王正廷狠狠敲诈，还状告中国大使馆，搞得王正廷和中国大使馆很被动。胡适到任后，在前任留下的档案里，看到了孔祥熙与王正廷往来电文，遂对孔怀有敬意。
他在1939年8月1日日记中写道：
“寻得王儒堂与孔庸之往来的电报两大档，读了真如同看神怪小说。庸之的忠厚待人使我不能不佩服。”
孔祥熙给王正廷的电报是怎么说的？哪些内容使胡适“不能不佩服”？胡适在日记中未予具体说明。不过我们可以猜想，孔祥熙对于惹了麻烦的王正廷一定是宽恕的。
胡适日记涉及孔祥熙的，主要是傅斯年“批孔”一事。胡适本来是主张批孔的，到了美国以后，看法改变了，放弃了批孔。1938年12月4日，他曾致电翁文灏，托其转告傅斯年不要批孔（此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胡适全集》失收）。
胡适生怕被傅斯年误会，在发这封电报几个月后，还写信向他作解释。1939年5月24日致傅斯年信云：
当我得病之前一夕（十二月三夜），我曾草一电给咏霓嘱他转告吾兄谈老孔的事。我希望此电不致引起你的误解。
当十月十一月（1938）两个月之中，我深知国内和战两途的明争暗斗。尤其是十一月初，近卫广播主和之后，渝府要人甚倾向和议。（T ・F信上说他为‘圣裔’起草答近卫，已脱稿，因蒋电阻而止。）其时渝方主和者汪、孔为首。后来十二月中蒋先生坚决主持抵抗，政策始定。但我当时深感觉两点：1．蒋在外时，渝府有甚大势力，可以决定政策，至少，可以大影响政策。2．我从咏霓电文里，窥见蒋的主张可以抓住孔，而不能抓住汪。因此我颇悬念政治组织与政治连系的问题，因设一问：当此和战未决之局（十一月初），若行政院长为精卫，其结果如何？若汪长政院而兼外长，其结果如何？若政院为宋子文，其结果如何？若为孙哲生，其结果又如何？
因此，我在临出行之前夕发那电给咏霓，指出此时蒋先生需要一个可以受商量的行政院长。
“T・F”指蒋廷黻。“圣裔”指孔祥熙。信中说，孔祥熙和都主和，但两人是不一样的，的主张可以抓住孔，只是不能抓住汪。胡适要傅斯年想一想，在和与战两种主张、两条道路还在明争暗斗之时，如果让当行政院长，甚至还兼外交部长，结果会如何；如果让宋子文当行政院长，结果会如何；如果让孙科当行政院长，结果会如何。胡适没有下结论，但结论呼之欲出。
据说翁文灏按胡适的要求对傅斯年进行了劝告。翁文灏1938年12月9日日记云：“接见……傅孟真（告以胡适之电，劝勿攻孔）。”怎么劝，就大有讲究了。翁文灏日记中对孔祥熙多有微词，他对孔祥熙这位顶头上司很感冒，以其当时的心态，他会认真去劝傅斯年，是大有疑问的。在此之前，傅斯年已上书，抨击孔祥熙 。翁文灏12月11日日记云：傅孟真交阅七月十二日上蒋攻孔函，又十一月上蒋书，参政员五十二人署名……攻孔已是既成事实，劝也只能劝傅就此打住。
过了几个月，估计是傅斯年仍想不通， 1939年10月8日，胡适又致信傅斯年：
我去年十二月四日发给咏霓一电，即是对你的打孔家店妙文而发。次日我就病倒了。今夜翻阅此电颇自信此中见解真是阅历有得之言，惟恐咏霓与孟真均不能完全了解此意。我写此电，踌躇半夜，最后终不忍不发，实是在外一年，深有所见，深有所悟，故忍痛为诸兄发此议。今日此意尚值得考虑，值得深思。我在此看陈光甫手下诸人任劳任怨，一年之中，真能做到“弊绝风清”境界，为New Gealers 所叹赏佩服。此一组人是老孔所最信任，而宋子文所绝不能合作者也！
胡适在此信中说出了他劝傅不要批孔的另一个原因：孔祥熙部下、当时任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光甫，在美接洽以桐油、滇锡、钨锑作抵押的借款。陈光甫与其手下，能干实事，而且做到“弊绝风清”，赢得美方赞誉。如果将孔祥熙攻倒，则取代他的将是宋子文，而宋的上台将使陈光甫在美无法工作，这是不利于向美国接洽借款的。胡适不希望宋子文取代孔祥熙的事发生，为此他给国内发了一封长电。胡适1939年11月26日日记云：
我去年十二月四日曾密电咏霓转告孟真勿攻击孔庸之。今日要发的电文，大概也是要指出庸之与光甫处处合作，是一年中借款购货大成绩的一大原因。我虑宋子文不能与光甫合作，光甫或急于求去，则美国我方少了一个重要力量。
我向来主张“打孔家店”的人，今反过来为庸之说好话，是很伤心的事。但我为国家计，认为应该如此干，故不避嫌疑，决心发此电。
日记没有说电文发给谁，查《胡适全集》书信部分，收入胡适1939年11月27日致陈布雷电。电报中有如下一段：
弟向不满于孔庸之一家，此兄所深知。然弟在美观察，此一年中庸之对陈光甫兄之事事合作，处处尊重光甫意见，实为借款购货所以能有如许成绩之一大原因。盖庸之与光甫为三十年老友，性格虽不同，而私交甚笃。一年来光甫在美所办各事业，所以能放手做去无内顾之忧者，多因庸之绝对合作。
据翁文灏日记，在陈布雷收到胡适上述电报的前几天，1939年11月20日，五届六中全会，孔祥熙、张群分别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遵蒋（介石）为院长，孔（祥熙）为副院长”。这一结果，或许是胡适愿意看到的。
胡适日记范文2
说起鲁迅和胡适，这两位文化巨匠曾经在北京东兴楼相聚过两次。一次是胡适请鲁迅，另一次是郁达夫请胡适和鲁迅两人。此外胡适也受邀去过鲁迅在八道湾的住所和绍兴会馆吃过饭，是去过鲁迅家里吃饭的为数不多的客人之一，可见两人在当时的私交还是很紧密的，但后来由于主张不同而分道扬镳了。
1917年，二十七岁的胡适学成归国，到北京大学任教，饭局频繁。胡适日记记载过许多参加饭局的餐馆，胡适也是鲁迅之外为数不多的在日记中记载饭局的名人。例如，“民国十年九月七日，张福运邀到东兴楼吃饭。”“民国十一年四月一日，午饭在东兴楼。客为知行与王伯衡、张伯苓。”“九月八日，蔡先生邀尔和梦麟、孟和和我到东兴楼吃饭，谈的很久。”等等。
除了北大附近的小餐馆之外，胡适常去的有春华楼、广和居、北京饭店、东兴楼、明湖春等二十多家饭店。去得最多的是北京楼之首东兴楼。凡是他的贵客，多数放在东兴楼宴请。因为东兴楼位于东安市场，离当时的北京大学比较近。
根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常去的饭店有六十多家，这一点胡适比鲁迅要差得远。其实胡适比鲁迅的朋友要多得多，去的饭店不多，说明胡适这个人很有节制。
老北京著名楼之一的东兴楼1903年在北京东安门大街开业。1944年停业，1982年复业于东直门内大街。
当时东兴楼的砂锅熊掌、清蒸小鸡、酱爆鸡丁、炒生鸡片、砂锅鱼翅、红油海参等都是上档次的宫廷菜。厨子也是以前宫廷出来的。
据说胡适特别喜爱东兴楼的油爆虾仁和酱爆鸡丁，这两道菜都是鲁菜。酱爆鸡丁只有东兴楼做得最好，其他饭店也有，但都比不过东兴楼。
此菜做法是：将鸡脯肉放在凉水里浸泡一个小时后，去掉鸡皮和板筋，切丁，加入鸡蛋清、湿淀粉，和清水拌匀，酱好。锅下熟猪油，在微火上将油烧至四成热时，下鸡丁，滑到六成熟时，将鸡丁用漏勺盛出，放入熟猪油和芝麻油各三钱，下黄酱，炒干水分，加白糖，待糖融化后，加入绍酒和姜汁，炒成糊状，然后再倒入鸡肉丁，翻炒，出锅。
现在酱爆鸡丁已经是北京的一道名菜，但味道却变了，原因有几个。一是没用凉水浸泡一小时。二是不加鸡蛋清，只加湿淀粉。三是现在基本不加猪油。猪油在中国菜的烹饪中是很重要的。现在谈猪油色变，其实没那么可怕。猪油的香味是植物油替代不了的。四是这道菜要放黄酱加少许糖，现在很多饭馆直接放甜面酱，那味道出来是不一样的。
胡适经常去北大周围马神庙、汉华园、沙滩等几处小饭馆，喜欢吃熘肝尖、炒腰花、干炸小丸子、酸辣汤、炒豆腐脑、炒鸭肠、葱爆鸭心、翡翠羹等家常菜，有时也会喝上二两老白干。
“五四”以来，许多学术名流、国学大师都在北大附近这骨家小餐馆留下了身影。
胡适日记范文3
众所周知，徐志摩是个风流鬼外，才华横溢的男人，他像一只蝴蝶，流连干女人之中，他对每一个女性都不吝溢美之词，这也是他自飞机失事后，被众多女性大加追念，大加缅怀的原因，由于徐志摩去世前曾把一些书信手稿存在凌叔华处、这个盎着徐志摩旧迹的八宝箱，造成了徐志摩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女子，林徽因，凌叔华之间一生抹不去的龉龃，而凌叔华更是背上了一生的骂名。
八宝箱里究竟有什么呢?这要从凌叔华和徐志摩的交往说起，凌叔华和徐志摩结识时、正是徐志摩追求林徽因而不得的失恋之时，才女与才子，年龄又相仿，所以二人关系进展很快，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凌叔华对徐志摩是欣赏的、可是凌叔华是何等聪明的女子，她早就敏感的嗅出徐志摩爱的其实还是林徽因，自己不过是林徽因的翻版，是徐志摩填充寂寞和失意的载体，大凡女子都是清高善妒的，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目无下尘的才女，她不原谅自己只是一个翻版，所以凌叔华很聪明也很凄酸地挡了徐志摩的感情之箭，用朋友式的交往维持着心底最柔软的爱情。
徐志摩虽然对凌叔华大为欣赏和倾倒，可他也只能维持着和凌叔华友谊的交往，直到他遇到了陆小曼，对陆小曼说，“只有L(凌叔华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我唯一可以交往的真正的朋友。”可见，彼时的凌叔华，已经和徐志摩的关系上升为精神层次的挚友之爱，1928年北伐军逼近北京，徐志摩怕凌叔华遇到危险，致信陆小曼说要去；麦叔华家住几天，只有最毫无芥蒂心怀坦荡的朋友之情，才会让徐志摩如此告诉爱妻，
虽然陆小曼和凌叔华的关系还算不错，可是她却不喜欢林徽固，陆小曼也知道徐志摩念念不忘林徽因，妒忌之下，曾经烧毁过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诗文，这件事让徐志摩觉得一些私人信件放在家里是不妥的，就把这些信件放在了胡适家，后来徐志摩还是觉得不合适，就又辗转交给了凌叔华保管，可见，凌叔华在徐志摩心目中的重要性，八宝箱里有陆小曼的两本日记，另外两本就是徐志摩和林徽因在英伦相恋的日记，通称《康桥日记》，是徐志摩对林徽固最热切的爱意表白。
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和凌叔华都在赶着整理徐志摩的文集，林徽因不知何故，比陆小曼更急于得到那个八宝箱，1931年12月9日的上午，林徽因亲自到凌叔华家索取，凌叔华故意躲开不见，林徽因便托胡适帮忙，想要回八宝箱，尤其是《康桥日记》。
胡适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要挟凌叔华交出了八宝箱，胡适转手交给了林徽因，林徽因一看《康桥日记》不是完整的，气急败坏的连夜给胡适写信说“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说瞎话……女人小气虽常有，像她这种相当有学问知名的人也应该学大方一点才好…现在日记无论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实话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被人恋爱为耻……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林徽因说她急着要日记，是想回味往事。
胡适看到信后，又一次以“材料分散，不便研究”为名，要求凌叔华交出整本，凌叔华迫于压力，只好寄去了另半本日记，并附上一封信说：适之，外本璧还，希望此事如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胡适接到原本日记后，同样转给了林徽因，并在自己日记里说“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
胡适日记范文4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 胡适 文学改良 工具论
一.胡适“文学改良”的“工具本体论”观点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八事”：“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这些条款加之此时轰轰烈烈的废除古文、扶持白话的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工具层面”与旧文学摆出了“决裂”的姿态。
这次带有浓厚“形式主义”色彩的文学革新运动，被胡适视为一生的得意之作，他在不同场合反复标举其“思想觉悟”的重大历史意义。在对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总结时，他说这次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因为它“一面是那几千年因袭下来的死工具，一面是建立一千年来已有不少文学成绩的活工具；用那活的白话文学替代那死的古文学，可以叫做打破坏，可以叫做大解放，也可以叫做‘建设的文学革命’。”i稍后，他又强调新文学之所以是活文学，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语言工具被更新了，由死的变成活的了，“文学要怎样才能新呢？必定先要解放工具，文学之工具，是语言文字，工具不变，不得谓之新，工具解放了，然后文学的内容，才容易活动起来。”ii而在对新文学缘起进行总结时，他更进一步阐述他的“新觉悟”，并把它上升到文学史的高度，甚至是文学规律的高度：文学史的演变就是一部工具史的演变，文学史的发展就是一部语言文字的更新换代历史，“（1916年）从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iii一直到晚年，在唐德刚先生为其进行“口述自传”记录时，他仍然将自己的这一“觉悟”看成是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大贡献，“今日回思，在一九一六年二三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同时我也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我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了，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iv
显然，这个“工具论”既是传统的，也带有强烈的本体论色彩，在他眼里，语言首先是一种工具，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器具，但同时它又是思想本体。一方面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另一方面载体又与所载内容合二为一，甚至决定着所载内容。运用到文学实践中，在他看来，首先需要变革的不是内容，而是工具形式――工具发生变化了，形式发生改变了，思想内容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一部中国文学发达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亦即文学形式的变迁史，文学变革的着力之处应该在于文学形式而不是所谓的思想内容。
在过去相当一个时期内，由于受到纯粹工具论的影响，对胡适的文学改良论的意义，一直被局限在“形式主义”的范围内加以认知。那种纯粹工具论的认识，有来自传统的，但主要是来自苏联的，如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v斯大林也说，“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vi革命导师的认识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全盘接受了这种观点，他把从变革语言工具入手的文学革命概括为“形式主义”革命，理论根据就是就是来自苏俄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新文学史界一直延续一种“形式主义”旧说，并并这种眼光对这场根本改变旧文学面貌的“文学改良”运动，进行有保留的甚至苛责性的评价，“开始是文字改良，他还是形式技巧方面的，以后由文字改良到文学革命，这是从形式的革命走到内容的革命，从文字技巧走到思想了。”vii显然，这种评价把思想与工具分割为二，是一种典型的内容形式“二元论”观点。
二.“工具-本体论”与“语言转向”思潮的理论关系
如果M一步追问，胡适的“工具-本体论”与现代“语言转向”思潮倒有几分精神上的相通。“语言转向”是现代哲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一般认为，西方哲学从希腊到二十世纪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或三种模式，即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在第一阶段，古希腊哲学的主题是本体论，探讨的问题是“存在是什么”、“构成世界的根本要素是什么”；到了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变成了认识论，所要探究的问题是探讨哪些东西是我们所能认识的；进入二十世纪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它回答的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的意义等问题，viii哲学的核心议题，不再是世界是什么、世界是否可以认识，而变成了用什么来加以认识，变成了“对语言的思考”。ix当然，这次转向之后，语言哲学又演绎为多个分支，或者说发生了“多次转向”，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到了语言哲学的根本问题，比如语言的工具-本体论、言语行为理论、意义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流派都可以视为语言哲学的衍生课题。“语言学转向”对人文社科界的影响，不单限于哲学领域，政治、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也深受影响。
“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语言工具论的根本改写上。伽达默尔说，“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我们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思维，我们的思维只能寓于语言之中”。x在人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上，他把“工具”从外在，变成了内在，从客体变成了主体，从异质性变成了同一性。更进一步说，语言转向给文学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否定传统的工具论观点，强调文学语言的不及物性，将语言视为文学的唯一对象。其实，早在上世纪之初，一些天才诗人就靠其杰出的悟性，悟出语言的本体作用，如兰波说，“不是诗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诗人”。xi沿着同一路数，一些思想家将语言视为一种独立的符号系统，对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作为工具的语言文字不过是人类符号活动的产物和结果，而人的本质不过是“符号的动物”。xii卡西尔还认为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而非约定的联系，失去了这种自然联系，“人类语言的任何语词都不可能履行它的职务，而会成为难于理解的。”xiii符号和人融为了一体，谁也分不清“形式”和“内容”，这时，内容就是形式，形式就是内容。语言文字作为人类符号活动的特殊形式，它不仅是人类文化的承载工具，也是人类文化的物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往往被语言所制约，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洋洋自得，以语言创造者自居，自炫为语言的主人，实则是它的奴仆。”xiv
利用这种视角来观察胡适等新文化先贤的工具革命论，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在他们那里，语言文字不单是简单的“工具”，语言文字的革新也不单是“形式”革新。古文作为传统中国文人运思工具，凝聚着千百年来他们经验世界的意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由“形式”变为“内容”了，因此，废文言而倡白话就是实现其经验意型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五四新文学运动从语言文字这个工具入手，从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入手，竟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不能不说暗合着这个道理。
三.“工具-本体论”与“语言转向”的事实关联
如上所论，胡适的“工具-本体论”与现代语言哲学本质上是息息相通，十分相近的，甚至可以说是语言哲学的文学运用。既如此，问题也就接踵而至：胡适的“工具-本体论”与现代“语言学转向”思潮具有什么样的历史联系？
胡适提出文学改良思想，大体在上个世纪初，即1910至1916年留美时期，这个时期倒也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胎时期，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诞生在1915年前后，俄国形式派文论也产生于1915年左右，但索绪尔思想的传播，此时尚未展开，形式派文论也不为世界所知，所以把胡适的“工具-本体论”思想与这些观点扯上联系也就十分勉强。
我们考察胡适早期思想，主要有两个重要依据，一是胡适早年日记，二是胡适的口述自传。当然，也可根据其他史料作为旁证。胡适文学革命思想的形成，大体可以从其早年日记中窥见端倪。胡适有记日记的习惯，早年生活，事无巨细，一一罗列在日记之中。其留学数年，留下了17卷留学日记（原作《藏晖室札记》），记录了七年生活行迹：“这十七卷札记是我在美国留学时期（1910-1917）的日记和杂记……到了最后三年（1914-1917），我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用作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xv他说，这些日记“把思想的材料、步骤、结论，都写出来，记在札记里……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裸的历史。”xvi日记之中，胡适把所读的中外书籍，中国的如《诗经》、《古诗十九首》、《左转》、《史记》等，外国的《冰雪姻缘》、《块肉余生》、《双城记》，史书希腊史、罗马史等，一一记录在案。在这些精神食粮中，我们无法得见语言哲学的影子。
而从其精神历程的另一个源头《口述自传》里，我们也无由得见其与语言哲学的丝毫联系。据胡适口述，他1910年进康奈尔大学学的农科，但由于对农学毫无兴趣，于是于1915年9月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在哥大，他主要接触了夏德教授和杜威教授。前者主授《中国上古史》和《中国与罗马交通史》，虽与胡适交往甚密，但对他思想影响甚微；后者主讲伦理学，对胡适一生的文化生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xvii杜威的哲学十分宽泛，但胡适根据自己的理解，仅仅从“科学的方法”角度接受杜威，把杜威氏的实验主义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他说，“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xviii胡适对皮尔士、詹姆斯等其他实用主义大师的哲学也有所涉猎，但注意力所在主要集中在“实用”、“实验”等方法层面，对于语言本体、语用、语法等哲学论题，未见涉猎痕迹，也未有任何文字记载。
再看其c俄国形式文论学派的关系。翻检胡适1910-1918期间的所有日记和回忆文字，未见胡适与俄国形式文论学派的任何接触，也没有发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在其阅读史中的蛛丝马迹。实际上，即使是俄国形式文论派，也与索绪尔语言学成果没有多大关联。据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的研究，“俄国形式文论学派实际上不知道1915年出版的索绪尔的论著（一直到1928年特尼亚诺夫和雅各布森才明确提出把日内瓦语言学派的成果结合到文学研究中来），也不知道英美新批评开拓者T・E・休姆1915年的著名论文《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也不了解剑桥瑞恰兹的工作，整个现代文论是从几个不同的源头独立地发展起来的。”xix实际上，胡适的情形也与此相类似，他也“不知道英美新批评开拓者T・E・休姆1915年的著名论文《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也不了解剑桥瑞恰兹的工作”，xx据此，我们也可以推论，胡适的工具论观点，既不是俄国形式文论派影响的产物，也与索绪尔的语言学成果没有干系，他的观点是与上述几派论点不谋而合地独立发展起来的，换言之，胡适的文学改良工具论与现代语言哲学或形式主义文论的关系，不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是平行发展的关系。xxi
四.胡适“工具-本体论”产生的实际依据
1917年前后，胡适对中国文学革命的一个最根本的“觉悟”是“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在他看来，新文学固然要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新的活的工具，那么哪些是“活的工具”呢？当然是白话小说与白话诗词，因此他试图从改变工具入手改变中国文学的面貌。“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这是我的方案。”xxii
有了对语言文字的本质认识，自然产生相应的改革策略。那么，这些认识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既然跟现代语言哲学没有直接理论和事实渊源，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认为，它的来源有三，第一是从中国文学变化的事实“考据”而来的，是凭借历史直觉得出的结论。带着工具之死与活的辩证眼光，胡适曾对中国文学有过一次梳理，撰写过一部特殊的中国文学史――《白话文学史》。在这部文学专著里，他认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工具革命，早在两汉佛家讲法时就已开始了，到宋学家那里才被发扬光大，白话语录遂为讲学正体，逮至明代，这一条线索并未中断；白话不仅体现在讲坛里面，也深透到了文学之中，不过规模比较小罢了。直至元代，元曲、杂剧、长篇小说广泛兴起，白话才翻身成为文学语言的主流。然而，好景不长，这股最具生命的文流，遭遇明代八股文及前后七子的复辟，活的白话文学不幸受到阻遏，人为妨碍文学自然生长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他看来，改变语言工具，就是还原文学语言发展的本来面目。
二是从实用主义理论推论而来的。胡适的文学变革“工具论”，一定意义上说是其实用哲学的实际运用。服膺实用主义哲学的胡适，选取了该理论“适于用”的部分，从实际“效果”方面断定确定文学的价值，认为工具的“死”与“活”（即无效与有效），决定着文学的价值。他搬用实用主义者（皮尔士）的名言来做自己的理论基石，“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在于那观念在人生行为上所发生的效果。”xxiii所谓效果就是功用，这个实用主义理论被他用作了判断文学工具价值的基本标准。文学工具被其二分为“死”与“活”两种，死工具载的是死文学，活工具载的是活文学。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汉字是半死的文字，英法等文是活的文字，“死”与“活”的标准如何界定呢？标准在于是否实用。他说：“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xxiv
从以上几节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之初提出的“工具革命论”，就精神实质而言，跟现代语言哲学（语言转向思潮之语言本体论）高度合拍，可以说是语言哲学在东方文学界的一个意外收获；但从事实联系来看，胡适的工具本体论，不仅与西方的语言哲学毫无干系，就是与诞生于莫斯科的形式主义诗学，也没有一点瓜葛――胡适的有关论点与西方的语言运动，不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关系，是不约而同发生的两个平行事件。正如西方语言转向思潮引起人文社会科学一系列根本变革一样，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们提出的工具变革优先观点，也促使中国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注 释
i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59页，中华书局，1998年。
ii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70页，中华书局，1998年。
iii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200页，中华书局，1998年。
iv胡适：《胡适口述自传》153页，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
v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20卷，第39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
vi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
vii茅盾：《中国新文学运动》，《茅盾全集》（22），第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viii徐友渔等：《语言与哲学》，第37-38页，三联书店，1996年。
ix陈嘉映：《简明语言哲学》，第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x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6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
xiD自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第1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xii[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46页，西苑出版社，2003年。
xiii[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155页，西苑出版社，2003年。
xiv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海德格尔选集》，第358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
xv胡适：《自序》，《胡适全集》（27），第10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xvi胡适：《自序》，《胡适全集》（27），第10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xvii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口述自传》，第99页，2005年。
xviii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口述自传》，第104页，2005年。
xix赵毅衡：《前言：符号学的一个世纪》，《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第2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xx赵毅衡：《前言：符号学的一个世纪》，《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第2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xxi从胡适的工具论与索绪尔语言学或形式主义文论的实际关系上看，二者也没有多少交集，比如索绪尔的语言/言语、共时性/历时性等，形式主义诗学的以作品为中心、“艺术作为手法”等观点，与胡适的文学革命实质是工具革命的观点等，语义上并没有真正的关联。
xxii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10页，中华书局，1998年。
xxiii胡适：《实验主义》，《胡适文存》（二），第217页，黄山书社，1996年。
xxiv胡适：《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第79页，中华书局，1998年。
胡适日记范文5
关键词：胡适；经济生活；知识分子；生存状态
胡适是近代高层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生活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本人其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思想，也部分的展现出近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
一、胡适的经济收入
薪金。胡适的薪金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胡适在1917应聘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9月30日在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圆”。10月25日胡适又写信给母亲说：“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1931年胡适回北大，任文学院院长，月薪六百银元。此时胡适经济收入相当丰厚，以前的欠薪全部领到，月薪升至600圆，还兼任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长，也有薪水拿。（此时此地一户中等人家，维持生活的费用是一月大约90银圆。）胡适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时期，月薪是五百四十美元，这在消费水平较高的美国不能算高收入，正如胡适本人在1947年10月21日一次演讲中说：“我有三十二张博士文凭（有一张是自己用功得来，另外三十一张是名誉博士），又当过大学校长，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个银行练习生差不多。”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时期，胡适的年薪是五千多美元，每月合到四百多美元。当时是常“以芽菜豆腐款客”。1958年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时，底薪台币八百元，统一薪七百元，加上各种津贴，每月收入两千多一点，合五十多美元。
稿酬和演讲费。胡适除了薪金外，稿酬和演讲费也颇多，亚东图书馆的一份帐单（参看《胡适与江冬秀》124—125页）显示，到1928年底，胡适仅在亚东图书馆的版税和稿酬，就近3万银圆。这也只是其稿酬收入的一部分。胡适1930年末再度回到北京大学，过着教授、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的生活，著述更多，收入也更多了。此外他经常作一些学术演讲报告，也可得到较多的报酬。这一时期是胡适经济收入的高峰时期，也是其生活最舒适、最得意的时期。对于民国时期一般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难以企及，鲁迅自认为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见《二心集·序言》），但其收入也不过是胡适的一半而已。
灰色收入。胡适是一个人品高尚的人，对于钱财并不看重。所以灰色收入基本不取。1931年胡适在北京过四十大寿，他只邀请亲朋好友吃了一顿，收了一幅由朋友联名赠送的寿屏，摆在堂上。1933年3月6日，瞿秋白在《王道诗话》一文说胡适粉饰反动统治“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上五千元程仪。”但胡适演讲并未见对何键捧场凑趣的话。“程仪”之事，胡适在日记中记录是四百元，胡适以旅费由各方面承担为由，不受此钱。但何键又派人送到火车站，“推来推去，不成样子，所以终于收下了”。按胡适的品性，此类“程仪”的事，他是不大愿意做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要报销的，胡适没有动过一分，全部上缴国库。他在家信中说：“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公费由馆员两人负责开支。四年来每有不足，均实报请部补发。弟俸给所余，足敷个人生活及次儿学费。”胡适在美曾因生病欠债4千多美元，但他没有把这个“肥缺”当作敛财的机会，而是尽可能自己解决经济困难。从胡适的整体人格来看，其灰色收入有限。
二、胡适的经济支出
基本生活、工作所需。胡适生活十分简朴，生活开支量入而出。1917年9月30日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圆，每餐两碟菜一碗汤”，每月节余200多银圆。胡适平时不喝咖啡，只喝绿茶，少时好酒，但不喝好酒洋酒，北京二锅头即可。胡适也看戏，但不痴迷。胡适吸烟很讲究，一定要好烟、舶来品，不过烟瘾不大。胡适的衣着比较简单，在国内，他不穿西装，好穿中装，平常穿的是长衫，没有名贵的衣服，只有出国的时候才穿西服。衣服料子多是一般的棉布、呢绒、谈不上朴素，也并不华丽，只是穿的整齐干净，保持着学者派头，庄重又潇洒。他睡的是普通双人床，被褥、被单、毯子等床上用品皆极普通，并不豪华。胡适在住的方面也比较简单，以够用为准则，在北京、上海时期都是租住房屋，简洁实用，雇有厨师、仆人和司机等，但没有购置固定房产。在美国时期，住大使馆区，基本由国民政府支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圈，文人的钱主要用于购买珍贵的古版书。胡适也爱书，所以在购书方面支出较大。
赡养家人，接济朋友、后学。胡适支出的另一部分是用来赡养老母，支援朋友、提携后进。胡适按月寄30圆赡养老母，以尽孝心。家庭成员多仰赖胡适养活，开支也不少。朋友徐悲鸿、徐志摩困顿时间，都曾在胡适家白吃白住。1920年，林语堂获官费到哈佛大学留学，不料到了美国后官费没有按时汇去，林语堂打电报至国内告急。胡适匿名汇款2000美元，使其顺利完成了学业。1932年胡适与赵元任等筹集了1000银圆给陈独秀解出版之急。胡适自己认为资助学子“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 按胡适的性格来估计，这种支出应该占其开销的较大部分。
胡适的另一项经济支出是周济亲戚。胡适是胡氏大家族培养出来的，按我们中国的老规矩，回馈乡亲是义不容辞。胡适的侄儿胡思永、胡思猷，内弟江泽涵求学就业，都有胡适在背后出钱出力，后来远亲石原皋加入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胡适上下求人，打通关节，才将人救出。有个本家兄弟胡卓林经商，请胡适作保借款2000，不想胡卓林经商失败，2000块最后由胡适来偿还。再后来，侄女婿程浩平办毛巾厂，又请胡适担保借了几千块，不知这笔钱有没有赔。
总之，胡适一生基本上都处在社会上层，早年暴得大名，收入颇丰。在大陆时期生活的比较舒适，在美、台时期生活一般。胡适虽然在不同时期收入高低起伏，但总体上还是不错的，这为他以独立的人格从事于学术事业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他一生清廉大度，乐善好施，他曾说：“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的追求。我们从胡适这种高层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中也可以管窥到近代中国文化界文人的生存状况。
参考文献：
胡适日记范文6
作为在校大学生的周汝昌，那年秋天来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他想借阅的是敦敏所著《懋斋诗钞》。查找了书柜里的卡片，显示馆中藏有此书。馆员把他填好的书单放到篮子里，传至楼上书库。当篮子传下来时，《懋斋诗钞》已躺在其中。周汝昌大喜。书上附着的借书卡一片空白这么多年来，从未有人借过。对于“红学”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瞬间。“新红学”自1921年以后，已有多年波澜不惊。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分别于1921年和1923年出版。这是《红楼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在此之前，“索隐派”盛行。比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红楼梦》乃“康熙朝之政治小说”，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贾宝玉影射的是康熙废太子胤礽。胡适和俞平伯通过考证，得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家史与自传，后四十回为高鹗续补。这是“自传说”。
然而，胡适和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高。胡适认为《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俞平伯则认为《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只是二等。我们今日所见《红楼梦》崇高之地位，并非向来如此。
平生一面旧城东
在遇到《懋斋诗钞》之前，他与《红楼梦》似乎并无多少缘分。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咸水沽，家境殷实。家中有草火园子。小时候，母亲常给他讲园中旧事，每次言及都感叹，那真像《红楼梦》啊。母亲藏有《石头记》，周汝昌找来翻阅。但他看了开头便无再读下去的兴趣，批语混入正文，语次混乱，“沉闷乏味”是他彼时感受。
1940年，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人解散，周汝昌失学回家。1947年，已经是3个孩子父亲的他再返燕园，进入西语系学习。“旧地重游，我已身世沧桑，年华老大。朝气难回，伤情易触。我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他的四哥周祜昌，失业在家，阅读《红楼梦》打发时光。他所读版本有胡适所写之序言。胡适在序言里说他发现了曹雪芹友人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敦敏的《懋斋诗钞》尚未找到。这两本书对于研究曹雪芹生平有重要价值。
周祜昌看到胡适这句话，便给弟弟去信，让他到燕大图书馆找一找，看能否寻得《懋斋诗钞》。不可思议的是，胡适寻遍中国都未发现的书籍，就这么被周汝昌不费功夫地找到了。
周汝昌细读了《懋斋诗钞》，对曹雪芹的生卒年有了自己的思考，随后写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此文于1947年12月5日在天津《民国日报》上发表。
胡适看到文章后，给素昧平生的周汝昌写信：“在《民国日报》图书副刊里得读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兴。《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胡适早已名满天下，而周汝昌只是一位在校学生，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胡适的鼓励对周汝昌投身“红学”起了重要作用。半年里，两人多次书信往来，所言皆是《红楼梦》。胡适还邀周汝昌至东厂胡同一号家中当面晤谈。更让人惊讶的是，周汝昌写信向胡适借其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胡适立即托人送至其家中。看到珍本，周汝昌才知以往所见《红楼梦》已经过大修改。比如，《甲戌本》开篇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而不是常见的：“作者自云，因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
该珍本价值连城，胡适借给周汝昌后，何时归还都不过问，好像忘了有这回事。这让周汝昌非常感叹：“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几十年后，周汝昌回忆平生所交鸿儒硕学，认为惟有胡适够得上一个“大”字。
1948年12月，共产党军队兵临北平城，胡适在东单临时机场乘飞机离开。登机时只带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周汝昌前些日子还给他的《甲戌本石头记》。
一卷红楼触百思
1953年冬，12岁的刘心武在北京读初一，他家所在的钱粮胡同对面有家书店。他喜欢读书，《红楼梦》已经读过。这天，他从书店的一本书中看到“红楼梦人物想像图”，大吃一惊，因为这与他自己头脑中想像的人物有很大不同。他将书买回家，读得似懂非懂，却“有读侦探小说的”。这本书是周汝昌于当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刘心武认为此书是他对红学感兴趣的来源。
周汝昌此时已经举家赴蜀，在四川大学任教。《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很快脱销，出版社在3个月内加印3次。在川大，一位平日交往不多的教师忽然跟周汝昌打招呼：“老周，你害苦了我。我日来患了感冒，正在难挨，谁想你的大作忽然买来了，我这一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了，次日病重了一倍还多。”
在海外，有人将《红楼梦新证》送给胡适。胡适认为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里回顾了对《红楼梦》的种种贬低言论，指出《红楼梦》是一部石破天惊的伟著，曹雪芹是旷世天才。这是周汝昌研究《红楼梦》与曹雪芹最核心的部分。
《红楼梦新证》让周汝昌名声大噪。一年之后，1954年，他奉调回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不久，“批俞”、“批胡”运动开始。周汝昌与胡适之间的交往，成为“污点”。为了过关，他迅速撰写了批判胡适和俞平伯的文章。邓拓接见周汝昌，暗示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周汝昌感到痛苦，他想不通自己的学术著作有什么“极端的反动性”。
随后多年，知识分子一次次被“思想改造”，批判他人或批判自己、投入阶级斗争，成为他们生活的主题。“”开始不久，周汝昌被关进牛棚。1969年，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由于干不了重活，他被分配去挑粪，与杨霁云同组。从茅坑到菜园，有一段路程，路上无人监督的时候，他们就停在树下，在大粪旁漫谈，所谈多半是《红楼梦》。
1970年8月，他再次被调回京城。办手续的时候，他看到回京公函，大吃一惊“今奉中央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文学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
周汝昌回京之事在干校引起轰动。大家琢磨着其中奥妙，传言四起。
1972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女教师罗克珊维特克访问中国时，与进行了多次长谈，之后写成《同志》一书。提及周汝昌和《红楼梦新证》时，表达了肯定的意见。早在周汝昌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时，聂绀弩就跟他说过：对你颇有好评。1973年—1975年间，全国掀起过评论《红楼梦》的热潮。对比关于《红楼梦》的谈话，不少观点与《红楼梦新证》相仿。《红楼梦》让周汝昌进了“红色保险箱”。这些与众不同的经历让周汝昌身上多了一层神秘色彩，至今仍受争议。
五十六年一愿酬
2004年，《石头记会真》出版，署名：周祜昌、周汝昌、周伦玲。《红楼梦新证》与《石头记会真》，被认为是周汝昌红学研究的两大高峰。周汝昌为《石头记会真》撰文，题目是“五十六年一愿酬”。56年前，他向胡适借得《甲戌本石头记》，与周祜昌用了暑假两个月的时间，抄得一部副本，并向胡适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和《戚序本》，精核整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真手笔的好版本。这个愿望的实现，用了56年。
胡适早已辞世，周祜昌亦在1993年去世。《石头记会真》成书时，周汝昌心情非常复杂：“我不知以何言词表达我的心情，悲喜二字，是太简单太无力了。”
周汝昌服膺曹雪芹之言：“愧则有余，悔又无益。”这也是他的人生感叹。
不是不悔。若真的不悔，那愧又何来？其愧既又有余，则其悔之深可想而知矣。然而，悔到底是个“马后课”，比及知悔能悟，事情早已明日黄花，成了“历史”，故曰无益。俗话还常说“追悔莫及”。是以万人能悔，虽是好事，毕竟那万人已然做成了至少一万件错事坏事了。呜呼，岂不可悲，岂不可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