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学生事迹材料范文1
罗天琪，男XXX年XX月入党，担任东山镇南塘村支部书记，南塘村是省级“十三五贫困村”同时也是县重点工程的主战场，在精准脱贫和其他各项任务面前，罗天琪同志没有退缩，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默默奉献，得到了上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一、抓班子、强建设
2016年南塘村被乡镇评定为“软弱涣散村”罗天琪同志没有退缩，毅然挑起班子建设重担，在镇党委的关心帮助和广大村民的支持下，重整旗鼓，从加强宗旨意识、责任意识、廉政意识等多方面着手，带领大家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同时严格要求自己，树立了带头人的应有形象，从而建立立了一个团结、务实能够带领群众致富的“两委”班子。现在的“两委”班子在罗天琪书记的带领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群众中树起了新形象，为搞好村的各项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二、先进事迹
事迹1：2018年12月，村民罗香树的新房终于落成，看着老表满心的喜悦和开心的笑容，期间的辛苦只有罗书记心里知道...。由于土地问题和邻里纠纷，从2015年开始，罗香树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屋，一家7口人住在一栋临时搭建的简易棚内，条件十分艰苦。为了罗香树能够住上新房，前前后后将近2年的时间，罗书记踏破了附近所有农户的门槛，积极协调土地问题，处理邻里纠纷，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也很好的得到了解决。终于，村民们被罗书记的精神感动，涉及农户全部同意了罗香树建房，从此罗香树一家结束了多年无房居住的困扰。
书香学生事迹材料范文2
1为中医药学史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1.1补正医家及着作
陕西地方志中对医家医着的记载,虽资料零散,但详实丰富,不少可[！]补充医学文献对医家医着的记载。如中国医学史中对元代陕西医家记述极少,《类编长安志》中记载了元代最高医学长官成和郎陕西等路医学提举武天锡及其家族五六代人,逐渐由儒业医的过程,对了解元代陕西地区医学发展与传承多有裨益[1]。再如,陕西方志中详细记载了孙思邈旧宅、隐居地、长安居地、孙思邈传说,以及各地孙真人洞、药王庙的起始、变迁等,这些资料丰富了我们对孙思邈和药王现象的认识,也补充了已有文献对孙思邈的记载。陕西方志中记载的一些医家着作,多不被医学界重视。如清代嘉庆时期医家王学温着有《三槐医案》八卷,同时代白珩廪着有《伤寒论子树本》[2],光绪名医杜芳洲着有《医理探源脉诀》,后两种医书仅见于《咸宁长安两县续志》[2],清代高陵名医董凤翀着有《痘疹类编》。这些医学着作在目前的目录书中少见,对研究陕西地域医学多有补正。
1.2补正药物史研究
陕西方志中记载了从秦汉至民国的上千种陕西地区所产的药物状况,包括药物栽培、道地药材等方面,对中药史研究颇有补正。在药物栽培方面,《三辅黄图》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土本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3]在以往的药物种植史中,多采用张骞西域引种品种,此史料可补中药交流之缺。地方志中所载道地药材的历史非常悠久,如《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唐代开元和元和年间两次贡赋中关内道的“土产”“土贡”,其中有药物27种,而麝香出现的频率最高,5个州府均有;其次为蜡,4个州府皆贡[4]。这对研究唐代陕西地区道地药材很有价值,也为研究区域道地药材变迁提供了珍贵资料。如将《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公元831年)和《千金翼方》(成书于681年)[5]两者记载的关中道的道地药材相比较,既可补正药物史研究,也可为陕西地方药材发展提供依据。
2为陕西地区医疗卫生习俗、养生保健方法的研究提供史料
陕西地方志资料记述了不同时期本区域养生保健方法和卫生习俗的演进,主要包括以下4类。
2.1生活卫生习俗
《三辅黄图》中记载了秦汉时期居住屋室的设计构造,椒房殿“以椒和泥涂,取其温而芬芳也”;温室殿“以椒涂壁,被之文绣香桂为柱,设火齐屏风,鸿羽帐规,地以罽宾氍。”[3]汉代建有“凌室”,乃皇家的“藏冰之所也”,冬天纳冰,春天启冰,所藏之冰供皇室储藏食物、防腐保鲜,宫殿的驱暑纳凉,以及祭祀、停丧等礼仪活动[6]。宫廷还有“暴室”,“取暴晒为名耳”,主织作染练与暴晒。
2.2长生养寿方药
《三辅黄图》载汉代“鲁女生,长乐人,初饵胡麻,乃永绝谷,八十余年,少壮色如桃花”[3]。汉武帝造神明台,“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3]宋敏求《长安志》卷十记载吕师元“辟谷炼气”,故隋开皇十年,文帝在丰邑坊为其建清虚观。《西安府志》卷七十六记载了“长生药”———柏树叶的制法与服法[7]。方志中涉及到的养生药物有胡麻、柏叶、云表之露、玉屑、玉浆、泉水、分枝荷、蓬饵、东海祖洲不死草(疑为灵芝)等,是古人在延年益寿方面的有益探索。
2.3祛病愈疾习俗
2.3.1祝由祈祷各方志均有记载,《长安县志》三十一卷记载,西汉民间有巫医安丘望之(复姓安丘,名望之)[8],宋敏求《长安志》载“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勅道士秦英祈祷获愈”[9];唐高宗龙朔年(661-663年)间“苏州僧法朗诵观音经乞愿”为城阳公主愈疾[9]。明代吕柟刊本《高陵县志》记载,“遇灾而禳,遇疾病而祷,遇无子孙而乞,皆于神所”[10]。可见,“祷”已经成为明时治疗疾病的一种常用方法。《西安府志》卷三十三记载,渭南人“母失明,(南)续芳求医祷神,心力并瘁,未几母目复明”[7]。细观方志记载,宋以前有专门的祝由人士为病人祈祷,宋及其以后主要由病人的近亲为其祈祷愈疾,治疗的疾病种类多样。2.3.2泉水愈疾此法又分为两类型,一是温汤疗疾法,《雍录》记载从后周至唐,皇室皆有用温泉治病的习俗。乾隆《临潼县志》引《三秦记》骊山温水可洗疮,及“去疾消病,渐有骊山温汤”,“倍药石之功,蠲除六疾”[11];沔县东南之温泉水,“望之白气浩然,言能瘥百病,浴者皆有硫磺气”[12];淳化东南之金泉,“目眵者洗之可明”[12]。这种疗法简单易行,在陕西民间流传广泛。二是饮泉愈疾法,宋敏求《长安志》谓醴泉“其味如醴,饮之疾愈”[9];五台山上的药王洗药池,“水渍柏叶成碧绿色,饮之可愈痼疾”[12],还有周至可避“瘿”病的“长生泉”,兴平耿祠乡“有疾者饮之皆得愈”的浪井[9],嘉陵江上的药水岩等[12]。2.3.3驱疫习俗传染病防治是医学的重要环节,陕西方志中即记载了很多防疫习俗的渊源、演进。如《西安府志》引《宋卜子阳圆苑疏》载,西汉时“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阁,七月七日宫女出后,衣登楼曝衣”[7]。《高陵志》载“正旦鸡鸣各悬黄纸长竿以祀天,曰:接天神,又以麻竿木炭悬门,曰去瘟疫”;“拜神四月八日,男女戴皂荚叶,曰巳头痛”;“端午日,戴艾叶,曰去疾”,“幼者系百萦于项腕,曰蛇蛊不蛰”“腊月五日食五色煮豆,曰豆者,毒也,食之巳五毒”,以及饮雄黄酒、茱萸酒,佩戴各种样式的“香包”,内装雄黄、丹砂、香料等。他如正月十六的“游百病”,二月初二的“咬干(疳)”等[10],都是和防疫相关的民间习俗。
3为地方中医药文化遗产的挖掘与利用提供参考
中医药文化遗迹与中医药文物遗存、传说故事是一种独特的中医药文化现象,凝聚着中医药特有的人文精神、哲学思想,不仅反映了医学领域更宽广的文化信仰和自然环境知识,而且密切了其他领域和中医药之间的固有联系。
3.1中医药文化遗迹
陕西方志中记载的中医药文化遗迹颇多:如孙思邈宅、孙真人祠、孙思邈隐居地、药王山,以及分布于各区县的药王庙或药王洞;扁鹊墓,王焘墓、华佗墓、彰义祠等着名医家墓葬;药市街、三皇庙、惠民局,各区县的养济院、漏泽园、牛痘局等医药真迹;童子采药金银台、相桥丹井、炼丹石、老母殿、城固县南的唐公房、老子炼丹峰、药妇山、宋真宗梦中治疾的法王庙等仙
家异事[12],每一个遗迹都蕴含着数个典故传说。中医药文化遗迹中还包含着特殊的一类———着名地方老字号中药店,如藻露堂、益元堂、白敬宇、义安堂、天和祥、普太和、西鹤年堂、德寿堂、万灵堂等,这些老字号中药店是中医药文化承载者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其中绝大多数已不可复见,唯留下了遗迹、照片、成药、文物或文字资料等,但他们对陕西地方的社会发展、人民健康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3.2中医药相关文物陕西方志中涉及的医药
卫生文物有行气玉佩铭、张旭肚痛贴、景教流行中国碑、元代王重阳仙蹟碑、隋代鄠县祈疾疏、明代三原县医士管韶修通远桥,以及各种材质的医疗器具、何家村出土的金石类药物、相关的医药碑刻、医药类古籍等,都是陕西地方历代医疗活动的见证物,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字记载的不足,不但为中医药研究工作提供了确凿的物质基础,且拓展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书香学生事迹材料范文3
勤奋学习，开阔视野
在学习上，她刻苦好学，勤于动脑。从一年级到现在，各科成绩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优秀少先队员”。同时，广泛阅读课外书集，增长课外知识，开阔眼界，且在阅读比赛中荣获六年级组一等奖；XX年白云区首届中小学生教材文艺赛上荣获第二名；XX年第一学期新市街（含七所学校）小学生创新作文比赛（四年级）中荣获一等奖；数学日记评比中荣获一等奖；秋游活动为主题的作文比赛荣获二等奖。《快乐的一天》已入选《当代中国青少年优秀作品精选》被授予“希望之星”中国青少年文学奖——银奖荣誉称号。
天天向上，兴趣广泛
“向上”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力量源泉，张淳蔚同学的身上有着一股强烈“向上”的追求。她追求思想向上。“做个好孩子，做个好学生”。她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守校规校纪，对人讲礼貌，自觉遵守小学生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深得邻居、家长、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进入小学校园不久，通过认真学习，她被选为校大队长、中队长、国旗指挥员、仪仗队指挥员，同时担任班长、组长职务，她严格要求自己，力行少先队员的先进性，时刻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她追求全面发展，除认真学习课本知识外，在校外还是个南方小记者、舞蹈小演员，她多才多艺，爱好广泛，钢琴、竖笛、胡芦丝样样精通，受过专业的舞蹈训练，参加了许多公益活动和大型文艺演出。XX年第四届《德艺双馨》中国文艺展示荣获广东省金奖；首届香港国际青少年艺术节广东赛区荣获银奖；XX年和谐颂全国艺术教育成果展演——金奖；广州市中小学生艺术大赛——二等奖；XX新加坡国际青少年舞蹈艺术大赛广东赛区荣获金奖；她制作的百变花瓶帽成为XX年度最佳dv候选作品，XX年度荣获南方电视台tvs5优秀南方小记者。
传递爱心，助人为乐
在XX年的暑假，小小年纪的她和广州志愿者到四川灾区探望绵竹、绵阳、板房中心小学在5.12地震中受伤的中小学生，了解他们的灾后情况，把5.12大地震中受伤的9位朋友接到广州度过美丽的快乐假期，并主持“四川孩子在广州手拉手” 爱心活动，得到爱心家庭和社会对肢残孩子的关爱。看到——爱——川粤少年儿童手拉手抗震救灾爱心晚会上的灾情实况，她第一个带头上前把包中所有的钱捐助到捐款箱中，结果走了近二小时的路才回到家里，心里倍感踏实和轻松。她还多次利用假日的时间和广州义工联－起到增城的小学，尽自已的能力做些义务工作。做到体验和学习两不误。在任南方小记者的期间，采访报道拍摄了很有价值的科教题材，拍下许多校园内外的奇、特、趣事。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音乐前线》之童声同气竞选节目小主持。
张淳蔚的事迹数不胜数，游览各大网站的视频，都有关于她的爱心体验，名副其实的爱心小天使，在家是父母的好孩子，在校是老师的好帮手，希望淳蔚在已初步养成良好生活和学习习惯的基础上，发扬优点，克服不足，再接再厉，争取更好的成绩，成为祖国明天美丽的花朵！
优秀小学生干部事迹材料
商务局申报“十佳文明单位”事迹材料
近年来，我局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xxxx”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各项奋斗目标，广泛深入扎实地开展文明机关创建活动，不断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树立了献身、求实的良好形象...
图书管理员先进事迹
作为一名图书管理员，我始终抱着对学校、老师、学生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抓好图书室管理工作，尽力为学生创设出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和读书气氛。我在工作中，改革创新，主动出击，使图书室工作更上一层楼，得到了学校领导的肯定。
企业优秀共产党员事迹材料
同志，30岁，XX年入党，XX年到xx华北物流工作，现任金融物流部经理助理。**同志始终如一坚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工作中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xxxx”重要思想，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讲党性、重...
优秀小学生干部事迹材料
张淳蔚，女，现年十二岁，是广州市白云区棠涌小学六年一班的学生。她德艺双馨、品学兼优、良好的思想品质，优异的学习成绩，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连续六年任班长、组长，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好少年好儿童先进事迹
xxx同学是xx学校四年级一班的学生，担任了班级学习委员，文娱委员，班长，中队长以及校少先队大队部督察员等职务。她待人诚恳，富有爱心，热心公益活动。
中学优秀学生干部事迹材料
同学是高一（12）班学习委员。被评为“-年度市三好学生”。在学习上，她能积极要求上进，认识到：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只有不断地充实自己，才能使自己融入这个社会。高中的学习与初中相比，学科多、速度快、时间紧、难度大。
优秀团员先进事迹
xx同学是xx中学高二级学生，现任校学生会宣传部部长，班宣传委员，是xx中学第七期青年党校毕业党员。曾任校文学社美工编辑部部长，团支书，楼长，团宣传委员，班纪律委员。
书香学生事迹材料范文4
关 键 词：语文教学 指导 积累
《用童心写童言的习作指导法》强调：“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书面语言的运用都需要有一些积累。这里所说的书面语言，至少包括规范的词语、句子，有趣的歇后语，形象的比方、名人名言，比较健康的顺口溜以及典故、格言、谚语等。盖房子，必须准备好建筑材料，搭建文章这栋房子理所当然地需要书面语言这一材料的储备。”而我们使用的教科书本身也具有上述内容：
1、字词部分，除每课有一定的识字写字量外，还集中在每个单元结束时安排了词语盘点，以分类的方式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2、很多课文均出自名家名篇，可读性强，语言上更是生动形象。如《那片绿绿的爬山虎》、《秋天的雨》、《呼风唤雨的世纪》……让我们充分领略到文字的魅力，充分地享受了由文字构成的盛宴。
3、中国的文化精髓得以充分体现：如对联（春联、异读联、回文句）、诗歌、成语故事、农谚、歇后语等等，真是异彩纷呈。
既然教材提供了这样多关于积累的素材，作为教者，应如何作好一名舵手，把它们不露痕迹地送到学生那儿呢？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一、诱——激发兴趣
对孩子来说，最好的教育就是老师的言传身教。一名小学老师，要彰显自身魅力并不难，不必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只要能让学生佩服就行。说实在的，我不擅长语言文字，但对于课堂中的语言，我总是精益求精。课堂上还经常不失时机地小露一手：如“不动笔墨不读书”“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二三四五六七 孝弟忠信礼义廉”“踏花归来马蹄香”“旧书不厌百回读 熟读深思子自知”…… 好多学生悄悄对我说：老师，我最喜欢听你说话。学生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强烈地希望也能像老师一样。积累的积极性就可想而知了。
二、导——教给方法
兴趣调动了，引导学生有选择地积累也非常重要。这种引导，应该渗透于整个课堂，而且是不露痕迹的。这就要求教师备课时在涉及到积累的地方要花大力气。如《那片绿绿的爬山虎》作者两次对爬山虎的描写非常形象、生动。这两段文字便是学生积累的好素材，引导学生积累时可以这样进行：为每个句子准备一个比较简单，平实的相关句。让学生比较，哪个句子写得好，从而明白书中的两个句子不仅具体，而且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情，隐隐地体会到借景抒情这种描写方法，同时对两段描写留下深刻地印象。《秋天的雨》一课在词句方面都很有特色，可以这样设计：秋天的大门打开了，哇，多美的景象呀！红红的枫叶，五颜六色的，香甜可口的水果……让我们即养眼，又舒心：在对美景的描绘中，你觉得哪些句子你最喜欢，用自己喜欢的符号划出来。
兴趣使学生乐意积累，而教师的引导又让学生对文本中积累的内容明朗化了。
三、展——提供展示机会
这里所讲的展，是指教师为学生提供的展示的机会，让学生享受到成功的喜悦，保证积累兴趣能够持久。
学生经过日积月累，把一些东西内化之后能够达到“熟读唐诗三百诗，不会作诗也会吟诗”的境界，如见到池塘便可以借用到“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绿得像一块碧玉”；感受到微风拂面便可以立即联想到“吹面不寒杨柳风”……
积累，让学生的表达有“米”可炊；积累，让学生的表达丰富生动，充满灵气！
参考书目：
1、2011年19期《教师》，如何指导学生积累语言；
书香学生事迹材料范文5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 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 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 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 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 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 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 ，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 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 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 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 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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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学生事迹材料范文6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 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 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 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 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 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 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 ，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 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 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 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 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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