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部年中总结范文1
〔关键词〕宏观经济；生产力多元结构；结构演变；总供给结构；总需求结构；投入产出表；结构性分析；引进式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4-0107-10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
〔作者简介〕周晓波，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璋，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一、引言
得益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技术引进”，我国充分利用自身“后发优势”实现了经济的稳步增长，40年间的GDP总量增长达30多倍（1978-2017年），实际GDP年均增速9.5%，为同期发达国家增速的3倍左右，迅速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超越，其经济成果举世瞩目（林毅夫等，2005；刘小鲁，2011）。①但是也因为“技术引进”模式，使得我国生产力增长和结构演变始终受到国际产业转移和引进技术等外部因素的强烈影响，生产力增长和结构演变呈现出一种非“自然”的“强制进化”过程，生产力的各个构成主体间具有多时代生产力共存的多元结构状态，被抽象表述为“生产力非均衡结构”或“生产力多元结构”（陈璋，1990）。②
所谓“生产力一元结构”显然是一个与“生产力多元结构”相对应的概念，所描述的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生产力结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产力差异仅表现为同时代生产力在各个构成主体间的分布，所反映的生产力结构演变和宏观经济问题具有历时性和单一性。西方经济学中的总量分析框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而“生产力多元结构”所描述的多时代生产力共存现象，也决定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的生产力结构演变和宏观经济问题具有共时性和复杂性，且与“生产力一元结构”具有本质的不同。“生产力多元结构”是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特征形成的客观基础和最基本原因，其存在破坏了西方经济学总量分析框架的一系列假设条件，使总量框架在分析我国宏观经济问题尤其是结构性问题时存在明显的不足，并且分析结论常与现实相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结构性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基本逻辑
“生产力一元结构”和陈璋早年提出的“生产力多元结构”分别对应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从长期看，两种结构下的宏观经济特征具有重大的差异。“生产力一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主要特征：（1）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方式主要是原发式技术进步，自主创新（创新研究发明等）始终是技术进步的原动力；（2）生产力结构（区域、部门、行业等）相对平衡地演变（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水平）；（3）宏观经济问题通常表现为总量问题，或为供给侧的总供给问题，或为需求侧的总需求问题，其复杂性相对简单。总之，“生产力一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特征及其问题的产生主要由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决定，同时在“生产力一元结构”下市场机制调节均衡的有效性也更为明显。“生产力多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主要特征：（1）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方式主要是引进式技术进步，各种引进技术方式（购买设备、专利、合股、独资投资等）是其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动力，投资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生产力结构（区域、部门、行业等）长期处于一种不平衡演变状态（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水平）；（3）宏观经济问题通常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即一方面表现为供给侧问题，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需求侧问题，两侧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复杂性非常突出。总之，“生产力多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特征及问题的产生主要由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决定，同时在“生产力多元结构”下不仅市场机制调节均衡的有效性受到限制，而且加速了市场的非均衡演变。
所以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的差异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经济理论与分析路径。总量分析适合“生产力一元结构”的宏观经济问题，即将宏观经济问题归结为供给侧或者需求侧的问题，注重的是整体经济中某一侧问题的总量分析，其复杂性相对简单。而结构分析关注的是宏观经济的整体结构，即宏观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问题，所以表现形式也更为复杂，必須同时分析供给侧结构和需求侧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既包括整体也包括局部。
“生产力多元结构”的形成根源于我国实行的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研究经济结构演变不能不谈技术进步。从要素偏向角度，技术进步可以分为资本体现式和非体现式：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也称为外生技术进步，是一种中性技术进步，能够同比例提高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原发式技术进步便属于这种方式；而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则是非中性的技术进步，是一种融合于物质资本投资过程中，通过使用新设备、新软件等方式实现的技术进步，引进技术属于典型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这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技术进步方式（Howitt等，1998；Felipe，1999；Gordon，2000；王林辉等，2012）。③我们认为，从结构意义上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问题实际上是在这种技术进步方式下积累的结构性问题。
1.引进技术阶段总供给的结构演变
按照宏观经济学的一般观点，从长期看，总供给结构决定总需求结构，所以探讨我国数十年来的宏观经济结构演变应从总供给结构演变开始，这也意味着整个宏观经济结构演变是从大规模引进式技术进步（国际产业转移）开始的。
引进式技术进步必然直接影响部门间的供给结构，大规模引进技术的实质即国际产业转移。在顺序上，一般呈现为优先转移发达国家的落后产能，所谓“落后”是对发达国家而言的，对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而言则是“先进”产能，这一阶段通过购买设备、专利、合股、独资投资等具体形式完成相关产业（链）的技术引进，相关部门的生产力水平由此快速提高，部门收入也以快于其他部门的速度迅速增长，所增长的收入再被投入新一轮技术引进中。如此循环持续直到该部门的引进技术结束。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引进速度越快，经济增长越快，但由于产业的增长不是“自然”的，导致引进技术部门和非引进技术部门间的发展不平衡（包括收入、规模等）。长期的引进式技术进步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向适应外部需求结构的方向发展，这是在外部需求下降时产能过剩伴随结构性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
从收入结构看，引进式技术进步会导致部门内以及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的收入取决于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引进技术过程中，资本积累伴随着技术进步，新增机器、设备和软件等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相对于非引进技术），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提高较慢；同时改革开放早期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也压制了工资水平的提高，而引进技术部门内部资本报酬比例不断提高，使部门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引进技术部门和非引进技术部门间技术水平差距的扩大也导致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从而使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Bartel等，1997；张莉等，2012；陈宇峰等，2013；Paz，2014；周云波，2017）。④
2.引进技术阶段总需求的结构演变
传统经济理论中常有“三辆马车”的说法，即经济增长是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共同拉动的。但在引进技术模式下，实际上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投资和净出口。国际产业转移的本质是发达国家需求和生产的分离，需求仍然保留在发达国家内部，生产环节则逐步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的经济体，其出口必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转移发生的初期，接受转移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生产能力低下，为满足大量出口订单，需要扩大投资（资本形成），增强国内的生产能力，这带动国内市场也形成新的需求，导致最终需求比重中的投资和净出口比重上升，而这种上升会随着技术引进步伐的变化在不同部门的最终需求结构中产生相应的变化。
由于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的投资（进出口）对经济同时具有供给和需求的二重性，西方经济学中的总供给、总需求概念实际上并不完全适用后发国家。其中，投资的需求属性是指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相关含义相同；而投资的供给属性指能够通过投资实现引进式技术进步。在引进技术条件下，投资是技术的物质投射，先进技术融合于物质资本的投资过程中，通过先进设备、先进软件的使用即可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陈璋等，2016；周晓波等，2019）。⑤我国过去数十年需求侧管理的实质是寻求供给侧的技术进步与生产力提高（引进技术），这种情形下形成的供给结构具有适应外部需求结构的特点。正是因为投资的二重性，供给侧问题和需求侧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也是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复杂性的重要体现。
3.投资的“二重性”是引进技术阶段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核心
在引进技术条件下，投资的二重性是联系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的枢纽，理解了我国宏观经济投资概念的新含义，才能形成解释引进技术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基本逻辑。在西方经济学中，投资是总需求的部分，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从需求侧的投资开始的。而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投资不仅是需求侧问题更是供给侧问题。因为引进式技术进步，导致投资的高速增长不仅对总需求产生影响，更对总供给产生了影响。投资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实际上是供给侧的核心部分，我国技术水平的快速进步恰恰是投资高速增长引起的。因此与经典理论不同的是，我国的投资同时影响了需求和供给，使总需求和总供给问题总是纠缠在一起，这种特殊性也是形成宏观经济结构性特征的基本原因（結构性概念的核心是整体性）。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侧和供给侧概念及其理论难以解释我国的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
从基本理论的维度，投资的供给属性包含国家发展战略和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双重含义。改革开放战略的确立和改革带来的思想解放为引进式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利的可大规模投资的环境，而投资与引进技术结合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正是国家发展战略和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的有机结合，创造了大规模投资的持续高增长，进而形成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安排下，我国形成了以东南部沿海地区为重心的改革开放先行区，通过大规模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引入技术和固定资本，在形成大规模需求的同时，跨越式地提高了我国的生产技术（引进式技术进步，尤其是工业化产品技术），产品供给能力迅速提高，并通过出口及国内市场得以消化。这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也是出口高速增长的原因。但这种模式并非无代价。引进式技术进步在各部门、地区、行业间的不均匀分布导致了不同部门、地区、行业间的不平衡发展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影响需求结构，导致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以及引进技术），而这又反作用于供给结构。
4.后引进技术阶段的宏观经济结构演变
总供给结构和总需求结构之间这种相互影响持续循环直至技术水平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引进技术开始遇到“阻力”为止。一些学者测算，这一时间点我国大约出现在2007年前后（方福前等，2016；周晓波等，2018）。⑥此时GDP增速下滑，经济结构演变迎来拐点，本文将这一时点以后称为“后引进技术阶段”。在后引进技术阶段，我国已经完成了发达国家除核心技术以外的大部分生产技术的引进，发达国家为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必然不会再轻易出售核心前沿技术，大规模引进技术变得不可持续，引进式技术进步的速度开始下降。
引进技术速度减慢的背后是投资二重性的减弱，即投资供给属性减弱。供给侧，直接导致资本边际产品价值迅速下降，资本报酬占比进而开始下降，全社会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出现扭转。同时，引进技术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下降导致不同部门间的GDP增速差距相对减缓，总体上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得到改善。但由于这种改善主要通过资本报酬率的降低实现，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是社会总收入（收入法GDP）增速下降。需求侧，引进技术速度减慢的另一面是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减慢，导致出口和投资增速下降，但得益于收入分配结构的持续改善，最终消费的增速相对更快，出口和投资占比不断下降，最终消费占比不断上升。虽然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导致最终消费的相对增速上升，仍不足以抵消投资和净出口增速的下降，以及投资供给属性减弱带来的由绝对收入增速下降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社会总支出（支出法GDP）的增速也会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过去长时期通过引进技术构造的供给结构是在满足外部需求下形成的，一旦外部需求不足，出现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特殊现象便在所难免。
二、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的基本分析工具
表1是一张一般形式的投入产出表，我们利用这张表说明投入产出表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投入产出分析的结构性，在此基础上，将其改造为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的基本分析工具。
根据上述计算过程便可编制一张新表，这种基于原始投入产出编制的表被称为投入产出二阶段表（刘起运，2004）⑧，我们将这一二阶段表命名为“总需求-总供给结构表”，下文简称“结构表”。
将上述结果写成表格形式便得到总需求-总供给的二阶段结构表，以下简称为“二阶段结构表”。
与一般投入产出表的区别在于，表2和表3均以增加值形式表示经济联系，并直接建立了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之间的关系，将生产技术结构隐含其中。其中，表2侧重于反映多部门间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的关系，表3侧重于反映各部门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的关系。这两张表是对投入产出表的拓展，其意义在于为研究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的平衡关系提供一种新的分析工具。
三、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事实梳理
前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之间的相互演变关系，并给出了几条基本结论，下面先对有关结论进行验证，继而运用本文的结构性分析框架进一步展开研究。
1.数据说明
本文编制“结构表”和“二阶段结构表”采用的数据来源于WIOD最新公布的数据（2000-2014年），在对投入产出表的相关部门进行合并基础上，运用前文所述的编表方法并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分别编制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其他第二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服务业六部门的“结构表”与“二阶段结构表”。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分类以国家统计局的《生产性服务业分类（2015）》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按此标准，房地产业不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这与一般的国际分类不同；其他第二产业具体指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以及建筑业。如无特殊说明，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所有部门结构分析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本文所编制的六部门“结构表”与“二阶段结构表”并经进一步计算整理。
其他总量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主，具体包括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占比、投资与净出口占比，以及基尼系数与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时间段则与“结构表”及“二阶段结构表”保持一致。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2000-2002年的基尼系数，本文使用胡志军（2012）估计的未经价格调整的总体基尼系数做补充。⑨由于我国收入法GDP核算中不仅包括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营业盈余），还包括固定资本折旧和生产税净额，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处理后才能分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为方便起见，直接使用WIOD社会经济账户（SocioEconomicAccounts，SEA）中已处理好的收入法GDP数据。
根据方福前等（2016）和周晓波等（2018）学者的测算，我国在2007年前后引进式技术进步的速度达到顶点，此后逐步衰减，因此，时间段的划分上可以认为2007年及以前为引进技术阶段，2008年及以后为后引进技术阶段。
2.部门结构演变
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我们发现在引进技术阶段，重工业部门的最终需求对各部门经济拉动的作用最明显，由重工業部门最终需求拉动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其他第二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的供给分别增长了293%、304%、375%、354%、326%和431%，在各部门总供给中的比例分别上升了2.22%、1.69%、4.96%、0.65%、1.26%和0.78%，且自身名义GDP增长117%，在六个部门中排名第二，由此可以看出，重工业部门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引进技术部门。六个部门中，农业部门的最终需求对其他部门供给的拉动作用最低，自身名义GDP的增长率仅52%，远低于其他部门，是典型的非引进技术部门。接下来以农业和重工业两个部门为例，分析我国引进技术部门和非引进技术部门之间的结构演变，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将这两个部门单独抽出来制成表4和表5。
根据表4和表5，2000-2006年重工业部门（引进技术部门）由消费带来的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由投资和净出口带来的收入占比持续上升；2007年后出现相反趋势。与此同时，重工业部门内的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差距也不断扩大，于2007年达到最大值，2008年之后两者差距开始缩小，且随着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进而反作用于需求结构，使消费占比上升。农业部门中（非引进技术部门），农业投资品在引进技术部门快速增长的投资与净出口需求带动下，来自投资与净出口的收入占比快速上升，消费带来的收入占比则快速下降，但从2008年我国进入后引进技术阶段之后，这种变化速度相对放缓，投资和净出口带来的收入比例在2008-2014年只上涨了4.12%，幅度远低于引进技术阶段。但是，与重工业部门不同的是，农业部门内的劳动报酬持续上升，且变化趋势很平滑，这一方面是由于非引进技术部门内的收入分配结构较少受到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影响，从而结构演变较为平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近几十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持续向其他部门转移，导致劳动边际产品价值不断上升。农业和重工业部门的收入来源与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如图3和图4所示。
再比较农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间最终需求以及增加值相对比例的变化。从图5和图6可以明显看出，在引进技术阶段，两者间的差距快速拉大，从而导致两部门间的不平衡增长，部门差距迅速扩大。到了后引进技术阶段，引进式技术进步明显放慢，两者间的差距虽然还在扩大，但是变化速度明顯降低。
总体上，农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的结构演变与前文两部门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
3.总量结构演变
根据图7，我国自2001年12月加入WTO以来得益于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加快，GDP从2002年开始呈现加速上涨趋势，在2007年达到最高增速；进入后引进技术阶段，经济增速逐步回落，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
再看图9的收入结构变化趋势，引进技术时期劳动报酬占比逐年下降，资本报酬逐年上升，结合图8的基尼系数趋势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2007年收入分配差距达到最高点；2008年进入后引进技术时期，劳动报酬占比明显上升，资本报酬明显下降，基尼系数也明显下降，收入分配结构开始改善，且收入结构和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与GDP增速显现较强的相关性。
而图10反映的支出结构变化趋势显示，2000-2008年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投资与净出口占比持续上升，但从进入后引进技术阶段的2008年开始，这种趋势出现转变，尤其投资与净出口占比下降较为缓慢。可能的解释是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针对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房地产业的大发展也对投资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
为了使分析更为严谨，接下来分别计算引进技术阶段和后引进技术阶段的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之比、最终消费与投资加净出口之比，以及基尼系数与GDP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并检验其显著程度。
表6和表7的计算结果显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不同水平上均显著，表明我国经济总量结构的变化趋势与前文的结论一致。
4.后引进技术阶段隐藏的新问题
从总量结构看，在后引进技术阶段我国的经济结构得到了改善，但实际上也隐藏着新的问题。
第一，为应对后引进技术阶段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这种拉动作用不可持续，甚至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数据表明，2008-2014年，其他第二产业部门（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以及建筑业）的最终需求对其他部门供给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7年间对六个部门所起的供给拉动作用占各部门总供给的比例分别提高5.09%、4.87%、5.40%、5.37%、3.39和1.07%，说明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较明显的拉动作用；但是在最终产品价值链中，其他第二产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下降了0.22%、0.61%、0.84%、3.52%、2.47%和2.61%，这意味着在最终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占比却在下降，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收益越来越难以覆盖高额的运营成本，继续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将给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并进一步推高政府债务率。
第二，引进技术阶段形成的资本报酬占比过高及由此衍射的房地产投机行为扭曲了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并对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存在负面影响，同时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效率和公平。大量的房地产投机行为本质上体现的是资本报酬占比过高，即资本为追求继续增值而出现的一种金融投机行为，虽然这对经济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是相当一部分是以价格上涨形式带来的“虚假增长”，而且这种虚假的高增长是通过挤占其他部门的收入实现的。2000-2014年，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占比近40%）最终需求的拉动作用占各部门总供给的比例除了农业上升1.55%以外，都是下降的，分别下降2.07%、2.61%、2.87%、1.84%和4.51%，但是，该部门在各部门最终产品价值链中的收入占比却分别提高0.23%、0.48%、0.82%、1.04%、1.81%和8.17%。显然过度发展并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既为金融系统带来连锁债务链，也为经济埋下巨大的风险隐患。
四、总结
本文在“生产力多元结构”理论基础上，将投入产出分析表改造成适合分析“生产力多元结构”下宏观经济问题的一种结构性分析框架，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性分析方法的一种探索，其中内涵了理论、方法与数据，可为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所用。在这个分析框架下，“投资”同时具有需求和供给的“二重性”，使得供给侧问题和需求侧问题交织在一起。分析宏观经济结构问题不仅需要对总需求结构演变、总供给结构演变做出分析，更重要的是需要研究两者间的相互联系。
技术部年中总结范文2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增长；菲德模型；ADF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7-0026-05
引言
高新技术产业是基于高新技术，从事研究、开发、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与相关技术服务的企业集合，虽然其开发难度较大，但往往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对于整体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带动作用。国内对于该产业的分类主要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三大类，而国际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4年选用科技研发（R&D）总费用占总产值比重、直接R&D经费占产值比重和直接R&D占增加值比重三个指标将高新技术产业分为航空航天制造业、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与通讯设备制造业以及医药品制造业这四大类和其他若干小类，这种分法也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接受。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培育出一批具有高素质的创新型企业与企业家，推进了新兴经济的发展。1988年8月，“火炬计划”开始实施，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超速发展，取得了不少杰出成就，进入高速发展的21世纪后，高新技术产业已经从当年的新生产业成为当今的支柱产业，其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从1991年至2012年9月，国务院先后批准建立了114个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我国也逐渐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对于高新技术产业与经济整体发展关系，一方面，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势必会增加固定资本投入额度，改善人们的收入状况，因此会使得消费观念得到改变，人们对于高科技产品有了更多的需求，高新技术产业也能得到更多的投资机会以便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的长期而快速的发展会带来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从而改善当下的生产环境，提高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2007年开始，江苏省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始迅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6.46%，2013年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为51 899.1亿元，竟占到全省总产值的87.72%，R&D的内部经费支出也从2000年的33.15亿元一路跃至2013年的891.16亿元。由此可见，高新技术产业在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2013年国内R&D经费支出为11 846.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8%，江苏的R&D的内外部经费支出之和虽然达到了923.19亿元，但只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56%，说明江苏省对于科技产品的自主研发能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关经费的投入力度还有所不足，高新技术产业对于其他产业的外溢效应还不明显，因而对于总体经济水平的提高还有不少上升的空间。
一、研究现状
过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但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增长理论不再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性，而认为经济增长由经济系统内在决定[1]，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源泉，其强大的驱动力来自于R&D（Romer 1986，Lucas 1988）。D.Oh和I.Masser[2]（1995）通过对英国、德国、韩国和日本的相关情况研究分析，论证了高技术中心（High-tech Centre，HTC）在区域经济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对于不同地区而言，HTC的作用存在差异。Josep-Maria Arauzo-Carod[3]（2009）通过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制造业数据基础上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的结论认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密集程度与当地新企业的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Keneth L.Kraemer与Sanjeev Dewan [4] （2000）单独对IT行业进行研究，通过对36个国家1985―1993年的数据进行计算，论证不同国家IT业投资额与GDP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IT行业的投资额对GDP增长影响程度明显小于发达国家。C?rvers F.，Meriküll J[5]（2007）通过对2000―2004年25个欧洲国家的工业与技术结构进行偏离份额分析，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内工业结构中的占比将直接影响相关技术工人的就业结构。Brunton和Coll[6]（2005）对新西兰的教育情况进行分析，发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当地学校教学中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有着密切关系，认为政府应该重视学校对高技术人才的培养以增加国内高技术人才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而国内学者方面，钟鸣长、沈能[7]（2006）运用菲德模型对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间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有着显著的溢出效应，反之则不然。刘文萍、田巧娣[8]（2011）同样采用菲德模型考察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整个工业的技术外溢程度，得出结论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对工业的拉动存在负效应。孟伟[9]（2008）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证明了R&D经费与GDP总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李萍[10]（2006）通过比较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出口额与省内生产总值、出口额，论证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于广东省经济增L的强大的促进作用。余甫功、欧阳建国[11]（2007）基于两部门模型的省际Panel Data实证分析得出，高技术产业产出会影响整个工业的增长。尹小玲、夏宏奎[12]（2011）通过分析与总结国外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途径和经验，找到对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借鉴作用。
二、数据来源及检验
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相关学者对菲德模型的实际运用，将选取如下变量为接下来的数据分析及模型构建所使用，所用软件为Eviews8.0，所有数据皆来自于江苏省统计年鉴，时间区间为2002―2013年（2014年数据暂未获得）：生产总值（Y，单位：亿元）、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总值（G，单位：亿元）、全年固定资本投资额（K，单位：亿元），全年从业人员数（L，单位：万人）。
（一）ADF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出现“伪回归”现象，经常使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对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进行检验，考虑到生产总值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间线性关系不强，于是对二者取对数处理，方便分析。分析方法选择加入趋势项与常数项，SIC最大滞后数为默认的2，对于Y和G的检验指标（如表1所示），括号内为相应的P值。
通过比较各变量ADF检验值的P值，可以发现lnY与lnG都是不平稳的，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后，两者都在5%显著性水平下表现平稳，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初步分析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经济总量是否有着直接的影响，需要使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分析二者的因果关系。由于在这里主要讨论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状况与经济整体的增长状况，所以选取的变量为两者每年的增长额，即Y与G，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分析可以得知，当滞后长度为1时，5%显著性水平下，P值为0.2490的假设不应被拒绝；而在滞后长度为2时，5%显著性水平下，两种假设均被拒绝。于是可以得出结论：在长期中，经济总量的增长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增长互为格兰杰因，也就是两者对彼此都有一定的直接促进作用。
三、实证分析――基于菲德模型
（一）模型介绍及构建
菲德模型是由著名经济学家菲德（Feder Gershon）在1983年提出[13]，最早用于估计出口部门出口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核心思想是将一个社会分成两大部门，研究其中一个部门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以及对于其他非该部门经济的外溢扩散效应，基于该观点，构建如下模型。
根据菲德模型的原理，将江苏省整体经济分为两大部门：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和非高新技术产业部门。
G与N分别为高新技术产业产出值与非高新技术产业产出值，于是有总产出Y=G+N，g与n为两者的产出函数，自变量分别为高新技术部门的资本投入K1与劳动投入L1，非高新技术部门的资本投入K2与劳动投入L2以及高新技术部门对非高新技术部门的外溢作用G，K与L为全社会的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其中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分别以固定资本投入额与就业人数代替。
模型假定不同部门对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不同的，表示如下：
==1+δ
δ的取值区间为全实数域，当δ>0时，说明高新技术产业对各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大于非高新技术产业对各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当δ=0时，说明两种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同；当δ
上述方程中，表示江苏省总产值增长率，表示江苏省固定资本投入增长额占总产值的比重，表示高新技术产业产出增长率，表示高新技术产业产出值占总产出值的比重。+n'G表示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全部贡献，其包含两个部分，分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对非高新技术产业的外部影响。-θ表示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θ表示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外溢效应。方程（1）说明了高新技术产业对整体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方程（2）说明了高新技术产业对其他非高新技术产业的外溢作用。这里我们令：
（三）结果分析
从模型的拟合结果看，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是0.65和0.67，相应的F统计量的P值分别为0.0479和0.1053，模型总体拟合程度较好，方程的所有参数估计值均为正，符合客观事实。方程（3）除参数A外，其余参数均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而方程（4）的各参数均未能通过t检验，但这并不表示就应该接受方程个参数为0的假设，考虑到方程总体的F值与拟合优度较好，可以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对于其他产业还是有一定的外溢效应，但是作用并不明显。
C1值为0.400049，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新技术产业部门产值每增长1个单位，总产值就有0.400049个单位的增加，高新技术产业对于经济整体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θ的值为0.084063，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高新技术产业部门没增加一单位产值，就有0.084063个单位的产值外溢到其他部门中，该数值过小说明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外溢效应暂未明显体现出来；根据θ的值可以算出δ的值为0.516751，这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对各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大于非高新技术产业对各要素的边际生产率。
结语
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可以知道，江苏省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于江苏省的整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尽管2013年该产业的产值占全省GDP的比重超过80%，但是由于其外溢作用也不明显。因此，其他产业未能很好地收到高新技术带来的外溢扩散影响的好处，从而整体经济也没能实现更高速的增长。
基于以上分析以及得出的结论，结合江苏省状况，对于江苏省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大力吸引外商投资，充分利用民间资本。我国高新技术产业FDI（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显著[14]，而FDI在江苏省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作用。同时，江苏省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与外商直接投资变化间有着长期均衡关系[15]，以及背靠内陆，面向大洋，碛屑佳的地缘优势，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优势，一方面创造出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的环境，发挥外资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依靠强大的港口通商优势，出口本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强相关行业的国际交流，提高自身国际知名度，对于本国的其他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不小的激励。
第二，改革教育制度，培养能够适应新时代的专业人才。高新技术从业人员的培养不一定非要等到本科、硕士阶段，可以在大专，甚至在中学阶段就开始培养。因此，初等和高等教育的工作重心应该不是放在孩子们的升学率上，而是他们的专业化培养上。越早地培养出具备熟练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人才，就能越快地将其投入到科研团队中去，将他们输送到更加与其专业对口的岗位上去，从而能更好地发挥各种人才的专业优势，大大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研发进度与生产效率。
第三，发挥优势产业的先锋带头作用，号召企业走创新道路。从前面的实证分析我们得知，高新技术产业的外溢效应在江苏省并不明显，这说明除了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外，各个行业之间对于高新技术的学习与交流的联系不够紧密。政府应该发挥引导作用，大力扶持已经或是可以进行高新科研的企业，同时也要积极引导非高新技术产业迈向新路子，加强创新，不断与其他企业相互交流、学习，发挥好协同创新作用，提高企业自身创新实力，在竞争中加强创新意识培养，研发出更多更好并能满足广大消费群体需要的优质产品。
由于自主研发、协同创新与外资引进这三种模式对技术导向和技术创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6]，政府应该不断协调好三者的关系，对于外资要营造良好环境以便吸引其投资，对于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应该好好运用“看得见的手”，在合适的时机引导企业向高新技术转型，为高新技术的开发建好温床，减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壁垒，奖励拥有创新产品的个人与企业，加强与国外先进企业和高等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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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部年中总结范文3
【关键词】 传递函数；卫生技术人员；人力资源
study on trend of health professional resources in china xu wei,liu wen?chuan.department of biostatistics,public health college,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harbin 15008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olic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education.methods transfer function?noise model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health professional resource in china based on health professional register data from 1981 to 2006.results the total number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would increase year by year in china from 4 719 149 in 2007 to 5 333 518 in 2016.the increase rates of doctors,nurses,examiner and pharmacist in city would be 2.17%,1.79%,1.67%,1.66% each year.the increase rates of doctors,nurses and examiner in the rural would be 0.10%,0.12%,0.14%,but the rate of pharmacist in the rural would decrease with a rate of 2.97%.the average growth rates of chief physicians,associate chief physicians and attending physicians weould 2.07%,3.39% and 1.27%,respectively.conclusion although the number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accords with the criterion of the 11th five-year plan,the allocation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is unreasonable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key words： transfer function?noise model;health professional;human resource
卫生人力培养具有周期长、专业性强的特点。要适应社会经济对卫生服务的需求，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与政策。在国家大力加强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卫生部对卫生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指导思想、具体目标和措施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会同相关部委制定了政策和文件。本文对我国卫生技术人员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研究，为各级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制定卫生人力发展规划提供参考意见。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全国、城市和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总人数、各类职称人数。全国、城市和农村的人数。卫生总费用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等资料均来源于中国卫生部1981～2007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其中2007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为2006全国、城市及农村年卫生技术人员数和2005年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各类职称人数。
1.2 方法 本研究采用传递函数-噪声模型预测2007～2016年全国、城市及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总人数，2007～2016年全国、城市及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各类别人数及2006～2015年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各职称人数。
1.3 统计分析 传递函数-噪声模型〔1〕(transfer function-noise model)属于多变量时间序列模型，形式上可以看作是单变量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arima)，和多元回归模型结合〔2〕。单变量arima模型、普通回归模型、自回归模型、分布滞后回归模型以及干预模型都是这种模型的特殊形式〔3〕。本研究利用传递函数模型预测分4个基本步骤进行：(1)模型的识别：通过sas程序的模型识别中得出的自相关系数来判断是否符合平稳序列，如果数据不平稳先对数据进行差分。(2)参数估计：采用sas程序默认的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4〕。(3)模型的检验：通过模型的残差是否为白噪声序列来判断。(4)人数预测：根据拟合好的模型对卫生技术人员数量进行预测。采用excel录入数据，应用sas 9.1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2007～2016年全国、城市及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总人数预测情况(表1) 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呈逐年增长趋势，从2007年的4 719 149人增加至2016年的5 333 518人；全国和城市的卫生技术人 员数在2007～2016年分别以1.23%和1.88%的平均速度增长，农村卫生技术人员以0.05%的平均速度减少。
2.2 2007～2016年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各类别人数预测(表2，3) 从全国的总体水平来看，医生、护士、检验人员和药剂人员人数均为逐年增长，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21%，2.10%，1.35%和0.28%；城市医生、护士、检验人员和药剂人员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17%，1.79%，1.67%和1.66%；农村医生、护士、检验人员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0.10%，0.12%和0.40%，而药剂人员以2.97%的平均速度减少。表1 2007～2016年全国、城市及农村卫生技术人员预测总人数 注：表中使用的基础数据截止到2006年，以2007年为起点进行预测。表2 2007～2016年中国卫生技术人员各类别预测总人数注：表中使用的基础数据截止到2006年，以2007年为起点进行预测。表3 2007～2016年城市与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各类别预测总人数注：表中使用的基础数据截止到2006年，以2007年为起点进行预测。
2.3 2006～2015年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各职称人数预测(表4)
高级、副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分别以2.03%，3.30%和2.73%的平均速度增长。其中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中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07%，3.39%，1.27%；主任护师、副主任护师和主治护师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79%，4.34%，3.65%；主任技师、副主任技师和主治技师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04%，3.69%，3.87%；主任药师、副主任药师和主治药师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61%，1.12%，3.27%。表4 2006～2015年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各职称预测总人数注：表中使用的基础数据截止到2006年，以2007年为起点进行预测。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2015年全国卫生技术人员预测总数为5268627人，这与卫生部制定的《中国2001—2015年卫生人力发展纲要》中要求2015年卫生技术人员总数达到526.01万人的标准相吻合。卫生技术人员地区预测结果显示，城市与农村的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不合理，在农村人口数高于城市的情况下，农村的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却远远少于城市卫生技术人员数，其平均增长速度远低于城市卫生技术人员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农村卫生人力资源严重缺乏，这是目前引发看病难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卫生技术人员的类别预测结果显示，中国的专业结构中依然没有改变传统的“重医轻药”的培养模式，药剂人员数与医师人员数比例失衡，基保城市的药剂人员增长速度缓慢，农村药剂人员更是以平均2.97%的速度减少。卫生技术人员的职称预测结果显示，在数量方面，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的人数均高于主任医师；在增速方面，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人数的平均增速均高于主任医师，表明此种分布状态是合理的〔5〕。针对于目前预测的情况来看，政府部门和医学教育部门在制定卫生技术人员发展规划时，应从总量上控制其发展，从地区结构与专业结构上进行调整，加大对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和药剂人员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娄淑河.利用传递函数-噪声模型表达经济变量间的动态影响机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11(1)：67-71.
技术部年中总结范文4
0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年均高达9.8％的GDP增长率堪称世界奇迹。但是，经济体系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日益凸现，在这些结构性问题中，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备受关注，此种增长方式在能源等投入要素供给紧张和边际报酬递减的双重制约下，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已经成为制约当前和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因素。基于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路线倍显重要，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结合企业实际开展技术创新，向技术创新要效益。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泉，企业只有依赖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才能持续、有效的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国际的经验和中国的实践都已表明：技术创新是促进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地区及国家发展的核心。“创新”这一概念最早是由schumpeter在1912年提出，他认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20世纪60年代，waltRostow提出了“起飞”六阶段理论，把“创新”的概念发展为“技术创新”，把“技术创新”提高到“创新”的主导地位。从此以后，技术创新吸引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主要研究角度如下：一是把垄断和技术创新结合起来。如scherer(1967)等发现垄断和技术创新之间具有正向关系；而Levin et al.(1985)持有相反观点。二是把企业规模和技术创新结合分析。Hamberg(1964)等早期研究并没有发现创新行为与企业规模之间具有显著关系，Mark―ham(1965)等却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IJ0eb(1983)等认为两者之间具有正向关系。三是把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结合起来。Porter et al.(1991，1995)提出著名的“波特假说”，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进行创新，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不仅能抵消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还能提高被规制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增强其绝对竞争优势。相应的支持文献可见：Lanjouw et a1，(1996)，Brunnermeier et a1，(2003)，Tfiebswetter eta1，(2008)，黄德春、刘志彪(2006)，张成等(2010)等L2-3]。四是把FDI和技术创新相结合。Buckley eta1，(2002)和Kafouros&Buckley(2008)等认为FDI和技术创新正相关L4-S J，而Link(1981)和Damian etaI，(2003)等学者认为两者的关系并不显著。五是构建指标体系，以此来衡量一个企业、行业或地区的技术创新现状。孙凯和鞠晓峰(2008)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哈尔滨10家企业的创新能力。徐从才和盛朝讯(2009)构建了一个囊括科技创新、教育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等11个指标在内的自主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对江苏自主创新能力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评价。
如何较为准确的衡量一个企业、行业和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将是开展其它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而本文则拟采用数据包络方法对中国大陆的31个省份工业部门的技术创新程度进行实证考察，以期较为准确地度量不同省份之间工业部门在技术进步程度上有何差异性，并尝试对这种差异性进行解释。
1 验证方法与数据说明
1.1 验证方法
本文借鉴Fare等(1994)的方法，将基于投入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表示为：
根据相应定义，TFP大于1、小于1和等于1，分别表明从￡期到t+1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和不变。通过把TFP的三个分解变量TECH、PECH和SECH的值与1进行比较，也可以类似地判断出是否取得了技术进步、改善了纯效率、实现了规模经济。这里的技术进步(TECH)就是本文中构造出的指标，用以测量我国大陆31个省份工业部门的技术创新能力。
1.2 数据说明
为了用上文介绍的数据包络方法得出我国大陆的31个省份工业部门的技术创新程度，需要分地区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在投入指标的选取上，我们选取经典的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要素，其中资本指标用分地区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来度量，考虑到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根据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减至1990年水平；劳动投入以分地区工业部门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来度量，而2003年以前并无该指标的数据，根据全员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公式：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计算得出各地区工业部门的年平均从业人员(张成等，2010)。至于产出指标，本文以分地区工业部门的增加值作为度量指标，同时，也是基于价格因素的考虑，根据工业出厂品价格指数将其平减至1990年水平。本文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 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DEAP2.1软件对中国大陆的31个省份工业部门在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改善和规模经济三个分解变量。表1中为中国大陆的31个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均值，考察该表，发现所有省份在样本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大于1，表明所有省份在样本年间取得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笔者发现取得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快的是青海、新疆等地区，而并不是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这里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值是某一决策单元和自身的比较，而不是决策单元和其它决策单元的比较。不可否认，在具体的全要素生产率上，青海、新疆等地区远远落后于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但是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上，前者则大于后者，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取得了一定绩效，使得广大的西部地区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幅上有一定提高。进一步考察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分解变量，我们发现所有省份的技术进
步指数均大于1，且所有省区的平均值高达1.111；而在纯效率改善上，有9个地区的指数小于1，意味着在纯效率指标上，有9个地区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在退步，从而导致整体的平均值仅为1.020，远落后于技术进步的平均值；在规模经济上，有10个地区取得了规模经济的程度在降低，使得总体平均值(1.001)也远远落后于技术进步的平均值。
同样的差距现象也表现在表2中。在表2中，笔者给出了1998～2007年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变量的均值。显而易见，在样本年间的比较上，各地区的纯效率改善值和规模经济值也远远落后于技术进步指标。不过有一个新的现象吸引了笔者的注意，那就是技术进步程度也在发生变更，如表2所示，1998～1999样本年间，平均技术进步率较低仅为1.004，在未来4年里，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2003年取得最大值，为1.198，然而在后来的4年里，这一进步率在总体上逐步降低，到了2007年，技术进步率仅仅为1.147。总体来说，在样本年间，技术进步率呈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技术进步速度下滑的趋势，原因在于信息技术革命对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在逐步降低，而新的主导性产业尚未有效形成，这就意味着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大对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领域的重视，以期使得新旧技术顺利接轨，以此来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本文的分析重点是考察我国大陆的31个省份在技术进步上的变化，因此，在表3中笔者给出了所有省份在每一年问的技术进步变化程度。可以看出1998―1999年期间，31个省份在技术进步指标上的差距很大，且大多数省区呈现倒退。现象，其中技术进步程度最高的为海南和青海(1.223)，倒退最严重的为广东和宁夏(0.933)，相差0.290之多，但是在1999～2000样本年间，各省份在技术进步上的差距有所缩小，技术进步最快的省份青海(1.168)比倒退最严重的省份河南(0.969)多0.19；到2002年，两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其中技术进步最快的省份为山东和湖南(1.092)，技术进步倒退最严重的为(1.049)，两者之间差距仅为0.043。总体来说，从1998～2002年，我国大陆的31个省份的技术进步速度在逐步集中，呈现靠拢趋势。在随后的几年里，除个别省份的技术进步变化趋势异常外，大部分省份的技术进步呈现统一的上升、下降、再次上升和再次下降的趋势。若仅仅考察统一变动的主体省份，通过仔细比较上升和下降曲线的极值，发现曲线的峰值是逐步提高的，而曲线的谷值也在逐步上升，但是若综合考虑少数异常变动的省份，总体来说，1998～2007年，我国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同时，对中国大陆的31个省份在样本年间的技术进步变化程度进行了排序，如表3所示，技术进步率最高的五个地区依次为青海、新疆、海南、上海、北京，而排名相对最末的五个地区为江西、河南、福建、浙江和广东。可以发现，各省份工业部门技术进步的程度和该省份的经济水平并不直接相关，低经济水平的省份也可能获得较高的技术进步增长幅度，如青海等；高经济水平的省份也可能获得较低的技术进步增长幅度，如浙江、广东。出现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就在于本文构造的技术进步率是度量某一省份和自身相比的技术变化程度，而并不涉及和其它省份的横向比较。
3 结论
本文以我国大陆的31个省份工业部门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基于DEA的Malmg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度出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改善和规模经济三个分解变量。并且重点考察了技术进步这一变量，以此来对我国工业部门的技术创新水平有一个定量的分析。研究结果发现：①我国各省份的生产率水平在样本年间均有所增长，并且这种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致的，相对于稳定的技术进步来说，工业部门对新技术的利用程度较低，远未达到最优的生产可能性边界；②各省区的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总体上呈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③某一省份的技术进步速度和该省份的经济水平并不一定拟合。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技术部年中总结范文5
Abstract： The large and medium-sized industrial enterprise techn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25 provinces and regions of China from 2001-2010 is evaluated with DEA-Tobit two-stage model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chnology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ability negatively affects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university and science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 in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enterprise scale and the intensiveness degree of scientific activities in enterprise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关键词： 技术创新效率；DEA-Tobit两阶段模型；大中型工业企业；影响要素
Key words：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DEA-Tobit two-phase model；large and medium-siz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influencing factors
中图分类号：F4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9-0148-02
0 引言
技术创新效率是衡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全面了解目前我国各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整体情况，特别是面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掌握区域之间创新效率的差异及归纳研究影响这一差异的主要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各区域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措施，制定出更符合区域实际的自主创新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描述
目前，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是国内外学者对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之间的决策单元的效率测算主要采用的方法，它是基于“相对效率评价”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对象的范围包括我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海南、青海、陕西及上海的数据缺失严重，所以不列入研究范围，重庆作为新的直辖市，以前的数据均计入四川省，因此本文将重庆并入四川统计）。数据来源于2002-2011年各期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结合指标合理性和数据可得性两个原则，本文选取科技活动人员数、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技术引进、改造、消化吸收总额为投入指标，专利申请授权数、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在研究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方面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①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参与强度：以高校及科研机构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在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所占的比重来表示；②企业规模：用各地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表示；③科技活动密集程度：以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及有科研机构的企业数总和在大中型工业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表示；④技术消化吸收能力：以技术消化吸收、改造的经费支出总额在技术引进、改造、消化吸收及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来表示。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第一阶段DEA分析 根据deap2.1软件计算结果：近10年来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指数明显下降（年均降低7.5%），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变化幅度不明显（纯技术效率年均增长0.8%，规模效率年均增长0.2%），这导致了技术创新效率指数明显下滑（年均下
滑6.6%）。
2.2 Tobit检验分析 第一阶段在运用软件deap2.1计算出各省市技术创新效率后，本部分我们以技术创新效率为因变量，以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学研合作中高校及科研机构参与强度（I）、企业内科技活动密集程度（T）、企业规模（S）、技术消化吸收能力（C）为自变量构建Tobit分析模型，对我国各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差异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并探究我国各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差异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本文将技术创新效率的Tobit回归模型设定为：y=αS+βC+χI+εT+μ+γ，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即技术创新效率，α、β、χ、δ、ε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μ为随个体变化而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截面特定效应；γ为随时间和个体而独立变化的随机变量。
本部分用stata11.0软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中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参与强度与技术创新效率正相关，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并不显著；相关性比较强的分别是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和企业规模，其系数分别为-0.122及0.140。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效率成正相关，适当提高企业规模可以提高企业绩效，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科技活动密集程度在95%渐近精炼置信区间内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其系数值仅为0.017，虽然与技术创新效率成正相关关系，但影响程度较微弱。产学研合作中高校及科研机构参与强度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部分高校及科研机构资金匮乏及自身能力限制导致技术创新需求不足，使得他们在产学研合作中处于相对被动的角色难以使产学研合作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本文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对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并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考虑到企业所评价的有价值的外部知识经过获取后，并不必然意味着企业有能力利用这种知识并进行再创新把其转化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即“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新技术演进路线不一定是会自然实现的。如若在两个能力或三个阶段的衔接中出现了问题，都会造成创新效率低下、停滞甚至后退的现象。在2001-2010这十年间，我国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技术消化吸收、改造经费一直稳步上升，但是技术创新效率却没有提升，原因在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对技术的应用还停留在消化吸收的阶段。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DEA-Tobit分析方法采用我国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10年的面板数据对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基本结论：①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2001-2010年平均技术创新效率为0.934，在这10年间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近几年有逐渐好转的趋势，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大部分年份处于下降趋势。②产学研合作中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参与强度、科技活动密集程度、企业规模对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有正的影响。③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这些结论为我们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的指导意义在于：大中型工业企业在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过程中，不能仅停留在引进、消化吸收的阶段，要更加注重再创新的过程，做好三个阶段的衔接，这样才能着实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根据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结果，各地政府还应加强市场环境建设，鼓励企业壮大规模；加强产学研合作中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参与强度，适当增加高素质研发人员的数量，尤其是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要在技术引进的同时加大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及改造力度、加速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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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部年中总结范文6
论文摘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在技术引进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技术引进结构不合理，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弱等方面。为此，应加强宏观调控和统筹规划；完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生产学研联合。
一、我国国际技术转移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
我国技术引进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1950—2002年我国采用多种方式共引进技术52733项，总金额为1732．98亿美元。尤其1999—2003年，我国引进国外技术总额的42％。通过引进大批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国际技术转移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出的阶段性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轨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为此从产值变动的角度分析一下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
根据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引进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出，1981—1986年，对应于技术的大规模引进，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1987—1994年，我国技术引进工作处于停滞徘徊时期，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在轻重工业比重方面也处于徘徊时期，轻工业所占比重一直在48．2％和46．3％之间波动。1995年我国技术引进的徘徊状态发生巨大改变，与此对应我国轻工业产值的比重也在1995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1995年后至今，我国技术引进快速发展，轻工业产值也从1996年的48．1％下降到30．0％。
根据霍夫曼定理，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比重的不断下降体现了我国工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可以看出1997—2005年，随着我国技术引进项目的不断增加，霍夫曼比例系数逐渐下降，这证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与技术引进步伐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一致性。
从区域角度分析我国技术引进的地域分布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地域性差异，并找出二者问的关系。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首先，在所分析的时间跨度内，五大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引进额和产值在东部地区最为一致，即随着产业引进技术比重的不断增加，其产值也随之增加。中部地区技术引进和产值之间的变动趋势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其次，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引进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技术引进所占比重一直在80％左右波动。这种差异同样体现在产值上，技术引进高速增长的地区同时也是相应产业迅速成长的地区。并且，东部地区技术引进对产值的拉动作用高于中西部地区，或者说东部地区技术的溢出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
因此可以得出：我国的技术引进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我国经济发展由来已久的东西部差异。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仅指产业结构在总量上不断向高度化和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更应该包括地域上的协调。因此，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必须逐步调整我国目前的技术引进政策，有步骤有计划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二、我国以技术引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存在的问题
(一)技术引进结构不合理
我国引进技术偏重于技术层次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中小项目，技术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技术少。引进技术中硬件多，软件少，硬件中成套设备多，关键设备少。在为数不多的成熟型先进技术产业的合资企业中，外商虽向我国转让了部分关键技术，但对核心技术封锁甚严。成套项目引进虽然见效快，但花钱多，且不利于我国科研、设计和制造水平的提高。技术引进结构欠合理，不利于提高我国技术档次及优化产业结构，同时也使引进技术的上游产业、配套产业、相关产业得不到发展，限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二)技术引进中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弱
技术引进具有明显的外延扩大特征。世界经验表明：成功的技术引进，使后来者可以通过发挥客观上存在着的后发优势，以相对较少的代价来加速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但这决不意味着简单的“拿来”，如果不能消化、吸收外来“先进成果”，形成自己的新特色，那就永远不可能后来居上。
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50％的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说明国内技术资源的严重不足，技术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国外制造业的发展。究其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创新不够，技术改造、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相脱节，即重“引进”轻“消化”。
(三)技术转移激励政策不完善
现实中大部分项目都是政府科技计划而不是企业需求。造成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技术成果不成熟、可操作性差、企业决策者科技意识淡薄、企业缺乏资金保证，企业与科研机构缺乏共同利益等，其中对科技人员的激励措施也不容忽视。能否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是技术转移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缺乏激励科技人员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有效措施。如科技人员晋升职称只看论文和科研成果，从事技术转移的科技人员晋升职称受到限制；科技成果转化后取得的效益同科研人员的收入不挂钩，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研人员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积极性。
三、我国利用国际技术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思考
(一)加强宏观调控幂“统筹规划
世界经验表明，由国家组织推动技术引进向高层次发展并坚持以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的技术引进战略是一条成功的道路。我国也应走这一道路，从技术引进的目的和方式上做出重大调整和转变。方式上要从单纯引进生产线、成套设备向主要引进软件技术和必要的关键设备转变，大幅度提高软件技术引进的金额比重；对象上要逐步侧重于产业基础技术、主导技术和高新技术；目的上要从生产使用与替代进口转向以消化创新、参与国际合作为主。
(二)完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
制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自主研发与创新的行业技术振兴计划，特别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行业，要把一些创新项目纳人到相关的国家科技计划之中。与此相对应要制定一整套法规和政策体系，如技术引进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消化吸收与创新政策、资金支持政策等，以规范各方面的技术引进行为。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制度是影响技术引进良性循环的必要机制。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引进技术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引进技术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性质和权属一技术产权，是新的企业运行机制下迫切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技术引进良性循环宏观控制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