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风险论文范文1
自上世纪90年代波特（M.Porter，1990）提出产业集群（IndustrialClusters）概念以来，集群理论发展非常迅速。结合理论与我国产业集群发展实践，本文所研究的产业集群是指具备以下条件的产业集聚：
（1）一定数量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GeographicalConcentration），至于集聚原因，可以是硬件条件，例如外部规模经济，也可以是软件条件，例如制度环境或者社会资本等。
（2）以价值链为基础的专业化分工（Specialisation），不仅仅是同类企业的大量集聚。
（3）企业、政府、学术科研机构、金融组织和中介组织的多重参与，以及各个参与方之间的动态竞争与协作机制。
（4）作为具有（1）、（2）、（3）特征的集群应该具有长期存在的基础和发展前景。
（5）技术、市场和组织的创新。其驱动力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新企业的不断涌现和技术多样化；其次，集群内部创新网络的形成；第三，创新与生产、市场的密切联系。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均表明，产业集群是加快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例如，意大利工业区发展的经验表明，产业集群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积极的外部性，使得集群内中小企业在没有大企业那样的管理和资源支持的情况下，依然表现良好。而无论在产业集群的根植性、生产要素培育、创新能力塑造，还是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得方面，外部金融（ExternalFinance,例如政府补助、企业财务杠杆的运用、金融体系）的支持是否存在且有效、集群及其内部企业能否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首先，简单的产业集聚要发展成为一个专业化和柔性化的区域生产网络，其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在企业家精神驱动下展开的集群内部协作与竞争，有助于减弱产业集群发展的组织性风险（即集群结构过于稳定可能导致的创造力僵化）；缺乏金融体系的支持往往导致集群内部中小企业的非正式融资行为，而非正式融资的短期性、规模和市场规范性均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第二，外部资金的引入，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引入，对于保持集群的开放性、进而对集群的可持续增长有重要影响，有助于减弱集群的技术性风险（即专业化分工可能导致技术的不连续性，并进而引致集群的脆弱性）和网络性风险（即合作可能导致集群自我封闭、竞争压力减弱和创新能力下降），第三，协同融资服务体系的建立将推动产业集群向更高级的组织形式区域创新系统转化，网络节点之间互动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理论中，金融中介理论和优序理论在解释中小企业融资难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金融中介理论认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借款方与贷款方之间存在较为突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借款方的事前逆向选择（不知道中小规模贷方投资项目的真实价值）和贷款方事后的道德风险（不能确定贷方要求的资金能否被有效地利用）都使得信贷机构对中小企业缺乏信心，导致了较高的风险溢价，较高的风险溢价又反过来吸引了更高风险的项目，最终，信贷机构借贷款项给中小企业的预期利润被人为降低。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在给定利率水平下，借款方往往采用信贷配给的方式，只对那些能够提供有效担保的项目进行融资。优序理论则认为，在多数情况下，中小企业只有一个管理者，他经常还是公司全部股份的拥有者。中小企业的运营并不以最优资本结构为目标，对于那些能够在最小程度上影响其运营的融资形式有明显的偏好。因此，中小企业融资首先会考虑企业拥有者的个人储蓄和内部产生的资源，其次才会考虑短期或长期的债务，最后也是最不愿意采用的融资方式就是会稀释股权的权益融资。目前，结合中国中小企业融资实践，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外部正式金融机构融资、政府政策性金融还是民间金融方面，中小企业融资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与问题。民间金融的非正式性和非规范性在客观上阻碍了其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政府的政策性金融由于有产业政策导向，也未必适合所有的中小企业。在外部正式金融机构方面，中小企业融资难则存在以下普遍的原因：
（1）信息不对称，获取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成本较高，财务报表和审计的不连贯性，缺乏第三方信息提供机构等等。
（2）贷款规模小，交易成本较高。
（3）受资本结构、市场波动和管理能力的限制，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较高。如不采取切实措施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单独依靠政策性金融（例如补贴利率、指导性信贷、政府信用担保等）的传统手段来推动中小企业融资，由于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其推动作用既有限，也难以持续。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必须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中小企业在规模和资金等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如何通过产业组织形态的改变来获得融资优势；第二，当前存在的正式金融机构融资、政府政策性金融和民间金融三个外部融资渠道，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激励，增强三个渠道外部融资的协调性和互补性。从实证研究方面看，产业组织的变化有助于改变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相对于单一的中小企业而言，居于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金融的支持。一个发展成熟的产业集群往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较为完善的组织形态和有效运行的内部交易网络，这些条件的具备使得金融机构和集群内部的中小企业都有足够的激励进行相互合作。从金融体系的角度看，产业组织形态的变化也会激励金融体系的创新活动。可能的原因在于，产业集群的根植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了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国内的研究和实践也表明，集群的根植性所带来的企业合作、银企之间较为紧密的联系、企业之间的共性特征等因素，都有助于降低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和交易成本。从博弈论角度看，集群内部，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形成的三轮动态博弈也将为企业形成三个层次的信用增级，看促成放贷的同时降低了不良贷款率，形成良性循环。随着近些年来互联网金融和大数据应用的迅猛发展，集群式产业组织形态所形成的网络信息关系和关联数据流还造就了极为难得的协同环境，为集群内资本和信用的监测识别提供了天然的优势，也为进一步降低融资交易成本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
二、中小企业集群融资风险分析
从我国目前的实践上看，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还缺乏正式的外部直接融资渠道，金融机构贷款在企业资金来源中的比重较低，企业缺乏充足的抵押品和担保是集群内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由于资金链断裂造成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的情况比比皆是，中小企业集群融资风险凸现。本文认为，目前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风险性因素，制约了集群内中小企业与外部金融机构的互动，阻碍了金融机构利用创新的融资方式支持产业集群的发展。
1.周期性风险：产业集群生命周期风险与外部融资手段错配
产业集群是一个具有集聚、发展、成熟和衰退等几个阶段生命周期的经济地理现象。从最初的企业集聚到集群成熟，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在这一期间内，企业集聚能否顺利转变为产业集群，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样的，金融机构所面对的融资群体，并非在一开始就具备成熟产业集群的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产业集群融资所面对的对象，也并非在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完善治理形式的集群，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一个个独立的中小企业。一些基于完善集群设计的融资方式，也并不完全适应当前产业集群发展的需要。包括政府、企业和外部金融机构等集群治理的参与方，如果不对产业集群生命周期这一风险因素有较为切实的认识，由风险错判所带来的外部融资手段错配，很可能会成为阻碍产业集群发展的障碍。一般而言，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在集群发展的初期，从金融机构自身风险控制的角度考虑，以单个中小企业的实力，是难以获得金融机构支持的。这一期间集群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只能是两个来源，一是企业的自我投入或民间金融，二是政府的政策性金融。但当企业的自我投入有限、而民间金融又不能合法运作时，政府的政策性金融就要在集群发展的初期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财政资金是有限的，其资源能力无法覆盖全部需求，这样，客观上就需要金融机构的进入，这种进入是以政府担保和补贴为前提的。显然，建立于政府信用和补贴基础之上的金融机构对集群的融资，是一种间接式的介入。尽管在事实上形成了集群发展的外部资金支持，但这种支持背后的激励机制是缺失扭曲的，从而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当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到中期，集群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逐步完善之后，政策性金融必然要考虑退出，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完全市场化的融资手段。分别从我国东西部地区的情况看，集群外部融资手段是否匹配将对能否成功规避集群风险产生重要影响。在东部地区，当前各类制造业集群已经非常成熟，以技术创新和持续经营为目标的集群根植性是当前探讨的主要问题。与此相应的，在外部金融支持方面，当前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基于市场机制的外部金融机构（正式与非正式）如何对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进行有效融资。而在西部地区，随着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速度的加快，西部地区产业集聚也随之提速。但从总体来看，西部地区产业集群还处于企业集聚的初步阶段。尽管企业集群已有一定规模，但集群特征并不明显，产业发展的方向也不明确。在这一阶段，在企业集聚区内的中小企业所需要的外部金融支持，除了企业的自有资金外，更为主要的是由政策性金融所带动的外部金融支持。外部金融机构对集群的融资，主要是在政府产业政策指导和政府信用的支撑下展开的。因此，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再继续强调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对于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发展是不利的；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至少在当前阶段，以市场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来衡量集群融资效率则是不恰当的。
2.管理风险：产业集群治理结构模糊与信用体系缺失
集群作为现代工业产业组织形态，必须要有一个合法授权的机构，实现对集群的治理。治理的目的有二，其一，建立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关联关系，促进专业化分工；其二，维护集群内部的竞争环境，保持集群的创新能力。集群内部的过度竞争，特别是恶性的价格竞争，会恶化集群内部的产业环境，具有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优秀企业难以在集群内生存，最终的结果是淘汰好的企业，留下坏的企业。另一方面，集群内部无竞争，靠价格同盟维持集群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最终导致的将是集群专业化分工受阻，创新能力丧失。集群治理必须要防止这两种风险情况的出现，维持集群内部合作博弈的格局。就当前我国产业集群治理的发展情况看，大多数的集群没有一个多方参与的有效治理机构，集群的重大事项决策权和日常管理均授予政府委托的管理机构。这种模式的风险在于：其一，缺乏形成多方参与治理的激励。由政府委托机构进行集群治理，在利益共享方面难以实现多方共赢，难以形成合理的激励，促使外部金融机构积极参与集群治理。其二，企业信息系统缺乏，难以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产业集群之所以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有积极作用，在于外部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针对集群（企业群体而非单独的企业个体）展开融资来降低对中小企业融资较高的交易成本和融资风险。但如果没有多方参与的集群治理机构，单独由政府一方掌控企业群体管理，由于受运作成本的限制，无法形成对集群内企业经营情况的适时动态跟踪，管理方所拥有的信息落后，使得集群作为一个整体难以成为外部金融机构的合格对象。其三，政企不分，融资风险承担主体错位。政府在集群发展风险方面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导致了大量的寻租行为。较为普遍的情况是，产业园区引入的企业在土地使用、税收、劳动力等多方面享受众多的政策优惠，企业实际投入集中在与生产相关的设备和厂房方面。因此，一旦集群发展受阻，企业可以通过转移资产迅速撤离，而留下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负债、失业问题等则主要由政府承担了。这样的风险分担机制远远超出了政府能承担的范围3.技术风险：产业集群低端技术锁定风险与产业政策调整无论是政策性金融还是基于市场机制的外部融资行为，产业集群本身的竞争优势和企业的赢利能力都是重要的依据。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的中小企业集群所处的领域多为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大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通过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规模的快速扩张来赢得价格优势和形成竞争能力。在外部需求旺盛的情况下，这样的集群本身内涵的低技术风险被旺盛的需求因素所掩盖，可以在产业政策和技术水平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快速的扩张。相应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在中小企业快速扩张、企业群体结构成熟的过程中得到解决。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影响下，这一过去成功的中小企业发展模式客观上已难以再继续复制。一方面，外部不旺、劳动力供给萎缩，产业低端技术扩张的基础性条件不易具备；另一方面，政府产业政策在结构调整升级的指挥棒下，越来越倾向于高技术产业，以低端技术水平为主要特征的中小企业集群想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机会也正在逐渐降低。在两个方面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集群，面临如何适应内需的需要、通过摆脱低端技术锁定风险的新问题。因此，要想顺利摆脱低端技术锁定、增强集群的竞争优势，以市场机制为条件，产业集群的发展获得金融机构融资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但如果产业集群本身无法摆脱中小企业所固有的高风险、高成本融资特征，集群要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也是难以做到的。在这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两难选择。
三、基于风险控制的西部中小企业集群融资模式选择
从当前解决集群内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思路上看，一般采用的方式包括：其一，以政府信用为基础、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其好处在于，集群环境可以缓解企业和担保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抵押物处置便利，可以较好地实现风险控制。同时，当前信用和担保体系建设的问题在于，担保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担保基金以及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与产业集群的规划发展结合不紧密，对产业集群的发展实际的支持力度不足。其二，根据不同的企业类型，选择不同的贷款方式，例如关系型融资、互助担保性贷款、信用评分型贷款、抵押担保贷款等等。其三，若干中小企业通过股权或协议建立“联盟“，通过合力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融资成本，或者相互帮助获取资金，主要方式包括集合债券、担保融资、团体贷款等。从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角度看，各地实践中所采用的这些方法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机构的融资风险。但由于各地集群发展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所采取的针对性措施未必就适用于其他地方。因此，有必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更为一般的系统性风险控制层次对中小企业集群融资模式进行归纳和总结。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中小企业集群融资模式（见示意图）应当从时间维度和结构维度两个层次来加以描述。从时间维度上，按照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将集群融资分为初期阶段模式和成熟阶段模式两个层次。在不同的层次上，集群融资的对象、融资渠道、信用体系的来源和构成，都是不同的。
1.初期阶段模式
在初期阶段模式上，这一阶段由于中小企业集群尚处于初期的企业集聚阶段，在集群内部，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多方参与治理主体，在市场方面，集群竞争优势也尚不明显，内外部的条件限制均使得集群还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进行融资活动。在这一阶段上，集群内部的中小企业个体是集群融资实际上的融资主体，集群周期性风险因素是导致外部金融机构融资风险的最主要因素。鉴于中小企业本身缺乏获得金融机构融资的实力与条件，信用风险过大，外部金融机构缺乏必要的激励去参与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在这一阶段上，采用完全市场化的融资渠道（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来促进融资，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就正式融资渠道而言，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中小企业较弱的实力和较差的信用条件都会使得金融机构“惜贷”，反过来，金融机构的惜贷和信贷配给又会使得中小企业进行逆向选择，由此形成的融资市场效率必定低下。就非正式融资渠道（例如民间金融）来说，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正式融资渠道的弱点，但其存续的合法性、经营的规范性以及较高的融资价格均对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小企业不利。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市场化的融资渠道无法达到效果的原因在于：由于交易制度和交易能力的限制，融资风险无法在交易的双方之间得到合理的配置。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初期阶段模式中必须要引入第三方，也就是政府，来对过大的融资风险进行分担。政府以政策性金融的手段进行适度介入对于融资风险的控制有如下影响。首先，通过补贴的手段激励外部金融机构参与对集群内中小企业融资，降低外部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机构承担融资风险的能力。其次，通过政府担保、规范民间融资渠道等形式作用于融资市场，提高融资市场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分担融资风险。第三，通过产业政策和相应的税收、市场等优惠政策作用于中小企业，加快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以缩短发展周期，降低集群生命周期风险，提高中小企业承担融资风险的能力。如前文所言，在初期模式阶段中，由于集群多方治理结构的缺乏，外部金融机构对集群的融资是一种“间接”的介入和参与，其内在的激励在于政府的支持与信用。尽管初期阶段模式在集群发展初期的一个较短的时间期限内可以取得较好效果，但也会造成融资市场的定价机制扭曲、融资风险过多地由政府承担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随着集群由初期发展阶段向成熟阶段转变，融资模式也必须要随之调整，以规避周期性风险以及融资手段错配问题。
2.成熟阶段模式
当集群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集群的融资模式也必须调整为成熟阶段模式。这一阶段的集群融资，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集群融资的基础性机制是市场机制，政府的政策性金融必须要适时退出。政府对集群融资的参与仅限于对融资市场的管理和对集群治理的参与两个方面，不再全面介入集群内中小企业的融资活动。第二，以集群的多方治理结构形成为标志，集群融资的主体对象由初期阶段的中小企业转变为集群。第三，外部金融机构通过参与集群治理的方式来提高信息的对称性，通过依靠市场机制来确保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盈利性。第四，外部金融机构需要考虑的导致融资风险的主要风险因素是集群管理风险和技术风险。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成熟阶段的集群融资模式与初期阶段模式之所以不同，在于导致融资风险的因素转变。集群的管理风险和技术风险已经成为导致融资风险的主要因素。要应对管理风险因素，就需要构建一个包括企业、政府、社区和金融机构在内的多方参与集群治理结构；要应对技术风险因素，就需要集群能够对市场和技术的变化有灵敏的反应。对于中小企业集群融资而言，这意味着，一方面，外部金融结构不仅要通过融资市场与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建立联系，更要通过参与集群治理的方式来更为动态和深入地把握集群内企业的经营情况；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群体必须改变过分依靠自身实力和政府来向金融机构融资的状况，应通过积极参与集群治理，以一个整体的形式，来建立与金融机构更为广泛和稳定的联系。因此，成熟的集群融资模式中有一个关键点，即构建多方参与的集群治理结构。培养有承担风险能力的市场交易主体，转变初期阶段模式中融资风险过多地由政府承担的情况，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风险可以在集群这一产业组织框架下得到较为合理的分散与承担。
3.政策含义
集资风险论文范文2
中图分类号：F83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1004207
一、引 言
我国金融业虽然名为“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金融集团、控股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多个行业，开始向实质性的混业经营阶段发展。由于监管相对落后，有可能导致金融集团利用不同行业资本监管制度的差异进行监管资本套利。从而，在实际风险水平并未减少的情况下，降低监管资本的总体要求。目前我国的金融集团主要包括五种模式：第一，银行主导型，如中国工商银行控股了租赁、基金、证券和投资等多个行业的子公司；第二，保险公司主导型，如安邦集团，拥有保险全牌照，控股成都农商行，并在2014年又控股了世纪证券；第三，央企主导型，较为知名的包括中信集团、华润集团、光大集团等；第四，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主导型，在收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控股了大量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第五，地方国资主导型，如上海国际集团控股浦发银行和国泰君安证券，并在2014年分别整合了旗下的上海信托与上海证券。此外，民间资本也具有金融集团的雏形。在监管方面，为了应对分业监管的困境，2013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设立了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14年3月银监会下发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集团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希望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切入点，尝试混业监管。2014年8月银监会下发《商业银行并表管理及监管指引（修订征求意见稿）》，希望借以规范银行集团内部的不规范行为。
二、相关文献述评
1关于金融集团的研究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2012年所的《金融集团监管原则》，金融集团是至少从事了银行、证券、保险三类业务中的两类的金融控股公司。关于金融集团的优势，易志刚和易中懿[1]基于共生理论与经济资本理论，运用共生模型与TVaR模型，通过计量分析证明综合经营共生模式具有优越性与先进性。张涤新和邓斌[2]构建了风险控制权配置模型，证明金融集团可以通过分权和集权的调控来应对内外部冲击，有助于更好地防范风险。此外，通过对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指出金融集团的盈利能力明显高于独立银行，而风险水平则明显小于独立银行。李明刚[3]指出科层制与内部市场是金融集团内部资源配置的两种主要手段，合理运用可以获得协同效应，但需要进行必要的利益补偿与风险分担。关于金融集团的问题，杨琳[4]指出我国金融集团的问题，主要包括定位不清晰、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监管模式不明确以及监管要求不全面。田静婷[5]分析了我国金融集团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并介绍了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经验。关于金融集团的监管，朱亚培[6]、付强[7]以及胡燕[8]比较了《金融集团监管原则》2012版、1996版以及1999版的区别，并介绍了欧美国家对于金融集团的监管经验。张晓朴等[9]从风险并表管理、业务条线的垂直管控、关键岗位派驻人员三个方面，介绍了国际经验，并提出了我国金融集团并表管理的建议。于小晖和吕可[10]将金融集团的风险分为基础性风险和感染性风险，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金融集团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2关于监管资本套利的研究
Jones[11]最早系统地论述了监管资本套利，其研究成果被国内学者广泛应用，并直接导致了此后对于巴塞尔协议的修订。Drago和Navone[12]指出，即使是修订后的新巴塞尔协议，也存在监管资本套利的空间，并讨论了标准法下情形。Fleischer[13]指出，监管资本套利源于交易的经济实质与监管认定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产生于监管制度的不完全性，其无法对交易的经济实质给出足够精确的界定。宋永明[14]分析了监管资本套利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的重要作用。沈庆??[15]指出虽然采用了新巴塞尔协议，但我国依然会存在监管资本套利，分析了经济资本小于监管资本的必然性，提出了监管资本套利的若干可选策略。沈庆??[16]研究了监管资本套利对于经济均衡的影响。张桥云等[17]分析了资产证券化对于监管资本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监管套利。黄国平[18]证明可以将经济资本看做是金融机构愿意为持有美式卖出期权而支付的价格，可以将监管资本看做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为其所持有的美式卖出期权而支付的价格。研究表明，如果经济资本能够考虑到系统性风险，那么就可以实现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的趋同，从而消除监管资本套利。马庆强与沈庆??[19]分析了跨国保险集团内部存在的监管资本套利行为，以及对于保单持有人福利的影响。
3研究述评与本文的创新之处
目前国内外对于监管资本套利的研究，基本都是针对一个主体和一个制度框架而进行的。这种研究范围的设定，与特定时期的制度环境具有内在联系，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监管资本套利的爆发式增长，都出现在分业经营的制度框架之下。但是随着混业经营的出现，制度环境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新的制度环境必将导致新的监管资本套利策略的出现，也将带来理论关注点的转移。
本文考虑到：（1）金融集团下属的不同金融机构，由于处于不同的行业，将面对不同的监管要求，会被要求使用不同的风险度量模型；（2）由于市场的分割，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其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的成本不尽相同；（3）子公司之间可以通过交易进行风险的转移，而金融集团通过股权控制，可以实现集团利益的最大化。
笔者与马庆强和沈庆强[19]的论文以Lu等[20]的论文也运用了类似的研究思路，考察了两个主体和不同制度框架下的最优监管资本套利策略，但研究对象的是保险集团中的再保险策略。本文对此做了进一步拓展，将研究对象拓展到了金融集团，研究结论更具一般性。传统的针对单一主体、单一制度框架的监管资本套利研究成果，在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下依然成立。本文的贡献在于将制度范畴扩大到了一个更为一般的情况之下，上文所列的已有研究成果许多可以与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融合，从而形成新的更为一般化的研究结论。
三、金融集团监管资本套利的影响分析
金融集团的监管资本套利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包括增加了集团内部的传染性风险，导致财务信息失真与财务误导，降低了资本监管制度的有效性以及加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1增加了集团内部的传染性风险
我国目前实施的是分业监管模式，对于防范混业经营可能带来的问题缺乏足够的监管手段。金融集团通过对子公司之间风险的重新配置，降低了监管资本要求，实现了监管资本套利。但风险的配置需要借助子公司之间的交叉性金融活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风险在金融集团内部的传染，增加了风险。金融集团内部，不同子公司之间的跨行业的交叉性金融活动，一方面是进行监管资本套利，另一方面也服务于其他监管套利目的，以及盈余管理目的。这导致了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之间极为丰富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增加了传染性金融风险。
2导致财务信息失真与财务误导
由监管资本套利所导致的交易，并不具有真实性的经济实质。无论是实质性的金融交易从一个子公司转移到另一个子公司，还是子公司之间订立的旨在转移风险配置的交易合约，抑或仅仅是财务报告制度的特殊处理，都会导致财务信息与交易实质的背离，导致财务失真与财务误导。即产生了由监管会计向财务会计领域的偏误传导，对于监管部门以及投资人来说，可能会被失真的财务数据误导，进而做出不正确的投资决策监管决策。
3降低了资本监管制度的有效性
金融集团通过监管套利，在风险并未真正改变的情况下，降低了监管资本的要求，使资本监管制度不能有效约束金融机构的风险行为，影响制度的有效性。监管资本套利也会导致其他机构效仿，如果不能及时制止，可能动摇资本监管制度权威性，从而影响资本监管制度有效执行。
4带来与独立机构的不公平竞争
金融集团的监管资本套利，依托于集团下属子公司之间的风险转移。监管资本套利方式的核心是利用金融机构之间的监管差异与市场差异。对于市场差异的利用，是金融集团由于独立金融机构之外，无可非议。但是其对监管差异的利用，则导致了与其他独立金融机构的不正当竞争。如果金融集团的监管资本套利能够为其带来足够多的利润，则有可能刺激其他独立金融机构出于监管资本套利的目的，进行集团化整合，不利于资源配置与金融稳定。
5加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充足的资本是金融机构应对非预期损失的关键。金融集团监管资本套利导致其实际资本充足率低于应有水平，从而影响了微观审慎监管。金融集团往往规模较大，如果有大量金融集团参与监管资本套利，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本充足率低于应有水平，导致系统性风险。此外，金融集团监管资本套利所使用的交叉性金融交易，本身加剧了风险的传染性，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金融集团监管资本套利带来了更高的杠杆、资本充足率降低以及金融风险交叉传染，加剧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
四、金融集团监管资本套利模型
金融集团的各子公司由于分属行业不同，因而面对不同的监管制度环境。一方面，由于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股权估值模型不尽相同，所以各子公司往往面对不同的股权融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分业监管模式的存在，各子公司往往被要求采用不同的风险度量模型来确定资本充足率水平。本文构建了一个可以分析上述两点的模型，并分别讨论了三种情况下金融集团的最优监管资本套利策略。由于篇幅原因，对于VaR与CTE两种风险测度下最优资本水平的具体推导，可参考Lu等[20]与笔者的论文；对于VaR与CTE两种风险测度下最优风险转移的具体推导，可参考马庆强和沈庆??[19]与笔者的论文。本文仅展示研究思路与结论。
1基本模型的构建
假设金融集团只有两个子公司，两个子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率分别为λ1和λ2，所采用的风险度量模型分别为ψ1和ψ2。两个子公司共需承担的风险为L，风险并不必然导致损失，最终实现的损失将是0至L之间的一个数。无论最初两个子公司各需承担多少风险，我们假设金融集团可以将L在两个子公司之间进行任意的重新配置，其配置策略为Φ1和Φ2，且有L=Φ1（L）+Φ2（L）。基于两个子公司最终承担的风险，根据他们所采用的风险度量模型，其所需的监管资本分别为ψ1[Φ1（L）]和ψ2[Φ2（L）]。对于任意一家子公司而言，为被分配到的风险Φk（L）所需付出的成本将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风险发生后的真实损失，在事前可用期望损失予以度量；另一方面是因监管资本高于期望损失而增加的股权融资的成本，即：
V[Φk（L）；ψk，λk]=E[Φk（L）]+λk{ψk[Φk（L）]-E[Φk（L）]}，k∈（1，2）（1）
对于金融集团而言，其监管资本套利的目标是选择最优的风险配置策略Φ1和Φ2，使两个子公司的成本之和最小化，即：
minΦk（L）V[Φ1（L）；ψ1，λ1]+V[Φ2（L）；ψ2，λ2] （2）
由于目前各国监管当局使用最多的风险度量模型为VaR与CTE，所以本文也假设ψ1和ψ2为VaR或CTE中的某一种，以下将分三种情况讨论选择最优的风险配置策略Φ1和Φ2以及相应的经济影响。
2子公司均采用VaR模型时的监管资本套利策略
当两个子公司均采用风险模型VaR时，式（2）转化为：
minΦk（L）（λ1-λ2）E[Φ2（L）]+λ2VaRα2[Φ2（L）]-λ1VaRα1[Φ2（L）]（3）
解该最优化问题，可得：
Φ2*（L）=min[L，VaRα1（L）] λ1>λ2
[L-VaRα2（L）]+ λ1
f2（L） λ1=λ2，VaRα1（X）≤VaRα2（X），L>VaRα2（L）
min[f1（L），t1] λ1=λ2，VaRα1（X）≤VaRα2（X），L≤VaRα2（L）（4）
其中，f1（?）、f2（?）为非递减Lipschitz连续函数，f1（0）=0，f1[VaRα1（L）]=f2[VaRα2（L）]=t1，t1∈[0，VaRα1（L）]。
图1展示了当金融集团的两个子公司均采用VaR模型时，监管资本套利后，总风险L在两个子公司之间的重新配置情况。从图1（a）可以看出，如果第二个子公司面对较低的资本成本，那么在一定范围下的损失都将由其来承担。由于VaR模型具有尾部的不敏感性，如果使用VaR的公司仅仅承担尾部的极端风险，则其无须计提资本。所以第一个子公司虽然由于资本成本较高，不具有以资本支撑风险的比较优势，但其依然可以利用VaR模型的缺陷，吸收尾部风险。即两个子公司之间的最优风险配置策略是，如果最终金融集团遭遇的损失低于某一阈值时，全部损失将由第二个公司承担；当损失大于该阈值时，超过的部分由第一个公司承担。这样，第一个公司无须持有任何资本，而第二个公司持有的资本也低于由其承担所有损失所需持有的资本水平。从图1（b）可以看出，如果第一个公司具有资本成本优势，则金融集团应该采取与上述方案正好相反的监管套利策略。即当最终实现的真实损失较为有限时，由第一个公司全部承担；但如果损失超过了某一极端值，则超出部分由第二个公司承担。相当于第二个公司为第一个公司提供了一份具有免配额的保险。而由于VaR测量模型的内在缺陷，第二个公司并不需要为其提供的这样一份保险持有任何资本。从图1（c）和图1（d）可以看出，如果两个子公司的资本成本相等，则不存在尽量以哪一个公司的资本来承担损失的动机。此时应关注其模型对于尾部临界值的规定是否相同，对于正好处于两个临界值之间的损失，则可以通过监管套利的方式以降低资本要求。如果第一个公司的临界值小于第二个公司的临界值，则应由第一个公司承担临界值之间的全部损失。反之，则由第二个公司来承担这一段损失。对于其余的损失，则可以在两个公司之间任意配置，并不会影响最终计算的总成本。
图1 子公司均采用VaR时金融集团的监管资本套利策略
3子公司均采用CTE模型时的监管资本套利策略
当两个子公司均采用风险模型CTE时，式（2）转化为：
minI2∈F（λ1-λ2）E[Φ2（L）]+λ2CTEα2[Φ2（L）]-λ1CTEα1[Φ2（L）]（5）
解该最优化问题可得，当VaRα1（L）=VaRα2（L）时，有：
Φ2*（L）=L λ1>λ2，C
0 λ10
minL，VaRα1（L） λ1>λ2，C>0
L-VaRα1（L）+ λ1
minf2L，t2 λ1=λ2，C>0（6）
当VaRα1（L）>VaRα2（L）时，有：
Φ2*（L）=L λ1>λ2
[L-VaRα*2（L）]+ λ1
0 λ10
[L-VaRα2（L）]++min[f3（L），t3]λ1=λ2（7）
其中，C=λ2α21-α2-λ1α11-α1，f3（0）=0，f3[VaRα2（L）]=t3，t3∈[0，VaRα2（L）]。
从式（6）与式（7）可以看出，最优的风险配置依然要关注模型方面的临界值差异，以及资本成本方面的差异。但由于CTE模型相对于VaR模型对尾部风险更加敏感，而不是直接将尾部砍去，所以情况要更加复杂。监管资本套利的核心在于利用资本成本的差异性。总体思路是由资本成本较低的公司承担较多的风险，极端情况是，由第一个子公司或第二个子公司承担全部风险。
4子公司分别采用CTE与VaR模型时的监管资本套利策略
当第一个公司采用风险模型CTE，第二个公司采用风险模型VaR时，式（2）转化为：
minΦk[L]（λ1-λ2）E[Φ2（L）]+λ2VaRα2[Φ2（L）]-λ1CTEα1[Φ2（L）]（8）
解该最优化问题，可得：
Φ2*（L）=[L-VaRα2（L）]++min[L，VaRα**1（L）] λ1>λ2[L-VaRα2（L）]++min[f1（L），t1] λ1=λ2
[L-VaRα2（L）]+ λ1
其中，α1**=minα1*，α2，α1*=λ1α1λ2（1-α1）+λ1α1，VaRα1（L）≤VaRα2（L），f1（L）为非递减Lipschitz连续函数，且f1[VaRα1（L）]=t1、f1（0）=0、t1∈[0，VaRα1（L）]。
当金融集团的两个子公司分别采用CTE模型与VaR模型时，监管资本套利后，总风险L在两个子公司之间的新配置。由于第二个公司采用的是对尾部不敏感的VaR模型，而第一个公司采用的是尾部敏感的CTE模型，所以无论两个公司的资本成本如何，都应该利用VaR的这一缺陷，由第二个公司来承担极端损失。对于极端风险以外的风险，有兴趣的读者可与本文作者联系。
对于极端风险以外的风险，由于VaR与CTE并无本质区别，所以此时需要考虑两个子公司资本成本的差异，以及其临界值的大小。从图2（a）可以看出，如果第二个子公司具有资本成本优势，则风险应主要由其承担。但如果第一个公司的临界值小于第二个公司，则应充分利用模型对于尾部与中部处理的差异性，所以对于两个临界值之间的部分，则由第一个子公司承担。从图2（b）可以看出，如果两个子公司资本成本相同，则依然应该充分利用临界值之间的差异；其如果第一个公司的临界值小于第二个公司，对于两个临界值之间的部分，则应由第一个子公司承担。其他部分可以在两个公司之间任意配置，对总成本无差异。从图2（c）可以看出，如果第一个子公司具有资本成本优势，则除尾部以外的风险，应当由第一个子公司全部承担。
图2 子公司分别采用VaR与CTE模型时金融集团的监管资本套利策略
5研究结论
首先，由于金融集团各子公司往往面对不同的股权融资成本，且往往被要求采用不同的风险度量模型来确定资本充足率水平，所以金融集团通过风险在不同子公司之间的重新配置，可以实现监管资本套利的目的。实务中存在诸多相应的风险转移手段，本文未对此进行讨论。本部分假设这些风险转移手段是无成本的，研究了对于金融集团来说其最优的风险配置策略。
其次，本文的均衡结果并非最优比例，而是最优策略的概念。研究表明：由于VaR模型对于临界值以外的风险分布完全不敏感，所以金融集团可以利用VaR模型的尾部来承受极端风险；由于无论是VaR模型还是CTE模型，除尾部以外，其对于风险的度量具有相似性，所以金融集团可充分利用具有股权融资优势的子公司来承担风险。本部分讨论了多种情况下，金融集团的最优策略。
最后，从图1可以看出，理论研究的结论相对极端，部分情况下出现了一定幅度内的风险从一个子公司向另一个子公司的全部转移。现实中由于其他影响因素的存在，很难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但目前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的通道业务、同业业务，如果从风险转移的视角观察，确实也具有类似于模型结论的表现。考虑到两点差异性具有足够的重要性，本文的模型结论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五、结论与监管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金融集团通过将风险在不同子公司之间的重新配置，可以实现监管资本套利的目的：（1）由于分业监管的存在，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被要求使用不同的风险度量模型，而没有任何模型能够完美地描述风险，且模型之间必然存在度量逻辑的差异，所以金融集团可以利用子公司之间这种模型差异，进行监管资本套利。（2）由于市场的分割，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其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的资本成本不尽相同，所以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资本成本的差异性，将风险向资本成本较低的子公司进行转移，从而实现监管资本套利。本文构建了一个风险成本最小化模型，在总体风险给定的情况下，分情况讨论了使金融集团风险成本最小化的风险配置策略。该策略便是基于上述两点差异性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的最优方案。对于上述的监管资本套利行为，本文也分析了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如何遏制金融集团的监管资本套利，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过渡，实现监管制度的一致性。
制度差异性是监管资本套利产生的根源，而我国实质性的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更容易带来监管套利的空间。目前无论是在资本层面，还是在产品业务层面，一定程度的混业经营已经成为趋势。笔者建议逐步实现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的过渡，在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尝试进行监管部门的合并与监管框架的重构。
第二，降低行业之间的市场壁垒，建立完善统一的资本市场。
对于由资本成本差异而产生的监管资本套利，笔者认为不应作为治理的重点对象，而应从市场建设上进行改革。我国的资本市场被进行了人为分割，形成了不同逻辑的定价模型，使得同样的融资项目产生不同的溢价程度。市场壁垒导致的市场分割，不利于价格功能的有效发挥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笔者建议降低相应壁垒，逐步建立完善统一的资本市场。
第三，建立防火墙制度，防范金融集团内部的交叉业务风险。
笔者认为金融集团内部的风险转移，在实现监管资本套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业务交叉，风险传染，增加了系统性风险。针对该问题，应当建立防火墙制度，控制金融集团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内容，确定可以进行重新配置的风险类型，以免带来不合理的风险配置结果。与此同时，在金融集团以外的金融机构之间的交叉性业务，也是其他类型监管套利的重点所在，应在建立防火墙制度和防范较差业务风险时一并考虑。
集资风险论文范文3
关键词：主题公园；风险可行性分析；投资项目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8-000-03
一、风险分析理论和方法
（一）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Saaty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实用的决策方法。其主要特征是，它合理地将能够定性的数据资料和能够定量的数据资料有机的结合起来，按照经验、心理的思维模式把项目决策过程层次化、数量化。
（二）模糊评价法
1.模糊评价法的含义
模糊评价法，广义上来说就是利用数学理论对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那些模糊的、不确定的事物即原本只能定性分析的事物进行定量化地分析和研究，从而对需要判定的事物作出相对具体的、细致的、有效的、符合实际的评价，进而解决具有模糊性的问题。
2.建立模型
在本文模型中，主要运用了层次分析与模糊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项目风险进行评估打分和预测。
（1）建立模糊集
设项目的一级风险集为B=（B1，B2，…，BL）其中：B1，B2，…，BL分别代表项目的一级风险。
相应权重集为D=（d1，d2，…，dL）其中d1+d2+…+dL=1（∑dk=1，k=1，2， …，L）d1，d2，…，dL分别代表一级风险在项目整体风险中所占比重。
设项目的二级风险为Bk=（Bk1，Bk2，…，Bkm），其中K代表第K个一级风险，K=l，2，…，L；Bk1代表第K个一级风险的第I个二级风险。
理论上，可以以这种方法设置到第Y级风险及第一级风险到第Y级风险的所有项目在整体风险中所占的权重，以便在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用模糊评价法对项目的风险进行具体分析。
设风险评语集为V=（V1，V2，…，Vn）其中VJ（J=1，2，…，n）表示风险或风险因素从低到高的评语。通常设n=4。
（2）确定隶属矩阵
从Bk到评语集V的隶属矩阵为
其中： rij （i=1，2，…，m；j=1，2，…，n）表示第二级风险或二级以下风险的第i个下一级风险对第j级评语Vj的隶属度。
rij 的计算方法：有若干个专家对第i个风险打分，假如对第k个风险的第j级评语的专家有Vij人，则rij =Vij / ∑Vij（其中j=1，2，…，n）；∑rij=1，（其中j=1，2，…，n）。
（3）模糊矩阵计算
对二级风险Bk进行对评价集的隶属度计算：
二级风险B对评语集V的隶属矩阵为：Bk=Dk*Rk=（bk1，bk2，…，bkn）
一级风险对评语集V的隶属矩阵为：R=（B1，B2，…，BL）T
项目整体风险对评语集V的隶属矩阵为：B=D*R=（b1，b2，…，bn）T
（4）项目综合分
将评语集V内的评语V1，V2，…Vn分别赋予数量化的分值V'1，V'2，…V'n；则赋予分值后的评语集为V'=（V'1，V'2，…V'n）
整体风险综合评分： M=B*V'，项目整体风险评分的结果为一个数值。
二、丽江花卉博览园项目投资风险分析
由A集团和B集团共同筹建规划的丽江花卉博览园项目投资公司组织项目内部专家组内部成员，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项目投资风险指标和权重进行设定。
（一）风险识别项目及其权重的确定
运用项目风险识别的模型与理论，对本项目的风险种类及其各层级风险的权重进行确定和整理。本项目的一级风险为：经营管理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基础配套完善程度风险。对同一层次的风险进行两两排列组合进行比较的方法，由项目组专家结合经验对各级风险的权重进行初步确定，一级风险的权重为： A=（0.28，0.31，0.23，0.18）；第k个一级风险的子风险权重矩阵为AK。一、二级项目风险种类和权重如表1所示。①
（二）风险整体评估
设风险评语集D=（很小，较小，较大，很大）。
1.确定整体风险对评语集的隶属向量
按照专家对风险因素评语的人数确定矩阵，经过高等代数中对矩阵的处理方法，确定方案的一级风险一经营管理风险的子风险对评语集D的隶属矩阵为：
一级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的四个子因素的权重组成的向量A为：
A1=（0.28，0.28，0.22，0.22）
则其对评语集V的隶属向量为：
B1=A1*R1
=（0.28，0.28，0.22，0.22）・
=（0.4725，0.2775，0.125，0.125）
按同样程序，经过计算、评估、统计、整理得项目其余三个一级风险的风险因素对评语集V的向量为
B2=（0.2425，0.33，0.19375，0.23375）
B3=（0.4025，0.3475，0.125，0.125）
B4=（0.4075，0.3425，0.125，0.125）
于是可以得到项目的一级风险对评语集D的隶属矩阵为：
则项目的整体风险对评集D的隶属向量为
B1=A*R1
=（0.28，0.31，0.23，0.18）・
=（0.3734，0.321575，0.1463125，0.1587125）
2.项目整体风险评分
综合项目风险排序，将项目风险评语集D=（风险很小，较小，较大，很大）分别赋予分值为 （80，60，40，20）则分值评语集为：D'=（80，60，40，20）。
则项目整体风险评分D1=（80，60，40，20）*（0.3734，0.3216，0.1463， 0.1587）=58.193
三、项目风险可行性评估
丽江花卉博览园项目的整体风险评分为58.193分，其整体风险处于较小状态，因此，根据项目的风险分值可以判定，执行本项目的时候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但从全局层面上考虑是可行的。
注释：
①项目风险权重由项目组专家确定。
参考文献：
[1]沈爱华.太阳岛游乐园项目投资经济可行性分析[D].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E飞.赛格宝华公司橙果酒店项目可行性分析及风险控制研究[D].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刘小航，曾振中，任清华.关于城市开发大型主题公园的适宜性评价模型 [J].旅游论坛，2011.
集资风险论文范文4
关键词风险投资产业集群机理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的、组合的、长期的、权益的和专业的投资，近年来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支持创新者创业、帮助投资人取得较好回报等方面，都显示出其独特的作用。综观各国成功的风险投资业，可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都以集群形式存在，像闻名世界的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科学园、台湾新竹科技园、日本筑波、印度班加罗尔等都是风险投资业高度集群的地区。如果说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是一个被世界普遍关注的行业，那么它的集群发展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尽管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产业集群已作了深入探讨，但有关对风险投资业的集群现象却很少有人做过系统地研究。那么，是何种原因促使风险投资业也具有集群效应呢？本文对此将做深入地剖析，以期为我国风险投资的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有所启示和帮助。
1产业集群理论的阐释
产业集群始终是区域经济研究的热门课题，最早对其做系统研究的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区理论，该理论认为，某一区域集群同一产业的企业越多，就越有利于企业所用生产要素的集群。而生产要素供给越多，就会降低整个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并且随着生产要素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生产也就越有效率。此外，此理论还把规模经济、地理、文化与政治等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其形成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而这种环境反过来又会促进了企业及各种组织之间外部经济实现。
对产业集群的另一解释则是以中小企业合作竞争为基础的新产业区理论。该理论揭示了新产业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区域社会经济特性，这种区域经济特征与当地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分不开。在产业区内，人们有相同价值观，彼此相互合作与信任。该理论同样注重外部环境，指出企业之间应是完全对等关系，认为企业网络的形成及各行为主体在多边交易过程中的不断学习和积聚而使创新不断发展。波特也从创新角度对产业集群聚集现象进行了分析，其整个理论框架包括四方面：需求状况、要素条件、竞争战略、产业群，因为一个产业在国际上要具有竞争力，就必需具备这四个条件。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则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的动因，他将地理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学分析中，并从贸易成本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问题。他通过一个简单的两区域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市场需求大的地点。反过来，大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最终形成所谓的中心—边缘模式。但由于克鲁格曼只是通过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联系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动因，却未考虑其他环境因素，也就使得其结论的应用受到挑战。
2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内在机理分析
2.1相互依存的产业网络体系
波特认为，任何企业都可由价值链的重组来创造低成本竞争优势。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由一个企业自身来完成整个价值链的创新，或者不可能、或者会产生较高成本。而风险投资又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广的复杂系统，其运作流程仅靠一个企业是很难完成的。如果主导型风险企业劝说其他企业加入，组成一个知识结构合理的团队，让其完成配套的技术创新，对风险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来说都可以获得降低成本的优势。正是这种专业化分工形成了风险企业相互依赖的网络产业群，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风险企业集群创造的总价值(VGi)与单个风险企业创造的价值(Vi)之差δ=∑VGi-∑Vi。其中，δ可视为风险企业由于地理接近而获得的外部经济，或是合作信任而使风险企业额外获得的知识溢出，其大小取决于网络中风险企业数量、专业化程度及创新质量。δ越大，企业集群就会越强大，也就会形成长期的多样化契约机制。这些契约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推动风险企业间的共同开发创新。硅谷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其区域性的相互依存产业网络体系。它既有惠普、网景、英特尔、苹果等世界领先的主导性大企业，也有很多相互联系的小风险企业。截止1999年3月，人员不超过50人的科技风险企业占80％，约有4800家。正是由于这些大企业与成千上万的生生灭灭的小风险企业，才共同推动与保持了硅谷持续的竞争优势。
2.2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风险投资家几乎都强调人的重要性，人是第一位的，是投资成败的关键。风险投资家们常说：宁可投资一流的人、第二流的项目，而不投第一流的项目、第二流的人。这里的人力资源不仅包括熟练掌握技术、管理和金融等多门知识经验的风险投资专家，同样也包括生产、销售、技术、管理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如果某区域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个地区就会对需要此技术的风险企业产生巨大吸引力。同时，来自不同企业、不同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同一企业内部的专业技术员工也可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与合作，相互传递信息和技术，从而加快新思想、新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进而推动创新技术的产生和高科技企业的聚集。如印度的班加罗尔就是创新人才培养和储存的摇篮，它除了有10余家20世纪50年代就已赫赫有名的科研院所和大学外，还有近80所小型工程技术学院，每年能培养3万名工程师，其中1/3是各种软件人才。此外，海外印裔人口也有近2000万人，他们许多人将技术、资本、经验和创新精神带到了班加罗尔，有效地促进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
2.3充裕的资金支持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要想使风险企业快速成长，除了要受到人与技术的推动，还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因此，各国政府起初为了扶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纷纷采取财政补贴和建立风险种子基金等措施，但政府的投入力度要受制于自身的财政状况，而且各地区又是有差异的，受惠对象也仅限于本地风险企业。而事实证明，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并不是发展风险投资业的一条有效途径。为了获得充足的风险资金，各国政府相继都采取了很多优惠鼓励政策，并加强了资本市场的建设，使得风险投资的供给主体向多元资金投入型发展，美国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2.4富于创新的人文环境
良好的人文环境是风险企业成功的关键。在充满创新文化的环境下，可摒弃传统企业模式，追求企业的人性化和个性化，极大地调动控制人力资本的寻常人。在存在“勇于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知识共享、讲究合作、容忍跳槽、鼓励裂变”的创新文化气氛下，人们可以相互支持与合作，从而加速了新思想、新观念、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速度，节省了交易成本，最终使风险企业蒸蒸日上，脱颖而出。例如硅谷，上至高层管理人员、下至普通职工，每一个人都具有创新精神。在硅谷信息的传递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快，许多工程师求职的信条是：富于创造力的小企业远胜过大企业。这也要归因于美国独特的民族气质，其核心就是“西部开拓”的创新精神，这种民族气质恰好与风险资本投资天缘巧合，构成了风险投资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2.5完备的中介服务体系
风险投资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投资，需要各方面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作为风险投资活动的参与主体不可能是通才、全才，所以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中介机构就成为风险投资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中介机构既是风险投资运作之必需，也是知识经济时代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一个国家中介机构的健全是体现其风险投资业集群程度大小的重要标志，是风险投资顺畅循环、实现增值的重要保证。聚集可以使风险企业共享这些中介机构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性。硅谷之所以集群了很多风险企业，关键在于有比较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它们为风险企业的集群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化保障。3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模式
3.1产业关联型
产业关联型是指由生产的纵向和横向关联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这种类型既有生产同类产品或处于相同生产阶段的同产业企业，又有直接具有上下游产业链关系、生产互补品、配套品或具有专业化服务性的辅助企业。尽管这类风险企业之间的关联错综复杂，但往往以具有直接上下游产业关联的少数几个企业为主导，其余企业或为其提供互补品或配套品生产，或为聚集区内所有企业作专业化服务。如计算机产业发展就须电子、软件、材料行业的强力支持，一旦它们都得到专业化发展，计算机产业的规模经营才得以实现。
3.2资源共享型
资源共享型是指企业受益于某一区域特有的公共资源而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企业最初选址要考虑范围经济性，导致范围经济的共享资源包括产品原料体系、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体系等。许多同类或不同类的风险企业都有许多共享资源，这样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3.3知识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是指依托高校、科研机构等形成的具有科技含量较高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极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集群，美国的硅谷就是杰出代表。这种类型的企业集群有别于传统企业：一是所要求的科技含量较高，绝大多数都是高新技术企业；二是受技术创新、吸收和应用的影响比较大，受技术商业化程度的影响较高；三是风险企业的成长严重受技术生命周期和发展方向的影响；四是企业经营的高附加值和高风险并存。
3.4外力驱动型
外力驱动型是指在外生环境驱动下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外生环境各种各样，形成的集群方式也形态各异。世界上的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区的风险企业都属于由国家的政策导向和行政部署形成的风险企业群，它们的集群起初并不是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而是政府的优惠政策和行政部署驱动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一类是基于投资来源国或地区与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而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如我国港澳地区的风险投资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台湾投资集中于福建，日本投资则集中在辽东地区；再有一类是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的风险企业群。像日本筑波的风险企业就是典型实例。不管集群属于哪种形态，维持和决定集群持续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是风险企业的产业链，外生条件并不能长久地维系。
4我国风险投资的集群现状分析
4.1相互依存的风险企业网络体系并未真正形成
我国的风险企业大多是通过依靠提供土地、行政命令和优惠政策等措施而形成的空间集群。这种集群模式使得许多风险企业大都是因为外部的优越条件嵌入的，而不是依赖内在价值链自然衍生而形成的，这样企业间就难以形成依靠各自核心竞争能力相联起来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网络体系，最终导致企业集群“先天不足”，价值链整合力度不够、结构单一、企业关联度低、缺乏协同效应和植根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地区政策差距日益缩小，这种空间上的聚集就表现出很大脆弱性，当某一区域的土地成本、劳动力价格等区位优势及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时，这一区域内的一些风险企业就可能会向其他政策更优惠的地方流动。
4.2高素质风险投资人才的缺乏
风险投资是一种现代新型投资方式，涉及诸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实践性极强，对人才素质要求很高，直接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败。而我国目前现状是，虽有大量科研成果，但缺乏既有技术、管理，又有金融等专门经验的人才对其商业化前景的准确评估，致使现在大部分风险投资基金不敢投出去。而科技人员虽然有创业热情，创新能力也较强，但他们由于缺乏管理和融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也不能把科技成果真正产业化。外资和民间资本虽然有进行风险投资的意向，但由于相互缺乏信任，也很难找到可靠的人。所有这些都是长期以来我国缺乏高素质的风险投资复合型人才造成的。
4.3风险企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对于产品生命周期短暂的高新技术风险产业来说，一个创新产品比较容易达到成熟阶段。当达到成熟阶段时，产品的利润就降低，竞争加剧。此时，企业要继续获得竞争优势的策略一般有差别化竞争和低成本竞争。低成本竞争可能会因其他风险企业更低的成本而使得该企业被淘汰，而采取差别化竞争的企业则必须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获得竞争优势。目前，我国的技术创新尤其是持续创新能力不强，大多数企业以引进国外成熟的高新技术为主是导致我国风险企业竞争力不够强大、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4.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不畅
国际经验表明，风险资本主要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等多渠道的民间资本，政府作为公共事业的管理者，则着重通过制度安排来扶持风险投资。而我国目前风险投资规模较为狭小，资本来源过于单一，大部分靠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直接投入获得。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资金运用的垄断性、来源有限性以及与风险投资本质的相悖性，政府的过度参与必将极大制约民间风险资本的发展。
4.5风险企业的中介服务机构不完善
风险资本从筹措、投入到退出都离不开中介服务机构，它是以消除投融资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为目的，提供资金供求双方的匹配、信息咨询、培训等服务的平台。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一些中介机构，但大多数独立性较差、地方行政色彩浓厚、市场条块分割现象严重。一般中介机构都挂靠在行政机关、事业和企业主管部门等，很难保证人员、资金与管理等方面的独立性，势必影响执业过程中的公正性。此外，由于各类中介机构缺乏必要的行业自律管理和法规规范，导致中介机构降低职业职守，违规违法现象严重，从而削弱了其在社会上的中介地位。同时，在资本市场中，风险投资业务的法律地位和准则明显不足，相关法律尚未制定；各个中介机构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执业标准体系，各地中介机构都按自行标准开展业务，形成了法度不一、各自为政的局面，从而导致中介机构缺乏信用认知性。
5对策与建议
（1）各级地方政府应从产业组织的战略高度，选择合适的行业，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引导风险企业走集群化的发展道路。政府应尊重集群的内生性规律，要注重某一区域内主导风险企业的培养，发挥它们的“羊群效应”，通过其产业环节的支解，衍生出一批具有紧密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关联小企业，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产业技术链，从而推动整个风险企业集群化的成长和网络体系的形成。
(2)风险投资产业集群的成功，人才无疑是第一大要素。为此，要通过实践，发现和培养有潜力的人才；要有计划地把国内有一定风险投资管理经验的人员送到国外发达国家培训；要聘用在国外从事风险投资的华人专家回国工作；尽快建立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约束机制。
(3)疏通民间资本转化为风险投资的渠道，实现由单一的政府投入型向多元化投入型发展的转换。为此，我国在目前法律体系的现状条件下，要尽快制定《风险投资法》，为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与收益分配提供法律依据。
(4)完善风险投资的服务体系建设。尽快培育中性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对各机构进行分工与协作，发挥其服务体系的整体功能。加强中介机构的自律建设。完善中介机构的外部法制环境，尽快出台和完善《证券发行和交易法》和《投资顾问法》等各种法律法规。加强从事中介机构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加快各种信息服务业的建设步伐，形成全国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风险投资中介运作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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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风险论文范文5
Abstract: After nearly thirty years′ development, venture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shown a good development trend, from the total amount and the increment of venture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and venture capital， the scale and intensity of venture investment. However, there exists regional imbal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venture investment, which makes how to build the system environment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venture capital become the focus of regional government. Based on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he dual agglomeration economy effect theory, the study deeply analyzes how local governments establish venture investment system basing on the dual agglomeration economy effect theory, forming a virtuous cycle of level one and level two aggregation effect.
关键词： 风险投资；系统环境；集聚效应；启示
Key words: venture investment；system environment；agglomeration effect；enlightenment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3-0009-04
0引言
目前，我国风险投资业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各地区的发展水平、规模、数量极不平衡，形成了两级分化的恶性状态。如何营造良好的风险投资环境，发展地区风险投资，已然成为各地区政府关注的重点。
笔者在国外学者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基于Henry Chen（2010）的双重聚集经济性理论深入剖析了各地区政府如何打造风险投资系统环境，形成一级和二级聚集效应的良性循环。本研究进一步扩展了学界对风险投资系统环境的研究，同时对于各地方政府发展风险投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理论分析
Alexander Peter Groh（2010）认为，决定国家或地区的风险投资资本与私募股权的吸引力指数包括以下方面：经济活动、资本市场深度、税收、投资者保护和公司治理、人力、社会环境和企业文化[2]。本研究结合中国风险投资年鉴定义，将风险投资系统环境区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进行分析，宏观环境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因素、政府政策因素、国家法律规制、社会文化等；微观环境因素包括退出渠道、产业基础、平台建设、人力资源等。
Henry Chen（2010）认为风险投资行业具有特有的双重地域集聚效应，产业中心的建立会促进风险投资中心的形成，风险投资中心的形成又反过来打造产业中心[3]。风险投资公司会更偏向于将公司建立在低税率高补贴、人才集聚、政府给予风险补偿、退出渠道完善、法律制度规范、政府基金引导的高度集中有利的产业集群中心。企业家会偏好于在接近筹资渠道、大量人才、学术研究、信贷担保制度完善的风险投资中心建立公司。两者相互促进，从而提高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的利润回报率。
风险投资系统环境的各方面因素，会直接影响作用于风险投资中心和产业中心的形成，从而形成一级和二级聚集经济性的良性循环，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相反，对于不是风险投资中心和产业中心的地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各个地区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差距不断加大。
对于非集聚中心的地区，如何扭转恶性循环，发展风险投资，促进产业发展，成为地区政府关注的重点。Sahlman（1990）和Stromberg（2003）风险投资机构在本地投资的利润回报率决定了该地区对于风险资本的吸引力。Swati Deva（2008）认为，对于不是风险投资中心的地区政府如果要发展风险投资，改变恶性循环，最有效的办法是制定政策吸引外地成熟的风险投资机构进入本地，降低其进入成本，而不是鼓励本地建立新的风险投资机构[4]。
Henry Chen（2010）认为集中于单一产业可能会提高二级聚集外部经济效果，集中有限资源重点支持该产业的发展，形成区域特色的产业中心集聚，从而促进风险投资发展[3]。
2风险投资系统环境分析
笔者基于双重地域集聚效应理论，分析风险投资系统环境各个因素，以及各个因素如何作用于风险投资中心和产业中心的建立，从而探究风险投资如何形成双重集聚效
应的良性循环，实现快速发展的内在原因。
2.1 宏观环境
2.1.1 宏观经济因素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直接影响该地区风险投资的发展。高速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聚集打造一大批优秀企业，形成产业集聚中心，吸引大量人才和风险资本流入，促进风险投资中心的形成。
2.1.2 政府政策因素
Rosiello et al.（2010）以历史分析方法研究了以色列和英国、苏格兰的创新政策框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政策的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风险投资市场出现的时期、高科技企业集群和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背景[5]。
风险投资的相关政策，贯穿了募、投、管、退等各个环节，涵盖了财税支持，住房补贴、人才引进方方面面。通过制定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能够降低外地成熟的风险投资机构进驻本地的进入成本，降低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风险和运营成本，提高风险投资机构在本地投资的利润回报率，从而吸引风险资本和投资机构流入，形成集聚效应，构建风险投资中心。
2.1.3 法律规制
风险投资只能生长在具有机会的灵活的市场和规制较少的市场结构中，太多的规则和条例将迷惑投资者、阻止他们进入。Cumming et al.（2010）采用1971年-2003年风险投资家对北美、南美、欧洲和亚洲39个国家中的3848家企业进行风险投资的数据，发现较好的法律制度能更快地促进筛选交易和达成交易，增加有益联合投资的可能性，降低潜在有害的联合投资可能性。
地方政府在法律层面上给予了风险投资公司足够的灵动性，同时规范和保护股权投资公司，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量，能够为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宽松和相对完善的法律环境。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地区对于外地成熟的风险资本和投资机构的吸引力，促进风险投资中心的形成。
2.1.4 社会文化
区域流动性文化特点，造就了地区特有的创业激情、包容、开放和创新优势，能够为风险投资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城市的包容文化和崇尚创新、创业的精神，培育了大批中小企业，为风险资本提供了大量优秀的投资对象。从而使该城市成为中小创业企业集聚，科学技术先进，创新氛围浓厚、风险资本集聚的城市。
2.2 微观环境
2.2.1 退出渠道
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丰富程度直接关系到创业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投资信心，而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主要是通过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方式来实现。Mckenzie和Janeway（2010）研究显示整个投资周期的市场环境，尤其是退出时的退出环境是风险投资回报的重要决定因素[1]。
从全国的范围内看，我国目前的退出渠道的结构仍然很不完善。中国的主板市场1400多家，中小板只有600多家，创业板300多家，新三板只有100家，这是倒金字塔结构。美国第一层次纽交所只有2000多家，创业板3000多家，第三层黄粉单加在一起有6000家，第四层次是上万家，这是正金字塔结构。这需要各地区政府乃至全国，加大建设规范新三板、各地区的股权交易中心和产权交易所，完善多层次退出渠道，修正倒金字塔结构。
2.2.2 产业基础
地区行业的发展以及中小企业基础，能够为创投、股权投资企业提供良好的微观产业基础。庞大的市场吸引了外地风险投资机构进入本地区，形成集聚效应，风险投资中心的建立又反过来推动企业的发展。
由于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尚不完善，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融资难。那么能否为企业解决这一难题，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地区对于企业家的吸引力。美国、英国及加拿大政府普遍通过建立信用担保政策来解决这一难题，我国发达地区政府采用了重点民营企业贷款风险补偿的措施，政府对合作银行发放中长期贷款给认定的创新成长型企业提供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以降低企业的创新风险，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这种信用担保补偿机制实际上是一种风险转移,通过政府少量的资金投入，可以带动大量的银行资金和民间资金投向中小型科技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成长，促进产业中心的建立发展风险投资。这对于非发达地区提高地区对于企业家的吸引力，构建产业中心，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2.2.3 平台建设
服务交流平台和科技创业园区的建设，可以将风险投资人和寻求资金的创业者企业家集聚在一起，起到催化剂作用，促进双方建立信任关系，减少双方的交易成本，促进早期种子项目的投资。
通过会议、论坛、园区建设，地方政府将风险投资资本和企业家集聚在一起，促进了风险投资中心和产业中心的构建，实现产学研金的结合。地方政府同时应努力搭建完善服务平台，加强科技部门与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如招商银行推出的天鹰斩翼计划，交通银行推出的产权贷款等都是值得借鉴的对象。
2.2.4 人力资源
风险投资是高度市场化的投资行为，同时又是与“人”高度相关的活动。风险投资项目经理在项目筛选、尽职调查、项目后续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风险企业价值增加的源泉、推动风险资本市场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对于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市场竞争格局的演变，加强我国风险投资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将成为新阶段的工作重点。
地方政府应重视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及时解决高层次人才在居留、出入境、落户、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险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同时建立创新创业专项资助机制，在创业资助、项目研发资助、成果转化资助、政策配套资助等方面支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由此，聚集大批的科技活动人才，为地区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高质量血液，为风险投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都更偏向于在大量人才集聚的区
域建立公司，人才的集聚是风险投资系统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2.3 总结
风险投资系统环境各方面因素的优化，能够有效地降低外地风险投资机构和外地企业进驻该地区的进入成本和经营成本，直接决定了该地区对于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的吸引力，提高了风险投资机构在本地投资的利润回报率和企业的融资能力收益率。最终促进了风险投资中心和产业中心的构建，形成了一级和二级聚集经济效应的良性
循环。
3启示
由于双重地域集聚效应的存在，对于不是风险投资中心的地区来说，要形成一级聚集经济效应就需要创造适宜的风险投资环境，规范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多层次的退出渠道，给予财税支持，设立引导基金，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降低风险投资公司的进入成本和经营成本，提高风险投资机构在本地投资的利润回报率来增加当地的吸引力。对于不是产业中心的地区，要获得二级聚集经济效应，则需要专注发展单一产业形成地域特色，建立信贷担保补偿机制，打造科技创业园区，发挥行业协会交流平台的作用，建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寻才难、盈利难、发展难的问题，提高企业家的利润回报率，吸引企业进驻，促进企业成长。伴随风险投资中心和产业中心的建立，就可以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突破发展风险投资的瓶颈。以下从8个方面来阐述地方政府如何打造风险投资系统环境，形成一级和二级聚集效应的良性循环。
3.1 经济环境
经济发展水平是风险投资发展的源动力，各地区政府应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义。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很难像北京、上海、深圳一样，发展成为各行业集聚的综合经济金融中心。非发达地区要获得二级聚集经济效应，应该对自己的经济有一个总体科学的规划，清楚地明白应该以什么产业作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之后集中有限资源重点支持该产业的发展，形成区域特色的集聚效应，从而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3.2 政策环境
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政策支持体系，从税收减免、财政补贴、注册落户奖励等方面降低外地风险投资公司的进入成本和经营成本，提高风险投资机构在本地投资的利润回报率来增加当地的吸引力，构建风险投资中心。各地区政府可以参考北京、上海等地区所采取的风险补偿政策措施，设立风险投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对于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符合条件的项目所产生的亏损，给予亏损金额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设定上限。同时，由政府设立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以少量的政府基金撬动社会资金、民间资金、海外资金投资于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科学设立引导基金出资的比例，确保创投机构由专业机构管理，使政府的专项资金和社会资金更好地结合。
3.3 法律环境
制定并完善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逐步推进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尽快制定和颁布有关风险投资的暂行管理办法，为风险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工作，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同时通过支持帮助企业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信息统计和申报制度等措施，提高创业投资参与者的投资信心和地区风险投资系统环境的吸引力。建立法律制度使得地方资本市场能够进行股权交易，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地方资本市场，规范风险资本的募资和运营，发展风险投资。
3.4 社会文化环境
张景安教授在第14届风险投资论坛上，将创新文化
建设列为发展风险投资的当务之急。地区政府应重视加强地区文化建设，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弘扬创新、创业、创投的文化理念，增强原创意识打造“中国创造”，崇尚创新容忍失败，敢为人先打破局限。
3.5 退出渠道
地区政府应加强产权交易所的软硬件建设，鼓励企业将其作为股权交易的平台，通过企业兼并、收购与股权回购等多种方式实现产权转让。仿效北京中关村园区股份转让试点和深圳浅海股权交易中心模式，积极争取国家给予股份转让试点资格，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公众公司，为风险投资机构提供多层次的退出渠道。
3.6 产业环境
建立风险担保补偿机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吸引企业进驻，促进中小科技型企业的成长。具体做法是由政府成立一个信用担保基金，当中小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时，可以在对创业企业成立年限、贷款用途、行业前景、核心竞争力、财务现金流状况、风险等分析评估的基础上，对其贷款额的70%-90%提供担保，并收取0-2%的担保费率。通过政府对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的担保补偿,国家可以用少量的资金投入带动大量的银行资金和民间资金投向企业,从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大大提高地区对于企业家的吸引力，促进产业中心的建立发展风险投资。
3.7 平台建设
充分打造利用科技交流会、高新技术交易会平台、风险投资论坛、行业协会的作用，将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集聚在一起，减少双方的交易成本，促进双方沟通交流，建立信任关系，发展风险投资。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大力发展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留学生创业园、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创业孵化体系的功能建设，深入推进科技和金融的结合，将政府的科技投入与金融投资、民间投资进行链接和互动，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促进产学研结合。
集资风险论文范文6
关键词：A公司；财务风险；评价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企业要想得到有效的发展，就要强化对于财务风险的管控，确保在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中实现自身的良性运行。企业要想运用有效的措施规避风险或者是减少风险给企业带来的威胁，就要从根本上提升管理预防措施和控制措施，确保企业经营信息收集的完整性和健全性，真正实现提早预防的企业财务风险管理，针对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升企业自身筹资项目、投资项目、收益结构以及资金的营运框架等的能力，对于企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在20世纪初期，国外对于企业财务风险管理项目的研究就已经比较成熟了，其中主要是财务风险理论研究和企业财务实证研究两方面，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出了风险管理和企业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我国研究时间相对较晚，研究方向主要集中锁定在财务风险界定、控制以及预警三个方面。其中对于影响企业财务风险因素的划分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成果，但整体缺乏系统化的综合分析。
二、理论综述与方法
1.相关理论。在对企业财务风险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要本着理论研究和管控水平提高的目的，深入研究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其中较为突出的理论就是在1964年，《风险管理和保险》一书中，对风险管理的影响因素以及整体经营结构进行了全方面的解构，并对风险管理研究成本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了企业价值决定于企业财务风险管控能力的理论。2.研究方法。在对企业财务风险管理项目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主要使用的是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案例分析法，在结合A公司经营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其财务管理项目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要对数据进行统筹整合。第二，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模式，在对其财务风险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要保证定性管理和定量管理相结合的机制，确保研究人员能对所有财务结构和基本情况进行整合分析，从而判断财务风险项目。第三，系统分析法。这是对数据和信息进行统一整合的常见方式，在保证数据分析全面性和统一性的同时，利用客观性数据处理原则，提高识别和评价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控制措施。
三、A公司的财务现状与问题分析
1.A公司简介。广西建工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是广西大型国有企业———广西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于2013年在广西区政府将广西建工集团打造成为“千亿元企业集团”的战略部署下成立。公司主要开展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现公司业务遍布世界各大洲、辐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已拥有广泛而稳固的国内外合作关系和业务渠道，经营范围涵盖能源、建材、石材、汽车和机电产品四大板块，在香港设立有分公司，打造海外业务拓展和融资增信平台，是集团公司产业延伸、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2.A公司的经营与财务情况。由于经济环境的影响，近几年建工集团的发展前景并不理想，A公司的利润空间在逐渐缩减，经营项目和实际企业实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企业需要从自身发展路径和市场需求进行集中分析。特别是在2008年到2012年，对财务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后，能得出企业存在财务风险的结论，甚至一部分指标都无法达到行业的平均水平，很可能导致A公司迅速陷入财务危机问题。3.A公司财务风险的问题分析。在对其财务风险问题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筹资风险问题。企业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会由于一些决策失误导致筹资成本超出实际预算，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危机，加之筹资结构安排不合理，也会导致筹资能力和实际结构缺乏实效性。企业由于盈利能力降低，导致利润不足以偿还债务，从而陷入经济危机。第二，投资风险问题。投资项目是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必须建立的经营框架，但是由于受到一些不可抗力因素或者是市场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导致实际投资收益远远不满足预期收益，就导致企业产生投资风险问题，其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客观环境的判断以及主管预测能力。总之，结合A公司的财务结构，管理人员要想扭亏为盈，就要针对市场环境进行综合化的数据控制和信息收集，确保按照市场需求建立具有实效性的企业财务运营发展框架。
四、A公司财务风险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1.A公司财务风险评价体系设计的原则。在对A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后，管理人员要针对具体问题建立具体的处理机制，健全完整的风险评价体系，而在建立过程中，需要遵循客观性原则、统一性原则以及可靠性原则，并保证评价体系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便于操作。同时，企业财务管理人员也要综合考量风险评价体系和惬意财务指标之间的平衡关系。第一，利用盈利能力判断企业经营成果。只有提升企业的实际盈利能力，才能一定程度上保证企业经营的实力，获取更大的利润。第二，利用营运能力判断企业财务资产的管理效果。对于营运能力的判断，主要依据的是企业资金现金的回收效率、企业应收货款周转效率以及企业存货的周转效率，管理人员只有保证以上三个指标正向发展，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的管控能力。第三，利用发展能力判断企业的成长趋势。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要想实现整体企业的良性发展，不仅仅要集中关注目前市场的发展现状，也要结合市场发展动态建立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2.A公司财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借助功效系数法建立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是依据多目标规划，结合实际情况后设定满意度和不满意度，在区间内对不同指标进行打分，并且利用权重中的加权平均算法进行层次分析，得出有效的数据。但是，由于在实际风险评价中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这就需要财务管理人员针对具体问题建立更加有效的数据计算公式。对上档基础分、本档基础分、调整分以及单项指标得分等参数进行集中的优化升级，得出结论为。3.A公司财务风险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对权重进行确定，要综合分析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偿债能力以及发展能力。盈利能力中营业利润率权重为22.78%、成本费用利润率6.96%、总资产报酬率13.29%；运营能力中存货周转率权重为5.41%、资产回收率1.91%、应收账款的周转率8.42%；偿债能力中权重为现金流动负债比5.21%、资产负债率17.10%、速动比率9.97%；发展能力中总资产增长率权重为1.44%、资本保值增值率2.76%、营业增长率4.75%。4.A公司财务风险评价体系的应用。在A公司实际运营过程中，要对财务风险进行等级划分，确保财务管理系统的健全完整，管理人员也要秉持客观性和权威性管理理念进行综合评定，以实现整体风险管理水平的优化。其中，预警参数分为无警、轻警、中警、重警以及巨警，需要财务管理人员给于相应的关注。总之，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在建立风险评价体系的过程中，要针对具体问题建立具体分析机制，确保整体框架的完整度，从而对风险项目给予必要的关注。
五、A公司财务风险的改进措施
1.筹资风险方面。对于企业运营来说，筹资结构和筹资风险管理项目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管理人员要在确定有效的资本结构后，针对企业实际发展现状选择最佳筹资方式，确保企业能把握住良好的筹资机会，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2.投资风险方面。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人员要从管理框架出发，深入贯彻落实管理措施，提升管控机制的同时，建构符合企业发展的管控模式，不仅要建立健全合理化的投资风险管理流程，也要保证投资决策和企业发展中的财务能力相匹配，真正实现企业的多元化发展。另外，企业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也要采取有效的风险转移措施，集中关注行业动态，实现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3.运营风险方面。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要想从根本上提升企业财务能力以及发展状况，企业要在运营风险方面提高重视程度，要在强化存货管理能力的同时，集中强化回收款的处理机制。例如，A公司要对化纤原材料建立动态化的市场管理，也要同时提升自身销售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确保企业文化和技术创新结构的同步升级。4.其他风险方面。对于企业来说，收益分配风险也非常关键，企业要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建立有效的管理框架，特别是针对A公司，本身是一家上市公司，只有建立具有实效性的利润分配结构，才能保证财务风险项目能得到有效的管控。企业财务管理人员要对企业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风险和管理瓶颈问题建立有效的管理结构，强化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应对不同风险管理项目的能力，利用专业化的培训项目提高专业人员的素质的能力。
六、结论与展望
1.研究结论。在对企业财务风险管理项目进行综合分析后，A公司管理人员要针对企业自身发展现状进行综合分析，结合市场情况以及客户的实际需求，提升财务风险管理的能力，并且借助财务风险评价体系的建立，企业要对缺失的能力进行有效的管控，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的财务管理制度。2.研究展望。企业运营中对财务风险能力的分析和预测是时展的必然趋势，管理人员要综合考量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提升信息稳定性的同时，建立更加全面的评估体系，为企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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