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论文范文1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势不可挡。我国进入经济转型时期以来，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三产服务业逐渐集聚城市中心区，过快过量的城市改造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城市中心区的环境整治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加以研究。
城市公共空间环境整治一直贯穿城市建设发展的整个历程。从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城市公共空间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到高潮的过程。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产生了一系列的城市环境问题，许多西方国家针对不同的环境问题开始进行探索。从维也纳拆除城墙形成环绕城市中心的林阴大道，到英国将皇家公园向社会开放，兴建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城市公园；从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和城市公园系统的建成，到巴黎改建采取一系列环境更新措施：建设林阴道，规划城市公园绿地系统，改善道路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英国在19世纪末还曾在城市规划中提出Amenity的概念，将其作为促进环境更新的政策措施之一，其中包括卫生的改善、环境的美观舒适、对历史环境的保护，以及为满足人类精神上的需要，提供享受丰富多彩生活的机会等内容。并在Amenity的思想指导下，实行城市综合改善地区方法，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法律保障环境的舒适性。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新城建设和郊区化，城市中心区的居住人口和产业逐步转移到郊区，导致了旧城中心区的衰败。为了复兴中心区，振兴经济，各国通过城市历史保护、创造以步行街为代表的人性公共空间，发展三产旅游和社区环境更新这些整治措施，掀起了新一轮城市公共空间环境整治的高潮。
二战后西方国家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由高速发展到速度趋缓的变化，都经历了由大规模城市改造转向注重历史文化传统、小规模的城市中心区复兴，采取逐步的环境整治措施，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变化，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经验，这些对我国当前的城市改造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部分国家环境整治实践
1英国经济发展与内城整治实践。由于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英国的城市规划偏重于新城建设，造成英国20世纪50～60年代许多旧城的逐渐衰落。随着70年代经济“滞胀”局面的出现，英国对运行机制进行了较大调节，采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在旧城中心区发展办公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在城市建设上从强调数量与速度的新城扩张建设，转向注重内涵、强调环境质量的整修维护，规划的主要内容由新城建设转向内城改造。
2美国的经济政策与城市环境设计的兴起。美国从战后到70年代期间经济高速发展，普遍进行城市更新，1949年制定了《国家住宅法》，扶植贫穷地区，重建道路和市政设施，由于改造的规模较大，造成原有居住社区荒废，城市中心区开始衰落。从70年代开始，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地方政府在提高环境质量中的作用变得重要起来，城市开发重点由郊区转向城市中心区，城市环境设计和城市设计被明确提出并得到迅速发展。许多城市提出环境质量和特色问题，通过公共空间系统建设、滨水区开发、城市历史保护和步行区化等一些公共项目建设，提高了城市的整体环境质量，结合历史性建筑保护和利用开发旅游资源，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
3联邦德国的小规模环境整治政策与实践。德国的城市建设经过50年代的重建，6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占主导地位，城市规划注重城市发展的技术化，集约的土地规划以提高建筑容积率、完善城市道路系统和美化视觉环境为导向。70年代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产业结构发生变革，第三产业比例加大，城市规划政策从大面积推平头式的旧区改造转为针对具体建筑的保护与整治，小步骤、谨慎的环境整治措施越来越受到重视。到70年代中期，维护和整修历史性街区、古旧建筑物受到重视，建设重点转向内城的复兴和居住区的改善，通过环境整治完善城市空间环境，保留自然形成的城市结构，强化“土地混合使用区”的概念，使市中心重新充满活力。
4法国的内城修复计划。法国在二战后也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再开发运动和新城政策，从1958年起实施城区中老旧住房的更新和城镇结构的现代化，建设与传统城区形态相异的高层建筑群小区，造成与历史形态的不协调、住宅功能衰退和房价暴涨等问题。60年代末至70年代，随着经济和就业人口的变化，第三产业比重增加和制造业人口减少，历史保护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受到重视，法国的历史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实施，与以往彻底更新市区的改造计划不同，在修复建筑物与改善它们周围环境的同时，使现存的城市结构保持不变。
5日本的城市创造运动和小规模整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了许多城市问题。70年代受席卷世界的石油危机影响，政府修改了《城市规划法》，控制城市开发规模，制止城市盲目地向农村延伸。通过城市中心区规划、绿化、水、城市历史保护区、步行空间等途径寻找契机，实现城市公共空间环境整治。70年代以来，以横滨为首的许多城市制定了关于景观形成与历史环境保护政策，进行城市公共散步道、城市广场、步行商业街等环境整治，如横滨的《地区建设协定》和《市区环境设计制度》，成为推动环境整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国外城市中心区环境整治方法与措施
一些欧美国家围绕60～70年代出现的城市中心区衰败现象采取环境整治方法，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将建设重点转移到内城建设中，提出复兴城市中心区的目标并逐步付诸实施，采取了一系列环境整治方法和措施。
1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
历史文物建筑保护。大部分城市中心都存在大量有吸引力的优秀古建筑，历史保护作为复兴中心区的策略，在许多城市得以采用。人们重新认识到历史建筑的价值，采取城市保护性更新活动，确定文物建筑保护等级，维修历史文物建筑。同时有节制地进行城市骨架和街道网络的改造，使大多数新建筑在尺度和形式上寻求与原有建筑的协调，达到视觉上的连续性。结合步行区建设保护历史建筑，维护原有的商业服务设施和旧建筑传统风格外貌，进行内部更新，满足现代使用要求。这种做法既维修、保护了历史建筑，又增加了中心地区的吸引力。
旧建筑的改造利用。为了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许多国家采取鼓励措施支持改造、利用老建筑，将银行改成饭馆，小学校作为技术办公室，老别墅改成文化中心，弃置的监狱变成酒吧，甚至赋予无用的煤气站以新的内容，将其变成高质量的旅店。例如假日购物广场在70年代开始兴起并迅速普及，大多是通过改造中心区火车站、货仓或工业建筑等已被废弃的历史性建筑物而形成，起到了复兴中心区的作用。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城市中心区的复兴是建立在对历史城市的整体保护的基础之上的，国外尤其是欧洲许多古城的新区开发建设，为了减少对旧城的破坏，普遍采取与旧城脱离的发展政策。在旧城建设上除了注重对旧建筑的单体保护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历史街道、广场等城市空间和城市结构肌理的保护，划定历史保护区，对城市历史进行整体环境保护。从70年代起，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历史保护区的政策性法规。
2对人的活动空间的重视
复兴城市中心区的一个重要措施是积极营造以人为中心的环境和空间，以人性化的街道景观增加城市中心区公共空间的魅力，提高城市中心区的吸引力和活力。
设置步行街区。二次大战后，由于城市中心区逐渐转变为金融业、零售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商业区，私人小汽车大大增加，因而那些缺少足够路网的中心区变得异常拥挤。规划者逐渐认识到需要创造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步行空间，提高步行街的质量和舒适性，步行街区的建设成为70年代初期环境整治的主要内容。例如德国哥廷根市和慕尼黑市通过环境整治将旧街道改造成步行区，禁止汽车通行，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电车由地铁代替。曾经一度为汽车交通所破坏的欧洲老城传统的城市生活空间——城市的“客厅”重新得到恢复，真正成为亲切宜人、充满活力的城市心脏。70年代日本横滨、神户等城市，在城市中心区沿河流建设了一系列公共散步道，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质量。美国大城市的环境整治主要以中心区的步行街区的改造和再建为主，其中200多个城市都已经把中心区的主要街道改造成步行街，大部分都建于60～70年代。步行街普遍提高了中心区开放空间的环境质量，增强了其舒适性。
提供公共活动空间。规划者重新认识到公共空间的作用和吸引力，在环境整治中为人们提供步行街、露天广场、有顶街道、中庭等一系列公共空间，希望重新振兴城市公共空间，聚集人流，增强城市活力。他们重视建筑与人的相互联系和步行空间的连续性，转变沿街建筑底层的功能，对社会和街道开放，营造环境舒适的公共活动场所，为社会交往和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同时借助公共空间吸引足够的客流，获得商业效益。
整治绿色开放空间。通过整治绿化和水等开放空间，设置多样的休息、绿化和美化设施，创造舒适宜人的空间环境。美国开始于20世纪初的城市美化运动对其城市环境与景观建设一直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开辟林阴大道和建设城市公园，形成城市的“肺”，一直作为良好的传统继承下来，以致后来的城市结合中心区开辟了许多小公园、小广场，根据人的心理行为特点，创造休息、交往的宜人空间。例如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把改善环境同吸引外资结合起来，将城市的公园绿地的规划建设作为振兴经济、吸引外资的重点战略性综合规划，成为全美生活环境最美的城市之一。从70年代初日本城市规划开始制定加强改善地区环境的战略，通过形成绿色的开放空间等途径进行环境整治，实现公共空间的美化，注重景观塑造。
创造城市滨水景观。许多城市选择滨水区作为环境整治的重点，建设滨水散步道等公共空间；改造海军、造船业废弃的码头，开发假日购物广场等商业娱乐设施；或者结合饭店、公寓、疗养院和历史资源，创造娱乐、休闲的公共空间，利用水滨的舒适性吸引更多的人光顾。许多美国城市都已经发展了中心区水滨公园，通过加强城市水体与附近建筑的联系，在水滨设计有吸引力的公共场地，将水滨作为公共开放空间，创造宜人的休闲、娱乐、消费空间。日本进行的“河川和绿色自然环境”调查，通过“水和绿色的城市建设”的整治政策，对城市资源中的水环境加以保护和利用。
基础设施改建。城市交通问题，特别是公共交通的改善是城市中心区复兴的契机和关键，是改善空间环境的基础保障。西方国家在整治中利用城市地下铁道和市郊快速列车的建设，缓解道路紧张状况和停车场的压力，同时结合城市公共汽车、有轨电车，组成覆盖全城的高效快速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中心区的可接近度，大大缓和了城市中心的交通矛盾，为老城中心区的步行商业街改造建设创造了条件。
3商业与旅游开发
复兴零售商业。许多欧洲城市从60～70年代起，结合具有良好环境设计和设施完善的购物中心建设，对旧有街道型商业街进行步行化的环境整治，形成集购物、休闲、娱乐、办公于一体的中心商业区，通过提供舒适宜人的空间环境，复兴城市中心区。商业建筑与公共空间结合使用，形成城市空间中最有活力的地方，环境整治使中心区的商业得到很大发展，促进了环境更新和旅游发展。具体的整治措施中常常通过增加沿街的商业用房，创造街道的生活气氛，积极引导旧建筑的改建，将不适用的办公楼改造为旅馆、商业和娱乐等三产服务业设施或住宅，改变了旧城缺乏城市活力的景象。
调整功能、发展三产。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西方城市出现“后工业化”趋势，大量工业制造业外迁至城市边缘和郊区，以金融、商业、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占据城市经济主导地位和城市中心区。整治中将已经废弃的工业运输码头、工厂拆除或者重新开发成新的用途，改造成博物馆、展览馆、商业综合体等，被赋予新的功能加以再利用。例如在芝加哥，曾是货运中心的海军码头战后随着功能衰退进入闲置状态，70年代末开始进行再开发，引入贸易展示等功能，以后逐步整治为由水晶宫、节日大厅、公园和家庭馆组成的多功能公共设施，聚集了娱乐、购物、休闲、餐饮、展示等功能，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发展旅游业。环境整治的一个重要措施是通过塑造城市景观和特色环境，发掘旅游资源，保护历史性建筑和充分利用旧建筑，建立区域性休闲旅游中心，通过发展旅游复兴中心区的活力。许多城市将市中心的著名建筑划定为历史建筑加以保护，把旧建筑改造为博物馆、娱乐中心和商场等，发挥其实用价值和历史艺术价值。
举办博览会。利用城市中心区的集会中心、竞技场和体育场等大型活动设施，吸引大量的参观者和游客，创造更多的利润，同时通过举办博览会实施城市整治，更新基础设施，扩大城市旅游。80年代初期日本掀起地方博览会热潮，并以此为契机积极进行城市环境整治。柏林也曾经通过1911年、1931年、1957年、1985年和1987年五次建筑博览会，实施城市更新计划，利用博览会机会成功地进行旧城整治。美国也通过增加集会、会议和商业展销会，促进城市中心区的复兴与经济繁荣，据统计，全美国用于建造主要集会展览中心的用地已从1970年的62．25万m2增到1990年的167．23万m2。在中心区建设大型活动设施能达到三个目的：第一，集会和体育活动可以促进参加者在附近的饭店、餐馆和旅游场所消费，使晚上与周末的中心区街道变得更有生气；第二，特别活动设施往往会促进新建筑的频繁建设；第三，特别活动设施建设在一个衰落的地区，往往能够促进该地区的发展。
4居住区与社区改善
城市中心区失去活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心区居民的减少。战后随着郊区化的出现，城市中心区人口外迁，造成内城衰败。为了增强城市活力，许多城市采取积极的整治措施进行城市中心区的社区改善。西德战后采取新的保护性整治政策，住宅发展转向加强对中心区旧建筑的改造利用，城市规划设计重新转向19世纪城市规划中注重空间构图，实现城市景观目标。美国在社区改善中，通常由政府出资改建低层、多层单元式住宅，使居民归属感增强，有助于促成良好的邻里关系、改善社区环境和恢复城市中心区活力。
三环境整治设计理论
城市设计理论的兴起与迅速发展对环境整治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城市中心区复兴与旧城改造的指导思想。工业革命给城市生活和环境空间带来巨大变化，造成许多城市问题的产生，使城市环境缺乏传统的宜人空间和人情味，城市中心区环境的恶化引起人们对城市建设普遍的质疑和反思。从70年代起，人们改变了以柯布西耶和《雅典》为代表所倡导的城市集中主义理论与功能分区思想，重新认识到传统的街道生活与街道美学的价值，倡导城市中心功能与空间的多样性；强调传统的城市空间的有机秩序和街道步行体验，重视人的精神和心理感受；努力改变城市中心区消极、非人性空间环境，复兴中心区活力。许多理论家回归历史城市空间的理论探讨，从视觉途径和知觉途径、心理体验、城市意象等方面进行探讨，寻找失落的城市积极空间，对城市环境整治设计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1注重对历史城市空间的研究与借鉴，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通过探究欧洲历史城镇形态与空间的有机性规律，注重从传统的城市空间中吸取精华，倡导在环境整治中注重历史文化上的可持续发展，运用沿街丰富的城市空间要素和历史传统符号，采取灵活自由的设计重新塑造城市街道和广场等城市空间。
2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回归和对人性空间的重视。人文主义的城市设计思潮从具体的生活体验和人对城市的实际感受出发，研究人的行为心理、知觉经验和城市环境之间的联系，强调以人为中心，以宜人的尺度构筑城市空间，强调邻里生活和城市生活的融合，批判现代主义刻板的功能分区和大尺度非人性的空间创造。
人文主义思想倡导以“人”为中心，注重历史与文化的城市设计思想和借鉴传统城市空间创造的规律，其重要的人文意义和多方位的设计方法受到充分的认识和研究，为环境整治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理论，极大地影响了70年代后欧美城市的复兴和环境整治实践。这些城市设计理论的研究成为环境整治实践的理论基础，指导了环境整治的具体实践。
环境保护论文范文2
环境信托与环境公共信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环境公共信托是美国密执安大学的萨克斯教授于1970年发表的论文《自然资源法中的公共信托理论：有效的司法干预》中首先提出的概念，它是指将环境资源作为信托财产、以全体美国人﹙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为委托人和受益人、以美国政府为受托人、以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目的而设立的一种信托［3］。可见，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其一，环境公共信托的受托人为政府，而环境信托的受托人是具有环境生态保护能力的民间组织。其二，环境公共信托的委托人和受益人均为全体民众，而环境信托的委托人是特定的土地等环境资源的所有人，受益人则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在我国，由于土地等环境资源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因而，环境信托的委托人只能是国家或集体。
由于环境信托的目的在于保护生态环境，受益人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因此，从性质上看，环境信托应属于一种公益信托。我国《信托法》第60条即明确规定：“为了下列公共利益目的之一而设立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维护生态环境……。”值得注意的是，环境信托的目的应当具有绝对的、排他的公益性，不得含有非公益的目的。例如，2004年12月13日，成都衡平信托公司采用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方式公开向社会募集450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都江堰市城区污水管道建设。这是衡平信托公司首次贷款参与环保项目，也是四川省首次采取信托方式参与环保事业。通过此方式，投资者预计年收益率为5%。为保障投资者的资金安全，衡平信托公司还为该计划设置了土地抵押、污水厂设备抵押、都江堰市污水处理费收费权抵押等风险防范措施［5］。这一信托虽然具有保护环境的目的，但并非实质意义上的环境信托，它其实是将环境保护事业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投资理财功能相结合的一种信托。在该信托中，委托人的目的首先在于投资和营利，只是附带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因此，将其定性为私益信托更为适宜。
环境信托制度的价值
信托制度是一种为他人利益管理财产的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和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得到了普遍的运用与发展，我国也于2001年颁布《信托法》，引进了信托制度。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信托制度存在着差异，但信托的基本理念在各国和地区都是相同的，即信托财产的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相分离、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有限责任和信托管理的连续性［6］。正是信托具有的这些基本理念，使得环境信托制度在我国的环境保护中发挥着独特的价值。具体而言：
﹙一﹚有利于弥补政府管理环境的不足
目前，我国政府管理环境主要依靠以发放污染排放许可证为中心的行政管制和按照污染排放量征收排污费的经济手段。尽管这些环境管理方式对保护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政府管理部门—58—、物力与资金等方面的不足以及有的地方为追求经济发展而不惜牺牲环境，使得环境保护的效果不甚理想，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已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信托的基本理念之一是信托财产的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相分离，即信托一旦有效设立，受托人便享有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权利，但其应将由此产生的利益交付给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并在信托终止时将信托财产也交付给该受益人或信托文件指定的其他人，其自身仅能依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取得一定报酬。据此，通过设立环境信托，政府﹙在我国，由政府具体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将特定的土地等环境资源委托给具有环境生态保护能力的受托人进行管理。在信托期间，由于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管理该土地等环境资源的，基于其公益组织的属性和拥有该环境资源之后的归属感，其将依信托法和信托合同的规定运用保护环境生态的能力优势，对受托的环境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社会公众因此可以享受生态环境的共同利益，同时还便于避免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牺牲环境现象的发生。在信托终止时，政府可以恢复行使对土地等环境资源的各项权利。这样，有利于弥补政府管理环境的不足。
﹙二﹚有利于实现对环境的合理利用和持续保护
信托的一个基本理念是有限责任，这既体现在信托的内部关系中，也体现在信托的外部关系中。信托内部关系中的有限责任表现为受托人对受益人支付信托利益，仅以信托财产为限负有限清偿责任。换言之，在信托事务处理过程中，只要受托人没有违反职责，即使未能取得信托利益或造成了信托财产的损失，受托人也不以自有财产负个人责任。信托外部关系中的有限责任则表现为受托人对因信托事务处理所发生的债务，以信托财产为限负有限清偿责任；只有当其违反职责时，才以自有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同时，信托又是一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财产管理制度。这根源于信托管理的连续性之中，主要表现为信托成立后，除非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委托人不得解任受托人；受托人一旦接受信托，非经委托人和受益人同意﹙若该信托属于公益信托的，须经公益信托管理机构同意﹚，不得随意辞去其职务；只有当受托人出现死亡、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解散、破产、辞职或被解任等法定情形时，其职责方才终止。信托的有限责任理念有助于激发环境信托的受托人经营管理土地等环境资源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对受托的土地等环境资源进行专业化管理和合理利用，充分发挥这些环境资源的效益，而绝非只是使其成为一个静止的生态保存库而已。而信托管理的连续性理念可使受托人对土地等环境资源的管理做好长期规划，防止短期行为影响土地等环境资源的价值。这样，有利于实现对环境的合理利用和持续保护。
﹙三﹚有利于有效保障环境的安全
根据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理念，信托一旦有效设立，信托财产即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自有财产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项独立运作的财产，仅服从于信托目的。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产生了以下重要的法律后果：其一，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中任何一方的债权人都无法主张以信托财产偿债。其二，委托人或受托人死亡、解散、破产或被撤销的，信托财产不得作为其遗产或清算财产。有的学者形象地将之称为信托的“闭锁效应”———“信托一旦设立，信托财产即自行封闭与外界隔绝”［7］。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理念运用到环境信托中，可使受托人将其自有财产与作为信托财产的土地等环境资源区分开来，其债权人不能主张以该土地等环境资源及其所生利益偿债；即使受托人发生了解散、被撤销等情形而终止，受托的土地等环境资源也不可能作为其清算财产。这样，有利于有效保障土地等环境资源的安全。
环境信托制度的构建
为保障环境信托规范、有序地运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专门制定了有关环境信托的法律。例如，英国早在1907年就制定了《国民信托法》；我国台湾地区于2003年颁布了“环境保护公益信托许可及监督办法”。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笔者认为，在环境信托的立法方式上，我国可考虑先由环境保护部制定《环境信托实施办法》，然后在将来修改《环境保护法》、《信托法》时增加环境信托制度的内容。在具体设计我国的环境信托制度时，应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环境信托的受托人
选任合适的受托人对环境信托的运行效果至关重要。我国《信托法》第24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法律、行政法规对受托人的条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环境保护属于社会公益事业，且专业性强、耗费的人力物力量大，一般的自然人、法人不宜担任环境信托的受托人，而由具有环境生态保护能力的民间环保组织作为受托人较为合适。因为从民间环保组织的宗旨而言，可以说与环境信托的理念不谋而合，二者均在于保护环境；民间环保组织的成员众多，其中多数成员都拥有较高的学识和专业技能，并且其物质和资金来源较为广泛，便于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环境信托的受托人也是由民间环保组织来担任的。如英国的国民信托组织、日本的财团法人自然保育协会等。环境信托的受托人在享有自主管理环境资源权利的同时，应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些义务应主要包括：﹙1﹚忠实义务。环境信托的受托人在对环境资源的日常管理活动中应以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不能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2﹚亲自管理义务。委托人是基于对受托人环境保护能力的信任，而将环境资源委托给受托人管理的。环境信托的受托人应亲自管理受托的环境资源，不能再委托其他人进行管理。﹙3﹚谨慎义务。环境信托的受托人应以民间环保组织普遍具有的谨慎态度来管理受托的环境资源。﹙4﹚报告义务。环境信托的受托人应定期、及时地将环境资源的运行情况，向信托监察人、管理机构等主体报告，并且接受它们的质询、对相关情况作出说明。
﹙二﹚环境信托的管理机构
我国《信托法》第62条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其受托人，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未经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批准，不得以公益信托的名义进行活动。”但对于哪些机构是公益事业管理机构，该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可由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担任环境信托的管理机构。理由如下：﹙1﹚便于开展环境信托的批准和管理工作。环境信托的信托财产为特定的土地等环境资源，往往可由多个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管。例如，湿地的保护涉及环保、水利、国土等诸多行政主管部门，难以确定由哪个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湿地信托的管理机构。而由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担任环境信托的管理机构，则便于统一开展环境信托的批准和管理工作。﹙2﹚有利于增强对环境信托管理的权威性、严肃性。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专门负责环境资源领域的立法以及开展执法监督检查等工作，由其担任环境信托的管理机构，可以体现出对环境信托的审慎态度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过，现行法律未就公益信托的管理机构批准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受托人时应考虑的因素或判断基准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将不利于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开展环境信托的批准工作。为此，可考虑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设置一个常态性质的环境信托批准及监督咨询机构。该机构可由国家环境保护部、学者专家与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的代表组成，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环境信托的申请、批准等事项。其在审查是否作出批准决定时，不应局限于受托人的财务状况或组织规模，主要应审查受托人是否具备专业能力管理信托财产。甚至国外环境保护组织若有意愿担任受托人，该机构也可考量国内环境保护技术与专业能力不足等因素，准许国外公益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担任我国环境信托的受托人。
﹙三﹚环境信托的监察人
环境信托的受益人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难以对受托人的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而委托人一旦设立信托，除非信托法和信托文件另有规定，一般不干涉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经营管理行为，因此，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环境信托有必要设置信托监察人。我国《信托法》第64条明确规定：“公益信托应当设置信托监察人。信托监察人由信托文件规定。信托文件未规定的，由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指定。”鉴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是负责环境保护工作的政府机构，熟悉环境保护事业，由其担任环境信托的监察人，有利于对环境信托受托人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为保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履行信托监察人的职责，应赋予其必要的权利。但我国《信托法》第65条仅规定“信托监察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为维护受益人的利益，提讼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至于信托监察人享有哪些具体的权利，该法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环境信托监察人至少应享有以下几种权利：﹙1﹚知情权。信托监察人有权向受托人提出要求，查阅、复制信托账簿、信托财产目录、以及其他有关信托财产收支情况的文件，并可以要求受托人对此作出说明。﹙2﹚撤销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受托人如果违反信托义务或者不符合信托目的而处分信托财产的，信托监察人可以向法院请求撤销其处分行为，并请求赔偿损失。﹙3﹚诉权。如果信托监察人认为受托人的行为违反信托义务、不当处置信托财产的，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向法院提讼或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四﹚环境信托的变更与终止
环境信托的变更、终止，涉及环境保护的公益目的是否能实现，因此，何种情形下环境信托将发生变更、终止十分重要。根据我国《信托法》第66、68、69条的规定，环境信托的变更事由包括：﹙1﹚受托人辞任。受托人的辞任可以导致环境信托的变更。但由于环境信托受托人的随意辞任，不利于环境信托目的的实现，为此，我国《信托法》第66条要求受托人的辞任应经环境信托的管理机构批准。﹙2﹚受托人被解任。环境信托的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或者无能力履行其职责的，可由环境信托的管理机构变更受托人。﹙3﹚不能预见的情形发生。环境信托成立后，发生设立信托时不能预见的情形，环境信托的管理机构可以根据信托目的，变更信托文件中的有关条款。我国《信托法》对公益信托的终止事由未作出特别规定，而是适用非公益信托终止事由的一般规定。根据该法第53条的规定，环境信托的终止事由有：信托文件规定的终止事由发生、信托的存续违反信托目的、信托目的已经实现或者不能实现、信托当事人协商同意、信托被撤销或被解除等。值得注意的是，若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之间对环境信托的目的能否实现发生争议时应如何处理，以及如何认定环境信托的目的不能实现，现行法未作出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将来对环境信托立法时，可规定若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之间对环境信托的目的能否实现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可向法院，请求法院予以裁判。法院认定环境信托目的是否能实现时，可考虑信托目的若继续执行是否会危害社会公益；情事变更致使信托目的不能实现，是否仅是管理信托财产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或其他经济上的理由等因素加以确定。
环境保护论文范文3
一、荷兰环境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
荷兰的环境合作社(EnvironmentalCoGoperGatives,EC),可被描述为农场主的地方组织,通常与农场主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非农场主以及地方的、地区的和国家的机构也参与其中,它们采用基于地区观点的积极行动的方法来将自然管理结合进农业活动中.
(一)荷兰环境合作社建立的背景
荷兰最早的环境合作社建立于1991年.荷兰环境合作社是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的背景下,在欧盟环境保护政策的框架内,出台了相关的环境管制规则,农场主们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而组织建立起来的.作为最早工业化的地区,西欧深受环境污染之害.在欧盟成立后,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加强.1992年的欧洲联盟条约把“关于环境领域的政策”列为共同政策之一,而欧盟的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共同农业政策,它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将两者一体化的重要性,共同农业政策与环境政策相互倚重,并通过“辅原则”首先由各国来加以实施的.作为欧盟成员的荷兰,在狭小的国土面积上创造了发达的集约型农业,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在所有的欧盟成员国中,荷兰也许是集约化农业与环境之间冲突最明显的国家.”[2]205“荷兰的东部和南部的一些地区好像一个巨大的污水处理厂.”[2]205G206为此,荷兰在欧盟政策框架下,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加强对农村环境保护的工作力度,制定了很多相关的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给农场主们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与环境政策相配套的补贴也带来了机遇.如弗里斯兰省的弗里斯兰林地,是一个有着1．2万公顷风景优美土地的贫困地区,奶牛农场是主要的农场类型.根据政府的规定,该地区为酸雨敏感区,禁止在地表使用粪肥,奶牛的粪尿要强制注入土壤中.该规定并不符合当地情况:小农场、春季高地下水水位并不适合使用注入粪肥的重型机器.因此,该地区农场主们利用他们之间合作的传统,成立环境合作社同政府谈判,希望通过适应地方实际的方法来保护环境,以免除政府的强制性规定.在另外一些地方,农场主们通过成立环境合作社,集体同政府签约,通过保护环境来获得政府的相应的环境补贴.
(二)荷兰农业环境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
正是在以上的背景下,弗里斯兰林地的农场主们组织起来,“在1991年和1992年成立了VEL和VANLA”[3]18.参与的农场主们承诺他们将维持并进一步提高保护自然和风景的努力,作为回报,他们要求适用于全国的酸雨敏感目标不在当地适用.通过与政府的谈判,该建议被采纳.“VEL和VANLA两个合作社代表了荷兰农村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从1992年至今,超过300个类似的合作社由农场主或其他农村居民建立起来了.”[3]35其中代表性有1994年建立的DenHaneker,1994年建立的DePeel(后改名为PIGON),1996年建立的KollumerGrien,2002年建立的Zwartemeerdijk,2001年建立的DeLinGgestreek,2004年建立的Meander[1].“根据2004年的估计,EC有近10000名成员,占所有农场主的10％和农业用地的55％.”[4]而最早建立的VEL/VANLA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其地区有4个新的合作社建立起来了,两者合并为一个大的环境合作社(NFW)是一个新的发展NFW涵盖了5万公顷的土地和五个自治市,这一地区大约有1000个农场,超过3/4的农场是这一大合作社的成员[3]35.NFW的建立并没有使单个的合作社解散,每个合作社还是在其领域内积极活动,但是一些行政事务交给了NFW.DenHaneker也由最先的50~60个成员[1],经过18年的发展,目前有300名农场主成员和700名市民成员,其农场主成员占其所在地区农场主数量的44％[5].总体来看,当地环境合作社的成员占该地域内的农场主的比例,从KolGlumerGrien和DeLingestreek的15％到Zwartemeerdijk的100％[6].
二、荷兰环境合作社的运作
(一)环境合作社的组成人员与法律地位
荷兰环境合作社的创立者通常以农业经营为生的年轻农场主,他们组建合作社的初衷有的是维护小农场的生存,有的是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有的出于虔诚的基督徒奉主之命来管理自然的信仰[6].环境合作社向该地区全体农场主敞开.随着合作社成员不断增多,产生了非农场主能否成为成员的问题.农场主与非农场主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甚至有时是冲突的.有些农场主成员担心非农场主成员会施展他们的影响进而控制他们的经营活动.同时,有些环境合作社所在的地区很少有非农场主,或其主要项目与非农场主不相关.这些导致不同的合作社其成员资格是不同的,有些合作社没有非农场主成员,如PIGON、Meander、Zwartemeerdijk等;有些环境合作社的成员来源是多样的,如VEL/VANLA、DenHaneker、KollumerGrien、DeLingestreek等,其成员除了农场主外,还包括公民个人、环境组织、地方政府、动物福利组织等乡村利益相关者.这些有着多样化成员的合作社,通常“在EC起步阶段排除非农场主成员,允许农场主开始环境保护合作社的相关活动,然后逐渐开放成员资格”[1].非农场主成员经常给环境合作社的发展带来一些益处,如组织经验、扩展网络等.有更多的非农场主成员也使合作社更易获得政府的信任.环境合作社都有相似的法律地位,大多数都登记为协会[6].它们在地方政府登记并采纳“协会条款”来管理其行为.有些环境合作社,通常是那些想购买土地或其他资产的,登记为基金会,因为基金会适合于拥有资产.
(二)环境合作社的活动环境
合作社的活动通常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组织学习交流,提供环境保护活动实践技巧的建议及培训.第二,指导完成申请政府环境计划的相关表格的填写.第三,代表成员联合提交申请,特别是那些允许联合提交的农业环境计划.第四,需要大量人员努力才能成功的发展项目,如Zwartemeerdijk协调其成员共同加固了堤岸,DeLingestreek在其6个农场的地域内修建了5公里步道,KollumerGrien组织土地集约项目,并从国家森林组织那集体租了500公顷的林地.第五,提供专家支持成员的活动,如VEL/VANLA和瓦赫宁根大学合作,就农场主们关心的土壤养料管理提供研究和建议[7].一些环境合作社也参与其他活动,如项目研究、游说活动.项目研究包括教育和技术推广事务,确定能够产生环境益处的技术.在游说活动方面,很多环境合作社在农场主和相关机构中充当重要的中介角色,在个体农场主和政府组织中充当调停者角色.
(三)环境合作社的管理结构和经费来源
所有的环境合作社都采用了相似的管理结构.每个合作社有一个管理董事会(有的叫执行委员会),有选举出来的主席、秘书、司库、分委员会的主席和成员.管理董事会每月开会一次.分委员会通常在大的环境合作社中形成管理合同及倡议.正式成员大会一般一年两次,所有的合作社都会举行一次年度大会[6].所有的环境合作社都给予了非农场主成员在选举管理人员方面以与农场主成员同样的权利和机会.环境合作社建立初期的工作大多是由成员志愿完成的.但随着规模的扩大,合作社也开始雇用专门的管理人员.如DenHaneker由于成员数目多,活动领域较广,它有两名全职人员和两名业余人员.有时,环境合作社能够获得由省政府提供的职员,能够获得荷兰农场主协会、外部组织、发展机构和教育机构的支持[6].环境合作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会费和政府资金.大多数环境合作社都会向其成员收取会费,一般是固定收费—25欧元每年.政府每年给每个获得行政地位的EC投资1万欧元,并额外给予55000欧元的共同储金以用于发展新的有关传播技术的知识.另外的55000欧元的拨款用于支付服从风景和环境维护的津贴.1996年,第二部分拨款,数目达到200万欧元,用于对将农场经营与环境管理更好结合的更广更深的研究项目[4].DenHaneker、DeLingestreek、Meander在它们的启动阶段分别得到了省政府10万、1．35万和0．8万欧元的支持[4].政府的财政支持和项目资金是合作社的重要的资金来源.
三、荷兰环境合作社所取得的成绩
荷兰环境合作社被视为是一个成功的边界组织,它“关注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的合作与理解的创立,它是在科学家、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的不同的边界内建立沟通的桥梁来进行治理的边界组织”[4].它帮助形成问题框架,降低政府和农场主之间的交易成本,帮助在成员间以及在成员和政府间建立信任关系,以此来减少由不完全契约所造成的不确定性[8].其运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提出适合实际的方法,保护和改善当地的环境
环境合作社将农场主及其他环境、发展利益相关者聚在一起,商讨本地区所面临的环境问题,适合本地情况的解决方法,如何和政府协商并签订环保合同,如何将提高收入,推动地方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等问题,形成新的生态管理方法,保护及改善当地环境.如VEL/VANLA将研究者和农场主聚在一起,研究养分管理系统,降低化肥使用量,创造了一个更好的肥料、土壤、饲料的循环,减少对肥料的依赖,并发明了适应当地条件的施肥机.“2004年参与提高环境质量项目的60个农场主中的90％实现了预期目标(施肥低于180kgN/ha),一些还超过了预期目标,这在荷兰是例外的.同时还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以及更好的风景.”
(二)提高了农场主的收入,促进了农村发展环境
合作社的运行,通过多种渠道提高了参与农场主的收入.第一,政府的环境支付.EC通过与政府集体签约保护环境,而政府给予合作社的农场主们以环境管理的财政支付.例如,在VEL/VANLA,“估计约有10％的农场主的收入来自于欧盟和荷兰中央政府给予的自然管理项目补贴.”[3]29第二,降低经营投入、提高农产品质量并获得较高价格.如有的成员降低了化肥的使用量;有的成员通过环境质量的提高,使得牛奶的品质提升而价格提高,一些地方生物多样性的增加和动物福利的提升,间接地增加了农场主的收入.第三,发展相关的涉农产业.很多环境合作社,由于环境质量提高,乡村旅游得到发展,进而提高居民收入.如在VEL/VANLA地域内,农村旅游的发展,“这使得当地居民特别是小店主、餐饮服务和参与奶酪制作或农业旅游的农场主家庭能够获得益处.”[3]22环境合作社的运行也推动了地区发展.农场主们通过合作社提供的培训、参观、讨论、参与管理及与政府协商等活动,增强了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扩大了社会网络,强化了合作与信任,增强了所在地区的社会资本存量.合作社挑选出的地方领导人获得了在陈述、倡议、游说、协商、合作等不同领域的培训,会见了来自不同地区、国家和文化的人们,扩大了自己的社会网络并提升了才能,而地方领导人的才能对于农村地区发展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三)降低了政府环境政策的实施成本,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效率
欧盟和荷兰在实施环境政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实施成本问题.如果同数量巨大的小农场主签约并监督实施,其成本无疑是巨大的.而环境合作社将农场主组织起来,集体同政府谈判,传播政府的信息,并建立了“监督委员会”来监督农场主的行为,这极大地降低了政府政策的实施成本,提高了政府环境支持资金的利用效率.而环境合作社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环境保护政策、实施方法.同时,环境合作社成员能够施展同伴压力,避免了“搭便车”现象,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效率.也正因为这样,环境合作社在荷兰的环境政治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参与者.(四)推动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知识、组织的发展环境合作社使用不同的方法和工具来进行学习和产生新知识,如由合作社和专家(诸如自然组织的专家等)合作设计在自然保护和风景管理方面的课程;与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举行定期会议,如VEL/VANLA和瓦赫宁根大学的专家的合作,发展适合地方性的环境保护方法;“做中学”的方法也得到采用,科学家们和农场主们共同开展“田野试验”[7],发展相关的环境保护的方法与组织形式.所有这些推动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知识、组织的发展,为其他国家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总之,在政府和相关研究机构、公民社会等的支持下,环境合作社已经成为环境管理的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它将不同集团凝聚到一块,确认环境问题并寻求多赢的解决方法[6].环境合作社是农村发展模式的一个例证,是一种新的在地方、地区、国家当局和农场主之间的合约的标志及实践[9].
四、荷兰环境合作社对中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启示
在党的十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背景下,荷兰环境合作社的做法,对中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有着诸多启示.
(一)高度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沿海和内地、城乡之间、农村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使得农村环境承担了过重的压力,农村环境劣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影响比当初的荷兰还要严重.在环境劣化的情况下,大气质量、水质量、农民的身体状况、食品安全等问题不断突显.正是因为如此,要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将环境考核纳入到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
(二)支持农民环境组织的发展
在当前的农村经济家庭承包制下,农村环境政策缺少实施的抓手.借鉴荷兰环境合作社的做法,政府应该积极鼓励、扶持农民组织特别是环境组织的发展,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努力利用本土知识和农民固有的地方知识,积极探索符合地方实际的环境保护办法,并通过这一途径增加已在逐步减少的农村社会资本,为农村发展服务.为此,政府在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合作组织支持的同时,可以将政府支农资金向环境保护方向倾斜,资助保护环境的行为及组织.
(三)政社互动推动农村环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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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注9］
环境保护论文范文5
1.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溯源与展开
2.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效率核算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3.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现状、经验与政策建议
4.中国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的效率分析
5.无人机遥感系统在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6.论环境保护视角下消费税改革的再次深化
7.我国环境保护规划的分析与展望
8.基于经济责任的环境审计路径选择——浅析经济责任审计中的环境保护责任审计
9.当前国内外环境保护形势及其研究进展
10.中国环境保护事业60年
11.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内涵、框架与改革思路
12.“十一五”环境保护投资评估
13.新疆十大水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及其对策探析
14.从环境权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
15.中国西部能源及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研究
16.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激励模型设计——基于博弈和合谋的视角
17.环境保护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18.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质量的实证研究
19.资源、体制与行动:当前中国环境保护社会运动析论
20.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体制改革构想
21.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法治机制研究
22.工程项目施工组织环境保护方案设计研究
23.环境保护权利话语的反思——兼论中国环境法的转型
24.农村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的成就、问题和改进
25.环境保护检举权及其司法保障
26.建立中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的思考
27.环境保护相邻权制度之体系解释与司法适用
28.大秦岭西安段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探析
29.论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30.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
31.关于尾矿库的建设与环境保护问题的思考
32.企业环境保护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33.构建环境保护税制体系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34.美国水环境保护立法及其启示
35.我国海洋渔业环境保护管理机构间的协调机制探析
36.中外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立法比较
37.基于生态环境保护视角的土地整理生态效益评价——以成都市三河镇土地整理项目为例
38.我国环境保护投资效率问题研究
39.可扩展的环境保护档案元数据研究与实践
40.推进环境保护税立法的若干看法与政策建议
41.关于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的战略思考
42.环境保护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基于中国四大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的面板数据分析
43.云南环境保护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
44.交通运输发展与环境保护探析
45.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环境保护政策演变
46.城市环境保护满意度及案例分析
47.京津冀地区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研究
48.日本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研究
49.澳大利亚生态环境保护的举措及经验借鉴
50.日本水环境质量影响因素及水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研究
51.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初创——兼述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及其历史贡献
52.中央财政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优化设计探讨
53.湖南省环境保护投资现状分析
54.流域地方政府水环境保护绩效考评体系设计及其应用
55.构筑促进环境保护的公共财政制度
56.公众环境意识和参与环境保护现状的调查报告
57.公司的环境保护责任
58.关于我国环境保护费改税的思考
59.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研究综述
60.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土地利用规划与环境保护规划的空间衔接研究
61.中国环境保护规划评估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分析
62.部级流域水环境保护总体规划一般模式研究
63.论南海海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
64.环境保护:海外投资者面临的法律问题
65.新时期国家环境保护战略研究
66.无人机遥感技术在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应用进展
67.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68.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利益冲突分析——基于各级政府博弈视角
69.中国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体系设计
70.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模式研究:社区磋商小组
71.中国环境保护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
72.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网络参与研究——以PX项目的网络舆论演化为例
73.作为生态和环境保护手段的空间规划:联邦德国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74.中国工业环境管制强度与提升路线——基于中国工业环境保护成本与效益的实证研究
75.关于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若干哲学思考
76.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77.中国农村环境保护的定位和策略分析
78.农村环境保护:国内外的经验、做法与启示
79.湄公河下游水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各国政策取向与流域治理
80.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促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
81.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 完善广东农村环境保护管理机制
82.进一步促进农村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研究
83.三峡库区流域水环境保护分区
84.地方政府竞争的博弈行为与流域水环境保护
85.论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86.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以潘得巴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为例
87.新常态下我国环境保护的战略与原则
88.环境保护中政府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及其博弈分析
89.中国城市与农村环境保护的差距比较
90.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
91.环境保护市场化机制研究
92.环境保护税与排污费制度比较研究
93.论生态文明建设中农村环境保护的问题与对策——基于政策与法律对比分析的视角
94.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95.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研究
96.我国农村环境保护之立法及执法完善研究
97.环境保护税法的实体原则与程序原则
98.中国海外投资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环境保护论文范文6
我国现行的环境治理手段主要包括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现状，抑或从财政经济学和法学的视角来分析，这些治理手段不能满足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提升环境治理水平的总体要求。《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同时明确“建设法治中国”与“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并重。由此可见，新形势下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政治因素。《决定》指出，当前深化税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规范的现代增值税制度，进一步发挥消费税调节功能，加快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开征环境保护税，加强和改进税收优惠政策设定，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可见开征环境保护税具备现实的紧迫性，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要尽快将现行排污费等环境污染费改革为环境保护税，从而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向前发展。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经济因素。党的十以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容，即是由不可持续性发展转变为可持续性发展、由粗放型经济转变为集约型经济、由高碳经济型转变为低碳经济型、由忽略环境型转变为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生态环境保护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关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积极发挥环境保护税的引导功能，有助于淘汰污染严重、资源浪费、经济效益低下的落后产业，有助于推动企业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和节能技术的釆用，有助于环保产业、绿色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从而加快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三，建设法治中国、实现财税法治化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法律因素。当今，税收法定主义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最高法———宪法的认可，在其宪法文本中专门对税收法治进行了明确规定。如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有关下列事项的准则……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款规定，“所有征税议案应首先由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可以如同对待其他议案一样，提出修正案或对修正案表示赞同”;《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凡作出(不论直接或间接地)以下规定的法案或修正案……，(1)制定或增加任何税收，或者废除、削减或豁免任何现行税收者”;“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约旦等国宪法均有类似规定”［9］。除此之外，多数法治国家或者地区、若干发展中国家先后制定了专门的环境保护税法律。财税法治化包含形式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和实质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前者强调税收应当有法律依据，后者关注税收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正义性等法律价值。故，从法律价值的角度看，通过实施环境保护税法，明确税收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收法律权利和义务，有助于协调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为我国财税法治化奠定法治先例。
第四，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社会因素。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这一路径来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其一，改革现行财税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主要包括改革消费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与环境相关的税种。此外，可以开征必要的环境保护税新税种，如能源税、大气污染税(主要是碳税和二氧化氯税)、水污染税、垃圾税等。其二，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让环境污染者履行其保护环境的法定义务，自行承担污染成本，并通过完善税收优惠政策，调动行为人的环保积极性，从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定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开征环境保护税能够筹集大量税收收入以用于生态环境建设，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目标。
二、我国环境保护税费制度的现状及困境
1．我国环境保护税费制度的现状及不足
第一，现行税收体系中未规定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由此导致我国环境保护税收体系缺乏明确性和规范性。国家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目的是将其作为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财税手段。相比环境直接管制措施，环境保护税具备公平、高效、方便、简洁的优势，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法治国家所采用。我国目前并未开征独立的环境保护税，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于其他税目中，未能建立较为完善的专门以促进生态保护为目标的各税种要素相互配合与协调发展的环境保护税收制度。
第二，与自然环境、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在制度设计上缺陷重重。(1)目前我国环保相关产品的消费税税率普遍较低，未能发挥对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一些属于限制消费、对生态环境危害较大的稀缺资源，其税目税率却不高，如汽油、柴油消费税税率过低，甚至一些产品未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2)增值税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目减免计算方法过于繁多，在税收征管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多重减免方式易导致税收流失。(3)《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对企业所给予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虽然有明确规定，但是我国企业所得税所规定的取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异常苛刻、优惠期限过短、优惠形式单一，且大多限于对排放的废物利用采取直接减免等优惠形式，而对绿色产业设备的投资抵免、加速折旧或免税政策难以落实。除此之外，资源税存在一定缺陷，对此有学者认为，消费税在税收功能定位上体现出“单一征收范围过窄、计税依据不合理”等瑕疵［10］。
第三，我国目前排污收费制度已不符合社会变迁之需要，存在诸多弊病。其一，排污收费制度立法价值存在错误的利益导向，使得一些污染企业和个人认为，只要交纳相应排污费后，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排放未经处理过的废物。其二，排污收费制度的立法依据为《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该规范性文件仅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立法层次低且排污收费体系极不规范，这降低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力度，也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其三，排污费征收范围过于狭窄。缴费主体仅限于企业，使得大量的非企业排污主体被排除在外。在收费项目上，《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的收费项目仅包括污水、废气、超标噪声、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等5类113项污染源收费，而未将国际通行的危险废物、生活垃圾、生活废水以及流动污染源纳入收费范围，且未将间接污染纳入排污收费制度之中。
其四，违法法律责任与违法收益不匹配。根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环境污染违法行为一概处以罚款1至3倍，但在现实执法中，由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极易导致处罚不公。即使相对于3倍的环境污染处罚，企业的违法所得收益仍远远高于其处罚，造成大量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宁可认罚也不愿采取切实措施以治理污染。最后，排污费征管难度大。由于排污费征收立法层次低以及征收手段缺乏强制执行力，导致大量排污企业存在拖欠排污费的现象。2．构建我国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困境首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难度大，尤其体现在新税种的确立上。笔者认为，构建环境保护税体系必须着眼于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这一新形势之下。简言之，开征环境保护税，即将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造成负面影响的一切生产经营行为均纳入其征收范围。故此次改革，尤其是环境保护税这一新税种的设立，涉及领域广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制度设计难度大，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其次，环境保护税税制设计及征收难度大，尤其表现为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与社会变迁的契合。目前，学者在讨论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时，多从一般均衡模型这一理论层面设计次优环境保护税率。但是，我们看到环境保护税在实际征收中还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现代化水平、污染物排放量、排污者利润与实际负担能力、环境治理成本等外部因素。故，笔者认为，通过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来实现环境保护税税制的优化，在确保环境保护收入、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后，我国缺乏环境保护资金管理、使用方面的先进经验。当前，我国税法理论研究多停留在税收征管机制的完善，以求实现税收征管的现代化、信息化和规范化，较少关注国外对税收款项的市场化运作。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对环境保护资金管理多采取基金方式，其做法是环境保护税由税务部门统一开征，再纳入生态基金或专用基金，并全部用于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方面的开支。
三、新形势下我国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之构建
首先，提高环境法治化水平。将环境保护税与生态建设纳入法治范畴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决定》在“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由此可见，加快环境治理法制建设，提高环境法治化水平，是构建环境保护税的逻辑前提和制度保障。1979年9月，我国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随后，我国先后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草原法》、《渔业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30余部有关环境、资源、能源与清洁生产等方面的法律，对控制污染排放和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将环境保护税与生态建设纳入环境法治之中。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加强环境保护税法治建设。其一，加强立法，制定《环境保护税法》，以构建独立、统一的环境保护税收法律体系。《环境保护税法》应当包含以下内容:环境保护税税收法律关系、环境保护税法的基本原则、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环境保护税优惠政策、法律责任等内容。其中，《环境保护税法》应当分别确立自然资源税法律制度、二氧化碳税法律制度、二氧化硫税法律制度、垃圾税法律制度、生态补偿税法律制度等其他税法律制度。其二，修改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相互协调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笔者认为，主要修改《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等规范性文件。其三，废除与环境法治化不符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和《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等以费代税的规范性文件。
其次，加快改进我国现行税制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
(1)改进消费税，发挥其对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提高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力度。一是适当提高生态环境危害较大的稀缺资源的税目税率，如提高汽油、柴油消费税税率;二是适时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把高污染、高能耗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以充分发挥其保护环境的作用;三是改进消费税计税方式，采用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价外税”形式，以加强我国市民的税收法律意识。
(2)改进资源税，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以实现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目前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可以扩大到与自然资源使用与保护息息相关的非矿藏资源，同时提高不可再生资源的单位税额，从而增加资源税税负。
(3)简化《企业所得税法》中税收优惠政策，如简化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扩大优惠期限、增加优惠形式，从而推动企业淘汰污染严重、资源浪费、经济效益低下的落后产业，进一步促进环保产业、绿色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再次，开征独立的环境保护税。我国现行的排污费制度，已远远不符合当前国际环境法治化的要求，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开征独立环境保护税的国际形势下，开征独立环境保护税是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的必然趋势。
具体而言，我国独立的环境保护税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保护税税制要素设计。一是征税对象及税目。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的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为大气污染、废水、固体污染物、垃圾、噪声等5大类。我国现行排污费制度征费范围为污水、废气、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噪声等5类。故应将部分排污费直接改制为排污税，同时开征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碳税，适时、适度地将居民生活废水废物纳入征税范围。二是纳税义务人。污染排放税由污染行为者承担，其中主要以企业为主。污染产品税、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碳税以使用该污染产品者承担。三是税基。污染排放税和碳税依据实际排放量计税，污染产品税依据税目从价计征。四是税率。环境保护税税率既要体现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又要对于同一类产品依据环境友好程度区别设计税率。按照税收财政学普遍共识，环境保护税率的最低水平应当维持污染行为所导致的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五是税收优惠政策。对采用先进技术或技术改造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对居民垃圾税实行“阶梯价格”，即对居民生活垃圾实行分类计量收取和超定额累进制。
(2)税收征管。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可见，防治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在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笔者认为，为兼顾效率与规范，环境保护税统一由国税局征管，再按一定合理比例返还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最后，加强我国环境保护税收法律体系的配套制度与机制建设。
(1)改革创新环境保护税收征管体制。鉴于环境保护税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可由地方各级环保部门为国税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各级环保部门负责定期监测污染源，为税务部门提供各种计税资料，再由国税部门计算征税款。在环境保护税征管主体方面，笔者认为，国家税务总局设立环境保护税收司，各级国税局设立环境保护税收科(室)，负责本地的环境保护税征收与监管工作，并负责与本级环境保护部门协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