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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建议范文1
关键词: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3-0000-01
一、绪论
1.研究农村居民消费的现状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如今的农村人口达到了全国总人口的46%,接近一半。可见,农业在我国占有比较重要的基础作用,“三农”问题始终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比较偏远的山区以及乡村地区的居民甚至解决不了温饱[1]。
本文通过从《中国统计年鉴》上下载关于我国农村居民各方面生活消费的数据,运用spss的统计分析方法,比较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差距,希望能够找出解决办法,解决这种不平衡的问题。
2.符号说明
选取八个指标作为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变量:X1(食品烟酒)、X2(衣着)、X3(居住)、X4(生活用品及服务)、X5(交通通信)、X6(教育文化娱乐)、X7(医疗保健)、X8(其他用品及保健)[2]。
二、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情况研究
1.因子分析
采用SPSS22对数据进行分析,原有变量的KMO值为0.85,比较接近1,所以适合做因子分析。由总方差解释和碎石图看出提取两个因子是合适的,也就是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情况与这两个因子的支出基本一致。
对两个因子正交旋转得出:X1、X2、X3、X4、X5、X8在第一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均为生存所必须的相关支出。X6和X7在第二个因子上载荷较高,均为享受型支出。因此,这两个因子更能说明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体系中的主要方面。
根据综合因子得分对我国各省市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水平排序如下(截取前15个地区以做分析说明):
2.总结与建议
(1)总结
第一,综合因子得分排在第一的是上海,8个地区综合因子得分大于0,其他地区的综合因子得分小于0,说明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处于平均水平之下,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且水平不高。
第二,各省市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消费支出也不同。综合排名前7位的是上海、天津、北京、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处于东部及沿海地带。得出生活在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居民家庭生活消费较高,而生活在中西部偏僻地区如、青海、陕西等地农村居民受当地经济水平的限制,家庭消费支出较低[7]。
第三,第二因子排在最后5位的是贵州、四川、广西、海南、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村比较偏远,生活质量很低,所以在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上消费更是非常低。第二因子排在前五位的是内蒙古、浙江、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浙江经济发展水平高,消费结构合理,在教育和医疗保健上消费较大,注重物质和精神享受。而内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第二因子排名靠前,主要是在医疗保健上花费较大,这主要和当地的地理位置、气候有关,常年气温较低,多注重医疗保健来保证身体健康,增强抵抗力[3]。
(2)建议
第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需要平衡发展;转变消费观念,平衡消费支出,提高消费水平,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第二,经济发达的地区要帮助落后的山区农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全国人民一起奔小康。
三、基于聚类分析的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差异分析
聚类实证分析:对31个省市的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情况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类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沿海地方经济比较发达,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比较多;第一因子得分第一是上海,说明上海地区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较高;而且北京、天津、上海三地的第一、二因子得分差距较大,在第一因子上消费较多,比较注重物质享受。浙江的两个主因子得分差距较小,说明浙江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较合理[1]。
第二类为内蒙古、江苏、福建、湖南、广东、重庆、四川,这些地方的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等;第一因子的得分都大于0,说明在第一因子消费上位于平均水平之上,生活质量较好。
第三类为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农村的家庭生活消费支出较少。第一、二因子的得分大部分都接近于0或者小于0,由此看出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导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差距也很大,必需采取措施缩小差距,全面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
四、结论
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不平衡,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对农村居民消费进行排名比较能比较直观的分析出各变量的差距,有利于各种惠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本文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出我国东西部居民消费差距很大,在农村居民中食品、居住等占主要地位,而医疗和教育方面支出相对较少,所以提高农民收入是第一位的。政府方面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消费市场、普及提高消费信贷这是,刺激居民消费,是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澹瑞霞.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的生活消费情况的多元统计分析[D].河南师范大学,2013:02,31.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3]石夏星.因子分析在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分析中的应用[J].商业文化,2011.
[4]李雪,王莉华.基于聚类和因子分析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实证研究[J].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学报,2008.
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建议范文2
人口是一个内容复杂、综合多种社会关系的社会实体,具有性别和年龄及自然构成,多种社会构成和社会关系、经济构成和经济关系。人口的出生、死亡、婚配,处于家庭关系、民族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及社会关系之中,一切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都同人口发展过程相关。家庭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渗透着情感和传统的基本制度,家庭政策主要是指政府用于稳定家庭和承担家庭功能而针对家庭所推行的社会政策。人口政策和家庭政策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衡量人口与家庭政策竞争力主要包括如下指标 :
(一)人口自然增长率(‰)
指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口减死亡人口)与同期平均总人口之比,与人口迁移无直接。通常以千分比表示。
(二)15-64岁人口比例(成年人口系数或成年人口比例)(%)
指15-64岁的成年人口与同期总人口之比,反映人口的年龄结构特征。通常以百分比表示。
(三)文盲率(%)
超过学龄期年龄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字的人在相应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文盲率反映一个国家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是当今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
(四)恩格尔系数(%)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指城镇居民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指标用于衡量城镇家庭经济富裕程度,反映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动。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指农村居民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指标用于衡量农村家庭经济富裕程度,反映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动。
人口发展现状比较
表1 2010年泛珠九省区人口政策主要指标比较
地区 人口自然
增长率(‰) 15―64岁
人口比例(%) 文盲率(%)
广东 6.97 76.3 1.96
福建 6.11 76.65 2.44
广西 8.7 69.05 2.71
江西 7.66 70.49 3.14
湖南 6.4 72.6 2.67
云南 6.54 71.1 6.03
贵州 7.41 66.2 8.74
四川 2.3 72.08 5.44
海南 8.98 72.2 4.08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整理得出。
(一)从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
从表22可以看出,四川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3‰,这是一个相当低的增长率水平,也是泛珠九省区中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的省,比2009年降低了15.4%,在全国的排位处于第28位,表明四川的人口计生工作成效明显,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等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广东省虽然人口基数居于泛珠九省区首位,仍将其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效控制在6.97‰,在全国位列第9。相比而言,海南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8.98‰,在全国排第4位,这是因为海南气候适宜,外来人口增多,且老年人平均比其他省份的长寿,死亡率低,更重要的是,在海南经济欠发达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女户躲生、偷生、强生现象依然较多,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海南应更加注重计生工作,控制人口增长。
(二)从15-64岁人口比例来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11年,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比2010年的74.5%微降0.10个百分点。泛珠九省区中,2010年15―64岁人口比例最高的省是福建,为76.65%,在全国的排位处于第11位,其次是广东76.3%,高于全国水平,在全国排第12位,其他各省区的比例均在60%―70%左右,相差不大,海南的15-64岁人口比例在泛珠九省区中处于中等水平,这与海南人口增长迅速密切相关。贵州的15-64岁人口比例在全国的排位从2006年到2010年一直处于第31位。
(三)从文盲率来看
2010年,全国文盲率为4.08%。泛珠九省区中,广东的文盲率仅有1.96%,是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在全国排第4位,海南的文盲率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而地处西南地区的贵州、云南、四川的文盲率均超过了全国水平,其中,贵州的文盲率更是高达8.74%,在全国排位处于第29位,这三省山区较多,师资有限,均衡配置教育资源难度大,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2006年,文盲率超过10%的省有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分别是11.31%、16.5%、18.79%、12.56%,通过五年的努力,至2010年文盲率下降到2.44%、6%、8.74%、5.44%,5年平均下降率分别为31.8%、22.3%、17.4%、18.9%,2010年福建文盲率比2009年降低了71.2%,云南降低56.3%,贵州降低33.8%,四川降低40.7%,其中福建的文盲率在全国的排名更是从2006年的第23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9位,云贵川三省的文盲率虽然在下降,但在全国仍处于较高的水平,排位比较靠后,分别处于第25位、29位和23位。
家庭发展现状比较
(一)从恩格尔系数来看
它是衡量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可以从恩格尔系数的具体数值及变动情况来了解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恩格尔系数越大,居民生活水平越贫困;反之,恩格尔系数越小,居民的生活水平越富裕。
从表2可以看出,泛珠九省区中,广东的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最低,为36.5%,其次是广西38.1%、,说明这两省的居民生活质量较高,生活水平达到富裕,经济发展水平高。而海南、云南的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达到了44.8%和41.48%,大大超过其他省区,并且同2009年相比,海南的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增长了0.2%,而其他八省区都是呈递减的趋势。海南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居高不降主要是因为海南的主要食品价格在全国很靠前,且海南城镇居民收入比较低,造成恩格尔系数分母小分子大,恩格尔系数就比较高。
在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方面, 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1%,泛珠九省区各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普遍高于全国水平,最低为福建46.1%,最高为海南50%,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距较大。虽然海南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很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低,但正在逐渐好转。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还是比较低下的,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因此,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居民的生活差距。
(二)从家庭负担比来看
随着城镇居民不仅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生活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由解决温饱转为逐步达到小康水平。我国2010年城镇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为1.93人,泛珠九省区中,广东、福建、广西、江西、四川的城镇家庭负担比均低于或持平于全国标准,而海南、贵州和云南分别以2.15、2.11和2.01高于全国标准。同2009年相比,四川、福建、广东、贵州、云南的城镇家庭负担比都有所降低,分别下降了2%、0.5%、4%、0.9%、1.5%,而广西、江西、海南则有所增加,广西由1.89增加到1.93,增加了2.1%,江西由1.83增加到1.87,增加了2.2%,海南由2.14增加到2.15,增加了0.5%。
而在农村家庭负担比方面,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每一劳动力负担人数为1.39人,泛珠九省区中广西、江西、四川的农村家庭负担比低于全国水平,相对于其他四省负担较轻,广东、福建、海南、云南、贵州的农村家庭负担比高于全国标准农村家庭负担,仍处于较重的状况。江西、广西、福建的农村家庭负担比同2009年持平,其它各省则有所下降,尤其是海南,从2009年的1.55降低到2010年的1.53,下降了1.3%,在九省中降幅最大。关于一个劳动力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假设“高负担,低增长;低负担,高增长”,它告诉我们高劳动力负担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越来越需要得到关注。
(三)从离婚率来看
离婚率与离婚绝对数据的逐年递增, 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产物, 是人们婚姻观发生巨变的一种折射。泛珠九省区中,贵州、四川、湖南、福建、广东的离婚率远远高于其他几省,而其他几省均处于较低的离婚率状态。高离婚率对居民幸福感产生严重的影响,也威胁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展望未来, 人类积极创建并维系以感情为纽带的两性关系新秩序, 乃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大趋势。
(四)从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来看
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1.6平方米,泛珠九省区中,江西、福建、广东的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均超过全国标准。随着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江西居民收入渠道更加多元化,收入结构明显优化。从住房与汽车两大消费看,“十一五”期间,江西城镇百户居民家庭私家车拥有量增6倍,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近40平方米。福建、广东分别以38.5平方米和34.13平方米位居二、三位,良好的居住条件使人们获得更多幸福感。海南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28.88平方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海南的人口基数在泛珠九省区中最小,海南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还需加强。
综上所述,广东、福建在人口及家庭政策竞争力方面大多数指标优于泛珠其他七个省份,在人口控制、劳动力人口比例、教育普及率及居民生活水平等各方面均占优势,经济发展好,居民生活质量高。正是意识到家庭政策在人口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广东省人口计生委在“十二五”规划中向省委省政府明确提议将其更名为“广东省人口与家庭委员会”,试图通过体制的创新,有效推进家庭政策体系的构建。而海南及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三省相对较为落后,人口负担重,文盲率高。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期,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区域合作,广东、福建两省应在起示范作用的同时,积极扶持其他7省区的发展,探讨深化合作的新思维、新办法、新举措;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取长补短,促进产业互补,实现互利互惠。
改善泛珠九省区人口与家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继续控制人口增长,保持稳定的生育水平
综前所述,泛珠九省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海南、广西、江西、贵州的人口基数虽然小,但是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广东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算高,但人口基数大。人口平均数增长较快是一柄双刃剑,在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会给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较大的压力。因此,泛珠九省区需继续对计划生育政策保持高度的重视,尤其是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的海南、江西,需要注意资源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增强广大群众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观念,大力推进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发展,促进农民转变生育观念,自觉实行计划生育,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而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的四川,由于人口增长减缓会导致社会负担逐渐加重和劳动成本增加,从而会拖累经济发展,考虑到长期的人口发展战略,应该提高保证出生率,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二)大力提高人口素质,降低文盲率
目前,广东、福建的文盲率处在较低的水平,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拥有高素质人才,经济发展较好,而贵州、云南、四川的文盲率均高于全国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较低。人口素质低下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质量,泛珠九省区可以通过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由受教育程度高的省向受教育程度低的省提供帮助和经验借鉴,共同提高人口素质。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通过观念更新和体制创新, 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 在人才流动中化被动为主动;二要大力开展优生优育的宣传教育和技术咨询服务, 加强对出生缺陷的监测和干预, 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切实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三要加大财政支出中的教育经费支出,尤其是文盲率较高的云贵川三省,在调整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结构的基础上,确保义务教育投入的优先,加大对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收入转移支付力度,对贫困地区实行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为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深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四要加快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推动高教大众化进程;五要推行素质教育, 倡导终身教育, 发展职业教育。
(三)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从恩格尔系数的比较结果可以看出,泛珠九省区中,广东居民生活质量最高,海南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于其他省区,且城乡差距较大。海南、云南的恩格尔系数大大超过其他省区,所以在提高城乡居民吃、穿、用消费水平的同时,重点应提高住与行的消费水平和质量,增加服务性消费。上调基层职工工资,改善消费环境,扩大住房、交通通信、文化娱乐、旅游、教育、医疗保健消费比重。在保证恩格尔系数下降的同时,还要控制基尼系数的上升。由于我国实施具有明显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及其惯性作用,政府一直以来对农村取多予少。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财政职能, 完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通过适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政策,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控制好农产品价格,提高农业补贴,改进补贴办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为农村居民提供平等的发展环境, 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 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四)减税让利,降低家庭负担
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建议范文3
西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及消费结构现状
西南地区是指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及自治区。由表1可以看出,2007~2011年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在不断增加,由2007年的5642元增加到2011年的9895元,增加了4253元,增加了0.7538倍。各项消费支出也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而有所增加,其中食品支出增加了1100.56元,衣着支出增加了348.99元,居住支出增加了293.42元,家庭设备支出等增加了223.33元,医疗保健支出增加了234.05元,交通通讯支出增加了560.67元,文教娱乐支出增加了199.25元,其他支出增加了74.51元。消费支出总共增加了4484.04元。消费支出增加的幅度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
表1:2007~2011年西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各项消费支出(单位:元)
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结构的灰关联分析
西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医疗保健服务、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其他商品及服务等八项消费支出的影响,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可以较贴近地量化变量之间关系,从而反映西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生活消费内在联系。
灰色关联方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是将研究对象及影响因素的因子值绘制的曲线与待识别对象及影响因素的因子值所绘制的曲线进行比较,比较并量化它们之间的贴近度,计算出研究对象与待识别对象各影响因素之间的贴近程度的关联度,通过比较各关联度的大小来判断待识别对象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
第一步是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数列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数列。
第二步是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第三步是求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灰色关联系数,所以关联系数ξ(Xi)也可简化如下列公式:①
式中:ρ∈(0,8),称为分辨系数,当ρ≤0.5463时,分辨力最好,通常取ρ=0.5。
第四步是求关联度。
Ri比较数列Xi对参考数列X0的灰关联度,或称为序列关联度、平均关联度、线关联度。Ri值越接近1,说明相关性越好。
第五步是对关联度排序。
实证分析。笔者采用的西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数据是该地区2007~2011年的农村居民纯收入,各项消费结构分别指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等、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其他八项,选取了2007~2011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保留2位小数。分别经过标准化变量、求标准差值、计算关联度系数,最后求出关联度。如表2-1所示:
表2-1:2007~2011年西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各项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关联度
关联度直接反映收入对各项消费支出影响程度大小。关联度值越大,说明收入对该消费项目支出影响越大;反之,关联度值越小,影响就越小。由表2-1可得:其他消费>文教娱乐>居住>衣着>食品>家庭设备>交通通讯>医疗保健,从上述排序可以看出,从2007年~2011年,受收入影响最大的是其他消费,其他依次是交通通讯、居住、衣着、食品、家庭设备、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等。
从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得出2007年~2011年随着西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化,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交通通讯、居住、衣着上面,说明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休闲享受性消费需求很大,其次是食品需求,这点和成都的文化风俗密不可分,家庭设备也在人们的关注中,说明人们更加重视耐用消费品,消费行为更理性化,说明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所提高,体现在农村居民消费从生活基本支出为主开始转向带有休闲娱乐消费支出为主,消费结构由温饱型不断向享受型转换,消费结构有所改善。
收入和消费结构关联趋势预测。在灰色预测中最广泛运用的是GM(1,1)模型②,笔者运用EXCEL编程得到2012年~2015年西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与各项消费支出的预测值,结果见表2-2:
表2-2:2012~2015年西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各项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关联度
由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未来几年西南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各项中受收入影响最大的是家庭设备、衣着、其他服务、医疗保健。说明人们对家用电器的需求越来越大,人们更愿意享受科技带来的成果,更加关注自身及家人的身体健康,愿意花费更多的钱在医疗保健上,更加注重生活质量。
实证结果分析。通过上述对西南地区农村居民2007年~2011年收入和各项消费支出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我们得出消费结构各项受收入影响的关联度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其他、交通通讯、居住、衣着、食品、家庭设备、医疗保健、文教娱乐。通过对2012~2015年西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和各项消费支出的灰色预测及关联度分析,我们得出消费结构各项受收入影响的关联度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家庭设备、衣着、其他、医疗保健、交通通讯、食品、居住、文教娱乐。这两个时期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对八项消费支出影响发生了较大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居住消费支出与收入的灰色关联度大幅度下降,从排名第三位下降为第七位。说明跟房屋有关的消费支出在减少。这是因为在第一个阶段,农村居民的房屋建设就已经完成了,在第二阶段,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居多,在家居住时间较少,因此支出较少。
第二,交通通信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联度从原来的排名第七位提前到第四位,这是因为通讯技术的发达使得农村居民花费在电脑和手机产品上的支出增加;除此之外,在交通工具的选择上,部分有经济实力的农村居民已经购买了农用汽车或者私家车;还因为由于道路建设四通八达,很多农村居民出门很方便,随着收入的提高,他们也很愿意花钱走出家门看看。2011年农村居民交通及通讯费用人均支出1107.73元,比2007 年的547.06元相比增加560.67元。
第三,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费用的支出减少,由原来的排名第二位下降到第五位。这是因为政府加大了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无论是在农村和城市上学的孩子都可以接受义务教育,同时在农村花费在娱乐上的费用少,这是因为农村没有娱乐场所和设施。
第四,穿衣和食品这两项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联度在位次相差不大,说明农民花费在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上仍然很大,农民花费在生活上的消费支出仍占据主导地位。
第五,医疗保健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没有变化,仍然处在第八位。这说明农民花费在医疗和保健方面的支出不大,同时也说明看病支出较贵,农民不愿为看病和保健支付更多,没有保健意识或者保健意识弱,从另一个层面也说明农民收入不高。新型城镇化需要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同时要降低农民看病支出,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第六,其他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联度与第一阶段相比有所下降,从以前的排名第一位下降到第二位。这说明农民用于其他消费支出,比如个人卫生用品等项目的支出有所下降。
第七,第二阶段的家庭设备与收入的关联度有大幅上升,由原来的排名第六位下降为第一位。这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在国家家电下乡政策鼓励下,农民愿意增大在家电购买上的支出,置换或者添置了新家电。
总体来说,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有所改善,从生活基本支出为主开始转向带有休闲娱乐消费支出为主,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升级。
对策建议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知道了西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会促进人们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优化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本文对提高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优化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增加农民增收渠道。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农产品销售收入;外出打工的劳务收入;以家为单位经营个体工商的收入;土地租赁收入;老年人领取的养老金,独生子女领取的独生子女补助,以及政府发放的其他补助等等。
从增加农民收入角度来看,首先,提高农民种地主业―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这需要对农民进行多方面扶持,比如推广新的致富种植技术,规模化经营等等来提升土地的产值,第一产业的推动尤其需要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和帮助。其次,需要发展第二、三产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合理的安置,直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通过招商引资和政府优惠政策,发展民营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企业,使这些企业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工作机会。再次,提升农民收入还需要对农民进行相关的技能培训,政府与企业合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为农村居民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最后,农村居民就业和再就业的过程中,农村居民的居住需求也会相应增加,反过来也会刺激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加大对农业的各种投入,实施各种支农惠农政策。让农民实实在在减少支出,同时增加农民收入,并形成一个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
培育农村消费热点。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其消费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体现在了消费结构的变化上,体现在农村居民消费从生活基本支出为主开始转向带有休闲娱乐消费支出为主。
目前在农村普遍缺少购物场所和适合农民的休闲娱乐方式,长远看来,农民对购物、娱乐活动和服务的需求会慢慢增加。因此,增加在农村的物流基础设施和娱乐服务设施的建设,改善公路、水电、邮电以及通讯等基础设施,不仅可以使农民买到质优价廉的产品,还可以培育和创造新的农村消费热点,刺激农民在农村的消费,逐步升级农民消费结构。
增加农村的教育投入。在中国现在的国情下,增加中国农民收入的前提和首要环节是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技能高低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报酬相应也比较高。而且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也会影响农民的消费行为,具有较高文化的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更倾向于可持续发展和享受型。
对农业经营的传统模式进行升级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发展农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实现农业经营规模化生产,这样不仅能提高农业规模经济效益;而且能增强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发展各种农村新型经济合作组织以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在此基础上,农村居民在机械设备上的支出也会增加,并且可以把农村居民从繁琐的农活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农村居民有更多的时间去参加文教娱乐活动,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农村居民来讲是迫切需要的,应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保医保制度,让农民安心看病,放心看病,不担心在看病上的支出,通过法律手段来保证保障服务体系服务于农民,推进农村社保体系建设、推进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高效的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制度等等,解决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农民才敢于去多花钱,促进消费,提升消费结构。
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完善是“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现有状况是农村农民土地及房屋产权缺失,难以保障农民利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先提出要完善农村土地权利体系和保障机制的构建,需要重新构建农村产权组织,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理清农村土地产权意义重大,可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不仅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还可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使农民放心进城,促进农民向城镇转移。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城乡统筹进程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整合机制研究”和四川省统筹城乡基金会“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2XJY018、ZTTC201306)
【注释】
①刘思峰,党耀国,高志耕:《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建议范文4
[关键词] 农村 农民 生活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通过许多方面体现出来,尤其是农民在新时期所形成的消费模式。吉林省农民消费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全国地区有着共同特点,但由于本地的民俗习惯、民族分布,经济状况,地理位置等因素有着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显著特征。当前,吉林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吉林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特点
1.消费结构层次较低在居民消费结构中,恩格尔系数较高,如2007年吉林省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0.0%,这说明在食物消费方面吉林省农村居民消费比重较大。同时农民用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也较低,只有个别家庭因为有子女考上大学使得教育投入成为家庭消费的最大支出。服务消费比例较低,农村居民大多对服务消费的接受程度较低.这一方面是受收入及第三产业发展较慢的客观原因所限,另一方面是受农民传统持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很多服务消费都采取了自给自足的方式加以实现,如搬家服务、保姆、钟点工、商品速递等服务在农村很少见。
2.不健康的消费方式
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中还有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赌博消费、封建迷信消费和人情消费等。吉林省许多农村地区仍然有赌博现象存在,打麻将、推牌九等具有赌博性质的娱乐项目已成为部分地区农村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项目,尤其是在秋收后及春节期间更加盛行。封建迷信在广大农村仍十分盛行,很多农民四处花钱找“先生”、“大仙”看病免灾、算命看相、看风水等。 再有就是人情消费,农村人情消费一直居高不下。人情消费的名目、种类繁多,价码也越来越高,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结婚生子,考学过寿,乔迁和丧礼都需要礼金,使部分农民不堪重负。
3.消费时段集中
在吉林省所在的北方,由于在秋收后农产品才能变成现金,农村消费呈现很大的季节性。生产资料消费主要在春耕之时,而生活消费大部分在秋收之后。另外,在平常时日,农民普遍比较节俭,只有到重要节日时会选择集中进行消费。例如,春节、国庆节等是农村集中消费的时段。在集中消费时段内,肉类、烟酒类、礼品类等消费金额巨大,占农村居民全年消费比重的大部分。
4.消费方式趋同
农民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与模仿意识,个性化消费少,同村、同乡消费方式大致相同。农村属于熟人社会,购买商品受“口碑”影响较大,在购买家电、摩托车、农用车等大件商品时,模仿消费现象比较普遍。同时农村消费者把城市尤其是县城,当作消费潮流的风向标,积极模仿城市消费。牛奶、可乐在农村的迅速普及,追求时髦的穿着打扮,都得益于农村对城市的模仿效应。
5.消费心理谨慎
吉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偏低,为了躲避风险,大多数农村居民都是把收入攒起来而不用作消费,同时受传统消费观念和习惯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农民的消费心理普遍较为谨慎。在农村,许多农民保持 “量入为出”的勤俭节约型消费传统。
二、 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分析
1.农民收入水平的约束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吉林省所在的东北地区在解放后曾一度成为全国最富有的地区。但改革开放后东部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东北逐渐失去领军地位,现在甚至已成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收入的不足严重制约着生活消费水平。
2.传统消费心理与消费习惯的制约
中国农民自古就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尤其是经历过战争和经济萧条期的老人们,更是过度的节约。而且中国人历来就有先储蓄再消费的习惯,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这些严重制约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另外,东北人好讲究爱面子,所以在重大节日如新年婚嫁时都很铺张讲究排场,这样就又会导致浪费,使后期消费动力不足。
3.市场化不足
由于我国农村市场没有完全打开,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企业在农村居民消费方面获得的利益比较少,所以生产型企业没有把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目标群体来生产适合农民生活消费的产品。同时由于运输渠道,销售渠道的不健全,产品售后服务不到位,导致农村消费困难化,致使农村居民消费热情不高。
4.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薄弱,限制农村消费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消费条件不健全。农民购物难、饮水难、行路难、上网难等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农村消费。如与生活相关的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不仅抑制了农民对水、电、气等商品的消费,也严重制约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和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在农村的普及。广播、电视、通讯、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民对手机、电脑等大件耐用品的消费意向很弱,阻碍了农村新消费热点的培育。
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一般只覆盖城市范围,在农村社会的保障制度还相当薄弱。统计数字表明,农村社会保障率仅有3%,养老、医疗、子女入学、住房等问题时刻困扰着农民,影响农民的消费能力。
三、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完善农村消费结构的措施
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科学、健康、现代的生活方式仍然没有充分展现出来,与城市社会化程度高、生活质量高的生活方式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农民消费模式的落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需求的增长,进而制约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的要求不相符,所以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
1.贯彻党的基本方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奠定物质基础。目前,农业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想使农民增收必须在农业上做好文章,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走精细化、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道路,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此外,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对于进城务工,应简化农民跨区就业和进城的手续,妥善解决进城民工的工资待遇、劳动保障和子女教育问题。对于吉林省来说朝鲜族人口较多,且与日本韩国比邻,出国务工的人口很多 ,应积极开展区域性劳务合作,规范组织劳务输出,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合理转移。只有把这些工作做好才能使农村经济步入良性发展,使农民收入切实增加。
2.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自身素质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以村为单位组织农民学习生产、生活、文化等相关知识,开展有创新,有意义的休闲活动,把农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丰富的精神生活中去,全面提高农民自身文化素质,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夯实思想基础。
3.鼓励生产企业面向农村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农村市场有效供给
搞好对农村市场预测和市场调查,特别是要注意调查农民的消费目的、消费水平、消费环境、消费倾向和消费要求等因素,鼓励和支持企业面向农村调整产品结构,开发、生产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层次需求的消费产品,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设计,做到简单实用、操作方便、价格低廉,专供农村市场消费。把农民的注意力集中到产品上来,以提高消费水平。把向农民提供商品和提供服务结合起来,鼓励生产流通企业在农村设立售后服务网点,对设立的维修网点给予税收等优惠扶持政策。
4.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后顾之忧,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提供制度保障。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户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逐步提高社会应负担的比例,彻底使农民摆脱“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起,重病只等死”的状况。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使农民老有所养,解决后顾之忧。完善贫困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扶贫规范化和制度化。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创造客观条件。加强电网,宽带,无线信号接收器等通信硬件设施,让农民有购买的热情,加强煤气,自来水的覆盖情况,让农民生活无忧。
虽然在目前看来,吉林省农村消费水平还处于相对低下的阶段,但通过采取必要和正确的措施,农村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只要我们坚持把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消费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沿,我们就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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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建议范文5
关键词:农村居民 消费水平 定量分析
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构成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是原动力。只有消费水平提高了,国民经济才可以获得持久的发展。本研究对近年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以及由消费水平所决定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进行定量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法建立回归模型,利用灰色理论进行预测分析,构建计量模型,为建立合理的农村消费水平增长模式提供参考。
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阶段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令世人瞩目,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90年的686.31元上升至2010年的5919元。伴随着人均收入的大幅增长,农村居民的年平均消费水平由1990年的560元上升至2010年的4455元,增长了约6.9倍。经过仔细分析,自1990年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演变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1995年农村居民消费快速增长。中国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在此期间稳定增长,人均纯收入由1990年的686.3元增加至1995年的1577.7元,增长了129%。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560元增至1313元,增长134.5%。
第二阶段:1996—2000年农村居民消费出现放缓。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速放慢,消费支出也出现明显的放缓趋势,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14.39%。此期间,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明显快于农村居民,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第三阶段:2001—2010年,农村居民消费恢复稳定增长态势。这1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2366.4元增加到2010年的5919元,增长了150.1%。同期居民消费支出由2001年的1969元增加到2010年的4455元,增长了126.2%。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由6859.6元上升至19109.4元,增加了178.5%;同期居民消费水平由7161元增至15907元,增加了122%。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增长的态势更加强劲,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被逐渐拉大。见图1所示。
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定量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
选取因变量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Y),自变量X1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X2为人口自然增率,X3为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4国内生产总值。用逐步回归法建立模型。
(二)建立逐步回归模型
用逐步回归法可得回归方程为:
,方差分析结果见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显著性水平,自由度,P=0.000
(三)异方差的检验及修正
1、用等级相关系数法检验异方差
计算得:等级相关系数, P值=0.016,认为残差的绝对值abs()与自变量显著相关,所以存在异方差。
2、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消除异方差
用一元加权最小二乘估计计算的回归方程为:
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普通最小二乘估计。这说明加权最小二乘估计的拟合效果略好于普通最小二乘的效果,选用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是正确的。
(四)模型的经济意义
经过模型的建立及修正,我们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只与他们的纯收入有较强的关系,由建立的模型可知,当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1元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会增加0.778元,所以要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最好办法是提升收入。
三、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预测分析
采用灰色预测模型方法,预测2015年和2020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判断未来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动趋势。本文采用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GM(1,1)模型(Gray Model)来进行定量分析。
收集中国统计年鉴中,1990年至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作为原始数据列。采用累加生成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构造数据矩阵和数据向量,得出预测模型。
灰色模型预测和线性回归模型的预测结果见表3所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灰色预测可以不断地对预测做出调整,与线性回归模型相比具有更高的精度,如表3所示。因此,采用灰色预测模型预测未来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由灰色预测结果可知,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为5064.897元;2015年的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为6685.966元。可以看出,我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消费支出依然可以保持着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
四、结论与建议
消费水平研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回归模型、灰色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消费支出水平总体上表现出逐年稳步、快速增长的态势。由回归模型可以看出,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相关密切,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每增加1元,消费支出相应的就增加0.778元。因此,要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最好方法是提高收入。
灰色预测与线性回归模型相比,具有更高的精度。灰色预测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在2012—2015年期间,将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有望超过6000元。
为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建议:狠抓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农民的素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实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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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建议范文6
[论文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 新农村建设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与城市相比差距极为悬殊,其原因在于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责任主体的缺失,其结果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成为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严重障碍。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要进一步完善其供给制度,改变政策导向和政策思路,创新供给模式。实施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一种有益探索。
“十一五”规划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不仅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扩大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目前,农村公共产品普遍短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严重障碍。因此,着力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仅以石家庄市为例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作一调查和思考。
一、石家庄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的是两套政策,一套政策是城市所需要的水、电、道路、通讯、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基础设施由各地财政来提供:另一套政策是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主要靠农民自身解决,国家仅给予适当补助。由于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政府提供,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因此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基础教育、发达的交通、完善的医疗服务以及优美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农村居民不仅与此无缘。而且在公共产品供给条件远低于城市的状况下。还要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交费。石家庄市与全国情况一样,一边是市政府在经营城市、改善投资环境的激励下为民办实事,迅速地提高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使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锦上添花”,让市民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一边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城市极为悬殊的态势,农民要为增加的大多数公共产品供给全部或部分“埋单”。这种供给主体的差异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
1.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从卫生经费上看,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用于卫生的支出为4.91亿元,其中3.32亿元投向石家庄市区,占卫生投入总额的67.3%,而用于县城及农村的只有1.59亿元,占卫生投入总额的32.7%,直接投入到农村的卫生资源大概在20%左右,这足以表明,卫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目前,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卫生职能的乡镇卫生院,由于投入不足。公共服务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一些乡镇卫生院名存实亡,甚至已不复存在。2003年石家庄市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有4858人,农村平均每万人拥有8.5人:市区和县城拥有23798人.每万人拥有72人,城市是农村的近9倍。农村乡镇卫生院有病床5320张,平均每万人拥有9张:市区和县城为20019张,每万人拥有60张。城市是农村的6倍多。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早已不复存在,有些地方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型合作医疗体制也还在探索和完善中,农民成为最大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民不愿看病、看不起病,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大量存在。
2.农村社会保障像蜻蜓点水。目前,石家庄市市区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和职工个人要缴纳社会保险费外,市财政每年还要给予大量补助。2003年市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补助4.3亿元,其中3.54亿元用于石家庄市区,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82.3%,0.76亿元用于县城及农村,仅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17.7%。城市人均161元,农村人均11元(其中还包括农村特困户救济和优抚军烈属等),相差将近15倍。石家庄市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还没有延伸到农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已基本实现全面覆盖,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6.7万,仅占农村人口的9.2%,主要集中在石家庄市区周边县、市,其他县、市特别是贫困县,农村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几乎为零。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84.4万人,失业保险覆盖率为95%:农村根本就没有失业保险。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市财政为向低保和下岗职工发放补助和生活费共支出2.2亿元。其中95%以上都用在城镇,全市有7.65万人接受城镇最低保障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率100%;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都是由县、乡、村三级负担,由于资金来源的拮据而使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大打折扣。在保障标准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石家庄市的低保标准为205元,而灵寿、赞皇、行唐、元氏、井陉仅为125元。这也只限于县城的职工.许多县市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约有34%的农村贫困人口得到了救济,但人均救济款不足百元。
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捉襟见肘。2003年的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3440.91元,而最低的一个县仅为560.89元.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是该县的6倍: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为1470.98元,而最低的两个县分别为0.4元、2.27元.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分别是这两个县的3677倍和648倍。全市有相当部分的中小学是完全依靠学生的学杂费在支撑运转。在农村教育经费较低的情况下,农村义务教育的师资、教学设施及其他条件与城市无法相提并论。城市小学的升学率100%,而农村小学的升学率为98%;初中的升学率,城市98%,农村仅为68%,农村比城市低30个百分点。由于农村教育落后,使农村从业人员中文盲和半文盲占1.9%,小学文化程度占24.1%,初中文化程度占44.6%,高中文化程度占19.6%,中专文化程度仅占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8%。劳动者素质低下必将影响到新农村建设进程。
4.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无能为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石家庄市农业推广系统长时间处于“有钱养兵、没钱打仗”的尴尬境地,乡镇的一些农业技术员早已挪做他用。农业技术推广、引导农民科学种田、科学施肥、有效防治病虫害、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已成为纸上谈兵,不得不靠上级部门的“科技下乡”活动来推动。据调查,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支出79.7亿元,支农资金约为2.4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3%。低于全国4.7%的水平,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更是少的可怜,据调查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近60%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没有业务经费。由于农业技术推广不到位,石家庄市农村的广大农民无法及时得到有关的信息和技术。因而在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方面,仍然采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不计成本、不考虑投入,这也正是造成石家庄市农业效益不高、农民收入低、农村地区生产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陷的负面影响
公共产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对于农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生产力增长缓慢,农民增收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业投资效益降低,农业不能获得平均利润率造成的。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给农业以及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城乡差异,是“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公共产品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实现社会利益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所反映的是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这实质是制度设计的不平等。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重城市轻农村”,规避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在现行公共品供给体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到了城市,农村中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的公共产品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上级政府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最终落到乡镇政府和农民头上。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责任主体的缺失,通过供给责任的层层推卸,农民自己不得不充当公共品的提供主体,在农民收入水平很低、收入增长缓慢且在承担了各类隐性和显性负担后,还要用其有限的收入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使农村贫困人口终年处于贫困状态。公共产品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构成了私人产品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它的供给水平及获得的难易程度决定着私人生产成本的高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增加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严重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已成为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所以,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陷不仅使农民的负担加重,进一步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造成恶性循环。当前,“三农”问题成为困扰政府、学界及业界的难题。其实,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就是要以人为本,优先解决广大农民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城乡协调发展制度,让农民同城市居民在权利与义务方面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发展权。
2.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城乡差异,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首先,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影响。由于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两个方面,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往往更加依赖于公共消费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公共消费明显要高于农村居民,如加上可支配收入巨大差距,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在这种状况下,农民要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就必然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其次,对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受教育的程度、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直接决定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受教育程度与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约束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在这些方面公共消费的显著差异会使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明显低于城市居民。而个人收入又是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所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又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又直接决定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再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增加生产成本。比如,没有良好的水利设施,就会增加灌溉成本;没有良好的交通设施,就会增加运输成本。二是减少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比如,对农民不合理的制度,不仅直接加重农民负担,而且会降低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直接减少对农业的投入。三是降低农民抗风险的能力。比如,气象与市场信息等服务差就会降低农民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总之,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存在降低农民私人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形成农村经济活动的高成本运行,农业竞争力下降,农村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能力,妨碍了农民的增收、农村的进步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将严重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三、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思路
1.把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居民生存、发展、健康、文化娱乐等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的满足,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综合质量的提高。甚至在不少地区,“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等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础设施,仍不能消费现代家用电器,使用现代通讯手段,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新生活。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因为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从而造成生产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况十分普遍和严重。改革开放后,大多数集体经济已日趋弱化,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中央补贴农民的思路恰恰又是直补到户,所以,靠集体经济无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应该是立足农村,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来打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给公共产品的办法,为农民提供廉价公共品,使农民在受教育、医疗、保障、文化娱乐、衣食住行等方面切实得到实惠,这是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改变农民生存环境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
2.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好基础。农村公共品供给必须实行两个改变,一是尽快改变公共品供给“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导向,二是改变农村公共品供给“以农民为主”的政策思路。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应该承担的责任。政府必须着眼于全体公民、全部社区,而不是仅仅把目光放在更容易关注的城市居民和城市地区。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拥有相同的发展权和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农村最起码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把公共产品真正的、公平的、合理的分配给城市和乡村。使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国民待遇,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