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范例6篇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范文1

北大未名集团董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潘爱华博士荣获2015年度伯里克利国际奖(Pericles International Prize),以表彰他对新医药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他运用生命科学和医学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所创立的生物经济学理论。

颁奖仪式于2015年8月31日在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区(Calabria)卡坦扎罗省(Catanzaro)鲁杰罗市(Torre Di Ruggiero)隆重举行。在颁奖现场宣读的颁奖辞为:潘爱华教授是生物经济学说的首创者,犹如古希腊时代诸多哲学家,以他独特的前瞻性思维,开创性地把生命科学和经济学进行有机整合,创造出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础的生物经济学理论,为人类发展提供全新的农业、食品、医疗和环境等相辅相成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伯里克利国际奖自创建以来,受奖人员主要为杰出的科学家,其中包括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潘爱华教授是荣获伯里克利国际奖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人。10月17日《中国经济报告》记者有幸采访到潘爱华教授,并对生物经济学理论创新体系和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分享潘教授的真知灼见,以飨读者。

获伯利克利国际奖的理论

中国经济报告:可否简单介绍一下你获伯利克利国际奖的生物经济学理论?

潘爱华:我在1995年的时候提出了生物经济(Bioeconomy)这个概念,2003年发表了有关生物经济理论的论文。生物经济学是应用生命科学和医学的观点及方法研究经济社会所产生的新的经济理论和新的经济模式。从狭义上来讲,生物经济学是应用生命科学和医学的观点及方法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规律的理论。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生物经济理论、生物经济模式、生物经济产业。生物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十个理论:生物经济学、新资本论、经济基因学、经济生物重组理论、股市医学模型、生命的信息载体学说、三元论、社会基因学、管理信息不对称理论、国家公司学说等。这个体系的第二个层面,生物经济模式是在生物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创造价值的新经济模式,主要包括生物经济社区、生物经济孵化器、健康物联网等。生物经济产业是在生物经济理论指导下,运用生物经济模式,将大金融、大市场、大产业一体化协同发展所形成的产业。大产业具有三大特征:一是以生物产业为主导和核心,二是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生物产业,三是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一体化协同发展。未名集团就是在生物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生物经济模式,发展生物经济产业(图1)。

中国经济报告:生物经济体系第二个层面中的生物经济社区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是如何提出的?

潘爱华:我学过医学、生物化学和经济学三种学科,在我看来,家庭是社会的密码,单位是社会的基因,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所以,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应该以社区为重点和中心;改革也必须以社区改革为一个基本单元,而不能以孤立的单位作为改革的基本单元,人类的理想社会应该从一个个的社会细胞,也就是社区组成。生物经济社区也可以通俗的称之为“基因部落”,它依托生物经济体系,享受现代文明成果,过着原始部落生活。“基因”就代表现代科技成果,包括互联网和身体健康等,原始部落生活指的是有乡愁的美丽乡村。具体到产业,生物经济社区分为三个版本,用于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业生产、农村新型城镇化、农民和谐共生的称为“未名公社”;用于发展旅游产业的称为“旅游部落”,比如合肥半汤部落;用于发展养老产业的养老社区称为“颐养部落”。生物经济社区,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理想模式和人类未来的理想社区,也有助于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目标。

中国经济报告:生物经济产业和生物产业是类似的吗?

潘爱华:生物经济产业有别于生物产业,生物产业是大产业的关键组成部分,而大产业恰恰就是生物经济产业的核心内容。所以这里有一个自上而下的逻辑关系,生物经济产业包括大市场、大金融和大产业;而大产业下面又包含生物产业;生物产业又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生物制造、生物服务等领域。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在生物医药和粮食领域的应用有何看法?

潘爱华:“互联网+”在我们的生物经济体系中,我把它放入大市场里面。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协同发展,通过“互联网+大市场”的应用,达到实现农业各种资源的高效配置。

生物经济时代的开拓者

中国经济报告:未名集团与世界上领先的生物工程企业相比,具有哪些核心优势?

潘爱华:未名集团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信念及创新引领发展的思路,在生物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独特操作模式,有着独特的研发思路,走出了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我们在生物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生物经济模式创立了生物经济孵化器,这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重组模式。生物经济孵化器组的对象提供全方位、个性化和保姆式服务。它有三个特征:有生命、可分裂繁殖和利益均衡。而常规孵化器利用的是数理重组和化学重组的原理对资源进行重组,所以它是无生命、低效的和利益不均衡的。

以未名生物医药工程为例,就是根据生物经济孵化器的模式创造出的独特发展思路,利用中国和未名集团的独特优势,创建新药高效研发体系,把全世界新药研发具有产业化价值的成果为我所用,整合世界医药资源,建立“新药高速公路”,解决人类健康问题。我们对生物医药实施了一个叫“百千万工程”的战略规划。第一步就是通过实施生物医药的“百人计划”,引进百名一流生物医药人才。第二步就是通过构建生物经济孵化器,孵化千个生物医药项目。通过建立“生物金融超市”,集聚万亿资金。生物经济孵化器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重组模式,它可以分为五个步骤:目的资源获得、资源重组、上市、融资和套现。

中国经济报告:聚焦到粮食安全上,你认为应该如何做才能在让百姓吃得放心的同时,又让农民利益最大化?

潘爱华:第一,我们要高举粮食安全的旗帜,但心里要有数,并不像“狼来了”的故事所讲的,我们一直说狼来了,狼就真的会出现。我们现在并没有狼,短期内也不有狼。不能被这种东西扰乱了我们的思维。

第二,建议成立粮食部。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来负责粮食安全,而不是分摊在各个部门碎片化式的管理。这样一是高效,再一个是可以把很多资源配置在产业上发展经济。其余的生物,和人相关的事务由国家卫生和计划委员会管理;人之外的生物,像农林牧副渔等,建议成立一个部,比如“大农业部”或“生物产业部”等,统一部署,统一管理,避免交叉管理。

第三,发展颠覆式农业。传统的农业,以保障粮食供应为主,是不可能赚钱的,附加值也低。但是我们确确实实是有办法在农业上赚钱。比如我们现在发展的生物经济产业解决农业问题,就是因为它能赚钱。举例来说,这一颗玉米,种下去以后,每一个成分都变成产品和商品。这里面可以分三个层次,这个玉米可以变成十到二十种产品,淀粉、氨基酸、乙醇等(图2)。以前我们只讲这个,但是现在多出来秸秆。用我们现在最先进技术去做,一吨秸秆可以纯盈利3000元钱,一亩地大概可产出一吨玉米和0.67吨秸秆,和玉米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不是种玉米,而是种秸秆。

中国经济报告:秸秆可以干什么呢?每年都有很多秸秆在地里被烧掉了,很难想象秸秆会和玉米有一样的价值。

潘爱华:不是一样,而是超过玉米三倍的价值。秸秆里面主要有三种成分: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现在的加工都比较低效,所以成本很高。像木质素存在技术壁垒,很难实现。而依靠科技革命,这些都可以加工提取。此外,秸秆里面的液体部分,也可以利用。以利民33号玉米为例,它的液体含糖量大概是10%。将这10%变成糖又是价值。有的地方因为焚烧秸秆还会被罚款,这是很不划算的。所以,发展生物产业能够使产品的价值最大化。

以生物量最大的黑龙江一省为例,仅一省就有一亿一千万亩玉米,按照计算它大概有5000万吨的秸秆,就可以生产2000万吨的琥珀酸。一吨琥珀酸16000元,仅这一项就可以让黑龙江增长多少GDP?不只是秸秆,还有水稻、小麦、很多枯枝烂叶。剩下的问题就是市场能不能消化?完全没问题,因为纤维素乙醇是多少都能消化了的。但是现在生产纤维素乙醇的技术水平,只要油价跌到80美元以下,就不能赚钱,必须停产。而我们的技术,只要油价不低于30美元,就不用停产。所以必须要依靠技术革命。

中国经济报告:农业高速公路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

潘爱华:我刚才讲了未名集团企业规划是“一步两个脚印,实现三大梦想”,一步就是生物经济理论基础,两个脚印就是在生物经济理论指导下,创立生物经济模式,进而运用这些模式发展生物经济产业要实现这三大梦想”,就必须创新,不走寻常路。因此,我们提出,要建设三条高速公路,建设新药高速公路(新药高效研发体系),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人吃药问题贡献力量;建设健康高速公路(健康物联网),为人们提供线上健康管理和线下健康服务;那么为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就需要建设农业高速公路。农业高速公路,简单来说,就是讲生物经济产业的体系在农业中的应用。建设农业高速公路,需要将与农业相关的生产资料、技术以及资金、资源等要素高效配置到农业中来。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范文2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三农”;途径

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的重要论断。怎样理解这一重要论断呢?

一、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的必然选择

早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我国提出了“两个趋向”,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援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两个趋向”,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也是符合工业化一般规律的。在一定时期内,资源是有限的,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决定了有限的资源必然被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产业方面。

有关研究表明,工业化中期阶段就是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主要标志有四各方面:人均GDP为700――1500美元,农业在GDP总值中的份额为25――15%,农业人口就业份额为55%――30%,城市人口份额为35%――50%。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这个阶段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而我国在2004年时人均GDP按当前汇率计算,估计达到1400美元左右,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4:86,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为41.8%。2012年低,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元,城镇化率达到52.57%,财政收入突破?万亿元。这就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如果从道义或伦理角度讲,工业过去剥夺农业太多,现在有义务对农业进行补偿。但实际上,工业反哺农业还有其自身的原因,是工业自身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目前工业要摆脱进一步发展的困境,就必须激发或扩大农村市场,而要激发或扩大农村市场,就必须增加农民收入和对农业的投入。也就是说,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需要来看,必须城乡通盘考虑,总体规划,互为资源,功能互补,共同繁荣。为此,去年我们党的十报告上适时地提出了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人类科技所能预见的高度,农业仍是基础产业,农村发展的好坏,决定着工业、商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必须把农业与其他产业结合起来。由于第二、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那么实现一、二、三次产业的融合,现实中就是城市与农村的经济融合。这就意味着要破除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打破城乡分割壁垒。为此,党的十报告上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化”目标,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并举的重要措施。在此基础上还对四化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准确的描述,即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使“四化”这个整体系统在互动中实现同步,在互动中实现协调,从而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过去我们一直提工业化、城镇化并举,但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举造成的结果是大量的资源向城市集中,落后的农村几乎永远得不到改善。如若长此下去,就很可能会使中国陷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陷阱,尝不到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馅饼。所以中央把城乡一体化作为我国跳出陷阱的重要举措适时地提出了。

二、城乡一体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而农村小康是全国小康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以及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的原因等造成了城乡差距较大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两者之比为3.10:1,差距明显。二是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有一定差距。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7.1%和40.8%,说明农村居民在提高生活质量和用于个人发展方面的支出与城市居民相比有一定差距。另外,2011年我国还有贫困人口1.28亿,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居民。三是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较大。近年来,国家大幅增加了对农村的资金投入,2012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1.228万亿元,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19.2%左右,但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广大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水、电、路、气、通讯等基础设施状况与城市的差距较大,城乡居民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差距比较明显。四是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较大。无论是保障体系的完整性,还是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城乡之间都存在明显差距。

总之,在城乡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要建成全国小康社会,应当按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对城乡统筹规划,全盘考虑,并将重点放在发展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免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激活农村消费市场,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在内需拉动的坚实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城乡一体化是解决我国目前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城乡一体化有可能把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几乎所有的主要方面都贯穿起来,所以,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首先,城乡一体化是攻克我国目前改革难题的助推器。1949年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2.6%,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钢产量是美国的0.2%、日本的5%,不到世界的2‰,按人均算不过0.25公斤多。1952年我国的工业水平实际低于1800年的英国、1890年的法国,接近于1910年的俄国,如果按人口平均,只及英国18世纪后期的水平,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1949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大体为100年至200年间。基于这种现状,为了尽早实现工业化,我国实行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在这种经济结构体制下,为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也造成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当时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两三倍的差距比例。改革开放之后,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但是1985年之后,在城乡分治的思维模式和城市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又一次的出现了以城市和工业为重心的发展倾向,从此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二元体制不但不能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制约作用。这就像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灭亡一样,二元体制也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为此,党的十报告中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旨在破解城乡二元体制,打破城乡分割壁垒。

另外,我们经常说我们的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也就是说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政治改革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难以见到成效。推行城乡一体化,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不仅是我们经济进入长期可持续的发展阶段的需要,也是我们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需要。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范文3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 农民这三个问题。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近些年,“三农”问题极其引人关注。“三农”问题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供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我国的粮食产量与日俱增,但食品的安全并非得到保证。粮食问题关乎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固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根基,是国本。中国人口众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始终要把吃饭问题放在首位,始终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要确保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始终牢记“粮食安全就是国家战略安全的思想”。粮食安全,离不开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把农业发展当作兴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对食物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我国每年还要从外国引入进口粮食,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民缺乏积极性,导致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所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想维护社会长久和谐稳定,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我国有一半人口来自于农村,如果农村的人口不稳定,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增加农民的收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是国家长久治安强有力的保障。其次,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是在农村,如果农业不发达,就没有稳定的物质基础,如果农村的经济相对落后,国民经济也无法提高,如果没有农村的普遍小康,全国的全面小康也无法实现。最后,要想保持经济稳步向前,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据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可知,农村是一个消费潜力非常大的群体,加大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地扩大内需,才能使得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针对农村实践中的新变化、新形势,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使农业、农村、农民同步发展,才能促进我国农村未来发展。首先,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加快农民的市民化。首先就要使农民转变为市民身份,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否则会导致城镇劳动力匮乏,农村的发展也将停滞不前。城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城市也就成为了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现代标志。 目前,农村的人口都向城市流动,财产权利和发展机会都得不到平等对待,应该对符合条件的农民转为城镇居民户口,让他们享受城镇住房、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待遇。推动农村和城镇协调发展,对个别城市的人口规模进行控制,在体制上和制度上开始变革,取消二元户籍制度和身份限制政策,从农民的就业問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四个方面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转市民问题,使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获得基本权利和平等的待遇。其次,解决 “ 三农 ” 问题的关键是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农业问题是个关键,现代农业是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农业问题不仅是生产问题,而且是人和物如何并存的问题,农产品的稳定产出、粮食的安全都是农业发展的前提, 农业的发展又是城镇化的前提,也是制约因素。要想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市民化是首要任务,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还要进行彻底的土地产权改革,并且对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农业的现代化不仅会为公民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也是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重要短板。最后,解决 “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农民的市民化转变,使得农村的现代化逐渐变为现实,但是农村的发展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对农村的改造,开发和环境保护,都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总而言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把农民、农业和农村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不仅要有侧重点的对待各个问题,还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实行体制改革和制度转变。 只有更好的推进城镇化和“三农”问题的解决,才能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赵迪雅(1993-),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范文4

为此,2004年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三农问题的重大方针政策,具体包括:减免农业税;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实行征地制度改革,保护失地农民;保护进城就业农民合法权益;加大农村贫困、特困人口扶贫力度;加快农业金融、保险和财政扶持体系建设;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革和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等等。

上述大政方针,应该说是立足于新的农村经济社会形势下作出的思考结论,对于稳定农村形势、推动农村改革、寻找农业经济以至整体国民经济提速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上述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设计中存在的缺陷:

一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的思路没有脱离“授农以鱼”的思想框架。

无论是减免或取消农业税、农村扶贫、通过财政等一系列政策手段加快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还是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失地农民,总体上都属于一种侧重于在经济利益上给予农民合适补偿的思路,没有从建立农业经济的良性自我发展机制、增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实力的重点出发。

2004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多亿元,直接补贴给种粮农民,补助总额达到120亿元。国家还补贴化肥企业12亿元以上。

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各方面资金达到1500亿元以上,比2003年增加300亿元,增幅为近年之最。

同时中央决定,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并在5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截止2005年1月底,除山东、云南、河北、新疆、甘肃几个省区之外,其他25个省市区都已经宣布取消了农业税。2004年通过减免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给农民减轻负担达294亿元。

在这样的工作和改革思路下,政府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综合政策杠杆,侧重于把资源和政策简单注入农村经济,虽然确实在客观上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和提高农民收入的积极效果,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样的思路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

只有按照“授农以渔”的大智慧,通过一系列突破性的农村改革措施,全面调动农村、城市、政府乃至全社会的积极性,培养农村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转换农村经营机制,才可以从制度上寻求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康庄大道。

二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整体呈现出一种保守型的消极应对的思路,没有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下新的历史规律出发,在三农问题上贯彻一种进攻型和创新型的政策思路。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执行一种高积累的、以农补工的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和巨大奉献为前提的。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实现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多年的今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在以其超低的成本支撑着城市经济的全球核心竞争力。

目前中央政府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思路,也属于对于历史形成的工农、城乡关系的一种调整和平衡。这样的政策,本身正反映出工业之对于农业、社会之对于农村、城市之对于乡村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不公平和利益的不对称。

综观目前中央在三农业问题采取的种种政策,因为农村基层政府“白条”、“三乱”等行为增加农民负担的问题日益尖锐,所以有了后来的“减轻农民负担”、“减免或取消农业税”;因为农村普遍出现看病难、农民没钱看病等严重的人道问题,所以有了后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因为城市大量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所以有了后来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因为城市房产开发大量占用耕地以及征用土地补偿中出现对农民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待遇,所以有了后来的“保护失地农民”。

种种事实表明,正是因为农村社会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的下降、话语权利的减弱和经济份额的削减,面对城市经济、体制、政府、资本等强势力量,农村逐步演变成为极度的弱者,其合法权益在生产、消费、劳动、财产权利等各个领域受到全面的侵占。

所以,目前政府的政策措施虽然有必要围绕上述三农利益受到侵占的各领域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从源头上寻找产生上述现象的社会根源和制度根源,从而以一种进攻型的政策姿态有针对性的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产生三农问题的种种病根。

否则,如果继续坐视造成三农问题的种种体制和社会根源存在、滋长,那么即使可以把目前暴露出来各方面问题予以遏止,但是仅仅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将无法应对弊病百出、挑战频仍的城乡经济格局、三农体制缺陷和产权多元经济在未来给予三农领域的压力。

三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仍然侧重于从外部推动,而没有认真研究采取从农村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入手,开展农村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创新。

目前,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这样一种局面很容易让我们把眼光集中于从外部不断给农村、农业输血,于是一种类似工业经济改革初期“减税让利”、“简政放权”的“松绑型”的农村“新政”应运而生,但无形中忽视了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建设。

历史证明,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可以根本发挥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作用。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目前历史阶段的一种特定的系统命题,需要同时从外部和内部思考根本解决之道。比方一个病人,如果身上的刀口还在流血,那么即使输入再多的血液最终对他的健康还是无济于事,最佳的方法是在输血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寻找伤口、寻求根本止血之道。而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建设就是这样的止血之道和造血之道。

四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仍然偏重于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政府主导的领域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手段,推动资源、资金、政策、技术向农村、农业的倾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在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下实现最优化配置,需要高效廉洁的政府公共服务环境,需要完善的外部法制环境,也需要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

目前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村改革,其实质是新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下,对于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农村和全社会之间进行重新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因此解决三农业问题必须同时采取市场的、行政的和法律的综合手段,积极调动国家集体个人各方面积极性,调动城乡双方面积极性,调动国有、集体、民营、“三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积极性,引导全社会资源自发、有序的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

五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的政策研究出发点还不能够很好的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群众路线,没有真正挖掘涉及新的历史时期下农村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新的生产关系创新实践。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并率先取得突破,而农村改革最重要的举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便肇始于七十年代末期在农业大省安徽率先发起的大包干和农村税费改革。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安徽省委根据面对的困难,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在这项政策鼓励下,安徽省风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农民秘密达成了包产到户的协定。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要求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到15年以上,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经济效益。

目前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的种种政策、对策,真正从根本上涉及农村生产组织方式、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的,所占比重并不大,其中大量属于资源转移型的政策措施,而不是体制转型性质的制度变革。真正农村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还是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而这一切的源泉,还是来自广大农民的创造力和基本实践。只有从我们身边的农村、农业中的新生事物中,从农民兄弟在农业生产中的创新中,我们才可以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变革之路。

思考三农问题解决之道,我们首先必须认识解决三农业问题的本质任务和历史目标: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目标:促进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社会与农村之间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以市场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推动资金、劳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形成可持续的农村生产力发展格局,以农村经济的新跨越为国民经济加速。版权所有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范文5

 

一、“三农”问题依旧是我国首要解决的问题,“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尤其是垦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远低于地方GDP的增长。

 

2.生产力发展缓慢

 

生产力的三个要素是什么?生产力的三个要素是生产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首先是生产的主体生产者,目前,我所在的城市,生产者多为农牧场管理者和个人,他们本身的知识很匮乏。加之,生产工具并不先进,只有很少的管理者能配备较为完备的设备。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生产力低直接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剩余价值也随之减少。劳动对象种类单一,缺乏新品种。这三点直接导致垦区生产力发展缓慢。

 

3.许多农业主产区人才储备不足

 

有很大程度上受父母的影响,许多的孩子继承了父母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虽有一部分人考出去了,学到了先进的农业知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选择离开地方农业,到“外面”发展。这都给我们地区的农业发展带来影响。

 

4.农业产业化的问题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新形势的挑战。

 

二、以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

 

1.以农民为本位,立党为公,执政为农

 

深入调查研究,倾听农民呼声。要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贯彻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深入了解农民的疾苦,倾听农民的呼声,调查农民的实际。不如此,“三农”问题方针、政策的制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现实性、针对性,更谈不上实效性。毛泽东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一语道破了调查研究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实践基础。整天蹲在办公室里,靠统计材料和整理数据得来的只是片面的实际,不足以作为制定科学政策的依据。因此,调查研究是做到以农民为本位,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

 

2.以农村为舞台,统筹“五大关系”

 

(1)统筹城乡发展,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协调发展是 “三农”问题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为此,必须大力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步伐。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以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使农民离土不离乡,既可以缓解城市在就业、生活方面的压力,又可以解决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问题,提高中国人口的城市化率,从而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另外,城镇化的发展可以为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良好的人文环境,使城乡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2)统筹贫富发展,实施“帮、带、扶”工程,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辨证平衡理论和经济发展的波浪式规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我们既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避免两极分化,但又不能搞形而上学的“拉平论”,只能走波浪式发展之路。政府要大力推进科技扶贫、教育扶贫,从根本上使农民尽快脱贫致富。

 

(3)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不但要使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而且要使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我们要大力推行村民自治制度,提高农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健全村民自治委员会的选举、监督、罢免制度,促进农村政治文明的发展。我们要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掀起农村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的高潮。使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全面发展,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4)统筹农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发展观,我们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一方面要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另一方面,方针、政策的制定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合理、高效开发经济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经济效益。要大力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积极发展带有本地特色、符合本地实际、市场前景好的绿色农业、生态农业。乡镇工业的发展既要注重经济效益,又要注重社会效益,切忌盲目上马。

 

3.以农业为重点,多业并举,全面、协调发展

 

(1)协调农业内部各产业之间的关系。我们既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提高粮食产量,以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又要大力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等各项产业,这样既能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2)协调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又是农村的传统产业,必须抓紧、抓好,同时又要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以适应城镇化建设的需要,加快农村的城市化进程。

 

(3)调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工业品与农业品之间的剪刀差过大既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又使农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在对其宏观调控的同时,各个地区要根据市场规律的要求,善于捕捉市场信息,调整种植业结构,生产销路好、市场前景好的农产品。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范文6

 

关键词:“三农”问题;扩大内需;结构调整;城市化 

      农业停滞、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21世纪中国面临的话多挑战中,“三农”间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不仅是关系到9亿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再次将“三农”问题列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探讨“三农”问题与我国各大主要宏观经济间题的关系,为最终解决棘手的“三农”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三农”问魔与扩大内需

      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因此,采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阻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首要因素。我国农村还处于消费水平与收人水平基本同

步变化的阶段,还没有进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阶段。因此,对低收人阶层的农民来说,其收人增加,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收入增长的预期提高,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但是近几年来,农村家庭纯收人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年为9.00!0 ,  1997年为4.6% ,  1998年为4.3%,  1999年为3.8% , 2001)年为2.1% o   (1996--1999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 .2001年第4期,第11页;2000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封底)。

    农民纯收人增长缓慢导致购买力严重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高农民收人已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多渠道、多途经提高农民收人,包括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减少农业人数双管齐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繁荣小企业和小城镇,扩大9亿农民的就业空间和收人来源等等。

    (二)农民负担过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民收人逐渐增加的同时,其负担也与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行政机构改革,从治本上杜绝各种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农民的消费热情,扩大农村需求。

(三)消费环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消费能力的实现。比如,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阻碍了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从而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因此,国家要努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农户自我资金积累的投资机制。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信条件,既可使农产品及时转化为商品,增加农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业品能够及时组织进来,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针对目前农村消费的热点是家用电产品,应加快农村电网、电视转播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总之,农村消费市场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和巨大发展空间的市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点。而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换句话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

    二“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一)入世使解决“三农”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人世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农业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和农民部分消费品支出的减少(由于部分进口消费品价格低于国内同类消费品价格),相应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决贸易争端。但同时也在农业经营和非农产业等方面给农民收人带来挑战。我国主要的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生产成本较国外高,因此价格偏高,造成农产品出口困难;同时,在质量方面由于过去缺乏产品国际标准意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缺乏竞争力。根据wto的有关协议,我国将在s年内取消所有的配额和数量限制。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也将削减到14.s%一巧%,而且对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也不得使用非关税措施。因此,农民期望像过去那样通过农业经营增收将很困难。从非农业收入方面分析,目前我国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回落,经济效益下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人递减。人世后,我国一些规模较小、设备落后、职工素质不高的乡镇企业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些企业的兼并破产在所难免。而另一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面对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变得更困难。据有关专家预测,人世后中国农民将有966.2万人失业,这必然形成新的就业压力,给农民的就业增收带来严重的影响。应对人世后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根本的途径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

(二)解决“三农”问题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基本着眼点在于优化品种、提高质量,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的素质,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在目前这个阶段如何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需要研究许多新的课题.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1)要坚持所有制的多样化,实行多种经营;(2)要坚持技术手段的多层次,不同技术层面的行业可吸纳不同素质的劳动力;(3)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农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仅是农业的内部问题,而且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也就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缩影,“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来实

现。

    在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无论产出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不尽合理,而且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的速度。根据统计资料,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为15.9% ,第二产业为50.9%,第三产业为33.2%,而1991)年则分别为27.1%, 41.6%,   31.3%。由此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很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份额正好有大体的增长,而第三产业却基本维持在同一个水平,未见明显的增长。再从就业结构上看,目前大体上是,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为50%,第二产业为22.5%,第三产业为27.5%,而1991)年则分别为60.1%, 21.4%,  18.5%0蜒表明,在十年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而第三产业却有很大的增长。

不难看出,上述关于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数字存在着某种不相一致的问题。例如,第三产业产出比重没有多少增加,但就业比重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可见第三产业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纳能力。但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偏低。国际上达到平均发展水平的国家,无论在产出还是就业方面,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虽然就综合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来看,我国已经达到国际平均发展水平,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离50%a仍有较太差距。可见,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急需进行调整和优化,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以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魔与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一)解决“三农”问题将为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

     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而我国城市化水平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对我国的发展很不利。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国初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将城市定位为生产城市,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2)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3)是农村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即发展乡镇企业“务工不进城”对城市化进程会发生一定的阻潜作用;(4)是对城市化认识上的偏差。比如认为工业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等,无形中也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侄桔。

    解决“三农”间题和解决我国城市化间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非农民。有关专家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要让大批农民转到城市,使农民的比重由现在的70%降到30%的时候,“三农”问题才真正解决。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业化不可能单靠少数城市人来推动;另一方面,农业是个弱产业,面临三大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产品卖难)、技术风险(农业技术投资回报率不稳定),人世后,三大风险尤为严峻。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单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走农村经济工业化的道路,使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体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器。农村工业企业一开始就抓住我国城市工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和方面,立足于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次,从长远看,农村工业化是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由贫变富的关键。而农村工业化正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最佳选择。再次,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镇日益工业化,这样,可为乡村城镇化提供基础和依托。归根到底,农村工业化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农业现代化  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的素质低:二是资金缺乏。而农村工业化将可以解除这两个制约因素,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四、"三农”问皿解决与西部大开发及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关系重大

    (一)“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还会牵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败。西部大开发首先是西部广大农村的大开发,而不能只是几个城市的大开发。东西部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应当把解决西部地区“三农”问题作为大开发的战略重点之一。就广西而言,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更要重视“三农”问题,要继续推进科技兴桂、科技兴农战略。从区域发展看,一方面桂东南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发挥地缘优势,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率先实现农业产业战略性调整,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对桂西北起良好辐射作用;另一方面,桂西北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农业,开发特色农产品,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并可尝试搞旅游农业。同时,桂西北还应重视人才引进,培养、开发当地人力资源,从整体上提高农业人口素质,这也是解决我区“三农”问题的重要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