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范文1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教研相长
由于我国正处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所以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重要性已经超过政治经济学，更有甚者直接称西方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断被弱化，西方经济学地位得到很大提升，逐渐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许多高校在经济学教学的课程分配上过度偏重西方经济学。学生在学习经济学时，发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内容、方法和目的上存在很大的冲突。大部分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更具实用性，政治经济学理论比较抽象、空洞。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存在着不够重视的问题。
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在我国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政治经济学受到了来自西方经济学等课程的严重挑战，如何创新地讲授该门课程以应对这一困境是目前该课程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讲好导论是教学成功的起点
导论部分是学生接触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开始。学生在高中阶段虽已了解到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他们的许多认识是粗浅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因此，纠正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厘清政治经济学的准确内涵，就成为导论教学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其次，多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对经济学还没有一个基本的正确认识，因此，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内容以及经济学专业的作用等也应成为导论部分必须讲解的内容。我们的教学经验是，导论部分的讲授一般要花费4-6个学时，在讲授过程中，教师通过巧妙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解除学生对经济学专业的疑惑，纠正其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误解，提高学生学习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最后，介绍一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最新动态，以及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和考核方式。
导论部分讲授的内容一般包括：1、通过提问和讨论方式，了解学生学习经济学专业的动因，以及他们是如何认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2、从经济学发展史出发，介绍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政治经济学；3、介绍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厘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政治理论课、邓小平理论课等相关课程之间的关系；4、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色和最新动态；5、介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6、讲授经济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实践经验来看，导论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导论部分的学习，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大增，这便为我们下一步的教学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引入案例教学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案例教学法，即运用案例来培养和训练学生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它通过向学生提供具体案例，组织学生围绕一个或几个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各自的见解，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早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类、法学类及其他许多应用学科的教学中，并且收效明显。
政治经济学课程具有理论性强的特点，抽象的理论推导，容易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采用案例教学法，可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案例教学中，教师经过精心准备，把抽象的理论转换成具体生动的事例即案例交给学生，并组织学生开展讨论。由于每一个案例的内容都是不同的，对青年学生有特殊的吸引力，可以激发他们主动思考，积极探讨。
引入案例教学，把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拿到课堂上来，并让学生亲自参加讨论和分析，这不仅符合青年学生的思维特点，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同时也为政治经济学课理论联系实际找到了结合点，使学生学会自觉的运用所学理论去认识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讨论，使学生感受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从而增强了深入理解和接触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自觉性，使教学效果得到明显提高。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公认的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有效方法。由于这种教学法是通过一个真实的或模拟的具体情景，让学生置身于该情景之中，凭借案例材料所提供的信息和自身的认知能力，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相关理论，以当事人的身份去分析研究，寻找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学生之间的充分讨论去优选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在这种方式的学习中，即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老师按部就班的讲解，学生没有了任何依靠，只能靠自己动脑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并独立地做出判断和决策。可见案例分析为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例如，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揭示了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以及后来列宁提出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过去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大部分学生只能机械的记公式、背概念，根本不理解其内在的必然性。我们将前苏联和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制定并执行了几十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以及执行这一方针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加工整理成一个教学案例。把大量有关我国和前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做出分析和判断。通过充分的讨论，可以看出，学生不仅掌握了什么是“按比例发展”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存在的必然性，而且认识到了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些规律的重要性，许多学生还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利弊，指出应该充分利用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合力来实现这些规律的要求并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种教学效果，是采用传统教学法很难达到的。实践证明，将案例教学法引进政治经济学课教学不仅是必要、可行的，而且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认为，引入案例教学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三、坚持教研相长是教学成功的法宝
在历史上，经济学的发展体现为其研究内容中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分分合合，经济学的名称曾经是政治经济学，近十余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又兴起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潮。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中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实际上是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认识过程不断深入的体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价值不容置疑。高校教师积极投身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不仅可以提升其学术水平，而且可以增强其政治经济学素养。而教师要想教好政治经济学，必须拥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学素养。故坚持教学与科研相长是教学成功的法宝。
我们知道，《资本论》所阐述的共产社会是对未来的预期，需要高度的抽象能力和思考能力，而且在论述过程中，引用大量的实例进行分析，所阐述的是事物的本质。教师是《资本论》教学实践的主体，能否教好《资本论》，取决于教师的知识储备、教学经验以及教学方法。《资本论》是宏观且抽象的，缺乏直观性。试想，如果教师自己都不熟悉《资本论》的历史、背景，没有深刻领会《资本论》的思想，如何能教好学生？所以，教师在讲授中不仅要注重知识的广度，同时也要注重知识的深度与准确性。即，教师在想尽千万百计改进执教方法的同时，还要深入开展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之路上长盛不衰。
简言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要求教师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要以一定的理论研究做积淀。同时每位教师更要深刻地认识到，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与树立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研为教学服务的理念是密不可分的。
四、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愈来愈难，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要使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感兴趣，我们的教学人员既要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又要深入研究实践中发生的新变化，（下转封三）（上接第292页）发现的新问题；既要有一流的理论水平，又要对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实践十分熟悉。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培养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给政治经济学教师更多的学习时间与考察时间，每年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深入基层考察学习，使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宽阔的专业知识，又对实际情况比较熟悉。
其次，政治经济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讲清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分析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原意，给学生们一个清晰的马克思的思想观点；二是讲清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发生变化的原因，特别是分析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产生差距的原因；三是讲清楚在实践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如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问题，给政治经济学更强的生命力。
最后，政治经济学教师在课堂讲授中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在教学中要坚持理论性，具体要讲好三个理论：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包括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基本规律；二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发展对政治经济学的新贡献，即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新理论；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动态。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指导实践。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既要用一定的篇幅讲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与热点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方向性的对策建议，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又要用一定篇幅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做出符合实际的合理解释，并预期它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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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范文2
关键词：思想政治；科学化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s well as economic work and technical work is a science in that it is no doubt. Over the years, however, due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by various distortions, interference, and even damage, make people understand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scientific blurred. Himself in a state-run Jin Huxian orchard in jiangsu province nearly 20 yea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lways think this kind of situation, related to the distortion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Key word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 scientific
中图分类号：D42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一、必须及时澄清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种种曲解
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一样是一门科学，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多年来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各种曲解、干扰，甚至破坏，使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认识比较模糊。本人在国营江苏省金湖县果园近20年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始终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与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种种曲解有关。
一是“万能论”。就是把精神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夸大到无所不能的，甚至可以脱离物质、代替物质的程度。有的同志提出列宁关于“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论断来证明政治是起决定作用的。对列宁的这个论断，我认为，需要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列宁是从一定意义上讲的，也就是说，只有党领导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才能谈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同经济相比才占首位。我们绝不能把这句话绝对化，错误的理解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适用的。
二是“过时论”。有的同志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国内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建设，所以思想政治工作也就可有可无了，过时了。这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把物质第一性原理绝对化，忽视了精神的能动作用，陷人了机械唯物主义，这同样也是错误的。
三是“万金油”论。有人说，思想政治工作到处跑跑说说，象万金油一样到处擦、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自己的客观规律，没有什么科学理论基础，甚至称政工干部为“万金油”干部。这种说法显然是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真实含意作用和重大意义不甚了解，是一种严重曲解。
四是“行为科学替代论”。有人直率地提出现在是搞商品经济了，“大道理”不管用了、“千条理、万条理，不如一张人民币”，思想政治工作应该用西方的行为科学来代替。对于行为科学，我们只能通过研究、分析，汲取其中合理的内容为我所用，但是，如果用“行为科学”来指导我们思想政治工作，那势必走到“一切向钱看”的邪路上去。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工作这门科学遭到如此种种的曲解，给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扭曲的形象，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分清是非，澄清思想，统一认识，还其本来面目。
二、思想政治工作有它的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基木原理提出来的。它具有坚实的、可靠的理论基础：
一是思想政治工作是符合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的基木原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只有承认物质决定精神，同时又承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才是一个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同志也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便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类不同于动物的特点，就在于人是有意识的，人们就是通过自己的意识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这就是主观能动作用，这就是人的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作用。不承认和低估意识的反作用，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建立在物质决定精神和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这个基本原理基础之上的，是以革命科学理论为根据的。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它是根据我国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状况提出来的，反映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基础的客观现实，因而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这个理论是我们制定现阶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这一理论的产生和实践，无疑对指导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将会起一定作用。
二是思想政治工作是符合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列宁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说：“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产阶级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列宁的这些基本观点说明：政治来源于经济，又反作用于经济，既指导经济，又为经济服务，所以政治对经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既是指导作用，又是服务作用，是指导和服务的辩证统一。我们思想政治工作是以这个基本原理为科学根据的。
三是思想政治工作是符合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工人群众进行革命，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人群众，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我们党九十多年来所从事的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就是向广大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作。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只有通过宣传教育才能被人民所了解、掌握和接受，这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
三、思想政治工作这门科学需要不断改革、完善、发展
应该看到，思想政治工作无论对理论根据的论述，对客观规律的总结以及与当前客观形势的要求上都相当程度地存在着不完善、不适应的地方，因此要不断地改进、完善和发展这门科学。
一是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历史地、系统地研究总结和提高。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要继承、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要根据全面改革和开放的要求，从体制、内容、方法等方面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组成部分和重要保证。通过改进，既继承优良传统，又体现时代精神。
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范文3
关键词：市场经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变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8-0153-02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得以不断深入与完善。这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的工作重心所在。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为迎合经济建设的需要，其功能逐步转变为培养经济建设所需人才，以及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此种功能上的转变，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形势下迎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但需要我们认清的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目的，其功能的转变仍存在着诸多需要改进的内容，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更存在功能错位的现象。为解决此类问题，需要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做细致的探究，以此找寻出问题的成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因此，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探究”分析，就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错位
（一）对政治功能的过度强调
作为时代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应用到的思维模式应当做相应的转变，即以经济建设与发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以培养适合经济建设所应用的人才为其教育目标。不能仅依靠传统教育方式中的有利手段而对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全面指导，此种守旧现象，必然会偏离教育主线。同时，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属性，可认识到其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这使得其虽具备政治功能，但应在教育方式上进行合理调整，并拿捏好分寸，不应对政治功能一味过度强调，更应明确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所具备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因此，应充分且明确地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理论学科，不能使其演变为政策的解读工具，同时，其也不完全具备党的政治思想喉舌功能。此种做法，只能是将其科学性与独立性淡化[1]。
（二）对经济的服务功能过度加强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当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秉承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为经济建设做出相应的服务工作，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具备的经济功能。然而，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为经济建设做出服务经济的功能，但却不能将服务经济功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全部，此种认识是极为片面与主观的。在此形势与环境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应更多的体现在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观念的引导和矫正，并非是对市场需求做出全方位的服务与迎合。此种功能错位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部分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功能性错误认识而导致的。
（三）缺乏业自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现阶段的企事业单位中还无法得到科学、合理的认知。很多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管理者均未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企事业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其仅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并不能真正提升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效益，增加员工的收入。同时，在众多高等院校中，不在少数的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既枯燥乏味，又缺乏实践的结合，且在高等院校中思想政治教育课时减少明显，这些都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育工作者难以得到理解和认同，从而导致职业自信缺失的现象极为普遍且严重。
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错位的成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错位的原因多样，但主要原因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认知的偏差和局限。从本质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所具备的功能大致可分为四点，即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个体功能[2]。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四大功能认识错位，也便是对其功能的认知出现了偏差。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言，其虽具有四大主要功能，但任意单一功能却无法涉及到人类全面的活动范围与内容，更无法使单一功能包含全部功能。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时代特性，且在不同时期所体现出的主要功能也各不相同，比如，在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中的政治功能得以凸显，而在现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经济功能便能够发挥出相对主要的作用，若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认知中错误或片面地认识其功能性，便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错位现象的发生。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明确定位及完善工作
（一）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是受到经济建设发展影响的。这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发生了变化，从简单的政治教育，提升到法治与道德教育层面，且针对的教育主体也应是具备完整人格的自然人。由于教育主体的诉求在新形势下产生了变化，也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做出适当的调整，并针对现阶段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方向，逐步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调整为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3]。并且，在工作中还应明确教育主线，切勿因主次矛盾以及主、支流间的关系而导致教育方向偏离，若存在此种情况，则会导致不能对存在的主要矛盾做出积极的应对，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功用性降低。新形势下所存在的主要矛盾既有信仰危机带来的思想意识松动，又有因道德滑坡而导致的政治思想沦丧。对于道德滑坡现象而言，其是现阶段由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主要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其具体表现是：对于物质的追求和享受占据了思想意识的主要方面，而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则极为忽视，或在与物质追求衡量后，对精神追求做摒弃处理。具有此种道德问题的人，很难以明确的法律与道德作为基准，不仅会演变成具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个体，更会导致道德与理念的缺失。对于此类问题，唯有通过以思想素质角度为切入点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使其逐渐具备相应的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同时，也会使其政治素养得以提升，并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三观。因此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秉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现阶段的新型思想政治教育做对比，便不难发现两者所进行教育工作的出发点截然相反，且天差地别。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为例，其出发点为“大家”，即国家与社会层面，而现阶段的新型思想政治教育，则侧重于以“小家”即个人或个体为出发点。这使得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长期的发展，虽未出现本质性错位，但却逐渐认识到此种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与约束性，不仅不利于个体思想的发挥，更会对个体的人性起到压制作用。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提出，则能够表明此种现象是时展所需要，且教育者应做出积极应对的与时俱进理念呼应。但这仅意味着教育者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明确受教育者的教育诉求，且与其教育工作不发生实质上的冲突，更不会影响到教育者的道德基准和所具有的政治立场。此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出发点，既能增强教育者的教育意识，又能较为客观地帮助受教育者提升自身的思想意识[4]，并且还能够使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增强，从而便于教育者达成教育效果。
（三）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工作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逐步树立起坚定的理论与学科自信心，这不仅是其从事价值观念教育的根本，更是促使受教育者提升道德意识与增强信仰的积极手段。其中，教育者所应树立起的学科自信由三点内容构成。首先，是学科基础理论科学性的确定。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充分结合我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学科[5]。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随时代的变迁与发展，逐步转变与完善，具备极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这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理论基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愈加具备科学性与价值性，这便为其学科理论基础做出了进一步的夯实。同时，在应用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教学实践过程中，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更要结合市场经济的现状，并将我国传统的文化内涵与精髓做深入且细致的探索和挖掘，以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性做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创新。其次，是学科价值性。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而言，其所创立的时间较短，需要通过时间来逐步的打磨和验证，并且通过具体的实践过程检验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所存在的诸多弊端。对此，唯有通过不断的创新和发展，才能逐渐消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的弊端与制约其发展的问题。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不同的教学方式所产生的教学效果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尤其在现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若采用传统的教育方式，将与时代和现状脱离。因此，应积极探索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并使其符合且满足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上述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变、错位的成因以及所做出的有效应对措施，可以清晰了解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涉及到的具体教育目标、方向、理念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与完善的。同时，传统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无论从观念、方式还是目标等方面，都难以满足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建设的需要，唯有使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随时代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改进与变化，才能确保不同经济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性符合时展需要，进而为此学科的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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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范文4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理论；结构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结构’涉及制度框架，‘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诺思指出，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借助国家理论，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使制度变迁顺利，降低变迁成本，抑制“搭便车”行为，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条件的变化、 相对价格的变化等）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经济方面，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第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第三，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同时，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同时，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1990年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诺思认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全球化时期，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观念的分裂，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上述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面对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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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范文5
德、英、美等国的学者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同样缺乏深入研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论述没有全面把握，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误解。本文仅对此作些剖析。
一、德国学者的上层建筑定义之缺陷
1998年，德国学者柯尔希纳、米夏利斯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是这样界说的：“上层建筑(nberbau)：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这个词条指出上层建筑是“比喻性”名称，但从中可以看出词条编写者没有悉心研究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予的各种不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意义之间曾发生过转变，因而导致他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大杂烩式的说明且具有随意性。词条把马克思并没有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列举其中，又根本忽略马克思曾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信用与虚拟资本这类内容，因而它貌似全面但实际存在缺陷。
其实，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时灵活多变、赋予它复杂多样的含义。这些含义主要有三种：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还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喻指思想、意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著作中则赋予“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柯尔希纳、米夏利斯的上层建筑定义中不仅未提及信用与虚拟资本方面的内容，也根本没有说明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只是将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等概念并列在一起，称它们是“比喻性的集合名称”。这显然失之笼统而缺乏精确。
只要具体分析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所喻指的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含义，就可以知道其缺陷何在。
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思想、观念，他主要是借助这一概念去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社会意识是超出社会存在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市民社会这种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及其作用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即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义上首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所指的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他们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他们在该书中还有“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提法。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他在分析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共和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时写道：“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思想家从理论上构造上层建筑的角度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及农民时，说在农民的“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
马克思更多的是在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或政治行为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这里引述一些典型的论述作为例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这里的“全部上层建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则是在“国家的政治形式”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的。在《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又有“国家全部上层建筑”的用法。他写道：“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也是用政治上层建筑概念喻指国家政权。针对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这样评论道：“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也几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即国家从事非直接生产活动的部门。他写道：工人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也赋予了政治结构的意义，并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的提法。在正式公开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作为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也是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尽管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tiberbau译为“上部结构”，但该概念用于揭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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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政治结构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是在谈及铁路发展的作用时写道：“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
马克思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政治行为，是在《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中议论英国时政，其意义具体指的是“内阁的擅权”。其行文是：“摧毁它的上层建筑，即内阁的擅权”。此外，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使用了“法律的上层建筑”提法，其意思就是指继承权：“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
上层建筑概念用来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汇票等主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中。例如，马克思在《贸易和财政状况》一文中，在信贷与虚拟资本如银行券、债券类的意义上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他主要是引述伦敦的政府机关刊物《经济学家》的文字：“在这种资本的狭小基础上利用信贷建立起来的巨大上层建筑，不能不使人担忧。”马克思在摘录经济学家配第的《赋税论》时，其笔录中的上层建筑概念之意义与货币流通量有关。马克思摘引的配第的原话是：“我断定，这一点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第3篇中，马克思在研究“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业利润和一般利润率”时，也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一般说来，商人和银行家自己的资本只是据以建立起巨大的上层建筑物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中，引用上层建筑概念具体指汇票。他引述的是威·里瑟姆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中的话：“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则是在信用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论及蒲鲁东主张建立无息信贷的银行并误解商品对货币的关系时，也是在信贷制度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说：“蒲鲁东发明‘无本文由收集整理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 du 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
由上可见，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主要包含三种喻义：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对其所赋予的含义发生过转移变迁，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变化，显然，说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是不周全的，它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只是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
二、德、英、美等国学者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种种误解
柯尔希纳等人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的界说不周全表明德国学者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缺乏系统全面的阅读，因而对上层建筑概念的理论造成误解。
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存在误解甚至连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也不能免。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也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只是片面地抓住马克思的某些论述做文章，他们在用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来观照马克思的学说时走人了否定这一学说的境地。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即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书中，哈贝马斯这样指出：“自19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而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曾经以这种格局显示过自身的优点。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diebasisideologie)实际上瓦解了。——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私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哈贝马斯在这里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他由此而出发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对上层建筑概念误解的情况在英国学者那里也同样存在。英国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并认为还存在“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英国学界自20世纪30－80年代，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这类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也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乔治·莱尔因(jorge larrain)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讨论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具体侧重“讨论意识形态与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莱尔因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的三维表现必须在意识的生产中得到检测。虽然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似乎限定在法律的政治的层面使用上层建筑概念，其他文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上层建筑概念则包括政治和意识两者。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三维表现想要表达的理念是社会意识形式不是自主的，它们不是来自于自身，其基础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然而“不难看到，三 转贴于
维性比喻的一些喻含意义有可能导致混乱，也确实引起与它想要说明的意义正好相抵捂。”在1986年出版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莱尔因对一些否定马克思“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的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他声称：对于“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他已在自己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作过论述，现在有必要探讨一下“批评家们的观点”。莱尔因写道：“也许，对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的最常见的批评是，人们无法准确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说明，如果不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普兰茨认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普兰茨，1971年，第42页)。海伯罗尔也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海伯罗尔，1981年，第48页)。--莱夫坚持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总的说来，‘基础——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莱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第172、174页)；在费尔恩和阿克顿那里，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费尔恩：《马克思的历史概念》，1939年，第101页；阿克顿：《时代的幻想》，1955年，第164—165、167页)”。从莱尔因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提到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只不过否定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学者是因为把上层建筑理解为社会意识，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社会存在而得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则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结构本身无法分离。不过，莱尔因接着指出英国学者科亨从两个方面反击了这些指责：“第一，他说明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区分是可能的，因为无需借助法律概念就可对经济结构作出规定；第二，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区分开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存在的定义中，不包括思想要素的运用”。但莱尔因认为科亨“把意识从上层建筑中排除出去，确实消除了基础——上层建筑结构中的某些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怎样认识意识的决定作用这一问题”。科亨的努力不是完全没有成功，“但收效甚微”。莱尔因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也没有系统研究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因而陷入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中难以自拔。
美国有些学者对上层建筑理论亦存在误解，一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美国学者更是否定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例如，约翰·麦克莫策(john mcmurtry)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意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政治本文由收集整理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麦克莫策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一政治的上层建筑以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麦克莫策这里其实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由于他持反对马克思的立场，最后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说明，反而从他手中溜走了。
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弗·杰姆逊也是因为误解上层建筑理论而认为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经典式的区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这样指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这一理论属于十九世纪所特有的对意识的复杂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也许首先可以看成是弗洛伊德尔后所称的思想界的‘哥白尼式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是，在社会自身发生改变的今天，“马克思经典式的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这种区分似乎可以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绝然分开”。
这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概念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政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政治形式多样化、网络化，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然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子系统的地位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或溶解于另一个子系统经济基础中。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等说法，其原因是未在政治结构意义上理解上层建筑，未仔细辨别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苏联理论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于是产生了莱尔因所说的那种理解困难。同样，杰姆逊也是因为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完全等同为上层建筑理论，才会产生“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的看法。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他看到了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入生产力的实施之中，却从此出发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内在相关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区别的一面，可惜却得出了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归结起来看，国外学者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 转贴于
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作为国家政权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独立存在。(2)由于对“观念的上层建筑”关注较多，又受苏联理论界尤其是斯大林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作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个所谓的难题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然而，这些学者在没有弄清问题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只能混淆问题而不可能解决重构的问题。
三、西方学者误解上层建筑概念的其他因素分析
百余年来，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中包含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或国家政权意义被学界引述、研究和争论，因为它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息息相关，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学界争论的问题，也是苏联和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这种情况，首先可从语言学寻找原因。考茨基在192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明“造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误解和解释”。“这种情况，一部分也许是由于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比喻而引起的。比喻即使用得十分恰当，也永远是不完全的，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考茨基指出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的看法十分正确。
确实如考茨基所说，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已造成历史性误解。这也许是语言文字的本性使然。马克思在表述上层建筑时使用了灵活多变的话语，但他使用的是传统人工语言之一的字符语言(又称书面文字语言)。这种语言虽然能够突破时空定位限制进行表意传情，但它毕竟不是数学语言(如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式：e＝mc2)或数码语言(数字和代码语言，如计算机语言)那样内涵精确、极度抽象并呈中性化、能够完全突破时一空定位的约束。传统字符语言虽然每一独立的意符及引申外延一经约定俗成其所指意义就明确无误，有一些能够长期保持不变，但也有许多有关人类社会的意符却会随时而变。这就会造成读者对作者的误解，尤其当读者面对那些超时空的书面文字语言时，这种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故此，当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著作时，由于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误读误解就在所难免。字符语言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带有情感色彩，而且还有比喻、隐喻、讽刺、影射、反语等非字面含义。如果读者与作者不处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或只按字面意义去进行理解，就不能准确把握作者在文字中的表意传情，准会发生误解。
当然，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没有全面、系统阅读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没有把握上层建筑的全部喻义。上层建筑概念包括信用和虚拟资本、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政治权力等含义，在争论中西方学者基本没有关注或涉及。从语言学角度说，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些属于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金融学领域的内容最需要的是概念明晰、观点清楚，比喻性的说法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记载这些内容的文字虽然同样含藏于马克思著作中，以文本形式存在，但并没有进入理论界的视野，理论界和哲学界将它们似乎忘却了。至少，从当年马克思的追随者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到苏联、中国及东欧诸国的理论界和哲学界，再到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及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中所包含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内容。
上层建筑概念的多种含义表明，对马克思的每一次上层建筑概念具体使用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任意将其含义混淆或任意换用，也不能将其全部含义字典式地罗列起来，如不能因马克思用上层建筑喻指过信贷就把“信贷上层建筑”也列入上层建筑总概念。并且，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随着他思想的发展，他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更加确定地赋予了“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这表明，以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为界，马克思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根本性的转移。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深刻思想和巨大影响，理论界、哲学界更加关心它涉及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朗：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显然，上层建筑的含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和变化。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已经不是用来指称社会意识，而是用来指称与经济结构相对称的政治结构。并且，上层建筑含义由意识的规定向政治结构的规定转移、变化后，在马克思那里不断得到强化。1872年，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更加明确地在“法律的政治的”结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在《资本论》(第1辑)第1卷第1章的第31个脚注中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但马克思在引用中作修改时不仅把直接引证变成间接引语，并且把“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语作了删改：“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一删改把上层建筑的规定变得简单、明白，“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一语删除后，社会意识形式不再被表述为一种独立的上层建筑形式与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立或外在地结成一体的东西了。这同时为后人理解他的上层建筑概念意义重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不像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 转贴于
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范文6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