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1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制度
一、西方政治经济学及其相关形态
西方政治经济学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现代社会。16世纪初叶的欧洲诸国，尤其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孕育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17-18世纪，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和重农主义等三个典型的早期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态日渐成熟，其中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为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亚当，斯密可谓早期现代(earlymodern)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真正地塑造出一门现代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经过李嘉图、马克思以及诸多19和20世纪经济学大家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思想更为广阔和多元的理论场域。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演变、发展甚至在20世纪以来的衰落，这不是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本文着重予以说明的是两点。第一，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国家构建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之双向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有关国民财富的性质与产生机制的理论探讨，它是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劳动分工、货币流通、信托资本以及自由贸易乃至商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相关联的，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必然要与上述的诸多因素贯穿起来综合加以探讨，也就是说，一个脱离了现代政治和现代社会的完全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尽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与早期现代尤其是与英国18世纪的政治构建和市民社会密切相关的，第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趋势，那就是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度繁荣之后很快就开始趋于衰落，甚至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领域，新古典经济学诸如货币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等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近年来在经济学界，一种去政治经济学或反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大行其道，这其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这样一个过程恰恰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在西方业已完成，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或现代社会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化构建之完成，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有关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制度前提已经确立，因此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使命也就完结了。现代经济学则是在这样一个前提和预设之下展开有关国民财富发生机制内源探讨的，在这里基本的政治的外部性问题不再作为一种变量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
如上所述，本文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概括，那就是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两个基本层面的内容，一是构建一个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前提性制度框架(尤其是国家的框架)，另一个层面，则是探讨在这个框架之下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之间的关系以及围绕着国民财富而发生的有关劳动、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领域的诸多经济、政治关系。上述两个层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现代经济学则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了较为系统性的层次分离，把原先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作为外生变量置于经济学范畴之外，将政治的归政治、不放在经济学语境中加以探讨；而集中探讨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并由此分化出诸多理论流派。所以，现代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个层面问题的专属性学科制的分化与扩展，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现代经济学不再处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而是把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经济学的政治性(国家、层面的，非政府政策层面的)，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或预设而设立了。只不过由于现代经济学的滥觞，原先自明的前提设立反而在它们的局部扩展中被一步步抽空了，以致于没有谁再提及，就像政治学的利维坦，大家都把它忘记了，或者说它主动藏匿起来了(有人说它在沉睡)，但是，藏匿(沉睡)不等于不存在，一旦需要，它会苏醒、现身，那时将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个现代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微妙而严峻的关系，将会铸成大错。
在主流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之外，本文还要扼要说一下另外几种变异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政治经济学。从学术谱系来看，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奇特而伟大的产物，马克思接续英国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把19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德国的黑格尔哲学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种新型的通往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按需分配的社会，所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有关财富(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性也就毫无意义了，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最终导致的是一种绝对政治的去经济学。从这个视角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或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是他的最高教义，这与西方现代去政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的经济性)恰恰是截然相反的，而它们的实质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层次的问题，即政治性与经济性，各自发挥到极致。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列宁、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过是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教义实证主义化了，搞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这个模式把马克思政治浪漫主义(不可实证性)硬性地予以经济化，最终只能导致哈耶克所谓的“奴役之路”。此外，需要补充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学术框架内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形。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诞生出“分析马克思主义”，有罗默、普沃斯基、艾尔斯特、鲍尔斯等代表人物。这些学者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剥削等概念，也取得了与新古典经济学类似的技术性结论。然而这种分析马克思主义，割裂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观念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联，实际上也是将马克思的思想工具化了。虽然他们也有很多重要的研究结论，甚至也能为新古典经济学者所接受，但仍然是将马克思主义去政治化了。
第二个是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左派的中心一依附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总的特性来说属于一种“内政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它主张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资本无国界等，但其政治性主要涉及内政，构建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制度。当然，这种政治经济学也不乏具有那个时代的准帝国性和全球性，但它的政治经济学之政治的中心还是内政的，也就是说，构建一个政治的与法律的国家制度为其治理下的国民财富或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提供保护机制是其政治性的内涵，至于国家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其外部延伸。现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颠倒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上述主次关系，它把国民财富的基础归结为国家间的基于国际政治的经济结果，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政方面被它们淡化或遮蔽，而放大或突出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性，并凸显出国际政治的丛林原则。
如果说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注重国际法、国际机制等一些法律化的制度建构对于全球经济财富的正面意义，那么到了现代左派尤其是一些激进主义的新左派那里，全球秩序就遭到了彻底的颠覆，诸如现代世界体系、白银时代以及中心一依附等一些批判性的社会政治一经济理论，它们从绝对政治的高度，结合后发国家融入现代化的失败教训，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帝国主义(通过科技、军事、金融等手段对于全球资源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的血腥掠夺)展开了满腔义愤的批判和控诉。在它们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绝对不平等的社会，西方国家的国民财富根本不是传统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是通过劳动、交换等方式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后发国家那里榨取和掠夺来的。因此，新自由主义等现代经济学完全是一派胡言。从上述意义上说，它们也属于一种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即国际的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本质特性倒是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同构，只是时代背景有所不同，而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去甚远，与古典正统政治经济学则大相隔膜。因为它们极其忽视内政的制度建设，对于西方国家的内政意义上的法治建设于经济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对于导致后发国家经济失败主因的法治的严重缺失只字不提，把责任推卸给西方霸权与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这种解释倒也轻松，只是如何建设。就难免陷入道德主义的乌托邦。
第三个我把它称之为一种现代、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严格地讲，也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分类形态。
其一，是布坎南等人一再论述的立宪经济学，在我看来，这种立宪的政治经济学只属于一种公共政策层面的政治经济学，或政府论意义下的政治经济学。这派经济学敏感地发现了现代主流的经济学那一套沉迷于关于边际效用、货币供应、消费偏好等纯粹的经济性，搞得越来越像代数学，忽视了现代经济的公共性，忽视了政府、宪法以及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它们关注政府失灵、公共性缺失、搭便车、权力寻租等问题，试图重新开辟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性维度。此时，它们更强调论述，一个政府或者说国家在一般日常政治条件下的公共财政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构建理论细化为财政手段，而给予精致的理性分析。诸如政府财政、税收、福利、教育、环保、医疗等重大的公共政策的政治一经济问题。应该看到，上述问题确实是困扰着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些主要政治一经济问题，所以这一派经济学的凸显有着现实的社会背景。
其二，是阿罗开创的社会选择理论，以及卢卡斯、萨金特等人的从新古典经济学内部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前者主要探究社会偏好加总、集体一致的逻辑基础、功利主义的基础以及投票问题，其理论核心是几个不可能定理。如阿罗不可能定理、吉巴德不可能定理、森不可能定理等，证明了现代政治理论根本逻辑前提上的困境，以及解决这些困境所要放松的前提假设。这些理论与正义理论、权利理论、契约理论等现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论题有许多重叠的部分，然而毕竟过于抽象和理想化，缺乏历史维度和实证方法，不能对复杂的现实政治问题提供直接帮助。后者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其要点是把政治“内生化”、“经济化”，即将政治博弈、政治策略、政治周期等看作经济增长和波动过程中的产物，以技术进步、知识创新和结构调整等外在冲击作为经济一政治变动的根本动力。
其三，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最典型的如经济学界新星阿西莫格鲁的《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所表现出的研究路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兰德斯的国家起源理论和格雷夫的以博弈论重述市场发生历史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分析工具进入经济史、政治史提供了可能。阿西莫格鲁、迪克西特、巴泽尔等人，以更精致的数学工具综合了上述这些思想，从国际政治、经济历史中抽象出可供分析的制度类型，加以分析。这套分析在探讨局部制度方面非常有力，也能获得实证的有力支持，然而它却无法推广到对一般政治的讨论，故而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我所谓的第三种现代的政治经济学还有阿克塞尔罗德的通过复杂理论、计算机仿真技术来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美国麻省大学的“桑塔菲学派”等。但是几乎所有上述的现代新政治经济学，它们的研究都忽视了对国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具有某种去政治化的倾向。
二、新中国两个30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转换
现在我们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关于中国现代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的同构关系，我在自己的多篇论文中曾有过专门论述，基本观点是：从政治逻辑的层面来看，中国现代社会还处在一个早期现代的发展过程之中。现代政治(国家一自由政体)和现代经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都还远没有发育成熟，因此，我们类似于16-19世纪的西方社会。而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生机制从一开始又是处在费正清所言的刺激一回应的模式之中，与西方那种(相对而言的)自生演进秩序具有发生学的差异。尽管我们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15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500年的历程，但其中很多关键的结构性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逻辑是超越不了的。当然，我也一再指出，这个逻辑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也无法克隆、照搬西方曾经走过的那一套，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忽视或跨过这个历史的峡谷，一步就与西方现时代比肩而立共同迎接所谓后现代社会。在上述这个逻辑的大趋势之下，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本文并不准备处理鸦片战争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是简单谈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60年，可分为两个时段，前30年与后30年。前30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发轫、推进乃至破溃的时代；后3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这个时代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轫与发展并且面临巨大危机的时代。
下面我着重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两个层面审视一下中国这两个30年的演变。我前文曾经论述了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所展开的两个基本的层面以及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转变，指出政治经济学的退却与现代经济学的凸显。从形式上来看，中国的这两个30年，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所具有的意义相比西方来说，却是大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在前30年是一个变异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最后与之伴随的是国民经济即将崩溃，而后30年的经济学，则又是一个水土不服的现代经济学，以至于到目前，为世人痛斥，难以为继。其实，在我看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之双重失败，从一开始就隐含在其内在逻辑之中了。
我们知道，西方现代社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两个任务都是建设性的，一个是构建一个现代的国家，一个内政的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关的政治的公共性；另外一个则是在上述的政治公共性的保障前提下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从而催生出一个蓬勃发展的国民财富的动力机制，由此构建出一个基于以国民财富的发展为目标的市民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构造原理，是藏富于民，也就是说，一个现代政治只有把财富的动力机制交付给作为个人的公民个体，由他们自主地追求他们的合法利益和满足他们的需要体系，并通过法律机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一切非法的侵权行为，维护一个有序的秩序与市场秩序，那么，这样才能够培育出一个繁荣的市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一派，如亚当·斯密，他们强调劳动分工、看不见的手、自由的交换机制，通过最大化的释放个人的能动性，调动起每个个人追求财富的创造能力。这一点与重商主义不同，把财富放到自由市场的生产与流通之中，放到个人手中，由他们去创造，而不是通过国家，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础。这派经济学因此强调法治、产权保护、自由秩序，这些到了现代经济学那里已经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为所有的现代经济理论所接受。
但是，我们看到新中国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政治经济学说到底是一种公有制前提下的计划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没有计划。个人在自己的经济行为中按照自己的理性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当然是有计划的。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计划往往会被社会的偶合市场秩序所破坏，而这恰恰构成了自由的市场经济之动力机制。就整个社会来说，它是一个自生秩序、在法律之下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为主的市场经济，是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国民财富的症结点，但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与此完全相反，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央计划主导的、低效率的、没有给市场经济留下任何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对此，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派都有过系统的批判。
后30年可以说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开启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30年校正了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的某种重大的偏差，摆脱了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搞出了一套新的模式，但是，问题恰恰也出现在这里。因为中国后30年的现代经济学，它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可是这种现代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在中国却是阙如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为共设和前提的现代国家与法治秩序。因此，在这样一个空白点上，将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直接吸收过来，企图催生中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中国的国民财富的健康发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现代经济学或者说所谓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所导致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里的后30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是后30年中的后15年。正是在这一段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学彻底甩掉了政治包袱，以独立的、由现实的经济增长赋予合理性的姿态，在中国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两股力量起到了极大作用。其一是大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教育。中国大学的经济系以“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为主要目标，以学习和写作规范的新古典经济学论文为手段，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教材，突出数学工具，而相对忽视理论对现实的描绘与阐释。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系学生出国和学成归来，随着一些著名高校相继建立专门培养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的研究中心和培训班，使得经济学完全被西方经济学所挟持，变成一件无可改变的事情。其二是现代新兴媒体在本世纪初迅速崛起。以《财经》为代表的现代财经媒体的崛起，大量研究者通过阅读和了解张五常的论文、随笔来学习经济学，他们的工作使得经济学门槛极大降低，许多普通读者藉此获得了丰富的经济学常识，同时也忽略了真实经济必须要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要素相结合的复杂性。这方面的影响也使得经济学逐渐变成“黑板经济学”，而不再思考它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变得越来越教条。
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学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原理，其有效的半径是受到限制的，它是以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涵盖下的领域为前提的，在现代的国家制度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的地域，这种现代经济学的功能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前苏联解体之后，在相关国家进行的所谓“休克疗法”，即企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失败是必然的。因为现代经济学并不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那种双重的功能，它只能在一个完备的体制内塑造出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前一个基础。结果将是不可预期的。同样，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由于后发国家大多并没有经历过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双重的构建过程，现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那里的市场秩序的建立、扩展、功能也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独特情况，即一些威权国家或地区通过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某个时段内较为积极的成果，如曾经显赫一时的亚洲“四小龙”等。这些相对成功的案例，并不能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多大的特殊功能，而只是表明这些威权国家，至少在形式上与国家有某些相同之处，大致具备了一些作为现代经济学所必须的政治要素，例如稳定的乃至法治的秩序。
新中国的后30年是一个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30年。我们既不像前苏联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全盘解体，也不像后发国家那样陷入中心与依附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能自拔，而是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这一模式，固然成绩卓著，但问题也不小，在政治体制不改革的情况下，经济改革难以单腿独进。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乃至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关口，或者其扩展空间已经用尽。经济的问题经济解决，政治的问题政治解决，这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平衡的结构，我们现在是到了重提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了。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到了举步维艰的现时代，关于经济改革的反思，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声讨，乃至对于整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已经变成了公共话语，对此，我们应该审慎地对待。我反对那种情绪化的道德批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哪些是它们能够做的，哪些是它们做不到的。我觉得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30年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第一，它们有效地破除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一套计划经济，把一个西方社会的完备的主流经济学植入到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之中，没有这一派现代经济学的持久努力，我们很难走出政治经济学前30年之窠臼。第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在一个独特的政治条件下进行的，在有限的空间下，新自由主义努力推进个人产权以及市场经济，力主国退民进、市场秩序等等，致使一个相对的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起来，30年的成就可圈可点，不容抹杀。
问题在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盲目回避问题，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理论的限度与实践的边界，企图用经济化约政治，用现代经济学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现代经济学家只是一种专业化的经济学家，也大可不必要求他们担当政治经济学家、宪法学家、政治学家所应承担的学科责任。而且，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诸如贫富不均、权力寻租、黑社会化问题、国企垄断等等，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力解答的。为了应对上述问题，现代经济学有必要重提政治经济学，我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何种政治经济学?本文在前面曾经归纳了政治经济学的几个形态，总的说来，大致有三种：一种是英国的洛克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华勒斯坦、安德森等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三种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来说都有重大的相关性，而且它们又都是各自独立的，有些甚至是相互对峙的。如何把握这三种政治经济学的各自本性，结合中国60年尤其是后30年经济变革的状况，选择一条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道路，不但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我们先来看第三种。这套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严密的理论形态。它们是多种各自独立的社会与经济理论的通称，如佩里，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思想，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弗兰克、卡多索、阿明的中心一依附理论，等等。总的来说，这一套繁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他们的一些核心理论观念来自马克思与列宁，尤其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列宁的被压迫民族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是他们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他们又都是一些后发国家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反全球化的理论。他们对于人类历史，尤其是世界经济史，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一依附的历史叙事，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凭借政治、经济、军事与科技霸权，不公正地掠夺了全球的各种资源，造成了人类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因此全面对抗西方帝国主义才是经济学的本质所在。第三，这派经济学是一种单纯的国际或全球政治经济学，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去处理后发国家的建设问题，一股脑儿地迷恋于对抗全球一体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全球垄断和资源掠夺，他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绝对化了，严重忽视了作为内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关注后发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及国家和市场经济之平行的内政制度构建。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某些理论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的新左派就完全接受了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铁幕之中，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打破全球资本主义垄断对于中国人民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奴役。从而获得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解放。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还远没有摆脱这个政治经济学的约束，甚至在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这种政治经济学又以某种新面目出现，例如，政治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命脉的全面掌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宪法确立，国有企业的强势垄断，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变化。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没有任何变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周边地带还是让渡出了一个市场经济的空间，单向度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瓦解，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在法制建设并不完善的前提下，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勾结的黑洞出现了，并成为中国社会许多问题的原因所在。对此，如果全面回复到前30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去，全面清除市场经济，或许从理论上说可以解决上述黑洞问题，但改革时至今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复辟如何可能呢?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2
关键词：中国政治；政治经济化；基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4-0164-0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政治理论的发展与经济文化的建设上来，并制订了一系列促进两者发展与完善的措施。通过对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大致经过了翻译介绍西方理论、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重新审查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四个阶段。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为加快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必须要就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经济是政治变革的动力与制约因素
在人类社会众多的活动中，经济活动是最主要的，但是在社会的实际发展中，经济活动始终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与欲望。究其原因，在于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无止境的，但提供和满足人需求和欲望的经济资源却是有限的，两者间的矛盾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难以回避的。为此，需要利用一定的方法、手段或途径对人的无限需求进行一定的规制与约束，从而使有限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并始终保持人类社会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正常、有序运转。而上述中所提到的方法、手段或途径其实就是人们所制定的各种制度、标准、准则等，具体表现为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伦理道德准则。在此可以看出，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创造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但凡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各种经济关系都成为了社会经济变革的根本动力。
但同时，经济又是制约政治变革是否成功、是否合理、是否有效的制约因素，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治变革的方向必须始终与经济形态的转型和发展相符；其次，政治形态的合理边界是由不同经济形态对政治管理的需求程度来决定的；最后，所有历史时期中的政治活动的目的都是恢复、发展、繁荣经济生产活动。而经济对政治变革的制约因素其实还体现在一旦政治违背了上述任意一点，都将损害国家经济的发展，甚至造成政治混乱。
（二）政治是经济发展的引导力量和服务工具
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非理性发展趋势以及存在主义的历史惯性。就封建社会中的自然经济来分析，如果任由其自生自灭地发展，其会永远陷入到“土地相对平均分配―土地兼并加剧―土地日益集中―人地矛盾逐渐激化―被迫进行改革或爆发农民起义”的历史交替中，而这从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替周期中就足以证明。
在社会权利体系中，政治权利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政治作为引导和服务经济发展的力量与工具，其主要体现在对经济“量”与“质”的影响上。所谓“量”，其实是指通过利用政治权利来改革社会体制，从而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所谓“质”，其实是指政治活动的运行应当满足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并不断调整使自身适应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实现经济“质”的提升。
二、政治经济化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
从社会结构来说，经济决定了政治这一上层建筑，而政治存在的本质是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政治为经济的服务程度与经济的发展形态关系密切。若经济形态越高级、越复杂、越先进，那么政治为经济的服务程度就越高，必要性也就越强。当代社会，工业经济与后工业经济占据着主导，不管是从范围、深度、广度等各方面来说，经济活动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水平，而伴随经济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经济发展中需要的金融资本、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资源要素也就越复杂，这时资源的稀缺性也会越发明显。从这不难看出，当前全球的政治活动都面临各种管理任务增加的问题，由于这些任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紧密，因此促进经济发展便成为了全球各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任务，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化成为了当代政治活动的内在属性要求与基本特征。
从客观上来讲，政治经济化已经是各国政治活动的普遍特征，但由于国情、国家性质的不同，政治经济化运行机制及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同国家也是不同的。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政治由资本主义力量来主导，这时的政府实质上成为了资本家的“雇员”，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其政治体系的构建是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中按照“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原则自上而下形成的。虽说中国政府的目的是为解放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由于经济资本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作用，使其始终无法脱离国家的引导与规制，因此其并不能成为主导国家政治的力量。
当代中国的政治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即先由国家为适应一定阶段内的经济发展需要而提出一个中心任务或目标，然后由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各级国属社会组织、各级国家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国家宣传机器、教育机构等在学习这一中心任务或目标后，依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或目标，在各自职能的引导下开展相关的活动与工作，并最大限度调动各方力量与资源来实现这一中心任务或目标。比如，中国曾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就对弥合、转移了中国内部各组织、团体、群体间的矛盾，使其协调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正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涵及特征。
三、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
（一）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积极影响
从上述的分析中不难看出，随着社会发展的深入，政治经济化是必然的需求，更是推动中国政治合理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引导中国政治经济朝着更专业、科学的方向发展。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已经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规律和条件，而这也进一步影响了政治经济化和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形成。基于现实情况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实受限于诸多因素，而只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才可根本上提高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从当代中国经济体制的规律性与科学性角度来看，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科学、专业政治活动；而从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来看，不管是思想、邓小平理论，亦或科学发展观等政治思想，都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因此，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科学化、合理化、专业化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和特色政治模式的影响，需准确把握中国的经济体制发展特点。从当前来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实现既有的、未经过政治改革而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因此要求必须坚持政治经济化发展方向，以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原动力与保障。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由传统、单纯的直接管理转变为多元、综合的管理，且政治经济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政治中所用的语言体系、主要议程以及运行手段变化更加明显。
政治经济化的发展不但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参与主体的变化，而且还使参与主体的数量得到了不断扩充，并跃升为提高参与对象积极性的重要方式；同时，其还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包含的与法制建设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由、交换、平等以及法治等内容的发展是以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为依据的，可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的动力在于政治经济化。
（二）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消极影响
政治经济化在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推动政治科学化、专业化发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等积极影响的同时，还给当代中国政治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第一，虽然政治经济化为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但其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体系运行的安全与稳定。且随这政治经济化的不断发展，在短期内政治参与诉求的效益得到了大幅提高，这使原有的政治体系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多元化政治理念在传播的过程中也造成了政治体系在意识形态上的不确定性。
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不但要清楚认识并利用好政治经济化带来的积极作用，更要重视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必须要客观对待、冷静面对，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又要保持政治改革事业的继续前进，并正确认识、处理、发展好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化。
参考文献：
[1] 谢敏，唐元松.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治与经济关系演进论析[J].岭南学刊，2014，（3）：30-35.
[2] 吕静.浅议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J].行政与法，2014，（12）：13-16.
[3] 潘云成.论梁启超对贵州近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影响[J].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6）：799-802.
[4] 王海立，陈波.能源经济政治化的缘起、表现及影响[J].江汉论坛，2016，（7）：44-47.
[5] 陆夏，程恩富.英语霸权：政治经济文化“美英化”的历史产物[J].求索，2016，（11）：10-15.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3
一、引言:分析“政治经济学”概念演变的必要性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经济学家使用最为频繁、但内涵指向却差异最大的经济学概念，不仅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时代的不同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如何管理国家资源以便创造财富的科学;马克思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有关特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马歇尔认为应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萨缪尔森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无异。而随着近年来“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关于“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更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如关于政治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概念界定及研究趋势的分析，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中国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杨龙(2000)[2]、陈振明、黄新华(2004)[3]、贾根良(2004)[4]、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马克•布劳格(Blaug)一直强调，经济思想史研究最为关注的，并非某些经济学家的特定理论，而在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性突破，即经济思想的成长[8]，或按照熊彼特所强调的，是对经济分析史的考察。“所谓经济分析史，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9]15如果用哲学语言来表述，经济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经济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历史。马春文认为:“解释政治经济学，就要作一部政治经济学史。”[5]57他强调，对任何学科中的重要名词解释，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复观所说:“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有关的重要抽象名词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导入了‘发展’的观点，从动进的方面去探索此类抽象名词内涵在历史中演变之迹;及在演变中的相关条件;由此而给予了‘史’的明确意义。”[10]1，在“新政治经济学”已成为今日国际学术研究热点、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渐趋成熟、论文和专著大批发表的有利条件下，我们可以借助徐复观所强调的“发展”观点，从动态角度来探索“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演进过程，并藉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当代研究提供更为严谨的分析视域。
二、早期学者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学者的著作中，经济学是从属于政治学的，各种萌芽的经济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学著作中才能找到。这种一切社会科学统归于政治学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国早期学术研究的共性之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隶这两种关系，首先产生的是家庭。赫西奥德(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说得很对，他说，先营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这就是经济学的最初含义。从词根上来看，“经济”(econom)一词来自于希腊语，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务”，“nom”的意思是“规则”、“法则”。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经济学代表着“家庭管理的艺术”(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隶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国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国家管理，就成为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亚里士多德写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种结合，用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当若干家庭联合起来，其目的不止于满足日常需要时，这就出现了村落。……当若干村庄结合起来成为社团时，其规模已经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给自足，于是产生了城市国家，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续存在，则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很明显，城市国家是自然的产物，而人类则天生是政治动物。”[11]5－6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政治，就是集体之事、国家之事，而个人是非常自觉地参与到集体之事、国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与国家管理相统一的，个体经济自然就是国家经济的一部分。此时，政治学与经济学天然统一，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天然统一。
三、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概念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这一术语最初出现于17世纪初期的法国，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论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经济学”。[12]13这一术语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概念而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经济学、国家经济学概念的引申和强调。在法语中，“政治的”含有宏观的、宏大的含义，此时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国家等于家庭经济学对于家庭。”[13]1又如麦克库洛赫的解释，“经济(Economy)一词是从希腊字(家或家庭)和(规律)两字演变而来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说政治经济学之于国家，正如家政学之于一个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经济学家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主要是为了强调其所分析的是与国家管理相关的经济问题。翻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类似的说法俯拾皆是，可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几乎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学问，或者说是研究国民财富的学问。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还未从政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中分离出来，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政治经济学并非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经济学，更不是政治问题的经济分析，他们所强调的是宏观的、整体的经济问题研究，这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说:“政治经济学是原初的社会科学。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等人均是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社会体系。直到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才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15]1在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还在大量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早期经济学家只能在道德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的课程体系里谋求教职并讲授经济学。正是基于多学科杂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融于一体，既表现出严谨的科学求真态度，同时又抱有强烈的社会变革理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看作是古典时期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统一的典范之作。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旨在揭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灭亡)的规律。马克思有关商品、价值、货币、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生产价格、地租、利息等范畴的分析和演变，无疑是采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个别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而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预想，则明显带有规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主要靠实证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须做规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周守正教授所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又是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的统一。[16]研究对象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性经济问题(财富的增长与分配)、研究领域体现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统一，以上三点，共同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与理论特色。#p#分页标题#e#
四、古典政治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
19世纪中后期的经济学发展，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经济学日益从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而具有其独立的学科属性，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学所独有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正在逐步成熟，经济学的“科学化”倾向日趋显现;二是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政治经济学日益从原来的宏大或宏观问题的研究转向个人经济行为、尤其是稀缺条件下选择问题的研究。在此趋势下，斯密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步为体系严谨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取代。
(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
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写道:“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一到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对他就有了裁判权，至于一般福利是否将因为对此有所干涉而获得增进的问题则成为公开讨论的问题。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或者除非他们愿意就不需要影响到他们时，那就根本没有蕴蓄任何这类问题之余地。在一切这类情事上，每人应当享有实行行动而承当其后果的法律上的和社会上的完全自由。”[16]89－90①约翰•穆勒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当个人行动没有危害到其他人利益时，即不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伤害时，政府不应对个人自由有任何的干涉。私人领域与社会领域应该天然地分开，政府所应充当的职责仅限于社会公共事务，其余的，则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如果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论述，那就是说，私人领域可以通过自发的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最优，当有人破坏最优均衡时，政府才有权干涉。这样，个人与国家、经济与政治、市场与政府被区分开来。这一区分使经济学研究开始向“私人部门”倾斜，“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意指国家的、宏大的)含义开始淡化，基于研究领域的划分(见表1)，“政治经济学”概念开始向“经济学”概念过渡。
(二)内维尔•凯恩斯的“两种”政治经济学
在内维尔•凯恩斯看来，19世纪末的欧洲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一种是“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政治经济学。这种“二分法”实际上是对当时“英国学派”与“历史学派”相互对立情况的客观反映。内维尔•凯恩斯非常明确地将政治经济学划入了社会科学，而非政治科学。“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政治经济学最好被描述为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如果要在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之间画一条界限，尽管有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名称，它仍然应该被归为前一类，而不是后一类。虽然有时候它也需要关注政治的法律的条件，但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们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人们的政治关系。”[18]61在内维尔•凯恩斯看来，“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便是一个与经济现象有关的学说的整体。”[18]2在这里，政治经济学(作为严谨的社会科学体系)不应再成为政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的附庸，政治经济学应该从多学科中分离出来而有其独立的科学形态。如同班克斯和哈努谢克所言:“这种学科分立的最重要含义是走向更高程度的专业化。经济学家专心致志地研究市场活动，并在很大程度上将政治与制度结构视为给定。另一方面，政治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研究在非市场状态(nonmarketsituation)下制度如何与个体互动，以及个体如何为制度塑型。这样的专业化具有相当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在限制了研究的范围之后，许多分析变得更易于处理了。此外，由于理论发展的模式、经验分析(empiricalanalysis)所要求的数据，以及理解不同领域差异所要求的专家知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立推动了各自领域知识的快速发展。”[19]2
(三)罗宾斯的“经济学”概念
在经过约翰•穆勒、内维尔•凯恩斯和马歇尔的多年铺垫后，对“经济学”概念变革(去除“政治”二字)做出精辟总结的是莱昂内尔•罗宾斯。在那本著名的小册子《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罗宾斯着重论述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Science)的独立属性。他为“经济学”下了一个非常“纯粹”的定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因此，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只要达到某一目的需要借助于稀缺手段，这种行为便是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20]26在罗宾斯看来，经济学研究具有明确的科学属性，其所关心的是价值中立(即事实判断)的人类选择行为，而不是带有价值判断和主观好恶的带有政治学意味的古典经济学。基于以上分析，罗宾斯将古典传统下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政策经济学”，在他看来，政策经济学并非属于经济科学体系，只是应用了某些经济学原理的政论文。罗宾斯指出:“在诸如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些早期著作中，政治经济学泛指所有的有关经济科学以及经济政策理论的全部论述。……然而，近年来人们习惯于把‘政治’一词去掉，用‘经济学’这个词单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描述，而把有关什么政策才符合需要的讨论，归于另外的、尽管与前者有关但又与其明确区分开来的特殊的研究范畴。……这种划分方法有两点好处。其一，它同时分清了个人和集体在实现目的时会这样或那样受到资源稀缺的制约的行为的活动范围，其二，同时它也抛弃了，或者说意识到应该抛弃任何如下的假设，即对这些行为的概括中本身具有任何规范化的前提。”[21]5－6罗宾斯的论述非常清晰地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差异:(1)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群体和国家，而新古典经济学更多地强调个体;(2)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难以摆脱政治学的束缚而成为多学科杂糅的学科体系，而新古典经济学则获得纯粹科学学科的外衣;(3)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杂糅，而新古典经济学则以实证分析为圭臬，具有纯粹的科学属性，这也正是Economics与Economy的区别所在。①
五、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与述评
在方法论革命的推动下，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研究个体选择行为的纯粹科学的理论基石已经奠定，但始终未能真正摆脱“政策经济学”的“干扰”。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凯恩斯到加尔布雷斯，从阿罗到布坎南，在西方经济学界，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出现了复苏，更出现了所谓“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ics)研究热潮。#p#分页标题#e#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复兴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以马歇尔《经济学》为代表)统治经济学的最初岁月里，“政治经济学”已经从主流教科书中淡出，在完美的局部均衡的理论框架下，“看不见的手”使得经济活动秩序井然;而政府则恪尽职守，努力地扮演好“守夜人”。但1929—1933年“大萧条”的当头棒喝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再次将目光投向社会公共领域，去关注失业和社会问题。“凯恩斯革命”导致“宏观经济学”诞生，研究者对国民收支、公共财政、税收、失业等问题的关注，使得“政治经济学”再次回归到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视野之中。因为理智的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事实决不完全是或纯粹是经济的;总是存在着其他的———并且常常是更重要的———方面。”[22]5随着经济学家对国家经济政策和政府经济职能研究的深入，不仅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再次回归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规范分析也再次成为经济学家争论的热点，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著名经济学家，都曾撰写大量政治经济学评论文章。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方世界尖锐的政治、经济矛盾频繁爆发，敏锐的经济学家已清醒地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而为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区分，这一时期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家，都喜欢以“新政治经济学”来标榜自己的理论创见。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与引申
与内维尔•凯恩斯所谓的“两种”政治经济学的区分相类似，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形形的“新政治经济学”其实也存在着两种趋势:其一是上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继续将多学科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探求之中;其二则是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和分析工具为基础，不断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在这两种趋势中，第二种趋势已日渐占据主流地位，与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依附于政治学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新政治经济学时代，政治学正日益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方法论为基础来界定“新政治经济学”，则更应该称之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Neo－classicalPo-liticalEconomics)，如AllanDrazen所说，“新政治经济学不是对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简单复活。虽然其特征是它对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结果这一问题感兴趣，但新政治经济学主要还是根据它探讨这一问题的方法来定义的。具体来说，它主要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对经济的重要性来定义。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不仅体现在运用数学方法这种形式化的意义上，而且表现为它还是概念性的，它运用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因此，新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特色与其说是它的研究内容，不如说是它的研究类型。”[23]4与Drazen的观点相一致，TorstenPersson和GuidoTabellini在其合著的《政治经济学———经济政策解释》一书中，也将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包括博弈论)应用其中，借助精妙的数学工具，古老的政党问题、投票选举问题、利益集团问题、国际贸易问题等等，都采用了新颖的研究范式。[24]
(三)公共选择理论———主流“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研究，公共选择理论①无疑是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众多流派中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并且代表着主流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新古典经济学往往对社会选择(socialchoice)和公共选择(publicchoice)问题避而不谈，这主要是受穆勒“二分法”的影响，即公共领域的问题只要交给政府去办就可以，制度是经济体系(私人领域)的外生变量，不需要过多关注。但随着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对私人领域的影响日益加强，于是，围绕公权与私权关系而引发的政治问题(社会选择)，也日益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阿罗指出:“在资本主义民主下，社会选择基本上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投票，通常用于做‘政治’决策;一种是市场机制，通常用于做‘经济’决策。”[26]11在新古典经济体系下，一般只研究市场上的个人选择问题，而很少关注集体选择。自从阿罗提出“不可能性定理”后，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个人偏好进行加总来实现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或者说，在单个投票者偏好既定的情况下，应当选择怎样一种社会形态。这实际上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不同的投票规则下投票者所能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因此就使得当事人(投票者)慎重投票，否则投票结果将直接影响自己的收益。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为其带来效用最大化的商品，而在政治市场上，人们则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为其带来最大收益的政治家以及政策法律制度。根据汪丁丁的描述，公共选择理论有三个最重要的假设:(1)方法论个人主义，强调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一群“个人”的行为和个人对行为的“理解”构成的，这个视角或思路，一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2)“经济人”假设———所有政客关注的私利，并不比一般老百姓更少，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假设;(3)“政治交易市场”(politicalactivitiesasexchanges)假设，即把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看作市场交易行为，以权力为媒介，政治市场与产品市场并无差别。[6]46这三点非常清晰地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坚决贯彻。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常常被认为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但由于其在研究方法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直接继承，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公共选择理论乃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流派。
(四)“经济学帝国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领地拓展
从公共选择理论引申开去，可以发现，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众多经济学流派，都带有浓厚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味道，即都是试图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去解释曾经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公共领域内的问题。施蒂格勒的规制经济学、科斯的产权经济理论、诺斯的新经济史，再加上阿罗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这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共同之处即在于他们都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使制度和制度变迁、社会成本、政府和议会、公共选择、民主选举、反垄断等问题再次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p#分页标题#e#
更进一步说，加里•贝克尔关于家庭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的研究则使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触角逐步伸向全部社会科学领域，已演变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法和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种族经济学、宗教经济学、性别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出现，显示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生活力;一时之间，政治的经济学、社会的经济学、伦理的经济学、认知的经济学都出现在学术舞台之上，经济学得以再次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交融。但这次交融，已不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原初社会科学的简单延续，而是对古典时代多学科融和的一种“扬弃”，是在承认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基础上的一次“超越”。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经济学”到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新政治经济学流派的发展，再到“经济学帝国主义”大厦的建立，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被最大限度地拓展。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正以其自身的研究优势而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新浪潮，并预示着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4
②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些基本经济范畴的同时,赋予了这些范畴科学内涵,由此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变革,使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说根本性的超越。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根本性的超越,其首要原因是马克思找到了分析纷繁复杂经济现象的支点,即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商品。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7世纪将人口、民族或者国家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后来他们从这些生动具体的实存中分析出一些抽象范畴,如分工、货币和价值,但没有将商品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之所以把“商品”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的特点就是按照正确的逻辑思维方法通过概念、范畴的展开进行,而逻辑范畴的推演必须从最简单、最抽象、最基本的概念谈起,因为任何一个复杂事物中最简单的东西也就是最抽象的东西,它虽然抽象,但却是复杂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对马克思来说,“商品”概念就是他用理论的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起点。“商品”是一种怪诞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说,它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③的物:说它可感觉,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一种突出表现:“庞大的商品的堆积”;说它超感觉,主要是由于它“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④马克思以桌子为例来说明这种怪诞,在他看来,桌子的怪诞不是源于它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源于价值,而是源于商品形式本身,即商品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属性需要以一定的物质载体反映出来。物质载体在反映商品的社会关系本质时,造成了对商品本质的一种遮蔽,使私有制下的分工交换关系采取了一种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从而产生了商品拜物教。正是这种商品拜物教现象,使古典经济学家就此止步。他们将商品形式视为人类永恒的形式,没有追问商品的价值为何要采取交换价值的形式,即商品所内涵的社会关系本质为何需要借助于其他商品表现出来。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而消除商品拜物教,马克思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两种不同质的商品之间能够互相交换,它们之间质的等同性,也就是说两者之间能够互相交换比较的第三者是什么?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由交换价值进一步发现了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属性,它们分别由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生产出来。正是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使马克思避免了大卫?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缺陷。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马克思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的分析入手,才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和怎样形成价值的问题,并进一步由商品的内在矛盾研究了价值形式,考察了从简单价值形式到扩大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成的发展历史,为科学的货币理论乃至他整个的政治经济学找到了最基础的逻辑起点。从外在表现上看,马克思从“商品”开始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黑格尔把握问题的逻辑理路:从概念入手,通过概念的逻辑自我展开环节完成对于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这好像仍然是一个“头脚倒立”的体系,但马克思认为,这是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
也就是说作为科学上正确的叙述方法,它不同于充分地占有材料进行分析的研究过程。因此作为已完成对黑格尔“头脚倒立”体系颠倒过来的马克思来说,商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最准确概括。这一点和黑格尔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不同从根本上说就是“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正是由于这种根本的不同,商品内涵的这一社会“基因”伴随着马克思对商品概念的具体逻辑展开过程,在深层次上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
经济学研究与人的价值立场休戚相关。由于理论旨趣的不同,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目的上具有根本差异: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财富如何增长的问题,而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③虽然古典经济学家接触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的阶级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相反,他们对经济生活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层面,例如从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去研究经济范畴。这就使他们抽象掉了物与物之间发生关系的历史情境,客观上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世化和永恒化了。而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④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不是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要揭示财富增加的源泉,而是通过对这种经济关系的研究,揭示这种“物”的关系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怎样改变这种“物”关系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特殊性。“商品”的本质不是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物,而是它具有价值。而价值的实质是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它体现的是在私有制下由于劳动分工的存在,商品所有者在社会分工纽结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他的私人劳动同时内在的具有社会性质。但是要把这种社会性质体现出来,需要通过市场的交换来完成。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和价值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二者的纽结点就是货币,正是货币把价值的本质最深刻的体现了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货币是私有制和分工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实现的一种方式。资本的出现,则标志着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出现,它的存在以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为前提。正是借助于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资本实现了增殖,由此货币摇身一变而成为资本,而资本生产关系在本质上讲是一种权力关系,它以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剥削为基础,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劳动者虽然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然而它自身却一无所有。资本家以这种支配关系和权力关系实现了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马克思正是通过恢复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抽象掉时间维度和社会关系维度的经济范畴,揭示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存在状态。由此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是以商品为起点,依商品-货币-资本的演进逻辑分析资本的产生;进而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剖析资本周转、循环和流通的本质和规律;最后从整个资本主义总生产的高度通过分析利润的分配提出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这样马克思透过物的表层分析内在的生产关系,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主线,由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构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对“劳动力”的分析,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并为工人如何摆脱这种悖论式的生存状态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合理因素的过程中,以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变革和理论立场的转变。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说:“《资本论》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
①如果我们从方法论的层面审视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超越关系,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二是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方法论。从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看,马克思在宏观上主要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在微观上主要运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二者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首先从宏观上来看,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建构了一个圆圈式的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架构。以《资本论》为例:从总体上看,《资本论》是由三个不同等级的圆圈构成一个大圆圈。《资本论》共分三大卷,第一卷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经济)的总过程”。这三卷中的每一卷各是一个独立的开放式的圆圈,分别论述一个圆圈的内容,同时这三个圆圈之间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体。这三个圆圈的关系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关系。第一个圆圈是第二个圆圈的基因,而第二个圆圈是第一个圆圈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个圆圈是对第一、第二个圆圈的否定之否定,是在更高基础上向第一个圆圈的回归。因此可以说这三个圆圈是由三个不同等级的圆圈构成的一个大圆圈。其次,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来看,马克思主要运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5
关键词：宪法学 经济制度 上层建筑
在宪法学上,经济制度是一个存在分歧的概念,说法不一,不同的宪法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众说纷纭。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的总和。而前两种观点,把经济制度混同于了经济基础,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法律化了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而和经济基础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首先,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上层建筑由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及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常被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后者包括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等。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当中,政治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包括国家的制度、物质设施、政策、法令等等,是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分。
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一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该经济管理体制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
其次,从宪法学这门学科看,经济制度应属于上层建筑。宪法学是一门以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对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点,但归根结底,宪法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研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宪法的本质、特征、形成和作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解释、修改和监督,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宪法关系,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宪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国家形式,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政党制度,宪法的保障与监督等。这些都属于国家政权,属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都是政治上层建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依据,因而决定了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当中举足轻重,决定了宪法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一是宪法学属于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宪法确认的有关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原则、精神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二是宪法学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宪法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规范国家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有的学者从宪法学主要以国家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角度,将宪法学概之为国家政权之学,因此与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相关政策有密切联系。三是宪法学研究的都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国家性质,国家形式等。那么,宪法学所研究的必然也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也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因此,宪法学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既然如此,作为宪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自然也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6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同时，也被列为当代十大经济学派之一，是西方新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支撑。其之所以迅速成为经济学的一大派别，是因为它开创了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并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假说和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对西方的经济困境做了深刻的揭示: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失败而并非市场的失灵，这给我们提供了有意的启发。
尽管公共选择理论为世人知道的时间并不久，但是它当今已经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同时，它也被列为当代十大经济学派之一。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把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应用于研究西方政治过程。这样，它既为人们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为政治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应该再继续采用凯恩斯的研究思路。他将政治决策的分析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将经济分析进行扩大并应用到社会—政治法规的选择过程。同时，他通过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最终找到了其经济处于困境的原因: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失败而并非市场制度的失灵。
一、公共选择理论评述
公共选择理论既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涉及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领域。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它运用的是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而从政治学、行政学的角度来看，它分析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包括选民和政治家)的具体行为特征，同时包括由此引起的政治团体(尤其是政府)的行为特征。因此，学术界常常把公共选择理论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因为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政治市场中官僚的行为动机时，引入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并以此为基础，对官僚的经济人性质及其危害和治理进行了系统的剖析，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官僚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撕开了传统政治理论覆盖在政府官员身上的理想化面纱，触及了官僚关注自身利益的本质动机，有助于理性地认识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因此有时候又叫“官僚经济学”。
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选择问题，而公共选择就是指人们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机制)，是利用非市场决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说，公共选择在本质上，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过程。公共选择作为一种政治过程，它又有着不同的方面:即要经过立宪、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过程。在第一阶段即立宪阶段，所进行选择是制定根本性的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第二阶段即立法阶段，主要是在现行的规则和法律范围内展开集体活动;而第三阶段即行政和司法阶段则是个执行阶段，它将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具体付诸实施，并且执行各项决策。在这三个阶段中，问题最多的是行政和司法阶段，这个阶段的操作难度也是最大的，因此，通常认为这个阶段是公共选择理论最为重要的阶段。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来源:维克塞尔的公共财政学
公共选择理论来源于维克塞尔的公共财政学。公共财政学的奠基人是维克塞尔，他同时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人。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其绝大部分理论是研究财政方面的，而着重又是研究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政府所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公共选择理论在经济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布坎南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这将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
布坎南从维克塞尔的论文《财政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启发。后来，他的许多观点都来源于维克塞尔的财政学观点:财政学应该始终以政治过程的研究为前提条件;公共财政学与政治学有密切的联系，如果研究财政脱离了政治过程，那它还是传统的财政学，这并不能彻底地解决财政问题;经济学不应该只是被动地提供政策建议，而应该关心经济运行中进行政治决策的结构。布坎南等人继承和发展维克塞尔的观点，提出了政治决策的多种模型假设。他们认为政府的集体活动是盈利的，能够有利可图，而古典经济学不应该主张政府只是从事保护性的或非盈利性行业的业务。同时他们也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就能弥补市场的缺陷，而经济学应该研究政治的过程才对。因此，与其说西方国家经济困境是由于经济制度的失败，那还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失败。
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应用经济人假设及个人主义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也来源于维克塞尔的观点。维克塞尔认为，社会的总效用是由各个成员的效用加总起来的，而政府官员又总是从增加他们自身的效用出发来制定政策的.，也就是说总是站在他们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不会完全地从只是增加公共福利的愿望出发去制定对全体人员都有好处的福利政策;政府官员们能从政府的经济活动中得到好处，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仁慈君主。布坎南认为，政治官员同样是理性的、自私的，还有，他们也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行以后，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财政赤字有增无减，财政支出的很大部分都落入了政府官员的私人口袋。
公共选择理论还把交换关系运用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这一观点同样源于维克塞尔。维克塞尔认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个人是按成本——收益原则来进行决策的。布坎南把选票比喻成货币，认为选民用选票“购买”到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官员们正是利用对多数人都有利的政策来换取更多的选票，选票是连接选民与官员关系的纽带。这就好比消费者和厂商之间是用货币联系起来的一样。不过，经济交换和政治交换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经济交换只是一种简单的交换结构，而政治交换的结构则更为复杂。在经济交换市场上，个人在转让一种私人商品的所有权来直接得到另一种私人商品的所有权后，马上就会得到满足。而在政治交换市场，不能保证个人在投出选票后就能获得效用，而只有当个人与其他选民一起集体一致行动才能获得某种公共物品。同时，只有当选票达到一定的数量后，选民才能得到相应的等价物，这一点与市场交换却完全不同。
三、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之所以突然成为经济学的一大派别，是因为“它开创了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政治(即行政)过程，也就是说采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研究政治生活的内容，包括国家理论、党派政治、官僚体制、选举规则、选民行为等等”。布坎南在分析公共选择理论中所使用的经济学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方法论个人主义。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就是指把作为微观经济分析出发点的个人视为集体行为的出发点，把个人的选择作为公共(或集体)选择的基础。传统的政治学认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完全独立于个人利益的，国家和政府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唯一决策单位;而布坎南认为，“集体行动被看成是个人在选择通过集体而不是经由个人来实现目的时的个人活动，政治被视为不过是一系列过程，或一种允许上述活动产生的机构”，所以，人类的所有行为，不论是政治行为还是经济行为，都应从个人角度去寻找原因，因为个体是群体的构成细胞，是决策的基本单位，个体行为的集合构成集体行为。其实，市场过程与政治过程有相似的地方，在市场中，个人行为通常是经过市场发生相互交换、相互使用行为的，也正是这样产生宏观经济结果的;而在政治过程中也同样是许多个人行动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结果。因此，政治决策过程与经济运行过程一样，同样可以采用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
其次，经济人假说。所说的经济人假说，就是指把个人看作理性的自私的个人主义行为，同时认为个人天生就是追求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的，一直要持续到这种追求受到制约为止。在公共选择理论诞生以前，经济学与政治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是采取两种完全相反的标准，认为市场活动的主体是经济人，只受狭隘的个人利益驱使;而政治活动的主体由于是集体利益的代表人，所以只遵循公共利益行事。公共选择理论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同样的人可能因为从经济市场转入政治市场就由自私自利的利己者而转变成大公无私的利他者吗?如果在经济决策的分析当中，认为他是利己主义者，但是在政治决策分析中，同样的人却又变成了利他主义者，这样，对人的分析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基于这种认识，公共选择理论沿用“经济人”假设，将人的自利行为从市场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体现出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并以此为基点，把政治舞台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上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
最后，经济学的交换范式。用经济学交换范式来对政治活动进行研究，自然就会导致将政治活动归因于复杂的交换、契约或者协议。公共选择理论把政治过程看成一种与市场交换过程相类似的活动，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市场”的概念。所谓的政治市场，就是指人们在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候，同其他政治个体和组织发生相互关系的场所。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相类似，它也是由供求双方决定的。需求的一方是选民和纳税人，供给的一方却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不管是选民还是政府官员，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首先要对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衡量。如果一项集体活动的决策给他个人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需负担的实际成本，那么他就会投赞成票支持这项决策，否则他就要么弃权，要么投反对票。政治市场交易结构与经济市场的相似性，最终由人的自利本性来决定。
四、公共选择理论的现实借鉴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对政府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不但在经济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也为研究政府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研究途径。同时，它也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的一些共同特征，指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限度和政府干预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我国当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可以从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一些启发。
第一，政府必须把握好在干预经济活动中的适度原则，在政府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架构起一套激励共容机制。由于市场存在着一定的自发性，注定了会在有的时候失灵，所以政府就有必要对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但是，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并不一定就能弥补市场的不足之处，因为政府本身也有职能上的缺点，它也会失败。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发挥好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限度，使政府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而不是取代它;但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公共选择理论的结论，因为对于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官僚体制已达到极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适用的而且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理论，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的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没有政府的大量干预和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起一整套激励共容机制，这样政府利益不仅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反而更能促进公共利益。
第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进行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逐步转变政府职能。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具有相似性，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也有密切的联系。政治过程的缺点会对经济过程产生不良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虽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但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特别是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与效率改革等方面还存在许多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障碍。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观，为我们对政府、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所以，为了早日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依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第三，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将政府的决策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布坎南认为，由于决策者会被自身“经济人”的动机所左右，导致其对公共利益的理解难于切合实际;另一方面，由于决策者自利动机的刺激作用，使得他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不是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所以，政府的决策并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的决策行为，所以必须为政府制定政策建立某种规则和程序，以使政策方案趋于合理，避免决策失误。所以说，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逐步优化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系统，完善公共决策体制和相关规则，逐步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
第四，要正确看待政府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特征，并且适当考虑政府行为的经济效益。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政府无疑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但是，政府部门和其相关的工作人员对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我们不但要加以重视，而且要真确地进行引导，并进一步加以规范。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调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还有，我国政府机关工作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减少成本的激励机制，缺乏对经济效益的监控。依据公共选择理论，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特别是公共开支项目进行损益分析，以此评价项目的净收益及政府的绩效。
参考文献
[1] James.Buchanan: The Theory of Publics Choice[M].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2.
[2] 丹尼尔.缪勒:公共选择[M].上海三联书店，1993.
[3] 汪翔、钱南:公共选择理论导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