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范文1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范文2
【关键词】思政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问题；着力点
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其他各类课程“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至此，“课程思政”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高校各门课程建设与改革的重要实践。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础课程来说，“课程思政”的改革推进与建设实践工作，不仅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思政”理念的实施，同时，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础课程为依托，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研究，也能进一步促进“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理念的转变和实践的深入推进。
一、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是以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为基础，结合马克思《资本论》等相关原著内容而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政治经济学课程开设的目标在于引导大学生全面、系统、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与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与方法，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正确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历史形态所取代的基本趋势，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实践。如何更好地发挥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推进在思政专业基础课程中的“课程思政”建设实践，对于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后，强调不仅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要不断深入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2016年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政治经济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承担的不仅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使命，更需要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时代性、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特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作为思政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政治经济学在践行“课程思政”理念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强化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在课程的设计中更加关注党中央提出的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着眼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创新，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命题，探讨如何通过对新常态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内容整合、教学方法创新，提高教学效果，培育大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优秀复合型人才。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三者一以贯之，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知识掌握运用欠缺，就无法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法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内容。当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在“课程思政”改革整体建设中，教学与研究结合不够紧密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理论解释面临着更多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迫切需要涌现更多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应运而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进行了更有力的解释和引领。政治经济学课程改革需要注重理论引领性和实效性，深切关注当前资本主义风云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实践，不断关注新形势、新问题，为学生提供强大的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由此，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學与教师的科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而当前课程建设实践中，还存在教学与研究结合不够紧密、没有更好地推进以学科建设支撑课程建设的问题，教师对学生的理论传授偏重于经典理论的传授，而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调整、全球治理格局的变迁、非传统安全领域风险的急剧演变等重大议题的高度关注和研判，教师的研究性教学能力还需要不断提升。
（二）在教学内容设计上侧重资本主义部分、忽视社会主义部分
政治经济学课程关于资本主义部分的基本理论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而其中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结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演变趋势和规律，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难度较大，容易因为教师理论水平、知识结构、信息掌握程度等原因造成讲课内容的空洞化和教條化，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同时，还容易因为教师知识结构和对思政专业相关课程整体设计认知上的缺乏，造成在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内容设计上，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内容之间的简单重复。因此，在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上，更多的老师趋向于注重资本主义部分，而轻社会主义部分，致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片面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把握难以系统化，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难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理论成果有效地理解和把握。
（三）在教学方法上更多采用传统讲授法
传统的讲授法对于教师本身来说便于掌握教学进度，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获得较多的知识信息，对于讲解抽象性、逻辑性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多媒体，尤其是自媒体飞速发展、知识日益多元化、信息日益无界化的时代，面对新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拥有迅速掌握各种信息能力的大学生群体，传统的讲授法无法适应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难以真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在“课程思政”育人资源的挖掘上缺少生动性
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内容中原理的理论性强，理论知识点多，知识体系庞杂，提出的命题宏大，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相关知识体系的支撑，很难理解，教师在课程建设和教学设计中，往往因为注重知识体系的完备性和理论知识的系统梳理，而忽视“课程思政”育人资源挖掘过程中的生动性、形象性，从而降低了学生的接受度。
三、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的着力点
当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应着力于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不断推进课程、学术、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凸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三位一体”建设理念，进一步挖掘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的育人资源，丰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断完善学生学习评价指标与体系，真正做到“对话经典、多维阐释、跨越学科、融合视域、根植理论、观照现实”，[2]通过政治经济学这一思政专业基础课程的建设，践行“课程思政”理念。
（一）着力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
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使政治经济学课程切实融入“全课程育人”格局中，发挥专业基础课程在育人方面的核心引领作用，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以“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为契机，突出专业基础课程的育人导向，充分挖掘育人资源，探索学科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方向与路径问题；二是以专业知识体系构建为基础，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育人等三个方面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课程教学目标始终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三是以科学的育人评价体系为依托，打造良性的师生互动教学模式，更好地激发学生自觉学习的潜能，更好地发现教师教学环节和知识体系的不足之处，教学相长。四是以同向同行、协调发展为目标，[3]将政治经济学课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西方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等专业课程打通，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践行新时代教育理念，自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着力推进课程、学术、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
没有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的支撑，课程建设就会成为没有根基的大树，“课程思政”理念的贯彻也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难以支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正树立和巩固。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逐步强化、思政教育不断强调教育手段多样化、突出教育效果实效性、思政教师来源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一些高校在不断强化和践行思政教育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理念的过程中，片面将高校思政教育专业课程与在各专业学生中开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划等号，将思政公共课程的建设理念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的建设理念相混淆，既弱化了公共课程的教育效果，也弱化了思政学科的建设。思政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在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强化学术与学科思维意识。
对受众群体学生来说，要在注重学生政治素养提升的同时，强化对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培育，让学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养成过程中，产生更多的获得感，并进一步促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深刻理解，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建设与普及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混为一谈，对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区别形成深刻的认知，促使学生自觉投身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的深化和面向不同受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对于教师来说，要不断开拓学术视野和学科发展路径，打造思政专业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群的建设，实现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支撑，从而将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落实到学科发展中，以学科搭平台，以平台组团队，以团队建设人才梯队，为教师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促进教师充分运用学术和学科群平台的研究和建设成果打磨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学科群组中相互分享相关课程建设经验，实现课程、学术、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
（三）着力践行“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通过调整“课程思政”建设的教育教学方法，践行“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理念，优化和提升教育教学效果，确保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育人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课程教学目标的贯彻落实。
一是深入挖掘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育人资源。通过对思政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育人导向的进一步明确、核心素养培育能力的进一步确立，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重大原则和重要研究议题，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深入挖掘课程育人资源，使学生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建立更直观、形象的认知，深化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等的认知，引导学生牢固树立“四个自信”。
二是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与相关专业课程在内容设计上的“无缝衔接”。强化思政专业基础课程的有机体理念，以点引线，以线带面，在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维的基础上，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开设科学社会主义课程，使学生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几大组成部分的整体性认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来源及人口发展规律，分析资本积累及其必然历史趋势，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实质，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尤其是深刻理解资本与劳动力相关议题，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中资本所焕发的活力与生机，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未来历史发展趋势，促使学生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使其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是丰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课程思政”受众参与度。在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图片、视频等辅助工具和手段，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做到“线上线下结合、课堂内外结合”，采用参与式、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通过设计学生课堂专题分享、分组问题讨论、问题思考总结等教学内容，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课程的课堂教学中，在理论讲授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将专业学习与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思政核心素养的培育等有机结合起来，践行“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真正发挥课堂主渠道的培养和育人作用。
四是完善学生学习评价体系，提升教学育人效果。在专业基础课程平时成绩加期末闭卷考试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平时成绩的组成结构，通过平时对学生课堂参与互动程度、知识掌握程度、知识分析应用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和读书笔记写作能力、课前课后思考题的分析能力等的比例设计，对学生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打破单一的平时成绩评价体系；进一步优化考试试卷的设计，优化主客观试题的比例，使试卷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确保能够客观反映“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改革的成效。
四、结语
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范文3
诺斯、瓦利斯和温格斯特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的重要著作都曾对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过推动作用。2009年，三位经济学家合著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正式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再次引起关注，被认为“具有创新性”、“见解深刻”、“引人深思”。其大陆中文版也已在2013年出版，并将引起相关领域的新探讨。
诺斯等人的这部新著可以说是脱胎于新制度主义，但又超越了新制度主义，从而进入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他们在本书中关注的是为什么19世纪前后实现转型的英、法、美等先发展国家能够达到高度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而众多后发展国家却陷入了经济低增长甚至衰退，这些后发展国家的出路在哪里。在解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诺斯等人沿着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路，将制度作为问题的答案。但是在本书中，他们的工作重心不仅在于此，而且更深层次地探讨了这些制度为什么会被选择，为什么会持续下来。也就是说，他们超越了制度本身，进一步探讨了制度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即制度何以会存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本书探讨的核心概念就不再是“制度”一词所能承载的，而被升级成了一个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在内的大概念——“秩序”。诺斯等人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分析框架，也就是原始觅食秩序一权利限制秩序一权利开放秩序，并将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整个人类历史，以此来解释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形态的差异性以及相应的绩效后果。他们将暴力作为分析的起点，认为除了原始觅食秩序这一自然产生的秩序之外，权利限制秩序和权利开放秩序都是首先为了应对地区性暴力问题而出现的。这两个秩序首先是一种政治秩序，在政治秩序的框架之下建立了基本的经济秩序。这两种秩序都能有效地应对地区暴力问题，从而维持社会的和平稳定，但是却具有不同的经济绩效。毫无疑问，权利开放秩序比权利限制秩序更具经济绩效。在权利限制秩序下，经济衰退的时间比率远高于权利开放秩序。诺斯等人认为，英、法、美等先发展国家率先实现了由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因而在经济发展方面走在了前列，而后发展国家的困境就在于不容易实现这种转变。诺斯等人指出，就当下而言，后发展国家的发展重心应该在于如何充分发掘权利限制秩序下的经济发展潜力。以暴力作为分析起点，以秩序作为分析基础，以“暴力一政治秩序一经济秩序一经济绩效”作为分析主线，诺斯等人的研究工作已经不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所能涵括的，而是进入了一个整合的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古典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领域。而这往往是许多著名社会科学家最后趋赴的学术之路。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新回归
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到对人类历史社会秩序的探讨，诺斯等人的学术研究之路彰示了社会科学从分门别类的学科研究向综合性社会科学或者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古典社会科学很少建立在分门别类的基础上。虽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对学科分类作出了探索，但后来的思想家们一般都不会囿于学科偏见，而往往是以问题为中心，从而涉及广泛的学科。在这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为典型。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涉及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或者重在探讨政治对经济的作用，或者重在探讨经济对政治的作用。无论是英国的重商主义还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思想虽然核心是探讨物质财富的增加，但都没有离开国家和政治来单独讨论经济。在这些思想中，国家的支持非常重要，国家的政策重心决定了财富的多寡。例如，重商主义将金银视为财富的象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限制金银流出；主张国家管制农业、商业、制造业，实行贸易垄断，保护国内市场等。亚当·斯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他主张自由贸易和国家的“守夜人”角色，但从这一主张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充分认识到了政治、国家对经济的重大影响。德国的李斯特一直为建立德意志统一市场而主张德意志的政治统一，他希望德意志各邦联合起来，建立关税同盟以保护幼小的国内市场，从而同英、法、美等国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如果说以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强调的是政治、国家对经济的影响的话，马克思则更强调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他所论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大家而言耳熟能详，他在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政治前途的预测也是振聋发聩。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伴随着1871年的“边际主义”革命，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向现代经济学转向。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剔除了政治要素的“纯粹”经济学，也就是不再考虑政治因素、完全进行经济分析的学科。从此，经济学日益向量化、模型化的方向转化，与数学、科学的关系日益密切，而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日益疏远。失去了政治与社会基础的经济学变得日益孤立，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能读懂的“少数派”经济学，同时也失去了对人类历史和现实社会重大转型的现实解释力。
在经济学中重新发现政治、社会、历史等要素，成为经济学必须要补充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最终是由诺斯等新制度主义者来启动的，这也是经济学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关键一步。诺斯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在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内重新发现了古典的制度要素。在一系列著作中，诺斯逐步形成了他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体系，也就是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在重新发现制度的过程中，诺斯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重新发现了制度，二是透过制度发现了制度背后的国家。在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内，发现制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而在此基础上发现国家则更加不易。制度会影响经济绩效，这已经是我们的基本共识。但制度是怎么来的，制度能否持续下去，这个问题更加深刻。诺斯给出的答案是国家，国家塑造了制度，国家也决定了制度能否持续下去。这样，诺斯的理论已经涉及到政治因素的影子，国家这个政治的核心要素对经济的影响再次被发掘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已经属于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了。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等人的雄心并不止于此。在大力推进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研究之后，他们开始跳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束缚，置身于更加广阔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之中，试图探讨人类社会秩序演变的密码。
在探讨人类社会秩序演变密码的过程中，诺斯等人没有脱离自己的经济学路径依赖。如何对人类社会秩序进行分类是首要的问题。马克思根据生产关系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形态，政治学家根据国家权力的特征将社会秩序划分为专制国家、民主国家、威权国家等。而诺斯等人则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背景出发来进行划分，他们把社会组织的竞争性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绩效作为划分标准，将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秩序划分为权利限制秩序和权利开放秩序，并进一步向前追溯延伸出另一种原始的觅食秩序。但诺斯等人超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地方在于，他们把考察重点放在了经济过程之上的政治过程上。他们认为，抑止地区性暴力是这些社会秩序建立的首要目的，在寻求一种能够抑止暴力的秩序过程中，政治精英们在考量各自政治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妥协，形成某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设定了自由构建组织的门槛，是否让一部分人拥有了建立组织的垄断权，是否让一部分人享有了因垄断权而产生的租金。任何一种社会秩序背后都有这种关于暴力和租金的考虑，这种考虑首先形成了一种政治秩序，随后才形成了一种经济秩序，经济秩序只不过是一种附属于政治的要素。诺斯等人认为，人类社会秩序的变迁主要就体现为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也就是说，在确保抑止暴力的前提下，享有特权的社会精英们认识到开放权利、扩大竞争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我们可以看出，诺斯等人在此所做的研究不仅已经超越了现代经济学，而且已经超越了自己所曾推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从而进入了一个涵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在内的综合性社会科学领域，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简化地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复兴。学术史的发展历程已经告诉我们，人类历史是复杂的，任何单一学科都不可能非常好地解答人类历史的重大问题，较好地理解人类历史需要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科学，需要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再次降临。
二、国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诺斯等人的这部新著还展示了国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国家是一个基本概念，国家理论是一个基本理论。而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国家曾经有一个被忽略的阶段。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出现使得国家理论再次被重视，而在这部立意宏大的著作中，诺斯等人把我们对国家的理解再次向前推进。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国家的学术地位是很高的。无论是在“纯粹“的政治理论研究中，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本身，国家理论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重心在于探讨物质财富的增长、财富价值的来源以及如何加快物质财富的产生，但这都与国家密不可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财富增长的思考落到现实中时，都离不开国家这个后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将国家与生产方式合并批判的，并且深刻论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却出现了一个全面排斥国家概念和国家理论的惊人现象。这种现象首先发生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学领域排斥国家是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密切相关的。现代经济学预先假设国家作为一个变量是既定的，不考虑国家本身的变动，因而成为一种僵化的、脱离实际的经济学。这种现象其次发生在政治学领域。政治学领域排斥国家是其向经济学学习的结果。政治学也要追求科学化，向经济学看齐，因而将定义模糊的国家概念驱逐出去，只留下了比较清晰的政府概念。
但是，20世纪后半期的重大变革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使其必须重新重视国家。在这一背景之下，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出现了，并发展出了自己的国家理论。实际上，诺斯等人发掘出的新国家理论虽然本质上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但还是有现代经济学的影子在里面。在诺斯等人的国家理论中，统治者被视为国家的代表，而统治者行事的基本动力是自身利益，这是现代经济学理性人假定和激励机制理论的运用。此时，诺斯等人对于国家的看法还是与社会科学主流的国家内涵相一致的，即国家是一个以统治者为代表的强制机构，国家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在《暴力与社会秩序》这部最近的著作中，诺斯等人对国家的理解出现了变化，不再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而是将其看作一个统治联盟中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诺斯等人思考的基础是国家如何消灭地区性暴力，他们认为，在某一社会秩序中消灭地区性暴力是政治精英们互动的结果。既然如此，国家也必须体现为政治精英们的互动关系，而不能再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如他们所言：“笼统地将国家看作组织，这一进路忽略了支配联盟中的精英间的内部动态关系是如何影响到国家与大众之间的互动方式的。”“用单独行动者进路来研究国家的困难，在于其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国家该如何达成其对暴力的垄断？”诺斯等人对国家理论的这一推进是非常重要的，它突破了传统上人们对于国家概念的韦伯式印象——国家就是一个坚硬的石头一样的整体。通过将国家视为一种精英互动关系形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家的行为，也可以在他们的认识框架中理解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实际上，诺斯等人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概念的第一人。20世纪中期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普朗查斯就曾将国家理解为一种互动关系形态，只不过不是诺斯等人所理解的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社会阶级关系在国家内部的反映。普朗查斯认为：“国家不是什么以工具性为本质的实体，而是一种关系，确切言之就是阶级关系的浓缩。”国家政权的各个机构就是各阶级和权力联盟各派别解决相互冲突的场所，它们在国家机构中进行斗争与妥协，通过混乱争吵的过程而最终达成政治上的一致性。因此，权力联盟内的阶级冲突和派别冲突塑造了国家政权的外在框架和组织形式，国家政策的出台是国家政权内部的阶级冲突与阶级关系的结果。普朗查斯和诺斯等人对国家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处。
诺斯等人对国家的新理解实际上是国家理论的一种进步，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国家这个黑箱的内在机理。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将国家理解为一种互动关系形态才能理解国家的基本形式、政策与行为。诺斯等人所谓的权利限制秩序也只有在将国家理解为精英互动关系的时候才能被正确领会，这种国家内涵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历史提供了新思路。
三、发展与转型问题的新理解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国家发展与转型问题一直受到重视。从某种程度上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就源于人们对国家发展问题的关注。随着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每个国家都迫切期望迅速增加财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诞生的。他们尽力破译国家财富的密码，并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贡献于国家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改变了英国的财富增长模式，并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影响；李斯特倡导根据具体国情建立各个国家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并强烈主张德国保护国内市场与企业；马克思出于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而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提出了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转型的前景。而对现代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而言，发展与转型问题是它们的天然研究领域，它们的主要功用就在于用制度解释经济的发展，用制度的转型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诺斯的几乎所有著作和论文都关注了不同国家和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经济转型。
但是，在新的分析框架下，诺斯等人对发展与转型问题的理解有了新变化。首先，诺斯等人是将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合并理解的。我们知道，其他经济学家所理解的转型一般是经济转型，政治学家所理解的转型一般是政治转型。诺斯等人突破了这种学科限制，他们认为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密切相连，所以转型是这两个领域共同的事情。在他们所理解的权利限制秩序中，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都受到垄断，是精英特权的领域。这种秩序的转型必须是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所以，进一步而言，在他们理解的权利开放秩序中，权利的开放也是分布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的。在政治领域是民主，在经济领域则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这种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合并分析的思路反映了诺斯等人的研究雄心，也反映了经济学家们试图用经济学的理论统一理解社会科学的努力。其次，诺斯等人对转型的理解也是比较客观的，没有给转型加上必然性的命运。在他们的分析框架里，由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对精英的法治、永久性非人格化组织的存在（包括国家）、对军队的统一控制。因此，他们对后发国家转型失败给予了充分理解，认为这些门槛条件的缺乏是一个原因。他们进一步认为，即使有了这些门槛条件，转型也不一定发生，还要看精英是否认识到权利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扩展对他们是有利的。只有精英认识到这一点，权利才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展，从而实现权利秩序的转型。很多发展中国家将发达国家的选举制度和市场制度照搬过去，但却并没有严格贯彻到底，从而产生了一种扭曲的选举制度与市场制度。诺斯等人认为，这要么是缺乏门槛条件，要么是精英们对权利扩展还有所抵制。诺斯等人对转型的这种理解有一定的进步性，因为此前人们对转型的理解往往集中在制度本身，而对转型的条件等客观要素关注不多。
发展与转型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大问题，历来受到思想家和学者的重视，但他们对发展与转型的理解是不同的。例如，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探讨国家兴衰的原因，是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加以说明的；兰德斯（David Landes）试图解释国富国穷的内在原因，但他是从文化角度来理解的，内含着一种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最近美国的著名制度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A.Robinson）也从制度角度探讨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诺斯等人的这项研究与其他学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诺斯等人所关注的历史视界更宽广，涉及到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整个人类史；二是他们没有仅仅论述社会转型中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是深入到了制度背后的利益、权力、观念等要素。诺斯等人的研究更为深刻，因为制度本身的建立、存在和持续都是需要相应的利益、观念和权力来支持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制度的可实施性问题，利益、观念与权力更具有根本性。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对制度的探讨就会流于形式。
四、支配人类历史变迁的动力是什么
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范文4
政治经济学是充当整个经济学科和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基础理论支撑的学科和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高校教师重点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1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近几年的政治经济学讲授中，深感教学的困难，具体表现在：（1）在教学中煞费苦心地强调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性，反复讲解重点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仍是不理解，学生学习兴趣丧失。（2）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长期道德说教，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而学生普遍对政治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厌烦。笔者就曾经遇到有学生一学期学下来仍认为学的是政治。（3）学生课堂听课积极性不高，为得学分而学。（4）学完后不知道如何运用理论，考试死记硬背，考完忘完。这些情况使得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尤为不好讲，形成“教师不好讲，学生不爱听”，最后教师和学生都在应付的局面。
2原因分析
2．1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学习不感兴趣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认为再重新学习一遍意义不大，自然提不起兴趣。而且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又一般安排在大一的第一学期，学生入校接受的都是如英语、思想政治，数学等的基础教育，也容易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单纯的一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而对政治的学习，学生普遍不感兴趣。
2．2课程内容过于抽象、理论，不容易理解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程度很高的学科，学生学习这门课普遍感到困难的是内容抽象、深奥，基本范畴多而且含义丰富，难以迅速掌握不同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细微区别；也很难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感知某些概念，感觉理论与自己很遥远。最后是虽然认真学了，但效果不好，久而久之产生了厌学。
2．3教师创新意识不够，教学方式单一，制约学生兴趣提高长期以来，教师的创新意识弱，教学方式单一，主要就是教师静态地传授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而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等课程教学中的案例分析、讨论等方法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相对薄弱。教师认为只要向学生灌输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学生就能够把它自觉地运用于实践中。所以虽然课前教师做了大量的备课准备，但课堂气氛仍是死气沉沉，调不起学生的兴趣。而当今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传统的教学和学习模式不仅使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更容易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丧失，社会阅历浅等后果。
2．4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强，对现实问题解释力不够主要体现在：第一，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阶级斗争矛盾较为尖锐，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而现在敌对阶级已基本消灭，再强调阶级斗争就显得脱离实际了。第二，政治经济学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而现实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回资本主义，而原资本主义国家非但没有灭亡，反而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产生了疑问。第三，由于市场化改革引发的道德疑问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动摇心理，这种心理也辐射到了政治经济学上。在我们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现象，那会不会存在有剥削，我们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是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等等，使不少学生产生了质疑，也使政治经济学中宣扬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第四，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欧债危机，人民币升值等学生关心的问题都没有及时在教科书中反映，教材与实践相比存在明显滞后性。由于教材中不能完全解释出现的众多经济现象和问题，使得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
2．5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完善。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运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高效配置和使用资源展开研究，研究对象从个体到整个社会，体系条理清晰。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较成熟，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定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对经济的本质问题进行研究。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体系很不完善，研究对象既有生产关系，也有基本经济制度，既研究经济运行，又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出现的众多新问题。研究方法什么好用用什么。研究的内容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学等学科部分内容重合。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就是一个大拼盘，各个章节庞杂、零碎，学生学起来抓不住重点，主线不明确。
3解决对策
3．1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在1615年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在经济学前面加“政治”，意指“社会结构”或“国家”，也就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而是以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此后许多经济家也都沿用了这一概念，不管是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属于经济学范畴，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当然，对于各个社会形态来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学研究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还要弄清一个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因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目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在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下又加入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形成的，所以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3．2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也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所以改革教学模式至关重要。笔者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将传统教学模式和案例教学法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而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不同于一般应用性课程，它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案例教学，所以要认真选取部分内容采用案例教学。比如在讲价值决定时，让学生分析“梵高的画为什么那么值钱？”讲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们可以举铁路火车票价或电价的调整，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价格的走向，以及关系社会民生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等例子进行分析。讲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局限性时，笔者结合当时网络热议的“萝卜哥”由于萝卜价高而大面积种植却又遇上萝卜烂市，卖不出去的事件来说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学生不仅由此轻松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同时也提高了学习兴趣。讲虚拟经济的发展作用时，可以举例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的危害。讲劳动力商品时，结合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否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矛盾等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案例教学的内容较为丰富，教学方式也可以灵活多样。针对不同的案例特点和课程实际需要，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讲解重点难点时穿插借助案例进行解释，也可以围绕着某一问题开展案例讨论或辩论形式，让学生参与进来，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各抒己见，这样不仅能引起师生互动，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最后还可以辅导学生以案例为基础完成课程论文，提高其经济论文的写作能力。通过多种形式，使学生感到理论与实际是有密切联系的，抽象的理论也变得不再枯燥，增强了其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了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学生深化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改变了其长期以来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纯理论课程而厌学的态度。但是尽管案例教学有很多优点，鉴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不可能像管理学、西方经济学那样以案例教学为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仍然应该是基础和依据，案例教学是辅助，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p#分页标题#e#
3．3加强与当代重要经济问题的结合，提高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应该能帮助我们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进行枯燥的政治说教。在教学中如果不能联系现实，就不能打消学生心中的疑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而目前学生之所以对其学习提不起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其理论过于抽象、空洞，与现实结合力不强，学生不知道学习它有什么用，或认为其已经过时了。其实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很多实际问题都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特别是在我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企业改革，医疗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发展问题，三农问题，收入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以及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等等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教师在课堂上应多结合这样的实际问题讲解，从而打破政治经济学“无用论”、“过时论”的说法。
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范文5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制度
一、西方政治经济学及其相关形态
西方政治经济学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现代社会。16世纪初叶的欧洲诸国，尤其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孕育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17-18世纪，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和重农主义等三个典型的早期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态日渐成熟，其中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为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亚当，斯密可谓早期现代(earlymodern)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真正地塑造出一门现代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经过李嘉图、马克思以及诸多19和20世纪经济学大家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思想更为广阔和多元的理论场域。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演变、发展甚至在20世纪以来的衰落，这不是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本文着重予以说明的是两点。第一，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国家构建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之双向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有关国民财富的性质与产生机制的理论探讨，它是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劳动分工、货币流通、信托资本以及自由贸易乃至商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相关联的，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必然要与上述的诸多因素贯穿起来综合加以探讨，也就是说，一个脱离了现代政治和现代社会的完全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尽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与早期现代尤其是与英国18世纪的政治构建和市民社会密切相关的，第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趋势，那就是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度繁荣之后很快就开始趋于衰落，甚至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领域，新古典经济学诸如货币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等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近年来在经济学界，一种去政治经济学或反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大行其道，这其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这样一个过程恰恰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在西方业已完成，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或现代社会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化构建之完成，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有关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制度前提已经确立，因此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使命也就完结了。现代经济学则是在这样一个前提和预设之下展开有关国民财富发生机制内源探讨的，在这里基本的政治的外部性问题不再作为一种变量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
如上所述，本文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概括，那就是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两个基本层面的内容，一是构建一个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前提性制度框架(尤其是国家的框架)，另一个层面，则是探讨在这个框架之下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之间的关系以及围绕着国民财富而发生的有关劳动、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领域的诸多经济、政治关系。上述两个层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现代经济学则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了较为系统性的层次分离，把原先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作为外生变量置于经济学范畴之外，将政治的归政治、不放在经济学语境中加以探讨；而集中探讨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并由此分化出诸多理论流派。所以，现代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个层面问题的专属性学科制的分化与扩展，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现代经济学不再处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而是把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经济学的政治性(国家、层面的，非政府政策层面的)，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或预设而设立了。只不过由于现代经济学的滥觞，原先自明的前提设立反而在它们的局部扩展中被一步步抽空了，以致于没有谁再提及，就像政治学的利维坦，大家都把它忘记了，或者说它主动藏匿起来了(有人说它在沉睡)，但是，藏匿(沉睡)不等于不存在，一旦需要，它会苏醒、现身，那时将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个现代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微妙而严峻的关系，将会铸成大错。
在主流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之外，本文还要扼要说一下另外几种变异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政治经济学。从学术谱系来看，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奇特而伟大的产物，马克思接续英国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把19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德国的黑格尔哲学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种新型的通往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按需分配的社会，所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有关财富(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性也就毫无意义了，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最终导致的是一种绝对政治的去经济学。从这个视角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或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是他的最高教义，这与西方现代去政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的经济性)恰恰是截然相反的，而它们的实质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层次的问题，即政治性与经济性，各自发挥到极致。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列宁、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过是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教义实证主义化了，搞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这个模式把马克思政治浪漫主义(不可实证性)硬性地予以经济化，最终只能导致哈耶克所谓的“奴役之路”。此外，需要补充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学术框架内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形。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诞生出“分析马克思主义”，有罗默、普沃斯基、艾尔斯特、鲍尔斯等代表人物。这些学者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剥削等概念，也取得了与新古典经济学类似的技术性结论。然而这种分析马克思主义，割裂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观念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联，实际上也是将马克思的思想工具化了。虽然他们也有很多重要的研究结论，甚至也能为新古典经济学者所接受，但仍然是将马克思主义去政治化了。
第二个是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左派的中心一依附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总的特性来说属于一种“内政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它主张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资本无国界等，但其政治性主要涉及内政，构建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制度。当然，这种政治经济学也不乏具有那个时代的准帝国性和全球性，但它的政治经济学之政治的中心还是内政的，也就是说，构建一个政治的与法律的国家制度为其治理下的国民财富或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提供保护机制是其政治性的内涵，至于国家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其外部延伸。现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颠倒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上述主次关系，它把国民财富的基础归结为国家间的基于国际政治的经济结果，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政方面被它们淡化或遮蔽，而放大或突出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性，并凸显出国际政治的丛林原则。
如果说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注重国际法、国际机制等一些法律化的制度建构对于全球经济财富的正面意义，那么到了现代左派尤其是一些激进主义的新左派那里，全球秩序就遭到了彻底的颠覆，诸如现代世界体系、白银时代以及中心一依附等一些批判性的社会政治一经济理论，它们从绝对政治的高度，结合后发国家融入现代化的失败教训，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帝国主义(通过科技、军事、金融等手段对于全球资源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的血腥掠夺)展开了满腔义愤的批判和控诉。在它们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绝对不平等的社会，西方国家的国民财富根本不是传统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是通过劳动、交换等方式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后发国家那里榨取和掠夺来的。因此，新自由主义等现代经济学完全是一派胡言。从上述意义上说，它们也属于一种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即国际的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本质特性倒是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同构，只是时代背景有所不同，而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去甚远，与古典正统政治经济学则大相隔膜。因为它们极其忽视内政的制度建设，对于西方国家的内政意义上的法治建设于经济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对于导致后发国家经济失败主因的法治的严重缺失只字不提，把责任推卸给西方霸权与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这种解释倒也轻松，只是如何建设。就难免陷入道德主义的乌托邦。
第三个我把它称之为一种现代、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严格地讲，也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分类形态。
其一，是布坎南等人一再论述的立宪经济学，在我看来，这种立宪的政治经济学只属于一种公共政策层面的政治经济学，或政府论意义下的政治经济学。这派经济学敏感地发现了现代主流的经济学那一套沉迷于关于边际效用、货币供应、消费偏好等纯粹的经济性，搞得越来越像代数学，忽视了现代经济的公共性，忽视了政府、宪法以及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它们关注政府失灵、公共性缺失、搭便车、权力寻租等问题，试图重新开辟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性维度。此时，它们更强调论述，一个政府或者说国家在一般日常政治条件下的公共财政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构建理论细化为财政手段，而给予精致的理性分析。诸如政府财政、税收、福利、教育、环保、医疗等重大的公共政策的政治一经济问题。应该看到，上述问题确实是困扰着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些主要政治一经济问题，所以这一派经济学的凸显有着现实的社会背景。
其二，是阿罗开创的社会选择理论，以及卢卡斯、萨金特等人的从新古典经济学内部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前者主要探究社会偏好加总、集体一致的逻辑基础、功利主义的基础以及投票问题，其理论核心是几个不可能定理。如阿罗不可能定理、吉巴德不可能定理、森不可能定理等，证明了现代政治理论根本逻辑前提上的困境，以及解决这些困境所要放松的前提假设。这些理论与正义理论、权利理论、契约理论等现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论题有许多重叠的部分，然而毕竟过于抽象和理想化，缺乏历史维度和实证方法，不能对复杂的现实政治问题提供直接帮助。后者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其要点是把政治“内生化”、“经济化”，即将政治博弈、政治策略、政治周期等看作经济增长和波动过程中的产物，以技术进步、知识创新和结构调整等外在冲击作为经济一政治变动的根本动力。
其三，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最典型的如经济学界新星阿西莫格鲁的《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所表现出的研究路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兰德斯的国家起源理论和格雷夫的以博弈论重述市场发生历史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分析工具进入经济史、政治史提供了可能。阿西莫格鲁、迪克西特、巴泽尔等人，以更精致的数学工具综合了上述这些思想，从国际政治、经济历史中抽象出可供分析的制度类型，加以分析。这套分析在探讨局部制度方面非常有力，也能获得实证的有力支持，然而它却无法推广到对一般政治的讨论，故而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我所谓的第三种现代的政治经济学还有阿克塞尔罗德的通过复杂理论、计算机仿真技术来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美国麻省大学的“桑塔菲学派”等。但是几乎所有上述的现代新政治经济学，它们的研究都忽视了对国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具有某种去政治化的倾向。
二、新中国两个30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转换
现在我们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关于中国现代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的同构关系，我在自己的多篇论文中曾有过专门论述，基本观点是：从政治逻辑的层面来看，中国现代社会还处在一个早期现代的发展过程之中。现代政治(国家一自由政体)和现代经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都还远没有发育成熟，因此，我们类似于16-19世纪的西方社会。而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生机制从一开始又是处在费正清所言的刺激一回应的模式之中，与西方那种(相对而言的)自生演进秩序具有发生学的差异。尽管我们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15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500年的历程，但其中很多关键的结构性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逻辑是超越不了的。当然，我也一再指出，这个逻辑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也无法克隆、照搬西方曾经走过的那一套，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忽视或跨过这个历史的峡谷，一步就与西方现时代比肩而立共同迎接所谓后现代社会。在上述这个逻辑的大趋势之下，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本文并不准备处理鸦片战争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是简单谈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60年，可分为两个时段，前30年与后30年。前30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发轫、推进乃至破溃的时代；后3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这个时代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轫与发展并且面临巨大危机的时代。
下面我着重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两个层面审视一下中国这两个30年的演变。我前文曾经论述了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所展开的两个基本的层面以及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转变，指出政治经济学的退却与现代经济学的凸显。从形式上来看，中国的这两个30年，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所具有的意义相比西方来说，却是大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在前30年是一个变异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最后与之伴随的是国民经济即将崩溃，而后30年的经济学，则又是一个水土不服的现代经济学，以至于到目前，为世人痛斥，难以为继。其实，在我看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之双重失败，从一开始就隐含在其内在逻辑之中了。
我们知道，西方现代社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两个任务都是建设性的，一个是构建一个现代的国家，一个内政的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关的政治的公共性；另外一个则是在上述的政治公共性的保障前提下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从而催生出一个蓬勃发展的国民财富的动力机制，由此构建出一个基于以国民财富的发展为目标的市民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构造原理，是藏富于民，也就是说，一个现代政治只有把财富的动力机制交付给作为个人的公民个体，由他们自主地追求他们的合法利益和满足他们的需要体系，并通过法律机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一切非法的侵权行为，维护一个有序的秩序与市场秩序，那么，这样才能够培育出一个繁荣的市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一派，如亚当·斯密，他们强调劳动分工、看不见的手、自由的交换机制，通过最大化的释放个人的能动性，调动起每个个人追求财富的创造能力。这一点与重商主义不同，把财富放到自由市场的生产与流通之中，放到个人手中，由他们去创造，而不是通过国家，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础。这派经济学因此强调法治、产权保护、自由秩序，这些到了现代经济学那里已经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为所有的现代经济理论所接受。
但是，我们看到新中国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政治经济学说到底是一种公有制前提下的计划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没有计划。个人在自己的经济行为中按照自己的理性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当然是有计划的。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计划往往会被社会的偶合市场秩序所破坏，而这恰恰构成了自由的市场经济之动力机制。就整个社会来说，它是一个自生秩序、在法律之下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为主的市场经济，是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国民财富的症结点，但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与此完全相反，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央计划主导的、低效率的、没有给市场经济留下任何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对此，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派都有过系统的批判。
后30年可以说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开启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30年校正了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的某种重大的偏差，摆脱了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搞出了一套新的模式，但是，问题恰恰也出现在这里。因为中国后30年的现代经济学，它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可是这种现代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在中国却是阙如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为共设和前提的现代国家与法治秩序。因此，在这样一个空白点上，将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直接吸收过来，企图催生中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中国的国民财富的健康发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现代经济学或者说所谓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所导致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里的后30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是后30年中的后15年。正是在这一段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学彻底甩掉了政治包袱，以独立的、由现实的经济增长赋予合理性的姿态，在中国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两股力量起到了极大作用。其一是大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教育。中国大学的经济系以“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为主要目标，以学习和写作规范的新古典经济学论文为手段，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教材，突出数学工具，而相对忽视理论对现实的描绘与阐释。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系学生出国和学成归来，随着一些著名高校相继建立专门培养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的研究中心和培训班，使得经济学完全被西方经济学所挟持，变成一件无可改变的事情。其二是现代新兴媒体在本世纪初迅速崛起。以《财经》为代表的现代财经媒体的崛起，大量研究者通过阅读和了解张五常的论文、随笔来学习经济学，他们的工作使得经济学门槛极大降低，许多普通读者藉此获得了丰富的经济学常识，同时也忽略了真实经济必须要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要素相结合的复杂性。这方面的影响也使得经济学逐渐变成“黑板经济学”，而不再思考它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变得越来越教条。
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学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原理，其有效的半径是受到限制的，它是以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涵盖下的领域为前提的，在现代的国家制度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的地域，这种现代经济学的功能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前苏联解体之后，在相关国家进行的所谓“休克疗法”，即企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失败是必然的。因为现代经济学并不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那种双重的功能，它只能在一个完备的体制内塑造出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前一个基础。结果将是不可预期的。同样，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由于后发国家大多并没有经历过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双重的构建过程，现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那里的市场秩序的建立、扩展、功能也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独特情况，即一些威权国家或地区通过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某个时段内较为积极的成果，如曾经显赫一时的亚洲“四小龙”等。这些相对成功的案例，并不能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多大的特殊功能，而只是表明这些威权国家，至少在形式上与国家有某些相同之处，大致具备了一些作为现代经济学所必须的政治要素，例如稳定的乃至法治的秩序。
新中国的后30年是一个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30年。我们既不像前苏联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全盘解体，也不像后发国家那样陷入中心与依附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能自拔，而是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这一模式，固然成绩卓著，但问题也不小，在政治体制不改革的情况下，经济改革难以单腿独进。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乃至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关口，或者其扩展空间已经用尽。经济的问题经济解决，政治的问题政治解决，这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平衡的结构，我们现在是到了重提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了。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到了举步维艰的现时代，关于经济改革的反思，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声讨，乃至对于整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已经变成了公共话语，对此，我们应该审慎地对待。我反对那种情绪化的道德批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哪些是它们能够做的，哪些是它们做不到的。我觉得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30年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第一，它们有效地破除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一套计划经济，把一个西方社会的完备的主流经济学植入到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之中，没有这一派现代经济学的持久努力，我们很难走出政治经济学前30年之窠臼。第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在一个独特的政治条件下进行的，在有限的空间下，新自由主义努力推进个人产权以及市场经济，力主国退民进、市场秩序等等，致使一个相对的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起来，30年的成就可圈可点，不容抹杀。
问题在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盲目回避问题，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理论的限度与实践的边界，企图用经济化约政治，用现代经济学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现代经济学家只是一种专业化的经济学家，也大可不必要求他们担当政治经济学家、宪法学家、政治学家所应承担的学科责任。而且，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诸如贫富不均、权力寻租、黑社会化问题、国企垄断等等，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力解答的。为了应对上述问题，现代经济学有必要重提政治经济学，我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何种政治经济学?本文在前面曾经归纳了政治经济学的几个形态，总的说来，大致有三种：一种是英国的洛克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华勒斯坦、安德森等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三种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来说都有重大的相关性，而且它们又都是各自独立的，有些甚至是相互对峙的。如何把握这三种政治经济学的各自本性，结合中国60年尤其是后30年经济变革的状况，选择一条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道路，不但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我们先来看第三种。这套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严密的理论形态。它们是多种各自独立的社会与经济理论的通称，如佩里，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思想，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弗兰克、卡多索、阿明的中心一依附理论，等等。总的来说，这一套繁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他们的一些核心理论观念来自马克思与列宁，尤其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列宁的被压迫民族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是他们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他们又都是一些后发国家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反全球化的理论。他们对于人类历史，尤其是世界经济史，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一依附的历史叙事，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凭借政治、经济、军事与科技霸权，不公正地掠夺了全球的各种资源，造成了人类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因此全面对抗西方帝国主义才是经济学的本质所在。第三，这派经济学是一种单纯的国际或全球政治经济学，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去处理后发国家的建设问题，一股脑儿地迷恋于对抗全球一体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全球垄断和资源掠夺，他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绝对化了，严重忽视了作为内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关注后发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及国家和市场经济之平行的内政制度构建。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某些理论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的新左派就完全接受了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铁幕之中，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打破全球资本主义垄断对于中国人民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奴役。从而获得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解放。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还远没有摆脱这个政治经济学的约束，甚至在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这种政治经济学又以某种新面目出现，例如，政治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命脉的全面掌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宪法确立，国有企业的强势垄断，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变化。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没有任何变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周边地带还是让渡出了一个市场经济的空间，单向度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瓦解，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在法制建设并不完善的前提下，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勾结的黑洞出现了，并成为中国社会许多问题的原因所在。对此，如果全面回复到前30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去，全面清除市场经济，或许从理论上说可以解决上述黑洞问题，但改革时至今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复辟如何可能呢?
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范文6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双重目的 学科
在我国，从总体上看，政治经济学这一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具有两大目的：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可称之为第一目的；二是作为一门经济学科，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称之为第二目的。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双重身份——既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即公共政治理论课）又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就是这种兼顾双重目的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然而，正是这种双重目的使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陷于了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
一
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p8)“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p11)这就是说，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我们政治经济学的第一目的与他的这一目的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是否还有其它目的呢？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包含有关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内容。不过，这些内容本身并不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是为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目的服务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 “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学科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1](p119)当然，马克思当年研究政治经济学只有一个目的，不等于我们今天研究政治经济学也只能有一个目的。研究那些“经济学科的全部复杂内容”，对于我们当前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当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围绕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最终目的建立起来的，如果将这一体系所涉及到的某些内容按照其它目的的要求展开或独立化，必然使这一体系所特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遭到破坏。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马克思的体系保持一致，即按照第一目的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第二目的就难以达到；反之，如果按照第二目的要求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第一目的又不可能达到。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根本原因所在。
双重目的必然导致顾此失彼的结果，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中，一方面，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为了达到第一目的，我们必须保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包括其逻辑延伸部分，下同）所特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从而使第二目的难以达到；另一方面，作为一门经济理论课，为了达到第二目的，我们又不得不破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所特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从而使第一目的也难以达到。于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就不可避免地陷于了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例如，在讲授剩余价值分割的章节时，如果突出或增加有关商业、信贷、证券或房地产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内容，虽然可以使学生了解到一些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知识，但却冲淡了“剩余价值如何分割”这一主题。如果资本主义部分的每一章节都按这种方式讲授，则不仅破坏了该课程原体系所特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也不可能使学生系统地掌握有关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知识。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他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直接为某一个具体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因此，作为其逻辑延伸部分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就应当是说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而不应当是说明或解释某一个具体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自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诞生以来，各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是说明或解释本国某一具体时期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或政策的改变而不断修正其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从而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内容的超国家或超民族性及其相对稳定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改革开放后，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这一反差不仅没有消除甚至还更为突出了。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除了说明或解释现阶段经济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内容外，有关市场经济运行及经济管理一般知识的内容也在不断增加。所以，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与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之一的资本主义部分的研究目的实际上是不一致的，或者说，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两大部分在理论体系上是脱节的。
如果将上述双重目的分解到两大部分中去，即资本主义部分仅围绕第一目的展开，社会主义部分则围绕第二目的展开，是否可以避免双重目的顾此失彼呢？从局部看，这种处理双重目的的办法似乎可以使两大部分都摆脱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但从整体上看，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得到解决。首先，如果所谓社会主义部分以阐述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或共性为主要内容，从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或学科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对于同一范畴或问题（如成本、利润、利息、地租、股份公司等）的论述，就是说明其特殊性（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在先而说明其一般性在后，使学生或读者难以理解和把握，而且容易产生前后重复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其次，如果两大部分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完全不同，将其合并为同一门课程或将其划归为同一门学科本身也是不科学的。
二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会陷于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呢？关键就在于我们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还认识不足。在马、恩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2](p4-5)他们所设想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所以，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延伸部分的应当是政治经济学的共产主义部分，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部分。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指的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或低级阶段，而我们目前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3](p225)这就是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所谓社会主义部分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逻辑上不可能保持一致的根本原因所在。陈德华先生早在10多年前就明确表示：“在今天，我们无意于建立一个完整的严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科学体系，更没有企望建立一个适用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这些要求是过分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应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只是在今天，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我们自己主观上都还不具备完成这一任务的条件。”[4](p6)然而，陈先生的这一正确的或实事求是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
所以，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要从根本上摆脱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就应当首先明确一点：不能将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相提并论，即不能将这二者并列作为同一门学科或课程的两大部分。本来，从逻辑上讲，将某一社会形态的一个发展阶段（如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一或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另一社会形态（如资本主义）并列，这本身就是不对称的或不符合逻辑的，也就是说，将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本来就是不科学的或不合理的。如果将某一社会形态的一个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另一社会形态并列，在逻辑上就更不对称了。因此，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还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仍以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为唯一目的，而且不要再将其分为所谓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当然，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容上不能仅局限于马克思《资本论》（或加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而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用于分析、研究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分析、研究或说明必须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目的而展开，即联系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实际分析、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由于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仍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而社会主义在不发达国家所取得的胜利又还不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的正确性。因此，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认识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检验。[5]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及其我们的可借鉴之处，当代社会主义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的特点、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理论依据，以及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或基本理论等问题当然需要研究，而且从广义上讲这些问题也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对这些问题本身的研究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而是其他经济学科的任务。
简而言之，将目前政治经济学所兼顾的双重目的分解到两门或多门学科或课程中去，是摆脱顾此失彼两难困境的根本途径。在将第一目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目的的前提下，目前政治经济学所兼顾第二目的（其本身实际上又可分解为多重目的）应当由相应的学科或课程所承担。具体说，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具体手段和方式的任务，应由西方经济学（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承担；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方针、政策的研究，是邓小平理论及相关学科或课程的任务；有关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基本经济理论和主要经济问题的研究，则可由当代中国经济这样一门学科或课程承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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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