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趋势范文1
1国际气候谈判的路径和轨迹
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20年来国际气候谈判形成了以《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为代表的成果，这个阶段见证了不同缔约方力量的消长、谈判集团的“碎片化”和国际减排机制的“退化”。2012年底达成的德班增强行动平台（以下简称德班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希望“拨乱反正”，使气候变化谈判回归到应有的轨迹上。
1.1议定书确立了发达国家“自上而下”强制减排机制，谈判集团逐步“碎片化”
议定书落实了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它规定附件I缔约方的二氧化碳（CO2）等6种温室气体的年均排放量在2008年到2012年承诺期内必须比1990 年降低至少5%。议定书还参考了各国的不同能力和国情差异，为附件I名单中的不同国家或区域一体化组织设置了有差别的减排承诺，以整体实现上述5%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议定书下不需承担此类强制性的减排目标，但附件I国家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以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别的合作减排。议定书标志着在公约框架下正式形成了发达国家“自上而下”（首先制订总量控制目标，之后在附件I缔约方进行分解）、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次缔约方大会（COP4）上，一直以整体出现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出现分化：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影响，自身排放量很小的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提出愿意自愿承担减排目标。这一分化对后续谈判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直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整体谈判实力。随着谈判的不断进展和关注角度、立场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小集团”越来越多，2012年达到14个之多；两个传统阵营之外更出现了“环境整体性”和“卡塔赫纳”两个“跨阵营”集团，谈判集团呈现“碎片化”趋势。
1.2《巴厘路线图》坚持已有减排机制但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有所增加
进入21世纪之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和排放开始快速上升，不满议定书的发达国家极力转嫁责任开始呼吁新的减排安排。2007年底在巴厘会议（COP13）上通过的巴厘路线图是20年谈判的一个转折点。整体上，巴厘路线图延续了公约和议定书精神，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既响应IPCC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要求全球立即行动起来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呼吁，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之间有区别的义务性质和履约方式定下了总体基调。但是，巴厘路线图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MRV）的适当国家行动（NAMAs）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非附件I国家的履约义务开始增加。
1.3哥本哈根协议使现有减排机制面临挑战
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哥本哈根协议不仅首次在公约文件中认可了2℃度全球目标，更隐晦地提出了一个“统一的减排机制”，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自主提出减排/减缓目标，但对发达国家实施类似于议定书下的“三可”制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磋商和分析”。这种新的“自下而上的减排保证”（pledge）+“统一核查机制”（review）的全球减排机制逐渐显现，原有的发达国家“自上而下”、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的减排机制受到很大挑战并开始动摇。随后的《坎昆协议》将《哥本哈根协议》内容部分正式化，正式承认了2℃全球目标，2012-2020年间的减排安排框架基本尘埃落定。
1.4德班平台直指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新安排
2011年公约大会通过德班平台，2012年多哈气候变化大会结束了历时五年的“巴厘路线图”谈判，从法律上确定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结束谈判，德班平台工作计划。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多哈实现了平稳过渡。从2013年起国际气候谈判将转入到以“德班平台”为主的“一轨谈判”，目标是到2015年底形成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议定书（protocol，法律约束力强）”、“其他法律文件（legal instrument，法律约束力未知但应该弱于前者）”或“经同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agreed outcome with legal force，法律约束力最弱）”，2020年生效实施[1]，气候变化谈判由此进入转折期。
2未来国际气候机制走向分析
为构建新的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将温升幅度控制在2℃之内，在过去20年谈判经验基础上，随着研究和谈判的进展，不同的设想纷纷出现。总体而言，这些构想可以大体划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以及两类之间的某种过渡形式。
2.1“自上而下”机制与“自下而上”机制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用来涵盖一系列不同的国际气候政策构想。从理论上讲，严格的“自上而下”机制应包含很强的全球协调性、得到普遍认可和追求的总体目标、分阶段目标和时间进程表、共同遵守的规 则机制（如市场机制）、严格的进度报告和核查机制以及遵约机制；“自下而上”机制则相反，没有或很少涉及到全球协调（或者所谓的协调仅局限在少数国家），各国自行安排相关行动，进展情况由国内核查制度来确定而不接受国际核查，也没有国际遵约机制约束[2-3]。总体而言，《京都议定书》是“自上而下”机制的代表（虽然它的覆盖面一直备受争议），而《哥本哈根》以及《坎昆协议》所确定的“减排保证”+“审评”的机制是一种近似的“自下而上”机制。
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缔约方规定了一定时间段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总体减排目标和国别减排责任，并通过市场机制的介入降低减排成本。此外，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缔约方制定了严格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制度以及相应的遵约机制[4]。
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减排保证”+“审评”的机制主张各国自主提出减缓目标和行动，接受略有不同的核查机制，无国际遵约机制。至于所达成协议的法律约束力，美国强调“对称性”（legal symmetry），即最不发达国家之外的国家都应该接受相同的约束力[5]。此外，美国一直努力将气候变化纳入公约外多边机制对话之中，并倡导建立了“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MEF）”、八国集团（G8）、20国集团（G20）、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等国际集团和组织也纷纷涉及气候变化议题，通过集团共同立场或国际组织决议对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机制形成影响[6]。通过这些公约外机制发挥影响和作用，也是“自下而上”机制的重要内容。
2.2主要缔约方关于“2015年协议”的总体立场动态
2013年4月德班平台第二次会议之前，各缔约方应主席要求就谈判内容提交提案。根据这些提案，主要缔约方对“2015年协议”的立场如下：
欧盟：以气候变化进程引领者自居的欧盟一直倡导建立覆盖所有缔约方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统一减排框架”[7]，并将其作为接受议定书二期的首要条件[8]。德班平台达成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下，以欧盟为主的部分发达国家接受了议定书二期，使议定书在法律上延续下去。2013年3月以来，欧盟开始就2020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广泛征求意见。在欧盟提案中[9]，欧盟重申2015年达成的协议成果应该是一个覆盖100%排放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同时，最不发达国家（LDCs）、小岛屿国家联盟、独立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AILAC）等众多集团与欧盟一样，支持制定新的议定书，甚至强调其在覆盖范围、减排强度、实施力度上均要超过《京都议定书》。此外，欧盟也认可各缔约方的减排承诺应该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确定，有所区别的“光谱式”（spectrum）多元化国家减排承诺是可以考虑的。
美国：一如既往，美国反对“自上而下”的减排安排，提倡“自下而上”的“光谱式”多元化国家减排许诺结构，同时，美国提出了“轴辐式协议（从中心向外辐射状，hubspokes）”概念[10]，即构建一个所有缔约方参与的、相对恒定的、包括关键设计要素的“轴协议”（hub agreement），围绕这一作为核心的“轴协议”，就细节问题达成一系列具体、可实施、不一定所有缔约方参与、便于修改的“辐决定”（spoke decisions），共同构成一揽子协议体系。“轴决定”强调国内的地区、企业、NGO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减排合作，并高度重视公约外多边机制的作用。“辐决定”游历于公约之外，既不要求所有缔约方参与，也不需要遵守公约原则，其参与行为体可以是主权国家之外的行为主体，实施内容也可以和现有的各种公约外机制紧密结合。
因此，未来减排机制的设计方面，欧美之间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欧盟以达到2℃温控目标为前提，提出自上而下分配减排任务，强调全经济范围和全体国家的参与，希望通过强有力的体制约束达到目标。而美国则提出减缓需要加强现实世界的力度（promote realworld ambition），2℃温控目标仅能作为参考而不具有强制力，减缓仍应建立在各国自愿性贡献上。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将成为下阶段谈判的主线之一。然而，这种分歧并不影响欧美在针对发展中国家时的“联合一致”，如强调全体缔约方、不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分法”等，矛头直指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排放大国。此外，澳大利亚提出了具有三层结构的新协定，中心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辅以各种有或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补充性条款和制度，并将国家时间表作为附录，该方案在某种意义上结合了欧美的主要观点，有可能弥补欧美之间的分歧，值得进一步关注。同时，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LMDC）也在众多问题上保持了相对一致，正在成为气候谈判中一股重要力量。
2.3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决定公约下的“自上而下”机制应发挥主导作用
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必须由全球行动来解决。已有科学认知告诉我们全球长期浓度目标越低，越要求更快的减排速度和更广泛的参与，而且越早行动相应的减排代价就越低[11]。尽管尚存不确定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总体上实现2℃温升目标很可能要求本世纪末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ppmCO2当量上下，相应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尽快达到峰值并持续下降。“自下而上”的松散机制远远不能保证此目标的实现。议定书二期所覆盖的排放量占2010年附件I缔约方排放量的35%（全球总量的14%），锁定的减限排承诺相比1990年降低18%-19%，远远低于IPCC所提出附件I缔约方到2020年整体减排25%-40%的目标；即使考虑其它附件1缔约方和非附件I缔约方的自主减缓目标和行动，到2020年，距离实现2℃目标要求的差距仍有80-130亿t CO2当量[12]。这种趋势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扭转，全球升温将超过4℃[13]，人类可能面临不能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如果我们认真对待2℃共识，那么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机制才能为所有国家提供足够的互信并激励尽早开展实质性减排 活动。
实际上“自上而下”机制（京都议定书）在过去20年取得了不容忽视的减排成效，引领了世界低碳发展潮流。首先，议定书激励、加速了承诺强制目标国家的低碳产业和市场机制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新能源技术成为经济危机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就业的新领域。欧盟2009年通过了“Directive 20-20-20”，第一次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确定了强制国别目标； 议定书所确定的灵活机制为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国际法律依据，同样在议定书下承诺减限排目标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也都在排放权交易、碳税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尝试。第二，议定书促进了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截止2013年6月，在CDM执行理事会注册的CDM项目超过7 000个，签发的经核证的排放量（CERs）近13-6亿t CO2当量。欧盟成员国投资了超过50%的CDM项目，日本投资的项目个数超过10%。一些CDM项目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农村脱贫、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第三，大多数承诺强制目标国家的国内整体排放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完成京都目标没有悬念。以欧盟为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渗入欧盟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之中，2011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比1990年下降17%，人均排放也在逐年下降。通过履行国际承诺，这些国家的低碳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其他发达国家缔约方通过参加灵活机制也基本能完成目标，而从来没有批准议定书的美国和退出议定书的加拿大，其2011年排放分别比1990年上升8.4%和17.4%。
2.4德班平台谈判下的其他关键问题
除关于德班谈判成果框架、原则和减缓这一系列焦点问题外，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的重大关切，是共区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也是目前谈判的关键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将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统一归为实施手段，以此形式与减缓、适应等问题并列，其旨在把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作为一般性实施手段，而弱化其作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支持承诺的实质。同时，发达国家强调私营部门在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义务转化成市场化行为，从而使发达国家免于承担其责任义务。在2013年4月的波恩会议上，几乎所有缔约方都不否认适应是“2015年协议”的重要内容，发展中国家认为适应行动应在现有适应机制基础上继续加强，继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损失与危害问题在多哈会议突然升温以后，这一议题依然是波恩会议的重点之一，这一问题对推动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发达国家做出的到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的长期资金承诺依然没有见到任何具体计划，相反，OECD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OECD国家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额呈现下降趋势[14]，绿色气候基金依然面临无米之炊。德班会议初步建立了以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为基础的技术机制，在多哈会议上技术机制谈判模糊触及知识产权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表示满意。波恩会议尚未就德班平台下的技术转让进行进一步谈判，但可以想象随着新技术机制在2013年全面实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将更加复杂，发展中国家对该问题的谈判诉求仍将长期存在，发达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也很难妥协。
3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公约谈判进行的20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到世界第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更快速上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2011年我国CO2排放占全球28.6%， 已经超过欧美之和[15]；1990-2011年我国的CO2排放增量占全球增量的比例超过60%，人均排放已接近部分发达国家。随着这种结构性力量的增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特别是气候公约谈判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6]。
在公约谈判中，中美欧仍是决定未来谈判走向的三股重要力量，任何二者的联手都会对谈判格局带来极为重大的影响。对2015年协议的内容和形式，欧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欧盟虽然暂时同意从“自下而上”的“自主许诺+审评”模式入手，逐渐按照一定的标准提高各国减排力度，但其实际上追逐的仍是通过公约体制最终实现“自上而下”全球统一行动机制，这与美国的“去中心化”或“虚中心化”的松散机制立场仍有本质性不同。中国虽然还没有很明确地表示立场，但在避免国际气候变化机制对国家发展造成硬性约束这一点看，中美态度比较接近，这也成为奥巴马政府推崇气候领域“中美共治”的原因之一。
2013年4月在美国的倡议下中美签署《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认识到“气候变化危害和全球应对努力的不足”，中美两国应“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包括大规模的合作行动”，并承诺将在2013年建立气候变化工作组。美国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始终居于首要位置，将气候变化纳入中美整体外交中是完全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由于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团结不仅在气候变化领域，在整个中国的外交战略上同样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世界低碳发展趋势看，欧盟倡导“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模式（议定书模式扩大化）也值得中国认真思考。
中国还没有将发展战略与气候变化大背景和全球经济技术发展大趋势密切联系起来。全社会对低碳发展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共识不够，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容和道路没有透彻了解和深入分析，“低碳”这个概念远远没有纳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地方打着“低碳”的旗号，走的仍是“高碳”的老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外促内应成为推动我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动力[17]。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美丽中国”，还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引导下逐步为全球环境保护做出与大国地位和形象相称的贡献。
4结论
气候变化趋势范文2
气候生产力模型考虑到资料的获取和方法实用,本文采用Lieth提出的可以明确表达气候变化对气候生产力影响的ThornthwaiteMemorial模型[4]来计算气候生产力。该模型为:(式略)其中,Pv是以实际蒸发散量计算得到的植物净第一性生产力[kg/(hm2?a)];e为自然对数;3000是Lieth经统计得到的地球自然植物在每年每平方米上的最高干物质产量(kg);v是年平均实际蒸发散量(mm);R为年平均降水量(mm);L为年平均最大蒸散量,它是年均温度t(℃)的函数。气温变化特征为榆林市年平均气温随时间的趋势变化状况。由图1可知,近50年来榆林年平均气温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年平均气温的气候倾向率为0.40℃/10a,趋势系数通过了α=0.001极显着水平俭验,榆林气候变暖现象显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温上升速率大大增加,年均气温值远大于多年平均值,20世纪90年代之后较90年代之前年平均气温增长了14.2%,上升幅度明显。,近50年来榆林市四季平均气温均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冬季气温的升幅最明显,气候倾向率为0.75℃/10a;秋季、春季次之,气候倾向率分别为0.35和0.33℃/10a;夏季最小,气候倾向率为0.18℃/10a。对四季平均气温的趋势系数进行检验,发现春、秋、冬季气候趋势系数均通过了α=0.001极显着水平检验,夏季气温趋势系数也通过了α=0.05显着水平检验,表明榆林气候变暖现象十分明显。通过全年及四季平均气温5年滑动平均曲线可以看出,榆林市年平均气温和四季平均气温表现出很强的相似性。20世纪60~80年代各气温均在平均值附近波动,年际变化不大。90年代中期,各曲线均出现急剧上升的变化趋势。进入21世纪以后,各气温均在一个相对高值附近波动,气温居高不下。结合表1分析可知,全年及四季平均气温20世纪90年代明显高于60~80年代,上升速率明显加快。进入21世纪以后表现更为明显,2001~2010年的年均气温及四季平均气温分别比20世纪60年代升高了1.6、1.3、0.6、1.5、2.9℃。
近50年来榆林市年降水量的线性增长率为-9.964mm/10a,与时间序列的趋势系数为-0.138,未通过显着性检验。这说明近50年来榆林市全年降水量呈现微弱的减少趋势。但降水量的逐年分配不均衡,近50年来,降水量最少的是1965年,为159.1mm;降水量最多的是1964年,为692.6mm,远大于多年平均降水量。近50年来榆林市四季降水量的线性增长率分别为1.00、-8.61、-2.73和0.47mm/10a,与时间序列的趋势系数分别为0.044、-0.150、-0.094和0.121,均未通过显着性检验。这说明近50年来榆林市夏、秋季降水量也呈现微弱的减少趋势,尤以夏季明显,而春、冬季降水量呈微弱增加趋势。总的来说,近50年来榆林市降水量趋势变化不明显。榆林市降水量存在明显的年代际特征。20世纪60年代,榆林市年降水量波动上升,平均值为449.8mm,为近50年最高值,春、夏、秋季降水量均高于多年平均值,表明60年代明显为降水偏多期。70年代全年及春、夏季降水量低于多年平均值,秋、冬季高于多年平均值。80年代初除春季降水量略高于多年平均值以外,全年及夏、秋、冬季降水量均低于多年平均值,表明80年代为明显的降水偏少期。90年代全年及四季降水量均低于多年平均值,但在90年代后期,各5年滑动平均曲线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表明降水从9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偏多期。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全年及四季降水量均高于多年平均值,降水量有所增加,相比于20世纪70~90年代降水量增加了23.0%。干燥度变化特征:近50年榆林干燥度平均值为21.4,总体呈下降趋势,下降速率为1.029%/10a,通过α=0.05水平的显着性检验。20世纪60年代干燥度波动剧烈,最低值为1965年的8.6,最高值为1967年的40.3。70~90年代中期干燥度大体在平均值上下波动,年际变化不大。90年代中后期干燥度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根据deMartonne对干燥度的定义,干燥度值小于10,表明严重干旱,河流断流,农作物需要强制人工灌溉;干燥度值在10~30之间,表明中等干旱,河流暂时性有水,流量中等,植被类型为草原[11]。纵观榆林市近50年来,除1964、1965、1967、1988年以外,其余年份干燥度均介于10~30之间,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干燥度变化波动明显剧烈,这与年平均气温和降水量的变化有关。20世纪90年代年平均气温明显升高,高温有利于地面的蒸发,当降水减少时,高温将加剧干旱的发生或发展,甚至导致异常干旱,干燥度随之降低。进入21世纪后,气温继续上升但降水量有所增加,导致干燥度也随之略有回升。近50年来,由于气温显着升高,而降水量变化不明显,因此榆林市气候表现出明显的暖干化特点。2.2气候生产力变化特征由图6可知,近50年榆林气候生产力呈现微弱的增长趋势,但不明显(未通过显着性检验),平均每10年增加1.9kg/hm2。其多年平均值为754.55kg/(hm2?a);最大值出现在1964年,为968.9kg/(hm2?a);最小值出现在1965年,为379.9kg/(hm2?a)。图7a给出了榆林市气候生产力的各年代值,虚线表示近50年平均值。由图7a可知,榆林气候生产力以20世纪90年代最低,为714.6kg/(hm2?a);以2000~2010年最高,为807.2kg/(hm2?a)。气候生产力具有明显的年代际变化。20世纪60年代气候生产力为780.8kg/(hm2?a),略高于多年平均值;而20世纪70、80、90年代均低于多年平均值。气候生产力累积距平曲线(图略)显示,榆林气候生产力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呈现快速下降趋势,直到20世纪末,在21世纪初又呈现快速上升势头,其中2001年达到历史次高峰[气候生产力为962.4kg/(hm2?a)]。2001~2010年榆林气候生产力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气候因子对气候生产力的相关性分析及二元回归模型榆林市年气候生产力与年平均气温间的相关系数为0.029,未通过显着性检验;与年降水量间的相关系数为0.951,通过0.001水平显着性检验;与年相对湿度间的相关系数为0.420,通过α=0.05水平显着性检验。因此,决定榆林气候生产力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年降水量的变化,与年平均气温的相关性不显着。从20世纪60年代和近10年的距平百分率变化可以看出,在降水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气候生产力随气温的增加而表现出增加趋势。从90年代和近10年的距平百分率变化可以看出,在气温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气候生产力随降水量的增加也表现出增加趋势。可见,一定程度上的气候变暖是有利于提高榆林市气候生产力的,但长期的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作物因高温缺水而减产,对农业生产造成威胁。据预测,未来50年我国北方可能呈“暖湿型”的气候类型[14],在这种气候类型成功转型之前,榆林市变暖增湿的气候可能使作物生产潜力增大,但随着气候日益变暖、降水减少,榆林市的作物反而会因为高温3结论近50年来榆林市年平均气温以0.40℃/10a的速度上升,高于全国增温速率,并通过了α=0.001水平显着性检验;四季平均气温均也呈现显着的上升趋势,气候变暖趋势十分明显。年降水量年际变化波动剧烈,但总体变化不大,夏、秋季降水量呈现微弱的减少趋势,春、冬季降水量呈微弱增加趋势,其长期变化趋势均未通过显着性检验。榆林市近50年相对湿度每10年下降了1.343,通过了α=0.01水平显着性检验;deMartonne干燥度每10年下降了1.029,通过了α=0.05水平显着性检验。榆林气候表现出较强的暖干化特点。榆林市气候生产力呈现微弱的增长趋势,决定其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年降水量,两者间的相关系数达0.951,通过了0.001极显着水平检验。利用气温、降水量和气候生产力所建立的评判模型表明:当榆林年平均气温上升1℃、年降水量上升1mm时,榆林气候生产力将上升21.5kg/(hm2?a)。随着气候日益变暖、降水减少,榆林市的作物反而会因为高温缺水而减产。
气候变化趋势范文3
关键词 气候变化；农业生产；累积距平；滑动t-检验法；四川昭觉
中图分类号 S1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04-0240-01
1 气候变化特征分析
1.1 气温变化特征
昭觉县44年的年平均气温呈逐渐上升趋势（相关系数r=0.494 3>r0.01=0.384 3），年气温变化倾向率为0.18 ℃/10年，多年平均气温11.1 ℃，最大年平均气温（12.0 ℃）与最小年平均气温（10.1 ℃）相差1.9 ℃，前30年（1971―2000年）平均气温（10.9 ℃）比后30年（1981―2010年）平均气温（11.4 ℃）偏低0.5 ℃。最大极端最高气温33.1 ℃出现在1991年，最小极端最高气温28.2℃出现在1978年，2002年以后极端最高气温均在30.0 ℃以上；最小极端最低气温-20.6 ℃出现在1977年，最大极端最低气温-4.8 ℃出现在1995年，二者相差15.8 ℃。
1.2 降水量变化特征
昭觉县44年降水量的线性变化并不明显（相关系数r=0.021 9
1.3 日照时数变化特征
由昭觉县44年日照时数3项多项式拟合趋势线可以看出，年日照时数线性增多趋势明显（r=0.444 97>r0.01=0.384 34，通过0.01显著性检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上升趋势明显。44年平均日照时数1 890.0 h，大于多年平均值的有28年，占64%；小于多年平均值的有16年，占36%。冬、春季日照时数线性变化不明显，夏季线性变化相对明显，秋季最为明显，秋季日照时数在20世纪90年开始有明显的增多趋势，春、夏、冬季变化平缓。
2 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
由于冬、春季降水量减少，土壤墒情较差，大春作物播种、出苗期延迟，而收获期的秋季气温较高，作物生育期缩短，对农作物产量和品质都有较大影响。随着气温的升高、无霜期增长，作物复种指数有所增加，冬闲农田得到充分利用。气候变暖使农业的不稳定性增加，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利弊并存[1-2]。
3 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措施
一是综合考虑气候变化特点，确定适宜栽培季节，尽可能避开农作物生长关键期和对产量、品质形成影响较大时期可能出现的灾害性天气。二是根据光、温、水资源匹配情况及农业气象灾害、病虫害特点，调整作物、品种种植结构，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三是在选择作物种植品种时，不仅要考虑产量和品质，还应根据气候变化特点综合考虑栽培作物品种对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的抗逆性。四是完善灌溉和排水等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抵御能力，增强农业抗灾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3-4]。
4 结论
（1）年平均气温呈逐渐上升趋势，年气温变化倾向率为0.18 ℃/10年，年际标准差0.49 ℃。20世纪70年代年平均气温变化最为明显，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气温呈下降趋势，90年代后期以来气温持续上升，在90年代出现气温突变，1997年是突变点。四季分析结果表明，春、秋2季升温趋势最为明显，夏、冬2季变化趋势平缓。
（2）年降水量线性变化并不明显，降水日数呈减少趋势，但强降水日数增多，2000―2014年年降水量变差系数最大，年降水量变化最明显，年际间差异最大。20世纪90年代出现降水量突变，1996年为突变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冬、春季年降水量呈减少趋势，而夏、秋季呈增多趋势。
（3）年日照时数线性增多趋势明显，20世纪90年代年日照时数变差系数最大，变化最明显，年际间差异最大。20世纪90年代日照时数出现突变，1998年是突变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上升趋势明显，其中秋季日照时数呈增多趋势，而春、夏、冬季变化平缓。
（4）无霜期呈增多趋势，20世纪80年代无霜期变差系数是最大的，无霜期变化最明显，年际间差异最大。2000―2014年变差系数最小，表明该时段无霜期变化平稳，年际间差异最小。
5 参考文献
[1] 王馥棠.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影响的研究[M].北京：气象出版社，1996.
[2] 冯秀藻，陶炳炎.农业气象学原理[M].北京：气象出版社，1991.
气候变化趋势范文4
（天水市气象局，甘肃天水741000）
摘要：为研究气候变暖对天水极端温度的影响，利用天水观测站1951—2013 年逐年极端温度资料，运用气候倾向率、趋势系数、百分位法、滑动T 检验等统计方法，分析极端温度对气候变暖的响应特征。结果表明：天水年极端最高（低）温度均呈显著性升高趋势，极端最高气温上升0.2℃/10 a，极端最低气温上升0.3℃/10 a，都通过了α=0.01 的显著性检验；通过百分位法定义了极端温度的阈值，分析发现，极端最高气温与阈值的差值随时间序列的增加逐步增大，极端最低气温与阈值的差值随时间序列的增加逐步减少，对极端最高温度和极端最低温度利用滑动T 检验法进行突变检验，在α=0.01 显著性水平下，极端最低温度没有发生突变，而极端最高温度在1983年和1993年发生了2次十分明显的突变。
关键词 ：极端温度；阈值；百分位法；滑动T 检验
中图分类号：P468.0+2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2014-0407
Extreme Temperature Variability in Tianshui over the Past 63 YearsYao Yanfeng, Zhu Enchao, An Jing, Li Yue, Wang Hongbin
(Tianshui Meteorological Bureau, Tianshui 741000, Gansu, China)
Abstract: Evaluation of extreme temperature changes in Tianshui under global warming is studied based onannual extreme temperature data from 1951 to 2013.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variability and long-term trendof extreme temperature, various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s, including the climate tendency rate, climatetendency coefficient, percentile threshold value method and slidingT -test method, have been used. Resultsindicate that annual extreme temperature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trend over the past 63 years. Theextreme high-temperature rate of increase is estimated as 0.2℃/10 a, while the extreme low-temperatureincreased by 0.3℃/10 a, which a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99% confidence level. The threshold values oftemperature extremes have been determined using the percentile threshold value method, we find that the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treme high-temperature (extreme low-temperature) and the corresponding thresholdvalue increased (decreased) with the length of time series. The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extreme hightemperatureand extreme low-temperature trends are analyzed by using sliding T-test method. There is nosignificant abrupt change in extreme low-temperature at 99% confidence level. In contrast, the extreme hightemperaturechanges abruptly in 1983 and 1993.
Key words: Extreme Temperature; Threshold; Percentile Threshold Value Method; Sliding T-test Method
0 引言
气候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大量研究表明，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极端气候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给社会带来的影响非常巨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4 次评估报告指出，1906—2005 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0.74±0.18)℃，且各区域对全球变化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域响应[1-10]。许多研究[11-14]指出，中国热日和暖夜的频数显著增加，冷日和冷夜的日数明显减少，由此引起的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在增加[15-19]，造成的灾害损失也在日益加剧，因此研究极端温度的变化[18-20]十分必要。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天水降水、气温等变化特征已经有了一些分析[21]，但是围绕极端温度对气候变暖的响应研究甚少，笔者以极端温度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逐日最高、最低温度资料，探讨气候变暖对极端温度的影响及变化趋势[22]，为进一步认识气候变暖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天水地处西北地区东南部，处于中国地形和气候过渡带，气候复杂，该地区四季分明，冬冷干燥，雨雪稀少；夏热无酷暑，雨热同季，降水集中；春季升温快，冷暖多变；秋季降温迅速，常出现连阴雨天气。极端最高温度出现在1997 年7 月21 日，达38.2℃，极端最低气温为-19.2℃，出现在1955年1月10日。
1.2 资料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极端最高温度和极端最低温度资料来源于天水市国家气象观测站1951—2013 年的观测数据。查阅历史资料发现，天水观测站曾于1952、1954、2004 年出现过3 次迁站，对比搬迁的位置，温度资料不影响代表性和对比性。
1.3 研究方法
1.3.1 线性倾向估计一般来讲，降水的气候趋势用一次直线方程或二次曲线方程就能满足，本研究采用一次直线方程来评价降水的变化趋势：
y(t)为第t 年的观测值，t 为时间序列，b=dy(t)/dt，把b×10 作为降水每10 年的气候倾向率，单位为mm/10 a和d/10 a，回归系数b 和常数a 可用最小二乘法或经验正交多项式来确定，其中b 表征了降水的变化趋势，b＞0，表示随时间t 的增加呈上升趋势，b＜0，表示随时间t的增加呈下降趋势。1.3.2 趋势系数趋势系数r 表征t 与y 之间线性相关的密切程度：
σ y和σ t为降水序列和自然序列的均方差，r 与b的符号相同，|r |越趋近于1，表示t与y之间线性相关越大，|r |越趋近于0，表示t与y之间线性相关越小。1.3.3 百分位法极端温度阈值采用普遍使用的百分位定义法，将n 个变量值从小到大排列，X（j）表示此数列中第j 个数。设（n+1）P%=j+g，j 为整数部分，g 为小数部分，当g=0时：P百分位数=X（j）；
当g≠0 时：P 百分位数=g×X（j+1）+（1-g）×X（j）=X（j）+g×[X（j+1）-X（j）]。
1.3.4 滑动T检验法利用10 年滑动T检验法对极端最高温度和极端最低温度进行突变分析，设置显著性水平为0.01。
2 结果与分析
2.1 年极端气温的变化趋势
研究表明，极端最高温度的升高将带来热浪、高温等灾害性天气，同时对城市运行、电力运行、野外作业等造成重大的影响，极端最低气温的升高将出现暖冬，对越冬作物、病虫害等有不利影响。分析1951—2013年逐年的极端最高（最低）气温变化趋势发现（图1 和图2，虚线为平均值），极端最高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都呈上升趋势，极端最高气温上升0.2℃/10 a，趋势系数r 为0.306，极端最低气温上升0.3℃/10 a，趋势系数r为0.332，都通过了α=0.01 的显著性检验，极端最低气温的上升趋势较极端最高气温的上升趋势明显，进一步说明，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天水地区出现高温的频率在日益增加，出现冷事件的概率日益减小。
以10 年为单位分析平均极端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发现，极端最高气温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回归系数b为0.25，趋势系数r为0.61，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检验，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00年代，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上升”，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升趋势非常明显，90 年代比80 年代平均极端最高气温上升了近2℃；极端最低气温呈现上升趋势，回归系数b为0.42，趋势系数r为0.92，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检验，几乎是呈直线上升态势，21世纪00年代比20世纪50年代平均极端最低气温上升了近2℃，进一步证明了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极端最高、极端最低气温呈显著性上升。
2.2 极端最高（低）气温阈值的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气候变暖对温度的影响，采用普遍使用的百分位定义法来研究极端温度阈值，首先将1951—2013 年逐年的极端最高（低）温度资料按照降序排列，将第5(95)个百分位值定义为该站的极端最高（低）气温的阈值。然后分析逐年的极端最高（低）气温与阈值的差值（图略），分析其差值与实践序列的关系，计算得知极端最高温度的阈值为32.53℃，极端最低气温的阈值为-9.91℃，分析极端最高温度与阈值的差值发现，只有1989 年(-0.83)、1992 年(-0.13)、1993 年(-0.23)为负值，其他年份全部为正值，正值最大在1997年(5.67)，差值随时间序列为上升趋势，分析极端最低温度与阈值的差值发现，只有1985 年(0.31)、1999 年(0.51)、2000 年(0.91)为正值，其他年份全部为负值，负值最大在1955 年(-9.29)，差值随时间序列为上升趋势，上升趋势(b=0.03)较极端最高温度的差值上升趋势(b=0.02)明显。说明，极端最高气温与阈值的差值随时间序列的增加逐步增大，极端最低气温与阈值的差值随时间序列的增加逐步减少。
2.3 极端温度突变检验
对天水市1951—2013 年的极端最高温度和极端最低温度利用滑动T检验法进行突变检验（图3和图4）发现，在α=0.01 显著性水平下，极端最低温度没有发生突变，而极端最高温度在1983 年和1993 年发生了2 次十分明显的突变。分别计算1983 年之前、1983—1993年、1993 年之后共3 个时段的极端最高温度平均值、线性倾向系数后发现，3 个时段的平均值分别为：34.4、33.3和35.6℃，第2时段比第1时段减少1.1℃，第3时段比第2时段增加2.3℃，3个时段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6、-0.08、0.17，趋势系数分别为0.49、-0.25、0.35，都通过了99%的显著性检验，3个时段内的变化趋势分别为：增加、减少和增加，1993年以来的增加趋势较为明显。
3 结论
通过对天水极端最高温度的分析得知，天水极端最高温度、极端最低温度呈显著性升高趋势，上升幅度分别为0.2 和0.3℃/10 a，极端最低温度的上升趋势较极端最高温度上升明显。
采用百分位定义得到天水地区极端温度的阈值分别为32.53℃和-9.91℃，分析极端温度与阈值的差值发现，极端最高气温与阈值的差值随时间序列的增加逐步增大，极端最低气温与阈值的差值随时间序列的增加逐步减少。
极端最高温度在1983年和1993年发生了2次十分明显的突变，1983年之前、1983—1993年、1993年之后3个时段变化趋势分别为增加、减少和增加，1993年以来的增加趋势较为明显；极端最低温度没有发生突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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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趋势范文5
关键词：气温 功率谱 线性回归方法 变化趋势 变化周期
中图分类号：P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2（a）-0213-02
全球气候变暖是指地球-大气系统平均温度较长时期的升高现象，以得到人类的共识。全球变暖会引发海平面上升、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冻土消融等，进而导致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甚至引发人类的冲突，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1-2]：1906-2005年，全球变暖现象明显，趋势为0.074 ℃/10 a；有研究表明[3]近50年期间辽宁朝阳的气温递增趋势显著，为0.8～1.9℃·a-1；张翠艳[4]的研究发现近50年期间锦州地区的气温也呈显著性逐年现行递增，趋势为0.028 ℃·a-1。本文利用地面观测资料，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方法、功率谱分析等方法，对丹东地区气温的长期变化趋势、变化周期等进行深入研究，希望可以为研究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贡献。
1 气温特征分析
1.1 逐年变化趋势
将丹东地区的气温从1951-2010年取逐年平均，利用一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近60年期间丹东地区气温的逐年线性变化趋势，见图1。近60年期间，丹东地区的气温变化趋势的相关系数为0.65，通过了95%的信度检验，线性趋势回归系数为0.0258，即近60年丹东地区的气温以0.0258 ℃·a-1的速度显著性逐年线性递增。
1951-1959年期间，气温震荡剧烈，也递增显著；1959-1983年期间，该地区的气温变化趋势较为平缓，年平均气温在8.5 ℃上下波动，而后迅速递减，直至1985年为一相对波谷；1985-1989年，递增趋势比较显著，而后表现出缓慢的变化趋势，直至现在。
1.2 逐季变化趋势
本文还将丹东地区的地面气温从1951-2010年取逐春季、逐夏季、逐秋季、逐冬季平均，利用线性回归方法，分析近60年期间该地区不同季节地面气温的变化趋势，见图2。
春季，相关系数为0.44，通过了95%的信度检验，线性递增趋势显著，回归系数为0.0292，即近60年丹东逐春季的气温以0.0292 ℃·a-1的速度显著性线性递增；夏季，相关系数为0.15，没有通过了95%的信度检验，变化趋势不显著，即近60年丹东逐夏季的气温无显著性变化趋势；秋季，相关系数为0.28，通过了95%的信度检验，线性递增趋势显著，回归系数为0.02，即近60年丹东逐秋季的气温以0.02 ℃·a-1的速度显著性线性递增；冬季，相关系数为0.38，通过了95%的信度检验，线性递增趋势显著，回归系数为0.0452，即近60年丹东逐冬季的气温以0.0452 ℃·a-1的速度显著性线性递增。
对比不同季节的变化趋势发现，丹东的地面气温以春季和冬季两季的递增趋势较为强劲，递增趋势远强于年平均气温的递增趋势，其次是秋季，夏季则无显著性变化趋势，详见表1。
1.3 变化周期
将丹东气温从1951-2010年取逐年平均，利用功率谱分析该地区气温的变化周期，当谱密度大于红噪音检验标准谱的时候，说明存在该显著性周期。由图1可见，近60年期间，丹东地区的气温存在显著的2.5年、3.08年、3.64～5.71年的变化周期以及40年以上的长周期震荡。
2 结论
（1）1951-2009年，丹东地区的气温以0.0258 ℃·a-1的速度显著性逐年线性递增。1951-1959年期间，气温震荡剧烈，也递增显著；1959-1983年期间，该地区的气温变化趋势较为平缓，年平均气温在8.5 ℃上下波动，而后迅速递减，直至1985年为一相对波谷；1985-1989年，递增趋势比较显著，而后表现出缓慢的变化趋势，直至现在。
（2）对比不同季节的变化趋势发现，丹东的地面气温以春季和冬季两季的递增趋势较为强劲，递增趋势远强于年平均气温的递增趋势，其次是秋季，夏季则无显著性变化趋势。
（3）近60年期间，丹东地区的气温存在显著的2.5年、3.08年、3.64～5.71年的变化周期以及40年以上的长周期震荡。
参考文献
[1]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Climate Change 2007： Synthesis repo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ZHENG Chong-Wei， ZHUANG Hui，LI Xi， et al. Wind Energy and Wave Energy Resources Assessment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ina Sea [J].SCI CHINA TECH SCI，2012，55（1）：163-173.
气候变化趋势范文6
关键词 气温；线性趋势；Mann-Kendall法；气温突变；甘肃永靖；1968―2015年
中图分类号 P4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22-0193-03
Abstract Using monthly mean temperature and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data of Yongjing County during 1968-2015，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ture change in Yongjing County were analyzed by linear trend，total anomaly and MK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seasonal mean temperature in Yongjing County had ascended since 1968，especially after the 21st century，the warming trend was more obvious. The temperatures of four seasons increased in the order of spring，summer，winter and autumn，the temperature change of spring and summer contributed more to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increasing. The M-K test showed that temperature in Yongjing County changed suddenly in 1995.
Key words temperature；linear trend；Mann-Kendall method；sudden change of temperature；Yongjing Gansu；1968-2015
19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呈逐年上升趋势，气候变暖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对于气候变暖的研究也有很多。秦大河等研究指出我国年平均气温以每年0.4～0.5 ℃的速度上升[1]，丁一辉等研究指出中国近100年来平均地表气温呈上升趋势，升幅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文海等对中国1951―1997年气候变化趋势的季节特征进行分析后认为：全国大部分地区呈显著的增温趋势；不同季节气温变化趋势差异很大，增温主要发生在冬、春季节，夏季大部分地区以降温为主，秋季以中高纬度的增温趋势最为显著[3]，李栋梁等对西北地区气候进行研究，指出未来50年我国西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0.6～1.0 ℃[4]。
永靖县隶属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中部西南。近年来，永靖县连续数年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气温偏高，导致农作物严重减产甚至绝收，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影响。本文选用1968―2015年永靖县台站季和年平均气温资料，运用线性倾向估计、Mann-Kendall检验等方法，初步探讨了近48年来该地区气温的趋势变化和突变点。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选用永靖县气象局1968―2015年逐月气温资料、逐年平均气温资料，然后建立全年和各季节气温时间序列，习惯上春季为3―5月，夏季为6―8月，秋季为9―11月，冬季为12月至翌年2月。
1.2 分析方法
1.2.1 线性倾向估计。采用线性倾向估计法，利用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表示气温的变化趋势，即y=ax+b。式中，a为回归系数，b为回归常数。回归系数a的符号表示变量y的趋势倾向，a>0，说明y呈上升趋势；a
1.2.2 Mann-Kendall检验。Mann-Kendall法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检验方法，能检验突变发生的时间，其优点是不需要样本遵从一定的分布，也不受少数异常值的干扰，更适用于类型变量或顺序变量。其原理详见文献[5]。
2 结果与分析
2.1 年平均气温变化
图1为永靖县1968―2015年平均气温距平变化和5年滑动平均变化曲线，由图1可知，永靖县年平均温度为9.5 ℃，最冷年份为1970年，最暖年份是2015年；可以把永靖县年平均温度分为2个阶段，在1997年前气温偏冷，仅有1980年、1982年、1987年、1991年、1994年这5个年份高于多年平均值；1998年后开始气温呈现明显正距平，在1998―2015年18年中有14年平均气温距平在0.5 ℃以上。从平均气温距平5年滑动平均曲线可以看出，永靖县平均气温距平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图2给出了1968―2015年永靖县年平均温度的变化趋势，经过分析得到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为y=0.036 9x+8.595 5，从方程中可知永靖县48年中年平均气温呈波动上升趋势，增长率为0.37 ℃/10年，这与赵传成等研究西北地区气温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平均气温上升速率为0.32 ℃/10年[6]基本接近。
用Mann-Kendall法检测永靖县近48年年平均温度序列的突变，从图3中UF曲线可以看出，48年来除1970年外，所有年份UF>0，说明整体趋势为年平均温度增高，变化趋势来看年平均温度在1982年前上升，之后波动下降，到1996年开始又变为上升趋势，在2002年显著升高，超过0.05置信度。图中UF、UB交于1994年，在±1.96的置信区间，说明年平均温度在1994年发生突变。在突变点之后的2001年超出置信区间，说明在此期间内，气温升高且达到最高值，增温趋势变得显著。
2.2 季平均气温变化
从48年的季节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四季的变化同年均变化基本一致，都呈上升趋势。但从四季变化来看，春季（图4a）平均气温在四个季节中上升幅度最大，增长率为0.44 ℃/10年，平均气温为11.1 ℃，春季平均最高气温出现在2013年，为13.2 ℃；夏季（图4b）平均气温升高也较为明显，且波动变化较大，气温增长率为0.42 ℃/10年，基本与春季增长率较为一致，因此春、夏2季对全年平均气温增长的影响较大，其中最高气温出现在2006年，为22.6 ℃，平均气温为20.6 ℃；秋季（图4c）平均气温相对变化不是很大，为4个季节中气温上升最为缓慢的季节，增长率为0.27 ℃/10年，平均气温为9.3 ℃，最高气温出现在2015年，为10.9 ℃；冬季（图4d）平均气温上升趋势和全年基本相似，增长率为0.35 ℃/10年，平均气温为-3.0 ℃，最高气温出现在2006年，为0.1 ℃，最低气温出现在2008年，为-5.3 ℃。永靖县四季气温都上升，春、夏2季上升趋势较为显著，其次为冬季、秋季为最缓慢的季节；由于春、夏2季气温上升趋势明显导致永靖县春夏旱的频率将有所增加，对全县的经济生产有一定的影响。从赵传成等[6]研究的西北地区四季气温变化特征来看，永靖县四季变化趋势有些不一致，可能与永靖县特殊的地形以及刘家峡水库等因素有关。
图5为四季平均气温M-K检验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永靖县四季平均气鼐出现了突变，春季出现在1996年，夏季为1997年，秋季为1997年，冬季为1984年，除了冬季，其他季节的突变点与年平均温度突变点较为一致。还可以看出，春、夏2季在2007年和2009年均超过了0.05显著性水平线，呈显著性增高趋势，而秋季未超过显著性水平线，说明秋季气温增长缓慢，冬季在1998年超过显著性水平线，但在2007年后呈下降趋势。
3 结论
（1）永靖县在1968―2015年间，年平均和四季平均气温变化与全球增暖趋势一致，以增温为主，尤其在21世纪后的升温趋势较为明显。
（2）年内气温在四季均呈增长趋势，增温幅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春季、夏季、冬季和秋季，其中春、夏2季对全年平均气温增加贡献较大，这与永靖县近年来多出现春旱、春末夏初旱和夏旱有较为直接的联系。
（3）用Mann-Kendall检验对永靖县年和四季平均温度进行突变检验，大致可以判断出永靖县气温在1995年左右发生突变。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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