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1
一、 全球视野下的生态环境研究进程
若干年来，伴随着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消费需求亦得到很大满足，但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森林植被锐减、不少物种灭绝、淡水资源短缺、绿野变为沙漠、环境趋于恶化。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社会现实，不是局部事件而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只是存在区域差异而已。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成为人类力图与环境合谐相处、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抉择，也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与责任。20世纪后期与本世纪初，环境问题曰益受到人们关注、生态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背景。
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这一理念的形成经过了数十年时间，其中既有民间的推动，也有政府的参与。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该书通过对污染物迁移、变化特别是滥用杀虫剂后果的描写，向人们阐述了海洋、天空、河流、土壤、动物、植物和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该书指出，“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污染这一罪恶的链环在不断地传递转移，环境污染及其恶果实际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恶魔。该书唤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渐重视，以致有人认为其出版标志着“生态学时代”的开始。①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布《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该报告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领导的研究小组完成，分析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以当时的人口与工业增长发展下去，世界将面临“崩溃”，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虽然该报告对未来的估算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消极悲观，但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带来环境污染却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与讨论，从而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②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brown)出版《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必须从速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sustainable society)。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给出了如下定义，“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下去，也能保证使之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该报告强调，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必须立足于使环境资源库得以持续和发展的政策”。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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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卡逊(rachel carson)著，吕瑞兰译：《寂静的春天》，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6—7页及《译者的话》。并参考弗兰克·格雷厄姆(jr． frank graham)著，罗进德、薛励廉译：《〈寂静春天〉续篇》，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
②(美)d 梅多斯(dennis l meadows)等著，于树生等译：《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另一翻译本为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与此悲观论相对应的则是乐观论，如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julian l simon著，黄江南、朱嘉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2页，第23—24页。张志强等：《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与趋向》，《地球科学进展》]999年第6期。
一精神为此后的联合国大会所遵循(参下文)，可持续发展也逐渐成为媒体频繁使用、如今中国大众亦接受的词汇之一。
保护环境、加强生态环境研究也是各国政府的责任与义务。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文件。受秘书长委托，由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执笔，在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协助下提交了《只有一个地球》报告，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探讨全球环境的前途问题，唤起各国政府对环境特别是环境污染的注意。①1980年3月5曰，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②91983年第38届联大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简称 wced)，次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出任该委员会主席，并以“持续发展”为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1987年，第42届联大通过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到2000年乃至以后实现持续发展的长期环境对策”。③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和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树立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观点与解决途径，倡导“可持续发展战略”。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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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巴拉·沃德(ba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主编，国外公害资料编译组译：《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6年。
②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15页。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前言》。
《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文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协议。中国政府签署了协议，并在会后提出了环境与发展10大对策，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行动纲领。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国家环保局为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环保工作，特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①环境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对世界、对人类负责的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生态环境(史)研究受到全球变化研究的直接推动。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世界各国、不同地区均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其中：地球作为人类的共同家园，任何国家与地区均成为全球变化的一员。全球变化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跨学科、综合性、规模宏大的国际合作研究活动，涉及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该研究主要有：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hdp或hdgec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1980年开始实施，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共同组织，主要研究气候系统中物理方面的问题，并探讨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1991年正式实施，由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组织研究，主要分析控制地球系统及其演化的物理、化学与生物过程，以及人类活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全球变化的人类因素计划由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ifias)、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issc)、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共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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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前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
定、组织，是在社会科学界模仿自然科学界的大规模集体合作精神，更好地了解导致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原因。1990年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第18界大会通过了《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研究纲要》，指出该研究必须同时考虑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作用及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这两方面内容。①可以看出，上述这些研究计划各有侧重点，但在关注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方面却具有一致性。中国科学家积极介入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由中国的全球变化国家委员会(cnc-igbp)组织协调。中国科学家正式立项研究全球变化问题始于1985年，并于1995年10在北京承办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②
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也是中国学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交流、学科整合的产物。应该承认，在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气候学等领域，数十年来几代人已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本士的学术基础。上世纪后期以来，生态环境史在海外特别是美国逐渐兴起(参下文)，对大陆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近10余年来，大陆学术界的问题意识、学术视野也逐渐发生转移。在史学界，由帝王将相转向芸芸众生、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由事件史考察转向长时段分析、由重视人与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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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成权、张志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综览》，《地球科学进展》1994年第3期。1990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正式加盟后，(hdp或hdgecp)计划遂更名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影响国际研究计划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简称ihdp)。
② 孙成权、陈晔：《中国的全球变化研究项目述评》，《地球科学进展》1995年第1期。孙成权：《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简介》，《地球科学进展》1996年第3期。
系到同时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①对生态环境的曰益重视也不局限于史学领域，其他学科也加强了该领域的开拓，出现了所谓的生态文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等等，而自然科学界对生态环境及其演变史的考察自不待言，并逐渐将研究重心放在人类历史时期之内并重视分析人为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在学科门类逐渐细分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学科的渗透与融合。在此形势下，大陆学术界明显加强了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开展国际合作，进行学科整合，试图打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畛域之分、发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更深刻、全面地揭示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的演变规律，生态环境史已成为学术前沿与新的学术增长点。
近年来大陆学术界所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包括部分译作)，有的虽未贯以生态史或环境史之名，但却涉及历史上的生态环境，这里择要勾勒分析如下：②
①法国年鉴学派对中国影响较大，如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一部分用500余页的篇幅来分析“环境的作用”。
②近年来也有相关的专题综述，如张岂之：《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但前者主要是从生态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后者基本上是对部分论著的叙述。这里试从主要观点、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出发，对重要的学术积累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勾勒与分析。
一、 关于生态环境史的概念、理论及方法
迄今为止，生态环境史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各种论著所使用的名称也不一致，如环境史、生态史、历史生态学、生态环境史等等，理论与方法研究相对薄弱。
一些研究者重点考察环境史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兴起与学术渊源。例如，包茂宏从全球视野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认为：“环境史的概念仍在发展变化中，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环境史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应分三步走，一是有选择地学习和引介国外的理论成果和方法，二是实证研究中国的人与环境关系变迁史，三是从全球视野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形成中国的环境史学派。①侯文蕙多年来翻译了一系列相关著作。②另一些研究者则追溯、总结其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轨迹。例如，王子今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对20世纪中国生态史研究取得的进步及其意义进行分析；认为生态史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生态条件本身历史的研究，另一个是生态条件对社会历史之影响的研究，涉及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作者指出，今后要继续深化理论建设和跨学科研究。③
关于环境史的性质，一种认为属于历史学范畴，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学科。梅雪芹提出，“20世纪晚期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的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而非其他学科的范畴”；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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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②如美国著名环境史专家唐纳德·沃斯特(d·worster)的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草原》，三联书店2003年。等等
③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为一门学科，环境史不同于以往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模式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可分别以“人类文明”、“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等关键要素将其与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相区别；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要以辨证唯物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充分借鉴西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探讨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研究范式；今后应重点研究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思想。①另一种认为，环境史是一种新视角，研究内容更加广泛、全面。包茂宏引述唐纳德·沃斯特的话说，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它比以往的历史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即把整个社会和全部人类活动放在自然和自然过程中来观察。②还有一种认为，环境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主要涉及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运用多学科知识，掌握多种研究手段，进行野外考察是基本研究方法。侯文蕙认为是交叉学科。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才兴起的一个“新兴学科”，是一门融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带有很强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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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雪芹：《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人，还包括自然，所重点展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①
一些研究者根据自己所长与研究体会提出相应的研究视角。行龙主张从社会史的视野，利用跨学科的方法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进行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②夏明方主张从人口、资源、环境与灾害等生态系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变动过程来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余新忠主张从疫病社会史或疫病医疗社会史视角，不仅研究疫病史、医疗本身，而且从此入手，研究人类历史上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③围绕着传统人地关系理论展开的分析亦有不少成果问世。当今国内外大多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但传统中国却存在人与自然合谐的观念。吴承明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指出该学说认为自然界是整体合谐的，人类社会是同一有序的，天人之间可通，消极可以转变为积极，强调“天人合一”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意义。④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论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三才”(天、地、人)理论比“天人合一”更能揭示这一关系，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有机统一自然观，主张从“天人关系” 这一视角、从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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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侯文蕙：《(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均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行龙：《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③夏明方：《自然灾害、环境危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余新忠：《疫病社会史研究：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④吴承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科整合来揭示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①鲁西奇评析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指出在思考人地问题时要重视“区域”观念的方法论意义与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提出以典型的“区域链”及“流域链”来考察区域人地关系的演进过程，总结出人地关系的演化模式。②王铮等分别从人口地理分布、区域经济与中国经济格局、政治疆域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明显影响，他们认为，人地关系形成一个链，而资源利用是其中的中心环节，人是以群体特征来响应环境如气候变化的，人地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是受到社会经济与环境变化的多重影响，气候变化虽是一个强大因子，但它却不能产生确定性的影响。③
从文明观与认识论的高度，有学者认为环境史既非环境决定论，亦非人类中心主义观，而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观，这在国外学者中比较突出。④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热潮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生态)伦理学界也展开了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走入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大讨论。大多数学者从价值观的角度，将人类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位置；不少人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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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根蟠：《“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③ 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97年第4期。
④ 包茂宏前揭文；刘耳：《当代西方环境哲学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发展的环境伦理学基础；也有人赞同生态中心主义。①
总之，大陆学术界在生态环境史的概念、性质、主要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不少分歧，实际海外也是如此，唐纳德·沃斯特曾说到，“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②但其中也有共同点：一是，均承认环境史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研究意义；二是，均强调环境史要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均主张采取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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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覃明兴：《人类中心主义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杨淑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6期；陈伟华、杨曦：《世界观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4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三、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1
一、 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
气候是自然环境要素之一。气候变化既是生态环境变迁的表现，也是引发环境变化的主要因子。历史气候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20—30年代，蒙文通、竺可桢、徐中舒、胡厚宣、王树民等人已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70年代竺可桢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简称竺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历史气候研究。竺文认为：仰韶和殷墟时代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高于当代2℃；周朝早期寒冷，春秋时期变暖，这一温和气候一直持续至西汉；东汉趋于寒冷，并延续至南北朝；隋唐至11世纪初气候温暖；12世纪初气候转寒并延至14世纪，其中13世纪初、中期存在短暂温暖；15至19世纪气候寒冷，其中17与19世纪更为寒冷；近5 000年来最低温度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1200和1700年，气温摆动范围1—2℃；在400至800年期间内，可以分出50至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①
近年来，历史文献记载、物候、沉积、树木年轮、积雪冰川、动植物分布、地衣测量、孢粉分析等资料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进一步深化，并有相关研究著作出版问世。②
竺可桢关于中国近5 000年来气候冷暖变化的分析依据与具体观点得到补充、修改与完善，某些观点尚处于商榷之中。王绍武研究公元1380年以来的气候，发现华北第一个冷谷消失，揭示了小冰期气候在中国的区域差异。③于希贤研究认为，17世纪冷期的出现时间，比竺文的结论约早半个世纪，其变化幅度亦较竺文所说的1—2℃大得多；依据云南仓山山顶冰雪积融，并参照各个时期的物候状况，于氏指出，仓山雪所反映的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在总体趋势上与已有结论相似，但在具体冷暖幅度、出现时间上则呈现出区域性特点。④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一书围绕着竺文展开，作者在尊重、肯定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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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原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5—498页。
②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王绍武：《公元1380年以来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中国科学〔b辑〕》1990年第5期。
④于希贤：《近四千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于希贤：《仓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初稿完成于1978年)。
学术贡献与基本观点的基础上，以翔实的资料与细致分析，就竺文的某些资料、观点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①张德二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存在中世纪温暖期。②满志敏提出了另一个历史气候变迁序列，即仰韶温暖期、西周至西汉降温期、魏晋至五代寒冷期、北宋至元中叶温暖期、元后期至清末寒冷期；竺文认为公元600—1000年是温暖期即所谓的隋唐温暖期，学界亦有人通过物候等继续予以论证，满志敏指出，梅、橘、驯象等均不足以成为唐代气候温暖的指标，而有大量资料证明，8世纪中期气候由暖转冷，其寒冷程度甚至可以与明清时期的“小冰期”相比；满氏关于西周至西汉降温期、唐代存在寒冷期和中世纪温暖期的看法，与传统观点有较大差距。③不过王子今辨析说，以秦汉山川祭祀制度的史料为依据而断定“当时淮河每年冻结”、“气候比现代寒冷”，难免有证据不足之嫌、缺乏说服力，竺文关于秦至西汉气候“继续温和”、东汉“趋于寒冷”等观点仍值得肯定．陈业新从农事、物候、干湿三个方面对汉代的气候状况进行历史学分析，并就某些生物分布指标是否适用提出自己的看法；陈氏认为，汉代气温与现在无大差异，西汉略冷而东汉稍暖，东汉末年急骤转冷；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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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
② ②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推断》，《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11辑；《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中世纪温暖期的历史证据和基本特征的初步研究》，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95—103页。
时期干湿相间。①唐代前后的气候状况及其变化在学术界的分歧较大。吴宏歧、党安荣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认为气候的转冷应大致在8世纪末期而非中期，此后至五代这一时段气候的转冷只是温暖期之中的气候波动，传统的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后来两人又依据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再次基本肯定隋唐温暖期这一说法，并将其起讫年限修正为公元550—1050年，其中公元800—950年气候相对寒冷。②蓝勇认为，8世纪中叶的气候确实有一个由暖转冷的过程，但从当前总的研究看，唐代温暖期的论证似乎更加充分。③费杰、侯甬坚基于历史文献记录，认为唐代黄土高原南部地区并不表现为一个稳定的暖期，公元799年前后存在一次百年尺度的气候转寒，以此为界，可划分为相对温暖且较稳定的阶段(公元620—799年)和相对寒冷且波动频繁的阶段(公元800—960年)。④尽管学术界在战国至汉代和隋唐时期的冷暖问题、中世纪是否存在温暖期、温度变化的幅度与速率、历史气候的变化周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竺文关于历史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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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子今：《关于秦汉时期淮河冬季封冻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吴宏歧、党安荣：《唐代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期；吴宏歧、党安荣：《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③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l期。
④费杰、侯甬坚：《基于黄土高原南部历史文献记录的唐代气候冷暖波动特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
变化的基本轮廓，特别是关于冷期的判断，是基本正确、基本准确的。①
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进一步具体化，区域缩小、分辨率提高、分析手段多样，区域性、时段性气候变迁研究得到明显深化。例如，王绍武等重建了中国东北等10个区近400—1 000年的10年平均气温序列，并分析区域相关性与差异；公元1880—1996年的年平均气温序列及其变化速率、35个站点的四季降水量序列及降水量异常的空间分布特征。②朱士光等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整理、利用，建立该地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序列，即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温、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西汉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润、唐后期至北宋凉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凉干、明清冷干等10个气候变化时段。③邓辉利用文献中的有关早、涝、冻灾记录，对公元928—1109年燕北地区的历史记录进行复原，指出辽代该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是，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则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气候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地区的变化要提前30年。④李平日和曾昭璇则利用史籍资料和香港近百年的气温记录，考察珠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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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纪念竺可桢〈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引者注)初步研究〉发表30周年》，《地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4期。
②王绍武、叶瑾琳、龚道溢：《中国小冰期的气候》，《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王绍武等：《近百年中国年气温序列的建立》，《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第4期；叶瑾琳等：《近百年中国四季降水量异常的空间分布特征》，《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增刊。
③朱士光、王元林、呼林安：《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l期。
④邓辉：《论燕北地区辽代的气候特点》，《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1488—1893年小冰期和气候进入现代暖期的气候变化。①何业恒对20种热带、南亚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兴衰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了5 000年来华南地区的气候冷暖和环境变迁。②葛全胜等重建了分辨率10至30年的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距平变化序列，分析了冷暖变化幅度与阶段性。③
近年来，区域性某阶段的历史气候变迁研究成果很多，研究更加深入，这里仅以秦岭及其邻近地区为例作一说明。在初春气温方面，刘洪滨、邵雪梅采用秦岭冷杉年轮宽度重建镇安公元1755年以来的初春温度序列，并指出，当地初春温度在1798年前后发生了一次较大幅度的降温，前后温差近3．0℃，1850年前后再次出现降温趋势，1884年前后出现明显的升温；利用秦岭树木年轮重建佛坪公元1789年以来1—4月份平均温度，并分析了其变化特征，其中1896年前后出现气温突变；两人还利用树轮重建秦岭地区历史时期初春温度变化序列，考察了冷暖变化在秦岭中东部的差异，结果显示1773—1804年初春温度相对较高，1805—1892年则相对较低且持续时间最长，秦岭地区西部初春季节变冷与增暖的幅度均大于秦岭的中东部地区。④在干湿程度方面，刘洪滨等利用华山松树轮宽度差值重建了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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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平日、曾昭璇：《珠江三角洲五百年来的气候与环境变迁》，《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
②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
③葛全胜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000年第2期；葛全胜等：《过去2 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序列重建与初步分析》，《地学前缘》2002年第1期。
④刘洪滨、邵雪梅：《采用秦岭冷杉年轮宽度重建陕西镇安1755年以来的初春温度》，《气象学报》2000年第2期；刘洪滨、邵雪梅：《秦岭南坡佛坪1789年以来i—4月平均温度重建》，《应用气象学报》2003年第2期：刘洪滨、邵雪梅：《利用树轮重建秦岭地区历史时期初春温度变化》，《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及周边地区公元1500年以来初夏干燥指数序列，指出1502—1511年、1570—1580年、1807—1814年该地区初夏存在三次较为严重的干旱。①在冬季气温方面，郑景云等建立了西安、汉中地区1736--1910年的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指出尽管两地平均气温变化趋势类似，但汉中“整个序列的波动幅度更大一些”。②这些细致、系统的考察分析，不仅大大地深化了区域气候史研究，而且为探讨该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变迁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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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洪滨、邵雪梅、黄磊：《中国陕西关中及周边地区近500年来初夏干燥指数序列的重建》，《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3期。
②郑景云等：《1736—1999年西安与汉中地区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重建》，《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
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相关性。气候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近年来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el nino-southern oscillation简称enso)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enso是指影响全球的大气与海洋循环变化的一种异常现象，简单地说是强烈的海气相互作用事件。③龚道溢、王绍武分析公元1880年以来我国东部四季降水与enso事件之间的关系，认为近百年来，enso与35个站点的平均降水量没有关系；与一些地区秋、冬季节降水量关系显著，厄尔尼诺年江南降水偏多，北方偏少，反厄尔尼诺年(即拉尼娜年)则相反；与夏季降水量的关系不如秋冬明显，厄尔尼诺年黄河以北有干旱趋势；与春季降水量基本无关。在气温变化方面，enso对温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年际尺度上，对于气温的长期趋势与年代际变化率的影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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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厄尔尼诺(el nino)是指中东太平洋赤道附近海水表层的异常增温变暖；与此相应，若降温变冷则为拉尼娜(la nina)现象或称反厄尔尼诺现象。南方涛动(southern oscillation)是指热带东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气压场反相。
若要研究后一问题，还需分析人类活动、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太阳黑子、火山等因子。20世纪气候变暖是气候的自然变化还是因为人类活动的影响，他们认为后者是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①张德二等分析了公元1500年以来厄尔尼诺事件与我国夏季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指出，厄尔尼诺年全国大范围降水偏少，多雨地带在东北、黄淮与广东沿海，而干旱少雨带在内蒙——甘肃与长江中下游一带，此后的第一个非厄尔尼诺年则降水分布特征正好相反；厄尔尼诺年降水在不同百年尺度的变化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多雨、少雨带在南北位置与范围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②联系到历史上的具体旱涝灾害，如光绪三年我国北方干旱严重，满志敏认为是由于东亚季风减弱引发季风雨带的推进过程与降水特征发生变化，而后者正是由当时的enso现象引起的；气温冷暖波动也会导致海平面升降变化，如11至13世纪晚期华东海平面上升即与气候温暖存在对应关系。在植物分布方面，以柑橘为例，其北界大幅南北迁移的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冷暖变化，其中南北朝后期、元朝前期与明朝后期的种植北界比现代还要靠北。③天文现象、地质灾害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刘洪滨、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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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龚道溢、王绍武：《enso对中国四季降水的影响》，《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龚道溢、王绍武：《近百年enso对全球陆地及中国降水的影响》，《科学通报》1999年第3期；龚道溢、王绍武：《近百年全球温度变化中的enso分量》，《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5期；王绍武、龚道溢：《对气候变暖问题争议的分析》，《地理研究》2001年第2期。
②张德二、薛朝晖：《公元1500年以来el nino事件与中国降水分布型的关系》，《应用气象学报》1994年第2期。
③?M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中世纪温暖期我国华东沿海海平面上升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l期；《历史时期柑橘种植北界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复旦学报》1999年第5期。
定分析了黄河1922—1932年枯水期，认为这与太阳黑子与enso现象有关；于希贤探讨了长期气候变化周期与地震活动周期的相关性。①1988年成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01年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指出：20世纪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6℃左右，冰盖、冰川减少，海平面升高，而且这种趋势还会继续；“正如现代气候模式预测的那样，过去100年的变暖很可能是气候自身的变化，过去1000年气候数据的重建亦指出，这种变化可能完全由自然因素引起”，而“过去50年观测到的全球性气候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②
农牧过渡带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影响。史念海指出，司马迁规划的碣石及龙门农牧分界线是适合生态环境的，过分超越这一界线就会破坏生态平衡；他特别考察了这一农牧分界线及其至隋唐时期的伸缩变化，半农半牧地区的农业与畜牧业(养马业)生产及其兴衰，关中漕粮供应地的转移等等，认为农牧地区的变化促成了唐朝由盛转衰。③这一研究理路更多地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及其后果。另一种，则是主要揭示人类活动受到自然环境变迁的限制与影响。邹逸麟认为，15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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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洪滨、吴祥定：《黄河中游1922—1932年枯水段时空尺度分析》，《陕西气象》1996年第6期。于希贤：《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周期性与中国地震活动期问题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
②孙成权、高峰、曲建升：《全球气候变化的新认识——ipcc第三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概览》，《自然杂志》2002年第2期。
③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l期；《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演变及其影响》(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第3期连载。
的生存，所以才南迁至长城以内，可见这一内迁除了学术界以前所认为的政治原因外，还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到18世纪前期，北方气候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气候又有一段短暂的转暖期，又出现了光绪年间开垦蒙地。①由此可见，农牧过渡带的南北摆动幅度在根本上取决于自然环境如气候所允许的程度。在同一气候或气候演变条件下，会存在不同的生产形态，会出现不同的政权形式，会出现统一或分裂的政治格局，因而对自然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及如何产生影响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满志敏等选取4个历史事例，即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无良哈三卫南迁，分析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与相应的社会变化，指出这一变化是通过社会系统发生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系统及政权格局会产生不同的后果。②这实际是揭示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作用的方式、方法是多样的，后果存在或然性，未必是一致的或统一的，最终结果还取决于政权体系及其外部环境。不过也有个别文章非常强调气候变化对政权更迭等近乎一致性的影响。例如王会昌认为，“纵观2 000多年的(中国——引者)历史，历代王朝的兴衰和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变化等，都与气候上冷暖干湿的波动变化之间呈现出大体同步的相关或共振关系，而且不只局限于一朝一代或某一特定时段”；尽管作者同时指出：历史发展包括王朝更迭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北撤等是“多种因素”影响作用的结果，气候变化只是“诱发因素”，只能决定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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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
② 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式、方向、速度和进程。①
气候变迁与社会经济变化。学术界大多选取不同时期进行具体分析，揭示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王晖、黄春长探讨商代末期的气候变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指出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气候温暖湿润，而商代末年，气候干旱，因而泾渭流域的周人屡次迁都并向南方发展，商王朝亦然。②王子今重点分析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指出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当时气候条件关系密切。③马新则以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为切入点，具体阐述气候条件与两汉农业之间的关系。④有关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各地农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较多，讨论热烈。陈家其指出，该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气候变冷则双季稻面积削减，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滑，亚热带经济作物受到严重威胁。⑤王双怀则具体研究了明代气候波动、由暖转寒对华南农业的影响，指出气候振动、灾害频仍，伤害了劳动力资源，破坏了耕地和其他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也使得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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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会昌：《2 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
② 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退化与社会的变迁》，朱士光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增刊)。
③ 王子今：《试论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
④ 马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文史哲》2002年第5期。
⑤ 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的地理分布发生改变，破坏植被、滥杀动物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①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比较直观，与粮价等方面的关系则需要进行深入分析，王业键等考察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自然灾害、粮食生产与粮价的变动关系，指出华北、华东的气候冷暖变化与自然灾害多寡成正相关关系，长江三角洲的粮价高峰大都出现在自然灾害多的年份，但是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并无明显关系，即冷期未见上升，暖期未见下跌。②这说明自然环境演变与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包括有无联系需区别对待、具体分析，也说明两者之间的确存在联系，但未必处处、始终、事事存在密切关系。在气候变化与人口增减方面。周翔鹤、米红认为，粮食生产与人口之间存在关系，但由于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因而人口数量变化很难成为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会存在曲折甚至是比较大的曲折。③李伯重就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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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双怀：《气候变化对明代华南农业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②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气候安全；环境保护；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际环境关系
中图分类号：D99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4-0058-06
一、引言
“安全”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社会的重视，是所有国家不断追求的利益，“安全研究”也是国际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相对于传统的安全问题，更多新的安全议题已经浮上台面[1]。在新兴的众多非传统安全议题之中，气候安全是相当重要的面向。气候的破坏、改变，形成人类经济活动、国家安全、国际和平的隐忧。面对如此的潜在危机，国际社会目前普遍已经认识到了气候安全的重要性，也逐渐倾向全球共同面对，共同治理，有意愿合作建立共同的规范准则以面对气候安全给全球带来的挑战。
综合分析国内外有关气候安全与全球治理的文献，笔者发现学界当前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比较欧美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及对我国可借鉴的方面。如王慧（2010）认为“美国的气候安全法中的某些条款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为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我国可在相关的世界贸易争端中采取合理的诉讼策略来积极应对”[2]；董勤（2012）认为“气候变化的国际争论逐步成为地缘政治大国之间的博弈，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应继续保持激进的姿态”[3]。第二，美国的霸权主义及对全球治理带有的影响。如刘丰（2012）认为“美国全球治理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核心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巩固和扩充其霸权基础，但新兴国家的参与和国际制度的改革必将使美国推行霸权治理模式的努力难以为继”[4]；高静和刘友金（2012）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不仅是贸易问题，还包括一系列的环境问题”[5]；马骦（2013）认为“美国作为冷战后国际格局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哪种全球治理理论都必须正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政策和立场”[6]。第三，国外学者偏向于多学科交叉研究气候变化及其治理。如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和安格斯·赫维用科学、经济学、政治学与伦理学来研究气候变化的治理，日本学者星野昭吉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来阐释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7]。综上所述，目前气候变化及其国际治理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气候变化引发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多个层次，并在多边和多维互动中衍生出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我国对此可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及如何有效进行全球治理。
二、气候安全给全球带来巨大挑战
安全往往关乎生存，它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分。传统的安全一般是指军事安全，而新的综合安全观则要求把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安全利益同个人安全、团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利益结合起来。现在，安全战略的目标由“确保报复”转变成为“确保生存”和“共同生存”；追求安全利益的手段是协调和发展；安全由被分割的状态变为不可分割，具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地域单位由一个国家扩大到某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8]（p.397）。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安全状态，或者说国家和世界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危害的良好状态。这种环境安全概念泛指对环境、人的健康、社会治安、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都没有受环境污染的有害影响。
气候安全是环境安全问题的代表之一，气候变化与国际安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第一，温度升高，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升高，淹没了大量的土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比如，图瓦卢面临着被淹没整个国家的威胁；中国海洋局的统计表明，中国有超过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已经陷入了海平面之下。第二，世界土地的质量因为气候的变化而正在下降。气候变化正在导致世界上许多土地的沙漠化，这是全世界都必须重视的问题。如非洲南部和美国西部出现了大面积的沙漠，使得成百上千万原来从事农牧业的人被迫背井离乡。第三，气候变化突出了世界缺水和食物的危机。第四，气候变化造成的空气污染、水污染非常严重，疾病增加，对人类生存环境带来沉重打击。如疟疾患者增加，疟疾是与结核病、艾滋病并列的三大传染病之一。地球平均气温上升，蚊虫生存的季节和地域也将发生变化，因此，以前未发生过疟疾的地区，也会有因为蚊蝇传播而产生疟疾的危险性。气候变化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给人类自身生活环境与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全球化意味着时空概念发生重大变化，全世界开始关注共同的地球和共同的未来[9]（p.5）。国际关系的发展日益聚焦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上，气候危机加剧迫使各国重新审视传统的安全观，开始在对外关系中引入气候安全因素。气候变化引发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多个层次，并在多边和多维互动中衍生出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
三、气候安全需要全球治理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始于1985-1987年间。但其实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开始，人类便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参与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并对气候产生了影响。由于最初人类利用环境的能力有限，因此这种对气候的影响并没有超出大自然自身恢复能力的范围。但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气候安全问题便开始初现端倪。而今天，人类活动已经使地球环境发生了一些过去一万年甚至更长时间从未发生过的重大变化。臭氧层破坏、酸雨、生物多样性锐减、水资源危机、荒漠化和气候变暖等，都构成了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气候变化从一个普通的科学问题演变成为全球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0]。气候安全对国际社会的威胁是人类自身造成的，它与人类当前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气候安全问题是全方位的，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乃至太空。整个环境问题处在不断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其后果还具有滞后性的特点。
（一）气候安全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尽管已有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物种灭绝速度加快、酸雨、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土壤退化等一系列突出的全球问题存在，但是随着温室气体的持续排放、人口的持续增长、新的科学技术如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尚未完全显露出来。气候安全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它不是由一个人或哪一个国家单独造成的，但是影响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与整个地球、全体人类的利益息息相关，并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气候安全是跨越国界的。气候安全问题不是针对一个国家的，而是跨越国界，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威胁，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各环境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1968年制定的《欧洲水》曾形象地指出：“水不知道边界。”如北欧的瑞典和挪威所遭受的酸雨，大都来自于工业发达的波兰、法国和英国排放的含硫烟雾等污染物。
第二，气候安全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管理。国际社会同国内社会的最大区别是不存在一个像国内政府那样的代表最高法律权威的政府。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平等国家为主体，由各种厉害关系的联系而结成的社会。由于不存在最高的法律强制权威，国家之间的合作只能依靠国家意志的协调[11]。在气候安全的挑战面前，各国如何克服自身利益的局限，形成有效的国际环境管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作为国际社会唯一的、以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为成员国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应当在这方面大有作为，这也是它的宗旨的一部分：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但是，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仅仅签订了一个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由此可见，在气候安全带来的威胁面前，仅仅依靠联合国是不够的，必须是全人类、整个国际社会共同来努力。
第三，气候安全需要新的国际法律规范。地球是一个完整的、巨大的生态系统，地球生态系统的完善性是各国共同利益所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由在政治上分别独立的国家分而治之。各个不同的国家各自有其，各自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因而对其管辖范围内的领土各自有其自身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仅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且往往同气候安全所需要的保护产生矛盾和冲突。此外，由于国际法许可的、但引起跨界损害后果的活动频频发生，国际社会急需完善关于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责任制度，并发展关于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的国际责任制度。
（二）从气候安全透视当前国际环境关系
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地球只有一个，但世界却不是。我们大家都依赖着唯一的生物圈来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每个社会，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生存和繁荣而奋斗时，很少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全球化进程将世界的各个部分整合为彼此依赖和有机联系的一个共同体，使遍布高山大洋的浩瀚星球变成了一个全球社会[12]（p.16）。全球治理并不与国家中心治理相对立，而是相互承认各自地位，彼此协调，相互借助，共同实现全人类的有序发展。而在气候安全的威胁下，国际环境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际环境关系的不平等性。自从气候安全问题成为全球性和国际性问题以来，发达国家一方面继续消费全球大部分的物质资源，推诿治理生态环境的责任，甚至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强烈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并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慢甚至停止经济发展。其次，国际环境关系的复杂性。从哥本哈根会议可以看出，国际环境问题的谈判呈现出影响的范围广、程度深、时间长、参与国家多、各方利益多元化和利益难以协调化的状态。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关系相互交织，与各种复杂的利益联合在一起，使得各国很难达成一致。由于气候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影响的广泛性和联系的复杂多样性，使得国际环境关系错综复杂。再次，国际环境关系的敏感性。作为地区信托的受益人，每代人都应当拥有取得和利用责任资源的公平权利[13]（p.13）。由于气候安全问题涉及各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各国的关系都变得相当敏感。正如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发达国家力图使自己获得最佳的谈判收益，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等实质性义务。发展中国家强调历史责任和现实义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极为严重。最后，国际环境关系的合作性。尽管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它毕竟是一份与会各国予以通过的书面政治声明，表面了世界各国今后愿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与气候变化做斗争的决心。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专家梁西教授提出：“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是多么富有和强大，都不可能单独在超越国境的全球性问题的困境中保全自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只顾己国利益而无视他国利益！惟有共同努力，人类才有机会获得21世纪的整体安全、精神道德和物质文明的成就。”[14]（p.337）因此，从哥本哈根大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环境关系的合作性趋势日渐彰显。虽然《哥本哈根协议》没有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但是它毕竟表明各个国家愿意共同努力、同舟共济与气候变化作斗争，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
四、气候安全困境下的全球治理
气候安全问题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在环境方面的全球治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能降低磋商的交易成本，在决策中能适用更恰当的方式与方法，使得世界问题获得更广泛与更及时的解决[15]。但是现在关于气候安全的国际法保护，明显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效果。目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集中在发达国家减排指标的具体分配及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承担减排义务上。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公平合理技术转让基础上形成新的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加强技术开发和转让的国际合作才是维护气候安全的正确策略。由于气候安全的复杂性不断增加，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及其国际合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气候变化的治理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但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曲折艰难，全球气候安全治理的态势令人堪忧。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并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是第一个全面控制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便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这标志着气候变化问题正式纳入国际法调整的范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一个“框架性”公约，该公约并没有涉及所有气候变化，只是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公约是第一个由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参与谈判的国际环境条约，具有广泛的国际社会基础，其影响力也十分广泛。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到缔结，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较量的过程。它使得人类在环境与发展问题认识上有了很大的飞跃，构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并推动了国际环境法乃至国际法的发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中，规定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原则。
其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始见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国际法文件中，但在这些文件中没有明确使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只是强调共同责任。在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对共同责任的认识开始体现区别责任。1982年的《内罗毕宣言》和1985年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的相关规定也开始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明确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这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历史中第一次明确使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指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共同的责任是指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责任和义务。有区别的责任是指由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方面的责任不同，不同国家之间，主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环境保护责任的分担不应是平均的，而应当与它们在历史和当前给地球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压力成正比，发达国家应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责任[16]（p.73）。按照公平原则，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的不公正情况，必须在气候变化的责任分担上加以区别。
其二，预防原则。预防原则起源于德国的环境政策，1976年德国皇家环境污染委员会规定：环境政策无法避免立即的危险及降低已发生的损害，预防的环境保护政策须更进一步地小心保护自然资源。在国际社会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在没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协定、宣言和建议中体现预防原则。如1990年G7会议的《休斯顿经济峰会宣言》和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都有预防原则的规定。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是在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条约中首先确定了预防原则。预防原则是指在国际性、区域性或国内的环境管理中，对于那些可能有害环境的物质或行为，即使缺乏其有害的结论性证据，亦应该采取各种预防性手段和措施，对这些物质和行为进行控制或管理，以防止环境损坏的发生。由于气候问题不仅给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治理、不能恢复、不可逆转的。再加上气候问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可变性很大，其产生和发展又有缓发性和潜在性，还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人类对影响气候的物质和行为难以及时发现其造成的长远影响和最终结果。所以，预防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解决气候变化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问题的一个基本法律原则。
其三，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夫人领导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但此前的一些国际环境条约和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就已经有所体现。如1949年的《国际捕鲸公约》、1968年的《非洲自然公约》和1983年的《国际热带木材协定》都在其宗旨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1982年的《内罗毕宣言》和《世界自然》也有所体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可持续发展原则，这集中表现在公约适当地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的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17]（p.19）。可持续发展原则不是依据国内法理论确立的，它要求国家间的合作、国家间利益的妥协并且牵涉对正义、公平秩序的理解。它要求当代人对后代人承担发展得以持续的责任，这就使得国际法所关注的公平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国家这种平等关系之间，而且还延伸到当代人与后代人这种纵向关系之间，也就是“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最重要的理论支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它们与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结合起来，并表述为：“对于代际公平原则的理解只有在同代内公平概念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联系起来才是全面和正确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促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到气候安全对于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极其重要。
（二）《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下称《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自1998年3月16日至1999年3月1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1998年5月29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秘书处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并于2002年8月30日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中国政府核准《京都议定书》的核准书。2002年3月，欧盟环境部长会议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2年6月，日本政府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截至2003年3月20日共有106个国家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其中有减排义务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1990年排放量的43.9%，离使公约生效所必需的55%还有11.1%的差距，虽然批准议定书的国家早已超过55个，但是《京都议定书》还是未能生效。经过国际社会的多方努力，直到2004年11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议定书上签字，《京都议定书》才达到生效的必备条件。按规定，《京都议定书》递交联合国90天后，就成为具有约束效力的国际法律。这样，时至2005年2月16日，历经数载的《京都议定书》方正式生效。
1.《京都议定书》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发展
《京都议定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明确了量化限制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共同政策和措施。第二，确定温室气体削减总量目标、量化限制数量及其承诺期限。第三，“全球升温潜能值”的引入。《京都议定书》在计算上，采取的是“全球升温潜能值”的计算法，即在规定的六种温室气体中，除了二氧化碳，其余五种气体都按照全球升温潜值的比例折算为二氧化碳当量。第四，保证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的资金机制。《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对通过受托经营框架公约资金机制的实体，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包括技术转让的资金）。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的资金可以由发达缔约方通过双边、区域或其他多变渠道提供。第五，提出联合履约机制。联合执行是指为实现议定书第3条的减排承诺，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公约附件一所列）可以向同属于公约附件一的任何其他的缔约方转让或从他们获得削减排放数量，这类削减排放数量的转让或获得必须通过建立特定项目才能实现，即通过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源的排放”或增强温室气体的“汇的解除”的项目。第六，推行清净发展机制。该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以换取减少排放量的交易分值。它一方面体现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使发达国家履行了援助义务；另一方面也调动了发达国家的积极性，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2.《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意义
尽管《京都议定书》也有缺陷和不足，但是其积极意义不容否定。第一，《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际法形式对特定国家的特定污染物排放量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并首次规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时间表，这在应对气候安全问题中是一个突破，在国际环境事务中也是史无前例。第二，《京都议定书》创设了多元的、可替代的履约途径，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标硬性的软化。第三，《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三个灵活的机制：联合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交易机制为各国增加了履行承诺新的途径，为气候安全的保护指明了方向。第四，《京都议定书》以具体的法律机制实现了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框架性”法律原则的补充。
（三）《哥本哈根协议》
2009年12月7日至12月18日，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了新的协议，即《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虽然只是各国的政治声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毕竟是一份与会各国予以通过的书面政治声明，表明了全球今后同气候变化斗争的决心，从而也避免了此次哥本哈根大会在未形成任何文字协议的情况下收场的悲惨结局[18]。它至少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这份《哥本哈根协议》或许并不能满足我们所有人全部的希望，但这一决定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开始。”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哥本哈根协议》，但从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还是看到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些困境与挑战。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以后面临终止的威胁。2011年底在南非德班召开的COP17会议上，各国同意在2012年启动新一轮的谈判，包括涵盖所有缔约国的新减排协议，并同意在2015年前签署协议于2020年生效实施。这使得《京都议定书》获得有保障的第二承诺期，也为建立更加广泛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谈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三个国际协议是人类保护气候安全道路上的重要举措，但难免有所不足。第一，三个协议的规定多属于宣言式的敦促，而并非是硬性的要求，对各国的约束力是很模糊的，缺乏有力的硬性规定，尤其是在监督和制约机制方面。第二，三个协议没有具体规定各缔约国的排放量，而只是模糊和笼统地规定了限制排放的目标。由于这些具体承诺方面的模糊和笼统，使得具体执行困难重重。第三，在资金方面，三个协议只是用比较模糊的语言提及“平等和均衡”管理的必要性，缺乏建立具体资金机制的章程或决议。然而，三个协议毕竟表达了国际社会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的决心，是人类对付气候变化的一个起点，对于气候安全的全球治理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五、结语
无论是其发展历程或当前现状，国际环境法的规则搭建都体现出其背后的地域文化属性。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兴起的国家都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在审视现实以及继承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19]。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治理已经对传统的国家及世界格局构成严重挑战，国家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秩序也正处于重构之中。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一种更加民主的、平等的、透明的、公正的全球治理，树立新的国家安全意识，维护民族独立，实现振兴中华之路。我国不仅应该将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下，还应该将其置于国家安全的总体框架下，积极参与到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之中。但确保全球气候安全，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只有各国政府和人民从全球利益和各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审时度势，对现存国际关系做出有利于应对气候安全的重大调整，人类才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安全问题带来的严峻挑战。
参考文献：
[1]舒刚.新安全观视域下政治安全的内涵分析及其体系构建[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4）.
[2]王慧.美国气候安全的碳关税条款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兼论我国的诉讼对策[J].法商研究，2010，（5）.
[3]董勤.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能源安全利益驱动——兼析欧盟气候单边主义倾向[J].国外理论动态，2012，（2）.
[4]刘丰.美国霸权与全球治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困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5]高静，刘友金.中美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以及贸易环境效应——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法的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12，（5）.
[6]马骦.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7][日]星野昭吉.全球治理的结构与向度[J].刘小林.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8]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Anthony Giddens.Beyond Left and Right[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0]吴志成，王天韵.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2）.
[11]梅傲.论我国的反腐败国际合作——以引渡诸原则的新发展为视角[J].理论月刊，2012，（7）.
[12]黄文艺.全球结构与法律发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3][美]爱蒂丝·布朗·魏伊丝.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国际法、共同遗产与世代间衡平[M].汪劲，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4]梁西.国际组织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15]Simon Chesterman.An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J].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2008，（56）.
[16]黄锡生，曾.国际环境法新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5.
[17]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气候变暖；系统论；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做一个系统，分析其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以此为指导分析、解决问题，因此，运用系统论理论研究问题，一是要从整体上考虑问题；二是要注意系统内部之间的联系，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制约。
系统论思想在解决气候问题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运用系统论解决气候变暖问题，不仅研究气候变暖这一问题系统中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更要利用所发现的气候变化的特点与规律，从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等方面找出气候变暖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措施。
一、根据系统论的整体性分析气候变暖的危害
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者简单相加，因此在处理气候变暖问题时，要注意气候大系统的各个构成部分的关系，重视从整体上分析气候变暖的危害。
从整体性上看，气候变暖引发的问题不是单一的，变暖的危害涉及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全球气温升高导致全球灾害性气候事件频发，冰川融化加速，水资源分布失衡，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例如，有一种候鸟每年从澳大利亚飞到我国东北度夏，但由于东北气温升高，夏天延长，这种鸟离开东北的时间也相应变迟，再次回到东北的时间也因此延后。结果导致这种候鸟所吃的一种害虫泛滥成灾，毁坏了大片森林。
二、运用系统论的关联性分析气候变暖的原因
系统与环境之间、系统与其子系统之间、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联性关系。从系统论关联性的角度来看，造成气候变暖的自然原因与人为原因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密切相关。
（一）自然因素导致气候变暖
1.太阳活动对气候变暖的影响。一般来说，太阳黑子多的时候，太阳活动剧烈，太阳活动的变化会改变地球上空的云量，“放大”太阳对地球的影响，从而影响气候变化。
2.地球正处于增温期。地球正在逐渐变暖，这种变暖体现了地球自身调节的“规律”。在几万年乃至上亿年这个很长的时间尺度下，气候呈现一定的规律，尤其是气温呈现一定幅度的波动是正常的，地球目前正处于“增温期”。
（二）人类自身活动导致气候变暖
1.化石燃料燃烧因素。中国气象局2015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创下了全国乃至全球平均气温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气候正变得越来越暖，与此同时，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还在持续上升。近百年来由于人类大量的使用化石能源，使得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增加，主要结果是温室效应增强，引起全球气候变暖。
2.人口剧增因素。每年全球人口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非常惊人，其结果是持续、大量增加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直接导致地球表面温度升高。
3.森林资源锐减因素。气候问题是整体关联的，一个原因会导致一系列结果，如前所述，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澳大利亚候鸟到我国东北度夏的时间延后，使得这种鸟吃的害虫泛滥而毁坏了大片森林。由于森林减少，严重破坏地表植被，结果二氧化碳难以转化为有机物，使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不断增加。
4.环境污染因素。目前汽车尾气、有毒化学品污染、水污染等日趋严重，已造成全球性重大环境污染问题。
三、根据系统论的层次性提出应对气候变暖的措施
诸多子系统组成一个系统，该系统与其他系统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这种层层叠加构成形成了系统的层次性。在讨论应对气候变暖的措施时，就要从系统论的层次性出发，从国际合作、部门、企业与个人多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暖
应对气候变化绝非一国之力可以承担，1992年联合国制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依据该公约，发达国家同意在2000年之前将其释放到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至1990年时的水平。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了《巴黎协定》；2016年4月22日，171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总部共同签署气候变化问题《巴黎协定》。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成为23个完成了批准协定的缔约方。这些表明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进程，努力为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降低气候风险、保护全球气候做出贡献。
（二）加强相关立法
国家应当专门针对气候变化立法，积极应对气候变暖问题，防止环境污染，推动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体系内的各种法律制度要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服务于应对气候变暖的社会问题。
（三）挖掘可再生能源
相比传统的化石能源，风能、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有着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如勿须担心资源枯竭问题、不产生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等，所以要加强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应用。
（四）推动能源改革，提高能源效率
要重视能源效益标准的重要性，提高标准的约束力。政府应推动能源效益技术的革新和改善，如制定房屋、办公室、汽车和电器等的最低能效标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五）进行沙漠绿化，改进生态环境
树林可以阻止沙漠扩张，还能吸收二氧化碳。要积极实行退耕还林、进行生态造林，改善生态环境，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
同时，企业和个人应强化责任意识，自觉履行义务，减少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 。
参考文献：
[1]马亚兰.金塔绿洲农业生态系统资源环境效应的能值动态评价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0..
[2]卫冬丽.中国燃煤电厂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4.
[3]杜芳.2015年中国创下全球最暖年温室气体浓度持续升高[EB/0L].（2016-01-23）[2016-11-27].http：///xwzx/gnsz/szyw/201601/23/t20160123_8501538.shtml.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环保；低碳；气候变化教育；大学生
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程度加深，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保护环境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在气候变化教育的专门方面，我国目前研究较少，主要包含在环境教育中。1992年11月，国家环保局和国家教委联合召开的全国环境教育会议上就提出了“环境保护，教育为本”，将环境教育提上日程。《21世纪议程》中也指出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民众素质的关键。这些都说明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达到保护与改善我们环境的目的。同时，“低碳”的提出，也为解决进一步严重的环境问题带来了曙光。做好“低碳”理念的引领下进行当代大学生的气候变化教育工作，是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总体来说，“中国的环境教育，观念终于实践、政府行为终于民众行为、政策终于自觉性、宣传性终于教育性、知识传授终于素质培养、课堂教育终于社会参与”。
二、以低碳理念为指导，加强大学生气候变化教育的必要性
（一）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低碳时代的来临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客观条件，人类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创造者。人类为了生存发展，对自然进行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和破坏，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人类的基本生存都将是一个问题。目前，很多环境问题的产生都或多或少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关，目前各国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减少碳排放量，提高能源利用率。在这一背景下，低碳的概念被提出。低碳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为其核心。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
（二）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发展的不平衡性
据2010中国公众环保指数显示：中国公众环保指数为69.5分。公众的环保意识表现不一，人们的高环保意识主要集中在家庭生活层面，办公场所和社会参与层面的环保意识相对较低。落实在行为层面，尤其是社会参与方面，环保行动力明显弱化。低碳作为减缓气候变暖的最直接行为，公众接受度较高，比如在生活中可以实现低碳的行为方面，公众的行为采取率均相对较高。可以看到，环保的行为相对于意识是滞后的。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气候变化教育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政府和企业搞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三）大学生是减缓气候变化的主力军
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并在战略目标中指出要在这一领域建设成人才高地。当代大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的群体，未来是国家的中坚力量，对于保护环境、减缓气候变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长远观点看，未来环境改善的最大希望很大程度生取决于决策层和决策实施层这部份人群，而当代的大学生将来会有很大一部分人进入到制定国家政策的决策层和决策实施层中去，因此，大学生的气候变化意识与行为的改善和提高，对于我国减缓气候变化，继续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目前我国高校气候变化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高校本身气候变化教育的相对滞后
高等教育是环保教育的主要阵地之一，大学阶段是在校教育的最后一站，是大学生最终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最重要的阶段。在此阶段对大学生进行相关环境保护知识的教育，对于他们环境意识和素质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很多高校都设有环境类专业，大多培养专门的应用型人才，这部分学生对于环境知识了解较多。但高校中更多非环境类专业的大学生成了气候变化教育的重点与盲点。据有关调查，非环境类专业的大学生获得环境知识的主要来源是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学校教育很少对他们获得相关知识提供有效的帮助，而这也是大学生缺乏较好环境意识的主要原因。在高校自身的建设中，本身存在破坏环境的行为。目前国家对于高校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采取了优惠政策，一些高校无视生活污水的污染，任意排放。同时，一些有利于环保的基础设施不到位，比如公共场所的节能电器的采购与使用等，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大学生的影响不可忽视。
（二）高校教师环境素养的缺乏
教师对于气候变化教育的开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要“教”，更要“学”。目前很多高校对于教师本身的环境素质的提高并不重视，认为没必要花费时间精力去进行专门培训。对于非环境类专业的学生进行气候变化教育，更多的需要进行渗透式教育，但教师本身环境知识缺乏，无法对于已有的知识进行更新，是不能在课堂上教授给学生正确的环保知识与理念的。当前，不仅在高校，整个社会对于气候变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直接导致的就是有关气候变化的教材建设推进缓慢，现有相关教材中，精品较少，不符合当今新形势下环境教育的要求，对于大学生的吸引力更无从谈起。在现有的教材中，很多与环境教育、气候变化教育相关的教材中，把更多的重点放在环境污染问题的现状与治理上，而没有很好的与现实结合。
（三）教学方式的单一
目前，高校进行气候变化教育的主要方式是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学生很少有机会能够真正亲身参与到其中，使教学的过程往往流于形式。气候变化教育实践性很强，而“低碳”的一个核心就是“低碳生活”，要真正做到低碳的生活，必须要把课堂和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的气候变化教育才是有意义的，才能使学生在离开校园以后把“低碳生活”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除了课堂上讲授，高校也会组织一些相关的宣传、讲座等活动，但学生的参与热情不高，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在这些活动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应急性的，属于一些“面子活动”，而且在举办这些活动本身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些破坏环境的现象，这与其举办的初衷背道而驰，对于低碳理念的践行更是无从谈起。
四、改善高校气候变化教育的途径
（一）加强高校领导的环境意识，健全相关制度
在高校进行气候变化教育，培养大学生的“低碳”理念，最主要的是高校领导观念的转变。高校领导也应当接受专门的培训，使其了解当今环境的真实状况，以及环境与自身发展之间的联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根据“低碳经济”的理念，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素质的人才。制定相关的制度章程，比如可以把环境保护的行为等纳入高校大学生日常行为守则，作为德育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与评定奖学金、评优等荣誉挂钩；设立明确的奖罚机制等，把对于学生进行气候变化教育作为一项关系未来的重要工作来抓，保证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去接受相关的教育。
（二）加强校园环境的建设，构建“低碳校园”
在对校园进行新的建设的过程中，要把低碳与环保放在突出的位置考虑。比如在教学楼与办公楼中，就可以利用一些新技术，采购低碳环保的办公设施；对于宿舍、食堂等所产生的生活污水，应该投入资金和设备，减少其排放；在校园中还可以设立专门通道，鼓励学生步行和骑自行车，减少机动车进入校园等等。如果在高校建设时注意这些地方，就能够使大学校园成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示范区，也能够让一些清洁技术率先在高校中得到时间的检验，最终能使学生在这样一个处处体现低碳理念的环境中，潜移默化的接受气候变化教育，对于激发他们的环保意识，并最终形成良好的环保习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加强高校气候变化教育教学资源的建设
实施环保教育，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关键在于教师的环境素质。因此首先应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在学校内部开有关活动，初步提高教师的气候变化教育水平；其次加强校际间交流合作，向水平较高的学校借鉴学习；再次要与相关部门合作，指派教师进行实地考察。最后对教师进行专门的培训，分批次有计划的组织教师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除了一般的气候变化教育基础知识外，更应该以低碳理念为指导，介绍当今最新的环保信息，学习先进的教学手段与方法，更好的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引进符合时代特征的教材，必要时可以组织有关老师专家进行编写，以符合本校的要求。对于教材内容的选择和编写，要掌握当代大学生的心理，不能一味的用专业枯燥的文字去阐释气候变化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保护环境，要增加教材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四）改进气候变化教育课程的设置
充分利用已有的教师资源，在其他专业中开设有关气候变化教育的公共选修课和必修课，并把这作为一项制度落实下来。同时充分利用“两课”，通过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中有关的内容作重点阐释，使得学生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后，不仅能提高减缓气候变化的意识，还能最终把学到的知识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使减缓气候变化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自发行为。此外，还应把气候变化教育渗透到其他学科之中，可以使学生的印象更为深刻，也能借此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同时花大力气推进相关边沿学科的研究建设，与气候变化教育公选课和必修课相呼应，形成完善的气候变化教育体系，培养专门研究人才，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教育人才短缺问题，也给未来高校的气候变化教育带来曙光。
（五）拓展气候变化教育的形式
高校气候变化教育最终还是以课堂讲授为主，但气候变化教育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它跟很多学科都有密切联系，因此要做好渗透式的气候变化教育，把气候变化教育融入到各个学科的学习之中去。利用好与环保相关的节日，举办环保图片展、演讲比赛、讲座、书法绘画、废旧物再利用等活动，号召大学生的参与，宣传环保知识，倡导低碳生活。此类活动可作为经常性的活动固定下来，让大学生不断受到环保与低碳理念的提示，形成浓厚的环境保护就在我身边的校园氛围。不定期组织学生去相关化工厂、环保产品生产企业，进行实地考察，了解环境是如何遭受污染以及如何通过开发新的环保产品去预防这一污染。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到乡村、生态保护区，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以及由于环境的恶化所带来的后果，使学生受到心灵上的震撼，以唤起他们深层次的环保意识，激发其自觉形成低碳环保的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1.黄宇.中国环境教育的发展与方向[J].环境教育，2003（2）.
2.魏振枢.杨永杰.环境保护概论[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3.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J].南京社会科学，2010（5）.
4.李本东，胡玉明.环保教育是事实可持续发展的基础[J].矿山环保，2003（4）.
5.陆连英，魏先红，余中山，杜冬云.透视当代大学生的环保教育[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
6.宋兵波.切实加强我国气候变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J].环境教育，2001（1）.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5
随着全球性变暖,地球环境的许多要素也发生了变化,这在艾比湖流域地区反映明显,如湖泊萎缩、河道断流、沙漠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受损等,导致水资源短缺,旱灾、洪灾、雪害、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增加。因此,维护艾比湖流域自然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对维护绿洲的生态平衡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资料与方法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组最新完成的一份报告草案称[1],从l860年到现在,北半球的气温已经平均升高了0.4℃~0.8℃,其中的20世纪是l000年来北半球气温升高幅度最大的一个世纪,而l990年~1999年是l000年来北半球平均气温最高的l0年。20世纪的全球气候变暖己成为大气科学研究的热点。王绍武[2]利用中国气温等级资料研究了近l00年中国气温变化规律,表明中国的气温变化与全球有相同的时候,却并不总是一致。近百年来中国气温上升了0.4℃~0.5℃,略低于全球平均的0.6℃[3,4],中国与全球气温的相关系数在0.3~0.4之间。中国东北、华北及新疆的变暖可能与北半球一致,新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温变化与全国、全球气候增暖趋势是一致的,也存在明显的季节差别和地区差别,冬季最为明显,北疆增暖幅度大于南疆。这里将利用艾比湖流域温泉、精河、博乐、阿拉山口、乌苏5个气象站在近40年的气温、降水逐年月资料,用相关分析及线性趋势分析等统计方法,分析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艾比湖流域气候与生态环境演变的趋势。
2结果与讨论
2.1艾比湖流域气候的年际变化艾比湖流域属中温大陆干旱气候,水资源缺乏但较为稳定,生态环境极脆弱,是经济开发的主要制约因素,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立体型的多态气候,自西向东,年平均气温从-3.8℃上升到8.6℃,年平均降水量从228mm下降到104mm,从而形成了山区、平原和荒漠等多种气候态,有利于合理开发多种产业。全球性气候变暖在艾比湖流域反映明显,呈明显变暖和变湿趋势,同时,春季低温冷害、夏季暴雨洪水等灾害性天气气候增多,洪旱频率增大,突发性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寒潮冷空气明显减少,沙尘暴减少。90年代平均气温与前30年平均气温相比,平均偏高0.6℃;20世纪90年代年降水量与前30年平均值相比,平均增长了9.4%。这将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干旱总体特征不会改变,原因是升温导致蒸发增加,可抵消甚至超过降水增加的作用,助于解决干旱缺水的程度。艾比湖流域的年平均气温具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各区域振幅变化具有较好的同步性。表1中列出了艾比湖流域三大代表性区域年平均气温与降水量趋势方程及相关系数,在0.05的信度下,区域内的年平均气温趋势方程的相关系数均通过了显着性检验(t检验),说明了在艾比湖流域的增温趋势明显;山区、平原和荒漠地带年平均气温趋势方程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9、0.63和0.52;而它们的信度分别通过0.01、0.05的显着性检验。随着气温的上升,艾比湖流域年降水量也有所增加,且各区域振幅变化具有较好的同步性,年平均降水量的变化除了平原区外没有明显变化趋势,其年平均降水量趋势方程的相关系数很低,不能通过0.05的显着性检验,山区和荒漠区年平均降水量趋势方程的相关系数通过了0.01、0.05的显着性检验。通过艾比湖流域气温与降水量变化趋势方程可预测未来50年气温与降水量的估计值。未来50年艾比湖流域降水量的增加比例要大于其气温增加的比例,这表明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对平原荒漠植被的恢复有利。但随着气温的增加地面蒸发量也会增加,因此干湿变化总趋势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艾比湖流域是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是生态环境系统的核心。水资源的补给主要是山区自然降水和冰川融水。由于气候变暖,艾比湖流域高山冰川融化量增加,水资源的增加将暂时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冰川如长期萎缩,将会严重影响冰川固体水库调节功能,并诱发灾害。90年代以后,艾比湖流域突发性大降水增加,造成洪水频发,1994年、1995年、1998年、1999年、2001年、2002年都出现了“暴雨、融雪型”洪水,这可能是地球气候变暖在艾比湖流域的反映。
2.2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演变的总体趋势气候变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它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演变,这必然对艾比湖流域的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影响。艾比湖流域生态用水远远低于国际惯例要求,水资源处于生态环境系统的核心地位。受全球气候变化和干湿周期性变化的双重影响,艾比湖流域的降水量普遍有所增加,十分有利于生态保护和工程建设,并促进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过程。但由于该地带降水分布极不均匀,造成地表径流空间分布极不均匀,是形成山地、平原和荒漠三大生态环境系统和不宜于人类活动及生物生长的沙漠、戈壁的主要原因。生态环境系统的原初相对平衡状态极易遭到破坏而恶化,又极难恢复或建立新的更加优化的相对平衡状态。特别是最近20年中艾比湖流域气候增暖、增湿,总体上说,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正效应是:由于开荒造田、兴修水利、营造防护林带、建设人工草地、控制排污量以及立法、执法检查等,扩大和稳定了绿洲;改善了小气候条件;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性能;发挥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益;增加了环境的人口承载能力。负效应是:由于盲目毁林开荒、毁草开荒、过度放牧、大水漫灌“、三废”增加以及没有树立可持续发展观、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等,造成水量失衡、水盐失衡、水土失衡、自然生态失衡。具体表现为:河流断流,湖泊、水库干涸,地下水位下降;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和盐碱化;林地破坏;草地沙化、退化;水质咸化、矿化度提高;野生物种减少;大气污染指数上升。总体上说,绿洲化和沙漠化并存。既有人进沙退现象,也有沙进人退现象,在绿洲扩大的同时沙漠也在不断扩大。绿洲与沙漠之间的缓冲带在不断缩小。绿洲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但潜伏着盐渍化、沙漠化和污染的威胁,绿洲以外的山地生态环境和平原荒漠生态环境总体上还是平衡失调甚至有恶化趋势。全球变暖对艾比湖水量的增加有密切的关系。未来气候与环境变化对西部经济有重要影响,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未来降水量增加也不可能彻底改变这种状态,原因是虽然降水量有所增加,但由于随着气温的增加,地面蒸发量与植被蒸腾量也会增加,即该地区总的趋势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将来受环境变化最大的是农业与农村,农业问题面广量大。传统农业生产的资源消耗量大,过度开垦、过牧超载等生产方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经济水平,传统农业的抗灾能力很弱,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差,草原畜牧业尤为突出。必须充分估计未来气候变暖和自然灾害增加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6
第一节 有关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的简略回顾
一、古代先哲的见解
对包括夏代在内的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变迁，我国古代的先哲们很早就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周易·谦卦·彖传》中，就提出“地道变盈而流谦”的看法，认为地壳的高低形态会发生变化。《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歌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实际上已认识到在漫长的地质时生的极为悬殊的海陆变迁。葛洪《神仙传·王远》提到的“东海三为桑田”，即为表达海陆变迁的成语“沧海桑田”的出处。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座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沈括根据太行山麓岩石中嵌有螺蚌化石及沉砾岩的沉积带，推断这里过去曾是海滨，又利用尧舜时代的历史遗迹和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比较方法，进一步说明现在的广袤平原过去却是浩渺的海洋，并指出华北平原的形成是由于黄河等河流的泥沙沉积而成的。这就把前述“沧海桑田”的假说建立在有力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也是对华北大平原形成原因的首次科学解释①。对于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情况，元代金履祥曾精心研究了古代中原地区先秦两汉时代所栽培的经济作物，做出了古代要比元朝气温高的推论②。此外，清代学者张标和刘献廷分别在其著作《农丹》和《广阳杂记》中，怀疑历史时期气候的恒定性，提出各朝气候常有变化的见解。如果考虑到20世纪初期欧洲仍有若干天文学、气象学家坚持不合时宜的古今气候一成不变的错误观点③，那么我国古代哲人的上述认识显得多么睿智和富有远见。
二、近代学者的认识
到了近代以后，对古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率先进行研究的应推蒙文通先生。他于1930年在南京《史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一文，以后又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了《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在《图书集刊》上发表了《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等论文，认为古代黄河流域河湖密布、气候适宜、盛产竹子和水稻，“正有似今江南地带，则古时北方气候之温和适宜，必远非今之荒凉干亢者比矣。故中国古文化必发生于黄河流域而不在长江流域也。”并指出气候恶化是黄河流域人民在西周末年大量南迁的原因之一④。
夏商周密切相连，被统称为“三代”，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商史研究首开三代先河，其中也包括了对环境变迁的研究。对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研究较早、用功最勤、建树颇丰者当为胡厚宣先生。1933年，胡厚宣发表了《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文中“曾援蒙文通先生之说，以申论中国古代黄河流域之气候，必较今日为暖”⑤。1938年，他又发表了《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一文，在文中他专设《农业环境》一节，根据卜辞所载降雨、降雪、获象、捕兕的刻辞，和殷墟发掘出的今多见于南方的竹鼠、獐、大象、圣水牛相印证，推测殷代“气候必与今日长江流域甚或以南者相当也”⑥。1940年德国学者魏特夫格(Karl August Witffogel)发表《商代卜辞中之气象纪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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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道静、金良年：《导读》，巴蜀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15页；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311—313页。
②秦嘉谟编：《月令粹编》卷二十三孟春条下，嘉庆十七年刊。
③竺可桢：《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光明日报》1961年4月27—28日。又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
④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2卷3、4期合刊，1930年南京中国史学会出版；《古今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蒙文通讲述，王树民笔录)，《禹贡》半月刊，1卷3期，1934年3月北平禹贡学社出版；《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图书集刊》4期，1943年3月出版。
⑤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刊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
⑥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民国三十三年，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
引用卜辞中有关天象、农稼、征戎、游田之纪月者370条，证明殷代气候较现代为稍暖①。这有力支持了胡厚宣的观点。但胡厚宣、魏特夫格等人关于殷代气候较今为暖的观点遭到了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的反驳，他于1942年发表了《读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一文，认为这一观点尚有可商讨之处，“骨化石所提出者，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卜辞是不能证实，也还有许多问题”②。为了对殷代气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回应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异议，并进一步确立自己的观点，胡厚宣于1944年又发表了《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的长篇论文，该文翔实地考察了史前时代、历史时代、欧美各地的气候变迁，并深刻分析了古籍中所见气候方面的史料，进而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论证了商代的气候状况。文中利用丰富翔实的甲骨文资料，进一步论证了殷代气候远较今日为热，与今日长江流域或更以南者相当③。胡厚宣的这篇力作是在殷代气候研究中影响较大的鸿篇巨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董作宾在1945年出版的《殷历谱》(下编卷九《日谱二》)及《再谈殷代气候》④等文中，仍对胡厚宣等人的观点持不同意见，坚持认为殷代气候与今世“实在无甚差异”。由于对甲骨文字的解释不同和对考古材料认识上的参差，导致了董作宾与胡厚宣在殷代气候上的“根本不同”的见解。
野生动物的分布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生态环境尤其是气候状况的变迁。徐中舒先生于1930年5月发表了《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他根据甲骨文中“获象”、“来象”的记载，结合《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商人服象”之传说，指出殷墟之象，“必殷墟产物”，并非“他处贡献”而来。他又考释出“豫”字为“象邑”之合文，得出“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的结论，并诠释了“爲”字“从又牵象”，“实为殷人服象之证”。他还根据西方地质考古学家桑志华1923年在内蒙古、宁夏及华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黄土地层中发现的犀、象等动物化石，认识到当时北方的自然环境适宜这些热带动物生存，并推测它们“由旧石器时代绵延至于殷商以前，(或虞夏时)仍生息于黄河流域，实为意中之事”⑤。1928年殷墟开始进行科学发掘之后，伴随古代器物出土有一些古动物标本，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和研究。1936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联合发表了《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⑥这篇专门研究殷墟古动物的论文。之后，杨钟健又发表了《安阳殷墟扭角羚之发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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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Karl August Witffogel，Meteorological Records from the Divination Inscriptions of Shang，GeograpHcM Review Vol．xxx No．1 Jan．1940。又见陈家芷译：《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月刊《大学》一卷一、二期。
②董作宾：《读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民国三十一年，刊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3卷1—4期合刊。
③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年。
④董作宾：《再谈殷代气候》，作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原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又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篇第三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
⑤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分，1930年。
⑥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1936年。
其意义》①，杨钟健与刘东生合作发表《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②等论文。文中将殷墟哺乳动物共分为29种，指出这些动物的种类与今日安阳之动物有明显的不同，认为：“此不同之故，恐气候与人工，兼而有之。”以上这些有关殷墟动物的研究，对认识夏商时期的生态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包括夏商在内的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的研究虽未出现过热潮，但也断断续续地没有停止过。
1957年，台湾学者张秉权发表了《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之商榷》一文，该文力图从材料上驳倒殷代气候较今稍暖的观点，以维护董作宾有关殷墟气候观点的“极为正确”③。他在后来发表的《殷代的农业与气象》一文中，专门列有“殷代的气象”一节，坚持己见。另一位台湾学者丁骕于1965年发表了《华北地形史与商殷的历史》，他根据对黄河冲积量和黄土被蚀去容积的估算，推测出夏代之前及夏商时期华北地区的地貌状况，认为“禹之前”华北黄河沿岸的气温为夏热冬温，到禹时逐渐减低，商代早、中期最冷，盘庚迁殷时又转暖，“约同今日九江一南昌、岳阳一带的气温”④。狩猎是商王的一项经常性活动，狩猎的动物及其分布区域与生态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中就提到过商代田猎的地域问题。董作宾在《殷历谱》中涉猎了田猎区域问题。1956年陈梦家先生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中也论述了沁阳田猎区及有关田猎的方法。李学勤先生在1959年出版的《殷代地理简论》中也认为商代有田猎区，并考证了其所在的地理位置。而1964年台湾学者黄然伟先生的《殷王田猎考》则是较早系统论述商代田猎的专著。文中不仅对商代田猎卜辞进行了分类、分析了卜辞中田猎的诹日和采用的方法，还对田猎的禽获物、田猎的区域做了较深入细致的讨论⑤。姚孝遂先生于1981年在《甲骨刻辞狩猎考》一文中论述了狩猎的手段、种类、参加者和狩猎的性质⑥。此后孟世凯⑦、杨升南先生⑧等也对商人的狩猎活动作了探讨。而陈炜湛先生的《甲骨文各期田猎刻辞概述》对甲骨文中的田猎地点及田猎中心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辨和论证。这类有关田猎的文章在一些方面涉猎了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信息，但还缺乏将二者(即狩猎活动与生态环境)有意识联系起来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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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钟健：《安阳殷墟扭角羚之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
②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年。
③张秉权：《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之商榷》，《学术季刊》第六卷第二期，1957年。
④丁骕：《华北地形史与商殷的历史》，《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集刊》第20期，1965年。
⑤黄然伟：《殷王田猎考》，《中国文字》第十四册，1964年。
⑥姚孝遂：《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⑦孟世凯：《商代田猎性质初探》，载《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⑧杨升南：《商代经济史》(第五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展开对生态环境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收录了他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完成的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其中的《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古代的关中》等文章对先秦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的状态及其变迁有所论述。进入80年代以来，他又陆续发表了《周原的变迁》、《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及《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①等论文，着力从多角度和多层面对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进行系统、细致的研究。但对于史前及夏商时期的环境变迁，正如作者所述：“商以前，由于文献阙略，黄河情况十分渺茫，难以实指”，“就是商代也难以具备。”②因此，对夏商时期生态环境的论述，极为简略。朱士光先生也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变迁作有较深入的探讨③。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气候变迁是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领域中最具影响的学者应推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早在1924年竺可桢就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气候问题，曾先后发表了《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④等论文。1966年他写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英文稿，参加罗马尼亚科学院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以后又补充修订发表在《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上。该文发表后深受国内外学术界推崇。他对“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大致相当于现在长江流域的气温的推论，对我们认识从仰韶文化至夏商时期的生态环境大有裨益。这篇论文还有力推动了我国学术界对气候变迁史的研究。如文焕然等在1978年发表了《近六、七千年来中国气候冷暖变迁初探》的长篇论文，以后，文焕然还对中国历史上植物和动物的变迁⑤、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变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根据新的材料将竺可桢提出的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更具体地修正为“距今约8000年—2500年前为温暖时代；距今2500年前—公元1050年为相对温暖时代”⑥的新认识。而施雅风院士总主编、张丕远主编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一书，则对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是一部集大成的学术专著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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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②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63页。
③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版。
④见《科学》第10卷，第2期，1925年。《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3期，1925年。
⑤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
⑥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文焕然、徐俊传：《距今约8000～2500年前长江、黄河中下游气候冷暖变迁初探》，《地理集刊》第18号，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⑦施雅风总主编、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几年来，以周昆叔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展了环境考古学的研究，他们在介绍西方环境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对中国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加以探索，分别在西安、洛阳和济南举办了三次环境考古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两辑《环境考古研究》论集。关于环境考古学的研究任务及其研究对象，周昆叔指出：“环境考古的任务是解释人类及其文化形成的环境和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影响。”“环境考古的研究对象可以包括人类形成以来整个第四纪时期与人类有关的环境问题。不过，由于人类发展阶段不同，内容和重点也有差别。对旧石器时代环境考古，由于人类的影响较小和文化水平低，故基本上是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历史时代的环境考古，由于人类社会已进入有严密组织和高度智慧时期，人已具备了相当的适应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加之该期较短，故一些研究有赖于历史地理学和社会科学。只有史前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或延续到历史时期，人类社会还处在较原始状态，生产力低下，对环境的依赖还很明显，对环境的影响也有限时，环境考古可以发挥明显的作用，故为研究的重点，并着重研究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问的关系。”①宋豫秦先生主编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也是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②。
最早将夏商时期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行专门研究的应属李民先生。他在1989年参加在安阳召开的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了《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③的论文，该文以盘庚迁殷为例，来探索先民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指出商人原居都城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盘庚迁殷的重要原因，而殷地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才促使盘庚作出将殷作为“用永地于新邑”的历史性选择。这为认识生态环境对夏商社会的影响有重要启发。王晖、黄春长的《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一文，则论述了商代后期气候变异对古公宜父迁岐、文王迁程迁丰、帝乙帝辛向南发展及周武王克商的社会政治影响④。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联合组成的中美洹河流域区域考古队正合作进行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工作，其总体目标是“研究史前及商周时期，特别是商代晚期洹河流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⑤。这项中美合作应用现代考古技术进行的环境考古调查项目的顺利完成，可望推动史前及夏商时期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的进展。而对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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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②宋豫秦主编：《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④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⑤中美洹河流域区域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考古》1998年第10期。
址的发掘和研究则是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多学科合作的成功尝试，被誉为“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典范”①，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此外，近年来学术界也对史前城池与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形成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也对文明中心及国家形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有所涉及②。
综上所述，对我国远古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史的探索从古代就已发轫，随着近代考古学尤其是殷墟发掘的出现及进展，当代环境考古学的兴起，有力推动了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尤其是史前环境考古及夏商时期生态环境变化与社会变迁方面的研究成果，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向着自然和人文、科学与社会相互结合和交融的方向进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的研究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研究领域，加之夏商时期文献资料的匮乏，这方面的研究还显得较为单薄，有许多重要问题或研究力度不够，或还未能涉及；并且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较大的争议。而把夏代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还属学界的空白点。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变迁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显得尤有必要。
第二节 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
研究的旨趣与方法一、当前的环境问题与复原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意义
所谓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原因使环境条件遭到破坏发生不利于人类的变化，以致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甚至给人类带来灾害。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世界经济的迅速增长，使环境问题迅速从地区性问题发展成波及世界各国的全球性问题，像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森林破坏与生物多样性减少、大气及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国际水域与海洋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和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并把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与会。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的纲领性文件，涉及与地球持续发展有关的所有领域，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面向21世纪的行动蓝图。我国政府也迅速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及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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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淳：《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典范——读》，《中国文物报》2003年3月7日。
②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通常认为，这场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是由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首先发起的，她在进行大量实地调查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以具体的例证描述了有机氯农药污染使本来生机勃勃的春天都“寂静”了的可怕现实，从污染生态学的角度，阐明了人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初步揭示了环境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①。这本书中提出的“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的理念确实表现出作者惊人的胆识和远见，以至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一个新的“生物学时代”的开始②。不过，若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环境史研究者则更早提出了环境破坏对人类威胁的警示。
远的不说，就以1955年出版的《表土与人类文明》为例，美国的环境史学者弗·卡特和汤姆·戴尔在他们合作撰写的这本书里就明确地指出：“除了很少例外情况，文明人从未能在一个地区内持续文明达30—60代人以上(即800—2000年)。”“他们的文明在一个相当优越的环境中经过几个世纪的成长与进步之后就迅速地衰落、覆灭下去，不得不转向新的土地。”“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者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他们在对史学家们通常所持的造成文明衰落的诸如战争破坏、气候变化、道德败坏、政治腐败、经济失调、种族退化和无能的领导等原因进行剖析后认为，这些原因都不是文明衰亡的根本原因，而“在绝大多数地区文明衰落的基本原因是文明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遭到破坏”。为此，他们惊呼：“今天，一切民族都必须储存自己的资源并且根据自己的资源计划自身的未来；保护自然资源已经变成当务之急，绝非仅只是一种理想的目标。”③这些见解可谓振聋发聩，表现出超前的胆识。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也在1962年发表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④一文，指出东汉以后之所以出现黄河长期安流的局面，主要是西北游牧民族大量迁徙入黄河中游一带，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农耕土地恢复成为草原，阻遏侵蚀，减少流人黄河中的泥沙，从而使下游河道趋于稳定，因而保持了安流局面。史念海先生在《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地区森林植被较好，在阻遏侵蚀方面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⑤。他们这些精辟的见解，指出了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的要害和黄河泥沙剧增导致洪水泛滥的根本原因，而对古代黄河中游地区良好生态环境的复原以及黄河安流状态的翔实论证，为根治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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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蕾切尔·卡逊著，吕瑞兰、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曲格平主编：《环境保护知识读本》，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③[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峻、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页。
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⑤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害、再造山川秀美的西北，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①。环境史学家或历史地理学家之所以能做出超前的判断或预见，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历史时期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的深刻探索和真切了解，这使得他们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深切的历史责任感来坦诚自己的真知灼见。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地区(如黄河中下游地区)面临的水土流失、沙尘肆虐、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等环境恶化的境况绝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上这些地区确曾有过草木蓊郁、气候适宜、山青水秀、风景宜人的时期。复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不但可以展示历史的真实，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而且更可以引导和鼓励人们采取适当的经济发展策略，有利于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本身也就有力说明了研究和恢复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和实际作用。近些年来，国际科学界联合发起了庞大的“全球变化研究计划”(Global Change Studv)，其中包括“过去的全球变化计划”(PAGES)和“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IHDP)两个子计划。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典籍和丰厚的考古学遗存，有责任并有条件在这项事关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前景的研究中有所贡献。
二、新石器时代及夏代生态环境的特殊地位
本文的研究，主要着力于从新石器时代至夏代这一时段。这正处在整个气候变迁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而“在所有环境因子中，气候是最为活跃的因子，其他各种因子响应气候变化，从而引起区域环境的演变”。从全球环境变迁的历史上看，第四纪大冰期是由若干次长度约几十万年寒冷的亚冰期及两个亚冰期之间相近长度的亚间冰期所组成，这个时期是从距今约350万年前开始的，正是人类开始出现并逐渐繁衍成长的时期。第四纪又分为更新世和全新世两个时期。全新世的起点约在距今10000年前，其气候变化总体是由初期的转暖，中期达到最暖，后期又转凉的过程。而在全新世中期出现的最为温暖湿润的时期出现在距今8000。3000年之间，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Holocene climatic optimum)。②在我国，由于这个时期在年代上与仰韶文化有某些联系，所以也称之为“仰韶温暖时期”。③竺可桢先生提出的第一温暖期(3000—1100B．C)，即相当于仰韶文化至安阳殷墟的文化时代正在这一时间范围之内。需要指出的是，夏商时代恰处在这一气候变化史上的第一温暖期亦即“仰韶温暖期”的后段。宋豫秦先生曾将殷墟卜辞与国际性的环保合作研究计划“全球变化研究”联系起来，指出殷墟卜辞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并强调“殷墟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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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逸麟：《黄流流域环境变迁研究中的重大贡献》，《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③段万倜：《我国第四纪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所记载的环境信息虽然地域范围不大，时间跨度不长，但它却是一个气候聚变期来临之前的典型，这样的典型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对于‘过去的全球变化计划’的意义极不寻常”①。并且，在这一时间范围内，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新石器取代旧石器的技术革命；在满天星斗般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放异彩，最终成为全国文明的中心；在这里崛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中央权力规模的夏王朝。因此，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及夏商时代的生态环境对“全球变化研究计划”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问题
史前及夏代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的范畴，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与研究方法的应用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一)资料的收集范围
夏代是我国文明形成、国家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代。从考古发现看，尽管夏代已经创造了高度的文明，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而商代的甲骨文则被公认为是最早且又相当成熟的文字。《尚书·多士》道：“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可惜商代的典册大都未流传下来。不过，幸好我国自远古时代起，就有“祖述尧舜”、“信而好古”的传统，先秦文献中有不少追忆夏商时代的传说，如《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禹贡》和《汤誓》、《汤诰》、《盘庚》篇等。《夏小正》中包含有许多夏代的史料。《诗经》中的一些篇章，也多反映了夏商时期的史影和对山川风貌、风土人情、草木花卉、鸟兽虫鱼的描述。包括《史记》中的《夏本纪》、《殷本纪》在内的汉代文献中，也保留了古人对夏商时期风物的记载。这都给我们研究夏代生态环境提供了尽管是间接的，但却可资利用的文献资料。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以来，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据统计已发现记录在案的甲骨约120000片。②这就使因“史料不足而山穷水尽的殷商文化研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别开了新生面。”③甲骨文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甲骨刻辞中记载了殷代政治、经济、军事、生产、生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其中有关狩猎、求雨、耕作、物产等方面的记述也包涵有生态环境的信息。由于夏代与商代同属环境变迁史及气候史上的“仰韶温暖期”，而且殷承夏制，往往夏商并称，因此，甲骨文提供的一些史料也可为夏史研究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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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豫秦：《殷墟卜辞与全球变化研究》，《黄河文化》1999年第2～3期第39页。
②王字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③王字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对史前及夏代研究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考古学的蓬勃发展。自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旧石器时代的西侯度遗址、蓝田人遗址、北京人遗址、匼河遗址、丁村人遗址、小南海遗址、下川遗址等的发掘，使旧石器文化已成系列；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的分布可谓星罗棋布，发现的数量在整个考古发现中堪称独占鳌头。这其中不仅提供了史前人类丰富的文化遗存，而且还揭示了许多环境信息，对我们开展“仰韶温暖期”的环境变迁研究尤为重要。夏代考古的最重要成果是20世纪50年代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经过40多年的勘察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和一批墓葬、房基、陶窑、铸铜遗迹等，并出土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此外，在豫西洛阳和冀南、冀北和晋南及陕西关中地区等地也发现有内涵丰富的夏商时期的遗迹和遗物。这些无疑都是研究夏代生态环境的重要资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对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和夏文化往往有地层上的叠压和羼杂关系，且学术界也有持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是夏文化①，或主张二里头文化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早商文化之间的一种青铜文化的看法②。这都说明龙山文化与夏文化甚至商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并且，仰韶文化甚至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考古资料也可作为本课题研究的资料来源。这是因为包括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时期在内的新石器文化时期与夏商时期同属“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在同一气候期段内的生态环境有相当多的共同特征，可以弥补夏代时期相关资料不足的缺憾。
自然科学及交叉学科方面的资料在夏商环境史的研究中尤其值得关注。环境史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而在自然科学当中，它又包涵有地质学、气候学、生态学、地理学、环境学等方面的内容。更具体地说，地质学中的第四纪地层、气候学中的历史气候变迁、生态学中的古植被与古动物学、地理学中的历史地理、环境科学中环境变迁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都是开展夏商生态环境史研究所应参考的材料。
(二)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方法
生态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历史学和考古学常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即用历史上的文献资料或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来叙述或阐明历史事件或人物在当时所处背景条件下的实际情形，以揭示历史事项的真相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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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金槐：《试论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与夏代文化早期的关系》，载《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0页。
②邹衡：《关于探索夏文化的途径》，《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史又与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学科有密切的联系。而生态环境变迁史或简称环境史也是多学科知识积累的结果，因此，跨学科研究是其运用的基本方法。跨学科研究就是跨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及工程科学的界限，互相借鉴和融合①，达到从整体上把握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的目的。如在环境变迁学和历史地理学中采用的树木年轮断代、湖泊纹泥断代、冰层年代、14C年代测定、古地磁年龄测定等方法，以及利用孢粉分析方法来推论过去一定时期的植被特征和气候状况及方法，都可为我们进行夏商时期生态环境研究所参考借鉴。
尤其是环境变迁研究常运用的“将今及古”的思维方式很值得借鉴。这种思维方式认为，目前在地球表层进行着的这种内外力的作用过程，在过去也都发生过。如流水的侵蚀、搬运和沉积作用，冰川的活动及其侵蚀、搬运、堆积作用，风力的侵蚀、搬运和堆积作用等，这些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沉积物记录了当时的地理环境特征。所以，根据这些遗留至今的沉积物可以认识过去的环境变迁②，“由今及古”的思维方式或研究方法在环境史的研究中有广泛的适用性。当然，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精确性不能避免其分散、难以融合的缺陷。因此，应该由历史学来加以整合和归纳，这是因为历史学在整合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从整体上认识变化如何发生时最具优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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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②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③J．Petulla，Toward a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In Search of a Methodology，Environmental Review，I(1977)，p．36．
第三节 时间范围和空间地域的界定
一、时间范围
本文把“仰韶温暖期”作为研究的时间范围，即大致从裴李岗文化到夏代约五千多年的时期。2000年11月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果《夏商周年表》表明，夏代开始的年份为公元前2070年，而夏桀亡国之年为公元前1600年④。这样本课题的研究也侧重在夏代大约470年生态环境的历史。应该认识到，生态环境史与人类社会史的阶段划分是有区别的，也不应采用同一的划分标准，这是因为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往往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地质时期的演替过程，而在同一个地质时期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也往往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如前所述，夏代属于地质年代第四纪的“全新世最适宜期”的范围之内。研究夏代的生态环境，不能脱离全新世晚期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商代与夏代同属“仰韶温暖期”，因此也不宜将它们截然分开。并且，为了对环境变迁有一更为系统完整的了解，我们也有必要穿越时间隧道，对全新世以前的生态环境变迁加以考察，以使我们对当今所处的生态环境的演化过程有一更为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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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概要》，《文物》2000年第12期。
二、空间区域
生态环境史的研究，除了与具体的时间范围关系密切外，也与一定的空间范围有着密切联系。
本课题将研究的主要区域界定为夏代活动的地区，也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关于夏族的始源地，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和含糊不清，考古资料的局限和混杂，造成了认识上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纷纭局面，大体上有豫西说、晋南说、山东说、安徽说、四川说和浙江说等。李民先生和张国硕先生在《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一书中，将这些歧说一一辨析，经过翔实的考证，认为夏族起源于豫西，到夏禹后期又控制了晋南。在夏王朝时期，其统治的地区尽管随着其势力的强弱有所扩大或缩小，但其中心地区是在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①。其控制的势力范围西达关中东部，东至豫东地区，南及长江北岸的鄂北一带，北抵晋南和豫西北地区。据此，研究夏代的生态环境，应以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为主要范围。当然，也应看到，夏商周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商、周和夏是同时存在的三大部族。商的祖先契、周的始祖弃与舜、禹是同时代人，并且，三族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研究夏代的生态环境，应把三代活动的空间范围联系起来。
与夏族起源地的众说纷纭一样，商族的起源地也是学界长期纷争的公案，李民先生等经过长期的仔细甄别和缜密研究，认为商族最早活动于关中地区，昭明时迁至晋南、晋中地区，相土时东迁，短期到达泰山附近，最终定居发展于豫北、冀南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南下，西指灭夏，建立商王朝。河南省的中部、北部和河北省的南部地区是商王朝的统治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周人控制的陕西关中地区虽然不属于夏商时期统治的中心地区，但与本课题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先周文化与夏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族最早活动于晋南地区，可以说是与夏族同源。周人始祖后稷曾在夏王朝任职，其先祖不窋也曾在夏朝做官，“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窑，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②。也可以说，先周文化也与夏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把先周控制的关中地区作为研究的范围之内。
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史前及夏代的生态环境，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重点的，大致包括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省份，这也基本反映了夏代统治的中心区域。当然，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的气候变化常常是有着广泛的影响的，这种影响往往会突破一定的地域界限。竺可桢在研究我国古代气候的变迁时，曾引用了日本从9～19世纪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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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民、张国硕：《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②《国语·周语》。
记载的京都樱花开花的日期等资料，发现了“在这一段时间，中国气候和日本气候的变化是一致的”①共同规律。这说明研究生态环境的历史，在确定了基本的空间框架的前提下，视野可以放得宽阔些，以便发现普遍的规律。因此，本文的研究，在必要时也将不受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局限，适当地利用更多的与课题相关的各种资料。
第四节 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相关概念及观点
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是包括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科学、历史科学等学科在内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了解这些学科、尤其是上述前两大学科中的相关概念及其原理和规律，有利于加深对历史上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
一、生态学与环境科学的基本概念
环境是个抽象、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与某一主体事物相关的周围事物，被称为这一主体事物的环境。环境科学所指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客观世界，也就是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各种自然要素及其构成的环境综合体，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类干扰和影响而发生变化的人为环境。
生态环境生态是指某一生物(生物系统)与其环境或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相对状态或相互关系。生态环境则是指除人类种群以外的不同层次生物所组成的生命系统为主体的外部条件或环境要素。
环境要素对环境要素的分类和认识分歧较大。在生物学和生态学领域，环境要素即指环境中对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行为和分布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生态因子。生态因子包括气候因子(如温度、湿度、光、降水、风、气压、雷电等)；土壤因子(土壤结构、有机和无机成分的理化物质、土壤生物等)；地形因子(如地面的起伏，山脉的起伏、坡度和阴阳面，地质历史条件等)；生物因子(如地面和土壤中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等)；人为因子(如人类开垦、采伐、引种、栽培等情况，列出人为因子是为了指明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和其他生物的影响)。
生态系统与生物圈生物在自然界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结合成生物群落而生存的。这种在自然界一定空间原生物群落与其所处的环境所形成的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就叫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由生物部分的生产者(主要指绿色植物)、消费者(主要指动物及某些寄生的菌类)、分解者(主要指有分解有机物能力的微生物及某些以有机碎屑为食的动物)和非生物环境部分(指生物赖以生存的物质、能量及其生活场所，包括阳光、空气、水、土壤、无机矿物质等生物以外的所有环境要素的总和)所组成。地球表面由于气候、土壤、水文、地貌及动植物区分不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而无数个大小不等的各类生态系统组成一个巨大而极其复杂的生物圈，各类生态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有各自的特点，起着特殊的作用，共同维护着生物圈的正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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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页。
生态平衡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生物与其环境总是不断地进行着能量、物质与信息的交流，但是一定时期内，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都保持着一种相对的稳定，这种生物物种之间和生物与生态环境之间物质和能量流动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就叫生态平衡。生态系统的平衡是相对的和动态的，因而也是脆弱的。任何内部或者外部因素的改变，都可能使这种平衡发生变化，甚至导致生态破坏。不过，生态系统内部具有自动调节能力，或称为缓冲内外变化冲击的能力。当系统的某一部分出现了机能异常时，就可能被不同部分的调节所抵消。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越多样，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途径越复杂，其调节能力就越强。相反，成分越单纯，结构越简单，其调节能力也越小。只要外界或内部的变化不超过它的缓冲力，在被冲击之后，其平衡会逐步得到恢复。但是，一个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再强，也有一定的限度；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调节就不再起作用，生态平衡就会遭到破坏。
二、生态学的基本规律
生态系统之所以得以保持平衡，这是由于生态学的基本规律决定的，了解了这些规律，就等于抓住了生态学的本质。也有助于分析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变化。
物物相关律 即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生态系统中，不仅同种生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异种生物间也存在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关系；不同群落或系统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依存与制约关系，这种关系无论在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影响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有些是立即表现出来的，有些需滞后一段时间才显现出来。因此，在采伐森林、开垦荒地、猎捕动物、排放废弃物等生产活动中，都需弄清自然界诸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相生相克律 即通过“食物”而相互联系与制约的协调关系。在生态系统中每一种生物都占有一定的位置，彼此之间形成食物锁链联系，被食者为捕食者提供生存条件，同时又为捕食者控制；反过来，捕食者又受制于被食者，彼此相生相克，使整个系统(或群落)成为协调的整体，并使生物保持数量上的相对稳定。所以，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就不得任意向某一生态系统引进原本没有的物种，也不得在生态系统中随意去除某一物种，以免打破生态系统相对协调的稳定关系。
有效极限律作为生物赖以生存的各种环境资源，在质量、数量、空间和时间等方面，在一定条件下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供给，这就是说任何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力通常都有一个大致的上限。每一个生态系统对任何外来干扰都有一定的忍耐极限，当外来干扰超过此极限时，生态系统就会被损失、破坏，以致瓦解。这是由有效极限律决定的。所以，放牧强度不应超过草场的允许承载量，采伐森林、捕鱼狩猎和采集药材时不应超过能使各种资源继续利用的产量，排人生态系统的污染物也不应超过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还必须使对生态系统的冲击周期长于其自我恢复的周期，如规定适宜的禁猎期、禁鱼期、封山期等。
协调稳定律即只有各部分协调的生态系统才是稳定的。自然界的生态系统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一般地说，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生物种的多样性增大，连接各物种的食物链增多，系统的稳定性也相应增强。所以，对于某一个地区来说，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种类越多，抵抗外来干扰的能力越强。然而，由于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机制，主要由其结构和功能的协调、物质输出输入的平衡所决定，因此，稳定的系统不一定都是结构复杂的系统。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尤其要注意保持生态系统多物种的合理结构及生物多样性，以维持自然机制的正常进行，确保系统的稳定，防止因过度利用导致资源枯竭，系统瓦解。
互利共生律 即在生态环境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生物与生物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最初生长在岩石表面的地衣，由于没有多少土壤可供着“根”，当然所得的水和营养成分很少。但是地衣生长过程中的分泌物和尸体的分解，不但把等量的水和营养元素归还给环境，而且还生长不同性质的物质，能促进岩石风化而变成土壤。这样环境保存水分的能力增强了，可提供的营养元素增加了，从而为高一级的植物苔藓创造了生长的条件，接着如此下去，便逐步出现了草本植物、灌木和乔木，生物与环境就是如此反复地相互适应和补偿。而多种生物共同栖息在一起，共生共存，互相补偿，维系着整个生态和谐发展。但是，如果损害了生物与环境或生物间的相互补偿与适应的关系，比如某种生物的过度繁殖，或是单一性的土地利用，都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时空有宜律 即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组合，构成独特的区域生态系统；同时，这一区域生态系统也随时间发生变化。比如，在成熟林多的地区可以根据用养结合的原则，对林木进行采伐，但河流上游的水源林和用于保持水土的林区，其主要功能是涵养水土，预防水土流失，那就只能允许少量择伐，绝不允许皆伐。如对某地某种狩猎的动物，只能在种群数量过大时有计划地猎取一部分，以使其与所需资源相协调；相反，如某地某种狩猎动物种群很小或正处于生育期时，就不应猎捕，以促其种群繁衍，防止物种绝灭。这就是说对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生态系统，都应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
限制因子律在诸多的生态因子中，处于最小量的因子或接近耐受极限的因子对生物的生长发育起主要的限制作用，甚至因该因子的超低量导致生物的死亡，生态学中将这个因子叫限制因子。因此要学会从复杂多样的生态因子中，找出限制因子，并集中力量加以解决。比如鹿群越冬要受到温度、降水、食物、天敌等因子的影响，如果确定食物是越冬的限制因子，就可以在冬季森林中投放补充饲料，以使其种群量得到有效保护。
生态位原理生态位是指生物所占据的多维生态因子空间以及生物所起的生态作用。每一种生物都有其理想的生态位和现实生态位，理想生态位与现实生态位之和就是生态位势。生态位势的存在驱动着人口、能量、物资的流动和城市的扩张，影响着生态环境的变化。为了获取更高的生态经济效益，人类往往会不断开拓和占领一切可利用的空余生态位①。
三、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有着直接的影响，它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而人类社会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生态环境，改变着自然生态的面貌。从整个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发展轨迹来看，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影响，经历了一个彼此消长的演化过程。在漫长的原始社会、直到工业社会以前约300万年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应对自然能力的限制和生产手段的落后，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表现的较为显著，有时人类甚至处在无可奈何的屈从被动状态。人类社会进入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生产手段和技能的全面进步，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干预程度凸现出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正像人类童年时期的原始社会就开始不同程度地对生态环境发生密切关系、并产生直接的影响一样，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生态环境也依然对人类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只是彼此程度和广度不同或彼此消长起伏而已。
(一)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生态环境是孕育人类产生的“母亲”，它提供的适合于人类生存的阳光、温度、水和源自于绿色植物的食物等条件，为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根本的保障。也可以这样说，没有生态环境也就没有人类的诞生和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也正像“鱼离不开水”一样，人类一刻也脱离不开养育他的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提供了必需的、广阔的舞台。人们都习惯地称地球为人类之家，地球表层分布着土壤岩石圈和水圈，为人类的生活、生产提供了立足之基和生存空间。尽管人类科技的进步已经可以把人们送到包括月球在内的外层空间，但这些丝毫不能改变人们对地球的须臾不可或缺的依赖。人类如果没有与之相依的生态环境，不啻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生态环境对人类的生活习惯、生理特点、心理特点有着深刻的影响②。比如我国南北方饮食习惯有较大的差异，南方人喜欢吃米，北方人喜欢吃面，这与我国南粮北麦的农业种植结构有关，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和繁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劳动方式。从对人类生理特征的影响来看，最突出的莫过于人种的差异，如生活在热带非洲的人皮肤黝黑，而耐酷暑；生活在北欧的人皮肤白皙，不畏严寒；生活在西藏的人则适应于高原生活等，则反映出生态环境对人类生理特征的影响。生态环境也对人类心理和精神有着一定的影响。生态环境对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显著。生态环境为人类生产提供物质资源等各种物质基础，从而决定生产活动的内容。如没有矿产资源，就谈不上矿物的开采和冶炼。这正应照了“有此未必然，无此必不然”的道理。同时，物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人类生产活动的进展程度和水平。比如在资源条件较好的黄河流域适宜早期人类繁衍生息，使其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由于生态环境条件恶劣，生产劳动较为艰难，文明的演化也较缓慢。并且，生态环境以其资源的空间组合特点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地域分工。如平原适于种植，山区宜林，草原宜牧，水域宜渔等。这种生产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差异是与生态资源的空间分布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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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陈英旭：《环境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孙儒冰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朱颜明等：《环境地理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张文奎主编：《人文地理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3页。
生态环境对人类文化也产生有重要的影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长期生活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就会形成较为稳固的对事物的看法、思想和观念，进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思想文化。比如生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民族因长期处在四周环海的环境当中，创造的是颇具冒险精神的海洋文化；而长期生活在为高山、大海相隔的陆地上的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先民们，创造的是求稳敦实的大陆文化。就拿中国南北文化的对比来看，也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江南文化婉约细腻，北方文化粗犷豪放，文学艺术上常说的“京派”“海派”之争，其实正是生态环境对社会文化影响的反映。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表现在人类的社会活动必须遵循包括生态规律在内的自然规律。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使其为人类服务，但是，决不能改造自然规律。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正如管子指出的那样，“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将导致“天不予时，地不生财”①。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代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的中断，中美洲玛雅文明的消失，都与环境的恶化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
当然，我们重视和研究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绝不是主张“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客观地认识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实际作用，正确地看待自然规律的客观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生态环境的作用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并且也同样重视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总之，正如胡兆量先生等指出的那样：“自然环境是社会发展的舞台，对社会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自然环境对社会的影响，或深或浅，或偏或激，与环境决定论有本质区别。”②我们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对形成我国文明中心地位和夏王朝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只是根据客观事实对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进程产生作用的客观评价，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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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子·形势辨》。
②胡兆量等：《地理环境概述》，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二)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问题上，我国学术界曾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认知过程。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我国开始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时，是将环境决定论和人地相关论都兼容并蓄地引进，比较客观地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影响”而不是“控制”，承认人类对环境的能动作用。但新中国成立后，受前苏联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也出现了过于强调人的作用的思潮。反映到哲学思想上，盛行“生产关系决定论”，地理虚无论、唯意志论、人定胜天思想占了统治地位。这不但阻碍了对人地关系(即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认识的正确发展，还导致了经济实践中违背自然规律的活动肆意发生，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损害。直到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施行以来，对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才重新有了正本清源的客观认识。
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变化关系。人作为唯一具有制造工具和劳动能力的群体，从一诞生起就开始对生态环境发生作用，施加影响。在人类的童年及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历程中，正如前苏联学者格拉西莫夫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通过从周围环境取得能量和物质并以变换过的(工业的、家庭的和其他的)形式予以归还时，干预了自然过程的动力平衡循环。然而，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大自然已具备了恢复被破坏的自然过程的能力。……这样，从整体上说，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有顶得住人为干扰的能力，虽然也发生过局部的不可逆转变化。”但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总强度已经超出地球表面许多大面积地区的恢复能力，导致了不但是局部而且是区域性的不可逆变化。”①这大致反映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逐步增强的状况。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就其对生态环境中的动植物、地形地貌、河流湖泊、气候状况等环境要素的影响略加评述。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植被的影响上。英国学者安德鲁·古迪指出：“在开始考虑人对环境的影响时，一般应从植被开始，因为人对植物生命的影响要比对周围环境的其他组成部分的影响更大。人通过给植物带来的变化改造土壤，影响气候，影响地貌变化过程，并改变某些天然水体的质和量。实际上，整个景观性质的变化都起源于人所导致的植被改变。”②人类的砍伐树木、焚烧森林草原、垦田种植等活动，极大地破坏和改变了原始生态的自然地貌和空气的质量。而对动物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对动物的驯养、传播、宰杀、灭绝，人类活动在造成为人类所食用、役用等的动物畸形膨胀的同时，也伤害甚至灭绝了大量动物，这其中损害某些动物的自然环境是最主要的原因。总之，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扰乱破坏了植被，减少甚至灭绝了大量动物种群，破坏了生物平衡，是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并且也是沙漠化加剧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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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erasimov，I．P．1976：Problem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Transformation in Soviet Constructive Geography．Progress in Geography 9．75～99．
②[英]安德鲁·古迪：《人类影响——在环境变化中人的作用》，中国环境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对水域的利用和改造由来已久。在公元前五千多年的古代埃及，就开始建造水坝，《圣经》中也有挪亚方舟的记载，我国更有大禹治水的传说。人类用水消费包括生活用水、灌溉用水和工业用水，为满足这些需要人类建造水库、修建运河及渠道；并随着森林的减少和水土流失，加速了河道淤积和湖泊萎缩的过程，这些都大大改变了自然界的水分循环和水资源的平衡状况，并影响了气候的变化。如再加上水污染的蔓延，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更为严重。
人类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明显表现是对地形地貌的改造。人们在盖房、筑路、采矿、建坝、开挖运河的过程中，把大量的土壤、覆盖物和基岩，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种固体物质机械迁移的消极后果是毁灭植物，引起侵蚀和冲刷，造成采石场、废石堆、土堤等人造小地形，触发陷坑、塌陷、滑坡，改变地下水网络①，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等后果。
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变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已越发明显。大量的二氧化硫和光化学烟雾等有害气体的排放，造成酸雨泛滥，导致“温室效应”发生，遭到污染的空气，不但危害了生物的生长，而且也威胁着人体健康。
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由于本文主要针对的是中国远古时期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在此不做深入的探讨。但这已足见当代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我们在这里列举人类对环境的影响甚至破坏，并不是说这种影响在历史上始终占主导地位；也不否认人类具有认识和适应自然规律，“合理”地控制自然的能力；更不是说这种干预和“破坏”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余地。并且，我们仍然对改变人类社会与环境不和谐的状况、实现二者的协调互宜的可持续发展前景抱以乐观的态度。因为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不仅有认识和利用自然的非凡创造力，而且有保护和珍重自然的理性认识能力。人类是靠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孕育而生，毁灭了生态环境，就等于毁坏了人类自身。人类的睿智使得他们能够做出理智正确的选择。同时，也促使他们反思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和谐或者说破坏环境的历史。正如安德鲁·古迪指出的那样：“尽管对于人类作用于环境引起的不希望有的结果的分析更多地集中在先进的工业社会方面，但是我们并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即环境引起的很多重要的变化曾经是和正是非工业化社会所造成的。”②因此，我们研究环境变迁的历史，要解决当前面临的世界性环境问题，就有必要研究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的状况及演变的历史。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旧石器时代几百万年，人与自然关系是协调的，这是渔猎文化的优势。距今一万年以来，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的出现，刀耕火种，毁林种田，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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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兆量等：《地理环境概述》，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②安德鲁·古迪：《人类影响——在环境变化中人的作用》，中国环境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
取得巨大成就，是以地球濒临毁灭之灾为代价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人口众多，破坏自然较早也较严重。而人类在破坏自然以取得进步的同时，也能改造自然，使之更适于人类的生存，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中国拥有这方面的完整材料，我们也有能力用考古学材料来回答这一问题，这将有利于世界各国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①这其中亦道出了重塑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