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居民消费 城乡二元结构 居民收入
引言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探求自我发展的道路。自2000年起，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达到了总人口数量的7%，年龄中位数超过35岁，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造成了整个国家处于“未富先老”的状况下，即人口年龄的老化程度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经济的转型以及社会观念的改变使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从相对年轻型的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转变。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经济一直高速增加，但人均GDP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居民的人均收入及消费水平并不高，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并且城乡消费差距也还十分明显。
如图1所示，200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逐年下滑，虽然这一趋势在2010年之后有所缓解，但是居民消费率一直处在50%以下的水平，这与钱纳里等人提出的标准结构中工业化中期阶段65%的居民消费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16674元，而农村居民仅为5908元。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中，收入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城乡居民在消费观念、家庭年龄结构等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农村人口的大量迁移，使得落后的农村地区反而出现的更高的老龄化水平，并且我国城镇和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倒置情况还很严重，这对于居民的养老与城乡社会发展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那么，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城乡老龄化水平的不同是否会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呢？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莫迪利亚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根据这一假说，消费者会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
以该理论为基础，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探讨，力求得出老龄化与消费或储蓄之间的关系。Leff（1969）对1964年7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作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然而，随后的Goldberger（1973）以及Ram（1982）则对leff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Modigliani and Cao（2004）采用我国1953-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计量估计，研究结果认为老龄化是我国出现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舒尔茨（2005）使用1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1952-1992年间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回归的方法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认为老龄化会对储蓄率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是很微弱的。国内学者方面，王金营、付秀彬（2006）对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并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均有一定影响，并且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2008）利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对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估计，考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发现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于潇、孙猛（2012）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测算，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路径主要是通过改变社会总体消费倾向来实现的，但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会对总消费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毛中根、孙武福、洪涛（2013）通过对1996-2010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测算，认为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是导致居民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人口老龄化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而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则不显著。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水平关系的研究至今并无定论，而在进行城乡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分析时，以住的文献也是假设同一省份或地区的城乡老龄化水平相同。但事实上，城乡老龄化水平并不相同，并且存在倒置现象。因此，本文分别对2000年至2012年的城镇和农村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重点考察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怎样的影响，并从城乡不同年龄阶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消费行为以及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上述结论。
城乡二元经济下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说明
为了研究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了2000年到2012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由于自治区人口较少，且抽样数据的波动性很大，个别年份还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这严重影响整体数据的稳定性，因此笔者剔除了该地区的数据。
在这里，模型的建立相对简单，只考虑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的关系，没有考虑财政支出、利率、城市化及各地消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该模型的重点在于研究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选取的数据包括城乡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以及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和支出。数据处理上，为了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这两个变量相匹配，笔者将各地区城市及镇两个部分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整理合并，得到城镇老年抚养比和城镇少年抚养比。该模型的居民收入与消费已扣除价格因素。
（二）计量模型设定
为体现城乡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建立两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基于面板数据的特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表述为：
（1）
（2）
这里，式（1）表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式（2）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其中，i表示经济区域，t表示时间，cons表示实际人均消费，old表示老年抚养比，young 表示少年抚养比，ln（income） 表示实际收入的对数值，对实际收入取对数的意义在于表示实际收入对实际消费支出的弹性，即衡量实际收入变化百分之一的情况下，实际消费量将会变化百分之几，从中也可以看出收入对城乡消费影响的差异。consit-1 和consit-2 表示滞后一期和两期的消费水平，用来衡量棘轮效应的大小，ε表示随机误差项。城镇和农村的方程构造和经济学意义相同。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参数的估计选择使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在文献中，一般将他们二人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称为标准一阶差分GMM估计。本文利用STATA12进行具体估计。
（三）实证结果
2000-2012年城镇与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相同，老龄化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负相关，并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同时，老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收入会减少21.49元。而老龄化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关系不显著。少年抚养比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影响，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城镇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提高22.09元，农村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加15.11元。城乡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很显著，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加27.78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长10.49元。此外，城镇和农村居民都会受到上一期和上两期消费水平的影响，其中上一期的影响更为显著，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
城乡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城镇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负相关，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城镇居民退休之后，收入减少，老人们需要动用之前的储蓄来养老，并且老年人自身也往往比较节俭，这会减少他们对自身的消费支出。第二，城镇地区生活相对富足的老人们有很强的赠送动机。在我国，老人们的代际消费倾向较高，他们往往对自己的消费比较克制，但是对后代则比较慷慨。尤其是在子女购买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上，老一辈的财富积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老年人们会自觉减少自己的消费，而主动将储蓄赠予后代。第三，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少子化成为我国家庭目前面临的主要局面，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市为0.88，镇为1.15，农村为1.44，这与发达国家1.7的总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尤其对于城镇地区的老年来说，少子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今后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孩子可以看作是居民为老年时老有所依所做的一种投资。但子女数量的减少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得不为预防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另一方面，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费的负相关关系仅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一方面受传统的养老观念的影响，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会一部分地补偿老人退休之后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补偿消费心理比较强，一些年轻时没有体验和享受到的事物，他们希望可以在夕阳阶段得到补偿。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年消费水平的提高。
其次，与城镇不同，农村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来源与城镇不同，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并且一些身体强健的老年还可以继续劳动。表2显示了2012年城镇和农村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农村地区有28.4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但是，大部分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不再劳动，收入减少，消费也会随之减少。但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农村地区超过半数的老年人还要依靠家庭成员的供养，这也会增加其他家庭成员的支出。且家庭成员对老年人不同的赡养方式也会影响家庭的消费水平。同时，由于农村家庭规模相对更大，子女相对较多，这对老人的赡养也更为有利。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12年我国城市平均家庭规模为2.73人/户，这一指标，镇为3.09人/户，而农村则为3.19人/户。另外，由于农村地区的消费物资相对城市较为匮乏，尤其在医疗保健、老年文化娱乐等方面，这不利于农村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总之，这些方面综合起来使得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的正负关系不明显。
再次，实证结果中还可以看出，城乡的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都呈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多位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孩子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但是，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孩子数量的减少，加上预防性动机的增强，这些都会减少居民消费水平。结论中还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对人均消费影响的绝数值并不相同，城镇是农村的近三倍，并且从实证结果也可以看出，城乡收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异。另外，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还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棘轮效应比较明显。因此，消费水平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
另外，老龄化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还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以及全社会的消费预期。在我国，家庭养老仍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加大家庭养老支出。而目前，我国老龄化还表现为老龄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以及高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三大特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2200万，这将是2012年的四倍以上。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以及行为能力大大下降，需要特殊的照顾，这更会增加年轻子女的家庭负担。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老人的消费水平，但是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同时，由于老龄化、高龄化已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城乡居民的预期寿命也在逐年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4.83岁，10年间增加了3.43岁。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人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也有了更加长远的打算。为了可以在退休之后可以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居民也会自觉增加储蓄，从而减少当期消费。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乡居民老龄化与消费水平的计量检验以及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城镇地区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老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无显著关联性。
第二，城乡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收入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并且城乡居民都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
针对以上分析结果，笔者认为要在老龄化加深的条件下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当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收入。其中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收入亟待提高，并继续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城乡养老金的并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做法。
第二，应该促进城乡在基础公共服务上的均等化，这包括基础医疗保健、社区养老设施、老年文娱活动等方面，从而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第三，促进老年人的消费，还应该大力发展银发产业。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基础，发展包括医疗卫生、老年食品衣着、交通通讯、老年文化娱乐、养老金融服务等多个方面的老年产业，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多方努力，转变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促进形成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以及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养老模式，这不仅可以减少家庭负担，也可以有效减少“少子化”所带来的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担忧，促进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
综上所述，老龄化是全球人口发展的大趋势。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老龄化正在影响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本文在实证分析时，并未考虑城乡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之后可以改进的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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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oldberger，A.，Dependency Rates and Savings Rates：Further Com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3，63
3.Ram，R.，Dependency Rates and Aggregate Savings：A New International Cross -Section stud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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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舒尔茨.人口结构和储蓄：亚洲的经验证据及其对中国的意义[J].经济学季刊，20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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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1989-2004[J].经济研究，2008（7）
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2
当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七及以上或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以上时，标志着国家进入老龄化。近年来，中国人口在年龄结构上逐步发生变化，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我国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年升高，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本世纪中老龄人口所占比例增高趋势迅猛，人口老龄化日益显现，在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为，我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数高达一亿七千多万，占总人口数的13.26%，标志着我国如今已进入老龄化的高峰期。并且经专家研究表明，倘若不采取有效的政策进行抑制，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愈演愈烈，变成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产生巨大影响。在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引起专家学者的巨大关注，其解决政策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争议，并且如今人口老龄化问题被和人口发展策略放在一起讨论，认为人口老龄化即将成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与社会经济体制相矛盾，对社会的发展带来挑战。
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
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产生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对于我国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与众多发达国家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相同的。由于新生儿的出生率在政策实行的短期时间内大幅度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迅速生成，这点和发达国家由于人口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同时较低导致的缓慢形成的人口老龄化是不同的，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来势汹汹中国面对的问题就更加严峻。随着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中国的少儿群体人数相对较少并且增长缓慢，从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我国就一直保持着这种低生育率。
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条件更好了，老年人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进行养老，使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并且随着医疗水平迅速提高，国家大量引进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新型高效的针对性医疗药品也不断地开发，为老年人生病的治疗和康复进行保障，导致死亡率大大下降。诸多因素导致了我国老龄人口的人数不减少反而增加，同时面对的是低生育率，青壮年的人口数由于低新生儿率的影响逐渐减少，结合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巨大的变化，呈现的便是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大大升高，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趋严峻。
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本身并非是问题，这只是一种社会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经的状况，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逐步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将会给社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庞大以及所占比例的较高，这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稳定以及文化等方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3.1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在社会中，主要劳动力无疑是青壮年群体，老年人是社会的一个帮助对象，由于身体条件的约束，老年人对于社会经济的创造较为微弱，主要依靠家庭和社会的供养。由于中国老龄化趋势发展迅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不能满足对老年人的供给，对老年人抚养金的巨大额度的支付给所占较小比例的年轻人带来巨大压力，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跟不上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形成了巨大矛盾，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够满足对老年人的抚养需求，造成地方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危机。实际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高低并非直接决定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必须与经济基础相考虑，具有充裕的社会经济资源，则对于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可以轻松面对。然而我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因此即使老龄化程度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要面临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据研究表明，以AECI指数来对老龄化经济压力进行判断的话，中国以2.4的指数远高于按美国的-5.1，并且经专家学者研究，我国在未来40年会达到老龄化经济压力的高峰，给社会生产力带来空前的压力。
3.2 人口老龄化对政治的影响
老年人口数量以及所占比例的变化对于国家的政治和制度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国家的政策对于不同年龄层的群体之间的利益会产生巨大冲突。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导致老年群体在我国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高，导致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政党等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势力争夺战中，老年群体成为了争取的对象。由于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步，老年人对于政治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其参政意识也随之不断地增强，这导致老年人参加政治事务成为政治团体中的一部分具有了很大的可能性，导致政治团队中的年龄群体有了重新的格局，因此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利益有了更多的争取力量和机会，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都有很大的影响，有可能以牺牲未来几代人的发展潜力作为求得政治上稳定的代价，给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公共安全带来威胁。
3.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全球的资源紧张和社会经济的震荡都对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带来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导致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断被放大。城市化的进程使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不断地聚集到城市以谋求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这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城市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带来了一定的弥补，然而这对于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农村中生产力极度匮乏，呈现的是极其低下的经济收入状况，农村老年人由于生产能力和生产技能的缺乏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收入极其微薄，并且农村中社会保障金的发放也有一定的难度，由于老年人口基数过大，老年人抚养金常常得不到足够的保障，并且农村人口社保额较少，在面对如今严重的“空巢”状况，农村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3.4 人口老龄化对文化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人传统是以孝为先，重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重的尊老成分。在传统社会中，“孝”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部分，赡养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对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恩的报答。然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导致我国在养老方面上从“用心”的重视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钱”的行为模式，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观念中赡养父母的思想，子女们将金钱上的供养和帮助作为了赡养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联系仅在于金钱供养或是帮助照看孩子，导致我国数千年来的“孝道”的意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家庭的经济资源相挂钩。
目前社会中对于老年人的看法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对于老年人的生存意义有了越来越偏激的看法，认为老年人的需求只是生存，对于老年人情感上的投入十分吝啬，子女对于探望老人这一基本的家庭交往都往往难以做到，甚至需要通过法律的规定来加以规范，甚至由于老年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子女对老人产生厌恶感，出现了漠视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的发生，导致“孝道”的严重缺失，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发展现象，当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展太过猛烈到达一定阶段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社会对于这种变化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方法来适应这种变化并对自身进行相应的调整。然而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体系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所需，导致了一系列上述老龄化问题的发生。因此必须对公共政策进行相应的调节，来有效地应对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4.1 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调整
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对于我国人口的调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国情中，因此人们也习惯性地认为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来面对新的人口年龄层次分配情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带来的人口发展状况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采取相应的调整来面对老龄化的问题，然而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有人类寿命自身的延长方面的因素，仅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该调整或者重构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来进行当前社会年龄结构和现有政策制度之间的协调工作。
4.2 不只调整对于老年人的政策
人口老龄化并非只是老年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在经济、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需要协调的问题，并非仅仅通过对老年人的政策的调整就可以解决的。人生在各个年龄段的状态都是相互联系的，必须从各个阶段着手对人口年龄结构进行调整才能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影响。人的晚年的生活能力和其早年的状态和继续是息息相关的，必须让青年一代们开始重视起健康方面，并且在社会生活和自身行为上进行相应的改变，注重经济条件的创造，有所积蓄，为老年时期做好储备。
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3
【关键词】少子高龄化 现状 成因 影响
【中图分类号】C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7－0107－02
近年来，在日本一直流行着“少子高龄化”这一说法，即“出生婴儿减少，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这一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且愈演愈烈，不仅仅在医疗、福利、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方面，而且在经济成长、产业的良性发展等方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已成为日本政府和国民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文章从少子高龄化的现状、成因、社会影响等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少子高龄化的现状
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的时候，被称为老龄化社会，如果这一比例再翻一番，超过14%的话，就被称为老龄社会。日本从1994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龄化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走在日本的街头，老年人的痕迹随处可见，显然，日本是一个老龄化非常明显的国家。超过65岁的人在日本的总人口中比例已经超过了20%，也就意味着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年人，于是，在街上你可以看到，开出租车的都是老年人，上下班高峰时，地铁里头发花白、西装笔挺的老年人与年轻人一样步履匆匆；在乡村，田地里开着拖拉机往来耕作的人往往也是老者居多。种种现象会让每一个在日本生活的人觉得：原来少子高龄化问题就在身边，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2009年5月29日内阁府公布发表了《平成21年版高龄化社会白皮书》，书中指出：截至2008年10月，日本的总人口达1亿2千769万人，其中未满15岁的儿童人口约1740万人，占全体人口总数比例的13.6%，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达2822万人，高龄者占总人口的比例达22.1%，也就是说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高龄化比例比上一年提高了近一个百分点，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统计还显示，越是高龄，女性人口越多，其中，65岁到74岁的前期高龄者约1500万人，其中女性比例比男性多出大约88万人，75岁以上的高龄者多出大约1270万人，其中女性比男性多317万人，白皮书还对日本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大约到2020年，日本的后期高龄者将超过前期高龄者。2055年，高龄化率将上升到40.5%，届时将有1.3个年轻人负担一个老年人的福利费用。
二、日本的“少子高龄化”现象的成因
1．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给日本的女性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使得女性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社会、了解世界，进而更加激起了她们要与男子一起参与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随着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和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提高，新一代的日本女性已不再满足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再甘心做专职的家庭主妇，在封闭的家庭生活中度过一生。
2．“大男子主义”的世俗观念加深了女性对结婚育儿的恐惧感
日本社会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仍然存在，他们一心忙于工作和应酬，不愿意帮助妻子共同分担家庭和育儿事务，导致妻子身心一直处于疲惫的状态，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对婚姻产生恐惧。同时，日本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要想在工作中获得同等成绩，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加上许多用人单位对有孩子的女性职工存在偏见，因此，很多女子不甘心为结婚育儿而失去自己为之付出心血的工作，从而导致晚婚晚育甚至终生不结婚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少子高龄化产生的重要原因。
3．经济不景气使年轻一代对育儿倍感压力
近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长期受不良债权、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困扰，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收入的不稳定使人们不得不降低消费。同时，对于已婚的年轻一代，更是倍感压力。我们可以作一个估算，且不谈从幼稚园到高中所需费用，仅大学一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如果是私立大学，四年的学费将要花费300万～400万日元，医学类专业会更高，而一个普通的职员，年收入也不过如此。高额的教育费用使年轻的夫妇在孕育下一代时会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
4．医疗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少子化的加剧，都会推进高龄化的发展。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的改善、劳动强度的减轻，特别是医学的进步再加上社会养老保险的普及，日本的人均寿命大幅提高。据统计：战后，日本的人均寿命1947年为52.01岁，1958年为66岁，1972年为73.5岁，1996年已达80.3岁，2006年达82.3岁，成为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长寿国。另一方面，老龄化问题出现的同时，出生率持续走低，据日本厚生省的《人口动态统计》表明：日本在2007年达到人口峰值1亿2778万人之后，人口开始出现持续的负增长。新生儿数量不断减少，老年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必然使社会人口结构严重失衡，最终使得日本的人口结构越来越趋向于倒金字塔型，即老年人口最多，儿童人口最少。
三、带来的社会问题
1．看护问题严重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日本以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倍数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进入了高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据日本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2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上升至25%左右，而且在
战后第一次生育高峰（1947～1949）出生的人也将于2020年加入老年人的行列，届时，老年人口指数将接近40%，必然会使老年人医疗费用膨胀，退休金预算激增，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劳动人口的负担加重。从日本老龄化发展的趋势看，85岁以上的第一代高龄老人的孩子近60岁，孙子近30岁，四代人中有两代人正在同时衰老，这就带来了高龄老人谁来照顾的问题，因为照料者本身也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
2．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1）养老金负担加重。日本的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来支付社会保障费用，主要是养老保险和医疗费用。日本的养老金体系包括所有国民参加的国民养老金，另外还有一部分私人经营的养老金，统称为公共年金。随着高龄人口的增加，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加重了本来已陷入困境的日本财政负担。
（2）医疗费用负担加重。日本政府自60年代以来就采用全民医保制度，80年代初，进一步加以完善，建立了独立的老年保险制度，规定70岁以上或65岁以上70岁以下身体有残疾的老人所需医疗费用的70%由中央财政负担，其余30%由地方政府负担。老年人的不断增加必然会使政府的财政难以为继。
3．劳动力不足
由于少子高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日本劳动力的供给将以中老年人为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日益减少，农业生产后继乏人。而且老年人在体力上力不从心，在观念上更显滞后，这会大大阻碍农业的发展。在工业上，随着少子高龄化的加剧，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劳动力的供需问题又使得工人工资上涨，从而导致产品成本加大，企业不得不加价出售产品，最终丧失了国际竞争力。
4．对日本的教育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实际上“少子化”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已显现出来，近年来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国民消费水平下降，教育费用又居高不下，加之“少子化”现象的发展，许多大学已经出现生源不足的现象，致使对教师的需求减少，一些师范大学及综合大学的教育系已经开始重组或缩小规模，今后这一危机将愈演愈烈。
综上所述，少子高龄化问题是日本今后必须应对的战略性难题，少子高龄化问题的解决，对日本今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日本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对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的作用。当然，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任重而道远，日本政府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一问题也会给有这一倾向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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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 伟.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社会的影响［J］.日本学刊，2003（4）
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4
中国生育问题已很严重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30多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我国的生育水平迅速下降，2010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已下降到1.18，仅比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多一点。所谓生育更替水平，简单说就是一对夫妻生育2个孩子、出生和死亡平衡、在没有迁移情况下人口保持不增不减稳定状态时的生育水平，在我国目前死亡率水平条件下，生育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大致为2.1左右（理论值是2，加上0.1是考虑死亡风险）。保持生育更替水平、人口不增不减的总和生育率为2.1，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说明问题已经很严重而且还将越来越严重。
性别比例失调
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2007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700万，其中15岁以下多出1800万。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未来国人的婚恋将出现问题。农民依赖养儿防老的机制不改变，在生育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就难以改变。山西翼城已有试验表明，只要允许生二胎，性别比例就会保持正常。
造成数百万的“计生黑户”
本来，每个公民出生，公安部门都应给予户口登记，但从上世纪末开始，没有“准生证”，交罚款后才能为新生儿报上户口。这使得“黑户”越来越多。还有一些非婚生子女报不上户口。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户口就没有身份证，上不了学，结不了婚，就不了业，享受不到基本的公民权利。这么多没户口的孩子进不了学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实际上大打折扣。
“失独”家庭问题日趋突出
然而，目前已经日趋严重的“失独”家庭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目前独生子女人口已累积2.2亿人，由于独生子女人口每年至少死亡7.6万人，这样就相应形成7.6万个失独家庭和大约15万人的失独父母。据估计，目前我国已有约2000万失独父母，他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落实“一胎化”生育政策，为国家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做出了贡献。可他们人到中年却不幸遭遇子女夭折之痛。他们已失去再生育能力，甚至在当年就自觉或被强行结扎绝育。家庭残缺，无人养老，无人送终，是这些“失独”群体已经或将要面临的残酷现实。残酷的现实迫使其中不少人不断向政府求助，找政府讨生计，使政府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失独父母面临的残酷现实，政府要推行“服务百姓健康行动”怎么能不考虑呢？
少子老龄化的速度加快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明显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进程和少子老龄化速度。主要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使我国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百年左右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更加快了少子老龄化的速度，对人口自身的未来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其一，导致少儿人口迅速减少。生育水平的下降或低生育水平的长期维持，使每年出生人数不断减少。出生人数的迅速减少，又使我国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相应迅速下降，从1964年的40.69%下跌到2010年的16.60%。按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预测，2050年将可能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
其二，加速了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的迅速增大趋势。我国大致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当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8810万人，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长为11883万人，10年增长了35%；老龄化水平也相应由7%提高到接近9%（8.9%），10年时间提高了1.9个百分点。根据以上同一预测，2050年老龄化水平将可能进一步提高到25%以上。
其三，导致人口快速减少甚至减少到民族溃衰。我国少子化带来出生人数的不断减少，使人口再生产的母体人口越来越少；少子化作为主因促进了老龄化的发展，老龄化使生育年龄人口越来越少、生育年龄人口生育期越来越短，又反过来加快了少子化的发展。少子化与老龄化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减少甚至减少到民族溃衰。
“第三代”独生子女养12个老人
27岁的尹维4年前一毕业就进入了一家外企，4年来基本月薪从7000元直升到现在的近2万。在本科就读的那所不甚出名的学校，尹维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人物，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去“为金钱而奋斗”。但是尹维自己最近却一脸苦涩：相恋5年的女朋友怀孕了。“从各方面来讲，我都应该和她结婚，把孩子生下来，何况我们俩这么多年感情也很稳定了，结婚只是早晚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很害怕。”
尹维的恐惧来自下面的一笔帐：“我妈已经下岗在家3年了，我爸也是今年退休，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我要是成了人结了婚就应该把爸妈都接到北京来住，不然我在家乡是要被人骂的，毕竟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我女朋友当公务员，收入一般，也就能养活她自己吧。但是她也是独生子女，她爸妈早就表态了，要和我们一起住。我本来是想就买两套房子好了。但是两方家庭收入都一般，主要还是得靠我。我现在有20多万的存款，在北京买房也就能付个首付。以后要养老婆、养房子、养车、养4个老人、还要养个孩子，我就是在公司再升一级也没什么闲钱了。”
据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的调查显示，有1/5的独生子女表示在婚后5年内“要事业不要孩子”，其中沉重的家庭负担是一个主要因素。清华大学陈丙珍教授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突出。据预测，2025年到204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从2.84亿增长到4亿多。到2050年左右，平均一个劳动人口就要赡养一个退休人员。如果从“421”家庭结构来看，算出来的负担更重：如果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个老人的局面。就算金钱上能应付，独生子女精力上也难以支撑。
大多数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养老保障体系，完善社区养老配套服务等措施解决“独生子女养老难”。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杨远却认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实行大规模“社会养老”根本不可行。“美国是个市场化很高的社会，但真正进入机构养老院的只有20%，其余都是家庭养老。老人除了需要物质赡养外，也在呼唤精神赡养，机构养老不能给老年人亲情。如今，丹麦、瑞典等‘生死全包’的福利国家也在提倡让老年人回归家庭养老。”
杨远说，上个世纪末“90%以上独生子女父母表示老年时会考虑机构养老”的调查数据是“过高估计需求”。“当时调查的准老人们真正年老时都不愿选择机构养老”，这也是造成当前养老院空床率高的原因。
一位独生子女曾经在网上发出这样的呼喊：“我做了一个噩梦：我变成了一只蜗牛，异常艰难地往前爬，我背上沉重的壳，是12个老人。我被压得无法喘息、苦不堪言，我哭喊、我挣扎、我绝望。”
“未富先老”使社保不堪重负
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带来的少子老龄化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而生产和消费又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所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及其所带来的少子老龄化必然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其一，导致劳动力规模快速缩减和劳动力的老龄化。必须看到，快速发展的少子老龄化，在不远的将来必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规模的快速缩减。劳动力规模的快速缩减将使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经济增长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且人口老龄化势必伴生劳动力的老龄化，劳动力的老龄化不仅将弱化创新能力，制约经济转型；也将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性及其优化配置，降低劳动生产效率，不利经济发展。据研究，在未来20年间，人口老龄化将使我国的年经济增长率降低0.5-0.7个百分点。
其二，将导致消费规模萎缩及储蓄率下降。消费规模不仅与人口规模、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而且也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消费能力往往趋向减弱。因此在相同收入水平条件下，消费规模则往往主要受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的影响。受少子老龄化的影响，我国未来人口数量减少、结构老化，将不可避免带来消费规模的大幅度萎缩。我国目前正在艰难地推进以刺激内需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未来伴随少子老龄化快速萎缩的消费规模（或市场规模），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国的经济转型和发展。
其三，造成“未富先老”使未来社会医疗保障费用不堪负担。少子老龄化的发展，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社会医疗保障不堪负担。在一些发达国家，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已使这些发达国家深陷债务而难以自拔。发达国家先富后老，尚且如此，我国是未富先老，因此我国未来的社会医疗保障费用将更加不堪负担。如果维持当前低生育率的时间过长，将会使我国在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形成最难以承受的社会医疗保障负担。
脆弱的独生
林莹的观察得到了专家研究的佐证。中国心理学会科普专业委员会的吴世煌教授说，目前在一些城镇地区，独生子女比例占到90%。他们是“心理脆弱的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备受宠爱甚至溺爱。长期以自我为中心，使他们难以客观地认清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上，往往表现得过于敏感或处理不当。2003年，中国心理学会对6个省市、3000多名中学生的心理调查显示，人际沟通不良、关系敏感者达31%。
林莹看着自己的学生说：“我真不知道他们这一代人走上社会会怎么样，我的同学里已经有因为心理原因，而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女朋友的了。如果现在大部分孩子都是这样，单个看都很聪明、能力很强，但是就是没法和别人合作，那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但是根据目前的一些研究显示，1974年之后出生的中国独生子女已经开始大规模步入社会，目前我国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孩子已经超过1亿。“独生子女就业综合征”已经悄悄露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一名教授表示，独生子女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会给管理者带来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不愿意接受公司纪律和体制的约束、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没有组织和集体的观念、娇气、不愿意接受批评等。广州应用心理学会会长傅荣教授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显著差别，主要在个性方面，一是独生子女责任心比较弱，二是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明显。曾经有专家指出，目前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和“独生子女症”导致的眼高手低、不愿吃苦也有很大关系。
对女性健康造成伤害
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5
关键词：老龄化；对策；郑州市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3-0161-02
一、郑州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按照现代人口学理论，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1]。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在1999年已跨入了人口老龄化国家行列[2]。就郑州市的情况来看，郑州市作为中原城市群第一大市，2009年底总人口752.1万，城镇人口476.9万，农村人口275.2万，城镇化率为63.4%。65岁以上人口66.9万，占郑州市总人口的8.9%，已处于老龄化社会。
1.老年人口规模大。20世纪中后期，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普遍推行，使得人口出生率下降，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同时改革开放也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口日益增多。2009年底，郑州市65岁以上老年人66.9万，占河南省老年人口总数的7.9%。郑州市人口老龄化关系到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2.老龄化程度高。郑州市2009年底65岁及以上老人占全市总人口8.9%，人口老龄化高于河南省0.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
3.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逐渐加快。郑州市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呈不断加快趋势。65岁及以上老人在1980―2000年每年递增2.4%，2000―2009年为3.8%，增速达1.4个百分点。数字表明，郑州市老年人口不但在绝对量上呈上升趋势，更主要的是增长速度的逐渐加快。在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郑州市老龄化率将保持着很高的速度递增。
二、郑州市人口老龄化成因
1.出生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以来，郑州市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导致少儿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引发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这是决定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1970年人口出生率达3.5%，1982年降低至2%，2000年降低为1.4%，2009年降低到0.94%。按照目前生育水平发展下去，人口老龄化将会进一步加剧。
2.人口死亡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20世纪50年代，郑州市人口死亡率较高，在1%以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较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医疗水平逐步提高，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郑州市人口死亡率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每年都在7‰以下，1990年人口死亡率为6.3‰，2000年为6‰，2009年为6.2‰；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持续上升，1990年为69.8岁，2000年为72.4岁，2009年为75.2岁。人口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口规模扩大，人口年龄金字塔出现顶部扩张，从而加速了人口老龄化进程。
三、郑州市老龄人口生活状况分析
老年人口的生活状况主要可以从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简称“六老”）入手分析，郑州市的情况大致可分为几个类型[3]。
1.“六老”有着落，且基本满意者。这部分老人情况如下：生活费基本充足且不再负担子女晚辈的生活费用；有较充分的生活自理能力；有一个较好的学习和娱乐的环境条件，生活活动热情度高。这一生活等级类型的老人约占老年人群体的1%或2%，且绝大部分分布在退休干部和国企退休工人群体中。
2.“六老”虽有一定的着落，但不大如意。这一类型的老人，其情形比较复杂，虽自身的生活费基本有着落，但存在以下一些问题：或有子女晚辈的经济负担，或有种种思想负担，子媳姑婿不和，子女晚辈招灾惹祸引发的精神刺激等。这一类生活质量等级的老人数量较多，约占老年人口的85%左右[4]。
3.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费用仅靠社会保障来源。这类老年群体的基本特点是：物质生活比较清苦，基本解决温饱；经济寄托单一，只求安宁走完人生历程；这一状况的老年人口除了无子女老人之外，还有虽有子女但不生活在一起。这一部分老人约占老年人口的10%左右。
4.托老所中的老人。这部分老人是指在各社区办的敬老院，民政部门办的福利院和一些慈善机构办的养老院以及一些带商业服务性质的养老院中生活的老人。由养老院雇佣的临时工照料，子女抽不出时间侍奉或者不愿意侍奉，隔性到托老所探望。这类老人占老年人口数量的1%左右，但从目前托老所的发展态势看，这类托老所不仅越来越多，而且会越办越好[5]。
5.贫困无助的老年人。这部分老年人虽然占不到老年人口的2%，但确实存在。因其子女不愿赡养老人、甚至还虐待老人，老人生活贫困直至终老。
四、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1.老龄人口的社会功能和成本。老年人在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是宝贵的社会资源。特别是中老年人，大部分还具有相当强的劳动力，不仅能从事简单的劳动，其中一部分老年人还能从事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
2.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生活影响。老年人口比重的日益增大将会给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文化教育、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影响。首先，改变了人口抚养比。人口老龄化正在改变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的抚养比构成，由于两者的赡养（抚养）费的来源不同，由于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的消费水平不一样，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6]。其次，导致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社会保障费用大量增加，将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
3.人口老龄化对其他方面的影响。首先，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一方面赋予社会公共管理新的内容，向社会公共管理提出更多政治要求；另一方面，老年人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老年人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价值取向差异所引发的矛盾，必然反映到政治生活中来 [7]。其次，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重大而深远。老年人的科技传承活动，思想教育活动、老文艺工作者的传、帮、带活动，老年人的宗教思想等，无不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随着老年人群体扩大，这种影响的层面和深度也将日益扩大[8]。
五、郑州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1.用科学的态度正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能回避和改变的人口发展过程。20世纪我们面对的是人口数量多带来的问题，21世纪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9]。把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因素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从而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人口老龄化问题同人口数量问题一样，具有一定的潜伏性和巨大的惯性。
2.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承受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力量。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当本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时，他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已达到5 000美元，而郑州市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尚不发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 000多美元情况下出现的[10]。这说明，郑州市经济发展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因此，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壮大经济实力，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来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多种经济形态和多种就业形式的出现，保障制度及资金筹集办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1]。但保障的覆盖面仍然有限，个体营业者、失业者、农村人口和城镇居民等，仍不能享受保障。因此，不仅要建立国有经济单位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养老保障制度，还要建立各种非国有经济单位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养老保障制度。
4.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机构。郑州市目前的养老模式有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
目前，绝大多数的老年人都依靠家庭照料生活，在家里安度晚年。但是随着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多，家庭养老的危机日益严重 [12]。家庭养老危机不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和身心健康，也影响在职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应该发展多形式的养老机构，使养老服务社会化。如兴办各种形式的养老院、老年人之家、托老所、老年人社区服务站等。
5.加快发展老龄产业。老龄产业是为老年人口提品或服务，满足老龄人口衣、食、住、行、用、娱等各方面需求的行业。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老龄产业的发展，即是满足日益扩大的老年人口需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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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6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长期以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口的数量控制上，快速增长的人口给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这些原因，长期以来的人口政策都是偏重于数量控制的，然而，近些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着强烈的改变，中国正逐渐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人口老龄化提前达到高峰。20世纪后期，为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由于下世纪人口压力仍然沉重，还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国策，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我国提早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第二，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呈现出未富先老，由于经济实力还不强，无疑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第三，在多重压力下渡过人口老龄化阶段。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繁重，经济和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社会要保持稳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使得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发达国家和人口少的国家更为艰巨。
二、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我国经济发达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的提前来临无疑会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和强大的压力，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个人养老费用占据其一生收入更大的比重；家庭要为养老支付更多的财富，社会要为养老提供更多的资源这些都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具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主要有以下影响：
（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将导致劳动力不足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劳动力的供给一般是由总人口中处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阶段，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较大，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当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大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会立即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缩减就意味着可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的，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在现阶段劳动力资源还很丰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2015年前）中国面对的将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劳动力不足。但是从2015年开始，随着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模式也有一定的影响
养老问题是社会面临的最主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老有所养”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保障，二是生活照料。从经济保障方面来看，我国城乡供养模式呈现相反的态势。城市老人以社会养老为主，农村老人则以家庭养老为。与家人共同生活，便于子女供养，照料老人，也是我国老年人比较认同的生活方式。根据上海市的调查，超过95%的老年人对子女赡养和生活照料状况表示满意，同时有96%的老年人倾向于在家养老。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家庭养老模式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三）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社会保障成本产生了重大影响
推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选择社会保障模式时，必须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收入水平的变动有密切关系，但与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的关系更密切。据调查，贫困农民在脱贫后又返贫的，有60%是因病，在疾病、灾害等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将为农村的共同富裕，尤其是为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
三、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的相关对策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诸多问题和挑战，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是关系到老年人的自身，而且还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应该给与高度的重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带来的挑战，需要做到适应人口老龄化直达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及早研究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扎实地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尤其是加快建立和健全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和老年社区照料网络体系。
总之，在老龄问题日益多样化和严峻化的中国，成功的老龄化战略的实施，将是老龄观念和老龄事业的一次重大变革和尝试。老人不只是被关怀照顾的对象，也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同样，健康老龄化也不只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而如何使老年人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才是解决老龄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王桂新.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几点战略思考[J].学习月刊，200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