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分析范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险 影响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的定义
所谓的人口老龄化指的是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日益升高的现象。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标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点总人口的7%或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即意味着开始跨入老龄化社会，成为一个“老年型国家”或“老年型地区”。如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5%以上，则称为“超老年型国家”。
由于有人对以上确定人口老龄化的标准有争议，进而又出现了一种用综合指标确定人口类型的方法，根据少年儿童系数、老年人口系数、老化指数以及年龄中位数等指标，将人口划分为三种基本的人口构成类型：年轻型人口、成年型人口和老年型人口。具体划分标准见表1。
以上划分方法。若0-14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以上，老化指数（65岁及以上人口与0-14岁人口之比）达到30%以上，年龄中位数在30岁以上，这样的人口类型便属于老年型人口，表明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
自从19世纪70年代，法国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法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以来，目前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年世界老年型国家只有15个，预计2025年，整个世界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3%以上，届时整个世界也将步入老年型社会。
人口老龄化会给养老保险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老年抚养系数越来越高。老年抚养系数所表明的是，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老年人，其计算公式为
老年抚养系数=60岁及以上人口数/16至56岁人口数*100%
很明显，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老年人数增加，意味着老年抚养系数上升，社会用于老年人的费用将增加。
（二）人口平均寿命越来越高。一方面，退休人员数量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其结果必然是养老保险费用支出越来越庞大。
为了减轻在业劳动者的经济负担，人们都在积极探讨解决办法，比较可靠的途径是延长法定退休年龄，这既可减少养老金支出，又可增加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在业人数，还可发挥老年人继续从业的积极性，可谓一举数得。
三、退休年龄的变动趋势
从一个长时期考察，退休年龄有一个往后推移的趋向，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退休年龄往后推移的原因：
首先，由于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劳动条件发生相当大变化，人的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原所规定的退休年龄相比之下显得过时。
其次，当今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由于各国的重视，义务教育获得了普及和提高，高等教育广阔发展，越来越多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年轻人卷入教育网络，致使开始劳动的平均年龄实际是高于法定劳动年龄的下限。资源的需要量，一些劳动力缺乏的发达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延长劳动年龄上限，即推延退休年龄。
第三，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类所享用的生活资料越来越丰富，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普及和提高，带来了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退休年龄的后移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老龄化分析范文2
陈诗，（1990.-）女，贵州省遵义市人，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财。
摘要：本文通过对影响贵州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9个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结合贵州省的省情分析各因素的作用方式，得出关键的影响因素，即经济发展水平。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灰色关联分析
第一章贵州省人口老龄化现状
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贵州省人口总数约为3238.76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149.39万人，占总人口的4.61%；“五普”时人口总数约为3625.86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数约为210.3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5.79%；“六普”结果显示，人口总数约为3474.65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297.72万人，占总人口的8.57%， 65岁及以上人口绝对数量持续增加，且比重也呈上升趋势。
由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相关数据计算得到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零时贵州省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2.84%，老少比为34.02%，0-14岁人口比重为25.26%，年龄中位数为32.67，均已超过国际上公认的老龄化社会各项临界值，贵州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九个地级市的老龄化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见表1-1.
第二章贵州省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的灰色关联分析
2.1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简介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用灰色关联度提示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大小、强弱及次序，是一种多因素的统计分析方法，是灰色理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法，主要用于灰色综合评价问题，是灰色系统分析、评价和决策的基础。灰色关联度分析是对系统动态过程中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实质是比较若干数列构成的曲线列与理想数列构成的曲线的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间的关联度越大，发展变化态势越接近。
2.2贵州人口老龄化区域差的灰色关联度计算
本文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出发，并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1，2，3，4]，选择以下九个指标因素分析贵州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这九个因子即比较数列：X1-少年儿童比重（%），X2-出生率（‰），X3-死亡率（‰），X4-区域人口密度（人/km2），X5-城镇化率（%），X6-人均GDP（元），X7-人均消费水平（元），X8-文盲率（%），X9-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参考数列X0取老年人口比重（%），根据灰色系统理论进行关联度分析。初始数据见表2-1，求得的关联度系数见表2-2。
由表2-2，所选的9个影响因素与老年人口比重的灰色关联度由大到小排序为：r2（0.8757）>r7（0.7907）>r1（0.7857）>r3（0.7769）>r6（0.7012）>r5（0.6932）>r9（0.6885）>r4（0.6804）>r8（0.5125）。所有关联度均大于0.5，可以认为所选9个因素均对贵州省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有影响，只是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且现实中，差异往往并不是来自一个因素的单独作用，通常情况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3灰色关联分析的结果分析
根据灰色关联度，按影响力大小从高到低依次为：出生率、人均消费水平、少年儿童比例、死亡率、人均GDP、城镇化率、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区域人口密度、文盲率，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区域人口发展水平。灰色关联度中排在首位的是出生率，少年儿童比例和死亡率分别排在第三、第四位，可见区域的人口发展水平对区域的老龄化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出生率与少年儿童比重的变化是一致的，出生率高的地区少年儿童人口数多，老年人口比重相对降低。而人口死亡率的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死亡率的下降从整体上增加了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比重，尤其是少年儿童及老年人口这两个群体，使两个年龄组的人口比例都有所增长，但死亡率下降对老年人口比重的作用程度要大于对少儿比重的作用，且对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变化影响正在减弱，而对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影响正一步步加大[1] ，因此死亡率低的地区其老龄化水平一般会较高。
比较贵州各地级市的相应数据，出生率最高的黔东南州其老年人口比重却也最大，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个地区是少数民族人口居住较多的地区，而我国最初对少数民族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宽松，早期出生率高的一批人使这些地区如今的老年人口比重相应较大。但从9个地州市的相应数据，死亡率高的地区其老年人口比重普遍较高，这可能是由于贵州省宜人的气候使整体人口寿命较全国平均水平长，高龄老年人口比重比较大，2010年“六普”时，贵州8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42.36万人，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9.49%，由于人口寿命的有限性，这些高龄老人的高死亡率使地区人口的总体死亡率增加幅度相对较大。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消费水平仅次于出生率与老年人口比重关联度最高，人均GDP排在第五位，这两个指标都直接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老龄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首先，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通常相对较高，生活的环境及当地医疗设备相对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也较为健全，这些都有益于健康老龄化，老年人的死亡率会有所下降，从而老年人口数量相对增加，在老年人口总数中的比重也增加，老龄化程度高一些；其次，经济水平高的地区通常会吸引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劳动力人口的迁入，这使得迁入地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从而该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相对降低，与此同时迁出地的老龄化程度会相对提高。贵州各地州市的经济发展指标与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并未表现出完全的一致性，这是由于人口迁移带来的不同地区两方面作用的程度差异，但总的来说，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一个地区老龄化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
第三，社会发展水平。主要包括城镇化率、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区域人口密度。镇化率与老年人口比重的关联通常主要是考虑农村与城镇生育率的差别。农村的生育率要大于城镇，城镇化率越高的地区农村人口越少，总和生育率也就越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较低，老年人口的比重相对越高。但从表2-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贵州各地区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老年人口比重反而相对较高，这与贵州落后的经济水平相关，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吸引了较多的劳动力人口迁入，而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更多的是劳动力人口的迁出，这使的这些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相对增加较大。
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医疗条件。卫生技术人员总数增加，则每个人在需要就医时得到及时专业护理的可能性就提高了，从而可以从一定水平上降低死亡率，尤其是老年人口，因为这个群体得病或是需要照顾的机率更大一些，所以卫生技术人员较多的地区，其老年人口的比例较大。贵州省只有毕节地区的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少于2，其老年人口比重也最小。
人口密度表示了一个地区单位面积内的人口基数，一般情况下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处于同一年龄组的人口相对密度小的地区要多，从而增加了竞争压力，社会整体生育水平会相对低一些，从而老年人口比重会高些。但贵州有其特殊性，由于经济欠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整体较低仍是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经济水平低与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仍是当前贵州各个地州市所面对的主要矛盾，为了更好的生活水平有不少劳动年龄人口外出打工，有些连少年儿童一起带入打工的城市生活，空巢老人数量增加，这使得老人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很低，但老年人口比重却偏高。
第四，文化教育水平。一般来说，文化教育水平高或是文盲率低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一方面，文化教育水平比较落后的地区，人们的生育观念及养老观念等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较大，诸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这样的想法会使该地区的出生率较高，从而少年儿童比重较高，则老年人口的比重就会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文化教育程度也影响着人们的谋生技能及生活方式，接受教育时间越长的人通常眼界比较开阔，思想相对进步，更容易学习和接受新事物，也更愿意寻找除土地外新的生活方式，这样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也会有所下降，最终带动生育率的下降。同时，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妇女的生育率水平，当她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或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在娱乐或文化事业上时，生育率会有所下降，这样老年人口比重相对提高。比较贵州各地区老年人口比重与文盲率，文盲率较高的地区老年人口比重较低。
第三章结论
通过以上对影响贵州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因素分析，人口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与文化教育水平共同对区域的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起作用，但相对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一因素是造成贵州各地区老年人口比重与所选部分因素变化趋势与一般意义下的走向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平衡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重点在于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作者单位：1. 贵州财经大学；2. 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袁俊，吴殿廷，吴铮争.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 口科学，2007，3：41-47.
[2]张纯，曹广忠.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J].城市发展研究，2007，14 （2） ：56-61.
老龄化分析范文3
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房价变化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少子老龄化现象所导致的房价波动滞后于少子老龄化进程；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和家庭结构微型化是推动我国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人口结构因子；但从人口结构层面看，未来我国房价并不具备快速上涨的基础，恐面临较强持续性的下行压力。
【关键词】 房价波动 VAR模型 少子老龄化 家庭规模微型化
一、引言
目前，中国已处于“少子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少子老龄化”，即少子化与老龄化的统称。截至2013年末，中国0―14岁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7%，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7%。伴随着少子老龄化现象，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日益微型化，而这三者的发展态势竟与我国房价的波动呈现高关联度。据世界官方统计经验，我国并不具备少子化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的社会背景下，以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房价与人口子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课题，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然而国内外关于人口“少子老龄化”与房价关系的研究甚少，大多仅从老龄化单一角度考察与房价关系。大体来说，国外研究综述可概括为老龄化“悲观论”和“乐观论”。“悲观论”认为老龄化可能会造成房价下跌，导致房市奔溃。代表者有Modiglianni和Bergantino。而“乐观论”认为经济体制自身的调节可以熨平老龄化对房价的冲击。代表者有BrooksWalker和Lefort。
由于我国少子老龄化等人口结构的转变现象出现较晚等原因，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起步迟。费方域等基于代际交叠局部均衡模型，论证房地产投资到期收益率与人口增长率无关。邹瑾深入剖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但未考虑少子化对房价的影响。陈国进等分析了中国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关联性，但其研究未基于我国人口少子老龄化的现状、所构建模型未设置控制变量，稍显欠缺。
因此，本文基于VAR动态模型，采用Grange因果检验、面板协整检验等实证方法深入探究少子化、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微型化对房价的动态影响，从而深化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对我国房价变动趋势的认识。
二、模型构建
考虑到本文所选人口结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动态联系等不利因子。笔者特选取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令模型不含外生变量，构建非限制性向量自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yt是n维列向量，T是样本数，w是滞后阶数，At为n×n维待估系数矩阵，？着t是白噪声向量。综合分析全国住宅销售均价及人口结构变化规律及动态联系，令yt=（LnPt，LnCDRt，LnODRt，LnHJt，LnYt，LnCNt）。其中P为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CDR为少儿抚养比，ODR为老年抚养比，HJ为平均家庭户规模，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CN为非农业人口比。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非农业人口变量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检验
为消除异方差，对数化各组数据，分别记为LnP，LnCDR，LnODR，LnHJ，LnCN，LnY。
1、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通常经济时间序列为非平稳，须对变量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LLC检验和IPS检验结果显示：一阶差分后少儿抚养比等六个序列均平稳。而本文重点关注我国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分布与家庭结构微型化对房价的影响，故以下将对其着重进行分析。
因LnP，LnCDR，LnODR，LnHJ序列是同阶单整序列，故采用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协整检验（表1）。结果表明：LnP、LnCDR、LnODR、LnHJ序列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即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平均家庭户规模对房价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
2、Granger因果检验
由检验结果可知，少儿抚养比（LnCDR）与老年抚养比（LnODR）相互引导；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单方面引导平均家庭户规模（LnHJ），且人口结构变量对房价的具有单向影响。
3、VAR模型估计
通过对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发现VAR模型系统稳定。然后对其残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其服从正态分布、无异方差性、无自相关性。
4、脉冲响应分析
因格兰杰检验无法显示三变量对于房价的动态影响及相关程度。以下将引入脉冲响应方程进行动态分析。如图1。
在给少儿抚养比（LnCDR）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向冲击后，对房价产生了负效应，且长期来看这种效应具有较好的持续性。当给老年抚养比（LnODR）一个正的冲击后，房价呈上升趋势，虽于第3期有所下降但之后迅速反弹并达到最高点，之后长期趋于稳定；从第4期到第8期，正效应最大。说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有助于提升房价。平均家庭户规模（LnHJ）给予房价冲击后，房价迅速下降，在第2期达到最低点，且从长期来看房价呈现下降态势，说明房价与平均家庭户规模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对此，可分别从以下三点进行解释：第一，曾经的“婴儿潮”转变为“婴儿荒”。第二，“三重动机”施压。首先，老年人改善自身住房的需求随社会进步不断强化；其次，福利分房制度和计划生育的实行强化了老年人帮助下一代购房的动机；最后，老年人群投资渠道匮乏，而房产投资热吸引了大量资本。第三，家庭规模微型化下持续增加的住房需求，推动房价上涨。
由脉冲响应图进一步分析，可得出少儿抚养比等三变量对房价的影响伴随期数的推进而逐渐减弱。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如下：首先，国家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与完善。如2013年末国务院出台“单独两孩”政策，将通过减少家庭购房需求给予房价下行压力。其次，伴随老龄化程度的深化，由于高额的医疗保健费、老年人投资问题得到解决等因素，老龄化对房价的推动将减弱。 5、方差分解
为进一步完善VAR模型分析，以下将运用方差分解方法，探讨人口结构各变量的冲击对房价变动的贡献程度。如表3。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Johansen协整和Grange因果检验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平均家
庭户规模是房价的格兰杰因，且对房价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同时，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也是家庭户规模的格兰杰因。一方面，少儿数量减少、老年人追求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是导致家庭结构微型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家庭结构微型化通过对住房需求的改变进而直接影响房价。
第二，借助VAR模型估计和脉冲响应函数，动态地分析少儿抚养比等三个人口子结构变量对房价的动态影响。综合以上结果可得：一方面，受到福利分房制度、计划生育政策、金融发展程度及住房多样化需求等多因素的影响，少儿抚养比及平均家庭户规模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是推动房价持续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未来我国房价快速上涨的趋势可能发生逆转。
老龄化分析范文4
【关键词】新疆；人口老龄化；消费效应；平稳性检验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008-02
一、新疆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一）新疆人口老龄化的总体水平较低，但人口老龄化进程较快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全国相比，新疆60岁和65岁及以上总人口的比例仍低于全国，可见，当前新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滞后于全国；但在发展速度方面，新疆人口老龄化进程还是较快的，在1990年到2010年这两个十年间，新疆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新疆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城乡和民族差异比较明显
从统计资料看，新疆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区不平衡，东疆、北疆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快于南疆；城镇和汉族人口聚集区已率先进入老龄化的行列，同时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和新疆贫困的高发区，南疆三地州农村少数民族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也不断加快。
（三）老年人口健康状况不乐观，相关医护措施不完善
由于城乡卫生条件的限制，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差异显著，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南疆地区，以及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文化水平低，人口素质不高，加上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相关配套的医疗保护措施不完善，健康状况更不乐观。
二、新疆人口老龄化的消费效应
（一）理论框架
本文采用简单计量经济模型，根据2002-2013年新疆老年人口抚养比（ODC）、人均可支配收入（AI）、居民消费水平（XFS）这些数据，运用Eviews软件做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
（二）模型构建
消费水平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利率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选用简单计量经济模型，将老年人口抚养比（ODC）、人均可支配收入（AI）两项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水平（XFS）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设定为：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00-2013年新疆老年人口抚养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消费数据作为研究变量。
由表1可知，从长期看，老龄人口抚养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居民消费水平都具有增长趋势，为防止出现“伪回归”的情形，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序列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由以上的ADF检验可知，当变量取对数二阶差分后三个变量均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说明三个变量取对数后经过二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因此三个变量均为二阶单整即I（2）。因此变换模型为：
其中，X1代表对老年人口抚养比取对数并二阶差分的变量，X2代表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对数并二阶差分后的变量，Y代表对居民消费水平取对数并二阶差分的变量。利用调整后的模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多元回归，模型中所有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最终方程为：
（-1.485135）（22.88370）
R2=0.988040DW=1.115259
最终模型显示，老年人口抚养比（ODC）的系数为负，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居民人均消费反向变动，其平均每增长1%，居民的消费水平将平均减少约2.89，说明人口老龄化给居民消费带来了消极影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AI）与居民人均消费呈现正相关关系，两者同向变动，其每增长1%，居民的人均消费将平均增长0.69%，表明收入的增长能明显带动人们的消费需求。
三、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提高会抑制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且影响程度较大，说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存在影响，且这些影响是负面的，人口增长率不断降低，而劳动人口总量在减少，因此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增加给消费带来的不利影响将会继续增长。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现今整个大环境有关：老年人对未来存在忧患意识，并相信只有自己的钱才能给自己保障，由于对疾病的担忧，老年人常常选择自己勤俭节约，增加储蓄，尽量减少消费；另外，老年人还存在遗赠动机，更愿意把自己的钱留给子孙。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大，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人们因为预期收入的提高，对自身的消费能力更有信心，消费行为也更加大胆。因此不断提高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即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从而提高全疆老龄人口及其家庭的消费能力及消费信心，从内激发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最终促进老年消费市场向着更加合理、有序的方向。
（二）对策建议
1.完善养老制度，构建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
应建立制定并颁布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法》，通过法律手段为养老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创造稳定的法律环境；更好地发挥包括公共养老金制度、企业补充养老金制度、个人储蓄保险制度和个人年金保险制度等多个支柱的优势，从而能在老龄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情况下分散养老金风险，提高待遇给付的效率；同时，也要发挥社会互助保障、慈善组织、家庭养老保障的重要作用。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目前新疆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情况下老年人的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借鉴国际实践经验，建设养老保障的“一站式”服务体系
新疆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不相协调。应尽快完善基本的养老保障体系，首先应建立健全城乡的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老年人口提供良好的服务，并在城乡之间、不同养老金计划之间建立“一站式”社会化服务体系。其次，要加快建立健全城市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乡贫困老年人的医疗救助、生活救助制度，扩大城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面，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发展社区医疗服务，解好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最后，可以采用多层次的养老保障方式，更好地体现国家、企业、个人的责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各主体的积极性。
3.注重新疆的老龄产业的发展，不断扩大老年市场
随着新疆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的增加，新疆的老年市场也逐渐扩大，老年人口在物质、精神生活以及服务都有相应的一些需求，这为新疆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如何更好地将老年人的健康资源和能力资源进行生产性的转化，为新疆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贡献出新的力量，利用好“银发资源”这个巨大的发展空间对于我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注重新疆老龄产业的发展，为老年群体提供健康向上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场所，发展适宜的老年产业。同时，也要不断开发适宜老年群体需求的新产品，引导企业生产满足老年人各种需求的门类齐全、经济适用的老年产品，最终拉动老年消费市场的增长。
四、结语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共同的社会问题，新疆的人口老龄化也不容小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研究新疆人口老龄化特殊进程对消费的影响效应极具现实意义。随着新疆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日益加快，退休人口数量的增加、人类寿命的延长以及“少子化”已使劳动力短缺，加重了劳动人口与整个社会的负担，但老年消费市场不仅庞大且极具潜力，如何增强老年人口消费的能力与信心，促进老年消费市场向着更加合理、有序方向发展值得无疑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探究。
参考文献：
[1]童玉芬.新疆人口老龄化的形势、特点和对策[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2）.
老龄化分析范文5
生命周期理论由Modigliani提出，核心思想是指理性人为了应对收入在其不同年龄结构间的变化，而将一生的收入和消费加以平滑的理论。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口年龄分布并不一致，按照生命周期理论，年轻人在其工作年龄段会将其部分收入储存起来留到年老时以平滑消费。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理性人在当期收入大于生命周期平均消费时，会将部分收入储蓄，以平滑过去或未来收入小于生命周期消费时的缺口，反之亦然，在进行消费平滑时某个人的储蓄会经由金融市场借贷给另一个体。个体在时间维度上进行的消费、储蓄模式切换，会带来资金借贷，从而在国内产生了资金流动。将生命周期理论推而广于国家，按照生命周期理论逻辑，那些当期收入大于生命周期平均消费的国家会将收入储蓄，开放经济条件下，储蓄会提供给当期收入小于生命周期消费的国家，这就形成了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即国际资本流动。这从德国的经验可以看出，德国人口出生率低，而且长期低生育率使人口年龄结构较大，因此，在老龄化过程中德国成了资本输出国(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2投资报告，德国2006—2011年共吸收FDI2553亿美元，输出FDI6011亿美元)。不难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口年龄分布并不一致。有的国家人口结构较年轻，平均年龄较低，有的国家人口平均年龄则较为老化。如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8．4岁，日本人口年龄中位数为44．8岁，赞比亚只有16．5岁。①通常在那些人口迅速少子化(指0—14岁青少年占人口比重低于20%)的国家，由于需要扶养的青少年人口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通常先是升高，然后才开始降低，因此整个社会需要扶养的青少年比重不断降低。在社会消费模式不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原本用于扶养青少年的收入现在缺乏特定用途而无法支出，当期收入会大于生命周期消费形成储蓄。如果该国投资需求同步增长的话，储蓄将主要在国内使用，但通常投资需求不会快速增长到吸收全部储蓄，其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增长速度通常不会很快，过量投资会导致边际效用递减;由于青少年人口减少，满足这部分人口需求的产业会萎缩，从而减少了投资需求。储蓄大于投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居民储蓄会满足另两方面需求:财政赤字、经常账户差额，稳健的政府不会放任财政赤字扩大，财政赤字扩张也面临限制，因此总有部分储蓄会转化为经常账户顺差，以对外净出口的形式流出国内，再以累积资本账户金融资产的方式对外投资。从现实来看，虽然世界人口变老的趋势是相同的，但整体上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要快于发展中国家，老龄化到来时间不同。由于人口老龄化会改变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改变国内投资收益，资本会从人口老龄化国家流向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的国家。Lührmann(2002)做的一项研究中，使用了大量国家人口、储蓄、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动数据进行实证，证实人口年龄更老化的国家会出口资本到年龄更年轻的国家，引发国际资本流动。AxelBoersch－Supan，AlexanderLudwig，JoachimWinter(2001)构造了多国代际均衡模型，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一国会积累巨额的资本存量，通过国际间的投资多元化，一国可以提高资本收益，但当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时，资本存量会逐渐下降，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驱动的国际资本流动实证———以日本为例
以发达经济体中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为例。从1920年到1951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重维持在5%左右，0—14岁少儿比重则平均为35%左右，老龄化程度较低，青少年人口比重高。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日本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1970年少儿人口比重下降为23．93%，65岁以上人口比重则上升到7%。此后日本老龄化比重不断上升，到1985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随着日本生育率的持续下降，1997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比重已超过0—14岁少儿人口比重，日本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09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22．75%。根据前文分析的老龄化与储蓄的理论预测，与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相伴的是高储蓄，20世纪的日本以高储蓄率著称。日本经济是开放经济，因此其储蓄部分流出国外形成对外投资。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对外投资净资产开始增长，到老龄化拉开序幕的80年代后期开始加速，其间除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出现对外净资产负增长外，对外投资净资产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当储蓄大于投资时，收益率就趋于下降。以央行贴现利率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央行再贴现率一路走低，到1995年后基本维持在1%以下。长期的低利率使日本形成了路径依赖，因而在储蓄率大幅度下降的21世纪，日本利率依然很低。泡沫经济崩溃也使日本股市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蹶不振，日经指数从1989年最高点的38000多点下降到现今的8000多点，证券投资维持正收益都非常困难。国内金融投资的低收益推动部分日本企业走出国门进行跨境证券投资。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同时，由于青少年人口比重减少，导致旺盛需求人口减少，使得总需求相对缩减，日本物价亦呈停滞状态。以2010年为基期100，1971年日本物价指数为35．4，经历石油危机和80年代通货膨胀后，1985年日本物价指数为90．3，随着日本正式进入老龄化时代，物价基本停止上涨，1995年物价指数为102．1，此后日本物价指数基本上在100左右徘徊，更多时候日本面临的是通货紧缩问题。由于日本国内总需求萎缩，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必须转移海外求取生存空间，推动资本跨国流动。综上所述，随着日本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进程，日本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国内投资收益率降低，总需求下降，促使资本对外流动以保值增值从而平滑生命周期消费。于是乎日本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1972年日本海外投资净资产(为本国持有国外资产价值减去外国持有本国资产价值)为42710亿日元，此后稳定增长，1984年末海外投资净资产存量达171740亿日元。到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定后，随着日本人口结构的加速少子化，日本对外净资产存量迅猛增长，2009年达到2662230亿日元。从海外投资的效果来看，日本通过海外投资取得了丰硕的收益，从1991—2009年间，日本对外投资净资产年算术平均收益达5．83%，最近的2010年取得收益为124，194亿日元，该年日本GDP为4817732亿日元(数据来自日本内阁府)，对外投资收益占日本GDP的2．57%，平均每个日本人能获得约10万日元的海外投资收益。
中国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及对外投资现状
老龄化分析范文6
关键词：老龄化；养老模式；全龄宜居社区
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反映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的必然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严重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共性问题。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整个世界的老龄化趋势都不容乐观。根据联合国的统计预测，预计到2050 年全世界6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1%，而在2002 年这一数据仅为10%。预计到2050 年，世界经济发达地区的老龄人口数量将由现在的2.36 亿增加到3.95 亿人，占该地区总人口数量的比例将由目前的20%增加到33%。[1]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相关错综复杂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各国必须面对的共性课题。中国的老龄化是经济社会超常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1999 年老龄人口达到10.1%，我过就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2]虽然较之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要晚，但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基数大、增长快、高龄人口比例大等特点，并且有与经济发展严重不相适应的特殊性。[3]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必将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极具挑战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一、德国养老模式
由于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节奏和各国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各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模式也不同。德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十分健全，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操作层面都具有时效性和前瞻性，养老模式也很成熟，并且非常注重人文关怀。德国养老服务体系中独具特色的“多代屋”对中国更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多代屋”项目旨在打破家庭界限，让年轻人和老年人能够聚会，给不同代际的人们创造见面和交流的机会。老人在“多代屋”中能够免费得到日常的照料，但他们不是单向的被照顾者，他们会把多年以来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小技能、带孩子的经验等，传授给年轻人，甚至可以做义工。
二、中国的养老模式
中国在前些年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相较于医疗、教育、就业等现实问题还显得不够凸出和紧迫，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进入老龄化时间较晚，老龄化人口基数巨大，老龄化发展速度极快，“未富先老”等因素使得中国到目前为止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养老模式尚在探索中并不成熟，整个养老产业的发展也停留在起步阶段。当然，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在10 年前甚至更早就开始研究、探讨和尝试中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问题，探索适合中国的养老模式并付诸实践，已经呈现出各具特色的一批有代表性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模式，例如，上海亲和源模式，北京太阳城模式，鄂尔多斯颐和城模式，郑州爱馨养老集团模式，九久夕阳红集团模式等。
三、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全龄宜居社区建设
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基数大、增长快等特殊性，未富先老的社会经济现实，以及现有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缓慢等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必须致力于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政府应该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其中，尤其是要积极鼓励和吸引房地产企业加入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来，积极推动房地产业向养老产业转型，社会的积极参与是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本文重点探讨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全龄社区建设这一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条件问题。
全龄宜居社区既具有普通社区的功能同时应该具有适老的功能设计和设施配套，且重视环保和精神养老的问题。使老年人、青年人分散在同一社区中，使老年人有机会与社会和不同年龄的人群充分接触，使子女时常得到父母的关爱，两者既能相互交流又相对独立。由于老年人与青年人群合居，因此从景观设计到室外设施的设置都要以老年人和青年人能够更好相互融合的目的进行设计。同时，也注意老人由于生理、心理、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年轻人存在差异，合居时造成相互不适应和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所以，在设计时加强了老年人群的活动区和青年人群的活动区域的分离，以及两代人交流区域的规划问题。青老两代或多代人生活在同个居住社区，但又各自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除了住宅注重生态、安全、健康、舒适、私密等共同的要求外，小区的配套设施及管理服务也是我们着重注意的。服务设施要照顾老年人和年轻人由于年龄差异造成的不同需要。根据不同居住者的居住需求，提供专业的社区服务设施。
全龄宜居社区是一种新型合居模式，社区融合了普通社区的优点和老年建筑专业性和独立性的特点，在项目选址、建筑设计、环境规划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社区规模的形成，对于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丰富社区硬件功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规模化更有利于社区活动的开展和组织，有助于形成健康有益的社区大家庭生活氛围。该社区也不同于养老院、敬老院，或是普通社区，不仅集聚老年人群、青年人群，而是一个社会，是一个特别适宜于青老年两代或多代家庭通过居住空间相互融合的小型社会，可以在设计中针对老年人和青年人不同的生活习惯，创造出多种满足多代人各自不同的行为特征和生活习惯的规划设计形式。
全龄宜居社区是专业化与年轻化的社区，在设计上有别于一般的住宅产品，主要表现在对老年人使用的专业性和促进两代家庭融合的规划设计上。设计规划基础包括多代人生理、心理特点、行为特征和生活习惯等等方面，以实现两代、多代家庭更好的和睦共处，社区环境更为人性化、科学化。由于年轻的一辈的入住，从单纯的老年居住群转变为“家庭式”社区，所以为了增添社区生活气氛，在景观设计、建筑规划，乃至色彩设计上，在保证和谐素雅的前提下，不过于沉闷，而多于变化，稳重中体现出一种生气与活力，营造一种充满生机的、健康的生活环境。
四、结论
全龄宜居社区解决的是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场所问题。全龄宜居社区是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最优基础选择，其成功建设、运营和推广还需要各方面支持。政府高度重视和创新管理。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引导和指导作用，尽快出台具体政策的操作细则，改变目前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避免失误、重复和浪费是当务之急。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宣传、监督、指导和协调管理作用。我国养老模式的实践不但缺乏政府的统筹，也缺乏中介组织的指导和协调。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全社会的积极参与是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加大养老产业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力度。高度重视房地产业与养老产业的结合发展问题，积极推动房地产业向养老产业转型是全龄宜居社区和养老产业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加快制定养老产业相关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大力发展老年住宅、老年公寓和全龄宜居社区。高度重视物业管理服务与养老服务业的融合问题。人文关怀是全龄宜居社区建设的重要保障，而小区的物业通过创新服务能够成为实现为老服务、彰显人文关怀的重要主体。（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奚志勇. 至尊老人的家―――亲和源模式[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