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博克是蒙古族比力量、耐力与技巧的传统体育娱乐活动，也是蒙古族草原盛会“那达慕”的主要内容。博克体现着奥运精神，既蕴含着人类团结友爱、拼搏向上的精神，也洋溢着现代文明竞争的色彩。通过全国农运会、民运会、国际博克邀请赛以及内蒙古博克选手到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访问，古老的蒙古式摔跤，以其蒙古族名称“博克”闻名中外。
一、博克运动的起源及发展变革
“博克”是蒙古式摔跤一词的译音，因蒙古族的摔跤方法不同于其它民族的摔跤方法，汉语称之为蒙古式摔跤。博克是蒙古民族强身健体、赖以生存的传家宝，是游牧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草原三技”博克、赛马、射箭是蒙古民族十分喜爱的群众性传统体育娱乐活动，也是蒙古族草原盛会“那达慕”的主要内容，现在均已成为广泛开展的现代体育竞技项目。
博克运动源于蒙古族的生活、生产实践活动。在原始社会，人类为了生存，在围捕野兽以及部落的战争搏斗中产生了博克的雏形。据考证，早在西汉北方匈奴人就盛行摔跤。相传成吉思汗从小非常喜欢摔跤，而且本领十分高强，几乎找不到对手。博克起初带有很大的军事色彩，主要用于训练士兵的格斗、发展力量、锻炼体魄和技巧的军事手段，并作为考核将士的科目，亦通过摔跤来选拔擢升力士。它还是团结大众、激励斗志、消除隔阂、凝聚着蒙古族各方面力量的政治手段。元朝建立以后，由于大规模对外战争基本结束，国内出现了安定局势，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Et益提高，摔跤的社会娱乐成分也就愈来愈多。以后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休闲时的一种体力角逐，一种娱乐活动。从此，博克在辽阔的草原上广泛开展起来。而现在的博克则是蒙古族比力量、耐力与技巧的体育娱乐活动。
那达慕竞技充分显示了蒙古民族勇猛威武的英雄气概和奋发进取的豪放气质，蕴含着草原游牧民族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在增进游牧民族的社会交往、加强团结、娱乐性情、调节精神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作为那达慕的主要表现形式——博克，是那达慕最隆重、竞争最激烈的竞技项目。在蒙古族的心目中，博克作为牧民喜闻乐见的体育娱乐项目，被当作优秀的民族文化瑰宝保存下来，传承至今，为世人称赞。如今，不仅增添了女子博克比赛，还有少年博克比赛，以及冰雪博克比赛等。经过近年来的不断改革，现已发展成为一项现代体育竞技项目。通过全国农运会、民运会，国际博克邀请赛，以及内蒙古博克选手到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访问，古老的蒙古式摔跤，以其蒙古族名称 “博克”闻名中外。
2004年7月28日一8月1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举办了史无前例、规模宏大的 “挑战吉尼斯世界记录西乌珠穆沁旗2048博克大赛”，共有来自内蒙古、北京、天津等地及蒙古国的2048名博克选手参加了比赛，创造了吉尼斯世界记录。来自北京、辽宁、广州、内蒙古等全国2O余家的传媒进行了现场直播和报道，向世人展示和介绍了博克运动，产生了不同凡响的社会影响。
二、博克的特点
博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改革创新、逐渐发展成为符合现代文明的体育竞技项目。蒙古族的摔跤，既不同于中国式的摔跤，也不同于日本的相扑，它在规则、方法服装、场地等方面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
(一)华丽而考究的蒙古博克服饰。按蒙古族传统，博克手上身穿牛皮或帆布制成的袖臂盖背、边沿镶有数百颗铜钉或银钉的 “昭德格”(摔跤服)，后背中间多有圆形银镜或 “吉祥”之类字样的镶嵌物。腰系 “来布尔” (即围巾)，下身穿着用十八尺白布制作的肥大 “班斯勒” (即摔跤裤)，外面再套一条绣有各种动物和花卉图案的套裤，脚蹬蒙古靴或马靴。颈套五色绸带制成的、标志着在一定规模比赛中获得冠军次数的 “姜嘎”，最多的可达到三百多条，这其中包括承传祖辈的彩带，这是战绩的记载和荣誉的象征。
(二)博克十分注重礼仪。博克的产生、发展、传播是游牧民族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结果。博克比赛对蒙古民族来说，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一种文化。每年的那达慕博克比赛，入场仪式就很是隆重和讲究，当悠扬的马头琴声响起来，长调歌手引吭高歌。在悠扬激情的摔跤 “乌雅”赞歌声中，博克手们挥舞着双臂，跳着虎步或鹰步等独特的舞步进入赛场。跳跃是博克比赛的基本仪式，出场跳跃高而快，时间也长，这是激战前的准备活动。这些粗犷而豪放的舞蹈象征着古代勇士般勇猛，象征着雄鹰在搏击，是自信与必胜的展示。比赛开始，双方握手致意、并向观众致敬，然后开始较量。比赛结束双方跤手也以舞步跳跃退场，是在做放松活动。对获胜者来讲，跳跃还掺杂着喜悦的成分。
(三)以鼓乐助威，颂词激励是那达慕的另一特色。整个博克比赛始终在激情悠扬的摔跤 “乌日雅”赞歌声中进行。历史上曾记载着一段颂词：“得心应手的马头琴声，悠扬动听；洁白无瑕的哈达，闪闪发光；传统的好汉三艺比赛，接连不断，蒙古族力士整队上场。”另一段祝词：“你擎起万钧弓啊，搭上了金色利箭，引弓犹如满月，啪地撒放扣环。你能射倒耸立的高山，你能射穿飞翔的大雁，啊，祝颂你啊，生铜熟铁般的力士。”博克从服饰着装、进退场的舞步表演、激情悠扬的音乐伴奏，无不体现出一种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氛。
(四)博克不受地区限制、不分民族、不分重量级别、不分年龄，人人都可参加。博克比赛也不需特殊的场地，只要是草地或松软的平地就可进行；比赛采取单淘汰制，一跤定胜负。参加博克赛的选手人数需是2n次方。通常是64名一1o24名选手参加比赛。与一般体育比赛不同的是，凡参加比赛的博克手 (包括失败者)都能得到奖励。
(五)优秀博克手能得到很高的荣誉。摔跤获胜者，在胸前挂一条彩色的布条，并被誉为 “赛音布和” (英雄摔跤手)，夺冠的摔跤手，被人们称为 “纳钦” (即雄鹰)博克手在民间享有极好的声誉，，受到人们的尊敬。博克选手接连两年击败所有对手的，可以获得 “巨人”称号，以下则按名次分别为 “雄狮”、“大象”和 “雄鹰”等荣誉称号。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中有不少摔跤世家，名扬中外的摔跤手也层出不穷。最有成就、最具盛名和威望的摔跤手被授予 “达尔罕博克”称号，这是摔跤手终身的光荣，只有年老而不能继续争雄跤坛的摔跤手才会获此称号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刘德佩教授指出 “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就有多少摔跤。其中蒙古族博克的竞争意识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竞争意识，又保持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劳动相结合，十分贴近生活等三个特点。”199年，《农民日报》曾报道：“草原上的人们把蒙古式摔跤称作博克，那达慕大会上那至少64人，多则 1024人的直接对抗最是激动人心。这个古老的竞技项目如今已越过蒙古草原，通过两届农运会走向南疆北国的田野；在日本，性喜柔道相扑的日本人也渐渐热爱上了这个激烈的竞技项目博克，走向世界的前景看好”。
三、博克的精神
(一)体育精神 所谓体育精神，“是一种文化意识和社会意识，是通过体育运动而形成的并集中体现出人类的力量智慧和进取心理的意识总和。”并成为 “人们在运动实践中精神追求的一种目标，因而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能够产生震撼、激励、鼓舞、教育人们等一系列精神效应这种精神力量，“可以激发起一个国家民众强大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可以激发人类的热情，激励人们奋发向上、拼搏进取。
体育精神具有展示自我、 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的人生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体育能使人的精神得以升华，使人的价值得以确认。体育让人通过不断的锻炼和竞争去发展自己、塑造自己，完善自己；使人永不满足，去体验参与成功的快乐。正如雅斯贝斯所说：“体育运动不仅是游戏不仅是纪录的创造，它同样也是一种升华，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恢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运动中所体现出的那种永不满足、不屈不挠、努力实现着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正是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体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综合体现。在人类的文化史上也曾经呈现过许多叹为观止、盛极一时的文化现象，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及那些特定社会时代的告终，这些文化现象日去凋零与衰败，唯独体育的发展经久不衰。从中会感受到体育的魅力，以及体育对人的行为方式、情感方式、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体育已渗透到现代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这足以证明体育精神所具有的社会性价值。
(二)那达慕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和宝贵遗产。当古老的埃及文化、印度文化以及克里特文化都在历史沧桑中相继衰落而中断的时候，只有中华民族文化唯～地保持了它的连续性，留下了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辉煌成果。璀璨夺目、异彩纷呈的游牧文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的那达慕盛会便是游牧文化的代表形式之一。那达慕体现了草原广袤的气势和牧民粗犷、奔放、宽广的胸怀，以及纯朴、热情、豪放的气质。游牧文化所具有的适应性、和谐性、历史性、包容性、开放性等特性，不仅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在游牧文化的熏陶下，蒙古民族重友谊、讲义气；诚信朴实，团结协作，不畏艰难，开放进取；对大自然和人民充满了爱心。这些传统文化对振奋、弘扬民族精神，增进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的繁荣昌盛，激励地域经济、促进文化繁荣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博克的体育精神。竞技，几乎贯穿蒙古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博克充分体现着公平、竞争、勇往直前的体育精神。博克因成吉思汗、因马背民族、因那达慕和辽阔的大草原而闻名遐迩；更因它所赋予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底蕴而流传于世。博克是在战胜自我，战胜大自然的斗争中发展传承下来的一项富有挑战而高雅的运动。每一个博克手都是在失败中成长起来的，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从失败中从挫折中建立了不怕困难、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培养了不畏强手、勇于拼搏的意志品质，以及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心态。博克富有原始力度感的竞技或表演活动，在古朴、高雅、粗犷中表现出民族纯真豪放的情怀和顽强拼搏的奋进精神。谁若能在群雄角逐中夺魁，会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博克手是牧民心目中的英雄，历史上著名的博克手至今在民间传诵，为世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四)博克的人文精神。博克——蒙古语意为结实的意思 (攻不破、摔不烂、持久永恒)。其内涵丰富，涵盖着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思想的方方面面，它不但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也是聪明和智慧的结晶。“博克历来提倡人人平等、不欺凌弱小，重在参与；它既蕴含着人类团结友爱、拼搏向上的精神，也洋溢着现代文明竞争的色彩”；博克比赛一跤定胜负、不分体重级别，紧密贴近生活；激烈的对抗，残酷而无情，可谓是人生哲学的极佳体现。充分体现出每一个人在比赛中都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比赛从互不相让的激烈竞争开始，最终以友谊、和谐、欢乐而结束。这种文化内涵始终贯穿着博克整个发展过程，充分展示了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平等、博爱、获得尊重的愿望。
致力于改革推广博克运动的代表人物李 ·巴特尔先生说：“博克是一个孕育着深邃哲理和民族文化积淀的中华民族体育项目，同时也是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劳动相结合、最贴近生活的体育娱乐活动之一。”博克的体育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并驱使蒙古民族追求人的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发展；也正是这种精神影响着蒙古族的道德和社会生活。它具有某种 “超越时间、地域、种族、政治和人的生命的特征”，属于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博克精神作为一种体育精神的体现，不仅追求竞技、健美，还追求愉悦和欢乐，这是体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与升华。这种精神不仅对于博克本身的存在、演变和发展具有科学价值，而且也体现了人类的理性精神，因此对人类的文明进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博克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民族的和地方的、又有着现代意识的东方体育文化奇葩。体现着奥运精神，洋溢着现代文明。是蒙古族人民的杰出创造和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实用性。古往今来，博克历经千年而不衰，以其独特的魅力、旺盛的生命力展现在中华大地。
参考文献
[1]钟秋．论体育精神的教育价值 [J]．体育文化导刊，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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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党和国家大力扶持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发展，制定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行改革开放，尊重、关怀少数民族，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财力、物力和人力上给予支持，积极推动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全区各族人民传承并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草原民族文化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文化产业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蒙古草原文化走出一条事业与产业并举，特色与品牌双赢的发展之路，文化精品和品牌享誉全国享誉世界。由草原文化托起的草原品牌，是内蒙古的财富和骄傲，其巨大价值绝不局限于内蒙古，而是依托深厚的草原文化底蕴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如今，在人们崇尚生态文明、绿色文明，重视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潮流的趋动下，以无污染、纯天然绿色产品闻名的内蒙古草原文化品牌大受欢迎。更引人注目的是草原文化作为产业发展的前景更为广阔。内蒙古草原文化节是内蒙古草原文化走向全中国、走向世界的华彩名片。草原文化节旨在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打造内蒙古草原文化品牌，积极推进民族文化大区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草原文化节呈现文化之脉。内蒙古相继发现的大量考古遗迹和史料证明，中华民族许许多多文化传承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草原深处。大草原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历史上先后有10多个少数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特色鲜明的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共同构筑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在内蒙古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交汇融合，在不同地域形成了红山文化、大窑文化、河套文化等诸多昭示中华文明起源的文明结晶，被誉为“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有些文化遗产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如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碧玉龙）、草原第一都（辽上京、中京遗址）、阴山岩画和贺兰山岩画等。草原文化已寓于草原地区文化旅游业、文艺演出业、文化娱乐业、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文博会展业、餐饮服务业等文化产业之中，截止2012年，全区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220.7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39%；全区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4495家，其中，经营性文化企业法人单位有2943家，占全部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的65.5%。2012年，内蒙古文化服务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达13.8万人。文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成为草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亮点，提升了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激发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积极性，推动了建设民族团结、和谐社会的自觉性。
草原文化节表现草原之美。内蒙古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草原文化底蕴深厚，民族特色浓郁，素有“歌的海洋、舞的故乡”的美称。内蒙古各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曲艺、文艺作品、绘画、雕刻、民间工艺、体育、饮食、服饰和极具民族特色的民族习俗。目前，内蒙古各盟市设立了自己的文化节日，如内蒙古草原文化节、昭君文化节以及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等盟市每年的鹿城文化节、成吉思汗文化节、赛马节、胡杨节、河套文化节、萨拉乌苏文化节、巴林石节，各地的那达慕大会等，以各自地区民族风俗风情为切入点，将资源优势变为产品优势，纷纷打出自己的特色文化品牌，各个民族和地区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尊重，成为内蒙古最和谐的音符，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举办那达慕、马头琴、蒙古长调、安代舞等文化节庆活动，展示着草原文化的绚丽多姿，万种风情。
草原文化节展现艺术之花。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自治区艺术创作和演出日益繁荣，艺术作品在国际及国内各类比赛中频频获奖，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文化产业发展步伐加快。2013年，年末全区有艺术事业机构140个，从业人员6430人；艺术表演团体107个，其中乌兰牧骑74个。现拥有文化馆103座，公共图书馆114座，博物馆67座，档案馆146座，已开放各类档案238万卷。2013年，全区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8.3%，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7.6%，分别比1984年提高14.3个百分点和35.6个百分点。2013年，全区有线电视用户317.95万户；全年生产故事影片5部，蒙语译制片85部。自治区和盟市两级全年出版报纸27033万份，其中蒙文版1344万份；出版各类期刊2939万册，其中蒙文版438万册；出版图书5849万册，其中蒙文版1177万册。2013年，全区有文物保护管理机构89个，从业人数635人，有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9处，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19处，有一级文物2251件。内蒙古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文化人才，创造了一大批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音乐、影视作品等文化精品，文化品牌的影响不断提高。近年来，我区各艺术门类共有112个剧节目在国内外一些重大艺术活动和比赛中获奖255项，连续4届夺得国家“文华新剧目奖”，连续5届夺得“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名次居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首，在全国处于较领先地位。一些文化精品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在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无伴奏合唱在国际合唱比赛中多次获奖，震撼了国际乐坛；千人马头琴齐奏参加国际性演出，创造了吉尼斯世界记录；蒙古族呼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蒙古族长调民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元上都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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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现实生活、倡导核心价值、彰显民族特色、弘扬草原文化，为群众呈现瑰丽多彩的艺术盛宴
展演：呈现舞台艺术的累累硕果。优秀剧目展演是草原文化节的重要内容。本届草原文化节期间共展演包括民族歌剧、蒙古剧、二人台、话剧、舞剧等剧种的8台优秀剧目。其特点，一是内容紧贴百姓生活和社会发展实际。如开幕式蒙古剧《敖包相会》以库伦旗库伦镇哈拉嘎查发生的故事为原型，传递了新农村建设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换取眼前利益的发展观。二人台《北梁》以包头市北梁棚户区拆迁改造工程为创作背景，讲述了棚户区几个小人物面对拆迁的思考与抉择。二是始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主旋律。如话剧《太阳一定升起》反映了生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追求实现着自立、自尊、自强的人生价值。舞剧《白骏马》表现了骏马忠诚勇猛、不屈不挠的性格，以真善美启迪人们的心灵。民族歌剧《蒙古象棋传说》、蒙古剧《黑缎子坎肩》、话剧《惊蛰》、二人台《万家灯火万家梦》等也通过对爱情故事、百姓生活、地区发展的演绎传递了敬老爱老、正义勇敢、坚守梦想、保护生态的正能量。
展演的其他艺术精品在贴近生活、弘扬主旋律的同时，更突显了民族特色和我区文艺的发展创新。“草原诗画――蒙古语诗歌朗诵会”集中回顾了蒙古语诗歌的百年历史，并在诗歌朗诵中穿插长调、呼麦、蒙古族歌舞等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为观众们献上了一场唯美的诗画盛宴。“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无伴奏合唱音乐会”无任何乐器加入，纯粹的天籁之音震撼人心。“舞悦内蒙古――舞蹈精品展演”集中体现了建国以来内蒙古舞蹈创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璀璨星空――草原新创歌曲演唱会”展演的歌曲都是近5年来创作的优秀草原歌曲。民族舞台艺术的繁荣发展，充分显示了在文化改革发展背景下我区文化艺术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展映：给基层送去文化的给养。本届草原文化节“民族电影展映周”公益展映了由内蒙古电影集团出品的《遥远的锡林郭勒》《警察日记》等影片和国产影片《走西口的哥哥没回来》以及农村数字电影平台提供的《无人区》《寒战》等22部900余场影片。展映采取影院结合露天广场、社区、工地、高校、广场、流动放映等灵活多样的放映形式，覆盖了全区12个盟市、旗县、乡镇及农村、牧区；并首次将反映民族电影发展历程的“老海报展”加入到展映单元中，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关心和支持民族电影。
民族电影展映的影响力及辐射范围逐年扩大，已经打造成群众共享的免费自助文化大餐。从最初只在少数场地共放映十几场内蒙古本土民族电影，到本届公益放映22部900余场各类型影片并实现基层全覆盖，充分显示了自治区文化惠民的决心和所做的努力。
展览：穿越时空解读民族成长的历史。文化交流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相映成辉――草原丝绸之路文物精华展” 共展出文物200多件，以新颖的形式展示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及其为欧亚大陆草原文明传播、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人类历史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该展览打破地域上的限制，对草原丝绸之路沿线文博单位的馆藏资源精选，力求系统、全面地展示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历史文化遗存和文明进程，让人们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
如果说文物精华展以物化形态展示了文化交流的历史，“翰墨草原――内蒙古书法名家作品展”展出的以反映草原文化的历史诗词、文曲、箴言、谚语等为创作内容的65件汉文、20件蒙文书法作品，则以线条的艺术充分展现了“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
草原文化理论研究关注社会实践需求，拉近学术研究和现实生活的距离，为自治区改革发展提供不竭的文化动力和智力支持
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草原文化研究已在草原文化内涵、特征、核心理念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开创性、奠基性的学术成就，草原文化的应用研究则是当前需要深入探讨的紧迫课题。本届草原文化主题论坛由“草原文化与城市生活”主论坛和“草原文化与蒙医药”分论坛组成，就是加大应用研究的具体体现。
对草原文化与城市生活的探讨纵深多维。与会专家解读历史、思考当代，对草原文化与城市生活进行了深入研讨。历史上草原文化与草原城市发展相生相伴。《论草原文化对历史上北方地区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其当代启示》一文，梳理了历史上北方地区城市发展阶段特征，分析了草原文化因素在北方地区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体现以及北方地区草原城市建设对当代的借鉴意义。《草原民族历史上的城市：都兰的文化地位及都兰古墓的保护开发》《论辽代松漠草原的城镇化》等文章针对辽代、元朝等不同历史时期的草原古城或城市群的兴起、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草原文化发挥的作用以及城市发展对草原文化形成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行了探讨，起到了鉴古知今的作用。
围绕当代草原文化与城市深度融合、共同发展的研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草原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论草原文化在内蒙古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一文，论述了草原文化与内蒙古城镇化建设相融合的意义，草原文化在城市建设、居民生活消费、特色产业竞争力方面的展现，并提出要通过用草原文化理念指导城市规划建设、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加强民族教育等途径，使草原文化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草原文化与城市软实力分析》一文，分析了草原文化对提升城市软实力的促进作用，并提出要通过大力挖掘和发展草原文化，借助草原文化的发展来推动城市软实力提升的观点。二是草原文化在当代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传承与创新。《推进新型城镇化要融入草原文化》一文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融入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必须借力城镇化得到巩固和发展；《草原文化在呼和浩特城市建设中的传承与发展》《蒙元文化在首府城市规划中的体现》等文则用具体的实例阐述草原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实际应用。《城镇化进程与草原群体文化的适应研究》等文对农牧民工、海归人群、农牧区蒙古族大学生等群体进入城市后面临的文化适应性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三是草原文化与现代城市产业融合互生。《草原文化与城市旅游业深度融合发展路径探讨》一文指出草原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旅游业是传承弘扬草原文化的载体，并提出了以智慧旅游、全域旅游、可持续理念推动二者深度融合的观点。
对草原文化与蒙医药的探讨富有新意。蒙医药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蒙古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本届草原文化主题论坛分论坛上，全区蒙医中医医院院长及蒙医药专家围绕蒙医药文化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开创性见解。
蒙医药文化治疗理念对现代医疗发展方向有借鉴意义。与会专家认为，面对医疗费用膨胀引发的全球性医疗危机，应把医学发展的战略从“以治愈疾病为目的高技术追求”转向“预防疾病和损伤，维持和促进健康”，要充分发挥蒙医在防病、养生方面的独特优势。针对社会竞争压力引发的许多与人类行为、生活方式、环境因素及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的心身疾病，要发挥传统蒙医学的优势，利用“蒙医互动心理疗法”等治疗现代疾病，让蒙医学中丰富的心身医学思想被社会认识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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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国主要采用苏联的发展模式，而当时苏联理论界正在盛行社会进化论的风潮，社会进化论是以美国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基础的论述。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为标志，把人类社会划为由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三个历史分期，并把蒙昧和野蛮时代分别划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级。其理论模式逐渐变为“单线进化论”的研究模式。并指导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民族理论和民族发展研究领域更是首当其冲，特别是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定义和概念成为主导性的理论模式。这种单线进化论把民族的发展与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界定为以狩猎―――游猎―――游牧―――游耕―――农耕―――工业渐次递进的进化发展系列，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对应于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渐次递进的民族发展预设框架，然后把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甚至经常是相悖的各民族的特征和社会形态纳入了他们理论预设的硬性框架之中。
单线进化论的致命弱点是在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时，很少注重各民族文化多元的结构和类型、历史特点和具体年代，而是把各民族在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相似性罗列到他们进化理论的框架之中，这就产生了裁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危险性，使各具不同传统、价值、历史的民族被规定为机械的堆积和随意的组合，使文化进化论成为单线机械进化论，具有浓重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遗迹。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本尼迪克特曾批评单线进化论的研究方法完全忽视对已经形成文化整合和结构的研究，而热衷于对各文化特质即“文化遗存”的分析讨论，把极不相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的文化特质不加区别和选择地纳入其进化的程序之中。其结果是“斐济的右眼，欧洲的左眼，一只腿来自火地岛，另一只腿来自塔希提，所有的手指也来自不同地区。”极为牵强和随意。法国著名民族学家列维―――布吕尔也批判过进化论的方法论。认为他们用定理代替了论证，仅仅讲得通并不能代替论证和事实。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认为：任何文化在道德上和科学上都不具有可用以判断其他文化的价值标准，因而不能以一种文化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另一种文化的价值。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质和充分的价值。“承认权利、正义、美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文化就有多少种。这里显示的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忍让精神。”他以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做为自己立论的前提和基础。以亲吻来说：有些民族从来不亲吻，有的民族以擦鼻子表示喜欢，有的民族嗅后颈为示爱，有的民族吐唾沫表示祝福，有的民族男人们互相热烈地亲吻，而有的民族则感得那样没有男子汉气概。再以居住制和和继承制为例：有的民族实行从父居，有的民族实行从母居，有的民族实行父母两可居，有的民族实行新婚夫妇新居制，有的民族实行从舅居，有的民族实行父系或母系单系继嗣，有的民族实行双重继嗣，有的民族实行双系继嗣制，还有的民族干脆就没有继嗣制。各种居住和继嗣制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难以相互比较和评判。任何民族的文化，若离开了其成长的土壤、环境和时空、历史背景，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和价值。
游牧文明是游牧民族为了适应特定的草原环境和顺应畜群的习性而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价值观、行为准则、思维方式、文化模式，它是合理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驾驭畜力，最大限度地保护存续资源和节制自身行为的自然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种生存方式。
游牧文明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且还是一种文化模式，它不仅与游牧民的经济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是游牧人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取向、传统习惯、精神和心理构型的文化载体。故此，我们不能仅仅从部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畜牧业和游牧民，把它们简单地视为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脱身难逃的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整合的单一对象，而要从文化多元性、人类可持续性的文明类型的高度去全面审视和阐释它生物多样性以及固有的内在结构系统和类型。
车辆的发明和发现是游牧文明中的重要构型。以马和牛驾车，不仅能驮载货物，而且可以搬家、倒场、迁徙，甚至成为了游牧文明以车帐为家的文化传统。不仅使游牧作为一种文化模式，而且构建了游牧文明的生活方式。匈奴穹庐“织柳为室，毡席为盖。”④鲜卑的毡帐的制作为“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园，下容百人座，谓之‘伞’，云‘百子帐’。”⑤蒙古人古代的毡帐是放在车上的，“他们把这些帐幕做得如此之大，以致有时可达三十英尺宽。因为我有一次量一辆车在地上留下的两道轮迹之间的宽度，为二十英尺，当帐幕放在车上时，它在两边伸出车轮之外至少各有五英尺。我曾经数过，有一辆车用二十二匹牛拉一座帐幕，十一匹牛排列成一横排，共排成两横排，在车前拉车。车轴之大，犹如一条船的桅杆。在车上，一个人站在帐幕门口，赶着这些牛。”⑥
游牧民族的车，由于形状不同，用处各异，车辆也有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叫法：木架上覆盖帐篷的带蓬马车叫做“Homurge-Terge”，装木板房的马车叫做“Cinggelig”，敞口木箱式马车叫做“Zadagai-Cinggelig”，车板放在车轮上的马车叫做“Hanggai-Terge”。搬家时的行进次序由来已久且十分严格：最前面的是“Muhulig-Terge”，车上坐的一般是儿童妇女；而后是“Zadagai-Cinggelig”，车上放着各种东西(锅、支锅架、炊事用具、燃料)；最后是“Hanggai-Terge”，车上装着拆卸下来收拾好了的帐篷。带领迁徙队伍的骑士一般骑马走在队伍的右边。
游牧民族的车轮，多用桦木制成，这是因为桦木是在河水中“烤干”，其特性在于坚硬，不易破损，载重支撑能力强，一般一辆车能载重500公斤以上。特别适应于泥泞不堪的沼泽地或穿涉河流、轮高四尺，不易在沙漠、沼泽、河流中沦陷，轮正不倾，行驶自如，其制作内含力学原理。高大的轮车驾挽犍牛，系僵于两车之间，一辆接一辆，首尾相连，只需一个妇女在前车驾驭，则十几辆各类轮车就可完成远距离迁徙和流动。
依据游牧生活的不同用途，游牧人的车的类型和分类也是极为精密的。首先分为二大类：马车(Singgtlig-Terge或称Cinggelig-Terge)、牛车细分为房车(Muhulig-Terge 或Terge)、运包车(Zada?鄄gai-Terge)，主要是装卸蒙古包和帐幕，有的还装卸畜圈棚栏的车。房车，这种车的用途主要有两种，夏牧时，下夜人的卧房，轮牧时，它成为几十辆车的头车，主要成为妇女和儿童乘坐和睡卧的驾车。用毡子和帆布包装而成，不怕风吹雨打，有时也成为产房车。蒙古古语说：“与其求邻，不如翻箱”可想而知，游牧人的箱车是百宝箱，装满了生活用品，类似于农耕民族的库房和工具房。货物车 (Aciy-a，terge)主要是轮牧和游牧时装载各种家什，炊具、粮食和杂物的车。
房车是最适应轮牧、休牧、禁牧和游牧的定居模式，房车成本不高（哈尔滨地区制造的房车一般在3万到5万元之间），牧民完全能够承担得起，敖鲁古雅乡整体搬迁和齐哈全年禁牧，牧民整体搬迁到移民村，各耗资六千万元到八千万元，盖起砖瓦结构永久性的房屋定居还不如国家从这一部分资金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买房车，匹配给牧户。游牧与定居问题研究课题调查显示，一般牧户都拥有汽车和托拉机，拉上房车可以搬迁和迁移，既可以避免永久性居民点周围草场的退化，又可以给牧民自由灵活的搬迁和迁移的权力，还可以改变猎牧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房车上匹配煤气罐做饭，房车上匹配雅马哈发电机供电，房车中既有卧室，又有客厅，而且离地面很高，防潮、防水、防蚊虫，彻底改变过去猎民原始的仙人柱和帐篷、牧民的蒙古包和土坯房的生活条件。
帐幕是游牧民族适应于草原环境的又一个大创造。它的原则是节约、轻便、实用和防风、蔽风雪和便于拆卸和搬迁。古代游牧人的毡帐的制作材料主要是柳木、兽皮、绒毛和毛绳，它基本是由哈那、乌尼、天窗、托力(火灶和铁架)、上围(毛毡)、下围(毛毡)加上毛绳加固而成。用柳木做成伞架，蒙古语为“乌尼”，它是套扣在哈那上，哈那是把柳木钻孔，用皮条缝合相连形成，其下围为柳木结成网状围壁，蒙古语为“哈那”，用牛毛绳从各面绑缚，覆盖毡子和帆布，其上方留下一个天窗，以便除烟透气，保持包内清洁干净。包内中央放上托力(火灶和铁架)，是架锅做饭的地方，其搭建和拆卸极为省力简捷，既不用挖坑盖墙，也不用地基，便于保护脆弱的草原植被和游牧搬迁。
游牧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当中，积累了丰富的游牧经验和牧业技术。对于不同的牲畜的习性和种类进行分类放牧。牛的春季牧放，游牧民一般选择草厚及碱性大的地方和挡风的地方；牛的夏季牧放，游牧民一般选择地势高、有风、凉爽和离河水近的地方；牛的秋季牧场，游牧民一般选择有大量碱草的牧场。牛的冬季牧场，游牧民一般选择山的北麓、东北麓山阴或山谷、柳条丛之地。但在初雪时令，在草低、寒冷多风的地方，牧放牛群近20天，这样牛不仅肚子变小，而且增强抗寒能力。羊的春季营地，游牧民一般选择地势稍高，最好有挡风的石崖之地为宜，挡风雪，石逢中生长的酸性和辣性草，有杀菌力，有利于抓基础膘，为抓秋膘打基础。羊的夏营地，游牧民一般选择地势高，离河水稍远的地方牧放羊群，这种地方，干燥、空气凉爽、蚊虫少，羊群不燥，亦可预防蹄病和蛆虫病，让羊靠饲草的水分，少饮水，避免羊虚胖、体弱，到冬天没有抗寒能力。夏初，要频繁地迁徙，更换羊的卧盘，预防蛆虫病，便于剪高质羊毛。同时，让它们多采食“奥鲁盖”、“喜拉”“马镫”草、“它纳”“曼给斤”“塔仁那”、野葱等细草和嫩草。羊的冬营盘，游牧人一般选择地势稍高，靠近山头的沟口朝阳处，这种地方暖和、挡风，能保膘。马的春季营地，游牧人选择有尖草的地方牧放马群，预防马体虚弱。马的夏季牧场游牧人一般选择碱草之地，如“松草”“乌兰宝吐”等嫩草、细草、叶草，把马群赶到高山上去纳凉。秋季草场，马采食细、粗碱草，如“图勒根查甘”“哈扎禾”“乌兰宝吐”“马伴草”，少让马出汗，一天定时饮二次水。马的冬季草场，游牧民选择地势高而有细尖草的山沟的地方，如“阿给”草，少饮水，七天下一次碱地，吃碱草会使马发暖耐寒。马之所以得到游牧人的喜爱还在于：马是有很高道德水准的有灵性的动物，它绝不搞“”，种马不与自己的女儿同群，到三岁时就把女儿赶出其群。如果种马知道了与自己的内亲发生了“”，它就会从山崖上跳下自杀。这也是牧马人最欣赏的道德品质。经验丰富的牧民闻草味就知道草是否成熟，这个草场适合何种牲畜牧放。他用嘴咬尝草尖，然后看唾液的颜色呈黄或呈绿，就能判断出草的营养，牧民看草的影子是深或浅，就能判断出牧草是否长势成熟。牧民用手扒土查看场地的温度，就能判断出能否成为住营之地。牧民通过观察牲畜的采食、睡卧状态、嘶叫等行为表现以及畜粪的软硬就能判断出在什么时令、在什么地形、在什么样的草势和草类，可以抓膘、保膘和预防什么样的畜病。
牧民把牧点周围的草场一般命名为“突古拉金波里其尔”―――牛犊牧场，意为牛犊恋家走不远，故而命名为牛犊牧场。而把游牧半径的外延的最远的牧场命名为“阿都奈波里其尔”―――马群牧场，因为马的习性有两点，一则它们是善走的畜群，采食到距离牧点最远的地方，二则马是最挑剔的畜群，马只采食草尖，所以它们采食的游牧半径为最远，故而命名为遥远的牧场―――马群牧场。
游牧民的羊群中一般放5―10只山羊，山羊在绵羊群中至少起到两个关键性的作用，一则带领绵羊采食牧草，山羊是善走的畜类，而绵羊是懒惰的畜类，如果没有山羊领群，绵羊就会卧盘，导致绵羊体能下降和草场的不合理使用，二则山羊和绵羊所采食的牧草种类不同，山羊和绵羊的混群可以导致牧草的合理利用。
生物多样性和牧草的种类客观的要求游牧人不能定居在一个营盘上，这样，不轮换草场放牧，一则会破坏生物多样性，要知道干旱草原都是腐殖质土的类型，30厘米―40厘米的草原植被，其下就是沙粒和石头，表现为脆弱的草原植被。网围栏放牧，把四季五畜不同的牧场用行政、机械、人为地分割开来，每一个网围栏中只可能保留一种或几种畜群在一个季节中的牧草种类，而其他畜群无法踏足和采食，不仅直接影响了畜群体能的质量，而且导致了畜群整体的退化，草场退化，出现了畜群品种单一，无选择性的采食，同时违背了游牧半径这样一个畜群牧放的合理结构，导致了定居点周围迅速退化，失去了生物多样性和畜群不同种类和习性所需的对牧草的选择。
游牧文明是以生态文明为基本特征的，游牧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保护草原、保护水源、保护山林、保护动植物、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习俗，没有草原就没有游牧民的家园，游牧生态文明是游牧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游牧的流动性不仅缓解了草原的生态压力，而且在流动中解决了城市垃圾这一令人类最头痛的问题，但凡游牧民族游牧的地方自然形成了天然的自然保护区，故此，游牧文明是自然可持续性发展的文明类型。
（作者单位：内蒙古党校）
注释：
①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池永明：《生态移民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根本》，《经济论坛》第16期：14―――15，2004年版。
③参看赫斯科维茨：《文化人类学》。
④（西汉）桓宽：《盐铁论•论功》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5
文脉，或称文化脉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文明生成、演化、传承等文化现象的地理空间表征。如果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景观资源、文化资源看做一个人的身体，那么，文脉就像是人体的血管――更准确地说就像是人体的经络。
文脉是区域软实力或潜在竞争力的核心，是一座城市、一个地区深层价值的源泉。国际国内的实例表明，如果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具有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那么该地区就具备了自己的软实力或核心竞争力。董副市长在意大利罗马城考察时发现，罗马城的魅力蕴涵在古罗马城的废墟中――譬如“斗兽场”；如果把这些废墟彻底清除干净，罗马城的价值就会一落千丈――因为这些废墟镌刻着这一城市的记忆，折射出来的是流传千年的真实而动人的故事。
文脉不仅在整体上作用于文化资源禀赋的结构，而且还渗透于市民或旅游者的情感之中。因此，可以通过文脉价值的深层挖掘，创意、策划优秀的城市景观、文化产品、旅游产品。以内蒙古为案例，董副市长有这样几点认识：
草原文化是内蒙古
走向世界的“形象名片”
内蒙古草原文化是内蒙古各族人民以及历史上曾经生存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总称。
内蒙古现存的本土原生蒙古族，“三少民族”和各民族人民群众以及他们的文化，还有北方草原历史上生存过的古民族和古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繁荣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生机和活力。同时，草原文化的开拓性又使得蒙古利亚人种遍布欧亚大陆和美洲、大洋洲。特别是在蒙古、日本、韩国等阿尔泰语系的国家，血缘与地缘关系天然地把这几个国家人民的感情连在了一起。成吉思汗叱咤风云的英雄气魄、海纳百川的博怀被世人景仰。这些都是内蒙古最为宝贵的无形资源。
草原文化是原生态文化，它代表着纯天然、无污染、绿色环保，代表着广阔无垠、热情奔放和生机蓬勃。内蒙古的城市是草原乳城、草原钢城、草原绒城、草原电城⋯⋯内蒙的名牌产品，无一不在宣示自己“来自大草原”：伊利、蒙牛、鄂尔多斯、小肥羊以及内蒙古的歌舞音乐⋯⋯都是高扬草原文化的大旗走向全中国、全世界的。由于大草原独特的资源禀赋和文化背景，其他同行难以模仿和竞争。草原文化是内蒙古的第一品牌，是内蒙古最大的无形资产，这是任何有形资源所无法替代的。整合草原文化资源，理清草原文化内涵，认识草原文化的特性是塑造草原文化品牌的基础性工作。探究草原文化的内涵、特征，特别是其世界性品格，对于在全球化浪潮中塑造和定位内蒙古的整体形象和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这会逐步提纯草原文化品牌的“含金量”，升华草原文化的品位和境界。其中最重要的是传承草原文化脉络，塑造具有显著地区特色、浓郁民族风情的独特城市个性，或者说草原文化圈内的城市应该是融化在草原文化中的一个大型的“艺术品”或旅游产品。
整合草原文化资源，
发展草原文化旅游产业
文/本刊记者 王振华
内蒙古党委、政府决定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民族文化大区”，并强调要以新的体制和机制为推动力，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使之成为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的重要支撑点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呼和浩特市可以怎么做呢？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是自治区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也是我国北方旅游的重要集散地，2007年7月启动内蒙古唯一的国际机场，运载量将达到200万人次。呼和浩特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乳都，同时也是“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城市”之一。总人口258万，其中城区人口158万，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回、满等37个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呼和浩特文化是以蒙古民族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并存的。
呼和浩特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70万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人类文明的曙光。远古时期的“大窑文化”遗址、战国时期的赵长城遗址、战国云中城、辽丰州城、明归化城、清绥远城、明清时期的召庙文化等，都真实地记录了呼和浩特的悠久历史，显示了这座塞外名城的古老神韵。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6
内蒙古民族音乐界虽然对“新世纪中华乐派”概念内容、口号方略以及“中华乐派是否能涵盖“草原乐派”等问题有着不同程度的质疑，但对于提倡“音乐文化民族自觉”、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和“草原乐派”的提议多是赞同，并在不同形式的学术研讨会或座谈会上，经常掀起自发性的热烈讨论。
笔者深受“新世纪中华乐派”倡导者的强烈民族音乐自觉意识和“登高一呼”之使命感的感染，在广泛征求老中青几代民族音乐人意见的基础上，写出提纲式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笔者欣赏“新世纪中华乐派”建设蓝图及其“四大支柱”方略，赞同“走出西方”的理念。
二、就地域范围而言，“草原乐派”应该有泛指蒙古高原和专指内蒙古草原之分。本文所提及的“草原乐派”是专指中国境内的内蒙古草原乐派，是对应于中华民族这一范畴而言的音乐文化概念。它既是56个民族之“中华乐派”的一个分支，具有“中华文化”的统一共性；又是自成体系的客观整体，具有“草原文化”的独特个性。放眼未来，与内蒙古“草原乐派”相对应的中华乐派少数民族分支中还将会有“中华·西域绿洲乐派”、“中华·雪域高原乐派”和“中华·延边长白乐派”等。
三、内蒙古草原乐派早已存在，并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如一代胡琴艺术大师色拉西和孙良分别在潮尔琴（马头琴渊源乐器之一）、蒙古四胡领域内独树一帜。色拉西在潮尔琴演奏艺术中创立的苍凉遒劲、深沉悲怆风格，与孙良在蒙古高音四胡演奏艺术中创立的刚健明朗、热情奔放的风格交相辉映，共同把蒙古族胡琴艺术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全面而深刻地反映出蒙古族人民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和以他们为核心的东蒙民间乐队，驰名中外，铸造了20世纪上半叶蒙古族传统器乐艺术的辉煌。他们的演奏技艺、编创的作品、几代弟子和学生，以及他们的音乐美学理念和所创立的科尔沁潮尔琴流派、蒙古高音四胡“孙氏流派”，曾在中华民族现代音乐史上异军突起、各领。以帕杰、毛依罕为代表的民间曲艺大师的“陶丽”（英雄史诗）与乌力格尔（蒙古语说书）艺术，早在20世纪前半叶就已享誉国际学界。蒙古族乌日汀哆（长调牧歌）艺术大师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扎木苏的歌唱艺术，于20世纪50—80年代，均曾因独特的歌唱技艺和草原神韵而轰动国内外乐坛。改革开放后，在马头琴、二胡、雅托噶（蒙古筝）、蒙古四胡、蒙古三弦、笛子等民族乐器艺术中，以齐·宝力高、刘长福、娜仁格日勒、胡力亚其、赵双虎、李镇等为代表的演奏家和教育家们，从演奏技法到作品创作，从教学传承到乐器改革，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同样在民族器乐领域中建设着草原乐派。
四、以色拉西为首的蒙古族“四大民间艺人”（色拉西、孙良、帕杰、毛依罕）以及赫勒琴（马头琴渊源乐器之一）艺术大师巴拉贡、蒙古中音四胡艺术大师苏玛、现代马头琴艺术奠基人桑都仍、锡林郭勒－察哈尔乌日汀哆歌王哈扎布、呼伦贝尔－巴尔虎乌日汀哆歌后宝音德力格尔等草原音乐文化的卓越代表，应视为当代“草原乐派”第一代音乐表演艺术大师。他们的最大功绩是：在新旧社会的的转型时期，作为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承载者、守护者和发展者，将蒙古族千百年的古老传统音乐文化，从草原民间带到城市舞台，从民间传承转入专业教学，成功地展现于中华乐坛和国际乐坛，并融入现代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之中。
五、“草原乐派”的正式提出，最早见于1998年出版的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作者虽然没有对草原乐派做出十分清晰的理论界定，但已明确提出：“时至今日，内蒙古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蒙古族音乐家为主体，由多民族音乐家而构成的‘草原乐派’。”该著述中所列举的草原乐派成员中除了作曲家外，还有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以及歌唱、器乐、指挥等表演艺术家。这一观点恰好与当今“新世纪中华乐派”建设方略中提出的“四大支柱”（理论、教育、表演、作曲）之主张不谋而合。所以，当代草原音乐文化建设的实践已证明了“草原乐派”不应该受西方传统“乐派”概念——专指作曲家群体及其创作——的局限，而应该参照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四大支柱方略内容，即视理论为先导，教育为基础，表演为展示手段，成果与作品为检测标准，从而使草原乐派得以更科学的历史梳理和现实构建。
六、现代草原乐派队伍早已形成，且硕果累累。
1．以乌日汀哆歌唱艺术大师宝音德力格尔摘取世界桂冠、哈扎布和扎木苏歌唱艺术被誉为“草原美声唱法”为标志，证明乌日汀哆歌唱艺术是在中华大地乃至世界歌坛上独具特色，并可以与意大利美声相媲美的草原歌唱艺术。以拉苏荣、德德玛、木兰等为代表的第二代蒙古族歌唱家，在继承前辈传统歌唱艺术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长短调相结合的蒙古族歌唱艺术之路，开创了当代草原歌唱艺术的新风。
2．作曲家美丽其格《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通福《草原晨曲》、《敖包相会》，阿拉腾奥勒《敬祝万寿无疆》、《美丽草原我的家》，腾格尔《蒙古人》、《天堂》，乌兰托嘎《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呼伦贝尔大草原》等草原歌曲，不仅在内蒙古草原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作为草原文化符号，传遍祖国大江南北，享誉国际，受到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人们的喜爱。
3．辛沪光交响诗《嘎达梅林》拉开了草原乐派交响音乐创作的历史帷幕，堪称“草原交响音乐的奠基石”。1989年在北京成功举办的“永儒布交响作品音乐会”，推出交响组曲《故乡》，交响诗《额尔古纳河之歌》，交响音画《戈壁驼铃》、《蜃潮》等交响音乐作品，为全国少数民族作曲家之首位。首都专家高度赞誉“是一场具有强烈个人风格和浓郁蒙古族音乐色彩的、非常精彩的高水平音乐会”（陈佐湟），“永儒布的交响音乐已将蒙古族音乐创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标志蒙古族交响音乐创作已进入高层次发展阶段”（中国音乐家协会贺信），“达到了部级水准”（王西麟）。以莫尔吉胡、杜兆植、阿拉腾奥勒、李世相、恩克巴雅尔、乌兰托嘎、王瑞林、好必斯、段泽兴为代表的老中青三代草原作曲家分别在交响曲、协奏曲、交响管弦乐曲、大型交响合唱、清唱剧、艺术歌曲、民族管弦乐等不同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4．娅伦格日勒指挥的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与永儒布指挥的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合唱团的蒙古族无伴奏合唱，以及受其影响而建立或派生的北京“草原恋”合唱团、“新牧人”合唱团、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百灵”合唱团等，不仅成为我国合唱乐坛异军突起的劲旅，而且频繁走出国门，不断在国际乐坛摘金夺银。与此相应的莫尔吉胡、永儒布、辛沪光、阿拉腾奥勒、恩克巴雅尔等草原作曲家创作或改编的《圣主成吉思汗》、《四季》、《孤独的白驼羔》、《草原恋》、《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八骏赞》、《陶爱格》等一大批融民族传统与现代技法于一炉的无伴奏合唱作品，在国际和国内频频获奖，享誉国际合唱乐坛。
5．传统音乐开始全面复苏，蓄力待发
（1）阿拉坦其其格、扎格达苏荣、乌日采湖为代表的第三代乌日汀哆歌唱家连续在国际比赛中摘取桂冠，再次把乌日汀哆艺术魅力展现于世界舞台。
（2）断流数十年的陶丽（英雄史诗）、色拉西潮尔琴艺术、潮林哆（带有持续低音的潮尔合唱），以及在内蒙古草原上早已失传的浩林潮尔（呼麦）、冒顿潮尔（胡笳）、托布秀儿（马可·波罗曾描绘过的二弦乐器）等蒙古族传统（民间、宗教、宫廷）复音艺术，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复苏，蓄力待发，在国际乐坛和学界引起广泛影响和高度重视，其中乌日汀哆、呼麦与潮林哆均“申遗”成功，被我国或联合国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以齐·宝力高为代表的马头琴艺术走出国门，将精湛的马头琴表演艺术展现在国际舞台；旅日青年演奏家李波在日本从事马头琴演奏和教学已18年，期间多次赴美洲、欧洲、大洋洲进行演出和文化交流，并出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已两年余；青年马头琴演奏家赛音吉雅在日本开办了马头琴国际艺术学校……
6．现代蒙古族音乐教育体制初步确立
20世纪50年代始，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为代表的艺术院校，聚集了色拉西、宝音德力格尔、昭那斯图等一批蒙古族传统音乐优秀传人，开创了蒙古族专业音乐教育先河，培养出以阿拉腾奥勒、德德玛、拉苏荣、白达瓦、李镇、腾格尔、娅伦格日勒等为代表的优秀民族音乐人才，以及希日莫、敖特根巴雅尔（潮尔、马头琴）、赵双虎（蒙古四胡）、胡力雅其（蒙古三弦）、娜仁格日勒（蒙古筝）、刘兴汉（蒙古笛）等现代蒙古族传统器乐教育奠基人，同时也锻炼和造就了内蒙古现代民族音乐教育的缔造者、领军人物莫尔吉胡。
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开办本科双语（蒙汉）音乐教学三十余年。截止到目前，已培养硕士研究生一百三十余名，其中蒙汉兼通者二十余名；已取得博士学位的18名，为草原乐派培养了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和后备人才。
7．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
内蒙古“基础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向“学理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穴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雪的转型，标志着内蒙古民族音乐学队伍民族自觉意识增长，开始走向成熟，学术意识和水准大幅度提高，由此成为现代草原乐派的一支劲旅。其主要标志是在蒙古民族音乐学主要领域内有了经过历史考验的奠基之作和老中青结合的民族音乐学梯队。
（1）蒙古族音乐形态学奠基之作：吕宏久《蒙古族民歌调式调性初探》（1981）；蒙古族音乐史学奠基之作：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1998）；蒙古族音乐美学奠基之作：满都夫《蒙古族美学》（2000）；田野调查取得重大学术突破的典范之作：莫尔吉胡《追寻胡笳的踪迹》（2007）；学理型研究突破性新作：博特乐图《胡尔奇：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博士论文，2007），《表演、文本、语境、传承——蒙古族音乐的口传性研究》（博士后论文，2012年出版），博特乐图、哈斯巴特尔《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研究》（2012）等。
（2）老中青民族音乐学梯队已经形成。
第一代：以莫尔吉胡、王世一、达桑宝为代表；第二代：以乌兰杰、满都夫、吕宏久、赵星、白衫、柯沁夫等为代表；第三代：以白音吉尔嘎拉、阁日勒图、松布尔、胡格吉勒图、李世相、好必斯、邢野、李宝祥等为代表；第四代：以包·达尔罕、杨玉成为代表。
七、草原乐派的文化特征
1．共同的思想基础与美学理念
守护游牧文明，坚持以“天人和谐”、“天地万物和谐同寿”为核心的绿色文明传统；遵循蒙古族传统美学理念，崇尚大自然和英雄题材；热衷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之创作手法；追求深沉博大、苍茫辽阔、雄浑激越、崇高壮美、“心灵歌唱”、“人与自然自由完美统一”等最高美学理想和境界。
2．总体思想特征
广袤无际、神奇无比的蒙古草原，天人万物共谐的理念，是草原乐派热情讴歌的永恒主题；根深叶茂、绚丽多姿的北方草原文化，是草原乐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因此，不遗余力地热情讴歌草原大自然（视草原为母亲）的绿色情结；珍爱草原万物（以骏马为万物生命之代表）的生命情结；赞颂为保护草原土地、为草原苍生和民族利益而战（以神话史诗中的英雄格斯尔和江格尔，现实生活中的成吉思汗、渥巴锡汗、嘎达梅林等为代表）的英雄情结；尊重传统文化、崇尚圣洁（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代表）的宗教情结；以及渴望和谐共处、广纳一体（以乌力格尔、漫瀚调、二人台艺术等蒙汉族交融文化以及汉语歌词的现代草原歌曲等为表象）的融合胸怀等，是草原音乐的总体思想特征。
3．美学特征
寓深刻于淳朴，蕴崇高于自然，着意反映草原时代精神、民俗风貌和人民内心世界，因而蕴意丰富深遂，格调苍茫雄浑，旋律优美深沉，形象鲜明挺拔，意境超然高远。
4．作曲技术特征
深深扎根于草原传统音乐文化沃土之上，坚持“旋律万岁”（莫尔吉胡语）、“旋律永远是音乐的灵魂”（永儒布语）的美学理念和技法宗旨。同时，兼收并蓄、广取博收，为我所用。在多声部创作中，植根于民间音乐传统，多喜用二度、七度碰撞，四、五度和音与和弦重叠，三和弦加和弦外音及其重叠，多种形式的调式交替与旋宫转调以及西方大小调与民族调式的巧妙结合、下属和声功能的连续开发拓展，全音阶、多调性的慎重运用等，创作出融蒙古族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于一炉，具有鲜明草原风格和独特艺术神韵的现代蒙古族音乐。
八、结语
草原乐派“以他们的美学境界和巨大的艺术魅力展示了草原民族乐派人性、人情、人本的情怀及其本质力量，展示了草原民族乐派发展的深厚底蕴和广阔前景”。（满都夫语）
在当今世界传统与现代碰撞、交融，古典与新潮并存的多元格局音乐文化中，草原乐派要屹立于世界之林，既要站稳脚跟，坚持传统，又要与时俱进，广蓄博收。当前，特别要提升理论先导意识、强化力作创作意识和提高创作能力，铸造具有强烈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表演队伍，建构突出草原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和成功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