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特征范文1
一、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
何谓通货膨胀？国际经济学界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接受或令人满意"的定义，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及laidler和parkin 四家的观点是目前公认比较权威的解释。萨缪尔森对通货膨胀下的定义是"在价格和成本的一般水平上升……的时候出现通货膨胀"（注：[美]萨缪尔森等：《经济学》，
两次涨风之间的间歇期一次比一次短，年底物价指数为10,063,000，比上年上涨13.76倍。至1948年， 上海物价则如脱缰的野马，奔腾不止，涨风的间歇期也越来越短，从一个月缩短到半个月，再缩短到一星期，6月以后，整个物价已呈疯狂上涨的态势。至8月19日，物价指数已达564,570,000，比1947年底上涨了55.1倍。
1948年8月19日，为配合金圆券发行，南京政府对物价、 工资实行冻结，即"八·一九"限价。"上海的批发商在官定物价公布后，便停止了营业"（注：张公权：《
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失误却丧失了这种机会。
第一，对中储券处置失当。1945年9月28日， 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这一兑换率的确定是极不合理的。当时的实际物价水平，上海仅比重庆高约50倍，与整个法币流通区域的物价相比，上海物价只高约35倍，可见，中储券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了，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于是后方头寸纷纷流往上海，其时重庆、昆明对申汇率每1000元高达1300元。后方游资涌向上海低价竞购物资，刺激一度下跌的物价又飞速上涨。政府还规定中储券限于4 个月内兑换完成，每人最多兑换5万元法币，在兑换期截止以前， 中储券仍准许在市上流通，因此持有低价伪币者在兑换期前也尽量套购货物，并把兑换限额外多余的伪币都用来抢购物资。不合理的兑换率、兑换期限过长及无根据的限额兑换等措施的出台，助长了抢购风的兴起，对战后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很快由跌转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通货膨胀的特征范文2
关键词：汇率波动；货币政策；通货膨胀；自我衍化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4-0004-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4.01
一、引言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由此带来我国CPI一路走高。截止到2011年第一季度，月度CPI同比上升5%以上，超过了政府年初制定的通货膨胀上限。较高的通货膨胀不仅会导致一国价格扭曲，进而影响到经济正常运转并影响到一国福利水平，同时也会进一步拉大我国的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控制通货膨胀一度成为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进入2012年以来，由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以外需减少导致外贸出口总量的减少，导致2012年物价总水平同比出现下滑的趋势。众所周知，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诚然需要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治理，然而若物价水平持续下降也绝对不是一件好事。问题由此提出，影响高水平通货膨胀与低水平通货膨胀自我衍化规律的区别及其影响因素是什么。鉴于此，本文拟采用最新发展的时变转换概率的马尔科夫机制（MS-TVTP）来捕捉低通货膨胀和高通货膨胀自我衍化的影响因素及其行为规律。
二、文献综述
关于通货膨胀的动态性，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其动态性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对于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形态的研究，如Taylor（1980）[1]、Calvo（1983）[2]的交错契约模型等。由于这类模型不能解释通货膨胀率动态演进的特征事实，因此，一些学者本着“让数据说话”的理念，采用包括ARMA或ARMA-GARCH等时间序列模型对通货膨胀率进行动态刻画。然而，由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广泛存在，使得传统的线性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并不能捕捉这种因于微观主体异质性所导致的宏观变量结构性变化。最近几年来，由于非线性计量方法的广泛推广和应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动态特征，采用的主要方法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采用Engle（1982）[3]提出的ARCH模型及其推广形式GARCH类模型；二是Tong（1983）[4]年提出的门限回归模型及其推广形式自激励门限自回归（SETAR）模型；三是由Hamilton（1989）[5]提出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MSVAR）；四是由Granger和Terasvirta（1993）[6]提出的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STAR）及其推广形式LSTAR与ESTAR模型。Conrad和Karanasos（2005）[7]利用GARCH类模型研究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Enders和 Hurn（2002）[8]利用TAR类模型分析了通货膨胀率调整的非对称性。Cogley和Sargent（2002）[9]利用MSVAR模型分析了通货膨胀的非线性特征，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的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率水平两者正相关。Skalin和Terasvirta（1999）[10]采用STAR类模型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区制转移线性进行了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调节特征。
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借鉴国外非线性计量方法研究国内通货膨胀率的非线性特征。王少平、彭方平（2006）[11]应用ESTAR模型对我国通货膨胀的非线性调节、通胀和通缩的非线性转换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非线性调节，通胀和通缩的转换具有非线性指数转换的特征。张屹山、张代强（2008）[12]采用门限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并将我国通货膨胀率划分为加速通胀和减速通胀两种状态。赵留彦（2005）[13]使用两区制马尔科夫转换模型研究了我国高通货膨胀与低水平通货膨胀的非线性转移特征。张凌翔、张晓峒（2011）[14]采用LSTAR模型刻画了我国通货膨胀率周期阶段划分、通货膨胀率波动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动态特征及其转移的路径与机理。
已有文献虽然普遍采用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对通货膨胀的区制进行刻画，然而并没有指出不同水平通货膨胀路径衍化的影响因素，而这些因素直接关系到货币当局对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以保证调控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其次，现有文献并没有回答通货膨胀率在不同状态之间转换的概率是如何刻画的。赵留彦（2005）采用马尔科夫域变模型考察了1985年1月—2003年12月经济中低通胀状态和高通胀状态之间的转换概率，然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经历了多次大的调整，高低通货膨胀状态之间的转换概率不大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即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概率是时变的。
通货膨胀的特征范文3
关键词：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9-0005-04
2011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有关专家预计今年的通货膨胀会超过5%[1]。目前，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滞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2]-[4]。面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搞清楚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并合理引导通货膨胀理性回归，已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因此，本文通过菲利普斯“三因素”模型探讨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指出了当前增加产出的必要性。
一、通货膨胀形成机制及其“三因素”度量
自从Phillips在1958年提出菲利普斯曲线以来，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得到了完善和发展。Friedman和Phelps把预期引入了菲利普斯曲线，使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包括过度总需求和通胀预期两个方面。对此，Gordon认为，通货膨胀不仅受需求因素的影响，还受供给因素的制约。因此，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通胀预期就成为了通货膨胀来源的三个主要方面，也构成了“三因素”模型的理论雏形。
（一）通货膨胀形成的需求因素
Samuelson和Solow通过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最先度量了通货膨胀的需求因素。他们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间的关系替代了货币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间的关系，后又结合反映产出变化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奥肯定律，确定了通货膨胀率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由于凯恩斯主义强调通过调节总需求来影响产出变化，所以，产出的变化就界定了通货膨胀形成的需求因素。
奥肯定律中产出的变化由GDP缺口表示，它是一个地区一段时间内实际GDP与潜在GDP之间的差距，并通过公式：（实际GDP-潜在GDP）/潜在GDP计算得到。该值越大，通货膨胀越强。目前，有二种方法可以得到上式中的潜在GDP，一是生产函数法，二是指标法。由于生产函数法需要涉及实际就业的劳动数量，而在中国仅登记城镇失业人口，所以用此方法估计中国潜在GDP存在难度。指标法主要是通过滤波技术分离产出中的趋势项和扰动项，并将趋势项作为潜在产出的一种方法。尽管这种方法由于缺乏理论基础而至今仍受争议，但仍受到多数研究者的喜爱[5]。本文亦采用指标法，即通过Eviews软件中的HP滤波分离出潜在产出。
（二）通货膨胀形成的供给因素
通货膨胀形成的供给方面，是指在没有超额需求的情况下，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持续和显著的上涨。供给因素的主要来源是国际市场供给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农业的丰欠以及劳动生产率变化。一般分为“工资推动”和“利润推动”两个方面。由于中国并不存在农村从业人员的工资统计，且利润并非完全公开，所以目前并没有十分合适的反映通货膨胀供给因素的替代变量，学者们对于通货膨胀供给因素的指标选取也是见仁见智[6]。笔者认为，由于2005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都以农产品价格提高为显著特征，并且农产品价格多是其他商品的生产成本，因此，本文采用全国农产品价格指数来度量通货膨胀形成的供给方面的原因。
（三）通货膨胀的预期因素
通货膨胀预期是指公众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一种主观判断，目前度量通货膨胀预期存在以下几种方法：一是通过期货市场价格变化来预期未来商品价格的变化；二是计量方法，通过带有滞后项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回归；三是问卷调查法。由于中国期货市场仅包括菜籽油、小麦、棉花、白砂糖、玉米、黄大豆、豆粕和豆油等共计13个品种的农产品，并且在中国CPI指数的构建中，食品比重从未超过40%。因此，通过期货市场测量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的方法并不适用。另外，卢卡期批判使得通过计量方法来测量通货膨胀预期也举步维艰。所以，各国目前普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居民问卷调查系统》每个季度一次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本文对该数据进行整理，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指数变化率以反映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
二、通货膨胀与其“三因素”的运行特征
（一）通货膨胀与GDP缺口
通过比较中国通货膨胀与GDP缺口的的运行趋势，可以发现，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具有相同的运动趋势，只是通货膨胀的变化滞后于GDP缺口变动（见图1）。如GDP缺口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2.2%的高点后，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逐渐减小，并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4.4%的低点。与此相对应，通货膨胀在2008年第一季度达到了8%的高点后回落，并在2009年第二季度到达了-1.5%的低点。可见，通货膨胀的变化滞后了GDP缺口两个季度左右。为了进一步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对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及其1~5期滞后进行了相关性检验，见表1中的“相关性一”。结果表明，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同期相关性最强，并且随着GDP缺口滞后增加相关性逐渐减弱，这与上述的推断产生了出入。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观察了二者的散点图矩阵①。不难发现，GDP缺口的滞后二期、三期及四期与通货膨胀的散点图线性程度较强，仅是因为出现了部分异常点，所以总体相关系数才较小。由于该组异常点的通货膨胀值均小于0，因此，本文在去掉通货膨胀小于0的样本点后，对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及其各期滞后再次进行了回归，见表1中的“相关性二”。结果显示，此时GDP缺口及其各期滞后与通货膨胀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52、0.47、0.55、0.51等，证明了GDP缺口滞后二期左右与通货膨胀相关性最强的推论。并且，通过两个相关性检验的对比可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当且仅当通货膨胀大于零时，GDP缺口滞后二期才会对通货膨胀形成显著冲击；二是当通货膨胀小于零时，GDP缺口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会发生逆转，即呈现负相关。
（二）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指数变化率
通货膨胀与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变化率亦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见图1）。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在2008年第一季度达到了25.5%的高点后，受金融危机影响转而向上，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了-6.6%的低点，整个波动周期与通货膨胀周期完全吻合。可以推测，二者同期线性程度最强。为了进一步确定二者关系，对二者进行相关性检验（见表2）。结果显示，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指数变化率当期及滞后一期的相关系数为0.92和0.93，以后依次递减。表明了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指数变化率同期和滞后一期的相关程度最强，并且同向变化。
（三）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预期
自从Friedman和Phelps把通货膨胀预期引入到菲利普斯曲线以来，通货膨胀预期一直是与通货膨胀密不可分。在图1中可以发现，中国通货膨胀周期在2008年第一季度达到了8%的波峰，在2009年第二季度达到了-1.5%的谷底，至今一直缓慢上升。中国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的周期是，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了波峰，在2009年第一季度进入谷底，并在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了新的波峰后，至今一直向下。通过对比发现，二者变化趋势一致，仅是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趋势领先于通货膨胀的变化。如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的上次波峰领先通货膨胀的波峰三个季度，而上次波谷领先一个季度。因此，可以预见，通货膨胀会滞后于通货膨胀预期两个季度左右。通过相关性检验，发现通货膨胀预期的滞后一期、二期及三期分别为0.64、0.63和0.55，具有相对较强的相关性。
三、通货膨胀的“三因素”模型
根据Friedman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是失业率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加权，即满足：
?仔=?仔t*-b（ut-u*） b＞0（1）
又由于奥肯定律，
y-y*=-a（ut-u*） a＞0（2）
结合公式（1）、（2）可得
?仔=?仔t*-?姿（yt-y*） ?姿＞0（3）
其中ut、u*分别为实际失业率与潜在失业率，yt、y*分别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考虑到生产成本等供给因素后，公式（3）中加入供给因素，可得“三因素”驱动模型：
?仔=?仔t*+?姿（yt-y*）+?兹c ?姿＞0 ?兹＞0（4）
其中c为生产成本因素，由于详细地分析近年来通胀的变化，因此本文采用2002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数据对公式（4）进行了回归（见表4）。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在需求方面与GDP缺口的三期滞后存在负向关系，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异常值的存在使得在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的各种因素中，其他因素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大于GDP缺口对于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且抵消了这种作用，致使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呈现反向特征。在供给方面，由于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及其一期滞后对于通货膨胀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和0.15，并且在置信1%的水平下显著，因此可以认定，近年来供给因素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作用显著。在预期方面，由于通货膨胀预期的滞后三期对通货膨胀的回归系数为0.006 6，并且不显著，因此，笔者认为：通过膨胀预期对于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十分微小，进而支持了贺铿教授所谓的“不应该过分地强调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的论断。
通过分析可知，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来自于供给推动，而非需求拉动和通货膨胀预期。由于供给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是产出减少、价格升高，即“滞胀”状态。因此，控制这种通货膨胀应从供给方面入手，以增加产出为主要手段，如果单纯通过紧缩性需求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则容易引起经济由“滞胀”转向“衰退”。“滞胀”的风险从2005年以来共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至2008年第一季度结束，另一次是从2010年第二季度至今。这种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下行时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率高于通货膨胀。从上一次的情况看，2008年第二季度以后，由于经济形势并未好转，同时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率的快速下降也使得通货膨胀出现拐点，进而导致了经济与通胀双双下行，陷入了衰退的泥潭。因此，在本轮所谓的相对“滞胀”的情况下，如果不着重转变经济运行态势，而不断强调降低通货膨胀，那么，必然导致通货膨胀预期的大幅下降，进而引发新一轮的衰退。笔者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税收等政策刺激经济运行，扭转经济运行的向下态势，在此基础上，合理引导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率降至通货膨胀以下，这样才能避免摆脱“滞胀”后又走进“衰退”的危局。
四、结论
本文在Friedman和Phelps附加预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从影响通货膨胀的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通胀预期三个方面分析了近年来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供给方面推动所致。需求因素和通货膨胀预期对于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作用不大。所以不应该过分强调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由于供给型通货膨胀容易使经济转向“滞胀”的轨道，因此，决策者在抑制通货膨胀时一定要通过税收等政策工具来增加产出，以避免经济陷入“衰退”的泥潭。
注释：
①由于篇幅所限，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及其各期滞后的散点图已被省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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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稻葵.“滞胀”不适用于中国经济［EB/OL］.http：//省略/cj，201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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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曼君，刘时辉.基于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对我国通胀预测的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1，（5）：8-12.
［6］陈彦斌.中国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研究［J］.经济研究，2008，（12）：50-64.
Research on China' Inflation
Yu Guangyao
（School of Econom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China）
通货膨胀的特征范文4
［关键词］通货膨胀；影响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0141-02
观察我国近几年来的通货膨胀率变动情况,可以看出从2007年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较高通货膨胀的时期。高的通货膨胀率令经济学家开始担忧两个问题,一是本轮的通货膨胀将持续多久,二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负利率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如果如此高的通胀率长期持续下去的话,极有可能破坏社会的稳定。为了解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细致地考察引起本轮通货膨胀的原因。
1 文献综述
高茵从“流动性过剩”型通胀方面,通过比较政府财政刺激计划、货币供应量和公众预期这三大因素,分析了其分别对通货膨胀的实际发生所产生的冲击。曹协和、吴竞择、何志强也同样从此类型的通胀出发,以中国1996―2009年应对系列经济金融危机的货币变化特征为对象,估计了我国的长期货币需求函数与短期局部调整函数,并据此测算了在此期间我国的长期货币需求缺口,然后将其与实际通货膨胀水平进行关系检验,显示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而得出通货膨胀与货币的需求量有较大关系的结论。
刘伟、蔡志洲在“成本与需求混合”型通胀方面,提出我国自2007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具有周期性特征,而这种周期性特征既受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又受体制性因素的影响；既有长期因素作用,又有短期因素作用；既有需求方面的因素,又有供给方面的原因；既有其一般周期性的特征,又有其特殊阶段性的特点。
李永宁等在“预期型通胀”观点方面重点研究了我国经济学家通货膨胀预期的特点、决定因素、形成方式、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其中对预期模型进行了论证,并认为CPI与一年期存款利率是影响经济学家通胀预期的主要因素。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研究者们分别对不同类型的通胀进行了探究,但并没有将各种不同的类型进行比较。我们知道,现有的通胀理论有以下几种：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货币主义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解释；凯恩斯主义基于需求拉动方面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成本推进通货膨胀说则将形成通胀的原因归于三大方面：工资推进型、利润推进型以及进口成本推进型；需求和成本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说认为造成通货膨胀是因各种原因同时推进的价格水平上涨,即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把预期的因素也考虑进来,认为合理预期会引起物价、薪资螺旋上涨的通货膨胀。
在这里,本文倾向于混合型通胀的说法,认为此轮通胀属于混合型的通胀。因此,接下来,本文将分别对通胀影响的不同方面分别选取代表因素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其与通胀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2 实证分析
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通过对各方面通胀观点的分析,本文将从各方面选取变量进行建模分析,具体如下：①货币方面：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解释变量；②在成本方面：银行一年期商业贷款利率的提高会带来企业等资本方面的成本提高,因此对成本方面引起的通胀有影响,所以这里选取国际原油价格和一年期商业贷款利率作为解释变量；③在需求方面：选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作为解释变量；④被解释变量：在相关研究中表明,成本引起的PPI的变动最终会反映到CPI上,因此本文选取CPI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M2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一年期商业贷款利率来自中国工商银行官方网站,国际原油价格来自国际原油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量、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CPI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介于将通胀的标准固定于0通胀的话,则通胀数据是属于0次波动数据,因此不存在固定的截距项对通胀数据进行解释,所以本文设定以下实证分析模型：
CPI=β1COMP+β2I+β3M2+β4OIL+β5R+μ(1)
其中,各自变量是对通胀的影响因素,βi是该自变量的系数,即表示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关系,μ为扰动项。
2.2 数据处理
本文所有变量都选取2006―2009年的月度数据来进行分析。由于所选的数据中有绝对值也有相对值,在建模中对分析将造成障碍,因此这里先对变量进行处理,将所有数据都与2009年同月相比,取其同比增长率,表示如下：M2为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率，OIL为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增长率,COMP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I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率,R为一年期商业贷款利率,CPI为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
2.3 计量经济模型及其分析
(1)确定变量的单整阶数,对所有变量可直接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见,除了R是结构性不平稳外,CPI是平稳序列,其他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因变量是平稳序列,而自变量除了R外,其余几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不平稳序列。
(2)既然确定了所选变量有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变量用OLS最小二乘法来对变量进行回归,从而得到初步模型,接下来对该模型进行各项指标的检验进而调整模型的准确度。最后得以下回归方程：
CPI=0.19COMP-0.20I+0.90OIL+0.73R+0.93AR（2)
用ARCH LM检验进行,检验的结果是方程的P值为0.94>0.05,所以认为模型中不存在条件异方差。因此,方程(2)即为回归的最终结果。
2.4 结果解释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需求方面的因素如社会零售商品总额、投资以及供给方面的因素如原油价格、商业贷款利率都对此轮通胀影响显著,而货币供给量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其中,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原油价格、一年期商业贷款利率都与通胀呈正相关关系,而投资的系数为负则可能是由于与资本价值成本相对冲造成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在本轮通胀中,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不大,主要是来自于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影响,属于混合型通胀。
参考文献:
通货膨胀的特征范文5
关键词： 通货膨胀目标制，物价稳定，货币政策，消费价格指数，批发价格指数，核心cpi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际实践
（一）新西兰
1990年3月，新西兰成为第一个正式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自第一次石油冲击以来，新西兰在大部分时间中经历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累积通货膨胀（以cpi为基础的）在1974年到1988年（包括1988年）之间为480%。因此，通货膨胀预期深深地扎根于新西兰社会之中（nicholl and archer，1992），社会危机促成了1989年12月《新西兰储备银行法》（rba）的通过，该法案要求新西兰储备银行“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以实现与维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为经济目标”（在储备银行行长的任期5年内保持0-2%）。政府与独立的中央银行签订的第一个《政策目标协议》（pta）确定了通货膨胀的具体数字目标和这些目标将要实现的日期，在开始时，价格稳定的目标被定义为年通货膨胀率在0-2%之间。在1996年底，区域从0-2%扩大到0-3%。
新西兰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特征：（1）政府与独立的中央银行签订《政策目标协议》（pta）；（2）通货膨胀目标制只是在反通货膨胀将要成功地完成之后才开始采用的；（3）价格指数是“基底通货膨胀率”，剔除了利率变化、贸易条件变动、能源与商品价格变化、政府收费与间接税的变化以及由一些其他有较重要影响的价格变化所引起的第一轮冲击；（4）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独特特征是中央银行的责任在不断增强，新西兰政府与中央银行就制度政策目标签订了正式协议，如果没有达到通货膨胀目标，政府有权撤销储备银行行长的职位；（5）通货膨胀目标是一个较窄的区域目标而不是点目标；（6）操作工具为隔夜现金利率（1999年3月以前为拆借利率）；（7）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除年度报告以外，新西兰储备银行还出版《新西兰储备银行公报》（包括重要的讲话、官方声明和专题文章，大多数文章是署名的）。
新西兰的成功反映了“边干边学”的愿望，以及当局政策调整的成功。使趋势通货膨胀下降，并维持一个低的通货膨胀预期要比把通货膨胀运行紧紧控制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内更加容易，对一个开放的小国尤为如此。
（二）加拿大
1991年2月，加拿大银行（boc）和联邦政府联合宣布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明确承诺降低通货膨胀。促使加拿大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是：政府债务与对外负债的急剧增长、政治不确定、货币政策的信誉问题以及间接税的增加所触发的工资－价格螺旋上涨。
加拿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特征：（1）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不是正式立法的结果，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体制也就具有了官方的性质，通货膨胀目标是由政府与中央银行联合决定和公布的；（2）加拿大银行对通货膨胀目标负全部责任；（3）同新西兰一样，加拿大是在降低通货膨胀的实质性进展已经很明显时开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4）因为它所具有的“整体”性质，由加拿大统计局测量的cpi成为加拿大官方的主要目标变量，同时还应用和公布“核心cpi"（剔除产品、能源和间接税费的影响）；（5）通货膨胀目标被认为是一个区域，而不是一个点目标，中期通货膨胀的目标被确定为逐渐地趋同于长期目标；（6）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过程中，加拿大中央银行运用所谓的“货币条件指数”，即汇率与短期利率的加权平均数，作为信息变量与短期目标；（7）操作工具为隔夜拆借利率区间的中间值；（8）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通货膨胀目标制增强了加拿大银行对价格稳定的承诺，加拿大银行增加其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努力帮助公众正确地区分价格水平的一次性冲击和趋势通货膨胀，减少了经历一次性冲击传递的风险。通胀目标制可能减弱了而不是增强了商业周期，因为目标区的下限和上限一样受到了重视。
（三）英国
1992年10月，即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erm）一个月后，英国财政大臣宣布以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英格兰银行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其目的是要提供一个新的名义锚和恢复可信度。《英格兰银行法》确立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并指定财政部对物价稳定作出定义（rodgers，1998）。自实行通货膨胀目标以来，英国还没有突破过目标。
英国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特征：（1）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时机选择是很成功的，英国经济在1990年、1991年和1992年上半年出现衰退后刚刚开始反弹；（2）价格指数为零售价格指数（rpix）剔除抵押利息支出，负责计算价格指数的机构（国家统计办公室）与评估通货膨胀目标是否实现的机构（英格兰银行）不是同一个；（3）英国原来采用的是一个通货膨胀的目标范围，但1997年5月后，通货膨胀目标开始用一点来表示，两边都设“限”，如果通货膨胀突破目标界限（2.5%+／-1%），那么英格兰银行必须向政府提供正式的解释；（4）目标由财政部设定；（5）操作工具为短期回购利率；（6）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没有公众的支持，中央银行最终将无法实现目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中央银行，非常努力地向公众传达币政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信息，并解释货币政策操作的原理和策略。《通货膨胀报告》（季刊）首先在英国出现，如今，几乎所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都采纳了这一形式，它以清晰易懂和图文并茂的风格提供有关通货膨胀前景、中央银行的计划和目标的全面信息。英格兰银行在《通货膨胀报告》（分为通货膨胀率、货币和利率、需求和供给、劳动力市场、定价行为以及通货膨胀预期几个部分）中详细说明英国经济在过去的表现，通货膨胀预测用不确定区间（"扇形图”）来表示，并对通货膨胀率的实际值与预测值进行比较，从而找出通货膨胀偏差的原因；英格兰银行还向公众独立地就与财政部工作人员和财政大臣的常规会议进行通报。英格兰银行的交流方式还包括会议后立即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议，会议两周后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和投票情况，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解释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经济性的讲话。为加强责任追究制，一旦通货膨胀偏离点目标1个百分点以上，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就必须公开致函财政大臣，解释目前偏离的原因，计划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预计回到目标路径的时间（rodgers，1998）。此外，季度公告还政策性的讲话和相关研究文章。
1997年5月前，英格兰银行缺乏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财政大臣控制政策工具），只有通过其作出的分析及对公众的规劝来对政策施加影响的，以及设计出与公众交流的独创方法，特别是通过《通货膨胀报告》进行交流。英格兰银行还采用公开论坛和其他途径，来传达其预测、分析，甚至明确的货币政策建议，并规定：英格兰银行只有在报告的内容已经定稿并刊印之后才送交财政部，因而，财政部不会有机会对报告进行编辑或甚至提出修改的建议，从而增加政府反对英格兰银行评估的成本，有助于物价稳定。
（四）瑞典
在放弃瑞典克朗钉住欧洲货币单位（ecu）8周后，1993年1月15日，瑞典中央银行宣布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其主要特征：把整体通货膨胀而非核心通货膨胀作为目标，增加了瑞典银行向公众提供货币政策解释的负担，同时，还带来了工具不稳定的可能性。瑞典通货膨胀目标由瑞典银行设定，操作工具为回购利率，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在1997年出版的通货膨胀报告中，瑞典中央银行首次公布了数量化的通货膨胀预测。从1999年6月起，瑞典中央银行开始运用为期24个月的“扇形图”表示通货膨胀预测的不确定性。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瑞典中央银行将其通货膨胀目标制划分为三个阶段（berg，1999）：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1993～1995年）、公布显式的通货膨胀预测（1996～1997年）和引入分布预测目标制（1998年至今）。1999年初，瑞典中央银行还宣布：若因短期因素影响出现偏离目标的情况，瑞典中央银行将事先公之于众（heikenstein，1999）。通过对瑞典中央银行法的修正（1999年1月开始生效），瑞典中央银行从政治干预中获得了独立性。新法律将保持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瑞典中央银行不受政府的控制，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作为中央银行新的执行部门（heikenstein、vredin，1998）。通过公布执行委员会会议纪要（6～8周的时滞）以及一年至少两次向议会常务委员会提交货币政策的书面报告，进一步加强了瑞典中央银行的透明度和责任追究制。
在短期内，灵活性与透明度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从长期来看，灵活性与透明度趋于互相增强。而瑞典银行认为：公众了解得越少越有利于维持货币政策灵活性。瑞典银行定期发表《通货膨胀报告》，该报告在宣传教育方面的影响力、印发的广泛与经济理念随时间的发展而稳定增长。该报告为瑞典银行向财政政策制定者施加控制财政赤字的压力提供了极好的讲台。
（五）以色列
1985年，由于黎巴嫩战争的大量开支和庞大的社会保障费用给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以色列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的边缘。1991年12月，以色列在宣布爬行汇率浮动幅度的同时，开始向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转变，并于1997年6月当汇率浮动幅度扩大到28%时，实行完全的通货膨胀目标框架。以色列是在成功地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3位数的通货膨胀率降至15%～20%后开始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头3个年度通货膨胀目标是由财政部和以色列银行共同宣布的，后来由作为政府代表的财政部长在咨询以色列银行之后宣布通货膨胀目标，并由中央银行负责实现目标。在个别情况下，以色列银行认为目标不合适而公开表示保留意见。在最初的3年里，为稳定预期，公布的目标区间非常窄或者只是一个点目标。1994年通货膨胀率高出目标6个百分点后，点目标被2个或3个百分点宽的目标区间所代替。1999年，财政部宣布2000年和2001年两年的目标为3%～4%。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在当期通货膨胀率处于两位数时开始确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
以色列货币当局在定义通货膨胀目标时选择使用所有项目cpi，水果和蔬菜这类波动性项目的价格没有从该指数中剔除，抵押贷款利率成本和公寓价格也未剔除。其原理是，价格波动性项目约占消费物价指数的40%，财务和工资合约按所有项目cpi进行指数化仍很普遍。以色列货币当局的操作工具为短期利率。
1998年3月，以色列银行第一次公布通货膨胀报告，但是，报告没有明确的通货膨胀数值预测。每季出版的“近期经济动态”完全是回顾式的，其内容包括重大进展、主要行业、劳动力市场、外贸和国际收支、价格、政府财政以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以色列银行享有高度的独立性，特别是在政策的日常执行中更是如此。行长任期5年，可连任（联合政府的最长选举周期只有4年）。从1998年8月起，以色列银行行长被要求公开解释预期的通货膨胀偏离目标超过1个百分点的情形。
以色列通货膨胀目标的经验是成功的，通货膨胀率从1991年末的18%下降至1999年末的约1%；到1998年，以色列完成了从1985年以稳定性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更具前瞻性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的转变。
（六）澳大利亚
经历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以及长时间的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率降低至2%以下）之后，1993年4月，澳大利亚宣布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此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为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名义“锚”，因为，自1985年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放弃货币目标后，这个“锚”就消失了。
通货膨胀目标由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设定，并须经政府认可，通货膨胀目标被定义为整个经济周期内平均基本通货膨胀率达到2%～3%。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明确地定义“基底消费物价指数”目标，并剔除了很多项目（水果和蔬菜、汽油、按揭贷款利息、公共部门产品和服务以及“其他波动较大的商品的价格”）。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操作工具为现金利率。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通常对通货膨胀的短期波动并不敏感，它认为澳大利亚是出口导向型的，汇率的很多（虽然不是全部）变动反映了贸易条件（即澳大利亚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动，而不是通货膨胀预期或商业周期的变动。
自1997年5月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提供《关于货币政策的半年声明》。经济状况通报、行长和副行长讲话，以及偶尔发表的研究文章主要来自于储备银行的每月公告。除报告之外，公告中发表的所有文章都是不署名的。
澳大利亚在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后，实现了历史上较低的通货膨胀。
（七）西班牙
经历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以及长时间的通货膨胀治理之后，1994年11月28日，西班牙银行的行长在西班牙议会经济事务委员会的讲话中，宣布从1995年1月起实行通货膨胀制度，在1999年1月加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之前一直按此框架运作，这一宣布是根据《西班牙银行自主权法》（遵循《1993年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制定的）进行的。《西班牙银行自主权法》确定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赋予西班牙银行运用政策工具的独立性，禁止对政府支出融资，并制定了加强透明度和责任追究制的具体措施。
通货膨胀目标由西班牙银行设定，价格指数为消费物价指数。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还包括责任追究机制和交流工具。中央银行行长对货币政策负有责任，西班牙银行应定期向议会和政府汇报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描述下一年的货币政策目标，并视情况报告它所遇到的维持价格稳定的障碍。行长的年度讲话在西班牙银行的每月《经济公报》的1月刊上转载（英文版《经济公报》为季刊）。西班牙银行从1995年3月起每6个月（同时用西班牙和英语）一次《通货膨胀报告》（其内容包括概述、消费物价指数、总供求情况以及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展望），该报告没有包括任何有关通货膨胀的数量预测，原因是存在潜在的不确定性。
通货膨胀目标制经过4年的实践，西班牙通货膨胀降至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西班牙银行没有规定例外条款，并于1996年宣布了3.5%～4%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间，1997年和1998年的目标分别降至2.5%和2%。
（八）巴西
1999年6月，巴西中央银行（bcb）把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其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巴西得到了其他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
巴西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还包括若干确保责任追究制和透明度的措施，这与英格兰银行的做法颇为相似。如果目标被突破，巴西中央银行行长应公开致函财政部长，解释突破的原因与采用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生效需要的时间。巴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议在例会后立即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五周举行一次例会），并在会后一星期公布会议纪要。另外，巴西中央银行还季度通货膨胀报告，详细说明过去通货膨胀情况和有关政策决定，以及对未来通货膨胀前景的分析，包括用“扇形图”说明通货膨胀预测。
部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所使用的沟通方式见表1。
[@图头@]表1：部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所使用的沟通方式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效果
所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均实现了低通货膨胀和低通货膨胀预期。（corbo和hebbel（2001）从一个广阔的视角分析了拉美5国运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验和结果，他们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拉美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均大幅降低，其中运用时间最长的智利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一种长期均衡的低水平2%～4%，巴西也基本维持在6%～8%。这些国家较少地受价格水平冲击向通货膨胀率转嫁的影响；同时，低通货膨胀预期也使得这些国家通常享有较低的名义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目标制增加了公众对货币政策的理解，增加了决策者的责任心，并为货币政策提供了增进约束的“名义锚”。所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多，表明这个框架优于货币和汇率锚框架。
回顾这些中央银行的经历，毫无疑问，这一策略是成功的。这一点尤其可以从那些经历过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中得到印证。货币政策的滞后意味着需要前瞻性的政策，通货膨胀目标制有助于引导对通货膨胀预期并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来确定货币政策的方向。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英国、瑞典和加拿大的实践也是成功的（奥特马·伊森，2004）。建构良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尽管不是万能药，也不是决策智慧的替代品，但是它给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部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实施效果见表2。
[@图头@]表2：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通货膨胀目标（2001年）
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通货膨胀目标写入法律中，并明确规定由一个政治独立的中央银行来对它负责，通货膨胀目标制正在取代货币供应量目标和汇率目标，成为22个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另外，stone（2002）认为，欧洲中央银行（ecb）和美联储虽然没有明确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但实际上都把通货膨胀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具有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一些主要特点，是隐含的通货膨胀目标制。humphrey-hawkins法案已经为联储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责任，该法案要求美联储主席一年两次就货币政策的表现在国会作证。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下政策的透明度更高，会使美联储按照民主社会中适当的方式接受更严格的公众监督。
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使之成为最近十多年来西方货币经济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传统的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的货币供应量目标（monetary targeting）和以稳定汇率为主的汇率目标（exchange-rate-targeting）到明确公布通货膨胀目标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世界金融领域一个重大的变化，毫无疑问，通货膨胀目标制无论是对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实践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验
（一）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信度并确保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对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初步成功非常重要
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大多是在通货膨胀处于较低和下降时期，而不是在通货膨胀处于上升并可能失控时期引入的，目的在于“锁定”早期反通货膨胀的收益，避免通货膨胀死灰复燃，特别是在处于一次性通货膨胀冲击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等到通货膨胀抬头才采取行动，就已经为时已晚。一旦容忍通货膨胀积聚能量，等到高通货膨胀预期被纳入到各类合同和价格协议中，就很难控制。加拿大是惟一的例外。加拿大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是为了降低征收新间接税对通货膨胀的潜在影响。
（二）政府应当保持目标独立性，而中央银行应当保持工具独立性
debelle和fischer（1994）提出区分中央银行的目标独立性和工具独立性。政府应当保持目标独立性的理由是：民主制度中的政策目标最终必须反映民意，所以，目标应由选举产生的官员确定；而且，当货币政策的目标，以及中央银行实现目标的记录比较清楚地向公众显示时，中央银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执行与社会利益不一致的政策。中央银行应当保持工具独立性的理由是：因为中央银行对于怎样进行实现政策目标的工作具有最佳的信息和专门知识，此外，如果不给予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的控制权，它就不能为实现通货膨胀目标负责，工具独立性可使短期政治干预最小化和中央银行的责任最大化。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增加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趋势，这一趋势得到这样一种理论的支持：就是独立的中央银行比受制于政府的中央银行能够更好地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和实际变量，如产出和就业（alesina and summers，1993）。
（三）把达标的职责（权力在中央银行）与计量目标变量的职责（权力在统计部门）分开
尽管允许中央银行计量和调整目标变量可能会增加灵活性，但会降低透明度和公众对制度完整性的信心。
（四）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长期价格稳定，这并不是指价格稳定是惟一目标，但其他目标必须与通货膨胀目标相一致
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并没有使中央银行为了实现低通货膨胀而放弃对其他经济目标的关注，如汇率水平或经济增长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具体说明了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的长期目标，但也规定了要关注其他重要的经济目标，只要这些目标与长期价格稳定相协调。弗里德曼和卡特纳（friedman and kuttner，1996）强调：把通货膨胀作为惟一的关注焦点，在发生强大的供给冲击，如不时打击世界经济的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可能造成经济高度的不稳定。一个设计良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很好地应对供给冲击。实际上，还没有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长期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加拿大和瑞典在内的国家把初始通货膨胀目标产生效果的时滞定得较长，以避免给产出和就业等带来不必要的短期成本。一个普遍的惯例是区分长期通货膨胀目标和短期通货膨胀目标，使后者逐渐向前者靠拢。通过调整接近长期目标的速度（或者目标时限），决策者能够降低通货膨胀的实际成本，也减少产出波动，同时，保持对长期价格稳定的承诺。svensson（1997）认为，对中期通货膨胀目标向着长期目标的连续调整，对于既关注产出波动又关注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的政策制定者是最优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极有前景的货币政策策略，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和政府理解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好处之日，也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成为一个标准方式之时。
（五）用来定义通货膨胀目标的价格指数是核心cpi，食品、能源和其他特别具有波动性的项目已从中剔除
与其他指数相比，核心cpi可能对货币政策来讲是一个较好的向导，因为它度量了持久的基底通货膨胀而不是对价格水平的暂时性影响。使用cpi而不是其他价格指数（如gdp缩减指数）的论据是，它与消费者的生活水平直接相关，是公众最好理解的价格指数，并且是媒体报道最广泛的指数。与其他主要价格指数相比，它的计算更为频繁，且较少延迟计算。最后，这一指数的度量误差比其他可供选择的指数能更好地被经济学家理解。
（六）由于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存在着较长的时滞和不确定性，中央银行要及时提供有关整体经济、央行货币政策及其意图的信息（包括实现或未能实现目标的进展情况，并对已经改变或偏离目标的原因作出解释）
中央银行为了与公众沟通可以利用各种场合，包括演讲、记者招待会、在立法机关作证、统计数据和不定期的出版物。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通常新闻公告反映达成共识的观点或一系列没有署名的观点，这样，能促进对货币政策决策更自由和更坦诚的讨论。而英国官员认为公布投票记录有利于建立更透明的政策程序，鼓励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更独立的思考，因为他们知道公众要他们为投票负责（allen，1999）。多个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如加拿大、瑞典，以及最近的新西兰中央银行）所运用的一个信息变量的例子是所谓的“货币状况指数”，是一种利率和汇率的加权指数组合，可以有助于中央银行确定未来可能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央银行为了避免其时机的选择是受到政治驱动这样的怀疑，因而，定期发表正式报告应成为中央银行信息宣传的一个特征。这样，通货膨胀目标制明显地增强了中央银行对公众和推选出的官员的责任，促进了决策者和公众之间的沟通。
中央银行出版的通货膨胀报告还提供评估通货膨胀目标执行情况的方法，若达不到通货膨胀目标需要中央银行采取明确措施。以英国为例，若通货膨胀偏离2.5%的目标值1个百分点，英格兰银行行长就会被责成向财政部长提交一封公开信解释偏离的原因，并提出回到目标值的应对措施和时间表。
一旦通货膨胀目标向社会公布，并为实现目标而采取了一些措施，继任的政府除了延续该政策以外，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因此，通货膨胀目标的宣布似乎能够给公众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影响，而无论哪个政党执政。
（七）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实施过程中，通货膨胀预测占有关键的地位，对从管制转向政策制定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此外，尽管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建立模型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已经完成了模型建立工作，但它们的职员在运用前瞻性通货膨胀模型，判断通货膨胀前景与适当货币政策反应等方面仍缺乏实践经验。由于数据缺陷，经济结构仍在变化和它们的经济对冲击所表现出的脆弱性，新兴市场国家较少依赖统计模型来预测通货膨胀。
（八）通货膨胀的实际治理成本关键取决于通货膨胀下降的速度、经济的名义刚性以及信誉度
降低通货膨胀率需要长期的过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要通过中央银行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承诺而逐步建立，而信任的建立会降低通货膨胀预期，有助于目标实现。那些想将高通货膨胀水平大幅降低的国家是否适合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通货膨胀率超过30%的国家开始向通货膨胀目标过渡。
总之，作为一个只有15年历史的新兴货币政策框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通货膨胀的特征范文6
【摘要】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一直是各国学者和货币管理当局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系统阐述了该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对其所做的改进，进而提出了降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的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在历经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进入低通货膨胀时代，学术界和各国货币管理当局重新将控制通货膨胀和实现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这对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一、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基本思想
以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andPrescott，1977）的开创性研究为发端，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央银行可信度以及对政策事先承诺的能力等问题。如果没有对采取特定政策措施事先做出保证，那么，中央银行可能会产生不按原来计划和宣示行事的动机，这就导致了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或“动态不一致性”。所谓时间不一致性是指：在t期为t+i期计划的行动方案，在t+i期到来时，实施该行动方案不再是最优的。在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的基础上，Barro&Gordon（1983a）把供给冲击和稳定政策引入模型中，增加了预期形成理论，从而详细阐述了货币政策中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他们认为，尽管实现低平均通货膨胀率可能是最优的，但低通胀政策是时间不一致的。如果公众预期了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那么中央银行将面对某种现实的膨胀激励，通过制造意外高通货膨胀牟取产出的额外收益。然而，公众的预期是理性的，他们既了解上述动机，同时又确信政策制定者必将屈服于这种激励，因而一开始就会准确地预测一个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结果中央银行既造成了通货膨胀，又得不到任何产出上的好处。
自Barro&Gordon以后，大量文献开始研究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并把研究重点放在如何降低或消除货币时间不一致引起的通胀倾向上。Backus&Drifill（1985）、Barro（1986）等提出的声誉模型，Rogoff（1985）任命保守中央银行家模型，Ball（1995）的通货膨胀持续模型，Walsh（1995）的最优合同模型，Minford（1995）及Lippi（1996）的选举模型和Svensson（1997）的通胀目标制都是针对通胀倾向而提出的解决办法。近几年来，一些学者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运用于货币政策中，并提出即使政府没有扩大产出的动机，从而消除通胀倾向，增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也会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这无疑推进了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研究。
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再认识
TackYun（1996）等人利用个人效用最大化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思想，得出了新凯恩斯主义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最大的特点是包括了前瞻性的预期。Clarida，Gali&Gertler（1999），Woodford（1999，2001），McCallum&Nelson（1999），Svensson&Woodford（1999，2000）以及其他学者推动了这一模型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广泛应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是在垄断竞争、名义工资刚性、每个厂商以错开方式定价这些限制条件下而得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当前的经济行为不仅取决于当前的货币政策，而且取决于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可以用两个方程来代表，一个是IS曲线，它表示产出缺口与真实利率成负相关关系；另一个为通胀调整方程，它表示通胀与产出缺口成正相关关系。
xt=Etxt+1-Ψ（it-Etπt+1）+gt（1）
πt=βEtπt+1+λxt+ut（2）
其中，xt为产出缺口，即产出相对于灵活价格条件下均衡产出水平的偏差；πt为通胀率；it为名义利率，所有变量都以围绕各自稳态水平的百分比偏差的形式表示；gt为需求冲击；ut为成本冲击。在Barro－Gordon框架中，是直接假定中央银行将一个取决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二次型损失函数最小化，由此来进行政策分析。这一假设虽然合理，但终究属于特殊化处理。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人们对经济体的描述以对一个完整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的近似表达为基础，同样的，在这里，政策目标函数也是从个人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中推导出来的，所得到的社会损失函数为：]
其中，xt为产出缺口；α为社会加在产出缺口目标与通胀目标上的相对权重；k为目标产出缺口，它是指稳态有效产出水平和实际的稳态产出水平之间的缺口。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通常假定k=0，这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胀率都较低，一些学者认为不存在通胀倾向或通胀倾向很小。在Barro－Gordon框架下，如果目标产出水平等于潜在产出水平，则承诺与相机抉择政策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而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由于前瞻性的预期作用，即使目标产出等于潜在产出水平，相机抉择行事也会引起另一种无效率，即稳定倾向。由于大量文献已对通胀倾向进行了研究，新凯恩斯主义框架通过假定产出水平等于潜在水平，从而消除通胀倾向，而把重点放在分析这种稳定倾向上。
三、降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的方法
（一）声誉模型
对货币政策中出现的时间不一致性进行分析，目的是降低或消除其不利影响。在Barro－Gordon框架下，主要是围绕如何降低通胀倾向。其中一种解决方法是强制中央银行为偏离它宣布的低通货膨胀付出代价，即丧失声誉。Barro&Gordon（1983b）考察了一个允许时期t的通货膨胀选择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产生影响的重复性博弈，以此来评估声誉的作用。他们根据无限期重复博弈的大众定理得出，只要中央银行的折现率不是太大，就存在通货膨胀低于随意性政策下均衡水平的均衡状态。但是在对中央银行的真正偏好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公众必须从中央银行的政策措施中推断出它的类型。而且在某些均衡状态下，中央银行为了树立声誉可能不会采用一次性最优政策。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政策透明度，通过设立目标使公众更加清晰地观察到中央银行的意图。
（二）中央银行最优偏好
解决随意性政策下通货膨胀偏差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针对中央银行的偏好。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平均通货膨胀率与中央银行相对于政治当局的独立程度呈负相关关系（Eijffinger&deHaan，1996）。如果中央银行具有独立性，那么中央银行的偏好就会不同于当选政府的偏好，而且对于中央银行来说，通货膨胀的边际成本更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挑选一个比普通人更加重视实现低通货膨胀的人作为决策者，然后授予其政策操作方面的独立性。罗戈夫（Rogoff，1985b）是明确研究中央银行最优偏好问题的第一人。他认为，政府应该任命一个比社会（政府）整体赋予通货膨胀目标更多相对权重的人当中央银行行长。此类中央银行行长的特征就是比社会整体更“保守”，这种现象可以更为确切地称为“权重保守主义”（Svensson，1997）。虽然任命这样的中央银行家能够降低通胀倾向，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在供给冲击太大时会引起产出的较大波动，稳定化政策遭扭曲而造成的代价会超过低通货膨胀带来的好处；其次，政府无法正确识别偏好参数并对其作出承诺，一旦预期已经形成，政府就有动机解雇保守的中央银行行长并换以和政府立场一致者；最后，对偏好而不是动机的关注模糊了该模型对制度结构和设计的含义。只需正确的人事安排并不一定产生好的政策，还应该对制度进行设计，以使决策者产生正确的动机。
（三）最优合同方法
Pearson，Tabellini（1993），Walsh（1995）等人先后提出了中央银行最优合同理论。他们认为，应该把货币政策委托给一个与政府具有同样偏好的中央银行，而且，中央银行能从政府那里得到转移支付，该转移支付可以看作是中央银行行长的直接收入或中央银行的预算，因此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中央银行既关心由通胀及产出变化造成的社会损失，也关心其得到的转移支付。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胀倾向，同时使中央银行对供给冲击做出最优反应。Schellekens（2002）考虑了最优保守程度与模型不确定引起的谨慎政策之间的联系，和保守主义中央银行行长方法一样，合同解决方法将引起通货膨胀偏差的承诺问题“转移”了地方。Al－Nowaihi&Levine（1996）指出，如果转移承诺的程序是公开的，它就可以使政府对某一合同的承诺令人感到可信。这种政策透明度正是1989年新西兰中央银行改革所确立的政策程序的主要特征。该国政府与储备银行通过《政策目标协议》（PolicyTargetsAgreement，PTA）确定短期通货膨胀目标。对PTA可以重新谈判，而且一旦观察到当前的经济扰动，政府与储备银行都会有动机要求对通货膨胀目标重新谈判。但是，由于这种重新谈判必须是公开的，出于对声誉的考虑，双方可能维持一种不对通货膨胀目标重新谈判的均衡状态。因此，政策的透明度可以起到支持低通货膨胀均衡的作用。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
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中央银行灵活性的限制即指定一个目标规则，要求中央银行达到某个预先设定的通货膨胀率或者为偏离该目标而支付代价。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可以看作是委托的方法，即政府或相关的机构为中央银行确定具体的损失函数，如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偏好以及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和产出目标，并委托中央银行实现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可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心和信用保证，约束其履行承诺，解决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少国家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其政策透明度，为了建立信誉，他们经常公开声明和公告，阐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提供与目标和业绩有关的详细信息。Mishkin&Schmidt－Hebbel（2001）分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五个支柱特征，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政策确保透明度与责任制。Walsh（2002）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核心成分为：1.对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作出承诺；2.这种承诺通过宣布以数字表示的通货膨胀目标来公开表达；3.为完成目标，中央银行具有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可见，这些都强调了通货膨胀目标制中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特征，这有利于公众准确地理解中央银行的意图，对稳定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具有积极作用。
四、启示与借鉴：货币政策透明度与降低时间不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