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优势范例6篇

可再生能源优势

可再生能源优势范文1

关键词: 西部地区; 资源优势; 重新审视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1-0010-01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总体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外延来看主要包括:陕甘宁青新,川藏云贵渝,内蒙和广西。从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经过十年的努力,西部地区有了迅猛的发展,从2000年到2009年西部地区GDP的年均增长速度11.6%,人均GDP由4624元增加到18000多元,增长幅度是相当大的[1]。但要缩小乃至消除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西部地区必须不断加快自身发展步伐,将资源优势转化成现实的经济优势。

一、重新审视资源优势

土地、能源、矿物原料是西部自然资源的三大优势。然而,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并未给西部地区带来明显的增长成效。西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除新疆和内蒙古外,其余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东西部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迹象。所以,西部地区的当务之急是转变观念,从开发利用的角度重新审视资源优势。

(一)拥有资源并不等于拥有资源优势

比如煤矿许多地方都有,而有的地方的煤矿却没有开采价值,因此对于这些地方来说拥有资源,但并没有资源优势。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一直把资源当成资源优势,如果把资源混同于资源优势,就会造成资源开发的盲目性,结果必然是浪费资源,劳民伤财。因此在确定开发前,必须对本区域的资源状况进行深入详细、科学的综合分析,并根据优势的大少,对开发的得失做出正确的综合评价,制定科学的开发方案,选择好开发时机,切忌盲目乐观,一哄而上。

(二)因地制宜的发挥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是指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2]。因此,西部地区,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应放在是否有市场前景、有竞争力、有效益上,应选准开发方向和利用方式,把握好开发时机,确定合理规模,明确市场流向,真正使资源变成产品,产品变成商品,商品变成新的开发资金、开发效益,这样,才能打破资源开发长期存在的资本密集、资金回收率低、周期长、投资多、效益低的怪圈,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三)保护生态环境

由于过去的资源开发不考虑对环境的影响,更不可能把环境的代价计入到开发成本之中,所以才会造成今天生态环境的恶化。西部大开发以来,随着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生态环境破坏也愈发严重。一些地方的资源开发不仅造成了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生态功能衰退,而且导致了崩塌、滑坡、地面塌陷、沉降等地质灾害频发。同时,我国一直存在着“资源无价”、原料低价、产品高价的扭曲价格体系,原料生产与加工企业凭借对环境、资源的无偿或低价占有获得超额利润,却没有建立有效的环境、资源补偿机制,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目前,党和政府已把加强生态建设,遏制生态恶化,作为重大战略部署在全国实施。西部地区是资源富集区,也是我国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发源地。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化,必将对下游各相关地区造成严重损失破坏,这是已经被证明了的事实。所以,西部地区在资源开发中,必须加强和提高环保意识,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二、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战略

没有西部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为了实现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顺利转化,西部地区应确立以下资源开发战略:

(一)资源开发应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

对西部地区优势资源的开发必须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由国家选一些大的项目,给予支持和扶植,并相应建立一批优势产业发展基地。一些小的项目,在国家规定的政策前提下可以放开,让省、市一级或民营企业去搞。各地在发展优势产业时,要注重对重点优势资源的开发,不能面面俱到。国家应加大公益性调查评价的资金投入,加强西部地区国土资源调查评价,加快西部主要含油气(煤)盆地和重要成矿区带矿产资源的潜力调查,推进西部地区优势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重点加强矿产资源集中区的矿产勘查,地勘基金应向西部倾斜。

(二)资源开发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

在市场经济下,人们开发资源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实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而资源开发的产品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成为商品,才能获得经济效益。所以,西部地区必须要坚持市场导向决定资源开发,也就是说,要由市场定位决定产品的定位,决定资源开发的方向、种类、规模、利用方式等等。资源开发要找到市场再开发,或是一边开发、一边拓展市场。如在投资领域上,比较集中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可由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垄断性开发,分散的能源资源和其他资源应该完全放开,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进行竞争性开发,从而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竞争环境,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资源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以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既要考虑到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首先,必须对资源实行保护性开发,如:原则上凡是能够从国际市场上低价进口的资源品,尽可能不要在国内开采;石油应该作为战略性储备,尽可能减轻开采强度等等。矿产资源不可再生,应加以珍惜和合理利用。西部地区应重点有序地培育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尽快形成规模经济。其次,要将“生态环境整治,再造山川秀美”作为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要坚持不懈地强化治理措施,严格执法,并且要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坚决淘汰不具备资质的市场主体,建立有序竞争、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再次,采取兼并、联合等方式,整合现有企业,组建若干集探采、选冶、加工于一体的大型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还要完善进出口政策,提高资源性初级产品出口的关税税率,继续实行对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退税政策。

(四)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并举

西部地区之所以落后,重要原因就是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基础设施差、投资环境不好等的综合竞争力低。所以,要发展相关产业必须首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应将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配套,与城镇建设相配套,并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资源开发,以资源开发带动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才能使资源开发与市场沟通,减少资源开发后的积压、损失,尽量缩短产品变商品的周期。如十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2000年至2009年,累计新开工建设120个重点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和大型水利枢纽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改变了西部现对闭塞的状况[3]。当然,要想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使西部地区的资源能与全国乃至全球联网,参与更广泛的市场竞争,这是需要大笔资金的,在争取中央政府支持的同时,应积极创造条件,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曹玉书.未来十年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考[M].西部蓝皮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

可再生能源优势范文2

“十一五”电力投资使得整个设备行业普遍受益,而由于行业产品结构的变化,行业机会并不相同,我们认为在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符合行业发展趋势的投资方向应该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我们认为,08年新能源和输配电高端化应该是趋势所向,而电站设备则由于成本压力较大,盈利能力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里主要分析光伏产业、风能设备前景作些探讨。

光伏产业:短期内上游多晶硅最先规模化产出者受益

光伏产业完全具备大规模开发的条件。

政策推动发展迅速。可再生能源包括水能、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资源潜力大,环境污染低,可永续利用,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能源。而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全球可再生能源在02-06年基本以年均15-30%的速度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能源技术就是光伏并网发电,在5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0%。过去几年并网光伏装机主要集中于3个国家:日本、德国和美国,主要是上述国家对于光伏发电支持性政策较多,而近几年其他诸如西班牙、韩国、葡萄牙等国家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太阳能光伏应用的发展。

规划巨大空间广阔。我国有十分丰富的太阳能资源,1971-2000年的近30年,太阳年总辐照量平均1050―2450kW.h/m2之间;大于1050kW.h/m2的地区占国土面积的96%以上。与同纬度的其他国家相比,和美国类似,比欧洲、日本优越得多。年太阳辐射总量高于5000MJ/m2,年日照时数大于2000h,具有利用太阳能的良好条件。按照我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10年中国光伏发电的累计装机将达到350MW,到2020年将达到1.8GW,到2050年将达600GW。按照中国电力科学院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的电力装机将占全国电力装机的25%,其中光伏发电装机将占到5%,增长空间巨大。

比较于其他发电能源,优势明显。近几年光伏产业得以高速发展的原因在哪里?我们认为,比较于其他发电能源,光伏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而正是这些优势使得即便在成本高企的现状下,世界各国政府依然会在政策上给予大量的支持,推动光伏产业的高速发展。

比较于传统设备,光伏作为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有限性与环境保护方面优势明显。世界经济的现代化得益于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得到广泛应用,相对而言,常规能源价格低廉,因此在过去的年代成为主要发电能源。然而由于化石能源的有限性和过度开发,近年来,能源危机已迫在眉睫。而从化石能源价格走势来看,原油、煤炭价格飞涨,基础能源成本不断提升。

比较于风电等其他可再生能源,优势体现在应用广泛性、免维护性等方面。作为可再生能源中的两大最具潜力的发电方式,光伏和风电各具优势。相对于风电,光伏发电的优势主要在应用的广泛性以及免维护性等方面。从适用场合方面,光伏发电适合阳光照射充足的地区,可用于大型电站、光伏建筑一体化、家庭等各种场合,应用相对广泛。而风力发电适合常年风速较大的地区,且规模较大,一般是采取大规模风场发电模式。

从设备维护方面,光伏发电设备基本免维护,而且使用寿命相对较长,一般在20年左右。而风力发电设备则在维护方面有较高要求,至少一年维护一次,而且维护成本相对较高,设备使用寿命则在15年左右。

我们对行业的判断:光伏发电完全具备大规模开发的条件结合以上我们对行业的分析,我们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光伏发电已经逐渐被世界各国作为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加以大力扶持,行业增速已经在近几年得以明显体现。根据各个国家的光伏产业发展规划,未来光伏产业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随着国家支持政策不断落实,光伏发电相对于其他能源发电的优势逐渐明显,光伏发电完全具备大规模高速发展的条件。

多晶硅价格的下降是光伏产业大规模发展的前提。成本问题依然是制约光伏发电高速发展的主要问题。相对于其他能源发电成本,光伏发电成本明显偏高。未来只有光伏发电成本下降到和其它能源发电成本相当的时候,大规模开发才可能成为现实。

上游多晶硅技术壁垒较高,其价格决定整个产业成本。根据06年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成本构成来看,太阳能光伏电池占总成本的66%。而根据06年太阳能光伏电池各个生产环节成本的比例构成来看,多晶硅材料占总成本的56%。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多晶硅材料是整个光伏发电中成本最高的部分,约占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成本的37%。

近几年由于各国政府推进政策的支持,下游光伏产业增长迅速,而上游由于扩产的大规模投入及时间问题,多晶硅供应量明显不足,因此供需不平衡导致多晶硅价格持续上涨。太阳能多晶硅现货价格自05年始从55美元/公斤开始不断攀升,在06年到达200美元以上,至2007年底市场现货价格一度升至至400美元/公斤,至今市场价格维持在300美元左右。多晶硅的价格高位不下使得光伏发电系统成本也难以下降。

上游产能扩张使成本下降成为可能,最先规模化产出的厂商受益。巨大的供需缺口以及多晶硅价格持续上涨所带来的行业暴利使得全球多晶硅厂商纷纷设定扩产计划,而我国在这几年也有大批多晶硅新上项目投产。日前的《中国新能源产业年度报告2007》显示,目前中国已建和在建的多晶硅计划产能高达63560吨,2008年大约可以形成1.8万吨多晶硅年生产能力。产能的不断扩张将能够有效缓解多晶硅供需不平衡的现状,进而使得多晶硅价格下降成为可能。但是我们认为,短期内产能过剩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一般而言,多晶硅的生产线建设期在两年左右,经过后期的不断调试,完全达产则需要4-5年时间。那么就国内目前新建的大批多晶硅生产线而言,短期内产能根本不可能大规模释放。

根据我国目前新上马的多晶硅项目建设情况来看,除了已经有产出的新光硅业、洛阳中硅、江苏中能和乐山硅材料(峨半厂原有生产线)外,其余生产线基本都计划在08年开始有产出,相对较快的有通威永祥多晶硅、大全集团。从量产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新光硅业优势明显。新光硅业07年产出多晶硅220吨,08年预计产出800吨左右。而其他有产出的生产商目前都还是小规模生产,07年基本都不超过100吨,08年大规模产出的可能性较小。从生产规模来看,几乎各厂都可以分为一期建设规模和最终计划建设规模。我们认为一期建设规模的比较相对于最终规划建设规模的比较更有现实意义。

而从目前全球的经验来看,单厂建设规模要在1000吨以上才有规模效应。目前我国目前的一期建设单厂规模在1500吨以上的企业有深圳南玻、乐山硅材料、特变电工、江苏阳光、江苏中能。

从后续厂商产出的可能性角度而言,因为国内厂商的技术实力差距性不大,基本都为改良西门子法和全球采购的设备,我们认为基于此判断产出的可能性意义不大。但是基于我们对国际各大多晶硅厂商的生产线建设情况来看,基本建设期在两年左右,新光硅业则在1年半的时间完成。目前由于多晶硅暴利的驱使下,国内厂商的生产线建设纷纷提前至1年内完成,我们有理由怀疑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的生产线存在质量、工艺控制不达标的可能。所以从稳健角度而言,我们倾向于选择规划较早,计划充分的企业。选择深圳南玻。

基于行业的判断,2010年以前多晶硅的供应依然不足。因此短期内最先产出并能够尽快达到规模化的生产厂商必将获取超额收益。综合前面分析,我们认为短期内多晶硅行业优势最明确的生产厂商是新光硅业,最受益的上市公司是天威保变。

风电设备:设备制造逐步国产化,高速增长趋势确定

行业高速增长必将持续,2010年之前是高峰。根据规划,全球及中国风电行业的未来增速依然延续近几年的高增长趋势在过去的20多年里,风电一直是世界增长最快的能源。尤其是近十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的年均增长率接近30%。据全球风能委员会(GWEC)2008年1月底的统计数据,2007年全球新增风能发电能力20GW。这一数字比2006年同比高出30%。而到2007年底世界总的风能发电能力增长27%达到94GW。

据《风力十二》的规划和预测,到2020年全世界风能装机容量将达到12.31亿千瓦,这一水平是2005年的21倍,年平均增速高达20%,届时风电将占世界电力供应的12%。

我国自1986年开始探索并网风电项目的研究,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与推广,1996年后开始扩大建设规模。截至2007年底,我国新增装机340万千瓦,排在世界第3 位。总装机达到600万千瓦,2007年的增速更高达156%。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的风电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其他风电发展大国,2001-2007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年复合增长率已经达到57%。

根据中国综合资源综合资源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与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对我国部分地区的风力资源的测算结果推测,我国陆地可以安装14亿千瓦的风力发电装备,如果考虑海上,总资源量将达到20亿千瓦以上。这一储量是印度的30倍,德国的5倍,但目前的装机仅为印度的1/2.5,德国的1/8,未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截止2007底,按公开数据测算,我国风电装机容量600万千瓦,仅占陆地可利用风能的的0.44%左右,发展潜力巨大。

国家政策支持力度相当大。在国家大力推行节能减排的政策趋势下,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能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近年来政府扶持风电行业发展的力度明显增强,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加以鼓励,尤其是关于落实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义务的措施,为行业快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国家在《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到,“对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规定强制性市场份额目标:到2010年和2020年,大电网覆盖地区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网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分别达到1%和3%以上;权益发电装机总容量超过500万千瓦的投资者,所拥有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权益装机总容量应分别达到其权益装机总容量的3%和8%以上;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发挥其经济优势,在“三北”(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发挥其资源优势,建设大型和特大型风电场,在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中小型风电场,充分利用各地的风能资源。

另外,风电特许权招标政策也不断朝着鼓励国产化以及稳定电价方向发展。一方面,对风电机组本地化率的要求提高到70%;另一方面,电价不再是对投标人排序的唯一依据,而是综合考察投标人的综合实力、技术方案、上网电价和经济效益等,按照不同的权重评分。其中,上网电价的比例在第三期占40%,在第四期占25%。

风电的成本优势明显。相对于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风电是最具优势的清洁能源。风电产品的资源比较丰富、技术相对成熟、成本较低,在大规模商业化开发方面具备较强的优势。尤其是成本方面,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技术的进步,在过去的5年中,我国风力发电的成本下降了约20%,其中风电机组销售价格的下降是是风力发电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根据《风力12在中国》的预测,2020年前后,我国的风力发电成本将与煤电相当。

我们的观点:行业高速增长必将持续,2010年之前是高峰结合以上我们对行业的分析,我们认为,在行业增长空间巨大、国家支持政策不断落实、风电大规模开发利用优势明显的条件下,风电大规模高速度发展是必然。

我们对行业的判断是:2010年之前是国内风电行业的高速发展阶段,新装机容量年均增速在50%以上,风机市场需求大于供给;而2010年后行业步入平稳增长阶段,增速显著放缓,竞争趋于激烈。

国内风电制造商的技术不断提升是国内风电发展的条件。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风电国产化率要达到70%以上,不满足设备国产化率要求的风电场不允许建设,进口设备海关要照章纳税,同时强调,要高度重视风电设备制造的国产化。政策优势给国外风电设备商进入我国风电设备市场设置了一个较高的壁垒,未来随着我国风电装机容量的不断增长,国内企业风电设备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将会逐步取代外国企业在国内的市场份额。

国内绝大部分风力发电机组制造厂商均处于发展初期,集中度较高。06年由于国内风机主要以600kW、750kW机型为主,而金风科技在兆瓦级以下风机制造领域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优势明显。根据国家发改委规划,我国未来的风电新增装机将以1.5MW、2MW机型为主,1MW以下机型所占比重将逐渐降低,因此具备1.5MW以上机型生产能力的企业将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目前国内企业中只有新疆金风、东方汽轮和大连华锐具备1.5MW风电机组的生产能力,并都在研制2MW以上机型。我们预测,08年东方汽轮、大连华锐可能会与金风科技的市场份额较为接近,市场竞争逐渐激烈。

可再生能源优势范文3

一、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内涵

笔者研究的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内某区域能够生产和提供给国内或国际农产品市场完全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其他交易费用)较低而又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生产潜力。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这一定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反映一国内不同区域间同一农产品的比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简称为区位优势,即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是通过一国内区际间同一种农产品的比较来实现的;二是能反映一国某区域内不同农产品之间相比较而形成的某种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简称为产品优势,即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通过区域内不同农产品之间的比较来实现的。

2.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当构成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及条件发生变化时,其优劣势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由于市场供求变化、技术进步以及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会使过去居于优势的某种区域农产品现在可能已处于劣势;而现在处于劣势的某种区域农产品将来也可能会占据优势。因此,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处在一个不断被创造出来而又不断在消失的过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要使其真正地转化成现实的竞争优势,还需要不断地培育、创造并维持这种优势,才能最终转变成竞争优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深刻认识这种动态的潜在的优势,为此首先必须了解哪些因素影响比较优势。

二、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自然资源和要素禀赋

1.自然资源因素。自然资源是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是传统农业布局的依据。农业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组合对区域农产品生产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自然条件的地理差异是农业生产地域分工的自然基础。由于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特点就是经济再生产过程同自然再生产过程的一致性,因此,影响动植物生长的光、热、水、土、地貌等自然因素就成为影响农业生产与发展的重要资源条件,其时空分布及组合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布局和区域间的农业生产分工。但是必须看到自然资源对农产品生产的决定作用正在减弱。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自然资源对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形成并进而发展成为竞争优势的约束作用较从前已经大大减弱。

2.要素禀赋因素。要素禀赋是农业生产活动中所需要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和投入要素,它不仅包括传统的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还应该涵盖制度、信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这里就劳动力、技术、资本要素做一简略分析。

劳动力要素对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高低。区域劳动力素质高对形成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区域劳动力素质高,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就大。

技术要素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影响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一是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二是技术进步可以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区域农产品生产可以通过采用现代的技术手段来提高农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减少农业生产受自然界的制约,创造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肯定,现代农业技术的引进与创新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某种农产品的区域优势,从而实现农业的跨越式发展。

资本要素对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表现在通过加大资本投入可以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科技进步,进而促进结构升级,使区域农产品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有利于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朝着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产业和产品的方向发展,从而提高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水平。

要素禀赋对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影响很大,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要素禀赋对某一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是可以改变的,劳动力、技术、资本都可以自由流动,重新集聚,为某一有活力的区域所利用。总体来看,区域劳动力技术知识与管理能力,特别是区域农业企业家群体的管理能力,对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非常重要。

(二)分工因素

分工对比较优势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分工可以提高区域劳动力的专业技术知识与管理能力,一般分工越精细其比较优势就越强。

(三)质量因素

质量因素在农产品比较优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差异逐渐缩小和消失,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区域农产品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比较优势的高低和强弱。

(四)政府行为与经营体制因素

波特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政策调节、创造竞争优势。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提高离不开各级政府特别是乡镇一级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政府在发挥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中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制定制度、提供信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研究与推广等公共基础服务上。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政府或同一政府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政府行为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也不同,一般在有工业基础的区域更有作为。

(五)人文资源因素

人文资源可以包括历史传统、民族习俗、宗教文化等。它们在区域农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一般不如自然资源那么直接,然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是影响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巨大的潜在因素。

影响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区域的农业产业组织条件下,其对创造比较优势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从下面的理论分析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

三、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理论分析

(一)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理论基础

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体系。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可追溯至亚当·斯密。斯密认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应出口生产成本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生产上占劣势的产品,这一理论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总结为绝对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即使一国在生产所有产品上都具有较他国的绝对优势或劣势,也会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更多的利益。他的理论被称为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并且由于其理论关注资源禀赋的配置状况,又被称为外生比较利益说。以后的比较优势学说的发展主要是沿着斯密和李嘉图这两条相互联系又具有差异的思路进行。其中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由赫克歇尔和俄林进一步发展,总结成禀赋比较优势说,或简称为H1-O定理。

比较优势理论尽管最早源于国际贸易领域,但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起着很大的指导作用,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更是起着主导作用。这种惯性对今天的区域发展,特别是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影响仍是深远的。显然,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在产生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有些人谈区域农业发展必称比较优势,有时没有优势就干脆自封优势,似乎到了一切从优势出发、没有优势就不能发展的地步,而结果并不让人满意。于是人们开始反思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指出比较优势不一定是竞争优势,只有竞争优势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加快发展一国的竞争优势是当务之急。这一理论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20世纪末,杨小凯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他们的研究对我们认识比较优势、开发竞争优势很有启示。

(二)基于分工的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理论分析

1.传统的比较优势论批判。传统理论认为某一区域生产什么取决于这一区域的比较优势,只要某种要素有一定优势,即要素投入成本低,就开发生产相对应的产品,产品具有成本优势就能在市场上取胜。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变得日益复杂起来,成本不再是争取消费者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售后服务的专业化、产品质量等都使单纯的成本已不再是竞争中致胜的唯一法宝。专业化的服务、产品的多样化、便捷的运输等都使传统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不复存在。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必须不断再造,而再造的关键是积极参与分工,依据市场的需求变动,不断推动专业化生产进程,专业化是创造比较优势的根本途径。

2.农业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一大趋势是形成规模化、特色化与专业化生产。以欧盟农业为例,荷兰已形成花卉与牛奶的产业区,比利时精于养鸡,而法国专门生产小麦及面包等,丹麦在养猪方面很出色,这样精细的分工与专业化,使每一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产业区。美国的农业也一样,如苹果生产主要集中于华盛顿州,棉花生产主要集中于南部的几个州,小麦生产则集中于中部的几个州,形成了各种专业化的产业带。而我国仅小麦、玉米在全国就有20多个省份进行生产,造成许多省份的产业结构雷同,结果形成大而全的结构,什么都搞,什么都搞不精,专业化进程缓慢,不利于农业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专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实践证明专业化分工生产可以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

3.农产品专业化分工的类型分析。农产品生产分工主要包括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水平分工主要解除了农民横向联系与发展的问题,在水平分工之前,大部分的农户如果兼业,他不得不了解多种农作物的生产知识。但如果分工,他就可以把精力集中于某一作物上,从而获得专门知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垂直分工主要是指部分农户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农产品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从而有利于该环节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在我国素有“大蒜第一县”之称的山东省苍山县,由于其大蒜在全国乃至日本、韩国信誉很好,故分化出许多农民专门从事大蒜产业链上的其他服务,如进行大蒜的加工、运输、包装等。通过这样的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水平分工是基础,垂直分工是水平分工的深化,两种分工都对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有益。

4.专业化分工案例分析。农业生产专业化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变了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形成了自己的产业优势。专业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精于一业,一个地方只专注于一业,拥有最好的质量和最低的价格,这与我国过去习惯搞的大而全形成鲜明的对比。如山东省苍山县只发展一个产业即大蒜,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大蒜产业区。全县大蒜种植面积达20多万亩,年产大蒜10多万吨,2万多农户从事大蒜种植及相关产业。苍山县的大蒜已形成一条龙生产,包括蒜苔、大蒜的保鲜以及蒜米速冻、腌渍、蒜片、蒜粉、蒜油、蒜汁等深加工和出口;还有一些企业正在利用生物分离技术,提供大蒜素等生物产品,制成大蒜胶囊、饮料、大蒜精等。经过这样专注于一业的发展,苍山县现已享有“天下第一蒜”的美誉,农民收入显著提高。

这些理论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从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分工是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根本路径,加快区域农产品生产分工就能促进区域农业发展。因此如何加快推进区域农产品生产分工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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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战略对策

根据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至少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区域农产品的生产分工,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

(一)效仿工业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组织农业生产专业化

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化大生产,核心内容是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专业化分工有利于形成特色、提高劳动生产率、培育竞争优势,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可能。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能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组织的规模效益。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领域较早地引入了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美国1914年就已形成了种植的专业化。农场的专业化比例高,棉花农场专业化比例达到79%、蔬菜农场为87%、园艺作物农场为98%、果树农场为96%。就农场的经营规模而言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每个农场拥有的土地从1950年的86公顷增加到现在的176公顷,平均规模扩大了1倍。对比我国农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布局分散、生产小而全、管理无标准,造成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竞争能力弱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借鉴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到几个支柱”的要求,大力开展专业村、镇建设,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

(二)大力培育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专业化经营的组织者、市场的开拓者、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农业专业化的营运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在整个产业链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要发挥龙头企业在引进、示范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等方面的作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充分利用龙头企业开拓市场能力强、信息灵敏度高的优势,把市场信息、实用技术、管理经验传给农户,组织开展农产品购销;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精加工,延长产业链,促进优势农产品的转换增值;对农产品加工、合作组织等各种类型的农业专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大力扶持,使他们与农民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关系,增强带动作用,保证农产品比较利益的提高。

(三)加快农产品经营管理流程再造,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我国农产品生产经营管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与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建设。

1.大力开发市场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包括各类农民协会和农业合作社。中介组织是连接市场和农民的桥梁和纽带,通过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发展、联合起来竞争,不仅能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的谈判地位,而且可以有效地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减少农民面临的市场风险。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农协的国家之一,全国99%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组织。农协不仅为农民提供生产指导,而且组织流通,开展信用服务,农民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90%,以上由农协供给,生产的农产品80%以上由农协销售。正是这些功能齐全、覆盖面广、渗透性强的农协组织支撑了日本农业的发展,使日本农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必须大力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这是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环节。

2.努力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工业产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销售,所依赖的是发达的营销网络。把这一经验移植到农业领域,必须着力改造提高农产品批发市场,进一步健全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放手发展农产品购销企业和农民“经纪人”,形成多元化的流通格局;采取设办事处、开窗口的办法,将农产品打进国内大中城市,扩大市场份额;要更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彻底改变过去肩扛手提、提篮小卖的落后方式,积极采用会展促销、销售、物流配送、连锁经营、电子商务、期货交易等现代营销手段,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积极发展创汇农业,开拓国际市场。荷兰鲜花出口占全球的60%,其农产品出口销售主要依靠拍卖市场,仅阿斯米尔花卉拍卖市场每天就成交花卉1500万枝,年出口25亿欧元,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四)加速推进技术进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并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法国,食品工业对GDP的贡献是汽车工业的2倍。在美国,食品工业是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行业。有资料表明,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部总利润,生产环节仅占l/5,价值1元的农产品经加工处理后,在美国可增值3.7元。由此可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潜力巨大。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依赖于工业技术进步。美国仅玉米就可以加工2000多个产品,而我国仅能开发出100多种产品,美国能够利用葡萄皮渣提取红色素,而我国只能作为废弃物抛弃,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产品加工技术水平的差异。从理论上分析,农业作为弱势产业,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也在下降,但对加工产品的需求是不断上升的。因此,必须加速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充分发挥现代工业对农业的巨大带动作用,通过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创造产品比较优势,提高农业整体效益。

可再生能源优势范文4

关键词:汶川地震民营企业企业再造

汶川特大地震给四川地区的县域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其中当地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民营企业遭受极为严重的打击。如何避免和战胜危机,已成为灾区民营企业为获得生存和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和巨大挑战。而在这一关键时刻,企业再造成为灾区民营企业发生彻底性变革,并得以再生和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汶川地震灾区民营企业受灾现状及机遇

实地调研发现,在汶川特大地震中,当地民营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遭受了严重损失。企业员工伤亡人数众多,员工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绝大多数企业的厂房、生产设备和生产所需基础设施均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震后市场环境恶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外地对灾区信息的缺失和灾情的夸大,灾区民营企业的商业信誉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民营企业根深蒂固的高度集中的产权结构不仅使企业缺乏对经营管理者的制度约束,而且造成企业筹资渠道单一,资本流动性差,以致企业融资困难重重。

“5.12”特大地震给受灾地区民营企业带来惨重损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发展机遇;全国对灾区的持续帮助和跨省市对口支援将给灾区带来人力、技术、项目、渠道等方面的大力援助;全国乃至世界人民对灾区的关怀和关注,国内外新闻媒介的舆论传播,无形中帮助深处灾区的民营企业形成特殊而强大的品牌效应;全国各行各业都积极地利用所拥有的优势资源援助灾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重建,使得当地民营企业可利用的资源相比震前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幅度提高。

地震灾区民营企业再造的现实意义

企业再造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迈克•哈默(M•Hammer)与詹姆斯•钱皮(J•Champy)提出,指对企业流程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性的再设计,以便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衡量企业绩效的重要指标上取得显著性的进展。而灾区民营企业的再造需要对企业整个系统的各要素进行全面的重新整合,而非仅仅局限于流程的再造。因此,本文定义的企业再造指的是企业为了获得再生机会,对企业的发展战略、组织结构、管理体制、企业文化、产品结构、工作流程、人力资源、营销活动等各个方面的重构和再生成过程,它不同于对企业进行局部性的改造,它是企业要素的全方位的重新整合。

对于灾区民营企业来说,大危机与大机遇并存。而在这一关键时刻,企业再造能帮助灾区民营企业根本上摆脱困境,充分利用机遇,似“凤凰涅”一样,得以新生和可持续发展。

严重的受灾现状要求民营企业通过企业再造的方式降低运营成本,借此去除固有的弊端,增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整合并高效利用现有资源,激发员工重建的信心,恢复商业信誉,从而获得新生。地震所带来的重大机遇也要求民营企业通过企业再造提高企业对机遇的利用能力和对内外部优势资源的整合能力,变“输血”为“造血”,实现更高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型的重建。

灾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是受灾地区的经济支柱,在灾民就业安置和灾区地方经济体系重建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身处灾区的民营企业更应在这一特殊时期和环境下承担并履行企业社会公民责任。因此,民营企业应通过企业再造,走可持续发展型的重建之路,重振地区支柱产业,恢复并发展地区经济。

地震灾区民营企业再造的主要内容

与其他企业相比,地震灾区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更加特殊和棘手。地震灾区民营企业再造不单是企业自身的问题,而且还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因此企业不能采取激进的方式,一蹴而就地实现企业再造,而应该根据现有问题的重要性和紧急性,逐步深入,分类别、分层次、分阶段进行再造。在无法实现最优的情形下,努力实现次优,从局部着手,循序渐进地改进管理、用人、文化等一系列现状,最终实现企业全面再造。

地震灾区民营企业再造主要分为两个层面:战略层面的再造和策略层面的再造。

(一)战略层面的企业再造

思想观念重建。企业再造首先是思想观念重建,它对企业其他方面的再造的顺利开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应动员全体员工改变旧有思维模式,调动每一位员工恢复生产的工作热情,强化只有自己才能真正救自己的观念,树立在巨大逆境中齐心协力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重建理念。

企业战略重新定位。企业必须根据地震后自身问题、现有能力、外部环境和宏观政策,重新确定企业经营方向,重新制定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整合现有资源和能力,充分发掘当地潜在优势资源,将治愈灾难作为谋求发展的新契机。

产权结构再造。企业产权结构再造大体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即企业恢复生产阶段,企业在理顺产权关系的同时,通过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同时扩展融资渠道,以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结合方式,大量吸收各种社会资本;第二阶段,即企业再造深入阶段,企业应在治理结构上打破家族垄断,采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科学管理模式,扩散股权结构,建立完善的融资体系。

管理模式再造。企业应改变原有独裁决策方式,将决策权分散,实行群体决策,民主决策,动员全体员工参与管理。同时淡化家族色彩,将更多的权利授权给管理者,建立对家族成员的约束机制,完善企业制度,使企业运作制度化。

重塑企业文化。重塑企业文化是思想观念重建的延续和深化。企业灾后的重建发展需要一段相当漫长的过程,因此必须形成促进企业灾后重建发展的企业文化,不断为企业重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企业文化再造要求企业在保留原有企业文化的优秀部分的基础上,加入抗震救灾的精神,即在企业文化的精神、制度和物质三个层面中加入自力更生、团结一致战胜灾难和积极服务灾区的企业文化新要素。

(二)策略层面的企业再造

产品结构再造。企业需要优化和再造产品结构,集中力量开发能利用震后外部机遇和现有资源的优势产品,停止生产无市场空间的产品。同时企业需加强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进行企业的产品升级,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

企业流程及组织再造。企业流程再造是指企业在重新定位的战略指导下,对原有流程进行根本性地重新思考和设计,集中精力于那些能产生最大效益的流程,去除与重点业务无关的、多余的流程。企业组织再造是与流程再造一致,对企业组织结构重新整合,将传统面向功能的组织结构转化为面向流程的组织结构,以谋求组织整体效益最佳。

市场营销再造。企业需根据震后新的发展战略,重新调整市场营销策略,充分利用地震所带来的机遇和特殊人气,寻找新的市场定位。在广告宣传中,恰当融入抗震救灾的相关题材,唤起消费者的共鸣;充分利用对口援助省市的市场,扩展产品的营销渠道;利用地震形成的特殊品牌效应,以全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和感人事迹为背景,以自强不息积极重建的企业形象为基础,在品牌中注入团结、奋进、感恩等精神要素,给予消费者振奋和感动的体验。人力资源管理再造。企业应制定适合人才成长的政策,形成吸引优秀人才的企业环境,以吸引、留住和激励优秀人才为企业发展服务。但对于资金紧缺严重的大多数受灾企业而言,还应同时加大从内部培养和提拔优秀人才的力度;在招聘时,优先考虑企业所需专业和技能的灾区人员;企业应积极开展以心理辅导和精神激励为主要内容的员工培训;在薪酬福利上充分考虑灾区员工的特殊困难,针对员工的受灾情况采取不同的倾向性补助政策。

地震灾区资源型民营企业的再造策略

资源型企业是基于自然资源的占有或独占,以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为基本生产方式,依靠资源的消耗来实现企业的增长,以资源占有优势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类型。

地震灾区民营企业中资源型企业占较大比例,并且多数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而这次特大地震给资源型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例如有色金属行业受损严重,锌矿、铅矿和铝矿及其冶炼厂受到了直接影响。而作为我国五大磷矿基地中的绵竹、什邡,在这次地震中,其矿源、矿带几乎造成毁灭,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得以恢复。

灾区资源型民营企业由于具有对资源依赖的特殊性,因而其再造策略包括上述内容外,还应着重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再造: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利用现有资源。资源型民营企业应立足于企业内部现状和外部环境,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突出核心业务,剥离不良资产。企业应构建资源循环利用成长模式,实现对产品的前端、中端和末端的资源消费的控制和优化,依靠技术改进和技术创新,实现对产品、副产品、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发掘可替代的新资源,改变业务方向。特大地震造成企业原有资源严重短缺,企业可通过发掘可替代资源的方式,选择新的发展业务,从而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产业链向精细加工环节延伸。资源型企业可通过产业链的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逐渐摆脱企业对主导产品的严重依赖。资源型企业的产品包含若干层次,对产业链的延伸既可选择在同一产品层次上的横向拓展,又可选择在不同产品层次上的纵向延伸。

对于受灾较严重,无力独自发展的企业,应积极联合当地或对口支援地区同行业、同类企业中的优势企业,采取合资、合作、兼并等形式来进行战略性重组。通过资源的重新整合,受灾企业可借助优势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得以生存和发展,原有资源同时得到充分利用,企业结构也得以不断优化,从而最终实现资源的集约化、规模化开发。

对于原有矿源遭到毁灭的企业,应转向相关产业发展。由于原有产业价值链的源头的缺失,企业不可能在原有产业上继续发展,企业应充分利用原有的渠道等优势,通过与供应商和客户间的合作向相关产业转型。企业可利用对该行业的熟悉程度较快地把企业纳入正轨,而且可通过与其他企业的合资等形式,消除进入新行业的种种障碍。企业还可以借助与上下游相关企业原有的良好关系建立稳定的资源渠道,使得企业在较短时间内适应转型后的经营,迅速恢复企业的竞争力。

结论

灾区民营企业的重建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恢复重建,而应是站在新高度,利用新机遇,可持续发展型的卓越重建。灾区民营企业借助企业再造的方法,将彻底地摆脱地震带来的阴霾,脱离困境,获得再生和发展。

参考文献:

1.MichaelHammer,JamesChampy,王珊珊(译).企业再造-企业革命的宣言书[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许跃辉,陆为群.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家族化问题探讨[J].理论探索,2007(6)

可再生能源优势范文5

20世纪80年代,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和产业结构学派的追随者将超额利润的来源归结于产业结构要素,“规模经济”、“经验曲线”、“进入壁垒”等与产业结构息息相关的理论被奉为金科玉律;20世纪90年代,随着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等人提出“核心竞争力”,以及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的崛起,人们的视角开始转向企业自身,关注“核心竞争力”、“动态能力”等与企业价值链活动相关的经典概念。

最近几年,在新技术应用层出不穷、产业环境日趋动荡、消费者对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期望越来越高的背景下,产业边界逐渐模糊,跨界合作与价值共创成为潮流,使商业生态圈成为炙手可热的概念。

然而,构建或重构生态圈能否为企业带来持续的超额利润?它与竞争优势有什么关系:是“鱼与熊掌”,还是“缺一不可”?生态优势是否能够替代竞争优势?这些问题迫使我们今天重新思考企业优势的来源。

经典战略框架的竞争优势

要厘清生态圈时代下竞争优势的来源,首先就要对它的参照系――经典战略框架及其对竞争优势的阐述――进行梳理。

经典战略框架的观点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该理论体系成熟于20世纪80―90年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工业化深入发展、全球化浪潮来袭、企业竞争开始加剧。但是产业界线清晰、结构也相对稳定。在此时代背景下,经典战略框架认为企业的利润率主要由两个部分决定:一是行业结构,也就是行业内竞争、供应商与买家议价能力、新进者和替代者威胁这五股力量的综合影响。波特的“五力模型”对产业结构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并且用“规模经济”、“进入和退出壁垒”等因素来预测“五力”的影响方向。这些因素的合力最终决定行业的平均利润率。第二个决定因素是企业拥有和控制的资源,这可以帮助企业保持成本领先或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获得好的定位。如果企业拥有的资源是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和难以替代的,就构成了核心竞争力。它决定了企业是否能持续获得高于行业平均的超额利润。

由此可见,行业结构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共同决定企业的利润率。由于行业结构被视为既定的、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核心竞争力”一直是人们考虑提高企业利润率、增强竞争优势时使用的主流概念。

经典战略框架整套逻辑背后有两个重要的假定:

其一,是“零和博弈”。因为核心资源非常稀缺、非此即彼,企业必须你争我夺。这体现在与竞争对手的关系上,是短兵相接、互不相让;体现在与上下游合作伙伴的关系上,是提高谈判力量,争抢利润池中更大的份额。

其二,核心竞争力非常强调对内部资源的占有和控制。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在提出核心竞争力概念时,把它定义为“企业内部具有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可见核心竞争力是内生的。也就是说,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价值链活动上所拥有的资源。这两个假定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两个局限。

第一是核心竞争力的单一性。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资源永远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无法在价值链的方方面面都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事实上,能够真正培养起一个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已经相当优秀了,能有多个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几乎不存在。

另一个局限是:核心竞争力往往会变成核心刚性。核心竞争力需要结构、流程、文化等系统性组织体系的支撑。核心竞争力越强,组织流程、文化和人等方面系统性的耦合也越强,从而形成组织的路径依赖。当行业发生变革的时候,核心竞争力越强的企业往往改变起来越困难。柯达公司就是受制于核心刚性的经典案例。20世纪90年代,柯达胶卷年销售额高达190亿美元,其品牌深入人心,利润丰厚,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研发能力。但是,在胶卷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反而成为了其转型数码技术的最大掣肘。柯达公司首先发明了数码相机,但是由于数码技术的普及会损害其核心业务胶卷的销量,柯达对于数码技术的推进一直踌躇不前,最终反受其害,错过了数码时代的新机会。

经典战略框架下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局限都相当明显。在大工业时代的背景下,产业结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保持稳定,消费者对产品诉求也相对简单、单一。因此,核心竞争力的刚性和单一性局限表现得不突出。企业在固定的价值链环节上发展核心竞争力是获取竞争优势最通用、稳妥的方法。这也是经典战略框架在相当长时间内得以经久不衰的原因。

新竞争环境下的生态优势

进入信息时代,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硬件普及后,产业环境、消费者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整合性的需求提高: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单一的产品功能,而是希望通过简单、极致的交互,从极小的接触点上获得一揽子的个性化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行业跨界增加了竞争的不确定性。2007年左右,移动互联网诞生后,行业环境进一步变得复杂和模糊。对于身处其间的企业来说,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可能来自意想不到的跨界领域,它们必须时刻准备进入陌生领域、应对跨界异业者的挑战。

也就是说在今天,核心竞争力的刚性和单一性问题成为了主要矛盾。产业的融合和动荡不允许企业固步自封,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也迫使企业必须保持开放、灵活。显然,经典理论的适用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新背景下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所以,我们提出“生态优势”的概念。这里的“生态”是指具有异质性的企业、个人在相互依赖和互惠的基础上形成共生、互生和再生的价值循环系统。企业的优势不仅仅来源于内部价值链活动的优化和资源能力的积累,还来源于对外部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就是企业组合商业生态圈元素,协调、优化生态圈内伙伴关系的能力。与内生的竞争优势相反,生态优势强调的是“外部关系”,不仅仅关注自身的价值链,还要重新定义和优化价值网上的活动,管理好外部资源。

生态优势背后的假定不再是零和博弈、你输我赢了。它强调共赢――把饼做大,形成共生、互生和再生的利益共同体。生态优势不追求“为我所有”,而是“为我所用”,有效地与外部资源发生连接。腾讯并不拥有微信平台上公众大号的所有权,但是公众号文章的阅读量会推动微信平台的繁荣;亚马逊Kindle不做内容出版业务,但是优秀出版商的电子书籍下载量会惠及Kindle产品的号召力。一方的繁荣并不是以另一方的萧条为代价,而是你中有我、互惠互利。

在经典战略框架下,企业通过占有和控制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和无法替代的资源,培养核心竞争力,从而持续地提供成本领先或具有差异化的产品。在生态视角下,企业应不断地增加生态圈内伙伴的异质性、嵌入性和互惠性。异质性对应了“共生”,使生态的功能更加丰富多元;嵌入性对应了“互生”,使生态伙伴之间彼此依赖、相互扶持;互惠性则对应了“再生”,是整个生态在个体与集体、当前与未来利益之间的平衡和放大。异质性、嵌入性和互惠性高的生态圈具有适应能力和放大效应――灵活地组合不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形成协同和放大竞争优势。

生态圈的价值在于:第一,为企业提供了在传统的行业结构、竞争地位之外的价值来源;第二,有利于行业结构的优化、核心竞争力的建立,也就是巩固传统的价值来源。最终,这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企业优势全景图

竞争优势与生态优势是两个平行的概念。从定义上比较,竞争优势主内,生态优势主外,在各个维度上两者都有本质的区别;从影响企业利润率的路径来看,竞争优势直接影响的是竞争地位,生态优势则改变集体行动、并通过集体行动间接优化行业结构、改善竞争地位,分别从不同的路径影响企业的利润率水平。

由此可见,竞争优势与生态优势不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是解释企业利润率水平的不同维度。

我们以“竞争优势”和“生态优势”为两个维度,可以勾画出不同企业的优势图谱。根据企业在图谱中的不同位置,可以区分为“熊猫”、“猛虎”、“蚁群”、“狼群”这四种类型。

熊猫

自然界的大熊猫对环境适应能力很差,只能在自然保护区才能延续种群的生存。与此类似,熊猫型企业指的是那些自身核心资源较弱、也无法调动和充分利用商业生态圈内合作伙伴能力的企业,通常只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政策保护等因素模仿跟进,以求生存。

例如,我们国家的很多产业园区、孵化器内和享受垄断地位的企业就属于这种情况:它们的生存依赖较低的要素价格(有时候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与相关方的特殊关系或政策保护下的垄断地位,并没有真正建立起竞争优势和生态优势。

猛虎

老虎凶猛异常,独来独往,是山林里当仁不让的王者。但如果在开阔地带面对行动敏捷的群居猎物,单兵作战的老虎胜算寥寥无几。类比到企业,猛虎型企业指的是具有核心竞争力,能够在既定的轨道上不断创新、实现突破,但是不善于接连外部资源和伙伴、生态圈优化能力较弱的企业。如果猛虎型企业所处的行业结构相对稳定、产业的发展轨迹主要由渐进式创新来推动,那么它们的竞争地位很难受到撼动。

蚁群

蚂蚁的特点是虽然身躯弱小,但是有极强的协同组织能力,因此作为一个群体,蚁群的力量不容小觑。蚁群型企业也是如此:尽管作为个体,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不强,但是它们对产业变迁的趋势有灵敏的洞察力,对生态圈伙伴有强大的号召力,善于调动和利用外部资源为己所用。这样,凭借生态优势,蚁群企业很有可能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下超越以核心竞争力见长的猛虎型企业。

例如,亚马逊在推出第一代电子书阅读器Kindle的时候,硬件的性能和设计都不算顶尖;小米手机时,也只是对一些现有模块整合和系统优化,并没有独一无二的核心资源。但是凭借对用户需求的理解和业内资源的组合,亚马逊和小米以生态圈取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必须看到的是:生态优势只是企业优势的一个方面,无法取代核心竞争力带来的竞争优势。当受到新技术的影响,产业融合、跨界合作变得频繁时,蚁群型企业很可能凭借生态优势在与猛虎型企业的竞争中占得上风,但这只是暂时的。长期来看,产业环境的变化是间歇性的,在相对稳定的阶段主要还是依靠核心竞争力。

另外,当打盹的“老虎”苏醒过来,着力构建生态圈时,也会给蚁群型企业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小米手机虽然擅长构建生态圈,但是多年来一直没有建立起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最近它受到了来自华为等传统明星企业的挑战,业绩不如预期,质疑小米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可见,即使生态圈再完美,也不能放弃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否则很可能是昙花一现。

狼群

狼的速度、耐力都很出众,难能可贵的是协作能力也极佳。对应到企业,狼群型企业指的是同时具备竞争优势和生态优势的企业。今天异常动荡、不确定、复杂、模糊的环境越来越要求企业具有“狼群”的特征。

亚马逊推出第一代Kindle时设计和性能都不如索尼阅读器,饱受诟病,但是之后其性能不断提升,先后推出背光屏幕、彩色屏幕的Kindle Fire系列等创新产品,其极简主义的设计也备受外界好评,这说明亚马逊从根本上加强巩固了竞争优势。其实在第一代Kindle大获成功后,美国最大的书籍零售商巴诺书店就效仿推出了自己的阅读器Nook,苹果公司也了iPad和配套的电子书市场,迎战亚马逊。但是这些后来者无一能够撼动Kindle的领导地位,这与亚马逊不断巩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构筑护城河密不可分。电子消费品行业背景具有典型的高度竞争、复杂模糊动荡和不确定性高的特征,要求企业同时具备生态优势与竞争优势。亚马逊正是因为具备生态优势,才能在与索尼的竞争中取得胜利;也正是因为迅速培养了竞争优势,才能在之后与巴诺书店和苹果公司等巨头企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企业优势图谱要表达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未来优势的来源可能来自内部,也可能是外部,是竞争优势与生态优势的组合。每一个企业都可以根据企业优势全景图来评估自己在图谱上所处的位置。有的企业用外部资源来弥补内部资源能力的不足,有的企业则用内部资源能力来弥补外部连接的不足。图谱不是要比较熊猫、猛虎、蚁群和狼群型企业的优劣,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类型的企业(由于所处环境不同)并不具有可比性。其实,无论是熊猫、蚁群、猛虎还是狼群,只要与行业的竞争环境相匹配,都可以生存和发展。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两点:

第一,企业的优势矩阵能否帮助其获得更高的利润,与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当竞争激烈、但产业结构稳定、渐进发展时,基于核心竞争力的竞争优势更为重要;当产业结构发生非连续的变化、跨界融合成为主旋律时,基于集体行动的生态优势更为重要;当产业环境同时具有高强度竞争和结构性变化时,则竞争优势与生态优势缺一不可。

第二,如果我们来看产业环境变化的大趋势,可以肯定的是:在政策、技术等因素的推动下,适合熊猫的“珍惜动物保护区”(稳定的环境)将会越来越少。企业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会越来越频繁。不同行业在经历这一过程时可能会有先后缓急之分,但这仍然是大势所趋。企业要审时度势,基于对未来业务环境的判断未雨绸缪,及时调整和更新自身的优势组合。

增强企业优势的路径

竞争环境千变万化,企业在优势矩阵上的位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PC时代,微软无论是自身的竞争优势,还是建立在与Intel及众多软件开发商、硬件生产商、渠道商关系基础之上生态优势,都被奉为经典。但是进入移动时代后,由于缺乏相应的布局,微软的生态优势逐渐丧失,一度危机四伏。但是凭借windows 10、Surface Pro等一系列产品的推出和对移动端的重视,微软正在努力重回狼群的行列。可见,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生态优势组合是动态变化的。

20世纪80年代,作为PC硬件老大的IBM聚集了微软、Intel等一众企业,以开放的姿态成就了围绕在IBM-Windows-Intel周边的兼容机生态圈,并借此打败了当时的竞争对手苹果计算机。但是之后随着IBM进一步开放硬件标准,自己却无法保持在硬件制造上的资源独占性,IBM将核心竞争力拱手让出,丧失了在生态圈里的发言权。PC兼容机市场也逐渐演变成了以Windows和Intel(被称为Wintel)为核心的生态圈。今天,苹果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软件商、渠道商和其他服务商围绕在其周围,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圈,与其在硬件和系统设计上的实力密不可分。所以说,基于核心竞争力的竞争优势是撬动生态优势的支点。

可再生能源优势范文6

新能源产业尽管被决策层视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但其所生长的环境有着天然的恶疾,如果不能认知并克服这一点,新能源产业最终也只能成为无根的浮萍而非参天大树。

 

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上,中国再次犯了很多错误。

归根结底是国家战略的错误,在产业体系的打造和发展上,中国仍然缺乏系统思考和一揽子设计,这使得旧产业破绽百出,除了被压制在低端和高消耗高污染端的板块以外,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无从谈起。

 

认知错误

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国家决定实施“跨越式发展”,在一些与发达国家同步的产业方面大举投入,选择了一些有可能“弯道超车”的产业,如光通讯、基因科技、航天技术、新一代互联网技术、高铁、新一代核电技术以及新能源(如电动汽车,光伏,风能,储能技术)等等产业领域。一个新的起跑线,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堆积的技术优势并不像传统产业那样壁垒重重,在这些方面进行聚焦式投入,可能会导致中国穿越厚厚的产业壁垒和经济包围圈,最终实现虫洞逃逸式超越。

 

这种思维,认识和假设的背后,是一种学说在起作用,就是美国的克里斯滕森为代表的一类所谓的不连续式创新学说在作祟,该学说认为产业的发展是跳跃式的,非连续的,未来的创新往往并不基于现在的技术基础,所谓巨无霸往往被旁逸斜出的创新者颠覆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种学说是有其应用前提和适用边界的,这里暂且不论。但在中国急于用这种思维推进跨越式发展,硬生生的通过选择一些点去投资,去遮蔽昨日的错误,遮蔽在旧产业上不系统规划,产业治理失败,产业的技术梯次失序和秩序化发展管理缺位的种种错误。这些错误被“出口导向”进一步恶化后,埋单的代价太过沉重,比如半导体、高端装备产业。

 

如今,新能源产业犯了相同的错误,根源在于我们的思维范式和认识结构出了问题。这种问题可以归结为六个核心认识错误。

第一,比较优势思维,我们极力发挥资源禀赋,形成相对优势即可,无需打造绝对优势。

第二,秉持全球产业链分工,无需自身打造基础骨干产业,包括钢铁、化工、核工业、电子、装备、防务、航天、基因产业等大产业,不需要自身成体系的掌握,只要和其他国家分工,形成交易体系即可。

 

第三,局部产品创新,通过市场逐步连结成一个产业体系。

第四,出口导向,在国内形成海量规模的同时,大力推进出口,在连续扩大制造优势的前提之下,产业形成巨大积累,自然能够完成产业升级,梯级化,乃至掌握核心优势。

第五,通过压缩时间进程形成规模优势,导致发达国家产业加快向中国转移,最终掌握该产业核心优势。

第六,渐进式创新可以逐步超越发达国家,无需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基础型研发,通过逆向工程,以及大量的软科学,工程层面创新,可以实现超越。

这些认识还在荼毒着中国的发展,同样荼毒着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

短视背后的扭曲

当中国还在讲五年规划,大多数产业还在做五年发展战略。

甚至有人提出产业变化和发展太快,不确定性和风险太大,五年都用不着,可以做两三年战略,然后,强化规划滚动调整即可。但不要搞错,包括新能源产业在内的很多产业,都是长周期产业,而其成功的关键就是长期战略规划,开阔的产业视野,和结构严密的产业体系。像新能源没有二三十年的规划,国家层面的基础课题的储备,攻关,产业层面的若干基础研发课题的突破,乃至合理的产业体系的打造,以及伴随产业发展全程的产业治理等等这些要素型体系就没法形成,往往是零敲碎打的,是不连续,前瞻性差的,结构松散的,形不成结构性优势。

 

短视背后,中国还需要管制各种扭曲性的力量。

第一种必须管制的力量是央企。以央企这么富裕的政商能量,国际化出不去又憋回来后,只能且必然基于原有存量优势,极力探寻所有可能的释放通道。在国内所有够得着的产业层面,进行可怕的横向扩张,而只要其政商资源强大,金融资源富余,能撬动地方资源的配置,优先获得省部对接优势,地方产业再整合优势,庞大的存量资产与省属国企之间的再重组优势,以及将强大的投资总量转化为与地方的合作筹码,接下来,其所能获得的资源,各种产业之间所能打造的超级循环,就不是省地属国企所能做到的,更不是民企所能参悟的。

 

央企的这种投资势必会形成强大的挤出效应,少数在新能源这么一个新跑道上,利用产业知识壁垒和先发优势的民企们,本身已经接受国际企业的系统优势,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竞争压力,以及被尾随者围追堵截,而央企的巨大的横向扩张行为就是在骆驼的脊梁上再装上一个万吨水压机,直接会把这个产业给玩残了。

 

第二种必须管制的力量是地方政府用人造经济的手法制造新能源产业的热情。

中国各地政府还在用比较优势的办法来打造新能源产业,用烧钱堆产业的手法来算地方的“大账”,引导新能源企业烧钱给地方堆个产业出来。而新能源企业也就将计就计,利用地方政府为了打造新能源企业,舍得豁出土地,财政政策,以及其他资源的心态,形成一种玩综合成本式的运作。其手法从低端切入,逐步引进消化吸收,在模仿,局部优化,抄袭,逆向工程等做法混合的研发战略上大行其道,通过组装放量制造,通过多项溢出性资源——土地,低息贷款,政府采购,新能源形象工程等等,通过把这些溢出资源整合到新能源产业里面去。改变资产状况,现金流,以及通过营业外收入,转移支付等等,最终变戏法似的把一个亏损产业变成高成长企业,并最终基于以上运作形成政商综合成本优势后大举出口。

 

这种力量的坏就在于纵容了那些不肯认真做实业,更长于用腾挪转移的手法玩大循环的企业,而当地在用财税和土地等资源把一个新能源企业,乃至一个新产业培育起来以后,哪怕明知有问题,也只能用地方保护和进一步注入资源等手法去维系其存在。

 

当然,地方政府宝贵的可赋予资源也被稀释和浪费了,机会成本巨大。是个真正的双输。

第三种需要管制的力量就是必须去除一种长期盘绕在新能源领域,使得我们无法正视外部,并产生坚毅行动的“怨妇心理”。

新能源必须去除自身弱势被边缘化,不受重视的心理,必须发展自身的绝对竞争力,要么在成本上超越传统能源,要么在应用上有传统能源无法替代的优势,要么对场地等外部环境适应性极强,要么对当地的禀赋发挥的及其充分。新能源产业不能靠道德力量活着,不能靠简单算环境账活着,不能依赖产业政策,更不能被依附为传统能源企业美化自己的胸部的硅胶填充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