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双减政策的认识范文1
［关键词］ 山东 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 双减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山东抗日根据地受到敌人的反复“扫荡”和分割“蚕食”，加之当时中共山东分局与八路军第115师领导对某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因而在政权建设、群众运动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中共中央委托时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在返回延安途经山东时考察予以解决。1942年3月下旬，刘少奇一行抵达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滨海区，至7月下旬离开，共4个月余。这期间，他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帮助山东分局总结工作，吸取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明确了斗争的方针任务，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变化。尤其是他关心群众疾苦，善于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减租减息运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为山东根据地建设和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双减”工作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展情况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总政策，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对敌，决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把它列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减轻地主剥削，调动农民抗日的积极性。［1］这是抗战时期党在农村的一项战略任务和策略方针。
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总结各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又出台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基本政策原则：第一，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切实保证农民的承佃权。第二，实行减租后又须交租交息，并保护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第三，富农的一部分封建剥削，租息照减，同时在适当改善雇工生活条件下，保护和鼓励其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并具体规定：地租照抗战前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以一分半计息，这就是通常说的“二五减租，分半计息”的政策内容。［2］
山东抗日根据地早在1940年11月11日即由省临时参议会公布了《山东省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但由于抗日斗争残酷激烈，党的领导对战时改善农民生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直到1942年春，除少数地区外，山东根据地的减祖减息尚未开展起来，有的地方减租户数不足百分之五，有的地方地主明减暗不减［3］。致使广大农民除饱受战争浩劫之外，仍受着地主高租、重利的盘剥，生活贫困衣食无着［4］。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挫伤了农民抗日的积极性。
二、刘少奇经过调查研究找到山东抗日根据地问题的症结所在
1942年3月下旬，刘少奇一行由华中进入山东后，边行军边沿途考察，一到驻地就访贫问苦，询问群众的生活状况，减租减息进行得情况。当他得知农民生活很苦，对减租减息有强烈要求，但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减租减息也没有普遍进行时，心急如焚。
3月底，刘少奇到达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115师部驻地临沐县朱樊村后，立即组织随行人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对参与调查的同志说，“减租减息是我们目前的根本政策，你们要多找干部和老乡谈谈，要从各方面了解各种人的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认为，山东在反“扫荡”斗争中之所以处于被动，根本问题在于群众运动没能发展起来，“双减”工作不够深入扎实，甚至部分同志还存在着错误的阶级意识。他严肃指出：“群众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搞好减租减息工作是群众工作的突破口，党政军干部要一齐抓。”［5］
刘少奇分别找到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分局副书记、省总工会主任黎玉，师政委，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箫华等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汇报并征求意见。他还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接待来访的党政军干部和农民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还把分局党政军的有关材料和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全部收集来，认真查阅并系统研究。在进行了多种方式、多种层次的大量调查研究后，刘少奇认为减租减息运动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干部对减租减息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没有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切身问题。由于根据地没有树立基本的群众优势，致使党的基层组织、政权建设及群众组织都不巩固。 因此，他认为群众工作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薄弱的环节。这样，就抓住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6］
在分局主要领导统一认识的基础上，4月 25日召开了有部分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的干部会议，朱瑞在会上作《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全面总结抗战以来山东分局的工作，提出今后抗日斗争的总方针和各项具体任务。报告检讨了山东党组织对群众工作领导上的缺点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克服脱离群众、轻视群众、忽视群众运动的观念。并尖锐提出，在党内必须清楚认识到轻视群众及群众工作，就不配做共产党员，就是不可救药的分子。分局决定自5月起，在山东各根据地内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动员与组织群众，改造扩大农救会，发展群众自卫武装，开展民主运动，保卫根据地及群众利益为今后的中心任务。［7］
刘少奇在干部会上专门作了《群众问题的报告》，在充分肯定山东抗日斗争成绩的同时，也严肃批评了忽视群众工作的问题。他指出，减租减息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最薄弱的一环， 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位置上。山东根据地日渐缩小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没有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刘少奇还着重论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攸关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他言简意赅地说：“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我们党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与劳动群众结合起来。［8］他还深刻论述了减租减息的重大意义，说要把其他工作做好，首先要依靠成千上万的群众，而要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必须搞好减租减息。因而减租减息是我们党在抗战时期的一项基本政策，要坚决贯彻执行。与会干部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山东地区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刘少奇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给山东干部树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榜样，因而受到广大干部的敬重、信赖和拥护。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双减”工作在刘少奇的指导下顺利开展
根据刘少奇的批评和建议，中共山东分局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在全省各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
首先，分局作出决定，把减租减息作为首要任务，并颁布了政策规定，保证运动健康发展。5月4日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提出为了更广泛地动员与组织基本群众，纠正过去的错误，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分局特郑重决定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并确定自麦收至年底，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一切工作，均须围绕并切实贯彻执行这项中心任务，同时还规定了运动开展的方法、步骤、方针、政策和具体要求。此后，山东战工会陆续颁布了《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等法规文件，对有关政策作了具体规定，要点是：减租，凡公私租佃土地均实行二五减租，承租人于减租后，应纳租额，须按约交清，减租后，救国公粮由主佃双方负担。土地税由土地所有人负担等。减息，凡抗战前成立之借贷关系，应以清理旧债为原则，厉行分半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一般成年男工，除由雇主供给食宿及习惯上的一般待遇外，其年工资最低标准，按各地生活状况以能再供一个人之最低生活必须费用为标准，具体数目由双方协定。女工、童工工资一般不低于成年男工标准工资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些规定，对保证运动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领导带头，深入实际，以点带面，推动全局。刘少奇对如何深入开展减租减息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方式方法，他建议分局减租减息首先要搞“点”，等中心突破以后，再在“面”上开展。分局研究确定以滨海地区的莒南、临沐县为“双减”运动实施的中心县。为了搞好“点”上的工作，从党政军机关抽调二百余人，组成大型工作团进入试点区，创造经验，推动全局。其中，分局书记朱瑞到莒南县蹲点，指导运动的开展。战工会主任黎玉则到鲁中区沂南县横河村蹲点。各抗日根据地都先后传达有关的指示精神，领导带头试点，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为了总结“点”上的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6月底，分局和滨海地委在临沐县东盘村召开干部会议，分别介绍了临沐县“双减”试点的经验和莒南县“拔地”的做法，为了防止运动出现偏差，刘少奇一再强调既要掌握方针政策，又不容许挫伤群众的斗志，不容许向群众泼冷水。他还与分局领导研究，决定采取个别指导、典型引路的办法，把运动开展得好的、中等的、差的典型县份的县委、区委、村支部书记和农会主席请来，询问政策执行情况并交流经验，以推动全局工作深入广泛的进行。
再次，加强党的领导，依靠农救会，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运动中，刘少奇十分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组织的问题。他教育蹲点的干部，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救会壮大起来、巩固起来，让农民真正把农救会当成自己的组织。为了充分发挥农救会的作用，运动一开始，农救会便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广大农救会会员响应党的号召，趁秋收时机抓紧进行“双减”运动。各地农救会都先后召开农救会代表会议，农救会会员骨干会议，宣传“双减”意义，公布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参加运动。刘少奇深切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农民，为了提高群众的觉悟，他带领干部深入临沐县东盘村、黑林子、夏庄一带了解情况。他教育干部：群众运动是群众自己的事情，切不可包办代替或存有恩赐观点，更不能乞求地主让步。如果地主敢于抗拒，就要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最后，刘少奇还非常重视舆论工具的宣传鼓动作用。他多次找山东分局宣传部和《大众日报》的负责同志谈话，使之密切配合群众运动。《大众日报》发表了《如何打开减租减息的大门》《向地主士绅进一言》《再进一言》《三进一言》的社论和文章，宣传政策并教育群众，推动运动深入发展。
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双减”运动进行扎实有效，对巩固根据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双减”工作的开展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政治上，“双减”运动促进了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壮大了群众组织，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据1943年底统计，仅滨海区新建农救会就有10万会员［9］。经过这场运动，根据地农村普遍树立了农民大众的优势，增强了农救会的威望和影响，提高了农民的觉悟，激发了农民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农民深切体会到共产党确实是他们的大救星，从而密切了党群关系，加强了农村党的建设。运动也使干部懂得了要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对农民的广泛发动和对开明士绅的积极争取使党和政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民族统一战线，为反对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反抗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奠定了基础。
经济上，减租减息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经过“双减”，减轻了地主对农民、雇工的剥削。据1942年底滨海地区的莒南、临沐、赣榆、沐水四县统计，减租的佃户1990户，减租土地31274亩，减租额为10.9万斤粮食。全省减租有1.8万余户，减租土地39.3万亩，减粮620万斤［10］。减租的同时，对雇工实行增资，山东根据地的多数地区由货币地租变成了实物地租，男工一般为每年四五百斤粮，童工、女工也按规定增了资。减租减息后，各根据地又实行了“定租”――一般五年不变；“查减”――检查“双减”政策贯彻落实情况，保证政策兑现；“借粮”一一青黄不接时地主向农民借贷粮食的应急之举；“拔地”一一地主拿出一部分土地给农民耕种，按规定交租等等措施，保障了贫苦农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山东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军事上，“双减”运动后，根据地形成了参军参战热潮，扩大了抗日武装。同时，各根据地普遍建立自卫团和民兵。据1943年初统计，滨海自卫团有11万人，农民武装积极配合主力军作战，放哨，坚壁清野，缉私打匪，反扫荡反蚕食，发挥了重要作用。鲁中有2.5万民兵参加反扫荡［11］。鲁南、清河、胶东等地的民兵队伍不仅数量迅速扩大，还创造了游击战的一系列新战法，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正如黎玉所说，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山东抗日根据地整个工作大为改观，对扭转山东工作的被动局面，起了决定性作用。［12］
参考文献：
［1］.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382.
［2］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资料室.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79：13.
［3］王众音. 滨海区抗日战争艰苦岁月［A］.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3.
［4］黎玉. 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A］.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山东党史资料［C］.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3.
［5］吕振羽，江明. 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A］.中国青年报社编. 回忆少奇同志［C］.北京：中国青年报社，1980：2.
［6］萧华. 难忘的四个月――忆少奇同志在山东［J］.红旗.1981,（15）.
［7］［8］吕振羽，江明. 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A］.中国青年报社编. 回忆少奇同志［C］.北京：中国青年报社，1980：2.
对双减政策的认识范文2
关键词：减租减息；博弈；互动关系；华北抗日根据地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内开展减租减息①（以下简称“双减”）运动，是在斗争与妥协和发动农民与维护和地主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空间中运作的。通过对斗争与妥协的动态调试，去获得既可以动员群众、改善农民生活、在经济上弱化地主的封建势力，同时又能够巩固统一战线的双重效果。
根据地的“双减”政策一经公布，在执行中，每个农民都要面对地主就“双减”数额等诸多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即个人“双减”方式。对此，中共不能包办代替，只能用政策和策略引导。正如同志断言：“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②在中共掌控的根据地，由于农村土地关系的复杂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减”条文标准不可能涵盖所有情况，这就导致人们对此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从而使讨价还价不乏内容。中共《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为农民与地主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内讨价还价的主客观条件、内容、空间的存在提供了保障。因此，农民与地主在“双减”问题上势必有一番利益博弈。
租赁关系的主体是地主和农民，本质是在租赁实践中结成的经济利益关系。农民与地主在“双减”中为使本身利益的最大化，必定为之博弈；博弈的结果，是在中共强力介入下，对农民和地主现存利益分配情况的一种修正，是对原有博弈格局的改造。租赁双方的利益博弈契合“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简称“互动选择模型”），以此为基本模型来分析农民与地主在“双减”问题上的互动关系以及策略或行为选择变化的规律性。对这些情况给出不同假设，形成两个结构简单模型：一是社会秩序稳定，完全信息假设，形成“完全信息的互动选择模型”；二是社会秩序不稳定，不完全信息假设，形成“不完全信息的互动选择模型”。
本文的农民是指直接受益于“双减”的贫苦农民，地主是指承付“双减”的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的统称，中共指所有领导组织“双减”的中共各级组织。
一、完全信息的农民与地主互动关系的博弈分析
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在旧的社会秩序尚属稳定，彼此在完全信息下讨价还价的情况（如图1所示）。
模型凸显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直接关系：一是，农民是否对地主提出“双减”要求，究竟要求地主减多少；二是地主选择合作或不合作。
在“双减”问题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基本上是对立的。双方围绕着是否“双减”、如何“双减”和“双交”及其数额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这不但反映出中共“双减”政策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双减”过程的艰难曲折，同时，也展示了中共（农民）、地主在此过程中的关系互动的基本景况③。
模型用s，1-s，s∈[0，1]，分别表示农民和地主在原有租赁关系中的得益。为讨论问题方便，把农民在“双减”上的种种可能要求用0和1之间的连续变量x（x∈[0，1]）来说明：当x=0，说明农民无“双减”要求，这种情况出现在“双减”初期，即“政府及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利用行政方式，发动减租减息的阶段”，以及1942年以后，“双减”政策和策略趋于完善，减租现象在各根据地仍有不同程度存在的地方。当x=1，说明农民要求不“双交”，这与在“反顽”高潮中伴随出现的农民不“双交”的过左的行为相符合④。当x 值介于0和1之间，代表农民提出各种不同程度的“双减”要求。从得益的视角而论，x值愈大，农民的得益就愈大。反之，x值愈小，地主的原有得益受到的损失就愈小。
当地主接受了农民对“双减”的要求，农民获得了自己要求的利益x，相反，农民和地主“双减”后的得益分别是s+x，1-s-x。当农民对“双减”的要求越出地主所能接受的界限，地主就会与之对抗。这种对抗可能给双方所招致的损失以及各方对这种损失的见解，就成为农民和地主在选择自己的策略或行为时，必须思考的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或制约条件。为讨论问题简化，农民与地主之间的讨价还价，无论是单回合抑或多回合，其“得益”的损失以k取代“消耗系数”法计算的损失结果。这种得益损失，双方都要承担。倘若农民在对抗中取胜，还要在他的得益中减去其在对抗中所承担的损失（s+x-k），而地主也要在已被削减的得益之余再扣除在对抗中应承担的损失（1-s-x-k）。倘使地主在对抗中取胜，农民则不只一无所得，而且还要在原有的得益中减去承受对抗中的损失（s-k），地主在维持原有得益的同时，还要付出对抗的代价（1-s-k）。它说明，在利益面前，博弈双方严重对抗，排他性极强，采取不合作态度，其结果各方得益均等量损失k单位。这是博弈任何一方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与上述问题链接的是，当地主和农民在“双减”问题上发生对抗，各自取胜概率的估计是双方必须思索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或制约条件，这就是说，双方一旦发生对抗，各自取胜的把握有多大。根据一般解决带概率分布、具有不确定性问题时，常用数学期望值进行决策，而不是盲目冒险碰运气或一味害怕、躲避风险。所以，还是可以确定地主和农民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假设用p 来表示农民在对抗中取胜的概率，1-p则为地主在对抗中取胜的概率，而p的取值范围：0≤p≤1。无论地主还是农民，在进行决策时，如果都能够把自己胜负的概率置于各自的策略或行为中加以考虑，那么，由于地主拒绝农民的“双减”要求而引起对抗的最后结果双方都有一种“期望得益”：农民为s+px-k，地主是1-s-px-k。
在本模型中，农民和地主之间互动选择关系：对地主而言，当农民提出“双减”要求x，他有两种策略选择：一是接受要求对农民妥协（E），二是拒之与农民对抗（T），二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这种模型结构隐含着提要求的一方将对方逼到接受要求或矛盾激化发生对抗的临界状态。然而，它也反映了地主报复农民，用断佃毁约和诉讼等方式去吓阻要求“双减”的农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主要权衡利弊，在决策前，要比较这两种选择所带来的不同的“期望得益”。如果接受，期望得益为1-s-x；拒之后的是1-s-px-k。所以，地主个人行为的选择则取决于期望得益的大小。
本模型对地主来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有“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必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因为农民在斗争胜利时没收地主全部财富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农民也不可能提过分要求而与地主发生争斗。即使对对方的行为不得不做出反应时，也要留有余地，妥协互让。对农民而言，关键问题是，只要承受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0），那末，纵然农民有完全取胜的概率（p=1），他对期望得益也小于他对地主接受其“恰当”要求的期望得益（s+px-k
在完全信息下，尤其是在旧的社会秩序长期稳定的华北乡村中，农民和地主之间彼此了解，各自的筹划、期望得益相互知晓。因此，农民就可以提出恰当要求（x=k/1-p），使之期望得益最大化成为事实。农民选择的这种策略是对地主所选策略的最佳反应。而地主则应审时度势，对农民的恰当要求应纳而不拒，认可这种结局。由于此时地主的期望得益较拒绝这一恰当要求而发生争斗的期望得益为大。故只有纳氏均衡才能使每个局中人均认可的这种结局。显然，在本模型中的纳氏均衡策略是农民提出的最优化要求（x=k/1-p），地主则应认可。纳氏均衡的结果：农民为s+x，地主是1-s-x。所以说，纳氏均衡状态是租赁双方力量相互作用的稳定结局。这种结局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帮助，它自身就蕴含着保障实现的力量。同时，模型分析又表明，农民对“双减”的要求与地主在争斗中取胜的概率成负相关，而与地主在争斗中所要承受的得益损失成正相关。
在模型中，农民和地主在对抗中胜负概率（p）的大小，折射出各自在“双减”问题上以及在农村中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强弱。的确，有诸多因素能够影响这种胜负概率的分布，例如，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农民的组织形式、社会行为规范和判断准则，等等。对农民和地主而言，这些因素及其对胜负概率的制约是一种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只能在认同的基础上为其所用，从而选择自己的策略或行为，但无力和很少能改变它。相反，只有中共才能在更大程度上主动地改变这种现象。从社会革命的视角观之，中共通过“双减”运动极力从政治组织、权力结构、经济关系、社会规范、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改变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村的社会环境，但这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为贴近现实的是，通过“双减”运动着力改变农村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使之变为有利于农民，有利于中共动员农民参与社会革命，使其变为削弱地主，弱化地主士绅乃至旧政权对农村的控制。可见，中共自身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对农民和地主的行为选择起关键作用。
在“双减”早期，大部分农民通常是瞻前顾后，不敢积极响应和执行，表现出消极状态。这说明，获得激励并不等于农民就会自觉地追随。由于革命或造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多数人不会冒险行动，这是其一。其二，既要从客观的社会基础来解释问题，也要把农民的主观意识列入考察的范围之中，再结合分析时代对这一主客观因素的塑造，才能更加还原历史的真实。所以，农民的消极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也可以从博弈模型得到阐释。
本文用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能够较深刻地揭示农民在“双减”中从消沉状态到积极参与乃至走向极端的微观机理。从模型的分析来看，农民在“双减”问题上的消沉是在一种特定的争议格局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处于这种特定的争议格局下的农民，在与地主就“双减”问题发生对抗时获胜概率p几乎为零，而地主在这种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又很小，可农民要承受的得益损失k又很大。其结果是农民的普遍消沉。
在抗日根据地，为使农民由消极被动状态变为“双减”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共理应改变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争议格局，然而，在“双减”运动的早期，由于根据地创建之初，中共势单力薄，立足不稳，还没有足够力量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未能改变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争议格局。譬如，晋察冀边区早期的“双减”运动以及山东各根据地，在1942年以前，“‘减租减息’还是一个宣传口号，实际并未认真执行。”正如1938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如何执行边区政府的第一部减租减息单行条例的指示信中所言：“减租减息是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个消极办法，是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的一个办法。在执行这一办法的时候，应该采取多种方式使得被减的地主、财主得到满意，使得租户借户了解减租减息只是改善其生活的一个消极办法，以更加巩固起统一战线来。”
该指示信充分表明，中共这一时期的大政方针，其重心是巩固与地主的统一战线，避免阶级斗争，树立与地方传统的统治精英进行合作的声誉，而非力图证明它在推行“双减”政策和措施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显然，这一重心的确立，是根据当时迫于在抗日的旗帜下与地主合作，以致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地主那里筹措到粮草和其他急需的作战物资，并得到后勤保障之目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中共尚未真正形成怎样在阶级斗争与阶级调和之间作策略性转换的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政策，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要胜于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保护。在这种情势下，农民和地主都知道地主在“双减”冲突获胜的概率依然很大，而得益损失也会很小。其结果就是大部分农民在“双减”问题上持消极被动态度，而地主则保持强硬态度。
二、不完全信息的农民与地主互动关系的博弈分析
当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推行“双减”政策和措施时，正处在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相互交织进行的环境中。在这样变化的社会秩序中，原本关于完全信息的假定已经不能总括农民与地主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性。故需要把社会秩序变化所伴生的不完全信息的特点置于模型分析中，在理性分析标准下解释理性农民和地主之间发生对抗的原因。为此，在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中加入“不完全信息要素”，把彼此了解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及其得益，转换成彼此不知晓情况下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及其得益之后，再分析农民与地主之间互动选择之特性。
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对地主会拒绝其“双减”要求而发生矛盾对抗的底线模糊不清了；地主与农民的对抗决心只能通过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的多少来预测；农民在长期生活的经验中对地主的了解有可能失灵；中共不同程度地介入，地主家庭成员不同程度地卷入民族抵抗运动，导致地主个人对于对抗得益损失的见解不断发生变易，等等。总之，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地主的利益结构也变得复杂化，难以猜度。昔日传统、老标准也失去了作为了解地主的真实依据的参照作用。这一切使得农民更加不识地主的面相。
因此，在不完全信息下，理性的农民与地主之间在“双减”问题上的对抗在所难免。现在引入不完全信息要素后的争议格局，如图2 所示。
图2 异于图1的是，农民不了解地主在“双减”对抗中得益损失的大小，因而也就不清楚什么样的要求合乎分寸，才被地主所认可。图2中的这种不确定性是用一个字母r来表示的。r示意地主对抗的概率，1-r则示意地主不对抗的概率。
地主对抗或不对抗的概率取决于其在“双减”对抗中得益损失k之大小。k是介于0和1之间的连续变量，即k∈[0，1]。当k=0时，表示无损失，当k=1时，表示几乎损失全部；介于二者之间表示有不同数量的损失。当农民认为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难以估量时，如同每一个地主的得益损失大小的概率无二致。故在模型中，可用均匀分布的假设来模仿上述关系。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地主对抗概率的估计可以用条件概率推断⑤：
r=prob（T|x）=prob[（1-s-px-k）>（1-s-x）]=prob[k
上式说明，当地主对抗的得益损失小于一定程度时，地主关于对抗的期望得益要大于让步于农民的期望得益。当农民基于均匀分布的假设来估量地主的对抗得益损失，是农民对地主对抗概率大小的估量，可以用r=x（1-p）来表示。
由于农民还不能准确知道什么程度的要求是合乎分寸并被地主认可，那末他的要求就必须建立在对地主对抗概率估量的基础上。于是，农民的理性选择的关键相当于解决如下的一个行为最优化问题：Max r（s+px-k）+（1-r）（s+x）。
农民的最佳选择所提出的要求⑥：x=1-k（1-p）/2（1-p）2
上式显示，农民对“双减”最佳要求数额的大小是与他在对抗中获胜的概率成正相关，而与他在对抗中承担的得益损失大小成负相关。比较而言，农民对胜负概率大小的要求成为他的第一感觉。
然而，农民的这一最佳要求x取决于对地主对抗概率r的估量，而这一估量又是依据农民对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不十分清楚的基础上而得出的⑦：r=1-k（1-p）/2（1-p））。故此，这一最佳要求x能否被地主认可，尚不能断言。
在不完全信息，彼此不知晓时所提出的最佳要求是估量的，极有可能被地主否定，陷入僵局，发生冲突。有如下情况：
其一，在农民对地主的对抗得益损失估量过高、对地主对抗的决心估量又过低的情况下，农民所提出的“双减”要求超出地主所能接受的底线时，地主完全从经济利益考虑，宁肯对抗，也不妥协，甚至有的地方的地主宁肯舍地也不出租⑧。
其二，当农民估量提出的最佳要求与地主所能接受的底线大致相当时，地主的反应视“双减”次数而定：如果他认为是一次（减一次租），则答应“双减”。如果多次性反复行为（有租必减），而且地主又察觉农民的要求是估计提出之时，善于灵活多变的地主就会有很强的策略动机，以气势强大的假象恫吓农民，乃至合乎分寸的“双减”要求也要否定⑨。在这种情势下，地主会毫无顾忌地卷入对抗。目的是影响农民以后对其估量，降低要求，为农民以后的要求“划线”。
其三，较为严重的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主暗中相互联系，的“双减”政策和措施。如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濮范两县调查，有些不明大义的地主对减租増佃联合反抗，互相标榜，打击起模范作用的农民，以致不遵行政府法令。还有的地方地主们召开会议，反对起模范作用。在×县×区××庙地主曾提出‘谁先减谁就是坏蛋’的口号。冀鲁豫根据地有的地区地主开始组织红枪会，组织反攻，勾结敌伪，杀害干部，烧杀群众，骚扰边沿地区（如十一分区两个县牺牲村干部数十人，十分区一个县一个月内牺牲干部三十余人）。
但需要强调的是，因为任何一起对中共“双减”政策或对农民“双减”要求抵制的成功，都会影响农民对中共政权及其“双减”政策以及对“双减”争议格局的见解，并挫伤了农民执行“双减”的积极性，致使农民不敢提出“双减”要求，所以，对“双减”运动极为不利。
当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局势变化导致农民和地主之间在“双减”上的利益博弈，从“完全信息”衍变为“不完全信息”，由“彼此了解”到“彼此不知晓”之时，农民和地主各自的理性选择能够使他们在策略互动中陷入对抗。对中共而言，在某种程度上的对抗，为他提供了在斗争的诱导者和调和者之间做策略转换的空间。对于对抗的频率和强度大小，中共持之有“度”，以不损害其战略利益为准则。
三、余 论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唯有中共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凝聚了全党的大智慧，在抗战时期这一极其艰难复杂的历史状况下，找到了解开土地问题与农村运动问题不解之惑的突破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既能发动农民群众，又能把阶级冲突限于一定范围内。而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双减”运动就构筑了通往这种境界的桥梁。是故，“双减”作为中共领导发动的一场群众运动，具有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的双重性质，对地主与农民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和较为深远的影响。正是中共通过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获致根据地的控制权时，方能以强大的外力变革其基层乡村社会的生产关系、政权组织、权力结构、社会准则、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等，为“双减”运动的推行提供了必要条件。由于中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优势，一则扫除了来自原地方政权和传统乡村精英的阻碍；二则也在乡村中形成一种无处不有的压力，这种压力像无形的网笼罩着农民和地主，使其只能置身于“双减”运动中：地主要“双减”，农民要“双交”。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双减”运动，要在“又斗争又联合”、在发动农民与维护和地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空间中运作。作为根据地主导政权力量的中共，能够把握情势，因势利导地用大政方针、具体政策与措施引领地主和农民，改变地主与农民的互动关系、策略或行为选择，重构博弈格局。尤为重要的是，中共将抗战时期的“双减”运动，作为整个中共革命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下，中共力图使“双减”运动的发展，尽量结合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目标。在推行“双减”之时，不仅要改善农民生活条件，而且要在此过程中，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既要弱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又要使地主在农村中的传统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得以削弱，从而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农村政权和农民的政治优势。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共极力强调动员农民直接面对地主要求“双减”。
在“双减”运动中，中共通过“又斗争又联合”的动态调整，获得了占华北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政治支持，妥善处理了作为统治集团社会基础的乡村地主士绅的强大政治力量，取得了既能动员群众、改善农民生活、弱化地主势力，同时也能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双重效益。
注 释
①概言之，减租是指对现有地租一律减少25%，故称“二五减租”，或使减租后的地租不超过年产量的375‰。减息是指借贷年息不能超过一分至一分半（10%～15%），故称“一分减息”或“分半减息”，并且对以往的债务按减息后利率加以清理。规定地主要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简称“双交”）。
②：《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73页。
③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1941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④从同志1943年10月1日对“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的党内指示后，各根据地立即贯彻中央查减运动，“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各根据地，特别是中心区域形成了几乎‘无村不斗争，无人不参加’的局面。”何东：《中国共产党史》，北京：中国国际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⑤均匀分布或称矩形分布假设，在某些实际问题中，会遇到这样的随机变量：它的可能值落在某个确定的有限区间（a，b）中，而且所描述的物理模型具有等可能性，就是说，在区间（a，b）中的均匀分布密度是常数，我们称这种随机变量服从均匀分布。在（a，b）中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的分布密度为P（x）=1/b-a，当a≤x≤b，a、b都是分布密度参数，x是随机变量在区间（a，b）的一个变数。因而它的分布函数是F（x）=x-a/b-a。在模型中，将地主的可能损失假设在[0，1]之间（a=0，b=1）如果知晓地主必然要与农民对抗的条件k≤x（1-p），但不清楚在[0，1]区间各种可能的k中，哪一个的可能性更大。按照上述的分布函数可以估量F（k）=（k-a）/b-a=[x（1-p）-0/（1-0）=x（1-p）。因此说地主的得益损失小于x（1-p）的可能性正好等于x（1-p），这就是农民关于地主决心对抗概率大小的估量。
⑥dp/dx=（1-p）（px-k）+x（1-p）p-（1-p）x+x（1-p）=0
Px-k+px-x+1/（1-p）-x=0
2px-2x+1/（1-p）-k=0
2x（1-p）=1/（1-p）-k
x=[1-k（1-p）]/2（1-p）2
⑦把x代入r=x（1-p），就能够得到农民关于地主进行对抗的概率的估量。
⑧《山东抗日根据地东海区母猪河平原三个村的阶级变化调查资料（1945年6月）中的“地主为什么舍地”》，山东档案馆：G024-01-11-2。
对双减政策的认识范文3
一、对干部开展以宪法为主要内容的学法活动，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觉性和能力
领导干部的认识和思维是决定工作走势的航标，切实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觉性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律保障的关键环节。领导干部依法推进新农村建设，依法处理新农村建设中的各种各类问题，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从始到终自觉纳入法制的轨道健康发展，必将减少许多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
在领导干部学法活动的形式上，可对乡（镇）、村两级主要领导举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制学习班。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学习宪法，增强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认识和依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认识，旨在努力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县委及上级对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和安排，对新农村建设的各方面具体内容研究制订出相应的法律保障措施，做到方法法制化、形式规范化、内容合法化。杜绝行政命令、形象工程和工作随意性。
二、对农村上学难、看病难、打官司难三难问题配套与政策相适应的法律保障措施依法推进
对农村上学难问题适用逐年减免杂费，照顾贫困学生的政策，可采取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家长双层签订协议的办法，约束双方，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到100%。
对农村看病难问题，继续完善推行政府引导，农民自愿，协议管理的方法推进。可考虑从加入农村合作医疗和不加入农村合作医疗两个层次均签订书面协议，明确两个不同层次的权利和义务，既减少不加入合作医疗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又以法律措施和手段推进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进程。
对农村打官司难的问题，一是适当放宽法律援助政策，扩大援助对象范围，二是从严把握法律援助案件审查关，对确属因为财产和生产经营权遭受侵害者减少或免除费用。三是可能研究完善败诉免援协议制，即办理法律援助时签订协议，约定胜诉者给予援助，如经法院审理认定争议事实属受援助方过错而败诉者免除法律援助。从而使法律援助真正起到既救助弱势群体，又支持正义、惩戒邪恶的作用，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对双减政策的认识范文4
笪桥镇沙田小学积极推进育人方式改革，优化课堂教学，创新课后服务，让“双减”工作掷地有声，让教育理性回归校园。
一、凝心聚力理念先行
我校迅速成立领导小组，制定方案部署落实“双减”工作。陈汝坤校长在专题会议上领学了“双减”文件，并结合学校教学实际分析解读，要求全体教师提高认识，从减负、提质、服务等多方面入手，为学生搭建全面健康发展的平台。
二、家校沟通同心筑梦
为扭转家庭教育观念，加强家校联系沟通，学校及时召开全校家长会，宣传“双减”政策。通过致家长一封信、美篇公众号推送、宣传橱窗等载体，对“双减”政策、“五项管理”、“课后服务”以及学校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解读，让家长第一时间了解教育政策和学校新举措。
三、唤醒教师赋能“双减”
教师是学生“减负”的主体，是落实“双减”政策的主力军，学校力促教师成长与发展，多举措激发教师教学的内驱动力。每月开展一次“读书分享会”，引导老师多读书读好书 ；定期开展“三星”（学习之星、礼仪之星、卫生之星）评选活动，让榜样引领激励成长；还通过教师培训、奖励教研成果，专家讲座等方式，打造敬业乐业精业的教师队伍，为“双减”赋能。
四、活力课堂提质增效
“双减”，减“量”但要提“质”。只有教师真正提高教学意识，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课业减负。一是落实教研备课改革。抓实备课组教研，找准单元重难点，研讨突破教学难点，构建“三学一反思”活力课堂新模式。二是树立名师典范引领。发挥学科带头人、实中名师的辐射作用，努力提升教师业务能力。三是示范课公开展示。学校的“党员教师”和”优秀教师”带头示范，示范课公开展示推广。四是改进创新教学策略。教师运用先进高效的教育方式，采用学生展示、小组合作等方式，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做到应教尽教、提升到位。每学期组织青年教师讲过关课，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水平，促其快速成长为中坚力量。
五、作业布置有效有趣
一是健全作业管理机制。教务处做好作业统筹管理，备课组每周研讨作业内容，班级调控各学科作业量，落实作业全批全改及时反馈。二是校本作业设计提质。推行校本化作业设计，加强日常作业、假期作业的整体设计研究，精选作业教师试做，提高作业质量和效果。三是分层作业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学情分层设计布置，把作业设为“A类”基础性作业；”B类”研究性作业；”C类”拓展性作业， 因材弹性施教，让作业成为学生学习“爬坡”的阶梯。四是严控作业完成时长。保证学生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40分钟。五是“红色”育人作业，布置学生办“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的手抄报和黑板报；“绿色”自然作业，组织学生清明踏青、重阳登高活动；“感恩”劳动作业，要求学生为父母做一顿饭、做一次家务。六是作业监控科学规范。严格落实“十不准”，通过学生座谈、家长寻访，学校检查等多种形式，坚决杜绝教师随意乱布置作业的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六、优化课后服务
对双减政策的认识范文5
一、加强领导，创新机制
中心领导高度重视双拥工作，把双拥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不断挖掘双拥工作潜力，完善双拥工作机制。一是健全组织机构，及时调整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今年，我中心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双拥的实际情况。制定工作计划，将双拥工作纳入中心工作目标责任制年度考核内容。二是组织健全，职责分明，形成了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的良好双拥工作格局。
二、宣传教育，营造氛围
围绕深化国防教育，宣传双拥事迹，凝聚军心民心，在全中心广大居民中形成爱军、学军、拥军的浓厚氛围，我中心以军民互办实事为教育突破口，采取多种形式，广泛调动基层群众，开展了各项宣传活动。首先，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宣传活动，充分利用板报、标语、宣传材料，普及《兵役法》、《国防教育法》等知识，设立了双拥宣传专栏，定期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各项优抚政策。其次，开发了宣传教育形式，充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宣传咨询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拥军优属的积极性。
一是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对重点优抚对象虒亭镇虎口村王增福同志进行问，深入开展“八一”、慰问活动。送去了米、面、油等慰问品。
二是为了更好的开展双拥工作，进一步提升我中心双拥工作水平，我们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双拥工作会议，本次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精神，以增强军民凝聚力，加强军民双方互相支持、互办实事为目标，本着“军地所需、群众所盼、军地所能、共建共享”的原则，进一步增进了军地之间的鱼水情。
三、落实政策，确保待遇
我中心积极配合街民政部门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确保各项抚恤金及时发放，各项优待政策及时通知传达和各项优抚政策的落实，有效地保障了优抚对象的合法权利，让广大优抚对象切实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亿万军民的优良传统。巩固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维护军民根本利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我社区站在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认真落实上级的指示精神，将在今后的双拥工作中不断开拓创新，推动双拥工作长足发展。
对双减政策的认识范文6
一、校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1、缺少相关政策法规的扶持
国际上职业教育“合作模式”典型的当属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国家之所以校企合作能够长盛不衰，效果明显，主要应归功于国家建立了完善的保障校企结合的法律框架。反过来看，我国在这方面主要依靠《职业教育法》。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强制性惩罚措施和引导性鼓励措施同时缺乏，要建立起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稳定机制根本就无从谈起。近年来，中央政府和地区政府也为校企合作了一些有利政策。但这些还不够，政府还应该出台更多的相关政策来引导、指导和支持校企合作，促使职业院校与本地企业进行全方位合作，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搭建校企合作的平台。
2、企业社会责任的缺乏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回馈社会的自觉意识比较强烈，企业对应该承担的环境保护、教育支持等责任认识比较到位。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社会责任认知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利用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正确认识作为校企合作利益机制的一种补充，还有待于经济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企业文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3、缺乏利益结合点
目前，多数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仅停留在校内模拟、企业参观或短期实习的层面上。中小企业很需要职业教育为其提供后备人力资源，但是又没有能力参与深度的特别是全面深度的合作，而有能力的大企业往往不愿参与合作。企业所实现的是利益最大化，能减负决不增负，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训，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增加企业负担，增加成本开支，短期内的“无效益”，使企业没有合作积极性。校企双方没有形成利益结合点，校企合作就难于形成稳定和长效的机制。
二、优化中职教育中校企合作
1、深化认识
鉴于中职教育实行校企合作模式所创造的社会效益，中职院校和企业都应该转变观念，深化对校企合作模式的认识，并积极参与其中。中职教育定位在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培养上，其在教育领域的地位与作用不容忽视。我们应该看到中职教育的特点及优势，用客观、理性的目光视之，并积极、主动支持其发展。在国家政策与法律的引导下，企业应该主动寻求适合自己的合作伙伴，明确双方平等互利的关系，并与之努力突破屏障，认真解决好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积极承担自身职责的同时减轻中职院校的压力和负担。在此基础上，中职院校则需要加大对校企合作的宣传力度，让广大师生意识到实训练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与他们进行沟通，树立他们正确的发展理念，从而激励其主动参与到合作活动中来。中职教育实行校企合作模式，需要政府、学校、企业、教师以及学生的有效配合，才能顺利进行。转变校企合作观念认识需要从这几个方面人手，明确各方职责及义务，并深刻分析合作各方的收益，以促进各方主动、积极参与。
2、完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