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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范文1
关键词:灰色预测;Logistic生物模型;多项式拟合;人口预测
一、研究的意义
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趋势,预测未来人口数量,然后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生育政策,促进社会经济运行。人口政策、生育政策是要和深圳市当前的经济发张、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因此,科学地预测深圳市人口未来的发展,进一步控制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当前构建和谐深圳的重要任务。
二、研究方法介绍
目前人口预测的主要方法有:
1、马尔萨斯人口模型: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根据百余年的人口统计资料,于1798年提出著名的人口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基于指数增长的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假设是:人口的增长率是常数,或者说,单位时间内人口的增长量与当时的人口数称正比。若以 表示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之差,记为人口的净增长率,则应有
若已知在时刻 人口数为 ,则上述方程的解为 。它说明人口依指数函数的规律增长的。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数学根据。上述方程成为生物群体增长的马尔萨斯律。
2、Logistic生物模型法:Logistic模型提出了人口总数增长的规律随着人口总数的增长,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其一般形式为:
其中 为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所能容许的最大人口数, 为人口自然增长率。
3、灰色理论方法:灰色理论是由邓聚龙教授提出的。它是指关于灰色动态模型的预测,是含有灰元灰色的预测,是利用微分方程给出系统生产序列长期持续的变化过程,通过生产序列的作用弱化随机性,再将生成数据还原得到系统的趋势而得到的预测结果。灰色预测模型包括灰色GM(1,l)模型、残差GM(l,l)模型、新陈代谢GM(l,l)模型、灰色Verhulst模型、离散灰色模型、灰色马尔可夫模型等。
除了以上的方法,一元线性回归法、自然回归法、指数函数法、龚伯斯(Gompertz)模型、宋健人口模型等方法等都适合对人口数量进行预测。
三、深圳市人口的发展状况
1、深圳市现在人口发展状况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李舒瑜)报道:去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人口最稠密城市排行榜上,深圳列全球第五位,人口密度远高于上海、北京,是我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这个人口高密度的城市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户籍与非户籍人口比例倒挂。庞大的流动人口,使深圳成为全国最“挤”的城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市常住人口规模达到1035.84万人,户籍人口仅259万人,户籍与非户籍人口比例达1:4。二是人口分布不均,深圳市人口的总体增长速度主要体现在非户籍人口的增长,而非户籍人口则集中于宝安、龙岗两区。三是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型结构。15-59岁劳动适龄人口占88.5%。四是人口素质悬殊,初中文化程度的几乎占到常住人口的一半。本文仅针对于第一个问题进行分析。
2、人口增长因素
人口增长大概可以分为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医疗卫生因素。
①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会受到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经济因素对人口机械增长也有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经济发达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对人口具有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人口机械增长为正值;相反,经济落后或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地区,对人口会产生一种排斥力和离散力,人口机械增长一般为负值。
②文化因素
这一因素更多地影响着人口的自然增长。随着科学文学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趋于下降,现代社会里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其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人们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平均婚龄也会相应推延;二是科学文化水平愈发达,人们的生理知识、育儿知识、保健知识就愈丰富,促成婴儿死亡率降低;三是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愈高,就愈加注意自身及其后代各项素质的提高,少生优育,把有限的收入用于将子女培养成具有更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人。
③医疗卫生因素
医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有着直接影响。首先,它使得因各种疾病致死的死亡率下降,从而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人口平均寿命;其次,它对控制生育和实行优生优育有着积极的作用。
除了以上主要因素,国家政策、地域环境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该地区的人口增长情况。
四、深圳市人口预测
五、结论与建议
1、结论
通过建立模型,求解误差较小,拟合良好。从以上预测分析得出:
①自2011年起未来十年,总体上深圳市人口依然增加。由以上预测可得:非户籍人口数量与户籍人口数量比例有所降低,但仍处于倒挂状态,户籍人口所占比例仍是比较小。
②深圳市人口结构中,老年人所占比例持续上升,处于人口老龄化状态。男女比例上升。
2、建议
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引起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庞大的人口负担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对于深圳市,人口问题必然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所以人口发展必须与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保持适度的发展水平。通过本文的分析,提出对深圳市人口发展的建议。
①坚持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必然会给深圳市经济发展、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因此,必须继续坚持计划生育这个基本政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②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比例处于倒挂状态。
政府理应建立和完善居住证制度与户籍制度衔接机制,有效扩大户籍人口规模。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乃至珠三角既有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大量利用高中低端的外来流动人口,但却没有通过有效的户籍改革等措施给外来流动人口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要留住不同层次的人才和劳动力,并为未来深圳持久发展培养更优质的劳动力,政府加速户籍制度改革正当其时。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范文2
【关键词】货币体系;人本位;金砖五国;经济格局
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的基本态势将是一个超级大国与多种力量并存。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深入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其中,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格局的形成,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合作的日益密切,这些联盟在国际上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同时,新兴经济实体,如以中、巴、印度和俄罗斯为代表的金砖四国,正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金砖四国”这个概念最早起源于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研究员吉姆・奥尼尔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观察到2001年“金砖四国”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这四个新兴经济体经济较快增长的事实,并在假设其经济较快增长势头持续的前提下,推测出新世纪最初十年全球增长格局将会改变,并推论出以往G-7(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作为最大经济体代表的格局将不可避免发生改变,全球经济将进入包括“金砖四国”(BRIC)的G-8或G-9时代。2003年10月,高盛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走向2050年之路》的全球经济研究报告。报告估计,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经历剧烈洗牌,“金砖四国”将跻身全球六个最大经济体之列,与美国和日本一起构成“新六强”。2010年11月,20国集团会议在首尔举行,南非在此次会议上申请加入“金砖四国”。随着2010年南非的加入,变为“金砖五国”。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合作机制的产生,是“金砖五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实力不断壮大并伴随全球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产物。
“金砖五国”都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尤其以中国和印度两大国为代表,两国人口之和超过25亿。近些年,金砖五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上升,经济得到较好发展。金砖五国2005年至2010年期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额都保持增长,其中,中国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量最大。受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和俄罗斯的进出口明显受到重创,然而,经过一年的时间,各国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对外贸易量不断增长。2008年之前,金砖五国中有四国,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居民的最终消费支出都处于快速增长态势,然而,受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经济普遍受创,居民收入减少,消费支出随之减少。
众所周知,人的存在与活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首先,人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会进行劳动,劳动的过程也就是创造财富的过程:其次,人们会进行消费,消费会拉动需求、提高GDP,因而,一国所拥有的庞大人口便是一种潜在的财富。笔者认为,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财富,虽然目前尼日尔、中非共和国、莫桑比亚等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但它们拥有的庞大人口便是一种潜在的财富,会对国家的经济产生推动作用。根据雁阵模式,充当世界工厂的国家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人口和劳动力价格起到重要作用。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因其充足的劳动力数量能够吸引外资投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实证检验
前面笔者已经指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可以养活的人口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财富。为了直观的探究人口数量和国家GDP之间的关系,下面以中国为例,运用计量经济学知识建立起模型进行分析。
1.模型设定
选择GDP为被解释变量(用Y表示),选择人口数量为解释变量(用X表示)。表1由《国际统计年鉴》得到的2000-2010年的有关数据。
表1 中国GDP和人口数量
年份 GDP Y/亿美元 人口数量X/万人
2000 11985 126264.5
2005 22569 130372
2009 49913 133138
2010 58786 133830
大体可以看出,GDP(Y)和人口数量(X)大体呈现出线性关系,为分析GDP随人口变动的数量规律性,可以建立如下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2.估计参数
通过建立工作文件,输入数据,在EViews中得到如下的回归结果:=0.990695 F=106.4678 n=3
3.模型检验
所估计的参数=-735181.5,=5.915656,说明人口数量每增加一百万人,平均来说可导致GDP提高5.915656亿美元。这与经济学中的意义相符。
从图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0695,说明所见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较好,即解释变量“人口数量”对被解释变量“GDP”的绝大部分差异做出了解释。
通过以上的计量经济检验可以得出结论,即一国人口数量对该国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货币量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财富量,在实质上是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因此,笔者认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应当是以人口作为本位货币的制度体系。
二、汇率制度
实行固定汇率制。汇率的稳定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在全球的金融中属于稳定状态,在全球的经济中属于稳定状态。在固定汇率制下,政府对本国的汇率实行强有力的控制,能够更好地制定价格,促进对外贸易活动,从而有效地保证地保证了一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在该种汇率制度下,热钱和投机资本的流动受到一定阻碍,能够很好地降低风险,促进金融市场稳定。
虽然浮动汇率制能够自发的调节国际收支,使得各国享有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但它仍带有一系列的弊病,如汇率波动风险、高通货膨胀、经济泡沫等,对一国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带来一定的威胁。相对于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固定汇率制国家的经济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尤其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因而固定汇率制度具有更大的可取性。
参考文献
[1]吕立勤,欧阳优.从历史的视野看金砖之国[N].经济日报,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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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M].商务印书馆,1997.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范文3
人口不断增长,多导致资源规模扩大,环境污染,环境状态恶化。
人口数量增加,人们可不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予以避免呢?
一、环境人口容量的估计
人口过多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科学院发表报告《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力研究》,我国人口承载量最高应控制在16亿左右。按总和生育率2.0计算,至2043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57亿,此后才能实现零增长。
中国人口数量太多、压力太大的悲观情绪主导着我们的视线。随着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生活用地不断增加,可耕地总数和人均可耕地存在继续减少的趋势。从人口和淡水关系来看,我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淡水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点有量的1/4。由于缺水,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人们不得不大量开采地下水,有些地区出现地下水枯竭的现象。面对当前人口增长和资源的利用加速的情况,以及由此引出的多种问题,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后果不堪设想。
我国的环境人口容量是多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环境人口容量的定义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环境人口容量,是在可预见到的时期内,利用本地资源及其他资源和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该国家或地区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
从定义看,资源、科技发展水平、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及人口的文化和生活消费水平,对环境人口容量的影响最大。
资源是制约环境人口容量的首要因素,人类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状况,资源越丰富,能够供养的人口数量当然越多。人类获得的资源数量,与科学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科技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人类获取和利用资源在手段、方法等方面的改变,使环境人口容量变化。
我国耕地在不断减少,水资源日趋短缺,但要看到我国国土资源种类多,蕴藏量大,分布广,可供生产食物的途径多,潜力大这一事实。1.我国草场资源丰富,将绿草视为食物三大来源之一,中国天然草地有近60亿亩,其中可利用的有49亿亩之多,其第一性生产力可以与世界畜牧业发达国家的同类草地相媲美。2.我国水产资源潜力可观。把海洋作为食物三大来源之一。水域农牧化的前景格外诱人,它可通过特定的技术投入,大幅度提高天然资源的生产水平。我国的森林、草原、湿地等蕴藏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起多元化的食物来源生产体系。
地区的开放程度对环境人口容量的影响也很大。如果该地区对外开放,由于外部资源和其他有利条件得到利用,其人口容量就会比封闭地区大很多。经济全球化有利地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也对我们解决人口问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资源却相对匮乏,是基本的国情。以人均分母效应去分析人口与资源关系时,会得到悲观的结论,把我们解决此问题的思路引向控制人口数量的单行道上。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之下,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中国人口问题却詹荒茄令人悲观。以中国的粮食为例,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引起广泛的争议之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重要的是发挥它的比较优势。尽管人均耕地稀少、水资源短缺,人口众多也是一大优势。通过国际市场国,际贸易以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换取土地密集型的产品。我们进口粮食,意味着我们在“进口”稀缺资源――耕地、水;而我们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意味着发挥我国的人口数量优势。
二、人口数量增长对环境的影响
1.人口数量增多,对资源的需求量加大,使得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和范围大在扩展,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
2.人口数量增多,人均消费水平上升,使得排污量剧增。会造成对环境的外部负效用.
3.人口数量增长,客观上要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人类的生产活动更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从而出现了大量的生产废弃物,对环境产生影响。
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生态环境质量相当低下。发展是人类社会在生存基础,我国为求得如此庞大人口的存在,加大和加深了对自然资源的索取,而难以顾及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相关,短期内难以改变,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将继续增大,使越来越多的废弃污染物被排入环境。
随着人均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环境的实际影响要大大超出单纯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影响。
三、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对环境的影响
一个地区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影响着人们的资源观、环境观和发展观。科学文化素质高的人口,有较高的生态环境意识,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形成人口、环境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一旦落后的观念占了上风,可能给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如甘草能生财,内蒙古草原便年复一年地遭受人为劫难。
中国是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们更多地关心通过生产来满足各项基本的消费需求,对于高一级的环境享受则意识淡漠。一方面导致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产生更多可以避免的破坏,另一方面使对环境治理、环境监督的社会执行力变小。
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是粗放的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中国资源使用效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人口资源是第一资源,是中国的资源优势,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环境保护的根本途径。
四、我国的人口增长现状
(一)我国现行人口政策取得巨大成效
经过近30年努力,中国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降到15.23‰和8.77‰,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
(二)地区差异明
计划生育仍是中国应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其重点和难点在农,农村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高于城市的妇女,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育的子女数越少。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妇女生育子女数高于居住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妇女。提高我国居住在农村,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是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当务之急。
(三)新增劳动力数量在下降,我国人口将步入急速老龄化.
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10~14岁人口有1.2亿,5~9岁人口有9000多万,但0~4岁人口只有6800多万――下降速度极其迅速。
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数量多、老化速度快、高龄趋势明显等特点。
(四)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较高,将加大其聚集区的生态环境压力
总之,如果说过去的人口政策更多考虑人口总量的增减,进入21世纪后,人口的素质和结构更值得决策者关注。我们中国从1952年的5.7亿人上升到了目前的13亿多人,控制人口增长已经被很多中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随着科技发展,地球的人口承载力逐渐增加,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是非常必要。人口总数的变化具有严重的滞后效应,虽然中国的人口总数仍在增长,但中国目前每年出生的人口数正在逐年减少,这样下去会导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因此,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不利影响,考虑到生育愿望会随经济发展而降低,中国应该尽快转变观念,从控制总量为主,转变为控制总量与改善年龄结构相结合,未来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应遵循人口变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实现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等目标的平衡。
参考文献:
[1]《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范文4
[关键词]面积规划 空间规划 图书馆建筑 公共图书馆 服务人口
[分类号]G250
公共图书馆面积规划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的复杂过程。这些因素既包括公共图书馆自身的业务活动规律与特点,还包括公共图书馆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公共图书馆是面向公众提供服务的社会机构,与其他类型的图书馆相比,受社会因素影响更加明显。影响公共图书馆面积规划的社会因素,包括社会人口、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利状况、当地文化的多样性环境、社会/社区群众的需求特点、当地人口的社会构成等多种因素。对图书馆面积规划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人口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其他影响图书馆面积规划的社会影响因素往往受制于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两个指标,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社会状态的基础,而人口因素则是规划图书馆面积的重要指标。
1 服务人口因素
尽管公共图书馆面积规划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无论哪种方法都是建立在图书馆所覆盖的人口范围基础上的。服务人口因素是决定图书馆面积大小的重要指标之一,对图书馆面积规划来说,是最为显著的指标。服务人口是指可以直接或间接接受图书馆服务的人口。公共图书馆是面向社会大众提供服务的,在根据普遍均等服务原则测算公共图书馆面积时,一定要考虑服务人口的数量。只有确定了人口数量这一指标,才能推算出图书馆资源的数量、配备阅览座席的数量等,从而决定图书馆面积规模。
图书馆服务人口指标与统计人口指标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服务人口因素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统计人口基数的确定,即以何种标准确定图书馆服务对象的数量。各国、各地区因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的水平、国家政策的调控、人口管理的方法、风俗习惯的不同,统计手段和方法各不相同,图书馆服务人口的确定与统计难易度各异。
1.1 美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的分类与确定
现以美国公共图书馆为例阐述一下服务人口的分类与确定问题。美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口流动比较自由。与中国相比,美国人口总数量较少,其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周围。据统计,美国人口的80%居住在大城市。
实际统计工作中,在图书馆服务人口统计方面要想获取一个准确、具体的人口数量指标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美国各州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标准在这方面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大多参考ALA或者政府的统计数据。对图书馆服务人口的规定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公共图书馆标准》。
2005年,在《威斯康星州公共图书馆标准》(第4版)(Wisconsin Public Library Standar&)中使用了“服务人口”的概念,并将所有指标都建立在这一概念基础之上…。服务人口对于图书馆业务活动的开展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真实地反映接受图书馆服务的人口范围,为图书馆业务活动提供直接的数据基础。由于“服务人口”范围的界定比较困难,故提出了两个相关概念:①非本市居民借阅者(Nonresident Borrowers);②城市人口(Municipal Population)。《威斯康星州公共图书馆标准》推荐了以下四种计算图书馆“服务人口”的方法:①根据图书馆统计数据计算服务人口;②使用系统范围内非本市居民利用图书馆的数据计算服务人口;③通过本地流通数量估计服务人口;④直接加上周边未服务区域的人口。
从以上《威斯康星州公共图书馆标准》的“服务人口”规定中,笔者发现确定图书馆服务人口的范围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主要是由于服务人口概念的模糊性造成的。此外,威斯康星州的这些计算方法不一定适合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但对我国的基层图书馆确定服务人口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人口不多,服务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公共图书馆只有4家,服务人口在5―10万的公共图书馆有12家,多数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在5万人以下。因此,《威斯康星州公共图书馆标准》明确提出,在设计服务时,服务人口超过10万的图书馆可参考人口数多的美国中西部州大型图书馆的标准。
通过对威斯康星州计算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方法的介绍,我们发现:①美国公共图书馆标准所规范的图书馆大多为小型公共图书馆;②美国拥有较完善的图书馆服务统计记录,州立图书馆或州图书馆协会每年都州立公共图书馆业务统计与比较数据,用这些数据计算“服务人口”相对较简单;③美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的基础是提供图书馆经费的当地政府所管辖辖区内的所有人口,即图书馆为辖区内所有纳税人服务;④计算图书馆服务人口,除了基础服务人口外还要考虑所有可能使用图书馆的其他类型及来源的人口。
1.2 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的分类
公共图书馆计算服务人口有不同的方法,各种方法有非常多的“预测”因素。我国在制订《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和《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时,力求明确和统一各级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统计的口径。理论上讲,我国是中央集权国家,有着比较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计算图书馆服务人口应当相对简单容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免又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大。由于存在城乡差别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虽然他们的户籍在农村,但长期在城市生活。我们在考虑人口因素时,不能不考虑这种现象。
1.2.1 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分类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分析,可将与图书馆面积规划有关的人口因素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行政区划内户籍人口。行政区划是指公共图书馆所在的行政区,行政区政府是公共图书馆确立、建设、财政预算的责任方。行政区划内户籍人口(Local Registered Residence)是最容易获取的数据,因为我国目前有着比较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但是它无法真实反映可以接受图书馆服务的人口数量。
・行政区划内常驻人口。行政区划内常驻人口(Long―living Residence),这个指标因素可以反映一个行政区域内有接受图书馆服务潜在需求(或可能)的人口数量。应包括在一定时期内(国内统计通常为半年以上),固定居住在本地区的人口。它是图书馆确定服务人口数量的最重要的基础。
理论上讲,统计“行政区划内常驻人口”应是“户籍人口”与“办理长期居住手续的人口”的总和。但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数据的获取非常困难。主要原因在于:①统计学意义上的误差(难于管理当地户籍人口长期不住于此,即“人户分离”现象;或不办理长期居住手续的外来人口);②“行政区划内常驻人口”这个数据永远处于变化之中;③我国并不是各个地方都掌握此类数据,有些地区对此数据疏于统计和管理。通过中国公布常驻人口地区的统计数据来看,统计结果与实际数量误差也较大。
鉴于上述原因,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的计算不能完全依赖于上述两个指标。但是,除了“行政区划户籍人口”和“行政区划内常驻人口”这两个指标外,我国还无更为科学、真实、具体地反映地区常驻人口的统计数据。与此同时,在规划地区经济发展指标时,也经常采用这两个人口指标,故遵循“普遍均等”的原则,目前只能采信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口标准。
目前,可采用计算的方法获得本地区常驻人口的统计数据。根据《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编制组在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①,我国城镇外来人口占城镇常驻人口的比例是:一般城市大于8%,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在20%以上,省会城市在25%以上,最高的达34%。单体图书馆在进行规划时,如果图书馆所在地区无完整的常驻人口统计资料,可根据该编制组调查的数据推测。但要说明一点,对于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各级图书馆要事实求是地根据当地情况,依据前面提及的比例计算当地常驻人口数量。在贫困、经济不发达地区,可能存在常驻人口小于户籍人口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推荐使用户籍人口作为图书馆服务人口。
1.2.2 图书馆业务角度的人口分类 从图书馆服务的角度分析,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数量在图书馆借阅、服务项目的设置与开展、阅览及电子服务的座席等方面,基本上没有应用的意义。我们必须使用基于图书馆业务统计的人口分类。图书馆服务人口可分为直接服务人口和间接服务人口。
・直接服务人口。直接服务人口(Residence Di―rectly Served)是指可以直接到图书馆享受服务的人口以及图书馆通过建设分馆或流动性图书馆的方式可接受直接服务的人群。直接服务人口是直接到馆接受服务的读者,是决定图书馆阅览座席数量和服务终端数量等指标的依据。
为统计直接服务人口,在此提出“服务半径”的概念。所谓服务半径是指图书馆服务所辐射的地理范围,是读者到达公共图书馆的距离,原则上是以读者到达公共图书馆的时间为限定标准来制定的。距离和时间这两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
目前,对于城市中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半径,国际上普遍认同的指标是1.5km,也就是说,人们步行15―20min就可以到达一个图书馆。日本不同层次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半径大概在0.5-1.5km范围内。英国在2007年底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标准》则根据图书馆服务覆盖范围比率的大小规定服务半径,大概位于1-2平方英里之内,其中1英里的覆盖率要达到100%。我国公共图书馆普遍存在着服务半径过大的问题,平均每3 529 km2的面积内才有一所公共图书馆,平均辐射半径为33.5km。
根据《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编制组的调研,全国有95%以上读者采用步行、自行车或公共交通方式到达公共图书馆。但我国各个城市的规模不同,读者主要的出行方式和到馆所花费的时间的承受度也会有差异。城市规模越大采用公交到馆的读者越多,城市规模越小采用自行车和步行到馆的读者越多。根据大、中、小型公共图书馆的不同,《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规定,大型馆以读者乘公交或骑车60min(含等候与换乘时间)可以到达为宜,服务半径为9km;中型馆以30min为宜,服务半径为6.5km;小型馆以20min可以到达为宜,服务半径为2.5kin。
笔者认为,图书馆直接服务人口基本上是服务半径内的人口,因此在计算图书馆座席空间以及计算机终端等所占面积时,应以此人口数量为基础,再适当考虑非服务半径范围内可能到馆接受服务的人口数量。
・间接服务人口。间接服务人口(Residence Indi―rectly Served)是指无法直接到图书馆或者接受图书馆的直接服务,而是通过现代网络技术、资源共享协议、业务指导、咨询服务等服务手段,间接地接受图书馆服务的人群。虽然间接服务人口无法直接到馆接受服务,但在“普遍均等”原则的制约下,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心馆的职能,图书馆在进行馆藏资源建设等业务时,要重点考虑以间接服务人口指标为依据。
一般来说,图书馆的间接服务人口数量等于该地区的常驻人口数量。
从图书馆业务角度划分图书馆服务人口时,直接服务人口数量会随着地区经济、技术、环境、图书馆服务水平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得越来越少,而间接服务人口则越来越多。在实际计算服务人口时,直接服务人口的数量也不会非常大,因为必竟可以直接接受图书馆服务的人群所占比重远远小于该地区间接服务人口和常驻人口的数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间接服务人口对于确定图书馆服务人口的范围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1.3 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的确定
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的确定,既要考虑图书馆辖区的常驻人口,又要考虑实际可能到图书馆活动的读者人数。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从这两个方面确定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都是比较困难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取决于人口统计方面的工作充分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公共图书馆的业务活动开展的完善程度。对于新建馆以及改扩建馆,可以本着“科学发展”、“节约办馆”的方针,采用不同的方法。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两种确定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的方法。
1.3.1 使用人口学统计方法 在图书馆业务统计不充分或者无统计数据的情况下,确定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可使用人口学统计方法。这种统计方法需按照国家/地区图书馆建设的相关“标准”的规定,直接套用人口统计数据,得到图书馆服务人口基数。笔者认为,采用这种方法测算出来的图书馆面积往往偏大,其原因在于人口统计数据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图书馆实际服务的读者数量,即处于服务半径内的人口数量。它只是一种替代算法。但其最大的优点就在于操作简便,是地区新建公共图书馆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
新制订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则结合我国行政区划的级别,提出了自己的算法:“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市、地区、盟、州)公共图书馆,以其所在城市市辖区(或城镇)的常驻人口数(户籍人口和居住半年以上的暂住人口)为服务人口数。县(市)公共图书馆,以其所在县城关镇、所在镇的常驻人口为服务人口数”。
笔者认为,我国《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中确定图书馆服务人口的方法,虽然操作简便易行,但是在计算时会产生不严谨之处。主要表现在:①公共图书馆测算服务人口数量时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况:一是常年不在当地居住的户籍人口;二是本地人在外地居住半年
以上,并且在居住地办理了暂住手续。那么,他们就会在两地公共图书馆建设中被重复计人人口指标。②统计、管理部门难以掌握大量不办理暂住手续的人口。③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正处于改革阶段,对人口统计的影响还是个未知数。而作为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它必将会与我国的人口管理政策相矛盾。④我国这种算法得出的服务人口数量仅仅是间接服务人口数量,用间接服务人口确定馆藏量对于充分保障全体公民利用图书馆的权利有重要意义,但用间接服务人口来替代直接服务人口,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图书馆计算机数量、网络带宽、阅览座席等,肯定会大大超过图书馆实际需要量,从而造成比较大的空间浪费。因此,《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中规定的图书馆服务人口计算方法也只能是权宜之计。
1.3.2 使用图书馆业务统计方法 在公共图书馆的各种服务人口分类中,最难确定的就是“直接服务人口”。虽然在前面提及了使用“服务半径”的概念,但是在操作中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以图书馆为中心、以服务半径为半径划个圆,要想确定此范围的常驻人口不是件易事;再则此范围的常驻人口也不是人人都到图书馆接受服务,必竟到馆读者是有限的。此外,亲自到馆接受图书馆服务的读者也有些是图书馆服务半径外的居民。因此,笔者建议使用图书馆业务统计数据确定图书馆服务人口的方法。
使用图书馆业务统计方法是根据图书馆现有读者数量以及基于此数据预测未来的10年读者量等因素,测算图书馆实际服务人口数量。采用这种方法测算图书馆实际服务人口,其统计数据相对准确,但操作起来相对繁琐,不适用于新建图书馆,因为新建的图书馆无业务统计数据,也不适用于统计数据不完善的图书馆。对于改扩建的公共图书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采用这种方法。
假设:A=10年内图书馆注册读者年平均数量,B=10年内图书馆注册读者年平均增长率,c=图书馆设计年限,D=10年内未注册读者到馆年平均数量,E=10年内图书馆未注册读者到馆年平均增长率。
直接服务人口=A(1+B)c+D(1+E)c
通过基于统计的方法来测算图书馆服务人口指标,可以排除人口统计学上的一些障碍,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实际情况,据此设计出来的图书馆更加符合服务人口的实际情况,达到节约、高效的目的。
诚然,确定图书馆面积规模并不是完全由人口决定的,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即使是通过上述方法测算出来的实际到馆人数,也会因有读者不使用计算机或阅览座席而产生误差,所以在精确计算这些指标时,还要考虑资源与家具、设备的实际使用率等情况。
2 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图书馆自身“依辅性”特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受经济水平的影响非常大。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看,经济发展水平好的国家或地区,其图书馆事业都比较发达,遍布城乡;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其图书馆事业发展得都不尽如人意。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种认识。
规划单体公共图书馆时,一定要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对其前景进行预测。最重要的指标是当地交通状况和产业经济结构。交通便利程度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决定了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在交通便利的地区,往往交通状况越好经济发展得越快,其人口数量通常也就呈现上升趋势。
此外,在规划单体公共图书馆时,还应考量当地的经济发展潜力和经济产业结构,特别是在未来10年里,当地的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实现的可行性。如果某地区要建设成为国家级开发区、要建设核电站、大工厂,那么这个地区的相关产业就会蓬勃兴起,人口密度就会随之增加,人口数量就会上升,在这一地区设计图书馆就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问题,国外经常采用为图书馆业务活动分设不同等级的方法。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公共图书馆标准》中,对每一项标准均设计了基础级(basie)、适度级(moderate)、增强级(en―haneed)和优秀级(excellent)这四个不同级别。不同级别的指标要求分别对应着30%、50%、70%、90%的服务人口。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范文5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点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范文6
[关键词] 老龄化 老年人力资源
一、中国面临严峻的老龄化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而且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龄化。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我国于2000年11月1日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登记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1年3月28日公布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表明2000年全国总人口为126583万人(这是中国大陆的人口总数,包括250万现役军人在内。在大陆进行人口普查的前后,香港、澳门和台湾也相继公布了当地的人口数据。其分别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0年6月30日公布的香港现有人口数为678万;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0年9月30日公布的澳门现有人口数为44万;台湾当局于2000年12月公布的中国台湾省和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人口数为2228万;所以,2000年年底中国的人口总量应是大陆人口、香港人口、澳门人口、台湾人口之和,即126583+678+44+2228=129533万人。本文主要针对中国大陆的人口老龄化情况进行分析,所以文中的人口情况就只考虑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情况),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许多文献中都表明“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7.0%”是不准确的),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4.80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39个百分点。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我国2004年底60 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了16035.5072万(此数据是将各地区加权汇总的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据相加后除于0.966‰的抽样比得到),占全国总人口的12.34%;65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1108.0745万(此数据的计算同上),占总人口的比重的8.55%。按照国际标准,目前我国已经跨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可以看出我国在老龄化进程上是加速前进的。预测表明,65岁及以上人口在2050年达到最高峰值3.23亿,占总人口比重的23.07%。
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年~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年~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年~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龄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本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岁~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龄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特别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龄化问题。
二、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1.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
中国2004年底约有16035.5072万老年人口和25037.8881万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1.56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1.56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2.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之一,就是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根据人的生命周期理论,随着人的生命延续,当步入老年以后,体力、智力等均会趋于衰退,劳动参与的能力也就随着减退。对于某总体人口而言,当该总体人口进入老年型,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时候,劳动参与的能力减弱,导致劳动参与率的降低,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从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使得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急剧降低,老年人口比例相应迅速提高。在一定时间内,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现在中国正处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中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率较高、社会抚养比较低的过程,能够创造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人口红利”时期。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在今后若干年内,15岁~6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重将继续增加,到2013年左右达到最高值72.1%,随后将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中;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6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为9.97亿人左右,随后逐年下降。2030年以后,人口总抚养必将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迅速提高而大幅度攀升,并最终超过50%,而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低抚养比的“人口黄金时代”也将于2033年结束。
尽管中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还在逐年增加,但是2004年春天开始,从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进而发展到劳动力流出地区的“民工荒”、“技工荒”,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最初信号早已经出现了。另外劳动力短缺端倪还反映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即人们可以观察到劳动力供求紧张状况有所缓解,劳动力需求数量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上升。自1998年以来,城市劳动力市场压力的一个主要表现时,用工单位的需求人数少于求职人数,在很多年中两者的比率明显小于1。但是,该比率最近有提高的趋势,例如2005年第一季度最高比率为0.94,第二季度为0.95,达到空前水平。在中国多年以来就业压力一直很大的情况下,出现了上述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相对数量的变化。中国已经开始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劳动力“有限剩余”。尽管有人可能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短缺了。
所有的预测结果和客观事实都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今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变化,将不同于长期以来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从动态的角度看,劳动供给状况不容乐观。
另外一点,我国的人口转变主要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提早完成的,相应的老龄化是在人均收入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的发展阶段上发生的。目前,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即还没有从劳动力丰富的禀赋结构,转向资本丰裕的禀赋结构,因而还没有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过早的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现象,就会导致工资水平上涨,意味着中国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不容乐观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和愈来愈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在2030年到2050年将进入最严峻时期。从时间表上看,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23年。正如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警示的:人口现象是一个长周期事件,解决人口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提前量。目前,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等各种准备还不足。在未来的23年时间里,要全方位地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准备,不仅时间十分紧迫,而且压力十分巨大。
所以,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找出对策来应对这些挑战。其中一个一举两得的对策就是开发利用我国存在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巨大的劳动力储备――老年人力资源。
三、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可行性
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不仅是必要的、迫切的,而且也是有可能的。
首先,从人力资源的概念上分析,我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是可行的。所谓人力资源(又称劳动力资源或劳动力),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总和,既包括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也包括法定劳动年龄以外具备世纪参与社会性活动能力的人口。这也就是说人力资源的含义,不应受年龄大小和在业与否的限制,其中也包括健康的、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
其次,从可开发的老年劳动力年龄上看,我国目前仍沿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的退休年龄:男性60岁(工人55岁),女性55岁(工人50岁), 而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2000年已达到男性69.63岁,女性73.33岁,据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男性将达到78.5岁,女性为82.9岁。如果届时我国的退休年龄保持不变的话,人生的四分之一状态将处于赋闲状态。
第三,我国可供开发的老年劳动力数量也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国退休年龄的制定低于联合国老年人的划分年龄,再加上国内一些地区提前退休情况严重,如果这些退休后的人们无所事事,无意之中就加剧了我国老龄化的程度。如果我们将65岁以前退休的人口数加上65岁~74岁之间的低龄老年人口数,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劳动储备量。这个潜在的劳动储备量在2004年就达到了15678.541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2.06%。如果这些潜在的人力资源被充分利用的话,有许多经济问题就会被很好地解决。
第四,我国老年人的身体素质也符合开发利用的要求。在长寿时代里,老年人的身体素质在逐渐的提高,退休人群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低龄老年人。在农村,老年往往没有明显的界限,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们就会劳动到自己不能劳动为至。
第五,老年人力资源有着其他人力资源群体所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如经验的优势、文化的优势和关系的优势等等,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才资源,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所急需的。
第六,老年人本身有继续为社会作贡献的意愿。尽管我国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的氛围,但是有些调查已经表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意识强烈。
四、结论
早在2002年4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联合国世界老龄大会就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积极老龄化战略――《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它的主要含义有两点:其一,老年人不是社会的包袱,而是全社会、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同时还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其二,倡导老年人自身要以积极的、健康的姿态参与社会发展。我国的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老龄化人口增长过快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为此,我们更应与时俱进的与国际实施的积极老龄化战略接轨,切实把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列入议事日程,通过开发和利用,把我国老龄人口压力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力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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