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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方面的成就范文1
王绶琯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福建福州人。1943年在重庆毕业于马尾海军学校，1945年赴英国留学，1950年改攻天文，入伦敦大学天文台进行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名誉台长。开创中国的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并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推进。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对提高中国时号精度、推动天体测量学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负责成功地研制出多种射电天文设备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王绶琯90年代与苏定强等共创“多天体光谱望远镜”方案，被列为国家“九五”重大科学工程项目。1978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先进科技工作者，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同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长期致力于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科普工作，倡导并精心创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多次在中学、科技馆、天文馆讲演、座谈，编著一系列青少年科普读物。曾当选为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半路改行 结缘天文
1923年，王绶琯出生在福建厦门，自小就喜欢看天文界先驱张钰哲等人撰写的书籍。1936年，13岁的王绶琯考上了马尾海军学校，那时的中国笼罩在战争阴云下，“七七事变”后，随着局势的发展，他随学校先后辗转到贵州、重庆等地。求学期间，书店里最让他爱不释手的，就是那些讲解宇宙星辰的天文科普书籍，他经常一看就是大半天。
“现在回想起来，还要非常感谢那些文章的作者，让我在青少年时期就接触到天文；同时还要感谢书店老板，没有驱赶像我这样爱看书的学生。”王绶琯笑着说。
虽然对天文情有独钟，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并不能从事相关工作，于是选择了学习造船。1944年，21岁的王绶琯从海军学校毕业，第二年他取得了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的资格。或许是上天不愿埋没一位优秀的天文人才，在英国求学期间，王绶琯意外地发现，著名的格林尼治天文台与自己就读的学院仅有一墙之隔。作为当时的天文大国，英国孕育出大批优秀的天文学家与科普作家。课余时间，王绶琯如饥似渴地自学相关知识，并主动与当地人交流。
1949年，在一位朋友的鼓励下，王绶琯写信给当时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先生，请教一些天文学问题，并对自己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很快，他就得到了对方的肯定，并被建议到其所在的天文台工作。
当时，王绶琯学习造船的成绩也不错，他的毕业论文是一艘军舰的设计，但“转行”的愿望却日趋强烈。“我当时没做什么考虑，就是一种本能的选择。”就这样，离开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放弃了即将获得的硕士学位与上尉军衔，王绶琯来到伦敦大学天文台，开始新的人生轨迹。
学成归国 投身天体
1953年，王绶琯在祖国刚刚解放正需要人才来建设的时候，他毅然回国到紫金山天文台。当时王绶琯属于中年骨干，和张钰哲、李珩、陈尊妫等老一辈研究员一起工作。王绶琯一到紫金山天文台，便投入到修残补缺，创建新中国天体物理学的事业中。1955年，王绶琯奉命接受了国家急需的“提高时号精确度”的紧急任务。一年多的时间，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还开展了对时间和纬度的研究，为中国授时以及天体测量研究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奠定了基础。1978年，由王绶琯、苏定强两人共同提出，把攻尖的目标定在一个新的开拓点上，那就是：配置多根光学纤维的“大天区面积大规模光谱”。这样的高难点选题，懂行的人深知：这是和国外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飞跃。像这样的竞赛项目，没有真知灼见是很难进入角色的；而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怎样“疏通”大规模天文光谱的测量。这是此领域的“瓶颈”，自然成为天文光学发展的一道险关。
王绶琯曾诙谐的说，这场恶仗应该由天体物理学家和天文仪器专家来配合，进行一场别开生面、龙腾虎跃的“双打”比赛。从苏定强“主动反射板”这画龙点睛的一着妙笔，到最终的多天体光谱望远镜方案的如期形成，反复经历了十个春秋！先后参加者接近二十人；而作为主题论证的负责人，王绶琯和他的“双打”同行苏定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王绶琯和苏定强两位院士配合如此默契的“乒乓双打”，以超前、高效而震撼整个天文学界。当两位青年科学家褚耀泉、崔向群在英国一次国际会议上报告他们导师的方案时，会场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一九九四年的七月。
人们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他们看到中国的“多天体光谱望远镜”方案，将最终导致阻碍天文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的彻底解决。一旦那个迷人的目标在王绶琯指挥下得以实现，人们就可以同时在大片天区中测量几千个光谱，而观测效率将比以往提高几千倍。这样的“乒乓双打”是如此精彩，让国内外无数同行频频叫好。令人欣慰的是，这种体现“乒乓双打”精神的“多天体光谱望远镜”课题，已被列入“九五”期间中国的一项重大基础项目。
开拓了中国的射电天文学
王绶琯最突出的贡献是开拓了中国的射电天文学领域。如今，架设在密云水库旁边的天线射电干涉仪等重要射电天文观测试备，正是王绶琯二十几年呕心沥血建造的遨游宇宙之“船”。驾驭着它们，中国天文学家便可以捕捉遥远天体发出的无线电波，进入到国际宇宙研究的行列。
王绶琯开创了中国的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领域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推进。在中国天文学的学科基础建设和天体物理学观测研究的奠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主持完成了将中国时号精确度提高到0.01秒的紧迫科研任务，同时开拓并有力地推动了作为“时间服务”理论基础的天体测量学的发展。
王绶琯负责创建了北京天文台的射电天文研究，主持创办了全国性的射电天文训练班，负责首次研制成中国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制定了在北京创建射电天文科学研究的方案与分阶段发展的技术步骤和射电天文研究目标。
1966年以来，王绶琯负责成功地研制出了米波16面天线射电干涉仪、分米波复合射电干涉仪、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系统等重要射电天文观测设备，并在相应的观测研究中取得多项创见性成果，获得多项中国科学院一等科技成果奖和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多年来在领导和管理全国天文工作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主导作用，并在“全国一盘棋”的天文研究布局和“学术中心”的组织等方面作了有力推动。在培养天文科技人才、北京天文台的筹建和科学领导、发展天文普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射电天文方法》等专译著多种。
创办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挖掘“未来科学家”
王绶琯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科普教育专家。王绶琯于1999年发起，联名60余位中科院院士、科技专家倡议组织“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并为俱乐部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先后捐款27万元给俱乐部作为活动经费，并自费购书近万元捐给甘肃、青海等偏远地区。
在中国科学界，王绶琯名气很大，大到连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1993年发现的3171号小行星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他王绶琯却很容易亲近，尤其在培养青少年方面，常带领孩子“亲近”科学，为中国科技界培养后备人才。
王绶琯认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30岁左右在他的“主领域”做出“成名的贡献”，那么也许在他24岁左右就已投身这一领域。所以，孩子十六七岁时，就是其探索人生、发现自我的“志学”之年，能否得到“走进科学”的机会至关重要。
当初为了取得科研单位和课题组的支持，王绶琯曾一家一家拜访。但他还是认为自己的工作做的不到位。他说，有志于科学的优秀学生数以万计，但科技俱乐部能够为之提供的“学生会员”却是有限的。根本限制在于能够接纳中学生进行“科研实验”的课题研究组的数目有限。王绶琯表示，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有这样的社会责任，对可能的“科学苗子”发现一个就帮助一个。今后要再努力，尽可能使这个活动得到更多科研团组的认可和支持，使其规模不断扩大。
王绶琯还提到，参加“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的学生，成长为杰出科学家的概率有限，但又是必有的。所以，更确切地说，这个“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根本的作用应当是帮助参加活动的每一个人“走进科学”，从中发现并造就出科技的栋梁之才，投身到科学事业中去，为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智力保障。
去年，王绶琯90大寿，他的学生在世界各地为恩师贺寿。其中有一个学生叫洪玮哲，2000年在人大附中读高一时，他加入了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很快，王绶琯就发现这个孩子的天赋，他甚至亲自写信向清华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推荐这名高中生。最终，洪玮哲被清华免试录取。他也没有让王绶琯失望，读大三时，就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国际学术刊物上。
如今，仍有不少年轻人上门找王绶琯探讨科研课题，他来者不拒。虽然身体已不及从前，但他每天一起床仍要“听”电视，接受最新的信息，天文、地理、教育、政治……“我们搞科研工作的人，哪怕有一天脱离一线的科研资料，马上就会落后。我不想落后。”
历程评述：
天文学方面的成就范文2
在当今世界，国际社会的一个崇高理想是推进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
推进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面临着一个多元的文明带来的文化差异问题。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人类的文明都是多元共存的格局，而不是一元独存的格局。这种多元文明共存的格局必然带来文化的差异。一方面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文化的差异，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差异。这两方面的差异，往往纠结在一起，显出异常复杂的态势。这种文化的差异，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又往往引发地区矛盾和冲突，造成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
解决这个多元文明的文化差异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从多方面做工作。
从一个方面看，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和文化，都有不同于其他地区、民族的特殊性，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这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尊重文明和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提倡文明和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明和文化，我们应该采取尊重的态度，要尊重他人，谅解他人，进一步还要欣赏他人，学习他人，并以此来提升自我，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这是这几年大家谈得比较多的一个方面。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和文化，除了有自己的特殊性之外，在某些方面（常常是十分重要的方面）也会有共同性，会有彼此相通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明和文化中，往往会有体现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这部分内容由于当今国际社会各种现实利益的冲突而被人们忽视了，或掩盖了。如果这方面的内容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并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和交流，必将大大有助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文明和文化的沟通和互相认同，必将大大有助于推进多元文明之间的和谐和共同繁荣，对于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费孝通先生概括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我们中华文化来说，中华文化一方面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哲学、宗教、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多个层面，另一方面又有体现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这种体现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也表现在哲学、宗教、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多个层面。其中生态意识就是突出的表现。
现在全世界都普遍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当今世界，人与自然的分裂越来越严重。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功利目标和物质享受，利用高科技无限度地向自然榨取，不顾一切，不计后果。自然资源大量浪费。许多珍稀动物被滥捕滥杀而濒于灭绝的境地。大片森林被滥砍滥伐而变成沙漠。海水污染。气候反常。自然景观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国际上出现了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倡导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学者们呼吁人们关注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他们强调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达到从根本上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
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西方传统观念，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的新的观念。“生态整体主义”主张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生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和人类一样，都拥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这种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已经成为当今全人类带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
我们看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和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观念是相通的。
中国传统哲学是“生”的哲学。《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生，就是草木生长，就是创造生命。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天地以“生”为道，“生”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生”就是“仁”，“生”就是善。周敦颐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程颐说：“生之性便是仁。”朱熹说：“仁是天地之生气。”“仁是生底意思。”“只从生意上识仁。”所以儒家主张的“仁”，不仅亲亲、爱人，而且要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因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世界上的民众都是我的亲兄弟，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我的同伴）程颐说：“人与天地一物也。”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这样的话很多。这些话都是说，人与万物是同类，是平等的，应该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意识。
和这种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意识相关联，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种生态美学的意识。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大自然（包括人类）是一个生命世界，天地万物都包含有活泼泼的生命和生意，这种生命和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从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宋明理学家都喜欢观“万物之生意”。周敦颐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除，他说：“与自己意思一般。”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周敦颐从窗前青草的生长体验到天地有一种“生意”，这种“生意”是“我”与万物所共有的。这种体验给他一种快乐。程颢养鱼，时时观之，说：“欲观万物自得意。”他又有诗描述自己的快乐：“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他体验到人与万物的“生意”，体验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浑然与物同体”，得到一种快乐。这是“仁者”的“乐”。
清代大画家郑板桥的一封家书充分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意识。郑板桥在信中说，天地生物，一蚁一虫，都心心爱念，这就是天之心。人应该“体天之心以为心”。所以他说他最反对“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就是豺狼虎豹，人也没有权利杀戮。人与万物一体，因此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人不能把自己当做万物的主宰。这就是儒家的大仁爱观。儒家的仁爱，不仅爱人，而且爱物。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郑板桥接下去又说，真正爱鸟就要多种树，使之成为鸟国鸟家。早上起来，一片鸟叫声，鸟很快乐，人也很快乐，这就叫“各适其天”。所谓“各适其天”，就是万物都能够按照它们的自然本性获得生存。这样，作为和万物同类的人也就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得到最大的美感（“大快”）。这也就是《乐记》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
我们可以说，郑板桥的这封家书，不仅包含了生态伦理学的观念，而且包含了生态美学的观念。
这种对天地万物“心心爱念”和观天地万物“生意”的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
中国古代画家最强调要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和“生意”。明代画家董其昌说，画家多长寿，原因就在他们“眼前无非生机”。宋代董在《广川画跋》中强调画家赋形出象必须“发于生意，得之自然”。明代画家祝允明说：“或曰：‘草木无情，岂有意乎？’不知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造化之妙，勃如荡如，不可形容也。”所以清代王概的《画鱼诀》说：“画鱼须活泼，得其游泳像。”“悠然羡其乐，与人同意况。”中国画家从来不画死鱼、死鸟，中国画家画的花、鸟、虫、鱼，都是活泼泼的，生意盎然的。中国画家的花鸟虫鱼的意象世界，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世界，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态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如此。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贯穿着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意识的文学作品。《聊斋志异》的美，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聊斋志异》的诗意，就是人与万物一体的诗意。在这部文学作品中，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都幻化成美丽的少女，并与人产生爱情。如《香玉》篇中两位女郎，是崂山下清宫的牡丹和耐冬幻化而成，一名香玉，一名绛雪。她们成为在下清宫读书的黄生的爱人和朋友。牡丹和耐冬先后遭到灾祸，都得到黄生的救助。黄生死后，在白牡丹旁边长出一棵肥芽，有五个叶子，长到几尺高，但不开花。这是黄生的化身。后来老道士死了，他弟子不知爱惜，看它不开花，就把它砍掉了。结果，白牡丹和耐冬也跟着憔悴而死。蒲松龄创造的这些意象世界，充满了对天地间一切生命的爱，表明人与万物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表明人与万物一体，生死与共，休戚相关。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生态美”，也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
现在我把以上说的简单概括一下：
第一，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生”（创造生命）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生就是“仁”，生就是善。
第二，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与万物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因此，人与万物是同类，是平等的。人没有权利把自己当做万物的主宰，“屈物之性以适吾性”，而应该对天地万物心心爱念，使万物都能按照它们的自然本性得到生存和发展，这就叫“各适其天”。
第三，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都包含有活泼泼的生命和生意，这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这就是“仁者”的“乐”。
第四，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充满了对天地间一切生命的爱，表明人与万物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生死与共，休戚相关。这就是“生态美”，也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
以上四点，大致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其中包含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和生态美学的内容。这些内容，体现了当今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念，极富现代意蕴。这些内容，既是民族的，又是全人类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天文学方面的成就范文3
科学对世界的发现，技术对自然的改造，犹如两条臂膀共同创造着历史，推动着文明的进程。作为历史悠久的国度，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典型成就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又具有哪些特色呢？近代之后，东西方科学技术拉开差距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中国古代的科学
如果按照历史书中常谈到的“农、医、天、算”四个方面来分析古代科学成就，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农业和古代医学并不属于科学范畴。
农业是生民之本，也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尽管我国古代农业著作历代不乏，特别是明清时期卷帙浩繁。但农书中大多记录了一些经验性的总结，大量的内容是种田技艺以及农
耕器具的发明与应用――这些都属于技术的内容，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成就乏善可陈。
我国古代的医学别具特色，一直延续至今，但却饱受争议。我国中医史学家廖育群曾说过，古代中医与现代中医的区别，甚至要超过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可以说，中医内部也在不断吐故纳新或者说发生变化。社会上关于中医是不是科学，以及中医废存的问题广受关注。可以说中医目前是一门非常另类的学科，在面对西医（现代医学）时总是不断调适着自己独特的“身份”，因此也不适合用西方科学的概念作为基础来讨论中医中的科学问题。
天文学与数学的交融
最能代表我国古代科学成就的还是天文学和数学，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天、算。这两门学科在我国古代联系得十分紧密，因为对日月五星运行规律的认识以及日食、月食的推测，都离不开数学上的计算。举一个例子，汉代已形成的“谈天三家”――也就是当时古人对宇宙的三种认识，分别是盖天说、浑天说与宣夜说。除了宣夜说有点玄奥抽象外，盖天说与浑天说均是由数学模型作为支撑的，尽管两者建构了不同的宇宙模型，但是有一条是共同坚守的，就是“日影千里差一寸”，也即八尺之表的日影在子午线方向上千里会差一寸。而“日影千里差一寸”最早源自《周髀算经》，该书既是一部数学著作，也是一部天文学著作。需要说明的是，千里差一寸的论证是错误的，一直到了唐代一行和尚通过实测才使它寿终正寝。
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深受古代数学的影响，尽管盖天说、浑天说都有数学模型建构，但是这种模型并不与推算日月五星运行的另一套数学模型（算的模型）相融洽，或者说是各行其事。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像西方那样，从古希腊天体运行的圆周运动中解脱出来，发展出开普勒的椭圆轨道等近代天文学体系。我国古代天文学还把地上的事物都搬到天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垣二十宿”体系。该体系是天上、人间对应比附的产物，是军国星占体系的一种反映，即为战争胜负、王室兴衰、年成丰歉等军国大事服务的，但这已经走出了科学的范畴。
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
我国古代数学的基调是由成书于汉代的《九章算术》确立的。那么《九章算术》的基调是什么呢？就是服务于实际生产生活的应用问题集：一题一答一术。“题”就是题目，“答”就是答案，“术”就是算法。那么推理、论证的过程呢？书中是查不到的，因为根本就没写。所谓“九章”，就是9大类应用题目，比如“方田”是计算土地面积的问题集，“商功”是计算各种工程（沟渠、仓窖等）的土方、人工等。
经常有人将《九章算术》与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作对比，这两部书的确也代表了东西方不同的思维风格，一个是以“算”为特征的实用化体系，一个是以“证”为特征的演绎逻辑体系。我们的祖先一直缺少“证”的那根筋，直到明末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时，徐光启被该书的体系所服膺，写道：“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
说到我国古代数学，大家都会联想到南朝祖冲之在圆周率上的贡献。不过，祖冲之的《缀术》已经失传，他对圆周率的推算，学界认为是在魏晋时期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得到的。当时要计算出密率355/113的确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要知道那个年代要用算筹去计算开方在内的大数目运算，难度可想而知。
苏州大学董洁林教授带领的团队遴选出了
200项人类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其中我国古代科学成就仅两项入选，之一是墨子进行的“小孔成像”实验。但就笔者看来，墨家学派进行的这项实验以及那句描述“小孔成像”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并不比刘徽的割圆术更科学，影响更大。笔者认为在我国古代的科学门类中，物理学、化学较天文学、数学经验性成分更多，包括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众多记载，基本是经验现象的罗列与陈述，当然不乏一些细致的观察与描述。
唐代中叶到元代中叶是我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宋元时期达到了顶峰。发展到高峰的标志有二：首先是数学著作繁兴，宋代前后不到300年竟出了50本之多；其次是水平高，就是在算法的改进与抽象化程度方面前进了许多。无论是高次方程的近似解法、多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同余方程组解法等，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
从元中叶到明末，中国古代数学整体江河日下，以至于当时学界竟然连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都读不懂了。到了明末，随着传教士的东来，西方的数学知识开始译介、引入；后来又经过清末第二次“西学东渐”，直到20世纪初我国数学才汇入世界数学发展的洪流。
天文学方面的成就范文4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但到了近代却进展迟滞，远远落在了西方的后面，文章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
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内含着遥遥领先于西方文明的传统科学技术，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尤其是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不仅是国人的骄傲，更让西方人羡慕不已。然而，当历史步入近代，中国的科技却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直至今天，尽管在某些科技领域里，我国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西方，但在总体水平上仍然是比较落后的。究其原因很多，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自然观，使得古人对大自然采取一种友好、鉴赏的态度，而不是去征服，这就失去了科技的哲学前提。我们知道，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哲学前提就在于主客分离，把自然当作客体加以认识、改造，然后去征服，为人类造福。正是西方把自然看作人类的对立面，去改造、征服，才有西方科技的高度发达。而在中国，从夏商周开始，一直都是尊天顺天，后来董仲舒更把这种敬天、尊天嵌进了政治强权， 任何人都不敢再想去征服天了。自此，天人和谐、天人合一就成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这和西方文化征服自然大相径庭，不利于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政治至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这就导致统治者把关注的中心集中于如何夺取天下和稳固天下，而忽视了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致使古代中国缺乏对科技的需求。可以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推崇政治、鄙薄技艺成为整个国家的时尚。相反西方科技正是在16～17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这一时代需求的刺激下产生的，是新型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发展壮大的产物。另外， 这种政治至上的传统，也促使知识分子格外关注现实政治，他们思考的是如何安邦定国，因而他们都以考取科举当上大官作为自己的人生最高理想和价值目标，而普遍以从事科技工作为耻辱。这样，知识分子包括其中的杰出人才不去从事科技工作，即使从事科技工作的，绝大多数也是科举正途实在无望、绝意功名后的知识分子或者其他社会地位低贱者，这就使得在中国无法形成像西方科学家的那种为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秘，而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价值观。再次，中国传统社会形成重文轻理、重道轻器的传统导致我们缺乏科技知识的积累。儒家重视伦理、经学，知识分子在熟读背诵儒家经典、考证注疏文献典籍、修身养性、文学创作和鉴赏等方面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自然科学却很少关注，即使有所关注时，也往往关注形而上的"道"即宏观规律、事物总体特征以及其中蕴涵的道德、为人处世和政治哲理的启迪等的探求，轻视形而下的"器"即一事一物具体特性及其在社会生产、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作用研究，这又形成重道轻器传统。这和西方科技的发展正相反，西方科技到十八世纪爆发式的发展，正是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尤其是自十五世纪以来西方知识分子长期探求自然奥秘的基础上发生质变的结果。这种政治至上的价值观对科技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居统治地位的儒家看重伦理道德，而淡薄金钱物质利益，所以逐渐形成了重义轻利的道德观。统治者往往为了统治的需要，大力提倡广大民众淡泊金钱财富和物质利益享受，转向追求精神享受，这就导致我们失去科技的内在动力。我们知道，西方科技的发达，与西方个人和企业追求金钱和物质利益这一内在驱动力是分不开的。西方科技史就像我们表明了，追求物质享受和财富是西方科技得到巨大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另外，只有有了钱，科技人员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才可以安心从事科研、购买更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更容易出成果则是显易而见的常识。因此，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不仅使中国失去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失去从事科技的有利条件，也就不利于近代科技发展。
以上从天人和谐的自然观、政治至上的价值观、重义轻利的道德观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当然，传统文化对科技也有积极影响，如注重实用就导致了古代科技的辉煌。但我们反思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积极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激发我们民族的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真正地做到尊重科学、尊重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促进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 科学传统与文化[M]. 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
天文学方面的成就范文5
在20世纪20年代，刘天华带着一把二胡和他在江南就已经创作好的《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三首乐曲只身上京，在北京艰难创业，终于将二胡提升为一门器乐独奏艺术。如果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审视，可以说，这其实是江南区域音乐文化又一次在二胡乐器上出现的“南乐北渐”的文化传播现象。
一
在20世纪20年代二胡艺术形成之前，二胡一直是流行在江南地区的滩簧类戏曲、曲艺伴奏乐器和江南丝竹合奏乐器。至20世纪初，经过周少梅、刘天华相继对二胡乐器及其音乐创作方式、内容的革新，二胡的音乐表现力得到了显著的增强。刘天华在1922入京之前创作的《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三首二胡独奏曲均已完成初稿，并在常州第五中学任教时尝试着将这三首乐曲传授给储师竹、吴干斌、吴伯超等学生。据刘北茂先生回忆，1921年，在江阴组织的暑假国乐研究会的音乐会上，刘天华亲自]奏了这三首乐曲，他的学生储师竹、吴干斌、吴伯超三人都有二胡、琵琶独奏的节目。⑥二胡作为独奏乐器第一次在江南登上了音乐舞台，但这仅仅是在江南民间很小的地域范围内的一次尝试，要想让刘天华的二胡音乐产生更大的影响，则需要更广阔的平台。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大力推行美育，主张通过艺术、音乐来发展自由个性、培养高尚情操，以达到改善人生、改良社会的功效。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成了一所艺术气氛十分浓厚的大学。1919年，“北大音乐研究会”成立，蔡元培亲任会长，会内分设国乐、西乐两部，中西并举。1922年改为音乐传习所，提出“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理论与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并开设甲、乙两种师范科，为北大等校大学生选修。至此，北大音乐传习所实为我国第一所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这意味着中国高等音乐专业教育拉开了序幕。“北大音乐研究会”成立后，经常组织音乐会，观众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学生和北京的知识阶层。很显然，这样的环境对于同样充满爱国热情并立志改进国乐的刘天华来说是非常适宜的，所以刘天华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到北京来实现其抱负。1917年，刘天华之兄刘半农先生掌教北大之后，刘天华即与之书来信往，“每羡都中专家荟萃，思欲周旋揖让与期间”。⑦直到1922年，机会终于到来。原来在常州五中曾参加过刘天华组织并指导的军乐队和丝竹合唱团的吴干斌等几个学生已考上北大，也参加了北大音乐研究会。1921年底，北大音乐研究会的琵琶导师王露先生（字心葵）因病去世，琵琶导师空缺。于是，吴干斌等学生一致向校方推荐刘天华担任琵琶导师，并获得了校方的批准。
1922年春，刘天华作为琵琶导师到北大音乐研究会（到1922年12月才改称音乐传习所）任教，而“难登大雅之堂”的“叫花子”胡琴根本不在课程计划考虑之列。但刘天华以二胡为突破口来改进国乐的志向一直不曾退却，因为他坚信民间二胡还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完全能够成为与琵琶、古筝、古琴等民族乐器并驾齐驱的独奏器乐艺术。到北京后，因为缺乏江南的二胡传统，要想让他的二胡音乐得到当时音乐界同仁认可谈何容易！但刘天华仍然矢志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志向，并想方设法地进行着自己的尝试。他在音乐研究会教授琵琶时，“还悄悄地把二胡也教给学生，并传授了他创作的《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三首乐曲，以期待着有朝一日二胡也能像琵琶、古琴一样登上大雅之堂”⑧。同时，刘天华还尽量争取能在音乐会上]奏二胡的机会，他知道，要想让二胡能成为与琵琶、古琴等乐器并驾齐驱的独奏艺术，就必须展示出二胡能成为独奏艺术的艺术魅力。事实上，正是他与他的学生在音乐会上的成功]出，为二胡被纳入音乐传习所的正式课程计划创造了条件。1923年秋，在北大举行的一次音乐会上，刘天华终于有机会用二胡]奏了自己的作品《病中吟》、《空山鸟语》，二胡音乐的独特音乐内涵和刘天华高超的]奏技艺征服了观众，因此而获得观众的热烈掌声。以蔡元培为首的音乐同仁对刘天华的]奏也十分赞赏。同年底，刘天华悄悄培养的二胡学生――北大数学系的徐炳麟在北大三院大礼堂举行的音乐会上也用二胡]奏了《病中吟》，同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从而在青年学生中扩大了二胡及其音乐的影响。不久，在北大校园中就可常常听到有学生哼唱《病中吟》的旋律，并且传遍了北京的其它大专院校。刘天华与徐炳麟师生两次成功的]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二胡的偏见，刘天华和他的二胡音乐也得到音乐传习所领导和同仁的尊重和认可，所以，北大音乐传习所在1924年把二胡确定为了正式课程。不难看出，如果没有刘天华师生的成功]奏在北京知识阶层中造成的强烈影响，恐怕二胡就很难被确定为传习所的正式课程了。从此，在刘天华的努力下，在江南已见雏形的二胡艺术才得以“北渐”，最终在北京形成，之后再逐渐拓展至全国。
二
刘天华之所以能北上，似乎是因为王露先生的去世而出现的偶然机会造就的，但实际上却是江南文化超强实力的一种体现。自宋以来，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江南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江南人好读喜学，蔚然成风，已成习俗。15世纪末年，途经江南的朝鲜人崔溥这样描述江南的文化氛围：“且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闾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及文化教育传统造就了历代文化名人多出自江南的局面。自宋以后，江南的进士人数剧增，至明清两代，江南进士就占全国的15．24％，可见江南地区的文化实力是其它地区不能比的。在音乐文化方面也是如此，江南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繁荣状况为江南浓厚的音乐传统提供了条件，从而使得江南的音乐文化非常繁荣，造就了明清以来大批优秀的江南音乐家和民间艺人。我们可以从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家蔡际洲先生撰写的《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中国音乐家研究》⑩一文中所作的研究窥见一斑。蔡先生采用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以《中国音乐词典》（含续编）中不同历史时期的723位中国音乐家为对象，以其籍贯为依据，对其地理分布状况作了一鸟瞰式的系统梳理，从而揭示了音乐人才与历史的、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其中论及，宋元至明清时期，除籍贯不详者外，音乐家共计82人，多集中在江南地区。（见表一）
从表中可以看出，82位音乐家中，籍贯在江南地区的就占了43位。一个地区音乐人才的数量的多少与艺术水准的高低，可以直接反映这一地区音乐文化的发展程度。从上表可以看出，江南地区的音乐文化比中国其它地区更为发达。明清以来，江南地区出现的众多音乐理论家、]奏家在中国音乐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明清时期出现的琵琶艺术的高潮，更是以江南出现的众多流派及]奏名家为标志。到20世纪初，传统音乐人才依然是南多北少的局面。
此时，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是兴办现代大学教育的中心之地，需要并且吸引了大量的文化人才。20世纪初，随着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大量的江南学生考入北京高等学府读书，同时也吸引了很多江南文化人士进驻北京，成为北京文化教育界的重要支柱。例如，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根据地，从1912年至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五位校长：严复（福建闽侯人）、马相伯（江苏丹徒人）、何时（浙江诸暨人）、胡仁源（浙江湖州人）、蔡元培（浙江绍兴人），后四位都是江南人。而对年青一代产生巨大影响的《新青年》杂志，其创办人陈独秀是安徽安庆人，地处江南西陲。陈独秀的前半生多在江南活动，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刊物，后迁入北京。六位主编：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除了之外，其余五人都出自江南。在江南文化人士纷纷北上的时候，江南的音乐人士也同样渴望着能北上首都，得到施展自己才华的用武之地。
随着北大音乐传习所的成立，中国高等音乐专业教育走上了历史的舞台。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大学相继成立音乐系。而这时的北方，尚缺乏中国传统音乐人才，从而为南方音乐人才的北上提供了机会。1921年底，王露先生的辞世致使北大音乐传习所的琵琶导师后继无人，正好成就了刘天华北上京城的愿望。
三
那么，二胡作为一件江南民间乐器，何以能在北京落地生根，从而得以形成一门器乐独奏艺术呢？笔者以为，这主要是由刘天华二胡音乐的地域属性和时代属性决定的。
首先，从地域属性来看。前文曾述，经过中国历史上多次南乐北渐的历程，南方音乐的含蓄、和雅等风格性特征逐渐成为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特征。经过长期,陶，无论是哪个地区的中国人，他们的心理结构中已经积淀和传承着对这种音乐风格的认同和喜爱。我们通过对刘天华的二胡作品进行音乐分析，不难发现，乐曲富含的以级进为主、跳进为辅的江南音乐旋法特征、运弓流畅的江南丝竹]奏特征和柔美、典雅的江南音乐气质等各方面都使这些乐曲蕴涵着浓郁的江南音乐韵味。当刘天华带着这样一种含蓄、典雅、柔美风格的二胡音乐北上时，京城的知识阶层是熟知的、也是乐于欣赏的，这只不过是“南乐”的又一次“北渐”而已。
其次，从时代属性来看。刘天华的二胡音乐尽管充满浓郁的江南风味，但已经与传统的江南民间音乐的喜庆、自娱等民俗性音乐内容迥然不同。刘天华的一生基本生活在20世纪的前三十年，这三十年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社会制度的变化引发人们思想意识的巨大变化。在当时先进的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下，知识阶层呼唤着精神领域的解放，宣扬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使知识分子不再仅仅为仕途而奔命，而是积极参与和谋求国家的独立、社会的发展。破碎的国家和动乱的时局使得“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企盼着国家的兴旺。在这一点上，刘天华与其它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是相通的，这成为刘天华的二胡音乐能引起广大知识分子情感共鸣的心理前提。刘天华与其兄长刘半农先生早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就积极地参加反满组织，投身反封建的革命。刘半农先生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闯将，他积极倡导的平民文学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民主思想为内核的，这深深地影响了刘天华，刘天华以改进国乐为志向，他改进的国乐也包含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意识，充满社会忧患意识，在当时是比较激进的。我们可以从刘天华的音乐中感受到这种精神内涵，如他的处女作《病中吟》，创作于1915年。20岁的刘天华正是意气风发，积极准备改进国乐，实现充满理想和抱负的时候，但当时时局动荡，刘天华个人又遭遇贫病、丧父、失业的多重打击，理想和抱负的实现显得那么遥远。郁积在心的忧郁情绪转化为创作的灵感，所以他以充满忧郁色彩的曲调发出“人生何处去”的慨叹！这是刘天华徘徊在事业、人生经受挫折和感怀希望的双重空间中，郁积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宣泄。刘天华的这种心境在“五四”时期忧国忧民的知识阶层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尽管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状况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同有着一份忧国忧民、抱负难以实现的情愫，刘天华的二胡音乐自然就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从而为刘天华二胡音乐在北京的传播提供了广大的受众群体。
结 语
在二胡艺术的形成过程中，刘天华作为一代杰出的国乐革新家，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同时还应该要考虑到，二胡艺术的形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定有其文化层面的深层次缘由，我们只有探寻到这一点，才能对其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通过本文论述，笔者以为，刘天华之所以能将江南民间二胡在北京提升为一门器乐独奏艺术，其实质是在中国历史上数次“南乐北渐”的文化传播铺垫之下出现的又一次“南乐北渐”。
①《说苑・修文》，转引自王小盾《南乐北渐和中国音乐风格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②《隋书》卷一五《音乐志》：“（晋）荀勖论三调（指清商三调）为均首者，得正声之名。”
③转引自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④王小盾《南乐北渐和中国音乐风格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⑤《隋书》卷一六，《旧唐书》卷二八。
⑥刘北茂《刘天华音乐生涯――胞弟的回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1页。
⑦刘半农《书亡弟天华遗影后》，刘育和《刘天华全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
⑧刘北茂《刘天华音乐生涯――胞弟的回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⑨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二五《许君行状》，转引自夏维中、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
天文学方面的成就范文6
【关键词】示范性中学；天文；实践课
示范性中学通常是所在地区教学力量比较雄厚，成绩相对突出的学校，还获得了较好的教学资源和硬件条件，很多学校配备了天文观测设备，个别学校甚至还有独立的天文台，这对于开展天文活动与相关教学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和保证。校本课程的开发和设置已经成为新课改的热点，它对于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批判性思维都有着独特的作用。地理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认识地理环境、形成地理技能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一门必修课程，怎样在校本课程中发挥地理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就成为教师必须考虑的问题。俗话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天文和地理之间联系紧密，因而在中学开设天文实践类的地理校本课程具有可行性。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一、开设天文实践课的重要意义
《高中地理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1.符合新课改要求地理课程要促使学生学习、观察、了解周围的客观世界，熟悉我们周围的地理环境。而环境从微观讲，有我们身边的环境，如学校环境、城市环境等，从宏观讲，有海洋环境、地球环境等，最宏观的环境就要算宇宙环境了，它也是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属于学生学习、观测的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现阶段中学教育中，有关天文宇宙环境的学习几乎一片空白。因此，天文观测活动的开展，了解人类生活的宇宙环境就完全符合新课程改革的方向，属于新课改的内容。2.对学生的人格和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研究”二字指明了中学地理教育不仅担负着地理基础知识的传授，还要对学生进行智能训练和思想教育，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对待处理人地关系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在这些方面，天文无疑有着极大的优势，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地球不过是一颗普通的行星，人类更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根本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凌驾于万物之上。同时，天文学是一种严谨的自然科学，它有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会对学生的人格和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可知，天文实践课完全满足新课改的要求，还顺应了时展对中学地理教学的需求，这是时展的趋势。因此，教师要充分认识这种变化，主观上重视，积极应对时代的要求，把天文实践活动开展起来。
二、天文实践课的突出特点
1.较强的实践操作性天文观测是操作性很强的活动，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如观测用的器具，天文望远镜及各种辅助设施；其次，观测者要具备一定的天文理论知识，或有专职的人员指导，保证观测活动的安全；最后，对客观事物或现象发生过程的真实描叙、记录，这就要求观测者能熟练运用、操作工具仪器，准确对天体搜索、跟踪、观察。2.较强的科学体验性天文观测有较强的思想教育性，在观测过程中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一方面，人们对神秘未知的星空充满了敬畏幻想，如果缺少科学体验性教育，受教育者仍然不能为社会服务、做贡献，甚至会走向反动和愚昧，成为社会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人们进行天文观测时会亲身地感受、体验到闪烁的星辰是由实在的物质构成的，就连耀眼的太阳、辽阔的地球也只不过是宇宙中极普通的天体，从而建立唯物主义科学观、人生观，再辅以其他学科最终确立起科学的世界观，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3.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高中生这个年龄段恰好处于思维的形式运算阶段，也是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重要时期，科学思维方式的建立和培养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天文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须综合利用各学科，特别是物理、数学进行严密的逻辑思维分析；另一方面，在中学阶段，人们习惯将地理视为文科，那么学生就习惯用文科的思维方式进行学习，偏重于知识的记忆和背诵，不重视理解分析，但事实上地理文理兼跨，既有文科内容，也有理科知识。例如，高一上册宇宙环境和大气环境的学习需要学生运用空间想象力，并注重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推导出其中的逻辑因果关系，天文的逻辑思维方法恰好有助于地理学习和地理教学。
三、天文观测对地理教学的促进作用
地理是在中学教育阶段设置的国家课程，对完善、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高效地进行地理教学，是教师必须解决的问题。笔者从以下方面来阐述天文对中学地理教学的作用。1.改变对地理的错误认识传统教育对地理的偏见，使地理明显受到冷落。学生普遍认为学与不学无所谓，认真与不认真也无所谓，学好与学差同样无所谓。通过学校开展的天文观测学习，学生都有较大的转变。其原因在于天文观测的实践活动较多，学习天文知识要求思维缜密，紧跟科学发展最前沿，这就不由自主地改变了对地理的偏见，实际上欧美国家都已经开设天文课。2.促进教学方式向操作化、实验化、科学化发展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的发现、研究过程，在实践中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天文观测恰好符合这样的要求，让学生自己动手利用各种天文仪器探索新知，进而推动整个学校教学更具实践性。3.培养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天文观测是一种实践活动，它改变了地理教学单一的课堂学习模式，学生能够在自由的空间里自主开展学习，摆脱了教室的限制，因而学生对天文观测的积极性非常高。从江苏省震泽中学天文小组的各项活动情况来看，都有半数以上的学生报名参加，并形成一大批活跃骨干分子。例如，去年11月18日晚上，学生为了观看狮子座流星雨，彻夜不眠，与地理教师共同在学校操场上记录了美丽、壮观的天文现象。自此，师生不仅结下了深厚情谊，而且学生在学习地理时更加认真、专注，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有很大提高。4.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同的学科存在较大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思维的差异也是重要方面。地理偏重于综合性思维，往往疏于推理性思维，而新时代要求人们平衡发展，各方面的素质均衡。因此，天文学的推理思维就成了地理教育不足的有益补充。5.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天文学涉及许多相关学科，如物理、数学、机械自动化等。这就要求教师努力钻研，扩大知识面。另外，天文的独特性也要求教师在教学内容安排、课程结构设计、教学方法的选择上下功夫。总的来讲，它会显著提高地理教师的教学能力。
四、开展天文教育的途径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