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研究方向范文1
“选题指导”作为研究性学习课程的起始，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观察与思考，讨论并交流，逐步发现和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就问题的价值性、可行性、科学性、创新性等进一步分析后，用符合学术规范的形式将其表述为研究课题的活动。下面，我们就以2015年江苏省综合实践活动优质课评比一等奖项目“走近天文学――中学天文相关研究课题选题指导”为例，来谈谈“选题指导”课的操作流程（图1）。
一、创设情境，感性认知
当前，天文并未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高中学段的课程体系，而是分散在地理、物理等学科的教学内容中。在许多学校，与天文相关的校本课程和社团活动都是由地理教师负责。虽然人教版高中地理选修一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在探讨与天文相关的原理和知识，但几乎没有学校将选修一选为学生用教材，学生仅仅是在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的第一章节简单接触过“宇宙”“天体”“天体系统”等概念。
基于上述学校教育的实际，同时考虑到日益严重的城市光污染对星空的蚕食，可以认为学生对天文既缺乏感性认识，也没有一定的理性认知。教师应围绕“天文”主题，针对性地收集资料，通过生动、形象的图文或视频资料在有限的常规教室空间中营造出浓浓的“天文”情境，引导学生沉浸其中。若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现场调查与谈话互动，将有助于激发学生强烈的探究欲望，为接下来的活动做好情感铺垫。
1.师生活动。
播放一段精选的“天文延时摄影”
视频，让学生随着摄像师的镜头领略四季星空的斗转星移；然后现场调查“有多少人从小梦想过要在夜空下认星星”，又“有多少人曾经真的去过野外，认真地观察过一次星星”。
2.设计意图。
通过视频欣赏，引入本节“选题指导”课的主题――走近天文学，实现课题聚焦的目的；同时，通过互动调查，发出“有多少人从小梦想过要在夜空下认星星，长大后却只能在动物园里看猩猩”的感慨，道出了学生的梦想与现实的无奈，营造了鼓励实践，实现梦想的情感氛围。
二、头脑风暴，理性辨析
通过视频赏析与调查互动，学生对“天文”已经形成了初步印象。不过这印象十分笼统，学生只是恍惚觉得星空很美，觉得从来没有观察过星星的自己很遗憾，但到底“天文”是什么、有什么，学生并没有一些具体的认识。
为便于后续问题的发现与提出，迫切需要进一步拉近天文与学生的距离。通过头脑风暴的形式，集全体学生之智慧，理性思考，罗列、整理天文内涵下的具体研究方向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一步。
1.师生活动。
展示两张不同地区的星空照片，其一是2011年第十届伊朗梅西耶马拉松活动（业余天好者群体中流行的一种观测比赛，即在一个晚上观测尽可能多的梅西耶天体，梅西耶天体指由18世纪法国天文学家梅西耶所编的《星云星团表》中列出的110个深空天体）拍摄的照片（见图2），星河灿烂；另一张为江苏镇江（2015年江苏省综合实践活动优质课评比活动举办地）的星空照片，满目光害。通过两张照片强烈的视觉对比引导学生开展头脑风暴活动。请学生谈谈“提到天文，你会想到什么”。与学生一同整理头脑风暴中产生的话题，如太阳、月球、小行星与彗星、流星雨、望远镜、光污染、宇宙飞船、外星生物、恒星与星座、深空天体、天文摄影等，并将上述话题写在黑板上，作为下一步课题组思考和组建研究性学习项目课题的方向。
2.设计意图。
鉴于天文对于大多数学校、大多数中学生来说是一个较为陌生的话题，通过头脑风暴的方法，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思维，集大家的智慧产生多个与天文有关的话题，从而为进一步分方向开展课题组组建工作奠定基础。
三、综合权衡，小组组建
为保证综合实践活动的有效推进，同时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需要引导学生综合权衡“个人兴趣爱好”“团队伙伴情况”“课题组的前景预测”等多方面因素，团结志同道合者成立课题研究小组，并以自荐、推荐、内部协商一致的原则对课题组成员进行分工。
1.师生活动。
请学生综合权衡课题组组建所需考虑的各方面影响因素，以自愿为前提，选择研究方向（如太阳、月球），完成组建课题组工作。然后彼此协商，扬长避短，确定组员分工，如组长、记录员、发言人、调查员等。
2.设计意图。
通过课题组组建活动，引导学生掌握综合权衡组建课题组的方法，如考虑个人兴趣爱好、团队伙伴情况、课题组的前景预测等。同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发现并发扬自己的长处，成为团队中有价值的一员。如组长作为总负责，需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有一定的威信；记录员作为材料总负责，需要勤快、心思细腻、书写整洁大方；发言人作为对外宣传总负责，需要大胆、大声、大气，思维清晰流畅；调查员作为操作总负责，需要有较强的实践活动能力。
四、观察发现，问题提出
所谓问题，其实是客观事物间的矛盾在人脑中的反映。天文看似与学生的学习、生活十分遥远，但其实太阳、月球这些生活中熟悉的天体也好，宇宙飞船、外星生物等几乎只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事物也罢，或者光污染、深空天体这些连概念都十分模糊的话题，都是在潜意识中存在，并能经联想或推理想到的。
教师应引导学生在“天文”的情境中，联系生活、联系学习，大胆地进行联想，充分地展开讨论，将内心深处的那些疑惑用语言表达出来，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问题。
1.师生活动。
请学生首先围绕小组的研究方向，展开联想，开展讨论，产生3～5个问题，由记录员记录在导学案上；然后在小组内部进行自我判断（科学性、可行性、价值性等），聚焦1～2个问题，请记录员将问题写在磁贴的糙面上，然后将磁贴贴到黑板上。最后，请学生谈谈是怎么想到这些问题的（问题提出的背景）。
2.设计意图。
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由易到难，逐步聚焦。实现两个目的：让学生了解到问题来源的多样性，比如经实践活动发现问题，从书籍、报刊发现问题，从社会热点话题发现问题，并产生观察生活、及时记录与反思的好习惯；引导学生学会对问题进行价值判断，如是否有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研究方法是否准确（科学性），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是否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价值性），是否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可行性），是否在研究内容、方法或成果上有独到之处（创新性），去伪存真，精选价值较高的问题来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五、科学规范，课题表述
课题的表述必须准确界定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从而为研究实践指明重点和方向。课题的表述应简洁明了，让人立刻就能了解研究的相关必要信息。如“镇江市饮用水市场的调查研究”一题中，研究对象是“镇江市”，研究内容是“饮用水市场”，研究方法是“调查研究”。当然，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同，以及研究要求的不同，课题在表述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上述三要素的运用可以根据实情灵活变通。
1.师生活动。
展示往届学生曾经开展过的课题名称，请学生评价其在表述上与自己提出的问题有何不同，并总结课题名称的一般表达形式。接着，在小组讨论中将自己的问题转化为规范的课题名称，由记录员将题目写在白纸上，并将白纸贴到黑板上。最后，由不同组别的组长展开自评或互评。
2.设计意图。
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让难点在交流、质疑和讨论中得到突破。引导学生将问题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研究性学习课题，掌握课题名称表述的一般规范，如常见形式：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镇江市饮用水市场的调查研究；……对……的影响分析：网络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分析；……的设计：校园用噪声监测显示系统的设计。
六、范例指导，活动实践
本节课的主要教学任务在“课题表述”环节已基本完结，教学目标也已一一达成。在一番紧张、激烈的“课题组组建”“发现并提出问题”“将问题表述为课题”任务之后，学生的情绪已达到高点，充满了将自己的课题付诸实践的意愿。不过，学生对课题研究后续步骤和工作还缺乏相应的了解，处于盲目之中。
此时，若能以范例的形式向学生展示往届学生的课题研究开题报告、研究实践活动照片、研究报告与、后续研究方向等，并对未来学生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以及实践活动中如何进行记录和反思等进行有效指导，将会对学生进一步的实践活动产生极其重要的正面示范作用。
1.师生活动。
教师展示往届学生开展的“无锡市城市夜空光度测量研究（图3）”“太阳黑子与地球环境响应研究”两个课题（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专业委员会2015年全国研究性学习立项课题）的开题报告，分享学长们课题研究的背景、要解决的问题、选题的意义，弄清楚核心概念的界定、相关研究现状的分析、参考文献的查找，明确研究目标、内容、假设、研究思路、研究计划等，并配以丰富的图片资料，的期刊信息等，引起学生强烈的共鸣。
2.设计意图。
通过对成功案例的学习，带领学生了解课题研究的完整过程，促使其进一步深刻领会选题的意义，并明确课题组成立之后，还有哪些工作需要依次展开，比如研究计划的制订、开题报告的撰写、实践活动的开展、研究论文的撰写、后续研究方向的调
整等。
七、总结反思，情感升华
在上述所有任务全部完成后，要及时组织学生开展总结和反思。并借此契机，再次强调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对个人成长、成才的重要性，强调选题的好坏对研究的进程及成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意义。
1.师生活动。
请学生谈谈本节课的收获与体会（比如学到了什么，或者说上完这节课我有哪些想法，或者觉得以后应该怎样去做……）。之后由教师总结本节课的主要知识，如综合权衡组建课题组的影响因素，如何提出问题，选题的一般步骤，课题题目表述的常见形式等。
天文学研究方向范文2
治学严谨，引领科研方向
陈俊平博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1998年至2007年就读于于同济大学，从事GNSS精密定轨定位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2006年至2011年于德国地学研究中心GFZ工作，合作开发实时GNSS数据处理系统。2011年5月，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到上海天文台工作。回国后，俊平带领科研团队围绕天文地球动力学主要学科方向以及有关导航和空间探测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致力于上海天文台自主高精度GNSS定轨定位软件系统的研发工作，在多卫星导航系统高精度数据处理方法、系统实现及其应用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至今已90余篇，其中SCI/EI收录40余篇；申请专利4项，出版专著2本。
陈俊平博士目前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是国际GNSS服务组织（IGS）、国际大地测量协会（IAG）中国委员会等多个国际国内大地测量领域专家组成员，是同济大学，河海大学等合作研究生导师。他引领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1）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信号精化；（2）多GNSS系统数据融合；（3） GNSS海量数据实时处理；以及（4）中国大陆地壳运动动态特征分析。
执着追求，向世界最高水准迈进
6年来，陈俊平凭借着在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领域的丰富经验和扎实功底，先后主持国家科技部、自然基金委、上海市科委、国家重大专项等项目近20项。近期，他的工作重点在于北斗空间信号精度提升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应用，在科技部863，自然基金以及国家重大专项的支持下，陈俊平带领团队突破了北斗空间信号精度提升的模型、算法和策略，研制了数据处理系统和测试终端。研制的北斗数据处理系统已经替换原有系统，实现了上星播发及试运行服务。该新系统显著提升了北斗的服务性能，将重点服务区域内10米的定位服务指标提升至1-2米的水平，其极高的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正在逐步显现。今年，他带领团队获得了2016年度“上海市科技系统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
天文学研究方向范文3
会议首先由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张岩简要介绍了开展天津地方史研究的大背景和《天津百科史话》系列丛书的策划缘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第十六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专栏25文化重大工程”第六项“中华典籍整理”明确提出要“加强修史修志”，标志着地方史的编研正式纳入了地方志工作中。地志办在做好已有成果调研统计的基础上，拟分三步开展地方史研究，先按学科或行业出版系列丛书《天津百科史话》，再编写各区县简史，然后适时组织撰写《天津通史》。
接着到会的专家学者们相继发表了热情而有见地的意见。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炳文先生表示，看到这个策划方案很兴奋，史与志很难分家，只是编写的体裁不同而已。天津过去已有不少作品、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要把已有成果认真梳理，总结经验教训。20世纪80年代我曾在中华书局出版过普及读物《天津史话》，市地方志办公室策划的《天津百科史话》是很好的选题、很好的举措，为此我提几点建议：（一）重在近世，次为古代，不忘当今。（二）不忘南方，大头在北。（三）注重城区，兼及郊县。（四）分合兼顾，方便读者。著名历史学家，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研究员罗澍伟先生认为，市地方志办公室所出志书，从横向来说涉及了所有区县，从纵向来说几乎所有行业都涉及到近代，所以写地方史有非常好的基础。《天津百科史话》系列丛书题目很好，但众手成书体例、凡例要有一个严格规范，可统一开本、装帧，先出一两本做样书，同时要从通俗化努力，增强可读性、图文并茂。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的《中国史话》二百种写法好，足资参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历史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江沛指出，天津近代以来在北方地位重要，但宣传不够，地方历史的研究比上海等地有差距。最近，国际上对天津历史很关注，东京的学者组织了“日本天津史研究会”，还出过书，台湾学者也很重视，有几个硕士生在做天津主题的论文。所以现在是非常好的时机，编一套《天津百科史话》非常及时。希望落实经费，请名家来写，使质量有保证。天津特点的东西可以单列，如：港口、漕运、租界等，我们跟南京大学一起建立有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利用这个平台，可以和地方志合作。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会工作处邓创Τと衔，以史人志在全国刚起动，天津地志办抓得很到位，着眼点和落脚点较高。天津地方史研究原来力量分散，需要整合。应先通过调研，把现有成果搜集一下，依托高校、有关部门，集中人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期间曾出过一本日伪统治时在津所犯罪行的书，还带图片，天津画院也搞过一个“百年画廊”的项目，反映天津城市各行各业的衍变。《天津百科史话》先从科普做起，切入点很好，雅俗共赏，头一步做好可为以后的研究打好基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天津市历史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昊指出，天津地方史的研究起步很早，但进展比兄弟省市慢，而且规模太小。其实，有关机构、民间研究的人士有不少，目前天津地方史的研究可以比喻为三个层次：一是“地下”，研究者只积累原始资料。二是“天上”，一些学术机构、科研院所研究的课题太专太偏、不落地。三是“地面”，就是让读者喜闻乐见的项目。例如《天津军事史话》《新编中国史话》《新编世界史话》等就有很好地反响。编写《天津百科史话》应以学会做枢纽，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集中一批优秀中青年的力量，高质量地完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振清强调，从古到今，史志一家，把史纳入志的系统进行研究、编写，是很好的历史机遇，是提高地方文化的重要措施。天津地域优势独特，战略地位突出，能写出非常精彩的历史论著。但是，真正深入浅出的史话丛书并不容易写好，要全力投入才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办公室主任、副编审高潮介绍，该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塘沽史话》，作为“校本材料”，后来又有再版，说明针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学校影响很大。现在有一些历史书如抗日战争口述史，都有立项，可争取到出版资金。元明清天妃宫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郭男平馆员表示，作为一名青年学者，虽然爱好历史，但只是略知“皮毛”的粉丝，我们接触到考古领域，包括天津地上地下的考古资料，可以对编写《天津百科史话》发挥作用。这套系列丛书如果写好了，作为天津的乡土教材，意义超过了书本身价值。闫爱民、于学蕴、王玮、孙健、王进、孔强、唐凤红等专家学者也到会发言，大家一致认为：由市地方志办公室牵头开展天津地方史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16年正值《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和《天津“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的开局之年，开展地方史研究恰逢其时，是提升地方文化的重要契机，应该牢牢把握这一难得的机遇，充分开展调研，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使地方史研究长期化、规模化、早出成果，为社会提供优质公共文化产品。
借这次研讨会群贤毕至的机会，市地方志办公室决定聘请十六位专家学者为《天津史志》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市地志办秘书处负责人、《天津史志》副主编陈兰义宣读了聘任决定。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天津史志》主编关树锋向专家学者们颁发了聘书。
天文学研究方向范文4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天文学研究方向范文5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萧放回忆说：“我们很早就称他为冯先生，在我们这样的时代，称这样年轻的老师为先生，极为少见。”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欧阳康称冯先生是传奇式的人物，“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冯天瑜，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用其一生在浩瀚的历史中撷取精粹，一贯以求真求实的态度治学，出版《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等书。从微观、中观课题入手，致力于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研究，扬弃外因论的“冲击—反应”模式，考析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又适逢冯天瑜老先生七十大寿，彼时，文史界掀起了一阵报道冯天瑜的热潮，然则，一贯看淡名利的冯先生，只简单地向大众阐述了其学术观点之后，又埋首书斋向学了。
家学渊源，心系史学
在历史学范畴取得巨大成就的冯天瑜，最初的专业竟然是生物学，如此大幅度的专业转换，让很多人为之惊讶。不过，简要地回顾一下冯天瑜先生的成长轨迹，却又会觉得一切并非偶然。
冯天瑜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冯永轩先生半耕半读自学了8年的古代文化典籍，1923年进入武昌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学者黄侃。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冯永轩是国学研究院一期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名师。毕业之后，先后在武汉中学和国共合作的党义研究所任教，与同乡好友董必武共事，交谊甚厚。冯永轩专于古文字学、西北史和楚史，这种家学传统对冯天瑜影响非常大。冯永轩毕业时，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亲笔题赠给他一幅条幅，该条幅长年悬挂在冯家堂屋内，在冯天瑜幼年时，这是他最早接触到的启蒙文字。
他的母亲张秀宜是湖北图书馆馆员，这也给冯天瑜创造了极好的读书环境。“从小学三年级起，我每天从武昌实验小学步行半小时，到绿树掩映的蛇山之麓、刨冰堂下的湖北图书馆。”回忆往事，少年时候在湖北图书馆泛舟书海的经历，令冯天瑜终身难忘。那里的诸多回忆仿佛就在昨天，冯先生也称之为“精神家园”。从六年级开始，冯天瑜再很少到儿童阅览室，他成了湖北图书馆成人阅览室里的常客。从古典文学到外国文学，从游记到地理书，少年冯天瑜学问大进。当时湖北图书馆的老馆长方壮猷称赞他：“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
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及幼年时的早期积累，本来冯天瑜子承父业进大学历史系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高中毕业前，父亲被划为“”，在当时高考“政治压倒一切”的环境下，他只得报考与政治背景不大相干的生物系。成为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的前身）的学生。然而对于文史的热爱却始终没有消褪。“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同时，依然继续攻读文史哲书籍并练习写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政治对于个体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小，人到中年的冯天瑜分明感受到自己对文史的热爱，这热爱让他可以放弃此前所学的专业与工作积累，这热爱也可让他葆有最大的热枕投入文史的学海中。生物学专业毕业后曾任教三年，也曾经在武汉市宣传部工作过。1979年，冯天瑜到了武汉师范学院。其间，冯天瑜发表了两方面的历史研究文章：一方面是思想文化史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湖北地方史，像张之洞、辛亥革命的研究，正式走上治学道路。1984年，武汉师范学院改制为湖北大学，后来由冯天瑜组建了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1994年，冯天瑜被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
立足武大，放眼历史
年逾五十，冯天瑜走入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水。而对于冯老来说，珞珈山水于他，一直不算陌生，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冯天瑜的哥哥读大学时，是在武汉大学，那时，年轻的爱读书的冯天瑜常常会在盛夏酷暑，在哥哥所在校园里，抬头树荫蔽日，蝉鸣嘶嘶，他便在树下读书，春天的樱花也是他脑海中常常泛起的胜景吧。年轻时在校园里读书的悠然，与此时在校园里治学的严谨一起构成人生的风景线。
在武汉大学，冯天瑜的史学研究进一步精进。他从微观入手，对湖北地方史志有着深入研究，着重张之洞和武昌首义的研究，冯天瑜出过两本张之洞传，也出过《辛亥武昌首义史》和《辛亥首义史》。冯天瑜认为张之洞的改革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更广义一点讲，张之洞的洋务新政为中国以后的现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以往几千年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和贵族夺权，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文明，当然新文明的建设不是革命一下子就能够解决，但是以后整个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前进的。”酷爱绘画的他，也曾经手绘过好几幅张之洞画像，在内心深处，他将其引为故交。
冯天瑜治学勤奋，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有耳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罗福惠教授曾在一次采访中评价冯天瑜：“三国时魏人董遇常教人利用‘三余’时间治学，称‘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而冯先生不仅善用‘三余’，连会议之余、观赏之余、饮食娱乐之余都统统利用上了……”冯天瑜先生便是用这样的勤奋，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就。
尽管冯先生的时间概念如此之紧，但每每有文化同仁聚会，他都是积极参与者，20世纪80年代，由于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的倡议，武汉几所高校中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同道举行过几次聚会，冯天瑜都会参加，他喜欢这样的交流。
1996年，武汉大学成立中国文化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出任中心主任。
正因为深感治学机会来之不易，冯天瑜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的研究上。在武汉大学任教，冯天瑜有将近5年的时间在日本讲学。1998年至2001年，他在日本爱知大学的中国学部担任专任教授。2004年到2005年间，他在地处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做“外国人研究员”时，“是最早进入、最晚离开研究大楼的人。”2005年8月，当他从该研究中心离开时，多位职员和研究人员一字排开，向他挥手送行致意。
一位朋友告诉他，在这个中心，每年接待各国的研究人员驻所研究至少几十人，人来人去很平常，像这样列队为一个外国人研究员送行的，还没有先例。他自我评价说：“我绝非‘外国人研究员’中水平最高的，加之日语不行，平日也很少与日本人交往，赢得日本人尊重，大概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勤奋地工作。”
2011年4月10日，中国文化史探究暨冯天瑜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人文馆北厅隆重举行。 本次研讨会是由冯天瑜先生众弟子发起的一次民间学术活动，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嘉宾都是冯天瑜先生的老朋友。虽是民间学术活动，但是，至始至终都得到了武汉大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心。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胡永继、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武汉大学原副校长胡德坤、武汉大学副校长谢红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欧阳康等都出席道贺，冯天瑜的很多学生如今已经是各个大学的领导或是学术带头人，大家济济一堂，从治学，为人等各方面给予冯天瑜先生高度评价。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胡永继在发言中以清邓石如的自题联概括了冯天瑜先生的学术与为人，“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他的弟子周积明教授认为自己的老师“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道发挥到了极致，在今天功利泛滥的社会，像从容淡泊等这样一些君子的优秀品质都能在冯先生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武汉大学珍重这样的学者。
到了古稀之年，或许该安享晚年了，但冯天瑜依旧笔耕不辍，他不仅考据历史，也关注当下，2013年5月25日，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正式揭牌，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担纲所长。“两岸关系问题联结着祖国统一大业，关乎两岸人民福祉，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及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冯老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一言既出，历史的纵深感顿时扣人心扉。
天文学研究方向范文6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消极心理学;人性;心理学
Abstract: As a new trend of research in the west modern psychology， positive psychology takes sides against the negative metaphor of human nature in prevailing psychology which lays particular stress on the research of pathology psychology. It emphasizes the positive sides of human nature and believes in developing human′s inherent positive potential so as to help people to live a healthy and happy life. Positive psychology i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athology psychology， which reflects the rational retur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spirit of the era.
Key words: positive psychology; pathology psychology; human nature; psychology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是20世纪末最早在美国兴起､以利用心理学目前已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来研究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一种心理学思潮｡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积极心理学是相对于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倡导的“消极心理学”或“病态心理学”(pathology psychology)而言的，是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反动｡本文首先从学科和社会需求层面分析积极心理学源起的必然性，接着分析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取向和研究视野，最后探索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实践价值及其发展前景｡
一､积极心理学的源起
自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以来，尤其是在二战以后，消极心理学一直统辖着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而积极理念､积极情绪､积极人性观等有关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始终受到心理学界的排斥和冷落｡对《心理学摘要》电子版的检索结果表明，自1887 —2000年，有关积极情绪(如快乐､幸福等)与消极情绪(如焦虑､抑郁等)的研究论文比率数大约为 14∶1｡[1]另一项相似的统计结果表明，当前约有20万篇文献报道心理疾病的治疗问题，其中8万篇关于压抑现象，6.5万篇关于焦虑状态，反映积极的理念､潜能的文献仅有1000篇｡[2]可见，消极心理学是20世纪心理学研究的主流而居于统治地位｡
实际上，西方主流心理学的这种研究取向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20世纪上叶，世界接连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争｡长期而严酷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人类曾有的幸福生活｡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对各种问题的修复和解决便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对于心理学而言，其主要任务就变成了治愈战争创伤和精神疾患，研究心理或行为紊乱的秘密，找到治疗或缓解的方法｡尽管无论是在二战之前或之后，心理学家并未停止有关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如推梦关于天才和婚姻幸福感的研究，荣格的关于生活意义的研究等都可以看作是积极心理学的早期探索，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等，对积极心理学的产生都有影响｡但是，由于学科发展的惯性，也由于早期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加上世界尚处于“冷战”状态以及严酷的竞争所带来的心理恐慌和压力，这些研究者的努力都未能使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发生根本性的转移｡
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使得人们的心态随之发生了改变，社会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研究取向的期待也在发生变化｡正如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赛里格曼(Seligman M. E.)所言:“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被饥饿和战争所困扰的时候，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任务主要是抵御和治疗创伤;但在没有社会混乱的和平时期，致力于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则成为他们的主要使命｡”[3]正是基于这种时代背景，以赛里格曼为代表的一批心理学家对消极心理学展开了深刻反思和批判，极力倡导积极心理学研究｡
赛里格曼认为，心理学自从取得独立地位以后就面临三项主要使命:治疗人的精神或心理疾病，帮助普通人生活得更充实幸福，发现并培养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这三项使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均得到了心理学工作者同等程度的关注｡而二战以后，心理学把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心理问题的研究上，如心理障碍､婚姻危机､毒品滥用和性犯罪等，心理学正在变成为一门类似于病理学性质的学科｡心理学研究重心的这种转移实际上背离了心理学存在的本意，因为它导致了“很多心理学家几乎不知道正常人怎么样在良好的条件下能获得自己应有的幸福”[4]｡
1997年，赛里格曼担任美国心理学协会(APA)主席一职以后，由于他的大力倡导，积极心理学相继在美国和意大利等地多次召开了年会｡与此同时，世界著名心理学杂志《美国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等也分别在2000年和2001年发表了积极心理学专辑｡积极心理学由此在美国心理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涉足该研究领域，并逐渐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在2004年出版的《现代心理学史》(第八版)中，美国心理学家舒尔兹称积极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的最新进展｡[5]
二､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取向和研究视野
积极心理学主张心理学要以人固有的､实际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以及美德和善端为出发点，提倡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来对人的许多心理现象(包括心理问题)做出新的解读，从而激发人自身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并利用这些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来帮助普通人或具有一定天赋的人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并获得良好的生活｡
(一)对悲观主义人性观的反思与批判
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作为统治20世纪西方主流心理学的三大流派，对于人性存在一种共同的隐喻，即否认人性的独特性，将人喻为机器或动物｡认为消极性是人心理与行为的基本属性:人要么由本能驱使，要么由环境决定，渲染一种悲观主义人性观和消极的心理观｡在研究实践中表现为关注人心理的消极层面，强调对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追求心理与行为的预测和控制｡这种消极心理学模式在整个20世纪占据着心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
积极心理学反对人的机器或动物隐喻，反对心理的本能决定论或环境决定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悲观主义人性观和消极心理学，并认为消极心理学的这种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心理学研究的本意，因而也将难以实现心理学研究的应有价值和社会使命｡心理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去掉人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而是要帮助人形成一种良好的心理或行为模式｡没有问题的人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一个健康幸福的人，同样去除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也并不意味着人就能自然形成一种良好的心理或行为模式｡
毋庸讳言，消极心理学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确实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赛里格曼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举例说，当今心理学家们已经能对至少14种50年前还无能为力的心理疾病进行有效的治疗，这显然是消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但他又紧接着指出，就在我们为心理学的这一成就而欢呼时，却尴尬地发现，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比过去拥有更充分的自由､更好的物质享受､更先进的技术､更多的教育和娱乐，而饱受心理疾病困扰的人口比率却也在成倍地增长｡因此，消极心理学不可能通过对问题的修补来为人类谋取幸福｡[6]
消极心理学只看到人的心理问题和外在世界的不良事件和恶劣环境，把心理学的目的定位于消除人心理和社会的各种问题，期望问题被消除的同时能自然给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来繁荣｡积极心理学者认为这种价值取向不仅使心理学本身的发展走向了畸形化，而且也导致了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消极心理学的视野中不存在利他主义､同情､美德等，有的只是错觉､幻觉､非理性､怪癖､自负等字眼｡在消极心理学看来，消极的社会动机是真实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积极的社会动机只是一个副产品，是人类的偶然为之｡
(二)积极心理学的价值观取向
积极心理学主张，人的生命系统是一个开放的､自我决定的系统，该系统既有潜在的自我内心冲突，也有潜在的自我完善的内在能力，个体一般都能自己决定自己的最终发展状态｡基于此，积极心理学主张心理学应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研究和培养人固有的积极潜力上，通过培养或扩大人固有的积极力量而使人真正成为一个健康并生活幸福的人｡
基于这种积极的价值观取向，积极心理学家们致力于对常人的积极情绪与体验､积极认知过程､积极的人格特质､创造力与人才培养等问题的研究｡积极的情绪和体验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极为关注的课题｡当前关于积极情绪的研究很多，主观幸福感､快乐､爱等都成了心理学研究的新热点｡如有关生活事件､金钱观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有关快乐者与不快乐者心理特征的比较研究，有关快乐的跨文化研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等｡积极心理学主张“积极”是人所固有的内在潜力，因此积极人格特质存在与否是积极心理学得以建立的基础，故而对于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无疑也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当前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共同点是将人类看作是自我管理､自我导向，并具有适应性的整体，具体包括对乐观主义､自我定向､成熟防御机制､智慧､创造性等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文献中，还有许多涉及创造力与天才培养的研究成果｡如有关创造力的结构研究､创造力的起源研究､天才的禀赋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等，在积极心理学研究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尝试从积极的角度探索认知问题｡
积极心理学也不回避对人的精神疾病和心理健康等问题，相反还将之视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使命之一｡但与传统心理学对该领域见解不同，积极心理学强调从正面而不是从负面来界定与研究心理健康｡他们更关注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而不是消极心理疾病的矫正，认为心理问题(心理疾病)本身尽管不能为人增添力量或优秀品质，但问题的出现却为人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优秀品质和潜在能力的机会，人积极心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应对和消解心理问题的过程｡因此，积极心理学主张从两个方面来寻求问题的积极意义:一是探寻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二是从问题本身去获得积极的体验｡为了达到以上目的，积极心理学常常从与消极心理学相反的角度对问题做出新的解读，如关于“抑郁”，传统的解释为“被动的情绪低落”，而积极的解释则为 “能对冲突做出深刻的情绪反应”;关于“懒惰”，传统的解释为“没志气､不勤奋､性格软弱”，而积极的解释则为 “能避免争强好胜”，等等｡[6]
积极心理学主张保障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对心理疾病的积极预防，而预防的关键则来自于对人内部积极潜力的塑造或唤醒｡换句话说，人类自身存在着诸如勇气､关注未来､乐观主义､人际技巧､信仰､职业道德､希望､诚实､毅力和洞察力等可以抵御精神疾病的力量｡预防心理疾患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构建一门有关人类力量的科学，其使命就在于弄清如何在青年人身上培养或发掘这些品质｡简而言之，积极心理学认为通过发掘并专注于处于困境中的人的自身力量，就可以有效地做到疾患预防，保障心理乃至身体健康｡
积极的心理治疗观主张，心理治疗是治疗师通过对患者赋之以关注､权威形象､和睦关系､言语技巧､信任等治疗态度与技巧，以赋之希望､塑造力量､唤起潜能，培养或扩大人类固有的积极力量而使之成为一个真正健康并生活幸福的人｡
(三)个体与社会层面兼顾的研究视野
积极心理学在研究视野上摆脱了主流心理学过分偏重个体层面研究的缺陷，既强调个体心理的研究，也关注对群体和社会心理的探讨｡另外，在对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动因的认知以及在理论或假设的建构上，强调内因(内在积极的力量)与外因(群体､社会文化与环境)的共同影响和交互作用｡
目前积极心理学在个体层面的研究，主要涉及积极情绪､积极认知过程､积极的人格特质､创造力与天才培养以及心理健康与积极情绪的关系､心理疾患的积极预防､精神疾病的积极疗法等领域｡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近况和成果在前面的介绍中已多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一些积极心理学者强调心理､人格的积极性和内在性，注重对个体层面的研究，他们也十分重视社会文化环境(如人种､政治､经济､教育､家庭等)之于个体情绪､人格､心理健康､创造力和心理治疗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如Ericsson通过研究提出，创造力是源于普通认知过程的一种脑力活动，更多是通过培养而非天生的才能｡关于天才的研究则表明，天才儿童在自己具有天赋的领域有很强的成就动机和坚持性，而天才的产生与父母和家庭环境很有关系，天才通常是在那些富裕的家庭环境､并有丰富的智力或艺术刺激的家庭中产生｡[7]629652
积极心理学主张人及其经验是在环境中得到体现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从最广阔的环境——进化来讲，进化的环境塑造着人类积极的经验｡因而群体和社会层面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当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人类幸福的环境条件及影响青少年发展､天赋得以体现､发挥的环境因素的探讨上｡如Buss从进化的角度对阻碍人们达到积极的精神状态的原因提出了三种看法:第一，因为人们目前所生活的环境大大地迥异于祖先们在生活和精神上已经很好适应的环境，所以人们在现代的环境中常会有所不适;第二，进化了的机制会造成主观压力，但因其有效而得以保留下来;第三，选择是富于竞争性的，会给人们带来压力｡但同时，人们也拥有另一些进化了的机制，产生快乐的来源，它们是婚姻联结､友谊､紧密的亲属关系､合作性联盟等｡[8]Myers在对有关快乐的研究中指出，促进幸福的要素之一是宗教信仰，另外两个要素则是收入的增长和亲密的人际关系｡[9]
(四)以实证研究为主的方法论倾向
积极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依然承继了西方现代主流心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取向，其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实验法､量表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目前有关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大都采用的是访谈､调查､量表等研究方法;而在有关积极情绪及其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研究以及有关创造性思维的脑机制研究等则经常采用实验法或实验法与访谈､量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尽管可以看到积极心理学的一些综述性研究，但总体来看他们在研究方法主要还是沿用当前主流心理学研究的实证方法｡然而已有一些积极心理学研究者提出，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也应当借鉴人文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学习和继承质化研究方法的一些优势与长处，以更好地促进积极心理学的繁荣和发展｡
三､积极心理学的启示与意义
积极心理学致力于研究和探索人的积极品质，这既是对人性的尊重和颂扬，更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性反思｡正因为人性的积极性，才不仅使得人类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保持人之所以为人的自尊，并在与其他生命形式构成的社会系统中充当着主宰，而且也使人类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能以一种万物共存的方式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积极心理学通过对传统心理学的人的“机器”､“动物”隐喻的反动，高扬人性的积极性､建设性，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人性的理性复归，反映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和追求，同时似乎也为心理学的未来展示出了一幅全新而美丽的画卷｡正因为如此，积极心理学在产生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是在美国，此后迅速引起世界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或思潮，构成了当代心理学的最新进展之一｡
积极心理学是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它既吸收了科学主义心理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又继承和发展了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人性观与心理观取向｡尽管它对传统心理学存在批判，但不同于后现代心理学对现代心理学的无情颠覆:积极心理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研究对象､内容和价值观层面;相对于批判，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似乎更倾向于对消极心理学的反思和纠偏｡从某种意义上说，积极心理学试图超越现代心理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长期对峙与分裂，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层面对二者给予整合，以期构建一种新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尽管其还未形成为一套完整的结构，还不足以与主流心理学相抗衡，但可以预见的是，其面临的批判和指责将少于后现代心理学，毕竟它吸收了现代心理学两种对立文化取向中各自的精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它们各自的缺陷，而并非是对它们的彻底反动或解构｡实际上，现代主流心理学研究如果能汲取积极心理学的有益成分，将有助于其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当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积极心理学现存的问题还很多，有待发展的研究领域也不少，诸如文化霸权问题､成人化研究取向问题､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研究方法的整合问题､如何正确评价和面对心理学已有研究成就问题等，都是积极心理学面临批评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6]
首先，积极心理学和早期的一些相关研究存在着一定的脱节｡如批评者指出，早期有关积极心理的研究成果(如主观幸福感)就没有很好地被整合到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之中｡积极心理学的这种脱离早期研究的做法使它既显得基础单薄，又显得内容不够丰富｡[6]其次，积极心理学缺少一个完整有效的理论框架｡积极心理学的许多概念大多散见于各种文章和研究报告中，缺乏有效的整合和提升，这就使得积极心理学理论显得散乱而不成系统，同时也缺乏可操作性｡第三，积极心理学表现出典型的成人化取向｡其研究对象绝大多数都是成年人，而且主要是美国社会的成年人，以致有人称积极心理学是“纽约成年人眼中的世界地图”｡[6]这种成人化研究取向使积极心理学不能很好地对个体积极品质的发展历程､发展途径和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事实上，一个人的幸福､快乐等是与其价值观､生活背景､社会文化特点和生理特点等因素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用一种人的幸福涵盖所有其他人(如儿童､东方人等)的幸福｡第四，积极心理学对传统心理学的批评过于苛刻，也过于武断｡实际上，积极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传统心理学的主张有着很大的相似，只不过各自研究的出发点或落脚点不同｡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心理学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二是如何预防心理问题，三是如何看待和治疗心理问题｡其中后两个问题本身也是传统心理学的研究核心｡如果过分强调对所谓“消极”心理学的否定而连同其有益成分一同抛弃，将势必影响到其进一步发展｡
当然，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并不会因其尚存有许多问题而停止｡只要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和研究者们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包容的精神､开放的视野面对批评者的声音，努力消解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必将推动积极心理学自身，乃至整个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人文关怀是21世纪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说，心理学的繁荣与发展是实现人文关怀的必由之路”[9]，而积极心理学的本质与目标就是寻求人类的人文关怀和人本精神｡积极心理学的崛起，不仅仅是寻求与发展心理学的理论，而且是更加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个人的幸福，而且也是更广泛的人类福祉，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研究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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