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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范文1
关键词：交际翻译；孙子兵法；军事文化
作者简介：吴海燕（1986-），女，江苏南京人，理工大学外训系，助教。（江苏 南京 210042）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6-0231-02
军事著作作为宣扬一国军事理论，展现一国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已被广大学者所学习。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一大批军事著作，更是老一辈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军事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孙子兵法》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最富哲理性和具有深远影响的兵法。然而，如何通过翻译工作传播这些宝贵的军事思想和文化？运用何种翻译策略能最大程度保留原著作的思想精髓，不仅保留源文特色又使目标语读者感受中国的特色军事文化？这些都是翻译工作者亟待研究和挖掘的问题。
一、《孙子兵法》翻译现状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掀起了“孙子热”，也出现了众多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国内外学者对《孙子兵法》的英译研究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景象。现今已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其中英译本就有至少十余种。
“它不仅内容博大精深，说理透辟，而且在语言的运用上也十分讲究，行文简洁明快，读起来琅琅上口，铿锵有力。”[1]著名翻译家袁士槟也曾表示：“《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史上久负盛名，被西方推崇为‘兵学圣典’”。然而要将一部在理论上和文字上都很有特色的军事著作译成外文，让外国人读起来也有中国读者同样的感受，是一件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化，从深层次上更意味着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变通。通过翻译中语言转换的过程，让不同语言文化的人们在知识、思想、情感上得以交流。奈达表示“对翻译而言，掌握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重要”；[2]“翻译意味着交际，而这过程中则依赖于人们如何通过听和看到的翻译”。[3]《孙子兵法》是孙吴对自己军事生涯以及前人军事思想经验的总结，蕴含了大量的军事战略精华，体现了他的军事战略思想和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因此，在著作翻译中如何保留源文中的文化含义，传播源文化是翻译时所要重点把握的地方。
在诸多英译本中，本文选取目前使用较多的袁士槟[6]（以下简称“袁译”）和林戊荪[7]（以下简称“林译”）《孙子兵法》英译本作为对象，基于交际翻译视角，节选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强调孙子军事思想和辩证哲学思想的语句进行比较，探索更适合目标语读者思维的译本，从而达到传播军事文化思想的目的。
二、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理论
交际翻译是纽马克提出的两个翻译模式之一。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1981年出版的《翻译方法》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两个概念。“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是一般性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4]语义翻译以源文本为基础，尽量保持源语言特点和源语言文本的表达方式，然后组织形成目标文本，与源文本非常接近，从而重现作者的语义意义。这样可以让读者更加了解源文本。[4]交际翻译则是以目标语读者作为中心，其目的是“努力使译文对目标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相同”。[5]这种翻译模式忠于读者，便于读者接受。它主张根据不同的文本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交际翻译的关键是传递信息，让读者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动，为目标语读者“量体裁衣”，发挥了语言传达信息以及产生效果的功能。在进行交际翻译前，深入分析了解源文的特征是帮助译者采取翻译策略从而达到效果对等，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最有价值的军事典籍，该书总结了春秋时代的战争经验，强调“慎战”、“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等军事思想，解释出战争的本质和一些重要规律，对后世的政治、军事、哲学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巨大影响。因此，军事思想文化的解读和传播是该典籍的精髓，在翻译时需最大程度上展现。《孙子兵法》的军事文化特性可大致归纳为军事思想和辩证哲学思想的传播。
三、交际翻译在《孙子兵法》中的运用
1.重战、慎战、备战的军事思想
例1：“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是军队生死的所在，国家存亡的途径，不能不认真考察。
袁译：War is a matter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state； a matter of life or death，the road either to survival or to ruin. Hence，it is imperative that it be studied thoroughly.——《Estimates》
林译：War is a matter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state，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the road to survival or ruin. Hence，it is a subject which calls for careful study. ——《Making Assessments》
“不可不察也”这一双重否定的表达表示充分肯定，袁译使用“imperative”一词表示势在必行、必要的，语气与源文相符；而林译则使用“call for”，表示要求、需要，语气稍弱。此外，《计篇》的翻译袁译直译为“Estimate”，表示预测、谋算的含义；而林译则使用“Making assessment”这一动宾词组来表示，更具有动作性。
例2：“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
孙子说：国家亡了就不能赋存，人死了就不能再生。所以，明智的国君要慎重，贤良的将帅要警惕。
袁译：A state that has perished cannot be restored，nor can the dead be brought back to life. Therefore，the enlightened ruler is prudent and the good general is warned against rash action.——《Attack by Fire》
林译：A state which has perished cannot be restored，nor can the dead be brought back to life. Therefore，the enlightened sovereign approaches the question of war with utmost caution and the good commander warns himself against rash action.——《Attacking by Fire》
“明君”、“良将”的翻译袁译使用“enlightened ruler”及“good general”是对源文国君、将领的直译；而林译则使用“enlightened sovereign”及“good commander”这两个照顾西方读者思维的交际翻译的方法，向读者传达本句的内涵。
例3：备战：“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
孙子说：用兵的法则，不要寄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寄望于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拥有力量使敌人无法进攻。
袁译：It is a doctrine of war not to assume the enemy will not come but rather to rely on one’s readiness to meet him，and not to presume that he will not attack but rather to make oneself invincible. ——《The Nine Variables》
林译：It is a rule in war that you must not count on the enemy not coming，but always be ready for him； that you must not count on the enemy not attacking，but make yourself so strong that you are invincible.——《Varying he Tactics（jiu bian）》
袁译对法则的翻译使用了“doctrine”一词，而林译则使用了大众常用的“rule”一词，考虑了目标语读者的理解能力。此外，两译者对《九变》的翻译大有不同，袁译直接通过直译的方式将其译为”The Nine Variables“，这样模糊的翻译显然没有将源文含义表达出来，读者会感到陌生；而林译则是在深入理解语义后利用交际翻译方法将其译为“Varying he Tactics”，并结合拼音的方式向读者传达源文的含义。
2.辩证哲学思想
例4：“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长短，月有死生。”——《虚实篇》
孙子说：五行没有哪一个固定独胜，四季没有哪一个固定不变，白昼有短有长，月亮有缺有圆。
袁译：Of the five elements（water，fire，metal，wood，and earth），none is always predominant； of the four seasons，none lasts forever； of the days，some are long and some short，and the moon waxes and wanes. This is also the law of employing troops. ——《Void and Actuality》
林译：None of the five elements of nature（wuxing 五行）is ever predominant，and none of the four seasons lasts forever. Some days are longer and some shorter. The moon waxes and wanes.——《Weakness and Strengths》
袁译翻译“五行”时运用了直译加解释说明的方法，并在译文中明确指出是哪五行；而林译则使用了脚注的方法并在翻译后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说明，“wuxing，a terminology first used by philosophers of the yin-yang school to characterize the universe……”。如果只运用英语中文化接近的表达来翻译，那么源文中文化特性可能会流失，为了准确阐述源文中的文化含义，林译采用了直译、脚注、与拼音结合的方式，全面的传达并保留了源文文化内涵。此外，“虚实”表示弱势和优势的意思，汉语中是一对反义词，在翻译时应保留其原有特性，林译用了“weakness”和“strengths”这一对互为反义的英文词语表达；而袁译则就字面意思直译为“void”（空虚）和“actuality”（现实），这明显没有将源文中的文化内涵及深层含义表达出来。
四、结束语
从以上《孙子兵法》两英译本的比较中不难发现，袁译大部分采用了语义翻译的策略，而林译则运用了交际翻译结合脚注、解释说明等方式进行。著作的翻译在做到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更要保留和传达源文的文化特征。语义翻译要求忠实于原作，但也不能忽视向目标语读者传达原文的信息。由于著作翻译的特殊性在于向目标语读者传递信息并使译文对目标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与源文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相同，译文的成功与否在于读者的反应和精神认同。
翻译是一门跨文化交际的活动，这一活动不仅要译出源文的内容和思想，更要传达源语有的文化特质。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军事著作翻译是对外介绍中国军事思想，传播军事文化的有效途径。通过分析对两英译本《孙子兵法》中重点语句的翻译，可发现交际翻译在著作翻译中是一个可用又有效的策略，在介绍中国文学、传播思想文化方面作用显著。然而翻译中有时也不能孤立地使用一种方法，常常原作的某些部分用交际翻译，其余部分用语义翻译，二者结合使用，只是侧重和所用语境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1]鲍世修.形神兼备，功力不凡——读林戊荪译孙子兵法[J].中国翻译，1996，（3）.
[2]Nida，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3]Nida，Eugene A.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ng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4]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2：22，39.
[5]Newmark Peter.A textbook of 2001.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范文2
【关键词】传统武术;价值;价值观
On the Values Embodi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Wushu
YANG Ying-yi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Henan)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value, exercising value, moral value, and practical value of wushu, the author hopes to make som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wushu.
【Keywords】 tradition wushu, value, values
中华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朵奇葩,它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里,是中华民族一项优秀宝贵的文化遗产。〔1〕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文选》颜延年《皇太子释奠会》诗中。武术强烈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武术的运动形式分为套路运动和格斗运动两大部分,武术的拳理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武术之道体现了传统的伦理观念;武术的基本理论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武术具有哪些价值?不同的专家与学者的观点存在较大的差异。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专家与学者认为其价值主要集中在传统武术的文化价值、健身价值与技击价值。
1 传统武术的文化价值
中国传统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浸润,如中国传统哲学、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古代兵法等,无论是运动形式、技术要领、习练过程,还是拳理、拳法、道德规范(武德),都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芒。蕴含丰富文化精髓的传统武术,是中国最具特色的民族艺术,而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一种“软力量”〔2〕
1.1 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
中国古典哲学推崇“天人合一”,所谓“天”并非是神灵主宰,而是指自然。“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指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即一切人事皆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天人合一”的自然价值观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自然观,而且也影响到中国武术发展的方向。〔3〕“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和谐、重整体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特点表现在武术中则是追求动作的“合”。“合”就是说明动作的和谐、协调。最为典型的是所谓“内外三合”,即“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足合”。实际上是要求演练时由内在的心思对动作理解而产生的精神和意念聚成的武术意识,以意主导控制气息随意流注,控制劲力随意气运转,控制各部位肢体,以内引外,以外倒内,意识、气息、劲力、肢体达到相互协调。可以说,“合”是中国传统武术特有的技术要求和独具特色的理论。
1.2 中国古代兵法与中国传统武术思想
武术与兵法早在先秦时代就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庄子・说剑》的著名击剑理论,如诱敌来攻,因敌应变,后发制人等,即体现了先秦兵法之道。《吴越春秋》记载越女关于剑道的动与静、攻与防、虚与实、内与外等方面的论述,也与兵法伦理相通。《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兵法著述精品,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著名军事家孙武提出“知己知彼”这一最为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被直接汲取为武术技击的指导思想,古今拳家均极为重视这一原则,强调“知己知彼”在实战技击中的重要性,并对如何做到“知己知彼”有不少独到精辟的论述。王宗岳在《太极拳论》中强调“人不知我,我独知人。英雄所向无敌,盖由此而及也”。只有在交手中,达到“知己知彼”,才能做到引进落空,粘连粘随,立于不败之地。
《吴子》和《纪效新书》等兵法著作中注重“胆气”的培养,同样,胆气也是武术技击临敌制胜的重要因素。拳家讲“一打胆、二打眼、三打身法四打闪”。即是对武术技击中胆气为先的强调。还有《孙子兵法》所倡导的“兵之情主速”和“先发制人”、“避实击虚”的战术方法在武术技击中有着比较突出的体现。
2 传统武术的健身价值
武术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涵摄了我国传统医学、养生学、仿生学的诸多精华,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健身项目之一。现代竞技武术在健身价值上与传统武术不可同日而语,是因为现代竞技武术被赋予了更多的体育竞技成分,是以“发挥运动员的最大潜能,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获取最佳运动成绩为目的”的竞技项目,残酷而又激烈。相反传统武术在演练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气血”的运行,讲究“动静结合”或“内外兼修”,从而达到练养结合,去病延年的目的。太极拳则柔和、缓慢、均匀,演练起来自然流畅、圆活连贯,用意不用力,韵味无穷,引人入胜,是内外兼修、抗老益寿、怯病健身东方式健身的运动。它的健身思想、动作规律、运动方式,可谓民族传统武术文化中的精品之作。〔4〕
3 传统武术的道德价值观
“武以德立”,“德以艺先”。历来习武之人把武德放在首要位置,甚至成为终生恪守的信条。传统武德规范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是以孔孟儒家的“仁学”为伦理核心,这种“仁”的思想贯穿于习武、用武、授徒乃至武术技术的创造与运用之中。历来武术大家无不注重习武与修身的统一,内外兼修,倡导以爱国、侠义为内涵的英雄主义的人生理想,献身于国家民族之大义,除暴安良,扶正抑邪。传统武德规范还崇尚信义忠诚、尊师重道、孝悌守礼、俭朴谦逊的高尚品德与作风。
3.1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武林信条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是传统武术的特色之一,带有比较浓郁的亲情成分。具体表现为在传统武术道德规范里,将老师称之为“师父”,对武术老师要“事师如父,执役如子”。老师的同辈人称之为“师伯”或“师叔”,老师之师称之为“师爷”,众弟子之间,年长者称“师兄”,年幼者称之为“师弟”,或者以投入师门先后顺序称兄道弟。
3.2 “忧国忧民”、“精忠报国”的社会责任感
武林中人受传统武德及传统文化伦理观念的影响,一般都具有“忧国忧民”和以“弘扬中华武术”、“精忠报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霍元甲于1909年创办精武体育会时,以“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作为办会的宗旨,并明确以“不准以我拳头加以同胞身上”为根本戒律,被武林誉为“精武精神”。
3.3 “修身”养性的修养理念
历来武林人物十分注重培养和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这种行为谓之“修身”。儒家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重要的作用。习武者要成为“一方仁者”或希望做出“兼济天下”的业绩,绝非一蹴而就,其中不但要精练武功,更重要的是须经长期的“修身”,在刻苦练功的过程中,努力履行武德规范,不断修正谬误,认真思索,从而悟出做人处世的哲理。
4 传统武术的技击价值
4.1 传统武术的技击价值观
传统武术所推崇的技击价值观是“止戈为武”,是达到“和平”的最终目的,而不是征服或者杀戮。张艺谋的大片《英雄》的主题是对传统武术技击价值观最完美的注解,即真正的武林英雄应该是“手中无剑,心中亦无剑”,是对天下苍生的仁爱之心。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文化及社会政治结构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华民族对本民族的劳作生息强调的是“安居乐业”,以“耕读传家”为自豪,所以人们希冀的是“孝治天下”、“贵一道而同风”。传统武术的技击价值观的另一个表现是注重“防身”而不是“进攻”。
4.2 实战技击中“以弱胜强”辩证观
武术大家一生“行走坐卧、不离这个”,其中的“这个”即练功,使练功具有日常生活化的特点。特别在传统武术的太极拳体系中,这一价值观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扬。王宗岳《太极拳论》中说:“斯技旁门甚多,虽势有区别,概不外壮欺弱、慢让快耳!有力打无力,手慢让手快,是皆先天之能,非关学力而有为也!察‘四两拨千斤’之句,显非力胜;观耄耋能御众之形,快何能为?!”正是在这种武学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小巧功夫”受到推崇,而技击中凭蛮力勇武制胜的往往为武术大家所不齿。《水浒传》中浪子燕青巧搏任原和武松醉打蒋门神的打法充分体现了传统武术的技击特色。
4.3 “点到为止”的和谐观
传统武术在技击中注重“制服”而非“制死”,即“点到为止”。历来习武之人十分重视个人的武学修养,鄙视“逞凶斗狠”,推崇“好仁恶杀”,将武术作为物化的“至善”情感,讲求仁爱为怀和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这一点是其它任何技击体系所不具备的。“点到为止”的技击价值观是传统武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融洽,一交手从神态、劲力、蓄势上边可分出高下,并不需要数十个回合的搏杀。但“点到为止”的技击方法是建立在高超、精湛的武艺基础上的,只有平时刻苦修炼,才能在实战中运用自如。
5 结束语
武术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和内容,是具有很强的健身、文化、防卫价值的武学体系。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武术的科学性不断增强,文化属性和体育属性快捷发展。武术运动正在以稳健的步伐向世界性体育项目迈进,在未来发展中,武术的文化价值、健身价值、道德价值、技击价值将会对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曾秀霞,张瑞洁.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价值和发展方向探骊〔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8,16(7):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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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范文3
2.管子学刊 孔子评管仲新解沈素珍，ShenSuzhen
3.《管子》财富哲学思想初探沈尚武，袁岳，ShenShangwu，YuanYue
4.《管子》的天地人和合观探析李长泰，LiChangtai
5.齐文化法治思想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研究张爱民，ZhangAimin
6.先秦齐国休闲娱乐文体活动探微刘瑛，LiuYing
7.先秦齐国音乐繁荣原因之我见唐艺，唐宁，TangYi，TangNing
8.齐地音乐之音地关系探微董蕾，卢乃鑫，DongLei，LuNaixin
9.齐都临淄空间形态演变的功能性导向胡方，HuFang
10.山东东周鼎簋制度初论——以中原地区为参照毕经纬，BiJingwei
11.重论孔子的历史文化定位问题葛志毅，GeZhiyi
12.战国侠义精神张彦修，ZhangYanxiu
13.儒学与社会转型期的新旧对决——以丽末鲜初的社会转型为例邢丽菊
14.论孔子的孝道观及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启示褚兆勇
15.儒学普及与传统美德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许宏，XuHong
16.谈古琴歌的演唱艺术刘海莉，LiuHaili
17."以人为本"与现代陈列设计理念张宝
18.高青陈庄西周遗址与齐都营丘王恩田，WangEntian
19.高青陈庄铜器铭文与城址性质考方辉，FangHui
20.陈庄西周城与齐国早期都城魏成敏，WeiChenmin
21.陈庄考古发现比较摭谈孙敬明，SunJingming
22.莒国亡年辨杜勇
23.读《儒行》札记管子学刊 宋立林，孙宝华，SongLilin，SunBaohua
24.西汉铜钫的整形与修复毕延铭
25.淄博考古工作之汇结地方史研究之精粹——读张光明研究员新著《齐地考古与齐文化研究》徐学琳，许志光
26."商周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阮明套
1.论管仲学派生态伦理思想的层次结构王文东，WangWendong
2.管子社会控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王博识，WangBoshi
3.《管子》公平思想研究牛喜霞，张生元，NiuXixia，ZhangShengyuan
4.试析管仲的改革思想与实践宫芳，GongFang
5.论管子"以人为本"生命学说对和谐社会建构的文化观照张鹏飞，ZhangPengfei
6.《管子》的"管人"思想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董青霞，DongQingxia
7.《晏子春秋》中晏婴的廉政实践及意义周云钊，ZhouYunzhao
8.盲视与洞见——《荀子·非十二子》今读刘剑，LiuJian
9.论《荀子》的幽默艺术特色魏裕铭，WeiYuming
10.黄老学派"类法治"思想探析张继，ZhangJi
11.试论慎子的学术思想范国强，管祥久，FanGuoqiang，GuanXiangjiu
12.齐秦两国军事制度之比较齐廉允，QiLianyun
13.庄子安顿生命的策略王焱，WangYan
14.伦理与审美的双重奏——儒家之礼的人类学解析毛新青，MaoXinqing
15.管子学刊 孔、孟所论"圣人"异同考魏忠强，WeiZhongqiang
16.海岱地区古代文明的地理环境与远古居民宣兆琦，XuanZhaoqi
17.从山东地名解读齐鲁文化季丽莉，JiLili
18.西周音乐教育及其历史意义贾剑蕾，JiaJianlei
19.中国古代法律文明的特质及现代意义赵玉环，ZhaoYuhuan
20.论汉代孝伦理的刑法化李文玲，LiWenling
21.高青陈庄遗址M18出土豊簋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探讨任相宏，张光明
22.从传世山东藏家的藏品看高青出土的青铜器陈青荣
23.从南河崖看鲁北商周海盐考古现状李慧冬，赵光国，LiHuidong，ZhaoGuangguo
24.关于《道德经》第七十九章部分注译与陈鼓应先生商榷刘长欣
25.于慎行、冯琦文学思想略论张秉国，陈件辉
26.郯城徐氏家族文化试探马纳
27.论张积中的三教观许东，XuDong
1.《管子》风险防范思想探析房晓军，胡业福，FangXiaojun，HuYefu
2.论《管子》"德""法"并重的治世思想李哲，LiZhe
3.对《管子》中和谐思想启示作用之管见张海蓉
4.论明代士大夫对管仲的评述张艳丽，ZhangYanli
5.《管子·内业》篇道之形象化探析袁岳，沈尚武，YuanYue，ShenShangwu
6.试述《管子》的五大教育成就郭秋菊
7.《管子》治国思想的渊源探析瓦永乾，马森，WaYongqian，MaSen
8.晏婴音乐思想初探石蔚，ShiWei
9.晏婴的礼治思想与春秋后期的社会变迁郑晓华
10."以道制欲,乐而不乱"——试论荀子的音乐教育思想陈阳，ChenYang
11.齐俗尚"悍"新议谷玉梅，王瑞芳，GuYumei，WangRuifang
12.再释"齐"刘海宇，韩伟东
13.齐地陶器艺术文化研究二题王百灵
14.孔子的仁与礼乐唐艺，TangYi
15.王培荀对传统史学的发展与创新刘芹，LiuQin
16.论汉人义利观与汉代家庭关系管子学刊 秦铁柱
17."齐鲁十二圣"文化现象在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杨宗杰，刘要停，刘若斌
18.礼法并重:先秦和谐管理思想的新篇章郝翠荣
19.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心"与当代道德教育的人心工程刘兴清
20.五音戏源流新探王艺玲，WangYiling
21.华夏歌唱史撷英——兼议歌舞的认识史价值林海
22.中国军事透明的历史起源及发展探析释清仁，李学俊
23.卜筮对早期中国至上神信仰的影响王汐朋，WangXipeng
24.独尊儒术与儒学独尊是一回事吗?任怀国，范秀美
25.中西文化互释与世界根源性精神杨育华，王彩霞，YangYuhua，WangCaixia
26.中西方古代"性善论"比较研究贾玉洁，JiaYujie
27.管子学刊 贞观之治与齐文化宋玉顺
28.莒城·莒墓·莒鼎——莒文化三事刘兴林，LiuXinglin
1.从战国秦汉古籍看《管子》的早期流传巩曰国，GongYueguo
2.《管子》国土资源管理哲学思想初探刘煜瑞，LiuYurui
3.《管子》与汉初法制重构吕华侨，LvHuaqiao
4.管子的"禾变"君子观及儒家的"合变"传承——以《管子》为中心李长泰，LiChangtai
5.管子经济思想散论王正立，WangZhengli
6.管仲治国思想的突出特点孟凡涛，MengFantao
7.虞舜部族早期活动区域和西迁史迹的考古学研究张光明
8.东夷文化中的体育文化因子推阐张树军，王宝珍，ZhangShujun，WangBaozhen
9.对齐国《韶》乐内容的探讨邵彬
10."薛谭学讴"与先秦民间声乐教育探微高梅进
11.从孔子的评论中看齐《韶》的"善"与"美"李红云
12.论先秦"军事软实力思想"刘庆，LiuQing
13.《论语》文体形式的文化阐释吕逸新，董梅，LvYixin，DongMei
14.孔子论"言"代国玺，DaiGuoxi
15.孔子"忠恕"思想发微邢培顺，XingPeishun
16.柳宗元对道教"真经"的理解与评价张勇，ZhangYong
17.管子学刊 《孙子兵法》为何可用于商业经营等经济活动郑杰文，ZhengJiewen
18."齐鲁十二圣"文化现象的客观基础、文化条件和精神特质杨宗杰，贾斌昌，刘若斌
19.齐鲁文化的社会和谐思想卓成霞，ZhuoChengxia
20.传统齐鲁文化与当代山东书风巩绪发，GongXufa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范文4
相对于技术的创新，我们管理创新还一直没有重大突破，这确实让我们从事管理工作和研究的国人汗颜。不服气是不，那你就瞧瞧：企业战略管理培训一般是安德鲁斯优势、劣势、机会、威胁（SWOT）理论、波特行业五种竞争力量理论、波士顿矩阵图、麦肯锡矩阵图；企业营销是“恩格尔定律”、科特勒营销、安利模式、戴尔直销；品质管理是戴明PDCA循环、QC新老七大手法、六西格玛；生产管理是5S、十分钟快速换模（SMED）、全员生产管理（TPM）、戴尔柔性化生产、丰田精益化生产……这些理论一直占据了我们管理的主要阵地。
在我国一些优秀的企业，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管理创新，如海尔的OEC管理模式、三工并存等；奥克斯的“小狗经济”承包制、民主选举。确实让我们眼前一新，也给企业创造了经济价值，但中国企业的现状不同，推广起来很难。就拿海尔的“三工并存、动态转换”来说，如果在一般的企业，特别现在用工紧张，试用员工转为合格员工，合格员工转为优秀员工，这上转可以接受。但如果是下转为试用员工，或者是临时工，企业吸引力不强，下转的员工不炒企业鱿鱼才怪呢？这应该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难道我们创新的管理理论通用性真这么难吗？管理创新路又在何方呢？
中国管理理念的创新，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企业是否真正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位，关系着国家经济的命脉。国外的专利已掠夺了我们不少的财富，我们也为学企业管理交过了巨额的学费，管理理论不要一直依赖进口。我们要行动起来，要有广泛国人的参与，管理创新就会像填地基一样。大家填层浮土，众人踩踏实；大家再填层浮土，众人再踩踏实，这样的管理创新就会又牢又高。所以管理要创新，就必须要有创新的基础，要做好管理创新的基础，有以下几个方面，我想这就是我们管理创新之路吧！
一、向国外学
国外的工业化历史比较长，他们创造了很多优秀的管理理论，我们应该对他们的创新成果，虚心的进行学习，特别是欧美和日本。作为企业管理者或进行管理理论研究的学者，在自己从事的这块领域，更应该进行深入的学习了解。
笔者曾有一个朋友，在他刚从事品质工作不久时，开始自学摩托罗拉的六西格玛品质管理。这可苦了他，学得云里雾里，怨气冲天，说这不是骗人吗？每百万次的出错机会控制在3.4次，怎么能做到呢？学习兴趣也慢慢下降。后来在一次聊天中，我告诉他，不要先去学六西格玛，先学自己从事的品质工作流程，再去学PDCA、5W1H，求实用。随着自己知识的增长，品质理论会一步步自然而然学下去。这朋友还算长脸，现在说起品质，理论一套一套的。
我们在进行学习时，应该根据自身的知识结构，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教材。在学习时，要揣摩它们的精华核心是什么？有什么不足之处？他们当时所处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如何能借鉴引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来？不要为学习而学，要为应用而学；学习要从浅入深，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
二、向老祖宗学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们当中的管理精华，更值得我们学习。如一本《道德经》，洋洋五千余字，教给了我们为人与修养，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但并不影响《道德经》的魅力，笔者也曾把一些理念理解为：攻防象水，无息渗透；功不独享，得益非凡；以柔克刚，无坚不摧。我们老祖宗真是伟大，一本《道德经》一直感悟着华夏儿女！
说到企业管理，也许有些人认为，我们的管理理念不行，热衷于学习国外的管理。其实国外的一些管理理念，我们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形成了，如QC新七大手法中的PDPC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它和《孙子兵法》的始计篇去比较研究，发现它的最优决策分析方法不及《孙子兵法》的始计篇完整；QC新七大手法中的系统图法，可以去和《三国演义》中的第四十三——五十回火烧赤壁的故事比较，就会发现我们老祖宗的思维，真是太伟大了！火烧赤壁的系统思维，真是环环相扣，我想日本人创造的QC新七大手法时，是否也吸取了我们古代的哲学精华！
管理学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如果想在中国做好企业管理工作，就一定要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这正成为很多从事企业管理人员的共识。
三、要有实践精神
每一种管理理念的产生，它都是创造出了不俗的成绩，然后再整理成理念。我们学习管理理念，就是要再把它转化为现实的工作方法，再为企业和管理创造经济或社会价值。
如果没有实践精神，仅管我们学习了很多的管理理论，但在企业工作中没有成效。这就是肚中有奇谋，现实前发黄，成为一论大师。在工作中，我们应该让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工作，但又不要被理论套牢，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创造，在理论中引出新意。如关于品质的理解，我就把它理解为：质量=良心+责任心，直指中国人性的深处，产品的质量控制不难，就是看操作者的良心和责任心了，就好像我们经常在说要凭良心说话，那质量的好坏就是凭良心做事了！作为管理者，一定要有实践精神，用理论指导实践，再用实践完善理论！
四、要有开放的心态
管理要创新，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心态，把我们的管理经验和管理理念传播，不要怕别人学去了。只有懂管理理论的人多了，我们从事管理创新的基础才牢固。
首先是企业要有开放的心态。现在有些企业，对员工培训比较多，我们应该对这种企业表示敬意。但也有些企业，是拿来主义者，舍不得对员工培训，不想自己培养人才，只想在外招一些这样懂那样懂的员工回来，马上就能给企业创造效益。这是典型的损人利己者，笔者就曾碰到一位在企业工作上十年的员工，对5S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不能不说明是我们国家产业工人的悲哀。因为每个人，除了第一个学习途径是学校，第二个学习途径就是工作中，如果企业不对员工培训，那就会把他们变成产业文盲。还有一些企业，害怕自己培养好的员工跳槽，其实企业有吸引力，员工怎会跳槽呢？退一步来说，员工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会给企业创造价值。再退一步来讲，企业培养好的员工他还是在国内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创造财富。如果每个企业都对员工培训，不仅可以为国家培养牢固的管理创新基础，而且每个企业招聘回来的员工，立即可为企业创造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管理培训机构和管理专家学者要有开放的心态。对热爱学习管理知识的人，要给他们平台。因为现在管理培训的授课门票，价格都是不菲，不是每个人的经济都能承受。如果我们的管理专家学者，每人每年都能进行一、二场免费的公益企业管理讲座，这可是我们民族之福。同时也可以更加激励一些有志青年，攀登企业管理的珠峰！
再次个人要有开放的心态。做为为企业的管理者，心胸要开阔，要把自己的一些管理经验，和自己的同事分享。在和同事分享自己的经验时，自己也是在再一次的总结和提升。同时有管理经验的同事，要发挥传、帮、带的作用，把管理理念传递给每一位在企业工作的员工。
经过企业、管理专家学者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使管理理念分享给每一位企业员工。对于想学习更多管理理念的人，我们能有人帮他一把，这样我国懂管理的人多了，管理创新的力量就更庞大。涓涓细流，终会汇成大海！
五、要有合作与悟道的精神
在管理创新时，大家更应该有合作与悟道精神。因为每个人的管理经验和知识结构不一样，想法也会不同，还是老话说得好： “三个臭皮匠，挺个诸葛亮”，这是合作的体现。我们千万不要是“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再次是悟道精神，我们不能一辈子做学生，更应该做导师；我们不是学得少，而是创新成果少。
在管理创新中，中国的家电企业就是用合作与悟道的精神，曾给了国人自豪与期待。04年之前，国外彩电巨头在中国家电市场横冲直撞，目空一切，牢牢占据着中国70%的市场份额。中国的家电企业就是以合作与悟道的精神，从研发、生产到销售，进行创新，在04年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国产彩电牢牢占据了当年70%以上的市场份额，海尔、创维、康佳、长虹、TCL、厦华、海信……一个个熟悉的品牌已经排在了飞利浦、LG、松下、索尼、三星等国外品牌的前面。接着是空调和手机等，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后来，又因个别家电产业的合作与悟道精神，出现了问题，把一个个伤心的理由，留给了国人。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范文5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理论概述
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实质上指的是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想文化。传统文化符号具备指代、认知、显现、自律以及沟通的作用。学者张授一通过对传统进行研究，认为传统中的“传”指的是流传、传布，而“统”指的是综合统一的整体。传统文化融合了我国民俗思想道德、人文艺术、社会制度、艺术风格，体现出中国民族文化的根基。中国传统文化涵盖了两大文明体系，分别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备一定的延续性和传承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文化在传承和流传过程中，需要对社会发展、艺术创作、科技进步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艺术设计来讲，文化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艺术保障。同时，文化通常以符号的形式存在，这就造就了产品设计中涵盖了文化符号。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大致包含两类：一是从“源”而分，表现出宇宙的统一整体；二是从“体”而分，表现出人类社会的分支系统。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从天、地、人三个层面进行划分，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为自然符号，表现为江、河、湖、海等自然存在的；另一类为人类符号，表现为人类所创作出来的特殊符号，用以代表人类物质、精神文明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产品价值的提升和意义的实现。现代产品设计作为艺术与技术的统一体，所以其艺术含量较高、价值和意义巨大。价值作为产品设计的首要目标，同时作为人们物质、精神层面对产品的基础需求。通过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有效运用于产品设计过程中，一方面有利于产品价值的提升和意义的实现；另一方面有利于人们基础艺术审美需求的满足。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人们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不但进行产品的使用，而且对产品的艺术价值进行品赏，是物质文化与艺术文化的交流互动，是精神文化价值意义的显现。所以说，传统文化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运用，能够从本质上提高产品的价值，实现产品设计的真正意义。第二，有利于产品体系的完善。现代产品的设计，一方面需要坚持运用传统文化符号；另一方面需要超越传统文化，有效融入现代化新型文化元素。唯有此，才能在确保传统文化元素有效运用的同时，体现出时展的本质需求。可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二者相辅相成，传统文化为现代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而提供物质保障，只有将二者有机关联起来，方可在产品设计中发挥基础作用。产品设计中传统文化符号的运用，直接关系到产品的生命周期，倘若能够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符号，那么产品的生命周期将更长，从而能够满足更多客体的各类需求。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有效运用，有利于产品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
1.哲学意识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
首先，简朴主义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老子曾经说道：“少则多，多则感”。也就是说，哲学中通常以少为多，通过较小的数量来获得较大的成效，与西方发达国家学者所提出的“少就是多”的思维理念存在一定的同一性。哲学意识符号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重构，可以从简朴、简单的层面来彰显产品设计的目的和意图，从简单的外形来突出产品的丰富内涵。例如：随着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内外手机生产厂商在手机外形设计过程中，逐渐取消了键盘等繁琐的按键，这样一来，在功能不变甚至增多的情况下，手机的外形更加饱满、细腻，线条更为流畅，艺术质感气息更为强烈，这便体现出产品设计的简朴哲学意识。其次，含蓄主义思想。基于艺术形态下的含蓄，即就是在确保事物本质特征和基础形态不变的前提下，采取较为间接、简便和含蓄的手段，进行事物本质的完整呈现。《孙子兵法》中提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可以随变化而取得胜利者可谓神人”，作为一种对立统一的哲学理念。现代产品设计中融入传统含蓄主义思想，能够完整体现出产品的设计用意和设计目标，有利于产品真实性的完整体现。例如：苹果手机、电脑的设计趋于人性化、个性化，其外观更为简单，功能更为强大，含蓄、超薄的外观形态与丰富的功能和良好的性能形成鲜明对比，在彰显尊贵和特殊的同时，为人们提供更为良好的体验。此外，随着汽车消费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其形态设计更为理想，各类概念车的应运而生，其优美的造型、优质的性能以及高标准的质感，在符合适用的基础上，表现出丰富的哲学含义。第三，和谐主义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思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弥足珍贵。自古以来，便有天人合一、天地合一、阴阳平衡的哲学思想，作为儒家、道家思想文化的根基，和谐思想影响深远。倘若在现代产品设计中，能够有效融入和谐思想，那么在满足产品设计质量需求的基础上，能够达到产品完整、和谐的根本目的。可以说，现代产品设计从一定层面上呈现出哲学和谐主义思想。产品的尺寸大小、长短比例、对称协调、自然平衡等均作为和谐的主要影响因素和组成部分。传统文化哲学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正是产品艺术形态、人与自然和谐为一、哲学意识等的完整体现。
2.形态、线条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
传统文化形态符号作为人们审美理念和意识的集中体现，线条符号作为艺术形态的处理方式，形态、线条符号均体现出特定的含义。同时，形态、线条符号与自然、人文、地理、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形态、线条符号分布、搭配方式十分灵活，处理方式较为多元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天的形状视为圆形，地的形状视为方形，所以在文化符号和产品设计过程中，人们十分注重方与圆的有效搭配。文字作为线条符号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艺术文化的重要形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文字的装饰，文字符号可以说是人类迄今为止最简洁、最直白的文化符号。在产品设计过程中，通过运用文字符号、图像符号，一方面能够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真正魅力；另一方面能够突出传统文化的艺术气息。比如：戏曲脸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产品设计中需要浓重的色彩配对，给予观众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态、线条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其意义和作用深远而重大。
3.色彩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
研究表明，色彩符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主要组成部分，传统艺术作品创作过程中，创作人员非常关注色彩符号的有效运用，通过形态多样、丰富多姿的色彩元素，塑造了形形的艺术作品。比如：绿树红墙、金色大殿等人文景观，深得世人的赞赏。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符号主要涉及到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同时以赤、黄、黑、白、青色为吉祥颜色，象征着中华民族五个方向和五种神兽。此外，在陶瓷等装饰上面，主要以红色为主，代表喜气洋洋、大吉大利，五颜六色的色彩图案组成富有中国特色的色彩文化符号。
4.材料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
由于文化背景、自然地理等外界客观环境的不同，所以导致材料有所不同，材料符号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竹子、木材等自然材料作为我国传统艺术作品的主要材料，我国古代文人骚客十分注重竹子选材的运用。同时，竹子、木材作为家具等日常用品的主要原材，作为一种普通的生活用材，并且富含绿色象征意义。此外，竹子、木材等材料符号运用于产品设计中，一方面有利于产品本质特征的完整体现；另一方面有利于产品绿色、低碳理念的提升，是人与自然和谐为一的基础保障。
结语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范文6
〔关键词〕中国传统思维；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3-0126-08
回溯人类的历史与文化，我们可以发现：在全球化、一体化来临之前，全世界的主要民族，其文化发展的历程都走过了一条大致相同的道路，即由“原始思维”而进入“近代思维”，由“形象思维”而进入“抽象思维”，由“前科学”而进入“科学”，由“野蛮”而进入“文明”，由“巫术”而进入“宗教”，由“宗教”而进入“哲学”。
众所周知，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思想。哲学是时代思想的精华，也是民族文化的精华。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指出：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就像一座神庙里没有神像。①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断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
中华民族是有哲学的民族，中华文化是有理论思维的文化。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化在哲学思辨层面、理论思维领域的建树颇为丰硕，而原其大端与指归，则可以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三者为代表。
清人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一）本文据以考察三大思维的资料，除少量经书外，其主体就是子书（含道教、佛教和中医文献）。
一、整体思维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每一个事物又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部件发生变化，都会引起整体的变化；任何一个环节或部位受到损害，其整体都会受到伤害，从而影响其正常的运作。西人所说的“关联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①、“关联宇宙论”（correlative cosmology）〔2〕、“有机宇宙哲学”②或“有机主义宇宙观”③，今人所说的“系统思维”〔3〕，实际上就是“整体思维”。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④，“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嵇康认为这是“自然之分”⑤）；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乾・文言》）。“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的共同命题”，“《易经》对这一命题的发挥无疑起了历史性的作用”。〔4〕
|周以降，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列子・说符》），“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正蒙・乾称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⑥，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⑦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中医），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自然-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国著名哲学家、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在对西方的天人观进行深刻反思之后，对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与赞赏。他认为，这种哲学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了人类的最高的生态智慧，是“最丰富和无所不包的哲学”。〔5〕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先贤在阐述“天人合一”思想时，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类比法（analogy）。他们所枚举、所阐释的天地、万物与人、我的关系，是基于丰富的联想与独特的比附（“类”），所揭示的往往不是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只可意会而不可实证。虽然在立意与眼光上有其沉潜与高明之处，但与近代科学的精神主旨、研究方法是格格不入的。
二、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古代中国、印度和希腊都曾有过极其丰富、异常发达的朴素的辩证思想。
中国古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万事万物既相互对立而又趋于统一。这都是合乎辩证法的重要思想。其中，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思想堪称中国辩证思维的主流。
古代中国的这一辩证思维，广见于东周以后的历代典籍，如道家和道教的《老子》、儒家的《周易》、兵家的《孙子兵法》、法家的《韩非子》、医家的《黄帝内经》以及佛教的《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百论》等。贯通诸家诸派的阴阳学说，有集古代中国辩证思想大成之势。〔6〕诚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称》所说，“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7〕
老子的辩证思想复杂而有系统。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讲的都是矛盾双方既相互依赖而存在、相互对立而统一，并且矛盾双方又可互相转化。老子所说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则合乎质量互变规律。
魏晋唐宋时期的道教重玄学派（以成玄英、李荣等为代表），吸收佛教三论宗和天台宗的思想阐发老子思想，发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使其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性。李荣著有《道德真经注》等，但其书业已亡佚。蒙文通（1894-1968）耙梳钩稽，多有所得，详见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蒙文通文集》第六卷），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另外，蒙文通又命笔撰文，先后写成《辑校〈老子李荣注〉叙录》、《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等文，详见蒙文通《佛道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蒙文通对重玄学派著述之钩稽、思想之表章，有导夫先路之功。成玄英对《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所作之疏，“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道德经义疏上》）〔8〕，是道教重玄之学的经典言论。
《周易》所讲的“八卦”以及两卦相叠而为六十四卦的学说，就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对立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周易》经文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周易・泰》九三爻辞），所强调的即是“平”与“陂”“往”与“复”的对立统一。对于《周易》的辩证思维，郭沫若（1892-1978）给予了高度评价，“《易》的出发点原是一种辩证观”〔9〕，“从《易》的纯粹的思想上来说，它之强调着变化而透辟地采取着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确是一大进步”。〔10〕见诸《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语，既是《易传》辩证思维的核心命题，更是彪炳青史的千古绝唱。朱伯（1923-2007）极度褒扬“一阴一阳之谓道”命题，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哲学中两点论的代表”，“是对先秦以来辩证思维发展的总结”。〔11〕
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亦是典型的辩证思维。《礼记・中庸》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执两用中”）。所谓“时中”，即“随时以处中也”；所^“用中”，即“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12〕总之，所谓“中”，其确切含义即孔子所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更详细的论述，请参看吕绍纲《论孔子“中”的哲学》，《庚辰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0-53页。“中庸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对立统一起来”，“这也是辩证法的实质”。〔13〕
先秦以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对辩证思想多有继承与发扬，如张载（1020-1077）的“一物两体”《正蒙・参两》：“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在《横渠易说》一书中，张载又集中表述了“一物两体”思想。另外，张载在描述事物矛盾运动的一般过程时，提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著名论断（《正蒙・太和》）。这就是说，“气”是统一的物质实体，“一”是矛盾的统一性，“两”是矛盾的对立性，“参”是矛盾的既对立又统一，“反其为”是矛盾的一方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就渊源而言，张载的“一物两体”思想，来源于《易传・系辞上》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程颢（1032-1085）的“物极必返（反）”朱熹《近思录・道体》引程颐曰：“如《复卦》言‘七日来复’，其间元不断续，阳已复生，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朱熹（1130-1200）的“理一分殊”（或“一本万殊”）朱熹论说“理一分殊”的文字比较多，如《朱子语类》卷十八、二十七、九十四等。等。王夫之（1619-1692）继承和发展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认识到事物都有矛盾对立而又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非有一，则无两”（《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并且，凡是相对相待的东西都不是绝然的对立，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金炀则液，水冻则坚，一刚柔之无畛也”（《周易外传・说卦传》）。
《孙子兵法・势》所说“奇正”“日月”“四时”“五声”“五色”“五味”等，都无一例外地揭示了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基础”。〔14〕其中，“奇正”具有普遍意义，“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其后，《李卫公问对》又补充了“奇正相互转化”的内容，阐述了“奇正”和“虚实”的辩证关系，“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李卫公问对》卷中）。
战国末年，韩非用“矛盾”故事就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描述和概括（详见《韩非子・难一》、《难势》），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以反映事物自身的矛盾和人类思维中的矛盾。当然，韩非的矛盾学说，也有过分强调对立，把斗争绝对化的倾向，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阴阳是中医的基础理论，也是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黄帝内经》虽然确立了中医的阴阳学说，但没有给阴阳下定义。明朝末年，张景岳（1563-1640）为阴阳下定义，“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类经・阴阳类》）。张景岳为阴阳所下定义的“一分为二”四字，“抓住了阴阳的要领”，“可谓高度抽象、概括，揭示了阴阳最一般的规定性”〔15〕，“清楚地阐明了朴素的辩证观点”。〔16〕
中国佛教亦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思想。比如说，三论宗对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的阐发、宗密对“遮诠”与“表诠”的思辨，便深具辩证色彩。三论宗依龙树（Nāgārjuna）《中论》卷首“八不偈”（“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之意，以显发中道实相。《中论・观四谛品》所说“三是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便是通过对空、假二谛的审视而归诸中道。三论宗所说“中道”（madhyamāpratipad），意在揭示缘起事物的存在就是性空，但不是除去缘起的事物而后说空。诚如《十二门论・观因缘门》所说：“众缘所生法，即是无自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圭峰宗密（780-841）对“二诠”（“遮诠”与“表诠”）妙义与奥旨的畅论与思辨（详见《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下之一等），可谓深得“辩证思维”之个中三昧。吕（1896-1989）指出，宗密“把当时佛学最高思想统一于自身”，“代表了中国佛家最高峰的思想”，“也代表了当时正统佛教的最高学说”。〔17〕
克罗齐说：“在直觉中，我们不把自己认成经验的主体，拿来和外面的实在界相对立，我们只把我们的印象化为对象。”（〔意〕克罗齐著，朱光潜等译：《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0页。）古代中国的阴阳学说，用相互对立的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来说明天地万物的产生和变化。阴阳学说认为，天文气象、时令变化是由阴阳二气交感引起的，世界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一切世事的变化都与阴阳二气这两个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分不开。在中国先哲看来，阴阳虽然相互对立、关系紧张，但绝非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①；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先哲还认为本来相互对立、关系紧张的阴阳亦可互济互补，从而通过动态运动以至达“和合”的和谐状态②，这“证明了中国人倾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寻求一种根本的调和与统一而不是斗争与混乱”。〔18〕质言之，“阴阳”一开始就是一组对立概念（相待而有），“二分对比”的思想是阴阳观念的本义。若就中西之比较而言，西方是倾向于排他的“二元对立论”，中国是倾向于互补的“二分对比论”。〔19〕
中国的辩证思维以追求和谐、协调、统一为目的，讲求“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学，崇尚矛盾的调和统一，不太注重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差异、排斥、斗争，尤其不提倡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这种思维的优点是有利于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类的和平发展；弊端是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忽视斗争性，容易导致思想的封闭保守，阻碍新事物。
三、直觉思维
所谓“直觉”（直观感觉，intuition），即未经逻辑推理而得的认知，是将“自己置于对象之内”，交融于对象之中的体悟③，“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八）。具体说来，“直觉是一种经验，复是一种方法”，“为方便计，可以简略地认直觉为用理智的同情以体察事物，用理智的爱以玩味事物的方法”。〔20〕
所谓“直觉思维”，是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直X主义”（intuitionism）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潮与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和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86-1952）。直觉主义者推崇“直觉”而贬低“理智”，肯定“直觉”是比抽象的“理智”更根本、更重要、更可靠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认为“理智”必须依赖“直觉”才有意义（克罗齐），故哲学应以“直觉”为基础（柏格森）。这种思维的特点在于，它不需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不需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也不需经验的积累，而是凭借主体的神秘的自觉、灵感、体验、感悟，在瞬间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
“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人类认识的两者基本形式，二者其实并非水火不容。就本文论题而言，“直觉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特色之一。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1907-1981）看来，“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在于直觉的领域”，“这是一种敏感或机灵”。〔21〕
中国作为逻辑学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另外两大古典逻辑是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和古印度的因明逻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逻辑思想、逻辑理论，它们表现在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荀况、韩非等人的著述中。但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逻辑在中国古代并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并未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的主流。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特别重视的是经验，而分析性的逻辑则被排斥在主流之外，逻辑思维在中国始终不发达。相反，直觉思维则有长足的发展和广阔的市场。在中国古代，道家、佛教以及儒家都特别重视直觉思维。
道家最先提出并且首先运用直觉思维。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原、至上的存在、唯一的终极，但“道”是不可闻见、无以名状的，是不能用名言、概念认识的，只能靠直觉或体验加以感悟或体认，是为“悟道”“体道”。《庄子・知北游》：“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作为先秦道家学派重要代表的庄子，倡导“心斋”和“坐忘”。所谓“心斋”，就是排除一切知识之后，保特心的虚静（“虚者，心斋也”），从而对“道”予以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庄子・人间世》）。所谓“坐忘”，就是“隳支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即毁弃四肢百体、屏黜聪明心智，达到“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从而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浑沌状态（“旷然与变化为体”），以便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大全之“道”（《庄子・大宗师》郭象注）。究其实，这就是一种自发状态下的神秘直觉。
佛教也重视直觉思维。佛教所讲的“般若”（prajn～ā），其实也就是一种直觉思维。佛教的直觉思维，既排斥感性认识，又排斥理性认识，强调通过“般若”的虚静智慧而一览无余地洞察真理的特殊智慧。禅宗吸收了庄子和玄学的方法，并与佛性的本体论相结合，提出了“本性是佛”“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顿悟成佛”理论（相对于北宗的“渐悟”而言）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要做到不迷而悟，必须在思想上恪守“三无”（“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在修行方法上，禅宗提倡“顿悟成佛”，“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以上引文，均出自流通本《六祖法宝坛经》），把直觉思维发展到了极点，从而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禅宗的“顿悟成佛”理论，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
儒家也很重视直觉思维。先秦时期，孔子所说的“默而识之”（《论语・述而》），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以及“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都具有直觉思维的显著特点。宋明时期，程朱所说的“格物致知”（《大学章句》），陆王所说的“求理于吾心”（《传习录》卷中）等等，更是直觉思维的展示。梁漱溟（1893-1988）指出，“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22〕贺麟（1902-1992）进一步指出，“陆王所谓致知或致良知，程朱所谓格物穷理，……是探求他们所谓心学或理学亦即我们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觉法”，“朱子与陆象山的直觉方法，恰好每人代表一面。陆象山的直觉法注重向内反省自己的本心，发现自己的真我。朱子的直觉法则注重向外体认物性，读书穷理”。〔23〕
直觉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有效地突破认识的程式化，为思维的发挥提供灵活的想象空间，对于伦理学、美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甚至对于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而言，直觉思维亦有其用武之地。比如，居里夫人（Marie Curie，1867-1934）之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其中就不乏“大胆的直觉”（bold intuition）。1935年11月23日，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在悼念居里夫人的演讲中说，“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德〕爱因斯坦著，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339页。）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曾经敏锐地指出，“科学知识不只是理性的，其中有相当比重是体力的和直觉的”。〔24〕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11-2009）亦尝明言，“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不能创造，不能突破；要创造要突破，得有灵感”。钱学森：《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按：钱学森所说的“灵感”，即直觉思维。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热情展望，“如果我们更加注意直觉或大胆的想像，来作为不可避免的抽象化趋势的一种补充，基础物理学的又一次返老还童就是可以期望的”。〔25〕
直觉思维是思维过程没有中间推理阶段，不进行逻辑论证就直接得出结论，具有直接性、自发性、非逻辑性等特点。虽然说直觉思维具有逻辑思维不能替代的优势与特质，但同时又不得不指出的是，直觉思维重灵感、轻逻辑，重体验、轻思辨，重直觉、轻论证，容易导致思维的模糊和不严密，不利于思维向形式化、定量化发展，容易导致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还有可能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
张岱年（1909-2004）曾经指出，朱熹所说的“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事实上就是一种直觉思维，这种直觉思维“只是一种主观的神秘体验”，而“真正进入物中究见其理，只能通过科学实验”；可惜的是，“中国传统中缺乏近代的科学实验方法”。〔26〕蒙培元进一步指出，直觉思维“必须同逻辑思维相结合，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发挥其创造性作用”。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具有整体的模糊性和神秘性”。〔27〕也就是说，由直觉思维获得的认识，还必须进行逻辑的加工和整理，同时接受实验的检验。如此，方能由知识的毛坯，升华而为科学的成品。
总w而言，中华民族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尤其深重。许多研究者在解答“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即中国虽然在15世纪前的科学发明和发现方面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但欧洲却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而中国文明在亚洲却最终没有产生出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28〕）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于中国的传统思维。比如说，在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整体思维而忽视分析思维（长于综合而短于分析），注重辩证思维而忽视实证思维（重思辨而轻实验），推崇直觉思维而忽视逻辑思维（重模糊而轻定量），凡此等等。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颇多，在此不便详细胪列。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以下评述文字：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12期；胡化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二十讲》第二十讲《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3年，332-348页。诚如何兆武所说，“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撇开机械的分析而径直要求把握道体之大全。这或许就是中国之所以没有能自行步入近代科学殿堂的思想上的原因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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