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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翻译范文1
《孙子兵法》也称《吴孙子》，是中国迄今流传下来的时间最早、内容最完整、影响最深远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该书的作者孙武，是春秋末年齐国人(今山东惠民一带)，为逃避齐国的战祸，辗转到南方的吴国，因为熟知兵法，吴国大将伍子胥将孙武推荐给吴王，于是孙武向吴王献上自己的兵法，并做了吴国的将军。此后孙武帮助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由此，《孙子兵法》流传于世。由于其经历主要在吴国，故人称“吴孙子”。可见《孙子兵法》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期。两汉时期官方曾经三次组织人员整理各家兵书，《史记》、《汉书》均提到了《孙子兵法》，东汉末，曹操认为当时流行的《孙子兵法》过于“烦富”，且没有抓住“兵书”的主旨，因此曹操专门为此书做了注解，名为《孙子略解》。南北朝至唐，为《孙子兵法》注解者渐多。北宋时期，由于边塞军事吃紧，朝廷特别重视“兵书”，于是组织人力编纂了《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列“武经”之首，第一次被当作官办教材进行讲授。而且自宋代始兴起了《孙子兵法》研究的热潮，一些文人将以前历代(东汉末至北宋)名家注解的“孙子兵法”收集起来，合称《十一家注孙子》。《武经七书》和《十一家注孙子》是后世《孙子兵法》传本的主要来源。明清以后，《孙子兵法》的研究仍热度不减。
《孙子兵法》第一次走出国门是在唐代，由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传至日本；18世纪又由传教士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据说拿破仑经常词读《孙子兵法》，20世纪初期，《孙子兵法》被翻译成英文，开始在西方国家流传，并被各院校当作必读的军事教材：到20世纪80年代，《孙子兵法》已被翻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出现全球性“孙子热”。不过，现代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已不局限于战争和军事及政治的方面，而上升到经济管理、人事关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孙膑兵法》也称作《孙子兵法》、《齐孙子》，作者为孙膑本人及其弟子。孙膑出生地在今山东鄄城、阳谷一带，是孙武的后世子孙，晚孙武百余年。“孙子膑脚”和“马陵之战”是了解孙膑最好的两件事例。孙膑原与魏国将军的庞涓同师学艺，但庞涓妒才，自觉不如孙膑，于是将孙膑骗到魏国后软禁起来，并施以膑刑，挖掉了孙膑的膝盖骨，故此后人又以“孙膑”呼之，真名倒忽略了。后来孙膑被一位来魏国的齐国使者偷偷运到齐国，推荐给齐国的大将田忌，并受到齐威王的重用。《史记》记载，在围魏救赵战略中，齐宣王采用孙膑的计谍，最后孙膑以“减灶诱敌”的计略，在马陵大败魏军，击杀魏将庞涓，俘虏魏国太子申。马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以谋略取胜的战例，此战也使孙膑举成名，名留青史。现在据学者考证及新出土的《孙子兵法》记载，擒庞涓实为桂陵之战。由于其经历主要在齐国，故人称“齐孙子”。虽然早期文献还见有孙膑其人其事的记载，但《汉书》以后，就几乎失载了。人们推测《孙膑兵法》大约在东汉后期失传，已失传近1800年。
临沂两部汉简本《孙子兵法》的问世
汉简本《孙子兵法》源于一次不经意的发现。
1972年4月10日上午，“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接到群众报告，说在临沂地区卫生局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古墓。基建工地位于临沂市南部的一座名为银雀山的山岗上，这里原是一处汉代墓地。于是有关工作人员连忙赶到，并和工地负责人协商有关发掘事宜。4月14日，“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正式清理先前已被建筑工地挖开的一座墓葬，4月17日清理完毕。这是一座岩墓，墓坑直接在岩石上开凿而成，长314、宽226厘米，墓坑内有木质棺椁，木椁长264、宽176厘米；木棺在木椁内西侧，棺内放置人体尸骨，已腐朽，另放置少量的漆木器、铜镜等随葬品：木椁东侧为器物箱，放置大量的陶器、漆木器、钱币等随葬品。两部《孙子兵法》竹简就放置在器物间隙之中。4月14日下午，是这次发现值得铭记的日子。杨殿旭、刘心健等先生的名字同样值得铭记在册，他们来自临沂文物组，是他们首先发现竹简。据后来回忆，杨殿旭在墓葬中清理器物时，看到一根竹片从水中漂浮上来，很不经意地漂洗了一下竹片上的泥浆(清理墓葬时，墓坑内有积水)，并说“你们看，这上面有字”，并把竹片递给了墓坑上面的人。刘心健先生在现场，经仔细辨认后，确认竹片上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日”几个字，当时就兴奋起来，大呼：这是古代的“竹简”!在发明纸张之前，古人把书籍文字写在制作好的“竹片”或“木片”上，分别称为“竹简”和“木牍”，也就是说，“竹简”就是古代的“文书”。因此，文物工作人员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工，并安排人员保护现场，同时上报临沂地区和山东省上级部门。山东省文物部门随即派遣山东省博物馆有关专家前来发掘指导。该墓被编号为“伍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不久在号汉墓的西侧又发现二号汉墓，也出土一批竹简。事后经初步整理统计，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兵书”，二号汉墓出土竹简32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
临沂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发掘出土后经过了保护处理，至今一直保存在山东博物馆。2011年，此批竹简被评选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两部竹简本《孙子兵法》的意义
孙子兵法翻译范文2
1、《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是2008年万卷出版公司出版的一本图书，作者是（春秋）孙武。该书一计一集，计计相扣，在展现中国古代兵法和东方智试想文化的同时，浓彩重墨描绘出一幅二千年前中国战国时期政治、军事与各阶层不同的人物情感相交融的历史画卷。
2、展影响非常深远。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3、《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孙子兵法》曾被誉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 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孙武，大约成书于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写的《战争论》（On War）还早2300年。
（来源：文章屋网 ）
孙子兵法翻译范文3
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把孙正义称为电子时代大帝,推崇至上。凡是与了解他的人,和他共事的人,都认为孙正义不愧此称号。
赴美疯狂学习
日本软银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孙正义,一定程度上远甚盖茨与乔布斯。孙正义祖上为移居韩国的中国人,祖辈后又迁至日本,这样复杂的族裔背景曾让幼时的孙正义遭遇了相当困难的成长环境。孙正义不得不长期隐瞒韩裔、韩国国籍身份(孙正义婚后才加入日本国籍)。按照日本法律,外国国籍的旅日者不能充任公务员和教师这两类职业,孙正义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在高中时就退学,赴美重新开始学业,并惊人地在美国高中就读3周后,考入大学。
刚到美国时的孙正义之所以得以迅速升入大学,与美国教育的宽容开放传统有关。在当时,孙正义的英文基础不好,连升学试卷也看不懂,更别说按要求答题。但他居然直接找到校方,提出要求延长考试时间、允许他携带日英词典考试的“非分”要求,美国校方负责人虽感此要求荒谬,还是向教育行政部门进行了转达申请,终于获批。两周后,孙正义迎来了本不可能获得的满意结果:合格录取。这则轶事足以说明孙正义的反叛性。
孙正义升入美国的大学后,开始了堪称疯狂的学习。日本著名传记作者井上笃夫在《信仰:孙正义传》一书中就此的描述是,“无论吃饭时还是洗澡时,他都不忘学习。就是泡在浴缸里的时刻,眼睛也没离开教科书。开车的时候也坚持学习。把讲义录制到磁带里,用耳机收听……漫步校园时,孙正义的打扮也很奇怪。肩背黄色背包,里面装着所有的教科书。棉裤也是自己动手改的。他在裤子上缝了一个大口袋,里面插上了15支笔。尺乃至袖珍计算器也全塞在里面。”
这么一种疯狂与专注相结合的努力,使得孙正义1977年得以转入美国知名的伯克利大学攻读。进入伯克利大学后的孙正义,非但保持了学业上的疯狂与专注,而且也开始涉足发明与创业。他做了一款“语音电子翻译机”,后来卖给了夏普;通过做“空中飞人”,从日本低价买进滞销的电子游戏机,再卖到美国,得以大赚一笔。
人们都说孙正义是个奇人,他是典型的东方男子,身高只有五尺,但却是一表人材。孙正义具有矮个伟人的特点,他本人的特有素质,非他人所有。孙正义有着美国人做生意的本能,有着日本人的冲劲和韩国人的抱根精神。孙正义的最大理想就是在电子的空间遨游。
孙正义还在上学的时候,就曾勾画了40个公司的雏形,并设计了一个50年创建公司的计划,如何筹集资本,如何把发明创造传下去。虽然孙正义当时这么想,但他还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哪一个行业。
创办软银 成为互联网旗手
1980年,孙正义从伯克利大学毕业后,回到日本开创自己的事业。他很快就选定了软件分销行业。1981年,即他23岁那年,孙正义从他卖给夏普公司翻译器的钱中拿出8万美元设立了自己的公司——软银。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软银公司成了全日本最大的个人电脑软件销售商(直到现在,仍占有70%的市场份额),还出版了10多种杂志,用来向日本人普及电脑知识,兜售自己的产品。1994年,软银公司上市,筹集到了1.4亿美元。由于股票经过调整分割,孙正义手中持有的180万股软银公司股票当时由每股22.25美元涨到了150美元。股票上市后,孙正义发起了一场疯狂的收购活动:以8.03亿美元买下了美国Comdex公司的展销部;以31亿美元收购了Ziff—Davis的系列计算机杂志和展销部;以12亿美元买下了全球最大存储板生产商KingstonTechnology公司80%的股份。
在美国大发特发之后,孙正义不忘反哺故里。软银公司和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宣布计划在日本共同设立一个纳斯达克市场,其目的是为日本本地炙手可热的新兴企业创造一个上市机会,同时为日本投资者提供进入全球市场的捷径。
1995年,因特网的发展引起了孙正义的注意,他决意要在此领域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全球电子商务的规模才只有3亿美元,网站域名也只有17.7万个。孙正义在美国加州圣荷西注册成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SoftbankTechnologyVentures,并且聘请GaryRieschel管理这个公司。
Rieschel曾在思科公司和英特尔公司担任过要职。在那个令人癫狂的年代,一年之内,软银公司在55家公司投下了风险资金2.3亿美元,并创造了这样一个投资模式:初级阶段,在许多领域广泛投资,然后精挑细选一些最具有发展前景者,并把赌注成倍押大。
几年来,他先后给互联网投资了25亿美元,已经套现了30亿美元。目前,孙正义领导的软银公司旗下共有21家上市公司,在套现30亿美元之后,软银公司持有的未兑现股票共值2.1万亿日元(2004年10月8日的数字),约合230亿美元。
孙正义的中国情结
“如果没有《孙子兵法》就没有我孙正义”,有“日本的比尔·盖茨”之称的网络巨子孙正义,《福布斯》杂志称他为“日本最热门企业家”,而更多的人称他是将《孙子兵法》生动地运用经营的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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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状态下，企业也在竞争中得以发展壮大。那么，决定竞争的因素又是什么？传统的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生存发展的3个基本因素是资金、技术和人才，在信息时代背景下，竞争情报是企业发展的第4个基本因素。
竞争情报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在许多企业中得到应证，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情况。纽特公司（Nutrasweet）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E弗林说：“对于我们公司而言，竞争情报每年值5000万美元。那是一个在竞争过程中我们自身创造的利润和没有损失的利润总和。我相信竞争情报，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也相信它，我们一起创造了一种信任和支持竞争情报的企业文化。”
美国199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本部在美国、年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中，有82%的公司在其内部设有专门的竞争情报机构。所有本部在美国、年收入在1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中，有60%拥有竞争情报系统。据了解，IBM、微软、陶氏科宁、可口可乐等公司的竞争情报系统能够时刻监视竞争对手的动向。
可以说，竞争情报对于美国企业，恰如信息技术对于美国军事力量，都是它们独霸天下的基本武器。
日本企业同样把竞争情报视为立身之本。日本软银公司创始人孙正义是日本数字时代的企业英雄，被称为日本的“比尔盖茨”。他的成功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一套独特的企业哲学和善于通过人际交往收集竞争情报的方法。孙正义熟读中国的《孙子兵法》，推崇孙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并自称是孙子的后代，创造出一套叫“孙孙兵法”的经营哲学，归纳了发展人际关系和搜集竞争情报的7个步骤。
日本有著名的9大商社，机构遍布世界各地。这些机构的一个基本职能是收集经济信息和企业情报。此外，日本对外贸易组织（JETRO）在海外50多个国家设立近80个办事处，拥有员工1300多人，其主要功能就是为企业提供竞争情报，这是日本企业为收集海外情报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正是日本企业的情报意识和这种商社制度的长期运作，造就了日本企业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的雄起。
伴随30多年来中国市场化改革而成长起来的一批中国企业也特别重视市场信息与情报的收集，比如家电、汽车、电信、医药等行业，其中一些企业从中受益并在市场竞争中成长成中国的著名企业，像海尔、海信、美的、TCL等。应该说，受孙子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天生具有情报意识，大多数企业都会以某种方式关注竞争对手，只是这种关注和零散的情报收集做法没有上升到竞争情报理论和企业管理层面上来。
竞争情报是企业有组织、系统性信息行为，是企业在符合法律和道德范畴内，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针对竞争环境和竞争对手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过程。按照竞争情报这一概念来衡量，中国企业的竞争情报工作做得还很不到位，能够把竞争情报进行系统建设和纳入战略管理层面的企业还少之又少。
近10多年来，国内从事竞争情报理论研究的一批人不遗余力地推广竞争情报概念，翻译了一些国外著作，介绍了国外企业的做法。一些大学在企业管理研究生课程中设立了竞争情报这门课，并出版了课程教材。竞争情报协会成立以来的年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会，并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培训。这些工作都普及了竞争情报概念，影响了一批企业，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认识到竞争情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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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与国际关系
网络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
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秩序安全
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中的竞争焦点与合作支点
大数据时代国家信息安全风险及其对策研究
网络安全管控与中美网络公共外交发展
网络军备控制难以实施的客观原因分析
论英国与19世纪的世界秩序
国际体系转型、中美竞合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重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中国的崛起创造空间
全球体系力量转换的动因和东盟+6框架下中国地缘政治新战略
金融危机、新兴国家和国际经济治理
学术自觉与社会科学自主创新
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一种中国式的世界主义理念
建构中国的安全政治话语:文化、演变和社会实践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的理论与实践
关于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探讨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与前景
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新变化与中日关系
从南非对外政策趋势透视中南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式话语与国际话语权——以外宣翻译中的中国特色词为例
中国外交话语社会化:基于上海外国留学生的研究
民生先导还是民主先导?——从对非援助看中国的援助外交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与中国环境外交话语
相互战略保证: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合作构建理论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建设道德化国际社会的政治空间
欧盟网络安全战略的演进——欧盟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的新探索
新形势下中国能源安全的紧迫问题与战略机遇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东盟粮食安全信息系统——日本的实践与启示
论当代中国的海洋军事观:制海权与海上反介入
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与合作机制探析——基于合作博弈模型的分析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进展与未来的发展
全球治理搏弈视角下的“一带一路”
地缘政治视域下的东非油气资源开发——兼谈中国的角色与战略定位问题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公民安全风险调查——以刚果(金)为例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及权益保护
论“一带一路”框架下澜沧江—湄公河“跨界水公共产品”的供给
“一带一路”与中国在中亚的能源合作:区域公共产品的视角
数字丝绸之路与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
美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与反应
日本主导下的亚洲开发银行:历史、现状与未来
“一带一路”与中欧合作:对接发展的机遇与障碍
中国—印度尼西亚经贸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体系变革与安全突破——基于《孙子兵法》安全战略的分析
国际体系的均衡规范场理论——兼论新型大国关系的结构、维持与转换
国家利益冲突、多极化与联盟博弈——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逻辑
制度变迁与地理政治秩序转型——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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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策略；中国古籍；文化因素；传神达意；文体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6-0292-02
引言
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经典文学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结晶，古代典籍英译是一个特殊的翻译领域，它对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重大作用。几百年来，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译者都在英译中国经典作品中探索出了自己独有的方法，本文通过不同的古籍英译作品来探讨这些值得借鉴和学习的英译策略。
一、正确处理古籍中的文化因素
翻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语际活动”[1]，是用一种语言（目的语）等值的本材料来取代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2]，要成功的进行语言材料的转换，不但要掌握两种语言还要熟悉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在国外许多研究者把翻译看作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而中国典籍英译正是这种跨文化传播与交际活动的体现。美国语言家，翻译家尤金・奈达甚至把把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即生态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3]。因此在典籍翻译时注意到不同的文化因素以采取适当的英译方法。如《道德经》第42章中“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译为“The ten thousand things support the Yin and embrace the Yang. It is in the blending of the breaths that their harmony depends.” 这里就没有考虑到文化因素，万物不能直译为 “ten thousands things”； “负阴而抱阳”指的是一切事物均包含有阴阳两方面在内而构成对立统一体。因此可试译为Everything is impregnated with Yin and Yang， which， in their constant interplay， merges into harmony. 这样“冲气以为和”便自然的与上句相接[4]。很明显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英译是不恰当，体现不出原文意义内涵的。
关于在翻译中如何处理原作的文化因素问题有两种观念，一是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化派” ，另一种是主张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派” 。二者各有优势和不足。
1、异化主要体现在直译上，有时“直译”的方法比“意译” 更能传达原文风格，保留原文风格。伟大文学家和翻译家鲁迅一改传统采用新的译法―忠实于原著的直译法。他主张“以信为主，以顺为辅” ，反对“顺而不信” ，主张“力求其解”和“保存原作风姿”[5]。虽然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对原文或译文的感受不同，但直译法确实是保留源语文化和风格的好方法。《菜根谭》是一部语录体的劝世之作，书中浓缩着佛儒道之精髓是中国文化的完美体现。其中“鱼网之设，鸿则罹其中；螳螂之贪，雀又乘其后。机里藏机，变外生变，智巧何足持哉！”一句采用直译法译为“A net for fish is set， but a toad is caught instead； the mantis stalks the cicada， while behind them lurks the oriole. The mysterious workings of fate know no limit， and unforeseen events supersede one another： of what account is man’s wisdom and stratagem！” [6] 这是一句富有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比喻，其中的文化意象如鱼网、鸿雁、螳螂和麻雀都采用直译，既保留了中国特色文化也扩大了译文读者的文化视野。
2、保留中国文化同时也要兼顾西方读者喜好，易于西方读者接受。奈达的“翻译即交际” 理论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使读者看了译文就能一目了然，无需源语文化背景知识就能看懂。这就要求在翻译中尽可能少地搬用生硬的外来语，尽可能多的使用属于接受语的表达法[7]。因此对于古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有时也可以适当采用归化法。辜鸿铭的英译儒经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如子曰： “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辜教授译为 Confucius remarked： “There was the Emperor Shun. He was perhaps what may be considered a truly great intellect. Shun had a natural curiously of mind and he loved to inquire into near facts （literally near words， meaning here ordinary topics of conversation in everyday life）. He looked upon evil merely as something negative； and he recognized only what was good as having a positive existence. Taking the two extremes of negative and positive， he applied the mean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in his judgment， employment and dealings with people. This w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Shun’s great intellect.” 基督教中的原罪说在西方社会根深蒂固，隐恶扬善体现的儒家性善说必难为西方读者接受，因此辜鸿铭援引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观点来阐述这种儒家思想。他指出：“what is he said of the Emperor Shun in ancient China may be also said of the two greatest intellects in modern Europe，--Shakespeare and Goethe.”[8]他认为莎士比亚伟大在于其作品中没有一个本质上的坏人，以此来印证隐恶扬善；其后又用歌德的名言来进一步解释隐恶扬善。这样的翻译显然能满足西方读者的心理预期和审美原则，真正实现了奈达的动态对等。
二、遵循“传神达意”原则
早在1994年，汪榕培教授英译《诗经》时就提出了“传神达意”的典籍英译思想。“传神达意”更具体的应该是“达意的传神” 。首先，“达意”是典籍英译的出发点，译者在自己的译文中必须准确地体现自己对原文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其次，单纯“达意”还不够，必须是“传神的达意” 。现以汪榕培英译《诗经》中《上邪》为例深入探讨典籍英译中“传神达意”的重要性。《上邪》原文与译文：
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
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Oh Heaven Above
Oh heaven above/
I will shower you with my love/
it will endure despite the fates above/
when the mountains do not rise high/
or the rivers dry/or winter thunders come by/
or summers snows fly/
or the earth meets the sky/
only then shall I abandon my love[9]
“传神”包括形似和神似两个方面。
1、 形似
就译诗而言，要给人原诗的生动逼真的印象，需要尽可能保持原始的风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诗译诗”。从形式方面来看，诗节的行数、诗行的长短、节奏和韵律都能相同或相似自然是最理想的[10]。原诗是汉乐府《绕歌》中的一首情歌，是一位痴情女子对爱人的炽热表白，分为长短不一的9行。汪先生的译文有长有短，整体上体现出人物情绪的变化，同时采用aaa， bbbb， a的韵律，分别以 /v/和/ai/为韵脚，给人以高而洪亮的感觉，与诗中的山盟海誓互相照应。
2、神似
神似是指译作的内在意蕴，精神实质上的一致。原诗第4-8行是表示与君绝的条件，汪译用时间连词 “when” 引出第一个条件，其后每个条件都用”or” 来连接，表示一种选择关系，与原诗所表达内容一致。由此看来，汪译确实在神似上下了功夫，通过连词的巧妙使用，准确传达出原诗的内在韵味。
3、达意
汪榕培把“达意” 作为翻译的出发点，并分为字词达意和比喻达意两个方面。他认为“字词的字面意义的理解对于译诗的达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修辞格的合理使用，对于达意也有着重要的作用。”[11] 《上邪》这个题目中“上”指的是 “上天” ，而“邪”又读“ye”，相当于感叹词“啊” ，没有具体含义，因此汪榕培把题目译为“Oh Heaven Above”， 采用直译法忠实于原文。对于比喻达意，体现在这首诗译中最明显的就是“or” 表达的几个排比句，结构工整，传神达意。
三、译文应关注不同文体表达功能的体现
20世纪70年代，德国著名翻译家卡塔琳娜・莱斯提出文本理论，他强调指出：“决定译者采用什么翻译方法的是文本类型，文本类型是影响译者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的首要因素。”[12]与文本理论相似，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根据翻译文本的功能，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方法。根据他的观点，原语文本可以分为表达功能，情报功能和交际功能三类，其中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属于表达功能文本范畴，而科技作品等非文学作品属于信息功能一类。对于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纽马克认为应采用语义翻译，作者独特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应视为同等重要，在译语语义和句法所能容忍的范围内，尽可能再现作者的原意，忠于作者。翻译以信息功能为主的文本时宜采用交际翻译的方法，强调忠于读者，便于读者接受译文。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英译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就是忠实原文，然后根据不同题材采取不同的策略。如英译唐诗要体现“三美”原则；散文翻译要在紧扣原文基础上重新断句，选择适当连接词句型和结构加以连接，使译文流畅自然；戏剧翻译要求形式对等语言通俗；而小说的翻译更有讲究，小说以人物的塑造，环境的描写以及故事情节的发展为主。《红楼梦》中有大量的人名，俗语，隐语等，如果译者只看字面就进行翻译，往往会忽视了内在含义的传达，原作的忠实性和译文艺术性都会受到破坏。如人名的翻译可采用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办法，宝玉译为Bao-yu，而紫鹃译为Nightingale（夜莺）等；对于人物关系，家谱等则可采用附录的形式；同时英译还要注意译文的艺术性，借助一切文学和艺术手段传达原作精神和艺术特点，如霍克斯把《好了歌》译为Won-Done Song， 音韵和谐铿锵，译文节数与汉语原文完全吻合且语义贴切，整个诗篇的译文韵味都给人一种民间劝善的说唱文学味道充分体现了译文的艺术性。
关于信息功能文本的非文学文体则涉及许多领域--天文，地理，农业，医学，军事，历史，机械等，这些都是对某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更具体更专业，因此在英译时要忠实准确，通顺流畅，规范专业，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孙子兵法》是我国最古老、最杰出的一步兵书，它的英译本就准确精炼，妙语连珠且具有兵法之风。如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译为“Attack where he is least prepared. Take action when he least expects you.” 这是兵法中的名句，译文用祈使句，其中两个least 的使用以程度表否定，和where 与when 的变异使用，暗示时空变换，颇有警示风格。[13] 另外原文中“曰”不用直译而是用直陈转换为引语译为“find out”； “天”译为heaven（ tian 天），“地”译为earth（di 地），“法”译为 regulation（fa 法） 兼用意译、注音和给原文汉字三种方法；句子多用被动、省略、合并等译法，这些都很好的体现了非文学文体古籍英译的特点。
四、结语
近年来，中国传统典籍翻译活动方兴未艾，越来越受到重视，东方译者和西方译者形成两股力量为中国典籍英译贡献着力量。而英译版本的好坏，是否为西方人接受都由翻译方法决定。因此，译者们在翻译活动时应遵循一定的技巧和策，略，维护民族文化身份同时考虑到西方读者感受，让中国古籍英译真正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各文化和谐相处以及共同发展跨文化与交流活动做出伟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Eugene A.Nida（2001），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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