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情绪的哲学范文1
关键词：意象营造；回环艺术；主情；主知
一 、意象营造
1.意象营造上，戴望舒和卞之琳都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前者通过意象象征与暗示营造一种幽远飘渺的诗境；而后者往往用现代观念来观照，运用意象的意义比戴诗稍显晦涩。
戴望舒善于化用古典诗词， “弦柱间思忆华年”（《秋叶思》）， “无边木叶萧萧下”（《秋蝇》），“渴的时候也饮露，饥的时候也饮露”（《乐园鸟》）等等，这些意象都饱含着诗人忧郁、迷惘的情绪，为整首诗营造了一种幽远飘渺的诗境。戴诗中，“丁香”、“木叶”是具有代表性的意象。不同于古典诗“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的意境，戴望舒在《雨巷》中创造了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使具有古典韵味的意象具有现代韵味。卞之琳诗中也有古典韵味的意象，“古镜”（《秋窗》）， “孤泪”（《落》）等。《断章》里的“水”、“桥”、“明月”、“窗”、“梦”等明显有古典韵味，但他往往融入现代意境，用这些意象构成一幅现代图式风景，表现的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相独立又相对照的辩证关系，表达了内在的哲理思考。
2. 戴望舒卞之琳都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赋予意象别致的情趣。戴望舒大都是在承袭传统诗词意象上，赋予这些意象以现代意义，表达现代情绪。而卞之琳还往往直接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意象融入诗中。
戴望舒在《诗论零札》中说：“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的诗绪的时候”。[1]
这一诗歌理论在戴望舒的创作中得到了实践。戴望舒将西方象征主义手法来融合中国古典意象，既有中国传统诗词艺术的幽婉朦胧之美，又把古典意象作为传达具有现代特征的载体，表达现代人的情绪。如《关于天的怀乡病》一诗，乡愁是中国传统古典诗词里常表现的情感，诗人把具有古典意蕴的意象寓于现代象征主义特色的艺术世界里，表现了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对生活的失落和欲求归乡的情怀。
对于新科学的渗透和影响，卞之琳在1935年前后的作品中已有明显的痕迹。他诗歌里的很多意象来源于现代自然科学，例如《水成岩》、《鱼化石》、《泪》、《航海》、《候鸟问题》等。水成岩既有水边人临水而叹的哀愁，又有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其象征意与意象本身就有很大关系。《泪》中圆的切线思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航海》通过地里时差表现多思者与自命不凡者不同的人生心态、《候鸟问题》中的物理概念体现了诗人对远人的思念。
二、回环的艺术手法
1. 戴诗：诗体结构的回环。《雨巷》一诗，首尾两节回环叠复。在两个诗节的头尾衔接处也运用了叠复，如 “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和“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不仅节与节结构叠复， 在句与句之间也有回环叠复：“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全诗结构章法和节奏音调的回环往复不仅增强了诗歌的节奏韵律，还使得诗意婉延不绝。“雨巷”、“我”、“姑娘”，都有自己的空间画面，“雨巷”悠长寂寥，“我”撑着油纸伞走在鞯挠晗镏校欢“姑娘”带着愁怨的神情飘过，这些空间画面又相互叠合，营造了一种迷蒙幽婉的情调。“姑娘”由远及近向“我”飘来，而后由消逝在远处。这种由远及近、由近及远的情境体现了往复回环的移动节奏，给整首诗渲染了一种迷蒙空幽的色调。
2. 卞诗：诗意的回环。卞之琳的诗歌意象，看似跳跃，可往往体现着万物相对、相互的关系。《古镇的梦》一诗，诗人以“古镇”为情境，锣声随算命人日日响起，这是人生常态，含着一种宿命感，而更夫夜夜不断的梆音，象征着人生麻木的反复。第二节承袭了前一节的“算命锣”敲不破别人的梦，“梆子”敲沉了别人的梦。命运的无法主宰让人们寄希望于年年如是的“锣声”，可古镇依然是古镇。最后一节，深夜更夫巡夜过桥和清冷的下午算命者过桥，又将两个象征意象“梆音”和“算命锣”隐喻而出。全诗意象，看似跳跃，然而诗人将命运无定和内心悲苦在中心意象“算命锣”和“梆子”上回环萦绕，可谓雕饰精巧。
三、感性与知性的诗学形态
戴望舒的诗朦胧含蓄，注重内心情绪，而卞之琳的诗在诗意上要略显晦涩，表现深邃的生活哲理。戴望舒偏重感性，表现孤独悒郁的自我主观情绪，而卞之琳带着哲理思辨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虽然戴望舒的创作后期受到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也有一些带哲理思考的诗出现，如《我思想》。“蝴蝶”象征超越时空的生命价值存在，隐含了现实与理想，存在与虚无的心理经验。但比卞之琳的哲理思辨，还是较有不同。卞之琳的诗在主体情绪的表达上更为隐蔽，甚至无迹可寻。尤其1935年《鱼目集》的发表，诗人从前期诗歌的情感慢慢转向经验，致力于诗歌表现哲理思辨，被称为“新的智慧诗”。孙玉石说：戴望舒等诗人“亦寓人生哲理的思考，但往往情胜于理。”而卞之琳“…为哲理的思想找到象征的载体，使智与情达到融化为一定的程度”。[2]
戴望舒的《印象》和卞之琳的《寂寞》表达的主题都是寂寞，但两人所营造的诗境却有所不同。《印象》一诗，诗人并无在开头写明任何人或物的印象，而用了三个意象：深谷幽微的铃声、堕到古井暗水的青色珍珠、林梢颓唐的残阳，这些意象看似相互独立，可都暗含飘渺、幽微和消逝的特征。诗的前九句并无直接点明寂寞，而将这种情绪寓于生活的印象片段中，这些片段看似凌乱拼接，实则中间有一股思绪流淌全篇；最后诗人将这种思绪汇为一股，迷茫寂寞的情绪就这样在全诗蔓延开来。王泽龙曾评价到：“…外在形式上显示出典型的意象派意象叠加的特征。然而细细品味，却不难发现他们在总体内涵上显示出一种幽微、渺远的意绪与空灵寂寥的意境，表现出一种东方诗歌的特有感伤美的情韵。”[3]
《寂寞》一诗，诗人把主人公孤独寂寞的一生表现的淋漓尽致，渗透出了一种苍凉无限和命运不定。诗人对人的命运有了形而上的思考，传达出一种厚厚的哲理韵味。第一节是一个对比，前两行表现小时乡下孩子的天真，“他”在枕边养蝈蝈排遣寂寞；后两行长大后，乡下孩子因在城里“受尽盘剥和压榨”而失去了天真，而“夜明表” 是他生活苦难的见证，时刻提醒着他要准时去劳作。第二节的前两行又回到他小时记忆，“他”艳羡象征死亡的墓草为蝈蝈建一个家园，后两行又回到现在，“他”生命已然停止，而“夜明表”还未停止。全诗通过两组对比，表现了人物的悲剧命运。（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
注释：
①戴望舒.《诗论零札》.梁仁编《戴望舒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692页.
②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53-254.
③王泽龙.《戴望舒：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领袖》.《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21.
参考文献：
[1]戴望舒.《戴望舒全集》（王文彬，金石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汪云霞.《知性诗学与中国现代诗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4]汪裕雄.《意象探源》.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关于情绪的哲学范文2
关键词:柏格森;生命哲学;郭沫若;生命诗学;美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Origin of Guo moruo's Life Poetics Viewed from Bergson's Theory
JIANG Dong-mei
对西方文化和诗学的接受,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郭沫若以生命为中心建构了他的生命诗学,也受到了法国哲学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启示和影响。早在1920年,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就曾在宗白华的影响下阅读了许多柏格森的哲学书籍。1920年2月15日,郭沫若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创化论》我早就读完了,我看柏格森的思想,很有些是从歌德脱胎来的。凡为艺术家的人,我看最容易倾向他那‘生之哲学’方面去。”[1](P.57)十天之后,郭沫若发表了《生命底文学》,从文中可以看出他对生命的肯定,他认为一切物质都有生命,包括无机物都有生命,同时,他把文学同生命联系,他说:“生命与文学不是判然两物。生命是文学的本质。”[2](P.3)1930年,郭沫若在上海美专的讲座《印象与表现》也曾引用柏格森的话语来反对印象派理论。另外,他还发表了许多关于诗歌理论的文章,如《论诗三札》、《论节奏》、《文学的本质》等文章,也能清楚地看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子。由此可见,郭沫若的生命诗学是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或隐或显的影响下而形成的。
柏格森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生命哲学家,他从自我内心出发,认为世界和自我一样都在不停地变化,世界的本质是一股流动的生命之流,即他所说的“绵延”。这种生命之流作为宇宙的本体在永不停歇地运动、变化和创新。柏格森生命哲学所追求的宇宙本质不是永恒,而是变化。他又从绵延出发,把世界万物的形成归因于“生命冲动”,它和绵延一样,也在不间断地运动、变化。因此,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强调自我、个性、运动和自由。柏格森这种张扬主观个性的精神契合了郭沫若的精神特质,他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说:“我是一个偏重主观的人,我是一个冲动性的人。”[3](P.104)就外部社会文化环境来说,五四启蒙时期的西方个性主义思潮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人的普遍追求,而强调个性和自由精神的柏格森哲学自然而然地成为20世纪初期许多青年的精神动力。内在的精神气质和外部社会环境,使青年郭沫与柏格森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和文艺创作观。
一、生命冲动学说与郭沫若的宇宙观
尽管郭沫若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但他在接受了柏格森生命哲学之后,对宇宙本质的看法也有了独到的见解。他在柏格森生命冲动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Energy(能量)观,并运用生命冲动理论改造了斯宾诺沙的泛神论,同时结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而形成了“一切都是自我的表现”的泛神论思想。
郭沫若在《生命的文学》一文中对生命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一切生命都是energy的交流,宇宙全体只是个energy的交流”[2](P.3)。宇宙万物都是Energy的产物,Energy和人的生命密切相关,“人类生命中至高级的成分便是精神作用。精神作用只是大脑作用底总和。大脑作用底本质只是个Energy的交流”[2](P.3)。郭沫若的Energy宇宙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柏格森生命冲动学说的影响。柏格森“生命冲动”的基础是自我生命,“生命冲动”由“绵延”生发而来,而“绵延”又从自我的心理强度引申出来。他认为,生命冲动派生万物有两种方式:生命冲动向上喷发,产生一切生命形式;生命冲动向下坠落产生一切无生命的物质,如无机物等。因此,一切事物都是生命冲动的产物,人是生命冲动最高级的产物。由此可见,“Energy”和“生命冲动”的本质都是自我生命的产物,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原动力。但郭沫若并没有照搬柏格森的理论,而是在此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柏格森提出“生命冲动”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世界的本质,生命冲动学说是他生命哲学体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然而郭沫若提出“Energy”不是为了探索宇宙的本源,而是为他的生命诗学奠定哲学基础。因此,郭沫若在Energy的基础上继续发挥,无论广义的文学还是狭义的文学都是Energy的产物:“Energy的发散便是创造,便是广义的文学。宇宙全体是一部伟大的诗篇。未完成的、常在创造的、伟大的诗篇。……Energy的发散在人如感情、冲动、思想、意识。感情、冲动、意识、思想底纯真的表现便是狭义的生命的文学。……生命的文学是个性的文学,因为生命是完全自主自律的。生命的文学是普遍的文学,因为生命是普遍咸同的。生命的文学是不朽的文学,因为Energy是永恒不灭的。”[2](P.3-4)在郭沫若看来,宇宙万物的生命来自于Energy,文学是生命的产物,那么文学也是Energy的产物。郭沫若的Energy宇宙观显然受到了柏格森生命冲动学说的影响,但又超越了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范围,而进入生命文学的领域。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也受到了柏格森生命冲动理论的影响。他的泛神论思想包含多种成分,其中有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思想等,然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也隐含在其中,影响着他的泛神论思想的最终形成。早期郭沫若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以此为根底融进柏格森的“自我生命”概念去改造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从而形成他独特的以“自我生命”为本体的泛神论思想。郭沫若留学日本之前,一直对中国传统哲学很感兴趣,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主张自然和人并非对立,而是合为一体,自然和人一样都有有生命,郭沫若在此基础上阐述他的思想,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无机物也有生命”[2](P.1)。显然,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他的影响,但是郭沫若的思想并没有囿于传统哲学,从他受到柏格森哲学的影响就开始发生了改变。郭沫若留学日本之后,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他通过歌德间接地接受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思想,同时还阅读了许多柏格森生命哲学的书籍。于是,他运用柏格森生命哲学来改造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思想,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说:“泛神就是无神。一切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4](P.2)这是郭沫若运用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斯宾诺莎泛神论的改造,斯宾诺沙否定“物外之神”,指出自然界的种种现象不是由“物外之神”所创造,而是内在于自然和人的“本体”之表象。郭沫若所说的“神”就是斯宾诺莎的“本体”,自然和人都是神的表现,也就是本体的表现,但是郭沫若却把自我和神等同,认为“我即是神,一切都是自我的表现”,可见,他是把自我生命放在第一位的,这种强调“自我生命”的精神很显然和柏格森生命冲动理论对他的影响分不开,因为“生命冲动”就是从人的自我生命出发而得来的,柏格森说:“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生命来说,存在在于变化,变化在于成熟,成熟在于不断地自我创造。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存在,我们也能这样说。”[5](P.13)柏格森认为人的生命不断变化成熟是因为人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冲动,那么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存在,也就是世界万物也应该和人一样有内在的生命冲动,它来自于自我生命,是它产生了世界万物。所以郭沫若的泛神论从开始主张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到最后得出“一切都是自我的表现”,在其背后都有柏格森生命冲动学说的影响。
二、绵延论与郭沫若的诗歌节奏主张
郭沫若还接受柏格森的“绵延”说,建构了以“节奏”为主导的诗学理论,节奏和绵延的本质都以生命为基础,并且,郭沫若对于节奏特征的描述和柏格森的绵延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郭沫若谈论节奏的目的和柏格森讨论绵延的目的却不相同。柏格森的绵延是生命冲动的基础,他从自我心理强度出发,认为生命的本质是不断地绵延,他说:“呈现在我们意识中的绵延与运动,其真正的本质在于它们总在川流不息。”[6](P.88)他又认为世界的本质和生命的本质一样都在绵延,并且它们不可分割、紧密相连。“即使在物质世界里,连续也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如果我想为自己调制一杯糖水,我着急也无济于事,我必须等待糖的溶解。而我等待的时间与我的自己的一部分绵延相吻合,不能随意延长,也不能随意缩短”[5](P.15) 。柏格森通过等待一杯糖水融化的事例说明了世界万物和自我生命的存在同样在不停地变化,不断地绵延,因此,绵延具有生命的特征,它是生命的表现。郭沫若的节奏论和柏格森的绵延说一样,既是世界的本质,也是自我内心的本质。关于节奏的产生,郭沫若赞同三种假说,“第一是宇宙的假说,宇宙自体是一个节奏的表现;第二是生理学的假说,认为心脏的鼓动和肺脏的呼吸是节奏之起源;第三是心理学的假说,把节奏的起源移植到我们的情感上来”[7](P.251-252) 。郭沫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层,把节奏的表现归为情绪自身,“一切情感,加上时间的要素,便要成为情绪的。所以情绪自身,便成为节奏的表现”[7](P.253) ,“情绪的进行自有它的一种波状的形式,或者先抑而后扬,或者先扬而后抑,或者抑扬相同,这发现出来变成了节奏。……宇宙内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死的,就因为都有一种节奏(可以说是生命)在里面流贯着的” [7](P.247)。郭沫若把情绪和节奏联系起来,认为它们互为表里,都是生命的表现,由此可见,节奏和绵延同样也具有生命性。从论证方向上郭沫若和柏格森走的是相反的道路,前者从宇宙万物的节奏缩小到心理的节奏,后者从心理的绵延扩大到宇宙的绵延,然而在本质特征上,节奏和绵延却具有相似性。
柏格森用了许多语言来描述绵延的特征,归纳起来主要包含两个方面。首先,绵延具有运动性和不可分割性。柏格森说:“绵延是一种毫不间断、永不停歇的意识的川流。”[6](P.55)又说:“运动是一种在心理上的综合,是一种在心理的、因而不占空间的过程。运动在绵延之中,而绵延在空间之外。”[6](P.82)其次,绵延和时间是同一的,具有不可重复性。这种时间不是在自我之外用来计算的时间,而是内在于心灵的时间,和绵延同在,上一秒和下一秒都在变化,不可重复。柏格森认为,“即使是简单的心理因素,不管它们是多么不深刻的,它们都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和人格,它们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同一感情只要重复出现一次就变成了一种新的情感”[6](P.149)。因此,绵延的过程不是重复,而是不断地创造新的东西。郭沫若所说的节奏也具有和绵延同样的特征,他说:“简单的一种声音或一种运动,是不能成为节奏的。但加上时间,它便可以成为节奏了。譬如到晚来的一种寺钟声,那假如一声一声地分开来,那是最单调不过的。但同样的声音持续又来,我们便听出一种怎么也不能说出的悠然的,或者超凡的情趣。”[7](P.249)“情绪在我们的心的现象里是加了时间的成分的感情的延长,它本身具有一种节奏。”[8](P.220)因此,节奏和时间是同一的,具有运动性和不可分割性。可见,郭沫若的节奏和柏格森的绵延一样,也是生命的不间断、持续的运动,只有生命的人去聆听节奏时才会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悠然的情趣。
郭沫若进一步把诗歌的本质归于节奏,这是他在绵延基础上的创新。他说:“节奏之于诗是与生俱来的,是先天的。”[8](P.219)这节奏就是我们内心的情绪,是生命的表现,“我们在情绪的氛氤中的时候,声音是要战栗的,身体是要摇动的,观念是要推移的。由声音的战栗,演化而为音乐。由身体的摇动,演化而为舞蹈。由观念的推移,表现而为诗歌。所以这三者,都以节奏为其生命。……诗自己的节奏可以说是情调,外形的韵语可以说是声调。具有声调的不必一定是诗,但我们可以说,没有情调的便决不是诗”[7](P.247-253),“诗所包含的是纯粹的情绪的世界,而它的特征是有一定的节奏。……诗是情绪的直写”[8](P.219)。因此,郭沫若谈论节奏的目的在于引出节奏在自我心理的表现――情绪,由此得出诗歌的内容是诗人的情绪世界。节奏对于诗是必不可少的,也因为节奏就是情绪的表现。柏格森也把诗歌的创作和情感相联系,诗歌创作体现出绵延的特征,但柏格森是把诗人的感情当成心理变化的一个部分,从而说明自我的心理伴随着情感的变化而不断地绵延,以此推理出世界万物和人的心理一样都在绵延。
此外,郭沫若把节奏理论还运用于对诗歌创作的论述。郭沫若认为节奏是艺术的生命,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节奏:力的节奏和时的节奏,“但是这两种分法也是互为表里的。力的节奏不能离去时间的关系,而时的节奏在客观上即便没有强弱之分,但在我们的主观上是分别了强弱的”[7](P.250)。无论是时的节奏,还是力的节奏,都不可能和时间分开,都必须同时间相一致。节奏的时间性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就是不可重复性。郭沫若借米勒的《时钟》来解释艺术的时的节奏,他说:“那画的不仅是一对农人,而是画家自己,也是我们自己。我们的那种怎么也说不出的悠然情趣,被画家借一对农人来表现在画面上了。这是节奏这种作用的效能,这种节奏叫做时的节奏。”[7](P.249)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节奏是画的生命,也是艺术的生命,这种节奏不可模仿,画面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创作过程,创作过程伴随着节奏,这种节奏就是画家的悠然情趣,它是不可以重复和模仿的。
三、艺术的自我表现与郭沫若的诗歌创作
郭沫若是一个诗学理论家,但更是一位作家,一位伟大的诗人。因此,郭沫若也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转化到他诗歌创作的实践之中。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从自我出发,强调自我的存在。他说:“我们最确信和最熟知的存在就是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从其他一切对象中获得的概念是外在的和肤浅的,只有我们自我的感受是内在的和深刻的。”[5](P.13)柏格森把自我的存在尤其是内心意识的存在放在第一位,这种肯定自我的精神在郭沫若的早期诗歌中表现突出。 首先,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从自我出发、肯定自我生命力量的思想给郭沫若的诗歌奠定了积极乐观的基调。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向上运动是一种新生的力量,他举高压气罐中蒸汽的喷出为例,说明蒸汽的喷出好比生命冲动的向上运动。他还以放焰火为例说明生命之流的运动都是向上喷射、散开,但这些路线中有部分要向下坠落,就形成物质,也就是无机物,它是不会进化的。有机物里面只有人的生命是最顽强的,可克服物质障碍而获得意志、精神、灵魂和自由。这是柏格森对自我生命积极乐观的肯定,他认为人的生命力量是无穷大的,可以冲破一切障碍。柏格森对生命的乐观精神影响了郭沫若的创作,他说:“Energy的发散便是创造。……创造生命的文学的人只有乐观,一切逆己的境遇乃是储集Energy的好运会。Energy愈充足,精神愈健全,文学愈有生命,愈真、愈善、愈美。”[2](P.4)Energy的不断储集,具体到文学创作中是指创作主体积极乐观精神能量的丰富与发展,这种乐观精神在郭沫若的作品有所表现。 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笑:海也在笑,山也在笑,太阳也在笑,地球也在笑,我和阿和、我的嫩苗,同在笑中笑。
《光海》
整首诗歌充满了欢快愉悦的基调。“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整个世界都充满着生命,因为有了生命,就有了新生。文学是生命的文学,有了生命也就有了诗,“到处都是诗”。有了诗就有了快乐,有了欢笑,“到处都在笑”。创造生命文学的人的乐观精神体现在创作中表现为新主体的成长,旧事物的灭亡。如《凤凰涅》中的诗句,光明之前有浑沌,/创造之前有破坏。/新的酒不能盛容于旧的革囊。/凤凰要再生,要先把尸骸火葬。/……/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柏格森生命的乐观精神在郭沫若的创作中还体现为对力的呼唤,对动的赞美。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Rhythm哟!/《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其次,柏格森认为艺术是自我生命由内向外而产生的理论影响了郭沫若的创作,使他的作品呈现出明显的主观情感性。关于艺术创造,柏格森认为它的实质是从生命内部的绵延逐步向外部的物质层面扩张的心灵运动过程。艺术家首先通过直觉感受到绵延,然后再由内向外同物质结合构成形象,进一步演变成语言、声音、图画等符号。他说,音乐家的创作则是“心灵抓住一种因人而异的关于沮丧和振奋、遗憾和希望的活的规律,便足以创造出惊心动魄的音调、节奏和旋律”[6](P.96)。沮丧和振奋、遗憾和希望都是自我的情绪,那么艺术所的表现的内容便是自我的情绪。郭沫若接受了柏格森的艺术自我表现观,认为诗是诗人内心的表现,他说:“我想我们的诗只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才是真诗好诗,那便是我们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源泉,安慰的天国。”[9](P.237)因此,郭沫若的早期诗歌流露出很强烈的主观感彩,诗集《女神》中的《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浴海》等,都是直接地抒发他内心的情绪,这些诗,有排山倒海的气势,以夸张、幻象、变形等艺术手法,表达出诗人内心火山爆发般的感情,体现了狂飙突进的精神。
一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二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三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四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天狗》在这首诗歌中,诗人的自我情绪由内而外,万物皆着我之情感,万物都是自我精神的表现,是自我激情的表现,它明显地体现了柏格森“艺术是自我表现”的思想。像这样的诗歌在郭沫若的早期诗集中随处可见,如《女神》。可以说,它是一部表现主义诗集,它唱出了五四时期所有青年的心声,洋溢着对旧社会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对光明新生活乐观向往的英雄豪情,因此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块历史丰碑。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郭沫若的宇宙观和诗学理论及其诗歌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从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学说和绵延论出发,创立了生命宇宙观和诗歌节奏主张,并认为诗歌是自我内心情绪的表现,他早期的许多作品都呈现出强烈的生命节奏和韵律。这些成就以使他成为中国现代生命诗学的奠基者之一,为中国生新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其背后,柏格森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参考文献:
[1]田汉,宗白,郭沫若.三叶集[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
[2]郭沫若.生命底文学[M].//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3]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A]//郭沫若文集:十[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4]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M].转引自范劲.郭沫若与歌德[J].郭沫若学刊,1996.
[4]柏格森(著),姜志辉(译).创造进化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柏格森(著),吴士栋(译).时间与自由意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郭沫若.论节奏[A]//郭沫若论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关于情绪的哲学范文3
1.意象营造上，戴望舒和卞之琳都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前者通过意象象征与暗示营造一种幽远飘渺的诗境；而后者往往用现代观念来观照，运用意象的意义比戴诗稍显晦涩。
戴望舒善于化用古典诗词， “弦柱间思忆华年”（《秋叶思》）， “无边木叶萧萧下”（《秋蝇》），“渴的时候也饮露，饥的时候也饮露”（《乐园鸟》）等等，这些意象都饱含着诗人忧郁、迷惘的情绪，为整首诗营造了一种幽远飘渺的诗境。戴诗中，“丁香”、“木叶”是具有代表性的意象。不同于古典诗“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的意境，戴望舒在《雨巷》中创造了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使具有古典韵味的意象具有现代韵味。卞之琳诗中也有古典韵味的意象，“古镜”（《秋窗》）， “孤泪”（《落》）等。《断章》里的“水”、“桥”、“明月”、“窗”、“梦”等明显有古典韵味，但他往往融入现代意境，用这些意象构成一幅现代图式风景，表现的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相独立又相对照的辩证关系，表达了内在的哲理思考。
2. 戴望舒卞之琳都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赋予意象别致的情趣。戴望舒大都是在承袭传统诗词意象上，赋予这些意象以现代意义，表达现代情绪。而卞之琳还往往直接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意象融入诗中。
戴望舒在《诗论零札》中说：“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的诗绪的时候”。[1]
这一诗歌理论在戴望舒的创作中得到了实践。戴望舒将西方象征主义手法来融合中国古典意象，既有中国传统诗词艺术的幽婉朦胧之美，又把古典意象作为传达具有现代特征的载体，表达现代人的情绪。如《关于天的怀乡病》一诗，乡愁是中国传统古典诗词里常表现的情感，诗人把具有古典意蕴的意象寓于现代象征主义特色的艺术世界里，表现了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对生活的失落和欲求归乡的情怀。
对于新科学的渗透和影响，卞之琳在1935年前后的作品中已有明显的痕迹。他诗歌里的很多意象来源于现代自然科学，例如《水成岩》、《鱼化石》、《泪》、《航海》、《候鸟问题》等。水成岩既有水边人临水而叹的哀愁，又有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其象征意与意象本身就有很大关系。《泪》中圆的切线思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航海》通过地里时差表现多思者与自命不凡者不同的人生心态、《候鸟问题》中的物理概念体现了诗人对远人的思念。
二、回环的艺术手法
1. 戴诗：诗体结构的回环。《雨巷》一诗，首尾两节回环叠复。在两个诗节的头尾衔接处也运用了叠复，如 “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和“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不仅节与节结构叠复， 在句与句之间也有回环叠复：“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全诗结构章法和节奏音调的回环往复不仅增强了诗歌的节奏韵律，还使得诗意婉延不绝。“雨巷”、“我”、“姑娘”，都有自己的空间画面，“雨巷”悠长寂寥，“我”撑着油纸伞走在濛濛的雨巷中；而“姑娘”带着愁怨的神情飘过，这些空间画面又相互叠合，营造了一种迷蒙幽婉的情调。“姑娘”由远及近向“我”飘来，而后由消逝在远处。这种由远及近、由近及远的情境体现了往复回环的移动节奏，给整首诗渲染了一种迷蒙空幽的色调。
2. 卞诗：诗意的回环。卞之琳的诗歌意象，看似跳跃，可往往体现着万物相对、相互的关系。《古镇的梦》一诗，诗人以“古镇”为情境，锣声随算命人日日响起，这是人生常态，含着一种宿命感，而更夫夜夜不断的梆音，象征着人生麻木的反复。第二节承袭了前一节的“算命锣”敲不破别人的梦，“梆子”敲沉了别人的梦。命运的无法主宰让人们寄希望于年年如是的“锣声”，可古镇依然是古镇。最后一节，深夜更夫巡夜过桥和清冷的下午算命者过桥，又将两个象征意象“梆音”和“算命锣”隐喻而出。全诗意象，看似跳跃，然而诗人将命运无定和内心悲苦在中心意象“算命锣”和“梆子”上回环萦绕，可谓雕饰精巧。
三、感性与知性的诗学形态
戴望舒的诗朦胧含蓄，注重内心情绪，而卞之琳的诗在诗意上要略显晦涩，表现深邃的生活哲理。戴望舒偏重感性，表现孤独悒郁的自我主观情绪，而卞之琳带着哲理思辨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虽然戴望舒的创作后期受到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也有一些带哲理思考的诗出现，如《我思想》。“蝴蝶”象征超越时空的生命价值存在，隐含了现实与理想，存在与虚无的心理经验。但比卞之琳的哲理思辨，还是较有不同。卞之琳的诗在主体情绪的表达上更为隐蔽，甚至无迹可寻。尤其1935年《鱼目集》的发表，诗人从前期诗歌的情感慢慢转向经验，致力于诗歌表现哲理思辨，被称为“新的智慧诗”。孙玉石说：戴望舒等诗人“亦寓人生哲理的思考，但往往情胜于理。”而卞之琳“…为哲理的思想找到象征的载体，使智与情达到融化为一定的程度”。[2]
关于情绪的哲学范文4
和译文相比，课文的内容变得简单，文字也更为流畅。这既符合教材编排的体例，又适合高中生阅读。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样却导致了原文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的丧失，在某种程度上还遮蔽了劳伦斯的写作个性。
细读译文并参照英语原文可以发现，《鸟啼》的非理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非理性的生存态度，二是情绪化的直觉判断。本文拟就此作粗浅的阐释，并与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者商榷。
一、生存态度：“从死到生无理性迁徙”和“向死而生”
《鸟啼》一文旨在倡导一种非理性的生存态度，强调生命冲动在生存中的重要作用。译文结尾如是说：
我们被举起，被丢入崭新的开始。在心底，泉源在涌动，激励着我们前行。谁能阻挠到来的生命冲动呢?它从陌生地来，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小心越过那从天堂吹来的恍惚的、清新的风，巡视，就像做着从死到生无理性迁徙的鸟儿一样。
这种生命哲学从鸟儿的生存中得到启示。经历了严冬的“极度的苦难”和“无数残损的死亡”之后，幸存的鸟儿们很快就复生了。这一现象引起了作者的无比关注，他因此反复追问，终于在鸟儿身上发现了强大的生命冲动。鸟儿们对自己的生命冲动一无所知，“它们啼叫的只是微弱的、盲目的、丰美的生活”，但正是这种力量使它们在冬去春来之际迅速复生。
生命冲动在“冬天抑制一切”的时候，是“深埋着的春天的生机”和“宝贵的百花吐艳的潜力”。当春天来临，它便化为乌啼，化为“大野鸽的沸腾”、月桂树的飘香、绵羊的“站立舞蹈”和白屈菜的“遍地闪烁”。
生命冲动作为一种本能的力量，是盲目的、无序的、非理性的。因而，作者在文末说鸟儿的这种生存状态是“从死到生的非理性迁徙”。而我们人类也应该像鸟儿一样地生存，任凭生命冲动带领我们在生死之间穿梭，经历我们的全部生存。生命冲动是生存的动力，甚至是生命存在本身，是“我们最深处真正的自我”。
生命冲动存在，且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但难为理性所把握，无法以理性名言去分析界说。在《乌啼》中，作者也没有对此进行正面解说，却以比喻的方式巧妙地把它描述为“泉流”(“银色晶莹的泉流”“银色的极乐的源泉”)，使之略为具体可感。
苏教版教材编者基本上保留了译文对“生命冲动”的描述，但却把“从死到生无理性迁徙”改成了“向死而生”。课文结尾如是说：
从鸟儿们的歌声中，听到了这场变迁的第一阵爆发。在心底，泉流在涌动，激励着我们前行。谁能阻挠到来的生命冲动呢?它从陌生的地方来，降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乘上了从天国吹来的清新柔风。就如向死而生的鸟儿一样。
编者还特意将“向死而生”加注解释为“明白了生与死的关系，因而能勇敢地面对死亡，积极地生活”。
很显然，这里的“向死而生”的生存态度具有鲜明的理性特征。它强调了知性在生命过程中的作用，提倡种觉悟之后的淡定和积极。
“从死到生无理性迁徙”变成“向死而生”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从主旨内容上剔除了《乌啼》的非理性特征。这样的改编缺乏行文内容的依据，鸟儿们的复苏景象并不能成为“向死而生”的合理注脚，“向死而生”也不能概括复苏过程中乌儿们的本能反应，倒是“从死到生无理性迁徙”更为恰当。不但如此，它还导致了行文逻辑上的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
“生命冲动”的非理性内涵和“向死而生”的理性内涵之间的尖锐冲突——在一定程度上给阅读理解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并不符合劳伦斯的思想实际。劳伦斯有着复杂的生命经历，他的思想深受当时的生命哲学的影响。生命哲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非理性主义思潮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柏格森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柏格森提出了“生命冲动”概念，并赋予生命冲动以本体的崇高地位。在他看来，生命冲动是任意地、盲目地、偶然地发生的过程，宇宙间的一切，无论是有生命的东西或无生命的东西，都由生命冲动所派生。他在《创造的进化》中指出，生命冲动的向上喷发，产生精神性的事物，如人的自由意志、灵魂等；而生命冲动的向下坠落，则产生无机界、惰性的物理的事物。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具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它对种种理性主义认识形式的批判和冲击，对于人类精神解放确有重要意义，因而不仅成为现代派文学艺术的重要哲学基础，而且对现代科学和哲学也影响很大。劳伦斯就很受柏格森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乌啼》中出现的对“生命冲动”的肯定和对“从死到生无理性迁徙”的生存态度的倡扬也和这种思想背景分不开。
教材改编是编者对原文本的一种理解。在哲学解释学看来，在文本的接受和阐释的过程中，偏见是在所难免的，合理的偏见是理解的恰当起点。将“从死到生无理性迁徙”改为“向死而生”会是一种合理的偏见吗?这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
二、情绪状态：“恐惧”和“惊讶”
《鸟啼》一文源于这样的背景：1915～1916年，欧洲大地经历极寒天气，鸟儿大面积死去，但就在冬去春来之际，鸟儿很快地就复苏了，乌啼便是复苏的标志。一声声乌啼触动了作者敏感的心灵，引发了无比强烈的情绪反应。这种反应既为写作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使行文充满了情绪色彩。
对于这种情绪反应，译文是这样表达的：
这在严寒的静穆之后，令人惊慌，甚至使人骇异了。当大地还散布着厚厚的一层支离的乌尸之时，它们怎么会突然歌唱起来?从夜色中浮起的隐约而清越的声音，使人的灵魂骤变，几乎充满了恐惧
关于情绪的哲学范文5
关键词：语法；语文学；能指；所指；语言；言语
1 语法
索绪尔将语法定为语言学史的第一阶段。古希腊哲学家们把语言分析和哲学研究合在一起进行，得出语法和逻辑形影相随，至今我们也有切身体会，如我们学习西方英语中的语法和逻辑也是密不可分的。从赫尔曼・施泰塔尔在1864年，出版《特别顾及逻辑学的希腊和罗马语言科学史》到柏拉图区分出句子有静词和动词两个要素之后，经过《智者篇》阐述了谓词，《克拉底鲁篇》包含了名词和动词，一直到亚里士多德在静词、动词的连接上提出了“系动词”的名称，才逐渐完善了逻辑和语法着眼于主辞和谓辞、名称动词。其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名词是“因约定俗成而具有某种意义的，与时间无关的声音”。
2 语文学
语言学史的第二阶段是语文学。语文学是与语言学完全不同的一门博大精深的语言，其中提到语言学和语文学的区别，语言学只研究语言本身，不涉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语言的运用。在雅各布・格里木《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的古典语文学中，只关注语言习惯、诗歌艺术和作品内容，在基础形态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如今，语文学也就是学派校定和训释的手段和工具，具有历史时代性。例如，中国传统语文学中“尔等”在历史的演变下，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讲的“你们”等词，都是将语言功能及说这种语言的人民的生活历史所相关的一切问题包括在内。
在索绪尔看来，不涉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语言运用，只研究语言本身的话，他将群体语言分为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其中，在整体语言中又分为整体语言和抽象整体语言，并且整本语言学教程都是根据这几点构成框架而展开。
3 语言与理性
语言与理性的区别和关系？到底逻辑占主导地位，还是语法占主导地位？
“诸阶段首先是语法，此由希腊人首创，法国人一成不变地承袭，它从未以哲学观点审视整体语法本身，确切地说，它与逻辑有重要的关系。一切传统语法皆为合乎规范的语法，也就是说，皆受拟定好规则的成见支配，并且在某种据称正确的群体语言和另外据称错误的群体语言之间予以区分，这一开始就是摒弃了从总体角度思考整体语言现象的全局视野。”《索绪尔第一次和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 de liuguisique generale，Premier et troisieme cours），法文文本由日人小松英辅编辑，日本学习院大学1993版，第181页。而索绪尔认为，一切合乎规则的语法，所谓正确与否，只是多数人才想出来的标准。因此，语言、理性与逻辑，也就成了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
在特拉希《观点要素学》中提到“人……当他转回到自身并开始反思时，他就为自己的判断规定规则，这就是逻辑学；为他的话语规定规则则就是语法；为他的欲望规定规则，这就是伦理学”。根据特拉希的观点，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制定规则，人们遵从规则，有了规范性，才会有所谓的语言，人类才能交流，才能进步，其实在规定规则形成语言的这个过程就是理性的，其答案也就不言自明。因此，语言学历史的第一阶段―语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
4 抽象的整体语言作为符号体系
整部《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一个具体清晰的框架，因为考虑到群体语言不具备统一性，无法将其进行分类，于是索绪尔将语言分为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而“就语言而研究语言”是本书的中心，充分体现了语言是形式，而不是本质，这也是语言学研究者中众所周知观点，我们从内部进入一个符号体系来研究语言，就出现了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同时，由于语言的形成仅是为了表达人们的认知、观念和想象，所以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将称为语言的名称分派给了不同的事物，让概念和符号之间，能指和所指之间达成了一种成文的契约，即能指和所指分别构成符号的两个要素，也是语言符号的一体两面，互相对立，不可分割。为了在整体语言中更好地区分能指和所指，索绪尔听觉和概念两词分别来说明。
能指在本质上具有时间性，是在历史维度中人们听觉反应的表象，而能指的存在呈现和反映了人们对这种声音的心里印记，也就是说，能指在本质上就是任意的。所指，简单来说也是语言意义的本身，也就是人们通过语言所反映出来事物的概念。
对于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来讲，无论能指是什么，对于它所代表的概念来说都是任意的，拥有可由另一个来代替的自由。相对来说，符号就不自由了，人类社会强加给符号所要表达的概念，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语言的强制选择性，看起来符号是可随意改变的，但由于符号的巨大数量而构成语言，改变几乎是不可能。在议案通行本中提到“历代相传的历史因素完全支配着语言，排除任何一般的和突如其来的变化”，任何民族在一般情况下都满足于它所接受的语言，以沉积的方式存在于构成这般人众的每个人的大脑里，当其参与到每个人的每时每刻时，因为它不停地在接收到人们的影响，就足以说明要对他革命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个历史因素，解释符号的不可变性完全是可以说通的。同时，索绪尔指出符号可变形的可变性，因为符号本身的延续性，其变化的选择以连续性的原则为依据。
5 语言和言语
索普尔认为，“语言”和“言语”共同组成了言语活动。对于言语活动中被拆开的两个部分，索绪尔分别进行了阐述，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而言语是交流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带有个人发音、用词、意识等特点，整体语言给个体语言提供了构成言语的要素，也就是说，言语的要素是从整体中提取出来作为个体语言来运用和表达，而所表达的语言便成为了言语，具有个性化，以致于更加说明言语离不开语言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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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及面子违背初衷 不敢表达产生误解
文/王黎洋
2013年一则“外国小伙搀扶大妈被讹”的事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虽然这件事在警察的协调下得到“圆满”解决。可没多久，这件事就被曝出新“内幕”。可见，调解似乎不是在解决争端，而是为了减少麻烦。此次事件再次展现了某些国人的一大“特长”——和稀泥。在一些人看来，不得罪人似乎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和稀泥”似乎是典型的中国式处事方式。早在101年前，国学大师李宗吾就著有《厚黑学》来讽刺国人的“和稀泥”行为。
关于“和稀泥”背后的心态，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教授姚玉红和苏州荣格心理咨询中心高级督导王国荣给出4方面解释：首先，“和稀泥”的本质就是无原则地折中，很符合国人中庸的处世哲学。其次，“枪打出头鸟”的中国式哲学使不少人学会“明哲保身”。这就导致许多人在需要发表见解时选择了沉默，生怕自己一句话不当得罪人。再次，表达己见是自信的表现，但讲求中庸和明哲保身的文化背景容易让人缺乏安全感和必要的自信心。最后，大多数国人都很“听话”，这是因为中国家长喜欢听话的孩子，导致孩子从小就不敢表达他们的思想，却学会了“和稀泥”的精髓。
王国荣认为，“和稀泥”可能导致3种危害：其一，遇到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事情，如果为顾及大家的面子，放弃据理力争的机会，很容易做出违背自己初衷的事情。久而久之，人们对自己原则的把握会渐渐不清晰，甚至习惯性放弃原则。其二，生活中，人们需要通过交流来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但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容易引起误会。甚至有人在相亲时碍于介绍人的面子，不敢拒绝对方，最终导致得罪好几拨人，反而产生误解。其三，“和稀泥”可能会失去信任。假如一个团队的领导为了维护表面和谐而不处理损害团队利益的行为，到头来不仅自己丧失权威，团队也会分崩离析。
其实，不论是普通人还是握有一定权限的领导、公务人员，按规则办事远比“和稀泥”更能解决问题，也更能维护正常秩序，增加公民素养，促进社会和谐。
当然，“和稀泥”也不全是坏处。姚玉红认为，家庭生活中，在谁洗碗、谁收拾卫生等不涉及原则的小事上，偶尔“和稀泥”可以减少摩擦，调节家庭气氛。但在教育孩子、处理婆媳关系时，还是要有原则，明辨是非。否则，不解决根本问题，家庭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张。
控制坏情绪：冷、香、诉
文/冯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