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学论文范例6篇

欧美文学论文

欧美文学论文范文1

所谓的人道,是指的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它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由此可见,人道的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而萌发的[1]。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脑中,它意指着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思想。到了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即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和指导思想,它代表着反对封建教会专制,提倡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的一种理念。直到19世纪,人道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而关于它的思想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完整。综合古典和现代的各位欧美文学思想大家关于人道的阐述,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基本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尊重人,关心人,维护人的一切权利,进而坚决杜绝和反对任何危害人的行为。此外,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倡导和弘扬人性中那种美好的、善的、充满慈悲的东西,抑制人性中那种恶的、残暴的东西。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提倡以仁爱、宽恕代替暴力、仇杀,反对以恶治恶,提倡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人道的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整个西方文学当中,被人们笼统地称为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着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这也可以看做是人道主义精神出了文学的界线后,在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作用。详细的来说,人道主义的三大要素是:人性、理性和超越性。即倡导在对人性的基本尊重的基础上,保证头脑清晰理性的思考能力,保持对真理追求的热心和耐力,最终实现超越性的认识。不仅仅是对于事情本身,而是生命的真谛!文学将人作为研究的要义,其中体现的具体含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无非就是倡导人的价值。早有说法是,将其归结在三个方面:一是,肯定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二是,承认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肉体上人是动物,有生老病死;精神上,人因为有精神灵魂的存在而不同于其它动物。三是,人的尊严,尊严高于幸福,人活着就得活得有尊严。人要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和意志来做事情,才能获得幸福。

二、萌芽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萌芽时期到现代社会,欧美文学发展中的点点滴滴都蕴藏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关于欧美文学的起源有很多说法,比较权威的是希腊神话[2]。追踪溯源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希腊神话中很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做事风格和故事的描述,都可以让我们找到现实中对应的映射对象。天神宙斯,他是众神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更可怕的是他具有最大权威,能够使用可怕的雷电惩罚神与人,他知道神和人的一切事情,能预知未来。所以,当面对背叛的普罗米修斯时,他完全将自己处于高处的位置而想知其于死地。这是我们理想化的,但是故事的他没有这样做。此时的他,露出了和人性一样丑恶的一面,对普罗米修斯进行了残忍的折磨,只为了然他说出所谓的“秘密”。或许我们可以说,即使是神又如何,永远摆脱不了窥视人内心,掌握全局的这些可怜的欲望。此时此刻,宙斯不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众神之首,只是一个失去理智,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自己欲望的普通人而已。所以是,希腊神话,并不是神话,其实源于中世纪实际生活的例子,其是宗教统治的工具。在神话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真实面,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真人,真情。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太阳神阿波罗,他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的儿子。他的名字即寓意着“光明”,人们在他的身上找不到黑暗,因为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更有着真理之神称号的他,也很擅长弹奏七弦琴,旋律优美动听;又精通箭术,他的箭百发百中,从未射失。除了多才多艺之外他更是众神中最美最英俊的男子,被塑造的如此优秀的他,简直可以说是大家膜拜的对象。这也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伴侣,有着高超的技艺和俊美的外表,受到众人的一致赞赏。再比如,判官帕里斯在判断要将“不和的金苹果”判给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爱神阿佛洛狄忒。虽然,天后赫拉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都想要这个可以使人成为天下最美丽的女人的金苹果,但是他们给判官帕里斯的东西都不是他想要的。帕里斯最终在放弃了伟大君主职位,最伟大的英雄的名誉,选择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里,裸的展示了君主好色的本性,为了女色而不惜一切代价。由此可见,虽然中世纪宣扬着神学统治,但是神话人物形象中仍然避免不了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何况,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仍然有大批的文学作品渲染着这种不可忽视的精神。中世纪文学类型基本有四种:教会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和曲谣、城市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其中更不乏反对封建统治的先进思想。骑士文学就是歌颂忠君护教行侠以及行为举止的文雅知礼的骑士精神,骑士抒情诗更体现了解放封建教会下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感情。很多始终都有描写骑士与贵妇夜晚幽会之后在黎明前分离时依依惜别的情景和感情。这写在教会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真真实实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人情人性。到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关于宣扬尊重人性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些先进的思想被寓于文字中,呼吁大家摆脱这种压抑人性的束缚。

三、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17、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为资产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被看做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3]。启蒙时期的封建社会已经在走下坡路,即将诞生的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启蒙运动试图通过文化思想的利剑,打破传统的束缚,将人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超出了以往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现实的观念,大胆提出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的神学势力对民众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科学和理性的思想观念。思想家认为只有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启蒙运动致力于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更加希望在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强人类的福利。从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除了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尔德尔,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来,启蒙运动此时已经突破了欧美地区的国界限制,在更多的地方传播自己的以“人”的本性的思想。比如卢梭的著名小说《新爱洛依丝》,这部以书信体裁构成的小说,讲述了两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奋斗与命运相抗争的故事。女主人翁同自己的家庭教师相爱了,但是自己的父亲是极力反对的。父亲将两人分开,并且将女儿嫁给了和她在身份上有很大差距的男人。在别人看来这个故事可能就结束了,可是后来,由于女主人翁和深爱的家庭老师一直有书信联系,便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女主人翁夫妇和家庭老师老师,打破了传统男女恪守的关系,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关系。毋庸置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的事。作者在书里这样大胆的想象和描写,塑造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人需要自爱、自尊,爱被人、尊重别人,这是一种为人的新道德观。卢梭也在试图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将人的基本品质—道德,看做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才可以算是实现真的人性。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人性的自由、独立、真挚、坦诚、宽容、谅解,这就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真谛。

四、资本主义后的人道主义精神

19世纪的欧洲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此前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禁锢人性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更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巴尔扎克的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等都是这一时期把人道主义精神彰显到极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很多作家在深刻描绘人被金钱异化的剧章中,处处流露着对金钱社会腐蚀中物质腐坏了人的灵魂、毁灭了人的天性、破坏了人的一切正常关系的哀悼之声。为人熟知的雨果、托尔斯泰这些著名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宣扬人道主义为天职。他们笔下的人物,无不体现着正义的人道主义本性,体现着宽恕、人爱的美好品质[3]。这里不得不提到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小说似乎有意选取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背景,描写了两家人之间的悲欢离、恩恩怨怨。书中的梅尼特医生和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作者笔下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个人物,当然也是狄更斯自身惩恶扬善的意志指导下的产物。梅尼特医生集中体现了仁爱宽恕的思想,他年轻时就正直高尚,对兄弟仗义相助,并且能够接纳仇人的后代为女婿,并在监狱中为所有的人看病。他的志愿就是想用爱消除罪恶,宽恕仇恨。与此同时,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个泯灭人性,残暴的人。甚至为了私欲,残害了农妇一家。结局是,他最终被革命党杀死。同时期的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成绩斐然的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雨果几乎经历了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其被学界公认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此外《爱尔那尼》的演出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并走向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后期浪漫主义。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的欧美文学,对于人性的表达更加的直白、质朴和自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紧追时代的潮流,在物质和精神的交叉领域中不断抒发着它的想法。我们清楚的知道,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各方面都进入发达阶段。但是世界大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艾滋病的蔓延、自然灾害频发等,危机着人类的生活。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地区,各种压力促使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扭曲。《变形记》就是描述人类在同命运都在中不幸被残酷现实打败的作品,卡夫卡形象生动的文笔让我们感受颇多。

欧美文学论文范文2

陈乐民提出“欧洲学”时,正是国际问题研究中人们热衷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问题,对问题背后的文化、宗教、社会、民族等因素比较忽视的时候,甚至有人认为,历史、哲学,乃至文明的讨论太虚,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然而,不久人们就开始给予关注了。这主要归功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

然而人们往往更关注欧美学者的学说,对本土学者的研究思想却容易忽视。事实上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前,陈先生便力主开展对欧洲社会文化的研究。

在以经济学或政治学为主流学科的国际问题研究界,许多研究者缺少文史哲基本功培养,不仅难以表达思想,也难以形成思想;特别是有人对欧美学说如数家珍,而对中国的文化却视如敝屣,更难形成具有中国学术风范的国际问题研究。陈乐民先生将国际问题研究概念下的欧洲问题研究提升为“欧洲学”,不但开创了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新视阈,同时也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陈乐民关于“欧洲学”的思考

欧洲研究能否成“学”,学界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但是,欧洲文明本身所具有的极为丰富的内涵,却是不容否认的。欧洲文明对世界的发展曾有过极为重大的影响,至今仍然在深刻地影响当代世界,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作为当代欧洲问题研究者,我们有必要在“知其然”的同时“知其所以然”,这无疑是一门大学问。

陈先生没有就“欧洲学”写出专著,他对“欧洲学”的思考主要见诸他各种研究成果。但是,在学术研讨的场合,陈先生曾多次谈到他对建设“欧洲学”的思考。2002年5月27日,陈先生应邀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演讲,曾专门就“欧洲学”的问题发表了看法。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在十多年以前,应该讲是上个世纪80年代, 我曾提出过,中国的欧洲研究,能不能构建一个中国的欧洲学(Europeology),当时意见纷纭,反对者居多。我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我认为提出一个欧洲学概念,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是一种视角,是对欧洲文明的一种看法,……在研究欧洲问题时,应该对欧洲的整体和联系加以关注。也就是说对于欧洲问题要搞好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的关系。”

“那么,欧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学科呢。我只是提出一个指引性观点,应该就是欧洲三史,也就是‘欧洲三科’……第一是欧洲通史,我认为国际关系史就是其中一个科目(陈先生在北大讲课时改为“‘国际问题研究’应属于‘通史’里的一部分”――笔者注);第二是欧洲思想史。我想说的是它不是欧洲哲学史。思想史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社会史、哲学史都包含在其中;第三史,我称之为欧洲艺文史。它主要是关于欧洲的美学,所有文艺、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纳入其中。”

从这段演讲来看,陈先生所说的“欧洲学”实质上是探索欧洲文明从古到今如何发展的学问。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和欧洲艺文史实际上都是大学问。

首先从欧洲通史来看。陈先生非常重视对欧洲历史的研究。在他的笔记本中记载了他阅读许多欧洲历史专著的体会,仅涉及欧洲统一问题书目就有《欧洲及其国家》、《欧洲先驱者》、《欧洲观念的演化:1914-1932》、《欧洲:一种观念的诞生》、《泛欧洲的圣战――一个人的自传和一个运动大量》等近20种。

这些读书产生的思考最后都以学术著述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主要的专著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进程》、《20世纪的欧洲》以及《〈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等。这些论著的最大共同点是,谈的是历史,着眼的是现实,显示了作者对欧洲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整体感。

第二,从欧洲思想史来看。陈先生曾经说过,不管什么学问,在无止境的深化过程中,都可以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终于剥出叫做“哲学”的芯子来。我想,欧洲思想史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欧洲学”的芯子吧。

陈先生认为,研究欧洲问题,必须要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则必须要对欧洲思想史有所研究。陈先生在谈到欧洲思想史上一些哲学家对欧洲和平、国家理念、道德、政治等问题的“哲学方案”时,清晰地表明了他对哲学与欧洲问题关系的认识。我以为,他所说的欧洲通史和欧洲思想史,就是要在对当代欧洲问题的研究中有历史与哲学的研究视角,这实际上也是陈先生建立“欧洲学”的基础学科。

第三,从欧洲艺文史来看。“艺文”概念相当广泛,我理解这个概念应基本属于大文化范畴,包括各种艺术和技术如绘画、音乐、舞蹈、文学、建筑、医疗、工艺、技术、服饰、习俗等;可以泛指精神物化后的一切事物。如果从“欧洲学”的建构来看,我想应该是物化的欧洲历史,或者说是欧洲思想家精神的物质化,如社会的构成、经济的运作、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尊重、科学的发明,等等。对这些事物的认知构成了“欧洲学”第三支柱。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认知,可以更直接地了解欧洲人的所思、所想和所做。了解这些事物是认知欧洲文明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对欧洲通史和思想史的认识便成了空中楼阁。

“艺文”概念包罗万象,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从欧洲通史和思想史视角来考量,就都可以归纳到欧洲文明的发展上来;如此,欧洲文明发展的真实感便凸显出来了。

物质文明反映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影响物质文明。最近我读到一本涉及西方“仿像论”的书。作者认为,技艺在古希腊指专门知识,包括医疗、绘画、政治、修辞。作者还讨论了“仿像论”中“原”与“象”的关系。由此,我对陈先生将技艺史作为“欧洲学”第三支柱的要义有了更深的领悟。前面提到,陈先生自己说过,欧洲艺文史……主要是关于欧洲的美学,所有文艺、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纳入其中。从认识过程来看,事实上,我们了解欧洲一般也多从“艺文”开始,由对艺术、建筑、经济、政治等等表象的事物逐步深入到它的通史和思想史中去,回过头来又对这些表象事物有了更深认识。故而,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欧洲艺文史存在着互为印证的关系。“三史”相辅相成,才能共同建构起“欧洲学”的学术大厦。 研究欧洲问题,必须要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则必须要对欧洲思想史有所研究。 “欧洲学”的意义

从陈先生的治学思想,到他提出的“欧洲学”理念,反映了他求解“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思想心路。这对提高我国国际问题研究、欧洲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平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

首先是从认识欧洲的层面来看。中欧交通历史悠久,古老的“丝绸之路”曾经横穿亚欧大陆。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欧之间长期缺乏深入的了解。直到近代,双方的了解才开始逐步加深。这一过程很长,其间多有曲折。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是从感受欧洲列强“船坚炮利”的侵略开始的。军舰、大炮、技术、科学、工艺等欧洲“艺文”就这样最先进入了中国。由此,洋务运动兴起。国门大开后,中欧交往逐渐开宽,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于是有了争取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再后来又有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华的思想。以为只要把它们请到中国来,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引进,中国便可像欧洲列强一样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但是,将欧洲文明割断开来看或用,显然是不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的坎坷遭遇便证明了这一点。“欧洲学”是将欧洲文明进程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进行研究的。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对欧洲文明有更系统的了解,而且对当代欧洲的发展也有更深刻的认识。事实上,“欧洲学”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认识欧洲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是中国对欧洲认识的升华。

中国第二次国门大开,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国家不断发生“文明的冲撞”。毫无疑问,这种“冲撞”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相互了解。所谓“西方国家”,除了欧洲国家外,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其法律、政党、议会及国家制度和理念等无不源自欧洲,或受到欧洲文明极大影响。因此,欧洲文明是西方国家的“根”。

今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愈来愈深刻而广泛,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实现和平崛起,必须对世界有深刻了解,特别是深刻了解在当代世界占有重要影响力的欧洲文明;通过了解欧洲进而了解世界,这是一个重要节点。同时,中国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也需要了解它们的“根”。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尽管各门学科的学者、专家不乏其人,各种学术成果也不乏精品,但是,在深刻认识欧洲文明的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合力,没有建立起专门的学科。而这就是“欧洲学”的价值所在。“欧洲学”的框架,以及陈先生的治学理念,将为推动各种学科协调,合力加强对欧洲的研究,为认知欧洲文明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欧洲是马克思主义故乡,马克思主义是在欧洲文明的土壤中诞生的。对这块“土壤”的忽视,无疑是不可原谅的。“欧洲学”研究方法为我们正确认识这块“土壤”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持,因此对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层面是从提高中国自我认知的科学性来看。近代以来,中国在逐步加深认识欧洲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开始了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认识自己的过程。过去中国的自我认识是封闭式的,是完全“自我”的。鸦片战争将欧洲文明带进中国,使中国得以有了客观认识自己的参照物。这也是陈先生提出“欧洲学”理念的题中之义。事实上,在陈先生从多种角度对“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思考中,更关心的还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问题。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要有科学的、清醒的自我认知。 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启示

第三个层面是从国际问题的研究来看。陈先生曾经说过,“……研究欧洲,就必须把欧洲当作一门学问来对待。”此话言简意赅,道出了欧洲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真谛。“欧洲学”把欧洲研究当作学问来做,国际问题研究同样应该如此。做学问就要有学理,就要有自己的学术理论工具。现在学界已经有学者在探讨建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理论,但许多研究者还是习惯跟着欧美学者的理论走;虽然其中有人持尖锐批判的态度,甚至全盘否定,也有人是批判性的接受,但也有不少人在有意无意间全盘接受。尽管欧美学者的理论不乏可取之处,尽管也有对其批判或接受的需要,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话语权还很弱,没有能提出自己的理论。作为一个世界新兴大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国际问题研究理论。“欧洲学”的提出,对国际问题研究学科来说,便属破题之举,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

事实上,陈先生从文明视角下对欧洲问题所做的研究,以及他关于“欧洲学”的理念,也引起了欧洲学界的关注。1992年,陈先生应邀在日内瓦大学发表有关演讲后,受到在场欧洲学者的高度赞扬。许多人纷纷前来与他握手,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的“欧洲学家”,并建议以后继续联系,讨论建立欧洲学的问题。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国际问题研究大多属于政策性研究。其中不乏佼佼者,但因学者个人学养参差不齐,总的情况并不乐观。特别是有些所谓“创新”成果,或是玩弄概念,或是逞一时“灵感”,终因缺少学术功底,难有可持续性。“欧洲学”谈的虽然是欧洲,但其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国际问题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以“欧洲学”为借鉴,建立中国的“美国学”、“非洲学”、“日本学”,乃至“世界学”,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将有更大发展空间,对中国真正做到在国际舞台拥有强大话语权,极有裨益。中国的发展正面临一个重要关键时刻,中国需要有国际发展的大战略;而没有大学问是做不出大战略的!学界津津乐道的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出台,不正得益于人类学家的贡献吗?

在当前国际问题研究浮躁之风盛行的情况下,陈先生的治学理念尤为可贵,值得珍惜和进一步开发。

陈先生提出“欧洲学”理念,实际上是选择了一条从“根”上做学问的路径。这样做学问是要吃苦的,需要排除浮躁习气,摒弃为“创新”而“创新”,为吸引眼球而标新立异等等虚张声势、急功近利的做法;特别有一些所谓“专家”,在既不对国际问题做深入研究,也不对中国国情国史做深入了解的情况下,贸然对国际问题或对中国外交政策发表不负责任的妄判、妄解,更是不可助长。应当指出,国际问题研究是严肃的科学,它需要专业化的知识、科学的态度,还要有吃苦的精神。同时,国际问题研究者对中国问题也应有所研究、有所了解。这样的研究和了解,绝不是数字上的,表面的,而是有深度的,有人文精神的。

欧美文学论文范文3

[关键词]欧洲;新世界;形象;野蛮

[作者简介]何文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4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101-05

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欧洲国家通过在世界范围的探索。开辟了完全区别于以前“丝绸之路”的东西交往新航线。欧、亚、美、非等世界各大洲从此开始了广泛的人口、文化、物种交流。对于如何命名这段时间,国内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众多学者认为“地理大发现”的提法属于欧洲中心论的表现,是白人优秀论、种族优秀论的产物,应该予以摒弃。因此似乎采用“新航路的开辟”一词来概括更为合适。然而客观地讲,“地理大发现”一词无论在内容涵盖上、还是时间跨度上,都超过了“新航路开辟”的词义范围,它更能传达那个时代的特征。本文在此选用“发现”一词,更是以此突出这段时间对新奇知识的记录,“发现”可以反映新知识在欧洲各个领域引起的革命,它能表达欧洲面对“新世界”时表现出的惊诧和暴力的一面。

本文主要研究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建构的美洲形象,明确美洲作为“他者”,隐喻着欧洲乃文明中心、白人乃优秀种族的观念。欧洲在塑造美洲形象时,固然有理性认知的成分,但也不乏错误的想象。美洲形象背后隐藏着欧洲人传播宗教、渴望物质金钱等心理意愿。无论美洲“新世界”是充满异国情调的乌托邦形象,还是蒙昧落后、野蛮未开化的原始社会形象。它都被纳入了欧洲强化自身文明的轨迹,由此得出欧洲人才是美洲大陆统治者、是引领美洲跨入文明大门使者的结论。本文还指出,当欧洲人以预设的框架去建构美洲形象的同时,新世界的某些现实确实也刺激着欧洲人,使他们对自身的社会和文化进行反思。

一、发现美洲的历史

欧洲很多口传文化谈到,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腓尼基人、爱尔兰人、挪威人、威尔士人等诸多欧洲民族,就曾为捕鱼或伐木涉足美洲。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吉涅,甚至还提出早在公元5世纪中国僧人慧深就已达到美洲(扶桑国)的假说。确有史料依据的美洲“发现”经历,是公元1000年左右,由维京人伊利克率领从冰岛出发,抵达纽芬兰和新英格兰岛的事件。不过这些或传言、或是信史的经历。或只是无计划、无连续性的偶然事件。它们没有对自身社会或美洲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更没有对世界历史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影响世界进程的“美洲发现史”,是从15世纪末期开始的。1492年8月3日,热那亚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fer Columbu)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的资助下,指挥三艘舰船从帕洛斯港驶向西方。他先后四次到达美洲。发现了圣萨尔瓦多诸岛、胡安娜岛和埃斯帕尼奥拉岛等地,但直至哥伦布逝世,他都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因此称所到地区为“印度诸地”(Las Indians),当地居民为“印度人”(Indian,英语里美洲土著和印度人的拼写方式是一致的“Indian”,只是中文才将美洲土著区分为“印第安人”)。后来意大利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纠正了哥伦布的错误。1497至1502年。他以葡萄牙的名义前后四次抵达美洲,向欧洲证明新的土地不是亚洲,而是“新世界”。1507年。韦斯普奇的名字“亚美利哥”,也被德国地理学家马丁・瓦尔德斯密勒用来标注新大陆的名称。新大陆的发现,刺激着更多欧洲探险家跨越大西洋,威尼斯人约翰・卡伯特发现拉布拉多岛和新地岛,葡萄牙人佩德罗・卡布拉尔发现巴西,西班牙航海家巴克斯・巴尔博亚穿越巴拿马运河。探索发现的同时,欧洲人还走上了殖民美洲的道路,赫尔南多・科茨、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埃尔南多・科尔斯特等。都前赴后继地涌向新世界。

由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启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向西扩张运动。很快被其它欧洲国家――意大利、荷兰、英国及法国等仿效。经过三个世纪的血腥征服,西班牙最盛时期占着从北美密西西比河到南美合恩角的广大地区;葡萄牙摄取了巴西漫长海岸以及后来开发的广大内陆。英、法、荷等国,在17世纪中也抢占加勒比海和巴西北部海岸的殖民地。欧洲征服美洲的行径,最终以“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了人类编年史”。地理大发现的三百年中,欧洲人以惊人的速度涌向全球“未知的世界”,欧洲“已知世界”的范围,从荷马时代地中海区域、中世纪的欧亚非大陆部分区域。一跃发展为15世纪末期的全球范围。

二、新世界的形象

美洲发现的结果,使西方人超越了从前熟悉的与拜占庭人和穆斯林人联系的轨道,进入到与一些令人困惑的种族、教义和文化联系的轨迹中。这段时间欧洲的扩张,与其它跨越辽阔地域的交流和移民不同。抵达新大陆的欧洲人留下详细的“他者”记录、航海地图,而且在殖民征服过程中,他们始终与欧洲本土的核心家族保持联系。前往美洲的航海家、殖民者、传教士以及神学家、文学家,描述着自己的新世界感受如:哥伦布留下了航海日记:跟随科尔斯特征服美洲的士兵德・卡斯提略写下《新西班牙征服信史》;韦斯普奇1503-1504年间写下的两封书信;为航海家和征服立传的葡萄牙作家写成《发现和征服几内亚编年史》;传教士门迪埃塔写成的《新西班牙印第安人史》等。此外。甚至连一些从未涉足新世界的欧洲人也阐述着自己的新世界观点,如:戈马拉的《西印度群岛史》;奥维埃多的《西印度群岛通史和自然史》;卡萨斯的《西印度毁灭述略》等。经当时文本建构起来的美洲形象。总是掺杂着欧洲自身知识与想象的“表述”(representation)和话语(discouse),美洲形象并非对“现实”所作的文学置换,而是由欧洲社会文学体系、社会总体想象动力支撑的,最终构成特定历史时期对异域的特定描述。还原欧洲相应文本中的美洲形象,可以发掘主导形象建构、深藏于欧洲自身社会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结构。

在欧洲人看来,美洲无疑是一个“新世界”。杰恩・德・雷瑞(Jean de lery)在著作《驶向巴西大陆和美洲的历史》中写道:“站在着这个被命名为美洲的大陆,能看见的所有事物――土著的生活、动物的种类等,一切都和欧洲、非洲、亚洲不一样,所以我们称它为‘新世界’。”这里的“新”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指欧洲发现该大陆之前,美洲根本不存在于欧洲的历史思维中。之前欧洲“已知世界”范

围,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欧亚非“T型板块,美洲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美洲的居民也是沃尔夫表述的“没有历史的人民”:二是指欧洲人可以在这里建立新的城市、新的殖民地、新的帝国。当“新”后面缀上具体地方之时,如新西班牙、新墨西哥、新英格兰等。它表示这块土地可以在欧洲人设定的轨迹中获得新生;三是指这个大陆与“旧世界”相比较,完全是一个没有文明的野蛮世界,是一个有待被救赎和彻底垦荒的原始社会。

当“旧世界”与“新世界”相遇,欧洲白人建构“新世界”形象的基本思维模式是什么呢?借形象学研究成果,可知人们建构“他者”形象有两种思维定式:肯定的“乌托邦”形式和否定的“意识形态”形式。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指出,所有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都或多或少存在想象性的内在逻辑起点,或乌托邦式、或意识形态式,乌托邦是否定现实秩序,意识形态则是肯定维护现实秩序。保罗・利科尔进一步把曼海姆“知识”层面的分析,上升到社会想象层面。他指出社会想象在历史中的实践表现多样,但最终可以归结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极,乌托邦是超越、颠覆性的社会形象;意识形态则是整合与巩固的社会形象。当时欧洲观念中的“新世界”,表面上看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乌托邦,那里有多样的物种、丰富的黄金矿藏、友好的土著和动人的女性,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原始野蛮、缺乏文明的社会,那里的土著极具动物特征而缺乏人性,他们生来就是奴隶。在认知美洲的过程中,欧洲人更多地怀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否定心理,他们不断用野蛮与文明的叙事方式贬低美洲、强化自身的优越,并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美洲殖民话语体系。

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虽然彼此的文化和政治制度都不尽相同,但它们认知美洲的模式。在哥伦布首次登陆美洲之时就已达成一致了。1493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得・马特(Peter Martyr)呼吁:“打起你们的精神……倾听来自新世界的声音吧!”首航归来的哥伦布向其同胞宣称:“新发现的地方有许多神奇的东西。从带回来的黄金制品来看,可以证明那里矿藏丰富”,“那里的人是如此的欢喜,少有欲望,他们用甜美的言语相互交谈。显得十分友好”。探明新世界稀奇的事物,尤其是获取丰富的财富,是欧洲探险者、殖民者前往新世界的动力,航行归来的人总是习惯于重复、复述新世界富裕的话语。各国探险家还继承发扬土著友好形象的话语,英国探险者看到“土著们都很善良友好,他们尽自己最大的限度来招待我们”。法国殖民者卡蒂尔(Jacques Cartier)也看到“不断舞蹈,表现出各种快乐表情,并渴望与我们交朋友的土著”。此外,新世界的女性也引起欧洲人强烈的兴趣,西班牙殖民者科尔斯特(Hemdn Cortes),葡萄牙殖民者科特瑞尔(Corte Real)、卡布莱尔(Cabral)等,都多次谈到美洲的女性。在欧洲白人看来,美洲的女性大都身材匀称、面容娇好,而且毫不隐藏自己的,她们对白人十分忠诚,并听从白人的任何差遣。

“新世界”呈现出来的以上乌托邦形象,与其说是对新世界的描述,不如说是欧洲自我意愿的写照。黄金和传教是发现美洲的主要动力,哥伦布初登新世界就坦言:是黄金和上帝将我带来了这里。欧洲人在探险前就预设了一个物产丰富,尤其是黄金矿藏丰富的美洲。因此欧洲人会为发现土著的黄金饰品、黄金工具、黄金塑像而激动,也会为自己用劣质产品换回黄金而欣喜不已。欧洲人传教的欲望,则通过普遍认同土著的友好得以体现,卡蒂尔看到土著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他们如此的单纯、友好,可以很容易让他们信服基督的教义。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带回50个土著人,他相信温顺的土著经过训练,就可以为西班牙人做任何事情。而突出美洲女性的形象,体现男性居主导地位的欧洲社会对性的欲望。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欧洲人逐渐公开地追求性方面的本能需求。1534年,西班牙探险家恩瑞克・德・古兹曼(Enrfque de Guzman),在自传中坦言:“我谈的不是我在新世界看到的、听见的,或者发生的,……我在书中记述的只是自己的经验。”这些经验就包括欧洲的传统、既有知识和预先设定的框架体系,欧洲对新世界的表述并不等同新世界的现实,它总是渗透着欧洲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意愿。

三、新世界被“野蛮化”了

处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欧洲人,在各种思想观念的互相冲突中。从发现、认知美洲,到形成关于美洲的整套话语体系,大约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新世界事物的强烈冲击。首先让欧洲感受到一个新奇而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但经过探险家、殖民者、文学家、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的表述。异域美洲最终被定型为一个“野蛮原始”的地方。表述野蛮的词汇,如“barbarous”、“savage”、“wild”、“bestiality”等,不断被用以指涉美洲。美洲发现初期,欧洲曾一度出现关于土著是否有“人性”的争议。因为以树根、蛇、蜘蛛、人肉等为饮食对象的新世界居民。远远超越了欧洲人既有的宇宙观和自然史观。参与哥伦布第二次航行的德・常卡(Dr Chanca)曾感叹:“在我看来,他们的兽性甚至超过之前我见过的任何一种动物。”欧洲沿袭基督教教义和古典时期知识的传统,根据和文明程度的标准对人进行划分。亚里士多德认为,即便最原始野蛮的土著在本质上也具人性,只是因长期独居森林,才失去了和社会组织。教皇保罗三世,则从美洲居民皈依基督教的目的发现,于1537年作出“印第安人(Indians)属于人类”的最后声明。所以,站在新世界的居民属于“人”的基点上,欧洲开始了“野蛮化”美洲的话语体系建构。

欧洲第一幅描绘美洲社会的图画,就概括展现了土著居民毫无羞耻、吞食同类、同性恋爱等野蛮特征。1505年,德文版《韦斯普奇航海故事》一书的插图,第一次描绘了欧洲人观看到的土著生活场景圈。图画描绘两艘葡萄牙船舰在海岸停靠之际。他们面前的八名土著情况。这些土著仅穿戴少量羽毛,几乎赤身,女性的完全暴露。图画最前方的两个土著正进行行为,最后面则是两名女性相互和亲吻的场景,在她们旁边还有一个土著正在啃食人臂。图画的中间是正在烤炙同类尸体的一名男性土著,而他身边是一个表情平静正在为小孩哺乳的妇女。图画描绘的身体、当众的画面。表述了美洲土著毫无羞耻感的人类文明前心态;吞食同类展现出土著凶恶、残忍的一面;而同性恋爱的场景则表述了一种为文明所耻的不正当行为。哺乳妇女平静的眼神。传达出这一切在美洲都是习以为常的,图画还暗示这种原始的状态还会继续在美洲存在,因为儿童正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成长。

进入美洲大陆的欧洲人,他们观察到的居民同样处于原始社会,这些土著与动物区别无几。韦斯普奇谈到:“他们的生活十分原始,他们从不在固定时间就餐,总是随时随意地乱吃东西。他们在

一个极不舒服的棉花制成的大网中睡觉,而且总是拥挤地居住在树枝搭建的屋棚里。在某一居住地,大约有六百个人挤在一个屋棚里;而另一个仅有十三间屋棚的村子。却居住着四千个人……他们没有妒忌之心,却好色无度,女性甚至比男性更加荒淫。这些女性总是很无情、残忍,当妻子对丈夫不满意,她们就会杀死腹中的胎儿,由此导致数目惊人的流产事件。”西班牙神学家塞普尔维达(Sepfilveda)也谈到:“观察这些印第安人在判断力、天赋、胸怀、习性以及宗教方面的特征,你会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人类的特征,这些人没有科学,甚至没有文字。除了一些绘画中保留着晦涩不清的记忆以外。他们没有自身的历史记载。他们也没有成文法典。只有野蛮制度和习俗。”对美洲社会进行观察的欧洲人,习惯以“他们没有……”的口吻表述“新世界”文明匮乏的特征,以“他们只有\总是……”的口吻强化“新世界”野蛮的特征。

美洲野蛮形象的话语逐渐传回欧洲本土,借此时印刷术发展,“新世界”的信息快速在欧洲流传。哥伦布美洲航行的故事,于1493至1494一年的时间,就先后出现六个版本。一本名为《哥伦布登陆圣萨尔瓦多》的图书,把哥伦布航海的故事传遍欧洲。书中描绘的印第安人“原始、未开化”的形象还慢慢积聚,最终成为几个世纪都无法抹去的偏见。作于16世纪晚期,一副名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发现美洲》的绘画,以新旧世界对比的隐喻方式描绘了文明欧洲与原始美洲相会的场景。画中刚抵达美洲的航海家韦斯普奇穿戴整齐、持有先进航海工具。它象征着欧洲文明生活方式和理性主义;而赤身,从吊床中起身的美洲女性,则暗示着美洲的原始未开化、慵懒和被征服。现存大量的当时欧洲人编撰的有关美洲的文本,还记录有欧洲人与美洲人发生冲突的场景。尽管编著者职业不同,国籍不同,但他们都将战争的起因归结到美洲土著身上,白人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友好;而土著人则十分奸险。不断制造出抢劫和谋杀。这种固定的表述模式,传达出“白人代表善良、文明;美洲人代表凶恶、野蛮”的观点。随着土著与白人战争的进行,土著们又变得像妇女般懦弱不堪,成百上千的土著总是敌不过几个白人,这又表述出土著人胆怯、女性的形象。同时也暗示欧洲将顺利征服美洲的前景。

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几个世纪,新世界野蛮形象的内容随欧洲势力在美洲的发展,还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纯粹的野蛮人”(absolute sav-age),主要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初,表示白人观念中人类学意义上的美洲原始人;二是“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主要在征服美洲初期,它隐喻白人需要依赖土著人的力量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和维持扩张;三是“奸诈的野蛮人”(treaeherous sav-age),主要在殖民后期,白人与土著人真正对峙的阶段;四是“落后的野蛮人”(filthy savage),它随着欧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最终形成。表示欧洲以绝对文明的姿态来认知美洲的落后,欧洲是美洲绝对的主人,是代替土著统治的使者。虽然美洲的现实社会确实存在落后的一面,但欧洲人对新世界野蛮性的一再强调,主要目的在于确认欧洲文明自我的优势。不管在哪个阶段,“野蛮”对于美洲社会本身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只有把“自我”的文明与“他者”的野蛮进行比较,欧洲人才能从中确认欧洲的先进地位、文明优势。

欧洲对新世界野蛮性的表述。除了确认欧洲压倒性文明优势以外,它还为欧洲的“文明话语”增添了新的内容。野蛮的美洲土著,虽然具备基本的人性,拥有上天赐予的健康有力的身体。却没有和社会组织,他们天生就具奴性:尽管他们在新世界已生活很久,但却不是新世界的主人。所以,当欧洲殖民时代的到来,“文明”就不再仅是针对欧洲内部社会,“文明”还演化为对外部野蛮世界的驯服,欧洲人要以基督教的教义、先进的政治制度来统治美洲。

四、结论

欧美文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侦探小说;叙事学;互文性

前言:

侦探小说之所以能够从有到无、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学题材,笔者认为这与人类与生俱来的探索精神存在较强的联系。侦探小说为人们提供了探索未知、解答未解之谜的途径,各类罪犯的绳之以法也向人们传递了正义永远不会缺席的理念,@些都为侦探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而想要更为深入的了解侦探小说,我们就需要借助叙事学丰富的理论资源。

一、欧美侦探小说的结构

如果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欧美侦探小说的分析,欧美侦探小说所拥有的结构特征就必须引起我们重视。对于欧美侦探小说的结构特征来说,“悬念”结构是近乎所有欧美侦探小说所共有的特征,也正是这种特征欧美侦探小说才能够真正调动读者的大脑,侦探小说之所以能够拥有让人“一口气读完”的魔力,与其自身“悬念”结构特征便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在“悬念”结构特征影响下,欧美侦探小说又衍生出了“封闭性”和“排他性”结构特征,而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与法制关系则成为了这两方面结构特征的所体现的重点[1]。

在上述欧美侦探小说结构特征的影响下,欧美侦探小说也出现了很多套路化的结构类型,“提出问题展示数据了解真相验证结局”就是这一结构类型典型,这一典型中警察往往无所作为,而作为专业侦探或局外人的主角则会有意无意卷入案件的破解之中,并最终通过数据的收集与推理破解案件,爱伦坡的《毛格街血案》、福尔摩斯的经典探案故事、“角落里的老人”系列等都属于这类结构类型的典型。值得注意的是,在套路化结构的欧美侦探小说中,“我”是整部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是后“我”会站在读者角度进行分析,读者则会通过“我”的分析更为深入了解案情并避免自身推理过程出现疏漏,小说自身的参与性由此也将大大提升。

二、欧美侦探小说的人物角色塑造

除了结构特征外,欧美侦探小说的人物角色塑造也需要引起我们重视,而在笔者就欧美侦探小说展开的深入调查中发现,侦探、侦探助手、受害者、凶手、疑犯、案件委托人、警方人员是最为常见的欧美侦探小说人物角色塑造,在具体的小说中,这些人物塑造往往会出现一定交叉与重叠,但一部成功的欧美侦探小说必须拥有一个或多个经典的人物角色塑造。

对于欧美侦探小说的人物角色塑造来说,侦探形象的塑造可以称得上的其中的重点,而成功的欧美侦探小说大多也拥有较为出彩的任务角色塑造,边缘人杜宾、侠盗亚森・罗宾、私家侦探福尔摩斯等世界闻名的侦探形象便是对这一认知的最好证明,而从杜宾的业余侦探形象、擅长演绎推理法的工作狂福尔摩斯等人物角色塑造中,我们能够较为直观发现智慧美与正义美在侦探形象塑造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这也使得侦探大多为“正义”的追求者和维护者,“智慧英雄”与“正义英雄”形象的叠加也由此成为欧美侦探小说侦探给人的固有印象[2]。

三、欧美侦探小说的“互文性”特征

在欧美侦探小说中,“互文性”这一叙事学特征也应引起我们重视,这一互文性我们可以简单的将其视作文本间的对话交流,一部侦探小说联系着其他若干不侦探小说则属于这一“互文性”特征在欧美侦探小说中的具体体现,这一特征可以视作一种文学作品中的广义对话性。

在欧美侦探小说的“互文性”特征中,小说与童谣的互文、小说与古典文学的互文、小说与图画的互文、小说与符号学的互文、侦探小说内部的互文都属于较为典型的欧美侦探小说“互文”特征展现。在《无人生还》中,作者便运用了一首流行的童谣作为整部小说的线索,而童谣对故事后续剧情的轻微剧透就能够带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在《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中,这一侦探小说将麦克白、喀索斯、阿伽门农等经典文学形象进行了联系,整部作品的深度也因此大大提升;而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通过图画所展现的火车车厢构造及乘客分布实现了文字间的相得益彰;而在《达・芬奇密码》中,密码、数学定律与侦探小说使得小说本身的趣味性大大提升;而在《玫瑰的名字》中,作者所塑造的侦探角色则借鉴了柯南道尔的名篇《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读者很容易在自身以往经验下更好将自己代入侦探小说的世界。

结合上述欧美侦探小说的“互文性”特征体现我们不难发现,“互文性”在欧美侦探小说可读性、趣味性、文学性等多方面的提升中发挥着较为优秀的作用。

四、欧美侦探小说的对话性

为了能够更为深入了解欧美侦探小说,欧美侦探小说的对话性也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对于欧美侦探小说的对话性来说,这里的对话性并不是指小说中的各类对话,更包含着读者与文本、侦探、作者间的对话,这种对话能够通过读者的智力实现小说中留白的填补,这也是很多欧美侦探小说往往存在“不完全叙述”的原因。在欧美侦探小说的破案中,作者往往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文字吸引读者进行思考,很多欧美侦探小说将读者与侦探放在同一个位置,甚至将侦探小说视作读者与侦探的智力竞赛,而这些也使得欧美侦探小说具备其他文学题材所不具备的开放性特征,作者渴望读者参与到侦探小说这一“游戏”中的心态也能够由此实现直观展现。

结论:

在本文就欧美侦探小说的叙事学展开的研究中,笔者结合叙事学知识就欧美侦探小说的结构、人物角色塑造、“互文性”特征、对话性四方面展开了深入论述,而结合这些我们就能够对欧美侦探小说产生更为深入的了解,不过侦探小说之所以成功与其紧密联系时代、善于突破各类传统束缚也存在着较强的联系,这一认知同样需要引起我们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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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1-12-2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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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德,金士铭译.景zhān@②校.民族音乐学导论[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26.“有”版权所

[5]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5.

[6]山口修著.江明译.罗开传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226.

[7]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

[9]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31.

[10]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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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文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货币银行学;双语教学;经济背景知识

《货币银行学》是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在经济类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爆发,进而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美国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发国债拯救银行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难以独善其身。为了拉动内需,中国也实施了超宽松货币政策和4万亿投资计划。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再起,美债危机尚未平息,欧债危机又接踵而至。面对错综复杂风云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我国急需大量既精通外语,又熟悉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知识的人才。为此,越来越多的国内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重视《货币银行学》课程的建设,并纷纷将其作为双语教学改革的试点课程。《货币银行学》双语教学在提升学生英语水平、丰富学生金融知识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目前国内《货币银行学》双语教学的主要问题

(一)教材和教学语言选择上欠合理

当前国内高校《货币银行学》双语教学常见的形式如下:1.中文教材英语授课。这种方式教师常常可以利用原有的教案,适当翻译一下。虽然中文教材英语授课简洁明了,学生学起来也比较轻松,但《货币银行学》中涉及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的专业术语较多,教师自己翻译,难免存在翻译语言不地道和专业术语不准确的弊端。对学生英文水平提高帮助不大不说,甚至可能形成一些不正确的英语表达习惯。2.英文教材英语授课。《货币银行学》欧美英语教材通常体系严密,内容厚实,读下去需要耐心和毅力。一些学生基础知识和理解能力欠佳,即使阅读中文教材也存在一定困难。英文书籍中陌生的单词词组、复杂多变的英语句型,都是一道道拦路虎,让学生难有兴趣和毅力阅读下去。书看不明白,英语听课时便如囫囵吞枣,难以及时跟上教学进度,学习效果大打折扣。3.英文教材双语授课。这种方式学生上课时接受情况比英文教材英语授课有所改善,但英文教材仍然难以得到充分利用。英语不太好的学生仍然容易拘泥于教师课堂讲授内容,难以充分利用英文教材课后阅读与思考。

(二)专业知识教学和专业英语教学比例没有很好协调

专业知识教学和专业英语教学比例协调方面的常见问题主要如下:1.部分教师在《货币银行学》双语教学过程中,因为教案中生僻词汇较多,将大量时间放在英语的单词拼写、句型和语法讲解上。学生的学习重点也不由自主地较多集中在专业英语学习上,一定程度耽误了对专业知识的学习。2.另一部分教师在《货币银行学》双语教学过程中,为了充实教学内容,在课件中找来大量相关英文资料。单个课件上信息量太大,教师为了完成教学内容,课件讲解速度偏快,学生还在揣摩句子中文含义,尚未理解专业知识时,已经到了下一个页面,专业知识的学习没有很好进行。3.《货币银行学》现实案例较多,也比较适合讨论。但在双语教学时,由于各大高校常常有教学检查,部分教师为了不影响教学效果,难以像中文教学时开展灵活深入的案例讨论。毕竟大部分学生都不具备自由利用英语表达学术思想的能力,所以教师常常将问题设置得比较简单,案例讨论难以对教学重难点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当然,也有个别教师为了讨论效果好,讨论时完全使用中文,又失去了双语教学的作用。

(三)对中国和欧美经济差异背景知识缺少适当补充

欧美教材通常是介绍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制下的各种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理论,而中国的经济体制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部分教师担心学校教学双语考核,就较少介绍相关经济差异背景知识。例如在介绍金融市场利率理论时,欧美教材通常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理论介绍,流动性偏好理论、债券市场供需理论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中国的利率却未完全市场化,国债市场也不发达,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来影响金融市场利率,不同于美联储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国债利率操作来影响美国金融市场利率,欧美各种利率理论的适用性会大打折扣。又例如在讲解货币政策时,中国和美国央行经常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的侧重点也有差异,美国国债市场发达,美联储常常使用公开市场操作,而中国国债市场相对落后,中国人民银行喜欢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因为容易引发银行信贷的强烈变动,对经济冲击比较大,欧美国家已经很少使用。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发生后,美国要拯救银行体系,中国要在国内通过4万亿投资拉动内需,同样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工具不同,效果和负面作用也是不同的。对于这些差异,如果课前没有提示学生阅读相关材料,或者课上没有花一定时间进行补充,学生就很难对相关知识进行深刻理解,更缺少足够开阔的视野。

二、《货币银行学》双语教学改进建议

针对我国《货币银行学》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选择国内知名出版社已经引进的欧美主流双语教材

欧美主流双语教材经国内知名出版社引进,兼顾中文版和英文版,翻译错误较少,学生也根据自己的英语水平和学习情况选择对应的教材进行学习。英文版教材可以保证学生领略到欧美原汁原味的英文表达,让学生接触到欧美最前沿的学科动态。中文版教材则可以促进学生对英文版教材中英语表达较晦涩难懂的部分加深理解,相辅相成良性循环。例如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中文版和英文版在2012年年底时都已经是第9版,更新非常及时,对美债危机有深入浅出的分析,网络电子资源也很丰富。此外,国外原版教材配备大量的真实案例,实用性强、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易懂,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使其更好地掌握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的专业知识。同时,适当的案例的分析和小组探讨能够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解决学与用脱节的矛盾,同时也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有助于高校培养应用创新型人才。当然,使用欧美主流双语教材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国内教材,国内教材具有注重理论阐述、语言风格符合中国学生传统学习习惯的优点。教师可以推荐国内学者撰写的经典《货币银行学》教材作为学生课外参考书,开阔学生的思路。

(二)根据学生学习状况动态调整专业知识教学和专业英语教学比例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使是同一个班级的学生,他们的英语水平和学习能力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货币银行学》教学前,教师应该尽快摸清学生的英语水平,四六级通过率和英语考试成绩都是教师可以参考的信息。如果整个班级四六级通过率较高,那么上课时就可以更多采用英语教学,如果整个班级四六级通过率不理想,那么上课时应适当增加一些中文解释。当然,随着学习的进行,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也会得到提升,教学的后期可以逐步调高英语教学比重。此外,《货币银行学》整个教学内容中各章节难度也存在差异。相对比较简单的内容,例如利率的基本知识,建议教学时可以保持一定量的专业英语词汇。相对比较难的教学内容,例如利率理论,则应突出重点概念、基本思想,不宜采用过多的专业英语词汇,否则容易让学生产生畏难情绪。总而言之,双语教学的重点首先是让学生掌握《货币银行学》基本知识点,然后才是提升专业英语能力,否则只注意专业英语弱化基本知识点教学,就是得不偿失了。

(三)适当补充教学相关的中国和欧美经济背景知识

欧美主流双语教材虽然内容丰富,但以欧美发达国家为背景,对于欧美大学生的常识性知识,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可能就相当陌生。此外,欧美主流双语教材很少介绍中国的案例和经济背景,这些都需要教师加以补充。教师可以选择课前让学生查阅相关资料,时间允许前提下也可以在上课时适当补充。例如,在介绍货币计量知识时,美国M1包括通货、支票账户存款和旅行支票,中国的M1包括通货和活期存款。在分析其差异时就需要补充中美居民的习惯,美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除了用信用卡外,还非常喜欢用支票支付,支票账户存款对应中国老百姓的活期存款。中国由于金融业不及美国发达,城市化率不高,一些老百姓喜欢用现金支付。当然,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人使用银行卡活期存款,但很少个人使用支票。这样的支付习惯影响着中央银行进行货币计量,就形成了中美M1货币计量标准差异。通过适当补充中国、欧美经济差异背景知识,有助于学生更好理解教学重难点,起到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倪琳,严良,范傥.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专业课双语教学的探索与思考[J].湖北社会科学,2009(12):173-175.

[2]洪颖况,况新华.双语教学效率低下问题探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1(11):110-111.

[3]段军山.“货币银行学”精品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J].中国远程教育,2011(3).

基金项目:湖北省2012年省级教学研究项目“现代金融体系下《货币银行学》精品课程内容重构与实践”支持(项目编号:2012255)。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