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经济学理论范文1
关键词：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仿真；探讨与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也逐渐的发展起来。虽然，目前在各个研究的领域，尚还没有对于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有着明确的解释，但是所有对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研究的学者，已经将其概括为还原理论和经济理等。所以说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成为了一个具有各种学科的与专业领域的融合性理论，这就对于研究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有了更大的难度，所以对于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与仿真的研究变得更加有意义。
一、什么是复杂适应系统
复杂适应系统的英文名称（Complex Adaptive System），复杂系统的提出主要是用于复杂系统研究它的复杂性，它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研究那些无法理解的、认识的、对于人们生活中一些控制、管理、有复杂性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复杂适应系统的提出距今已有很多年了，它是人类思想与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复杂适应系统之间没有一定的联系，他们都是独立的复杂适应系统，在系统的层次上，他们有着明确的分层概念，相互之间不存在混淆的现象发生。在经济领域能够保证企业持续有效健康的发展。此外复杂适应系统还具有一定的智能性，当主体不能够适应环境的条件下，它能够进行自身快速的转变，能够尽快的适应新的环境，达到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在经济领域也能够促进各个企业之间的良好合作与竞争，有效帮助企业实行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对于企业来讲，它具有一定的反馈系统，能够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调节并及时的反馈回来。
二、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
经济管理系统在科学领域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它具有悠久的发展探究历史，在现在的复杂性科学研究中也是重要的。因为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是伴随着人类社会活动所产生的，所以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是以人为主体单位的，由于人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所以这就在系统的运行过程中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的仿真
（一）仿真就是用另外一种数据对系统进行处理解决，主要依靠的是数据中的硬件来模仿另一处的数据然后对于系统进行模仿，在模仿之后便能够使其执行同样的程序，进一步获得类似的结果，仿真技术是我们大家都不陌生的一种新型技术他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在多个领域中都有所应用，它主要是依靠计算机为工具。
（二）经济管理系统是处于不断变化演进的系统，经济管理系统在实际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智能性，同时也具有自身的不确定性存在。在对于社会中个体经济进行研究时，通常就利用仿真的技术，对于企业进模拟经济系统的运行，借助计算机将系统模拟经济的过程一步步演示出来，然后再对其进行研究。在对其进行研究模拟的过程中会将经济的个体行为放在拟定好的各种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研究它的运行态势。这样可以将处理后的结果，用模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就使得研究人员对其观察数据有了一定的实际化依据。然后进一步进入到系统行为的初级建模阶段，在这一阶段结束之后，研究者将仿真的方案确定下来，借助于这仿真系统数据的观察与研究，进一步对系统的行为进行下一步的探索。
（三）在系统进入初级建模阶段后，计算机模拟系统会将主体的行为与主体在环境之间相互存在的关系描绘出来，营造出一种仿真的实体，进一步将复杂系统的行为表现出来。用专业性术语来讲，主体建模仿真的^程，就是主体仿真特征计算机进程。因为主体进行了仿真精度的模拟，所以主体便实现了智能化。
四、结论
根据上面所论述的要点，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的研究在我国目前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本次论文主要简单的说明了什么是复杂性适应系统，以及什么是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文章最后还说明了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的仿真模拟的一些研究过程与仿真模拟演练操作结果的过程，总之我国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要想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员不断的进行完善仿真建模，将仿真模拟变得更加具体、真实、可靠，让社会各层次人员统一到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仿真探究中来。不断的完善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缺少，等到经济管理复杂适应系统更加的成熟时能够有效的帮助经济个体进行有效的经济分析，提前预支经济发展的各种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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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理论范文2
关键词：复杂理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一、复杂理论的内涵
复杂理论（Complexity Theory），源于对网络经济环境下市场的认识及商业生态系统和混沌理论的研究。复杂理论的代表人物莫尔（Moor）认为，网络经济世界的运行并不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像生态系统那样，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存在“共同进化”关系。在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中，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彼此间应该合作，努力营造与维护一个共生的商业生态系统。复杂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描述阶段。人们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复杂的，然后开始描述，能够意识整个系统内部的互动。2）关注复杂现象的内部活动机制。这个阶段开始认为不同系统之间是网络式的关系，强调他们之间的互动。3）关注复杂现象的偶然出现。对复杂理论的研究不仅存在于意识到它的存在，而是培养、创造和使用复杂理论并开始强调学习系统，认为复杂理论研究是学习系统的研究。
二、复杂理论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复杂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与课程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课程研究的影响有着显著的意义。从复杂理论的视角审视，知识及理解不是事先存在的给教育中呈现和表现的“客体”，是通过教育过程突现的。复杂性是一个提出问题的词语，而不是一个提供现成答案的词语，它表明了世界向我们提出的挑战。复杂性思想不能使我们避免和消除这个挑战，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迎接它，甚至驾驭它。[1]
（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的复杂性
在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启动之前，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都具有复杂性。国际上，世界先进国家已进行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如美国在20世纪就推行三次大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但是每一次课程改革所推行的理论基础均不相同，分别是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国教育家布鲁纳的结构主义和20世纪80年代正值兴盛的建构主义。一方面，美国在进行改革之前分析整个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其最新一次的课程改革所提出的建构主义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进度和解决教育复杂问题所必须遵循的。而在国内，中国也面临着复杂的现代化问题。一方面是来自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和压力，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在社会这个大的复杂背景下进行改革，如何安排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重要影响因素的问题，更是一个复杂难题。
（二）基础教育改革实践的复杂性
随着课改的深入，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离课程改革预期目标的现象，而这一现象正是复杂理论所能够诠释的。例如有的老师为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一堂课下来完全由学生主持；有的老师认为传统教学中的知识大部分是死记硬背的无用的知识，借课程改革之际，将死记硬背需要积累的知识抛至一旁，以生动的技能学习替代；还有的老师在处理师生关系上，为了获得“民主型”老师的美誉，在实施尊重个性发展教育时过于宽容。在复杂理论视角的指引下，我们就能理解当前这种胡乱改革的现象。由于科学的进步、文明的积累、生活的复杂，复杂系统所指的冲突和无序往往比有序更易产生，人类为了发展必须对已有的文明成果进行合理取舍，教育承担的就是承接有序促成和谐的重任。
（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复杂性。
有人认为，基础教育改革“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又广泛吸收了当今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既有理论的前瞻性，又有很强的实践可操作性”。[2]基于整个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有人认为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应该是多元论，即坚持以理论的多元性作为课程改革的基础，以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和多元智能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也有观点指出坚持一元论，以建构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无论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这都足以说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复杂性。
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复杂理论启示
（一）优选理论指导思想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
正如复杂理论所倡导的那样，我们不能被吓到，而是要迎接挑战。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模糊是由教育改革复杂的现实问题决定的，复杂的教育问题决定了选择任何一种教育理论都可能顾此失彼。单一的选用一个哲学或者社会理论作为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显然是不科学且是不可行的。例如，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早在美国20世纪第一次课程改革中推行，而后的课程改革以结构主义或者建构主义为根基，足以证明实用主义本身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确定哪一家言论作为知道思想之前，应现行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选择多种实用不同领域的理论知道思想，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路子。
（二）分析国情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前提
课程改革既要有全国性的、统一性的基本要求，又要有一定的地方性、灵活性和差异性、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灵活性的结合。针对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制定的各科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提出的部分目标、内容要求、课程资源的建议主要是以城市和重点学校为假想对象、严重偏离我国的教育现实，对于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中的薄弱学校形同虚设的问题，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的修改必须充分注意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中的弱势学校的课程实施条件，制订出能够确保所有学校和学生均能达到的最基本的课程内容、质量标准和切实可行的课程资源开发建议。[3]当然，对于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资源和强势特点，制定和开发新型的先进的课程内容、质量标准和程资源，形成优势中的优势，成为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领头雁。
（三）注重教师队伍培训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保障
在教师培训方面，顾泠沅教授提出的一个根本看法是：培训与课改不可分离，教师培训事关重大。教师培训的基点要转移：用专业历练的方式取代注入式培训。我们有必要吸纳已经典型中的合理成份，归纳现有成果，它们都是用专业历练的方式取代以往的注入式培训。只有当教师的业务学习是以学校为基地进行、并嵌入于日常教学工作的时候，这种学习才富有吸引力，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教师在职学习，集中于解决这一瓶颈问题，人人学会在工作环境中历练，也许正是探索有效培训的创造性活动。
总之，课程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是谁随随便便用简单的“成败”二字的二元论来证评判的。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不是围绕这个作无意义的争论，真正需要做的是，从复杂理论视角审视基础教育有重要意义，使之向前不断迈进。并在完善中摸索出适合国情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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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实证研究方法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这既源于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传统的复归，也源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理论工作者应很好地坚持这一方法，但也应在此基础上强化规范研究。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第一，实证研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的特点，不是由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决定的，而是有其客观的理论和现实原因。
复杂经济学理论范文4
论文摘要:为了更好地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准确理解和掌握复杂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熟练劳动等范畴，运用比较和规范的方法分析复杂劳动及其相关问题。分析认为，复杂劳动是就劳动力形成过程的特点而定义的，创造性劳动是从劳动的作用结果而言的，熟练劳动是以同一劳动过程的重复次数为条件的。同时认为，复杂劳动不是创造性劳动，也不是熟练劳动，更不可能是简单劳动的成千上万倍;不同劳动者的劳动创造性可能很不相同，应当重视发挥创造性劳动的作用。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劳动两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价值论认为，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但究竟什么是复杂劳动，在理解上很不一致:有的观点将熟练劳动等同于复杂劳动，有的观点将创造性劳动等同于复杂劳动，有的观点甚至认为复杂劳动有可能是简单劳动的成千上万倍。这些理解既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又不符合现实，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危害;过高的评价了单纯的正规教育作用，严重忽略了个人天赋的差异在接受不同类型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们在接受正规教育之后创造性劳动的重要作用，扭曲了个人收人分配激励作用的导向和教育资源的配置。因此很有必要对马克思复杂劳动的范畴加以认真讨论和澄清。
虽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个钟头的困难工作，比一个钟头的容易工作，也许包含有更多的劳动量。李嘉图也说过:“不过当我说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基础，相对劳动量是几乎唯一地决定商品相对价值的因素时，决不可认为我忽视了劳动的不同性质……。但他们都没有明确使用过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这样的概念。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这一对经济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使用的。“复杂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 “简单劳动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阴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在质上具有同一性。“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在量上可以互换。“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是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决定的。”复杂劳动与简单的区别具有相对性，它受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简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
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含义、性质、数量关系、换算途径和它们的相对性都做了译一分清楚的阐述。但在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化和发展的讨论中产生了一些与马克思的原意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人认为创造性劳动就是复杂劳动，把复杂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等同起来;有人把熟练劳动与复杂劳动等同起来;有人认为复杂劳动可以是简单劳动的成千上万倍;也有人认为在生产自动化条件下，仅有高中毕业水平的人按按电钮就可以操纵机器体系，就可以使其创造的财富成千上万倍地增加，用复杂劳动解释无人工厂、无人车间的现象难以令人信服，并进而认为科学技术可以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可以创造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马克思提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概念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了，当代科技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知识经济已经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经济形式。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基本原理仍然没有过时，它依然是剖析现实经济问题的重要理论武器。我们应当紧密结合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实际，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
一、复杂劳动并非创造性劳动亦非熟练劳动
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的定义是从劳动力的形成过程中的特点而言的。他认为复杂劳动之所以是倍加的简单劳动，是因为前者的劳动力在形成时支出了更多的劳动时间(较多的教育费用和所放弃的收人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定义复杂劳动，也是为了便于考察“各特殊劳动部门中(劳动能力的)各种不同价值”而对于复杂劳动的进一步分析没有必要也无暇顾及。我们要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有必要对复杂劳动作进一步分析。稍作深人分析就可以发现，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形成至少有两个途径:一是正规教育，二是边干边学。后者又可分为接受长期正规教育后的边干边学和只接受短期正规教育后的边干边学。从劳动力形成时所支出的教育费用和所放弃的收人来考察，不同因素在复杂劳动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中，正规教育要远远大于边干边学。这里的边干边学主要是指学习时要有一定的费用支出，同时要放弃休息或娱乐的时间。创造性劳动是从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来考察的，至于这种作用结果的原因可能很不相同。有的是接受了长期的正规教育;有的在接受短期正规教育后，边干边学;有的是对同一工作的经验积累所产生的创造胜劳动。一般而言，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其劳动越可能具有创造性。世界发明大王爱迪生一生获得1000多项发明专利，他的劳动可谓很具有创造性了，但他只上了3个月学，在母亲的指导下开始自学，12岁就当了一名列车报童，一边卖报一边读书，21岁时就取得了第一项发明专利。一般而言，从事某一工作的时间越长，积累的经验就越多，其劳动就越可能具有创造性。而工作经验是劳动的副产品，其获取并不需要支出更多的教育费用，也不需要放弃相应的收人，因而很难与劳动的复杂程度相联系。劳动的创造性还与个人天赋、社会条件和环境机遇等因素有关，并不是所有的受过长期正规教育的人，其劳动都具有创造性，同样是大学本科，或是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其劳动创造性的表现却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把复杂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等同起来，就是把劳动力形成过程的特点与其作用结果混同在一起，这既不符合马克思有关复杂劳动概念的本意，也不能科学地解释现实经济问题。
关于复杂劳动与熟练劳动的关系，马克思在不同条件下曾作过不同的论述。如果从劳动力或价格的角度讲，两者具有同样的地位和重要性，因为它们对使用者具有同样的作用;如果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分析，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在偶然情况下甚至会互换位置。马克思在分析影响劳动生产力的因素时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包含了劳动的复杂程度，它与平均熟练程度并列，说明两者是有区别的。从内涵上来讲，劳动熟练程度一般总是随着劳动者对同一劳动过程的反复进行而提高，它也是劳动过程的副产品，一般不与其支出的训练费用成正比，而与同一劳动过程的重复次数有关，这与复杂劳动的含义是有明显区分的。
二、复杂劳动不可能是简单劳动的成千上万倍
复杂劳动究竟为简单劳动的多少倍呢?有人认为可能达到成千上万倍，甚至更高。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复杂劳动是从这种劳动力形成过程而定义的，而创造性劳动是从劳动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判别的。两者之间还有很广阔的中间地带，其中知识经济的作用尤为突出重要。一般而言，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就越可能具有创造性，越可能充分有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经济作用的成分就越大，劳动生产力就越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在形成时所多支出的劳动总是小于这种劳动的作用结果所节约的社会劳动。这是社会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根源，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航标。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也根源于此。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测算了美国1929一1957年国民经济的增长情况，他认为约有33%的人力资本做出的贡献，并于1960年提出了人力资本学说。人力资本之所以比物质资本具有更大的回报率，就是因为人力资本在形成时所支出的劳动量，后者是创造性劳动形成的财富所代表的社会价值量，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其差别的根源在于知识经济的作用，在于人们对相应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自觉运用。中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方面的成就为中国粮食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从1976年至1999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2. 2 x 108 hmr ,累计增产粮食3. 5 x108 t。而中国农业男性劳动者1996年每人平均提供的粮食产量仅为1.6 t，提高的粮食总计为36. 8 由此能否认为袁隆平劳动的复杂程度就是中国农业男性劳动者的近1 000万倍呢?显然不能。袁隆平劳动的复杂程度只能从他接受教育所支出的费用以及所放弃收人的角度来考查，至于他所作出的增产3. 5 x 108 t粮食的贡献，既与国家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和投人分不开，更与他的创造性劳动直接相关，也与其他相应社会条件的配合分不开。一种良种的增产效应，既取决于这种良种本身的质量和性能，也与它的推广速度和使用面积有直接关系，而后者又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关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倍数，恩格斯认为仅有数倍之多。恩格斯说:“一小时复杂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2倍或3倍的商品。中国学者朱延福曾在1986年做出测算，估计博士毕业生的劳动复杂系数为简单劳动力的18. 45倍。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由社会过程决定，就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由不同性质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符合社会需要的复杂劳动，由于其劳动力的培养费用支出总是小于它的作用结果所节约的社会劳动，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社会也总能给予较高的评价，因此，也就总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提供。如果社会评价过高，又会使某一特定部门的复杂劳动供给过多，从而超过社会需求，甚至造成这种劳动力的闲置和半闲置状态，使其市场价格下降。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较高级劳动与简单劳动者有时会出现互换位置的情况。
三、在当代更应强调创造性劳动的重要性
复杂劳动的创造性由社会过程决定，也意味着社会总是把复杂劳动的支出与其作用结果加以比较和选择。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科技发展水平和知识经济的作用远不及当代，复杂劳动支出与其作用结果之间的差距也远不及当代，用这种比较来近似地折射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例关系有一定合理性的。同时，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至于具体的劳动换算问题无暇细究。“在阐明各特殊劳动部门中(劳动能力的)各种不同价值时，对这种费用的考察是很重要的，而在这里我们只是研究资本和劳动的一般关系时，这种考察却是无关紧要的。” “复杂劳动的产品价值通过这种比较表现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但是复杂劳动的这种简化是由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完成的，在阐述价值论时，对这一过程只能加以确定，还不能予以说明。”
至于劳动复杂程度并不高的高中毕业生按按开关就可以使整个自动化生产体系正常运行，即进行高效率、高质量、高技术的物质生产活动，就认为物化劳动也可以创造价值，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人们常用生产自动化条件下人的劳动依然是决定性要素，任何生产资料只能转移价值不能创造价值的观点;用生产劳动者范围扩大的观点;用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和国际超额剩余价值的观点;用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向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转移剩余价值的观点以及用从事自动化生产的工人劳动是复杂劳动的观点来解释无人工厂和无人车间现象，虽符合理论逻辑，但缺乏现实感和说服力。劳动复杂程度并不高的高中毕业生之所以按按开关就可以操纵整个生产过程，原因并不在于这些高中毕业生劳动的复杂程度如何，也不全在于这些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劳动复杂程度有多高，而主要在于后者的劳动很具有创造性，特别是少数设计和研制这种生产自动化机器体系科技人员的劳动更具有创造性。这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劳动，能够准确认识和掌握并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种相关的客观规律，像人类社会白白地使用风力、水力等自然力一样无偿地使用了自然界赐予的强大的自然力。所不同的只是后者表现形式隐蔽，不像前者那样明显，需要科技人员深入发掘罢了。这与只会按按开关的高中毕业生劳动的复杂程度没有直接关系。
复杂经济学理论范文5
二、案例研究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对于现实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从来就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否认过，之所以罗宾逊夫人、弗里德曼以及科斯本人关于经济学的前提假设的论述闻名于世的最直接动因就是现实经济世界的复杂性。现实经济关系中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都是难以完全用数量关系来精确计量和完整描述的，至少是在人类现阶段所掌握的知识所无法完成的，现实经济世界复杂到了经济学研究即使放弃假设前提条件的真实性也要使假设前提条件易于处理的地步。而案例研究是对经济问题和经济决策的再现和描述，或者叫做讲故事，这种方法能够对经济过程及其复杂的情景进行深入刻画和分析，而不会产生因假设前提条件问题所产生的因素遗漏。换言之，案例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性，是真实经济世界具体再现，虽然个案不是全部的经济世界而只是真实经济世界中的一点，但仅就这一点而言，案例包含了它所代表真实经济世界中这一点的全部的信息，它向人们展示了这一点所包含的真实问题、矛盾和困境，人们可以从这种丰富的信息中得到和发现新的知识。对于实证经济学研究来说，案例研究为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找到答案。一是发现意义。科斯通过对一系列案例的连续性展示，发现了如果产权能够界定：能够自由转让且产权的转让交易成本为零，那么，资源的使用配置并不依赖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除了影响双方之间财富分配可能发生的差别之外），即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也就是说，如果产权的初始界定可能导致不利于资源配置的结果时，可以通过一个自愿合约自动地转让使资源配置最优。因为，合约的实施是没有成本的，而且双方都可以从合约的转让中获得利益。二是检验意义。就是对已有的假设和命题进行检验，提供一个证明或否证。科斯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出发，通过精致的案例分析得出了与现实经济世界不相同的矛盾，从而否证了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由于现实世界交易成本不为零，因而经济制度结构，包括不同形式的合约及其不同的法律制度的存在才有必要。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同的制度安排在于节约交易成本，并努力使其成本最小。
三、案例研究的局限性及其辩护
案例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较少，在国内经济学研究中应用得就更少，其主要原因来自于其本身的局限性。关于案例研究的局限性问题，必须从著名的“归纳问题”说起。自从休谟以来，哲学家们一直为“归纳问题”感到忧虑，因为从特定的事例归纳到普遍的规律在思想上需要一种非逻辑的跳跃，这是极有可能从真的前提导出假的结论的额外因素。如人们从太阳在早晨升起这个过去的经验中推断出太阳总是在早上升起这个一般规律；然而，从真的前提一定包含着真的结论这个意义上看，这在逻辑上并不是一个结论性的推断，因为根本不可能保证我们迄今所经历过的必然会和将来的保持一致。休谟并不否认我们不断地把个别的事例一般化从而得出习惯，不否认思想上的自发联系，但他否认这种推断在逻辑上可证明是正确的。“归纳问题”至今是逻辑无解问题，以至有人说：“归纳法是自然科学的胜利，却是哲学的耻辱。”!可以说，休谟的困境就是人类的困境。实证经济学常用的两种研究方法计量分析和案例研究都无法回避休谟的诘难，但我认为，一方面人类作为茫茫宇宙的一个婴孩，要认知这个世界无论从本体论还是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归纳是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换句话说，我们也许无法证明归纳的正确性，但通过归纳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认知这个世界，向真理无限逼近。特别是对经济学来说，认知这个世界，增进全人类的福利比获得经济学的真理更为重要。另一方面，案例研究虽然有归纳的成分，但并不完全是归纳，如《社会成本问题》中的案例研究运用更多的是精致的演绎。案例研究在发现新问题、认知世界方面完全不受“归纳问题”的限制，在这方面案例研究与计量分析相比有着明显优势。计量分析是一种均衡分析，其前提是必须构造一个普适性的假设，通过对样本的数学处理，得到一种事物发展的统计规律。因此，无论计量分析的模型多么复杂，相对于更为复杂的现实经济世界来说都过于简单，从而计量分析也就难逃“归纳问题”的诘难。但案例研究就完全不同，应用案例研究当然可以进行归纳研究，但我认为案例研究最主要的作用还在于通过案例包含的真实而丰富的信息认知世界、发现问题，案例研究还可以检验一个命题及其假设，虽然案例研究并不能完全证伪什么，但通过案例研究我们至少能从中发现现实经济世界与我们现有经济理论中不一致的地方，从而对我们有
所启示。因此，从认知世界、发现问题和证伪的意义上来说，案例研究并不受“归纳问题”问题的限制。我认为上述原因就是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而是选择了个案，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发现后来的所谓科斯定理的原因。
四、趋向律、现实主义与案例研究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应用非常广泛，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中通常只是对一个因果关系进行检验，而且假定在检验之外的其他有关起始条件和有关这些条件的因果关系不变的情况进行的。举例说我们在实验中研究匀速直线运动的情况时，通常假设摩擦力为零，而实际上摩擦力并不为零。经济学研究中的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如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中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绩效；如企业金融理论中的##定理，假设资本市场是完全的，没有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影响及破产风险等等。经济学研究中的“假定其他条件”和自然科学研究中一样，把所研究的因果关系之外的因素作为干扰因素，在研究中都要排除理论中专门解决问题之外的所有可变因素，从而抽象掉大量的现实干扰得出结果。所以，我们通常说一个结果，实际上只不过是“向着这种结果的趋势———这是向着这种结果的方向以一定强度运动的力量。”“因此，可以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理论命题都是趋向律。”!趋向律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无疑是正确的，通过趋向律的应用我们排除了大量干扰因素，得以认知复杂的世界。但是，趋向律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使得我们经常会得出与现实经济世界相矛盾的结果。这是因为我们排除了干扰因素的干扰，而这些干扰因素也像古典力学中的摩擦力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如关于制度，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制度并不是无成本地运行的，并不是不影响绩效的。正是由于“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应用所引起的经济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运动。以科斯在#$%"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为标志，制度主义作为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正引导着现代经济学去探索更加纷繁复杂的“真实的经济世界”。要研究“真实的经济世界”就要正视那些过去被我们视为干扰因素而舍弃的因素，探寻这些因素的自身规律，使经济理论更加接近现实的经济世界。可以肯定地说，在以往的经济学研究中被我们舍弃掉的而对经济世界影响较大的因素决不止制度一项。而近年来国内外经济研究中放宽以往研究中假设条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对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和交易成本为零等假设的放宽等等，这些成果更加说明现实主义经济学研究将是未来经济学研究中成果最多的领域。而现实主义运动所倡导的和最成功的研究方法就是案例研究。它为经济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场景和真实的过程，只有在没有失真的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炼和逻辑演绎才能使我们的结论更加接近“真实的经济世界”。举个例子说，如果我们以“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为出发点进行研究，恐怕再多的努力都是徒劳，因为我们从开始就错了。
复杂经济学理论范文6
关键词：复杂系统；城乡空间；城乡关系；城乡空间统筹规划
中图分类号：F294；N9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十几年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增加到6.9亿，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但同时，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如城镇体系发展不协调、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资源环境承载力受到严重考验，小城镇建设遍地开花，相同职能类型的城镇重复建设，同时广大农村地区建设滞后，城镇化进程对资源消耗过大，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严重等。在此背景下，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首要任务是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规划是城乡一体化的龙头，是基石和前提。从本质上看，新时期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应是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其基础工作则是认识城乡空间的复杂性。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起源于城市空间复杂性的探索，作为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人口集聚为主要的居民点，其“复杂的非线性”空间特征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提及[1][2]，但直到80年代非线性科学和复杂科学理论和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系统领域，才真正开始形成复杂城市系统研究洪流。由于过分追求城市发展而导致城乡用地矛盾及空间利用“破碎化”等问题，城乡关系优化及城乡空间统筹被提上日程。因此，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角度也由城市扩展到了城市—乡村。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及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仍然面临着城乡关系的恶化和城乡空间分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与创新成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落实研究重点和突破研究难点的关键。基于此，文章对国内外城乡系统空间复杂性的相关文献进行详尽梳理，以厘清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脉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2 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
2.1 国外城市系统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追朔其研究源流，有四个主要支流倍受关注：一是分形城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异速城市保持研究逻辑同构；二是元胞城市，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早追溯到70年代，与动力城市及网格-主体城市存在一定渊源；三是分形与元胞城市于90年代合流[3]，统一于自组织城市研究主流；四是非线性动力学的发展，和复杂网络理论的兴起，为传统城市网络系统复杂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支撑，从而奠定了复杂网络城市研究流派。
（1）异速城市。早在20世纪50年代，Clark就发现城市人口密度距离衰减的负指数律（Clark定律）[1]，此后许多学者如Noroll[2]、Smeed[4]、Nordbeck[5，6]、Gould[7]、Dutton[8]、Lo[9]等纷纷通过实验研究证明：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之间满足幂指数关系，即城市扩展存在异速生长现象，系统建立了系列城市异速生长函数，其中以Smeed的城市人口负幂律模型和Nordbeck-Dutton的城市人口-面积幂指数模型最具影响力，为此Clark模型的负指数律受到广泛置疑和批判，尤其是与异速生长律同构的分形学派。近年，我国一些学者（陈彦光、刘继生）通过数理推导，统一了幂式异速生长关系与负指数人口分布之间的逻辑不兼容，从而将城市系统纳入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对立统一体系中[10]。
（2）动力城市。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意识到基于牛顿力学的传统静态空间模型（如引力模型、潜力模型、空间扩散模型、距离衰减模型等）不能有效解释城市自组织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城市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和行为机制受到广泛重视。196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W.Forrester率先将系统动力学引入城市结构变化研究，创立城市系统动力学模型（Urban Dynamics），即构建一系列反馈城市系统要素关联的微分方程；1971年，A.G.Wilson引入最大熵原理，改造Lowry模型，构造了城市动态学模型，即构建一组展示城市突变的非线性方程[11]。二者开创和引领动力城市研究潮流：一方面，大量学者从系统动力学视角，系统开展了城市人口、经济、环境、资源、生态等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可持续发展预测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运用突变论、协同学等全面揭示了城市空间变化的动力学过程，如Amsin的城市突变方程和Weidlich & Hagg的区域迁移动力学方程[12]。
显然，动力城市模型研究多以系统构成要素的关联反馈为主，缺乏位置、距离等空间要素的考量，无法有效反映城市空间的动力演化过程；部分模型尽管开始考量时空变量，但多以宏观尺度为主，缺乏对个体行为和微观结构引致的空间变化分析。这为后来的复杂城市系统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如何从宏观到微观、从系统要素关联推演到城市空间演化？也相应促使分形城市和元胞城市研究的孕育和萌发。
（3）分形城市。分形城市源于分形思想的城市形态、结构的模拟与实证研究，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城市统计分析，但最终奠立分形城市研究的是Mandelbrot B.B.[13]，随后Batty M.及Longley P.A.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长期全面地对城市及城市系统的内部空间结构展开分形理论和实证研究[14][15]，系统奠立全新的分形城市研究的理论体系和计算模型。近年，分形城市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从城市内部形态向内逐渐细化至城市建筑，向外逐渐扩展到城市体系：微观层次——城市建筑分形，主要运用分形几何学，从建筑审美和城市设计视角，解析城市公园、城市街区、家居环境、建筑外观等建设和设计理念的“最优形态”。中观层次——城市内部分形，研究最为广泛，内容涉及城市边界、景观、人口及城市化、土地利用、经济、交通网络结构等方面[16]。宏观层次——城市体系分形，以城市等级规模、空间作用、中心地体系为主[17]。
（4）元胞城市。元胞思想应用于城市系统研究历史已久，早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就有学者零星运用CA计算模拟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发展过程[18]。70年代末，Tobler将CA模型引入地理学，创立“细胞地理学”[19]，并率先实证模拟了美国底特律城市扩展过程。受其影响，80年代中期美国的 Couclelis和英国的Batty等人，率先在城市动态模拟领域开展CA理论和实证研究[20][21]，引领一些学者在城市规划领域作了尝试性及至深入性的应用和扩展。90年代以来，随着GIS技术日益成熟，GIS-CA模型成功实现融合，学术界掀起一股CA城市系统研究热潮[22]，研究内容集中于城市系统形态生长、土地利用、城市景观、位序-规模等领域[23]。
（5）自组织城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混沌论、分形理论、人工智能-生命理论、自组织临界论、自适应系统论等复杂科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区域系统复杂性研究，分形和元胞城市渐趋合流，形成自组织城市研究学派[24，25]，集中于耗散城市[26，27]、协同城市[28，29]、混沌城市[30，31]、自组织城市[32，33]、智能城市[34，35]、网格-主体城市[36]等领域。
（6）复杂网络城市。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和地方化交织，世界城市系统研究转向网络化视角[37]，从空间实体流（全球航空流、货运流、城际交通流、城市-区域人口流等）[38]和虚拟流（互联网、信息流、社会网络、通讯网络、技术研发区位和扩散、生产业网络等）两个方面[39]，揭示城市系统关联的网络复杂性研究成为热潮。Taylor构建“连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Model），通过跨国生产企业空间联系实证分析，得出全球城市网络的组织方式仍为等级或位序的“累积”[40]。近年来，随着图论和统计物理的融合，复杂网络理论取得大发展，一些学者从城域（城市内部）和城际（城市体系）两大视角，从交通联系（交通网络、交通流）、社会联系（人口迁移）、企业联系（公司交流、企业合作）、信息交流和创新扩散（因特网、电话呼叫、技术交流、创新扩散等）等方面，将复杂城市系统抽象为复杂网络，系统分析了城市系统网络拓扑连接的复杂性规律[41]，如无标度性、小世界性等的验证，脆弱性或鲁棒性评价及控制，以及动力学演化与传播特征等。
2.2 国内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国内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集中于两大视角：一是哲学思辨和定性描述，借鉴复杂科学理论和方法，架构城市系统的复杂性理论体系，揭示城市系统的非线性、自组织性、突变性等复杂性规律[43，44]；普遍认为城市是一个极为复杂且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巨系统，表现出非平衡性、多尺度性、多层次性、不确定性、非线性、突变性、自组织性、自相似性、随机性、无序与有序交互性等复杂性质[45，46]。二是计量分析和模型模拟，或者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城市空间结构复杂性，或者创新性建立城市空间演化模型，成为当前研究的焦点和前缘[47，48]。
与国外一样，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计量研究也以城市系统研究最受关注，成果最为丰富，形成两大阵营：城市内部和城市体系，但主要为城市地理学家所关注，与国外的多样研究学科背景不同。同时，研究的内容也相对较窄，主要集中于空间结构[49]和空间演化[50]复杂性研究两个方面。前者侧重于借鉴分形理论、元胞自动机等复杂科学理论，从城市内部景观结构、土地利用、人口分布、交通网络以及城市体系空间形态、分形体系、等级结构、网络联系等方面，揭示城市系统空间结构的复杂性，以分形城市、分形城市体系和元胞城市为代表[51]～[54]。后者侧重运用突变论、系统动力学、灰关联系统、自组织理论、复杂适应系统论等复杂科学理论，开展城市空间演化过程（相变及突变）和动力机制（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定量研究和模拟预测，如动力城市[55]、自组织城市[56]和主体城市[57]。
研究方法上，以静态数学模型[58]（等级体系标度模型、城市统计模型、引力-熵模型等）、动态演化模型[59，60]（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异速生长模型、网络动力学-细胞城市模型、分形城市模型、自组织城市模型）和智能模拟模型[61，62]（多主体模型、遗传算法、虚拟城市模型等）为主，内容涉及城市土地利用、交通网络、城市规划、人口分布和迁移、景观结构、城市环境、城市就业和居住、城市体系及等级规模分布等方面。张新生归纳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学机制，建立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实现威尔逊模型的扩展[63]。孙战利将主体（Agent）引入控制因素层和动态交通层，构建了城市动态演化模型，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空间变化与属性变化相结合，面向对象的软件系统，并在GIS的支持下，对美国Ann Arbor城动态发展进行了模拟[64]。陈彦光借鉴自组织理论，提出城市系统复杂性检验的三大判据：分形结构、Zipf定律和1/f噪声[65]，并系统运用分形理论，实现实空间-相空间-序空间的统一，构建了系列蕴含静态和动态、功能和结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拟和预测于一体的分形城市系统模型：引力模型及推广模型、异速生长模型、空间动力学模型、等级规模模型、自组织演化模型等[66]。
3 城市—乡村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
3.1 国外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只是将城市和农村孤立起来分析，城乡关系研究薄弱。上世纪末，一些学者纷纷呼吁重视（城乡）关系复杂性研究，认为关系（经济联系的复杂性）及其空间结构（景观的复杂性）的复杂性规律研究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范畴，经济实体及其相关作用关系所引起的经济地理发展和变化过程应成为研究的中心[67]。
直到近年，以城市为依托的中心发展型面临突出结构性问题和缺陷，城乡之间缺乏有效和有序的联系，表现为“脱臼的经济”（Dislocation Economy）形式，人们才开始重视城乡关系复杂性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城乡对立”（Urban-rural Independence）[68]、“城乡互动”（Urban-rural Interaction）[69]和“城乡互助”（Urban-rural Partnership）[70]等方面，研究视野和切入点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地区），或许是发达国家的城乡一体化已经成为“过去完成时”。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域问题呈日益复杂的态势，解决这种复杂城乡关系失调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实现“乡村-城市关联观”（Rural-urban Linkage Approach）[71，72]。Cooke[73]、OECD[74]、Murdoch Jonathan[75]等人则从城乡关系网络视角，明确提出城乡协调发展的“网络”化模式。
但这种城乡关联复杂性的研究范式多停留在定性描述上，对空间的关注相当有限，更多的只是在城乡经济社会差异（社会问题、健康卫生、政策体制、意识形态等）、经济社会要素流动（人口迁移、产业联系、资源和资本转移）等方面部分提及城乡关系作用的复杂性问题[76]，专门而系统的空间复杂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交错带（边缘区），普遍揭示出其空间结构的动态过渡性、人口社会学特征多元化、经济发展复合型、土地利用多样化等复杂性特征[48]，以McGee的亚洲城乡一体化“Desakota”空间研究为代表[77]。
3.2 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城乡关联是一个泛合的概念，涉及社会学、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研究视角集中于空间区位关系（地理学）、工业-农业关系（经济学）、市民-农民关系（社会学）、斑块-基质关系（生态学）四个层面[78]。地理视角上的城乡研究倍受关注，成为热点，已经形成理论和实证、定性和定量、时间和空间的研究范式。研究理论涉及城乡融合论、城乡协调论、城乡一体化论、统筹城乡发展论、城乡网络化发展论等[79-81]；研究区域触及中国和外国、东部和中部、西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城镇密集区和非密集区、沿海热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82-84]；研究时间尺度以建国以来为主，并考虑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影响[85-86]；研究方法以定性居多，定量研究不多，以关联协调模型为主[87，88]；研究内容主要从城乡联系和作用切入，涉及城乡关联的历史演进、空间差异、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协调对策及发展模式等[89-91]，总体存在两个研究倾向：一是不考虑城乡地域空间差异性，研究二者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忽视城乡关系的空间复杂性；二是研究城乡关系的静态空间分异与组合，而忽视其地理变化过程的自组织性。
4 结论与研究展望
城市和乡村的历史渊源决定了城乡关系的不可分割性，工业化和社会化发展使得二者在空间上越来越隔离，同时也在城市和农村内部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解决各自的发展问题，最终需要回归到二者的统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空间统筹规划就是对这种诉求的回应。当前，在国内掀起新一轮城乡统筹规划热潮的背景下，城乡空间统筹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前景，我国幅员辽阔，各类城市与乡村所处社会经济背景迥异，也为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研究案例。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乡空间复杂性文献回顾与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1）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角度来看，城市空间成为中心，乡村空间“被边缘”。无论是国外的自组织城市（耗散城市、协同城市、混沌城市、分形城市、细胞城市、沙堆城市和主体城市），还是国内的分形城市、自组织城市、元胞城市、虚拟城市、城市系统动力学、城市地理空间系统，多是借鉴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区域论城市”，对城市体系（inter urban）和城市内部（intra urban）空间复杂性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作为区域的重要载体——乡村往往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沦落到被忽略的边缘。城市—乡村空间复杂性研究仍处于呼吁和倡导的阶段。
（2）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方法来看，方法集成综合研究不强。分形理论和CA模拟技术的融合以及在协同论、耗散论和混沌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组织理论，虽体现了学术界集成各种方法和技术对复杂城乡空间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但在具体的子系统或子集要素研究中多借助分形理论、空间句法或系统动力学的某个单一理论，综合多学科、多理论对城市多要素和多系统的空间关联分析不足。而且，传统的研究多是从某一个时间断面进行考察，而对于城乡空间动态变化描述和模拟则需要新的方法和模型进行补充。
（3）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内容来看，今后城乡空间统筹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和深化：①城乡关系空间复杂性研究。新时期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当前，尽管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城乡关系是由物质、经济、人口迁移、社会、服务供应、政治行政联系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构成的一个动态网络系统，具有复杂性，但城乡关系的空间复杂性研究几乎空白，只有部分学者涉足城乡耦合、关联、协调的非线性规律和城乡关系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②城乡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与模拟。已有不少西方学者建立了相关模型解释城市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而对于城乡空间演化过程的分叉与选择、混沌与有序、渐变与突变、竞争与协同、集中与分散等作用机制讨论，利用开放性、非线性、不平衡、环境选择等原理对自组织临界性、相变性等过程的逻辑、实证和类比判据将会是以后研究的重点。加强对城乡空间生长的模拟将会更理性把握城市空间拓展的方向、范围、规模，解释城市变迁的内在动力，透视城市化的本质，更好预测控制城市的发展；③城乡关联空间复杂性研究。以城乡道路网为载体的城乡关联空间的复杂结构正逐渐被管理学、物理学等学科认识，打开地理学研究主页，从网络关系系统科学角度，探索城乡关联系统的空间自组织运行规律、交往协同演化机制的复杂性研究还相当薄弱；④城乡社会网络空间复杂性研究。基于复杂科学理论，对城乡人口空间分布，市场网络分形，交通网络对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需要深化，特别是信息要素空间传播、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源关系等虚拟城乡社会网络，更需填补研究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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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Urban-rural Spatial Complexity
DUAN De-zhong1， LIU Cheng-liang2
（1.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Institute of Innovation & Strategic Studies，East C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