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经济危机范文1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导效应；发展战略：发展模式
一、引言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正式演变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性救市行动同步展开。美国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的研究表明，面对1929年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实力衰落的英国无力担当“国际性的最后贷款人”，而有能力的美国又不愿意承担该角色，反而在1930年通过旨在强化贸易保护的《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其他各国也纷纷高筑贸易壁垒自寻出路，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历史的教训应当汲取。G20国集团华盛顿和伦敦峰会的接连召开彰显了全球主要经济体联手应对危机的决心。其中，中国以自身稳健的金融体系、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充足的外汇储备等优势被国际社会寄予厚望，以至有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复兴取决于中美“两国集团”(G2)的合作。面对这种最新版本的“中国责任论”，中国政府强调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始终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但中国只能承担与自身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而“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势头本身就是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这一立场清晰地表达出中国致力于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决心，显然，这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在新形势下谋求长远发展的战略选择。
由于中国参与美国金融的比例和深度有限，中国受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有限。但考虑到近年来中美经济形成了“复合相互依赖”。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将面临极大考验，加之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恰好与中国国内经济周期性回调相叠加，从而导致本轮经济回调势头迅猛，不仅在短期内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还有可能诱发长期积累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深度发酵的持续冲击，中国既需要出台短期性的应急措施，同时更需要从战略层面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升级，探索应对危机的长效机制。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传导效应
金融危机的传导是一场由投机者、本国公众、外国公众、本国政府、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方参与者参加的多方非对称信息的动态博弈过程。危机的形成和传导必然导致博弃各方的实力对比、利益格局和所获信息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将导致博弈均衡的变化，从而导致危机的迅速传播和扩散。现代金融危机在不同领域、不同地理空间的传染性显著增强，具有突出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金融危机的传导成为国际研究的前沿课题。一般认为，狭义的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主要指接触性传导，是贸易和金融溢出的结果，即一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实体经济或虚拟经济的相互衔接，产生金融和贸易的“溢出效应”。使得危机得以在国际间传播：广义的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泛指一国金融危机的跨国的传播和扩散，包括与贸易金融关系并不密切的非接触性传导，这种非接触性传导可能是由于共同的冲击产生的“季风效应”。也可能是由于投资者预期的变化引起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即传染效应。
就接触性传导而言，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现在：金融资产受损，体现为中国的金融机构投资于美国次贷证券及其相关产品的损失：对外贸易萎缩，体现为美欧等国的消费减少导致对华进口减少，外需走弱使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国际资本回流，体现为伴随金融产品急剧的“去杠杆化”，发达国家经济开始由流动性过剩转为流动性不足，使得一部分母国的总部经营出现困难，需要调回资本，从而影响到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规模。
就非接触性传导而言，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现在：汇率面临干扰，体现为美元进行战略性贬值使得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和以美元为主体的外部储备缩水，并可能冲抵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且不利于中国资产价格的理性形成；流动性减弱，体现为在金融环境恶化的环境下，即使货币当局大幅放松货币政策，银行为规避风险仍会主动紧缩信贷，这容易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失效：市场信心受挫。体现为全球金融和经济市场不景气增加了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形成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在这种预期的推动下，出现企业投资减少，居民消费放缓等不利局面。
必须看到。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其影响力远非此前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局部性金融危机可比。美国虽然最先遭遇金融危机的重创。但是迄今并没有其他力量能取代美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经济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和转嫁危机的能力。在金融危机加速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中国不仅要防止金融危机带来的直接威胁，也要警惕被转嫁危机的现实风险，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中，中国如何站稳脚跟。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成为中国克服金融危机冲击、避免被转嫁危机进而化“危”为“机”，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课题。
三、国际金融危机警示中国应推进发展战略升级
能否制定并实施顺应现实要求且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决定中国应对当前危机的当期成效，更决定中国未来的长期后劲发展。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暴露出中国既有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在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升级势在必行。
(一)要牢牢掌握中国自身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能否掌握自身发展主动权提出严峻考验。对于美国而言，金融危机暴露了自身软肋，其国际体系主导国地位受到削弱，但美元特权的存在使美国可以依据自身需求，实现风险扩散和危机转移。对于在国际体系中处于被动和依附地位的国家来说。提升经济自主性，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是其改变不利地位的根本条件。与政治自主性不同。经济自主性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法权加以确认的规范性概念。而是一个刻画一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描述性概念。一国实现政治独立并不意味着实现了经济独立，同样，一国拥有政治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拥有经济自主性。鉴于经济发展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如果没有实现经济自主，那么，一国的政治自主也将是不完整甚至虚幻的。可以说，实现国家经济自主。赢得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每一个国家的愿望，但能否实现上述目标却有着很高的资格限制。纵观历史，只有那些在技术、制度和观念等重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才可能取得完整的自。客观而言。目前尚没有
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取代美国的国际分工体系主导国地位，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首要问题是能否在危机中保持自身发展的主动权，从而在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进而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为增强国家发展主动性夯实基础，这才是防范外部风险的根本所在。
(二)中国要坚持自主探索本国的发展模式
一般认为。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透支消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以及“世界经济失衡”，但这些原因均未触及危机根源。这场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化的内在表现，是“新自由主义”大肆泛滥的必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输出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引导拉美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鼓动俄罗斯推行激进式的经济转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近年来，超越“华盛顿共识”寻求更具自主性的发展模式已经在亚洲和拉美展开并渐成气候，正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强力反弹。这次由“新自由主义”思潮导演的金融危机首先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区发生，客观上宣告了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苦心经营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威的坍塌，美国确立的全球性的制度迷信也将走弱。随着各国对美国模式的反思，关于国家发展道路和世界前景的理性论辩将在全球重新兴起，而且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变革。中国作为全球瞩目的新兴经济体，必然要在新的制度竞争之间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无论是“北京共识”的概括，还是“中国特色”的定性，中国对本国发展模式的探索将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经受考验、实现升华。
(三)中国要坚持“发展依靠自己、发展为了自己”的发展模式
一个内在的逻辑是，在发展动力上做不到发展依靠中国自身，就无法实现发展成果由中国人民分享这一根本性的价值诉求。因为发展受制于人，必然会导致在利益分配上博弈能力的缺乏，从而在利益分配上陷于不利地位。此次危机再次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世界经济处在繁荣时期，经济发展的成果如何在各国分配?世界经济处于衰退时期。经济滑坡的损失如何由各国分担?历史的事实是，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国家和集团总能成为经济繁荣的主要分享者和经济衰退的主要规避者，这是由其强大的利益控制能力和危机转嫁能力所决定的。如果说在经济繁荣时期，各国在国际分工中进行利益分割的重点是得利多寡，缺乏博弈能力的后果尚不严重：那么。在经济衰退时期，各国在国际分工中进行利益分割的重点则转移为争取更少的损失，此时利益争夺的激烈程度以及后果的严酷程度就可能令缺乏博弈能力的国家无法承受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进程也在不断发展的双重背景下，中国不仅不能独立于国际体系之外，而且中国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的增加都离不开参与国际体系，此时从战略高度上思考开放条件下如何实现对传统外向战略进行调整变得必要甚至迫切起来。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发端于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外生性，但在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会深刻影响中国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的外向战略要进行根本调整。这一战略对外多重依赖不仅增加了中国经济受外部冲击的风险性，增加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这警示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从根本上回答“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的问题。只有在依靠力量上，毫不含糊地把中国人民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努力营造全体中国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在发展成果上，才能实现全民共享。
参考文献：
1、理查德，P.金德尔伯格，经济过热、经济恐慌及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石俊志，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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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是我国经济增长面临挑战的一年，同样也是充满发展机遇的一年。
这一判断，是基于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在激流勇进30年之后，正全面驶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陕西省副省长景俊海说：“国家这一次下了很大的决心，虽然是应对金融危机，但不完全是，它是要加速中国经济的转型，要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增长，平稳较快、协调增长。”
因此，与其说应对金融危机影响，不如说是一次机遇！
当前经济回调，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是一方面。还有这一轮经济周期性下行，即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经济周期的波动使它进入了回调期。但正是周期性下行和国际金融危机两个力量的叠加，使此轮回调用力过猛。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危机与机遇往往是孪生兄弟。因此，面对危机，我们不能因它的危害而裹足不前，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它的危害下面所蕴藏着的发展机遇。景俊海说：“自从中央提出4万亿投资规模之后，很多省、很多部门都抛出了本系统、本区域的投资规划，非常大。所以，这个对陕西来讲可能就是一个机遇。”
总理曾提出，面对危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我们在坚定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的同时，也要辩证地看待这次“危机”。基础是我国的经济面很好，中国人口多、市场条件大，回旋余地大。其次，中央即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将为中国经济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在逆境中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培育有利因素，才能获得更多话语权。
对于企业，这次危机将是练好内功的契机；引进高新设备和高新技术，吸引高层次的人才；在国家扩大内需的带动下，交通、电网、电信等基础设施投入将进一步加大，重大装备建筑施工、冶金、建材等行业的企业也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企业要善于化解危机，趋利避害、抓住机遇在逆境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有一位民营企业家说得好：当前这场危机就像一场大雪，冻死了弱苗，留下的一定是好的。应当看到，当前是企业抓基础工作、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夯实管理基础，全面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时期。
对于农村，“城乡统筹兼顾”被提到重要位置，土地流转的系列新政策及进一步解放农民、释放农村生产力的改革刚刚开始，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变，同时也孕育着中国内需中重要一环的突破。
对于市民，扩大内需十项政策措施，把解决突出民生问题摆在重要位置，且扩大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也为未来扩大消费创造了条件。如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大力推进廉租住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加快农村沼气、饮水、通路、通电、邮政工程；加快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和低收入群体收入，以及发展农户小额信贷和消费信用等。这些都有利于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扩大消费。
而这一切，对个人、对企业都孕育着新的机会。
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框架中，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四大板块”正在互动、互补、互相促进。对于西部，总理说：国家将坚定不移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大开发支持力度不应减弱，不能减弱，也不会减弱。但从诸多方面看，在国家在完成区域发展布局后，“人为”制造政策阶梯的空间变得很小，西部将面临新一轮发展着力点的变化，特色产业和市场驱动将成为西部发展的新一轮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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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的调整和重新排序之中,世界各国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美国拟回归实体经济,实质上都是为了在新一轮全球布局中拔得头筹。我国应化“危”为“机”,在结构性调整与周期性调整中寻求突破点,全方位思考经济发展模式变革的总架构。从这样的全球性角度看、创业板的开板,是我国探索适合国情的创业型经济发展之路的一个标志。
经济增长的实践表明,内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大量的创业活动。作为知识、技术、管理、资本与创业精神互融的新型经济形态,创业型经济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跃升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就业型增长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创业型经济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形态呈现新趋势,因此科学认识创业型经济的成长规律,探索创业型经济的发展路径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面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应对危机不只是对原有经济结构的简单恢复,更重要的是依靠新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对新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新构建。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经济危机往往会催生新科技的突破,从而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每当世界经历一场大的危机后,都会催生新的技术革命,推动新兴产业、企业群体和企业家的诞生和发展,带动整体经济步入新的繁荣。
创业型经济的蓬勃发展是个人、企业、组织、社会、政府多方合力的共同结果。从根本而言,发展创业型经济不仅仅是简单的创业扶持或政策性倾斜,更重要的是努力构建创业型经济体系。尽管我国属于创业活动高活跃国家,然而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劳动力结构等还存在着既往传统经济模式的烙印,与创业经济相适应的创业孵化体系、风险投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配与激励制度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等一整套的制度结构尚不成熟,体制障碍成了构成创业经济的基本制度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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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1月28日春季经济预测，全球经济增速调低至0.5％，为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最低。根据其预测，2009年发达经济体情况最为惨烈，总体下降2％左右，其中美国1.5％，欧洲2％，日本2.5％。新兴市场尽管有可能成为增长发动机，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也只有6.75％和5％。相比于IMF2008年11月6日的最近一次经济预测，此次预测显示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
根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官方界定，此次危机发生于2008年年初。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08年12月30日2009年美国经济预测，认为美国主要研究机构对这场经济危机总体上显示悲观态度，专家认为这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短期来看，这一轮经济衰退是自2001年最近一轮经济衰退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最快的一轮，比1991～1992年第一次海湾危机时的经济衰退严重，失业率已经接近10％。往前回溯，自二战结束以来，算上此次危机，一共发生过11次危机。从发生频率上来看，二战结束之时较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媒体的报道过分担忧，职业经济学家认为这轮危机会于2009年年末结束。目前的争论在于，到底是在第一季度结束还是要延迟至第四季度。乐观意见认为美国经济将于2009年春季开始复苏。麦肯锡公司于2008年11月上旬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全球公司高管中有2／3人士认为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持续恶化。接受此次调查的51％人士认为此轮经济危机将于2009年年末结束，但46％人士认为要推迟到2010年或者更晚。尽管如此，如果就衡量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GDP而言，NBER认为该值直至2008年中期之后才开始下降。进一步就部门经济而言，2005年年末地产业就已开始下跌。
因此评估危机的爆发时段与涉及深度，部分还取决于具体的经济部门以及地区。从地区来看，麦肯锡公司调查显示北美和印度的公司高管持相对乐观态度，而欧洲的公司高管多数认为全球经济至少要到2010年才能恢复。根据这份报告，印度和中国的公司高管对未来经济抱有信心，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北美、欧洲有60％公司高管认为经济将下滑。对于何种指标可以作为预测经济上扬的迹象时，公司高管普遍认同销售额、消费者状态、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等。
对于某一个经济体而言，大概需要多久才能恢复过来呢?平均来看，经历过银行危机的国家大概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而要恢复危机前的发展趋势还需要两年。雷曼兄弟、美国国际集团等华尔街金融大鳄的惨境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滑，已经显示大危机的全球破坏力。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6％(从2007年最高1560点下跌到2008年9、10月份的900点)，目前还看不到底线。如此惨烈的状况并非独一无二，例如日经225平均指数曾从最高峰下跌48％(1989年12月29日～1990年10月1日)，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韩国、泰国的股指分别下跌65％、72％和85％，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标准普尔500指数也下挫49％(2000年3月24日～2002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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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迪拜债务危机和雷曼兄弟公司危机不可同日而语，这不是发生在～个世界金融核心的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金融危机事件，而是局部发生在金融系统之外的一个大型企业资不抵债的危机，所以它不会带来新一轮金融风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认为，迪拜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影响比较小。与冰岛当时发生的危机相比，迪拜此次危机发生的时间是世界经济止跌反弹，国际金融环境改善，全球流动性增加之际，由于当前外部环境比较好，融资渠道比较多，处于危机中的迪拜世界公司成功重组的可能性较大，因此预计迪拜不会陷入冰岛那样的危机。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陈炳才指出，迪拜危机是因为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跌，资金链条断裂，工程项目太多而停工所造成，是实体经济的危机。这一危机本应与欧美由金融衍生品价值缩水导致的房地产价格暴跌同步反映，但由于金融危机期间债务没有到期，国际资本又大量流向迪拜，迪拜的债务问题在2008年才没有显现。因此，迪拜危机可以说是旧有危机的新反映，并非一场新的危机，不会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实质影响。 专家认为，债务危机与金融衍生产品导致的危机不同，前者杠杆率较低，传染性不强。目前，迪拜世界公司只是将偿债日期推迟了六个月，是资金链临时的断裂，而其自身拥有的地产项目和港口资源都是优质资产。即便迪拜世界破产，西方国家银行也会沿用处理墨西哥、韩国企业债务危机的方式，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政府提供救助资金，让困难企业债务转化为政府债务，避免企业破产，保障银行的安全。
此外，由于迪拜是中东地区的转口贸易中心，其非石油贸易占阿联酋国家的70％，依靠设立自由贸易区和免税吸引外商，旅游业发达进而带动了大量房地产投资。专家认为，迪拜的贸易，港口经济和休闲，旅游等非石油经济增长性比较稳定，债务危机有望在未来两三年内得以解决。
但不可否认的是，迪拜债务危机的出现，使得近期投资者信心遭受打击，美元，日元和各国国债成为资金避险的场所，新兴市场，股票和商品市场则遭遇了资金的流出。危机的间接影响还是应引起高度警惕。
短期内，热钱的流动速度可能会加快，全球资本对新兴市场投资也可能会受到>中击。长期研究迪拜经济模式的中国安邦咨询公司首席研究员陈功说，迪拜事件最大的问题是全球资本对新兴市场模式的信任是否可以持续，如果迪拜摧毁了全球资本的信任，那么毫无疑问将引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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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前后的贸易救济状况
贸易救济是WTO框架内所允许和规范的措施,它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维护国际贸易领域的正常竞争秩序,也有可能成为某些国家保护国内落后产业的工具,阻碍正常的贸易。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救济已成为世界各国针对中国产品所广泛使用的贸易保护手段。
(一)近15年来全球贸易救济总体状况
1995～2007年,全球贸易救济调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到2007年降至最低点(见表1)。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以反倾销调查为例,2008年较2007年增加了28%,据WTO估计2009年全球反倾销立案数将可能增加到230～250宗。但是,由于各国政府对贸易保护主义危害的充分认识,通过频繁的双边及多边贸易磋商,并未出现广泛的贸易限制、保护措施以及严重的贸易对抗。WTO认为2008年10月以来新增贸易限制或扭曲措施最多影响全球商品贸易的1%,未出现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贸易战景象。特别是2009年第4季度,全球贸易救济调查自危机爆发以来首次出现下降,标志着国际贸易摩擦的进一步趋缓。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贸易救济威胁
在本轮危机中,与世界贸易总体状况相反,中国深受贸易救济之害。以反倾销和反补贴为例,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见表1)。过去的2009年,国外对华共启动116起贸易救济案件,从数量上看是近15年来最高,从涉案金额来看更是大幅增加。综合来看,当前针对我国的贸易救济案件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1.反倾销是贸易救济的主要形式,但贸易救济措施叠加的案例不断增多。当前,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案件激增,案值越来越大,贸易救济措施多样化。反倾销仍然是贸易救济的主要形式,同时贸易救济措施叠加的案例不断增多,尤其以双反案最为典型。
2.贸易摩擦的争执点从单个产品逐渐扩散到整个产业。比如2009年我国钢铁行业受到贸易救济调查的产品从普通的钢铁产品,逐渐扩大到石油管材、无缝钢管、压力管等中高端产品。相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出口美国的钢铁产品,除了热轧的两款产品外,几乎已经全部遭遇美方双反调查。
3.传统优势出口产品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国别和地区日益多元化。比如,2009年国外对华纺织产品启动的1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11个国家,除了印度和美国,还包括阿根廷、埃及、巴西、秘鲁、欧盟、多米尼加、南非、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等。轮胎、化工原料等一些我国传统的优势产品在出口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现象。
二、后危机时期不同经济体对我国贸易救济调查的趋势
国际贸易摩擦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和传染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摩擦频繁发生。这里选择美国、欧盟、印度和巴西等4个代表性的经济体,从历史趋势看后危机时期他们对中国贸易救济调查的可能发展。
(一) 美国
美国是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作为此次危机的发源地,在其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出现了“购买美国货”这一具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条款。之后,美国频繁使用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贸易救济手段,引发多国的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代表性事件包括2009年9月通过的针对中国产轮胎的特保案,涉及金额22亿美元,波及中国10万产业工人;同年11月,对中国进口油井管征收反补贴关税,涉及金额27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对华贸易制裁案件。据统计,2009年全年,美国对“中国制造”发起了10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2起反倾销调查、1起特保调查,案件数量同比增长53%,涉案金额增长800%。
2007～2009年美国启动了针对39种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其中90%涉及中国(见图1),体现出强烈的指向性。有趣的是,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8年二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仅5种进口产品受到调查,而在危机有所缓和的2009年二季度至四季度中,有13种进口产品遭到调查,出现反倾销调查的小高峰。当前,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基本特点是:(1)多重贸易救济调查的合并使用;(2)从启动到作出终审裁决的时间明显缩短;(3)实施贸易制裁的比例提高;(4)极高的贸易制裁税率。因此,后危机时期中国对美出口企业仍需面对极为严重的贸易救济威胁。
(二)欧盟
欧盟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总体而言,欧盟对华贸易救济较美国温和。危机爆发以来,欧盟维持了基本稳定的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强度(图1)。反倾销是欧盟对华主要的贸易救济手段,2008年和2009年分别启动了6起和7起对华贸易救济调查。2009年启动的案件涉案商品是扫描仪、钼丝、葡萄糖酸钠、铝合金轮毂、聚酯高强力纱、熨衣板、长丝玻璃纤维。但是,2009年三季度经济形势趋好的背景下,欧盟启动的新调查却达到顶峰。后危机时期,欧盟对华贸易救济如何发展尚不确定。
(三)印度
据WTO统计,自2008年10月至2009年10月,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占总调查数的80%,这其中又有77%是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运用贸易救济措施来限制中国产品,印度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印度一直是全球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2007～2009年,印度共针对37种中国进口商品发起反倾销调查(见图1),主要涉及化工产品、医药、纺织品、玩具等中国优势传统产品,以反倾销为主要形式。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中国已成为印度贸易救济调查的最大受害国,后危机时期中国企业在对印出口中要充分意识到潜在的贸易救济风险。
(四)巴西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巴西经济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连续两个季度下滑。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开始回升,第四季度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4.3%。巴西作为拉美市场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在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就反倾销调查立案数而言,2007～2009年巴西对华贸易救济略低于欧盟的水平(见图1)。2009年,巴西先后对我国的合成纤维毯、合成纤维针织布、桌上用玻璃器具、合成纤维针织布等产品启动了反倾销调查,但总的来看,巴西对华贸易救济的强度较低,后危机时期中国企业可以在巴西寻求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三、后危机时期中国企业应对贸易救济的策略
第一,企业应熟悉WTO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积极应对贸易救济调查。危机爆发以来,面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企业在熟悉WTO规则,特别是有关贸易救济法规的前提下,在WTO框架内积极应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国内企业在这方面已有成功先例,如2009年6月17日,欧洲初审法院就浙江新安化工集团欧盟草甘膦反倾销措施一案做出裁决,裁定欧盟调查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错误解释了所适用的法律,未合理考虑中国企业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不恰当地否决了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待遇,决定废除欧盟对新安化工集团草甘膦的反倾销税。
第二,涉案企业是遭遇贸易救济调查时积极应诉的核心。尽管有些企业已经积极应诉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从整体上看,很多涉案企业仍对遭受调查消极观望,抱有坐享其成的想法。按照WTO相关规定,案件审理部门就可对不应诉的企业直接做出“缺席审判”,这就意味着企业将多年苦心经营开发出来的市场拱手相让。美国商务部今年年初对中国大陆产礼品盒和丝带初裁征收最高达231.4%的临时性反倾销税,作为行业龙头,姚明织带公司积极应对美国对中国和台湾丝带产品的反倾销诉讼,最终以“零”关税成绩获得初裁应诉成功。但是同行们却没有那么幸运,放弃应诉的另一家企业必须面对231.4%的惩罚性关税,而其余企业也被裁定征收115.7%的倾销税。
